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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的美范文1
一、自然美的内涵及本质
自然美是指存在于自然界的事物的美。“所谓自然事物，也是指自然发生而不依存于人或社会关系的纯自 然的事物。”（注：蔡仪：《美学原理提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如雄伟的峨嵋、妩媚 的西湖、幽雅的雁荡、神奇的泰山等。它包括单个自然物与自然现象的美，也包括由多个自然物与自然现象所 组成的大自然的风光美；它既包括春光明媚、色彩柔和、奇花异草组成的、给人以赏心悦目的自然界的优美， 也包括乌云翻滚、雷鸣电闪、狂风暴雨、奇山异水所组成的自然界的壮美。自然美是与社会美相对而言的，并 与社会美共同组成现实美。
自然美的内涵的丰富性，决定自然美的本质的多元性。关于自然美的本质，有很多不同的说法，笔者根据 自然美在语文课文中的表现，认为至少有如下特点。
第一，自然美具有物理属性。自然美与社会美不同，它是侧重于形式美的，由一定的自然物质属性构成的 自然美的形式，它是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也可以说，课文中美的自然景物是对社会现实中具体的自 然景物的描绘，离开了社会现实中自然物的物质特性本身，就无法描绘出自然美。《天山景物记》中天山地区 的灵山秀水、奇葩异卉、珍离异兽，都是不依附人类而独立存在，具有自然的特性，没有这些特性，碧野就无 法描绘出天山自然美的奇特。既使像杨朔描绘的虚无缥渺、变幻无穷、气象万千、绚丽多姿的仙境——“海市 蜃楼”，也是对自古以风景优美著称的蓬莱城和生活在当地渔民的欢乐劳动和幸福生活的描绘。
第二，自然美还具有社会属性。自然美虽以自然物的物质属性为基础，但最根本的还是因为它是社会实践 的产物。作者对现实中自然美的描写，不是纯客观的描摹，而是对自然物的物理属性进行选择、想象、加工过 的，这些自然物的物理属性必然带有作者的主观色彩，是人的本质力量在自然界对象化的自然，成了人与自然 关系的产物，人与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课文中的自然美不仅仅反映了现实自然景观的形态，而且反映了作者 对现实自然景观的认识和评价，反映了作者组织语言艺术符号系统的方式特点，再现现实自然美的技巧，更反 映了作者的审美情趣，因而带有作者鲜明的情感性和创作性。同一自然景观，由于作者选择描写的角度不同， 作者的经历、身份和当时的情感不同，描绘出来的美也会不同。如看荷花，由于作者心情不同，反映出来的美 也会不同，杨万里看到的是荷花的色彩，“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反映了作者欢快的心情；而 周敦颐看重的是荷花的气质，“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表现出作者在混浊的世界中不同 流合污，孤芳自赏的思想感情。
第三，课文中的自然美是由语言艺术符号描绘的。它不像绘画、雕塑等那样直接展示出自然景物的形状、 色彩、变化形态，缺乏形象的鲜明性和确定性，就必然产生把握自然美的间接性、模糊性，需要读者利用自己 以往的生活经历，见到自然景观，联系起来在脑海中浮现，才能达到理解，常常因读者的生活经历不同，见过 相似的景观不同，重新组合的表象也不同。
二、自然美的审美教育
1.入景。自然美的审美教育，首先要引导学生“入景”。叶圣陶先生说：“作者思有路，遵路识斯真；作 者胸有景，入景始与亲。”（注：叶圣陶：《语文教学二十韵》。）“入景”是欣赏自然美的第一步，只有入 景，才能感受到课文中的自然美，才能受到自然美的熏陶。如教学《天山景物记》，让学生反复朗读，然后入 景，才能感受到课文中描绘的那如诗如画的美景。由于课文中自然美具有间接性、模糊性的特点，不一定每个 学生都能够欣赏到它的美，有的学生领会语言文学能力差，有的学生在以往的现实生活体验中没有这样的经历 ，那么需要教师给予引志启发，并适当带学生到风景区去实地参观，让学生身临其境，增强直观体验，真切地 感受课文中的自然美。入景的具体方法有很多。
朗读法。一些优美的诗歌、散文，语言精炼，富有节奏感、音乐美，写景状物也出神入化，教师应指导学 生加强朗读。有声有色的朗读，能渲染气氛，激感，能变无形为有形，变抽象为具体，变平面为立体。如 教学《，你在哪里》，这首诗选择巍峨高山、辽阔大地、幽深森林、浩瀚海洋等自然景观作为寻觅呼唤 总理的处所，展现了一个博大、雄浑、壮阔的空间，朗读时，要把深沉的哀思、如潮的激情与博大、雄浑、壮 阔的空间联系起来，读出亲切深情的呼唤，倾诉出强烈的思念之情，才能领会作者选择这些自然景观的美处。
直观法。利用图片、科教片、风光片等直观教学材料来丰富学生的直接经验和感情认识，增强学生欣赏自 然美的能力。如教《苏州园林》，学生没有目睹过“是各地园林的标本”的苏州园林，对苏州园林的美理解不 深，教师可以利用彩色图片，把苏州园林亭台轩榭的布局、假山池沼的配合、花草树木的映衬、近景远景的层 次以及角落的点缀、门窗的雕琢、颜色的调配等展现在学生面前，增强学生的直观。有位教师为了教学《苏州 园林》，利用假日到苏州园林里摄了很多照片，给学生观看，收到了比较好的教学效果。
描绘法。学生不可能直观地看到教材中涉及的所有的美好自然风景，教学时，就靠我们教师利用简明生动 的语言去描绘课文中的美景，让美景再现学生的眼前。如教《猎户》，教师根据课文的开头进行描绘：秋高气 爽，太阳普照，照在人身上暖烘烘的，大好的丰收年成，村子里高梁秸竖得像高高耸立的尖塔，收割的庄稼堆 成垛，像稳稳矗立的小山；田野里成群的鸽子，文静地来回走着，它们不怕行路人，在咕咕地叫着，好像在呼 唤着同伴快来欣赏丰收的景象。教师的描绘，使学生眼前展现一幅和平宁静的丰收图，令人神往，令人心醉， 似乎让学生闻到了庄稼的芬香，看到了农民丰收后喜悦的笑脸。
此外还有很多人景法。如类比法、带入法等，不一一赘述。
2.出景。除了把学生带进教材的美景中去，让此情此景变为学生的我情我景，提高学生欣赏自然美的能力 外，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跳出教材，领会作者描绘自然美的目的和课文的内涵，培养自己描绘自然美的能力。 如果说只有引导学生“入景”，才能让学生领略课文中的自然美，那么，也只有引导学生跳出教材——“出景 ”，才能让学生高屋建瓴地理解自然美的本质。
根据自然美的社会属性，作者不是为写景而写景。人们总是把自然美与人类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带上人 类的主观色彩，作者写景的真正目的是写人，表达作者的情感和写作目的。那么，我们在教学课文中的自然美 时，要引导学生跳出自然景物，去发掘作者描绘自然的深层内涵。
由景理情。王国维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注：王国维：《人间词话》。）况周颐也说：“情真景 真，所作必佳。”（注：况周颐：《蕙风词话》。）人们常说：“借景抒情。”可见景与情二者之间息息相关 ，密不可分。情是景的基础，景是情的表现。在课文中，以美景抒乐情，以坏景抒哀情是极常见的，也有些课 文用乐景写哀情，或用哀景写乐情。那么在分析课文中的自然美时，必须联系人物的心情，即由景理情。如《 故乡》开头的景物描写，阴沉的冷色调正好贴切地表达了作者阴沉的心境、悲凉的情绪。荒凉的景物与悲凉的 感情和谐地交融在一起，深化了文章的内涵。又如《春》作者热情洋溢地描绘春草、春花、春雨几幅春天的图 景，喜悦赞美之情溢于言表，我们似乎可以感觉到作者沸腾的血，滚烫的心；再如《香山红叶》写香山风景的 奇丽和红叶的色与味，抒发饱经风霜的老向导在新社会焕发出自豪奋进的激情，《果树园》开头从听觉、视觉 、嗅觉等方面来描绘果树园迷人的景色，抒发翻身农民摘果子时的欣喜之情。总之，由景理情是欣赏自然美的 基点。
由景想人。课文中的景物和人物密切相关，因为人物必须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中，人物的思想、性格和周围 的自然环境有很大关系。如北方人的粗犷、豪爽，南方人的细腻、敏捷，都与各自生活的自然环境有关。作为 反映生活的作家，写景常常是为了写人，用景物来衬托人物的性格。“自然环境描写常常起渲染气氛、烘托人 物的作用。”（注：周庆元：《中学语文教学原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页。）如《风景谈》 ，全篇由六幅风景图画组成：沙漠驼铃、高原归耕、延河夕照、石洞雨景、桃林小憩、北国晨号。这六幅风景 图寄托着作者的情与思。作者表面上谈风景，实际上写主宰风景的人，赞美的辛勤劳动和崇高精神征服自然、 改造环境、振兴民族的延安儿女。又如：《白杨礼赞》、《爱莲说》、《松树的风格》都是通过赞美自然物来 赞美人的精神品格。那么引导学生欣赏课文美景时，不能离开课文中的人或作者，要由景想人。
由景想义。“义”是指文章的意义、主旨、中心思想。文章的意义常常体现在作者的描绘的生动的画面之 中。“画中有诗”。生动的画面又常常由美丽的、多姿多彩的自然景物组成。如《荷花淀》的开头描绘了一幅 美丽富饶的水乡图。在时期，充满紧张的战斗气氛的课文中，为什么描绘这么一幅美丽富饶的水产图 ？引导学生分析得出：这幅美丽富饶的水乡图，既展现了白洋淀优美的风光，衬托着生活在其中的人物水生嫂 纯洁朴善良的美好心灵，景物衬托人物；更为重要的是为歌颂水乡人们拿起枪杆保卫家乡而参加战斗这一主题 打下基础。
自然科学的美范文2
【关键词】 自然科学实验 多媒体技术 探究
实验在自然科学教学中是最常用和最重要的教学手段，通过自然科学实验的演示和操作，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提高教学质量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自然科学实验的主要形式有演示实验和学生实验两种。要过好实验关，教师必须切实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坚持亲自准备实验，提前试做实验，切不可只靠实验员准备好，自己在课堂上无的放矢；第二，不要怕麻烦，对实验现象差、成功率低的实验，要反复做，寻找突破口，力争做到演示实验成功率百分之百；第三，对有些因器材缺乏或难度较大的实验，可以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辅助实验，从而提高实验的可操作性和直观性，确保实验能按期顺利完成。现就我在日常的自然科学实验教学中，如何应用多媒体技术优化自然科学实验教学的探究，作如下的总结：
一、 运用多媒体技术优化实验的实效性
由于多媒体可以进行动态的演示，将实验操作的内容用文字、图像等形式制成动态的多媒体课件呈现在投影屏幕上，把学生的眼、耳、脑等器官都调动起来，使学习内容变得生动有趣，容易记忆、理解和掌握，增强实验的实效性，加深学生对自然科学知识的理解、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在观察欧姆定律演示实验时，我先做实物演示实验，可能由于讲台桌上的实物相对较小，导线的连接相互交叉，学生观察时，可能不是十分的清楚地观察到电流表和电压表读数的变化情况，所以也就不能更深刻地理解欧姆定律中电流、电压和电阻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了能让学生进一步更深层次的理解欧姆定律的内容，我应用自制的多媒体课件，将演示实验的内容以动态的课体形式投影到大屏幕上，当教师移动滑动变阻器时，就会产生的各种各样动态变化，如电流表、电压表指针的偏转、小电灯的亮度变化等，都会一一展现在学生眼前。这样学生就直观地观察到实验中各种数据的变化，以及各种物理量的变化关系，使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牢固地掌握知识，同时大大激发了学生自然科学的兴趣。
二、应用多媒体技术、加强实验现象的明显度
在自然科学的实验中有时因化学反应速度很慢或产生的实验现象不十分的明显，从而导致有些实验失败或现象不明显，从而影响到学生学习的兴趣，造成学生对科学知识的可信度降低，致使想通过实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的教学目标未能达成，如果采用多媒体技术让学生在计算机前进行某些实验的模拟操作，将大大提高学生实验的明显度。例如：做金属铁的缓慢氧化实验时，由于该实验的化学反应很慢，在课堂40分钟的时间内学生根本不能观察到应有的实验现象，为此，我设计制作一个多媒体课件，在课堂上让学生在计算机上进行模拟实验操作，通过计算机学生能很快就观察到金属铁发生缓慢氧化时所产生的各种现象，从而达到实验教学的目的。再如：做二氧化碳的密度比空气大的实验时，如果直接用天平给予测量，由于天平的测量精确值只有0.1克，当二氧化碳从天平一侧的烧杯中缓缓倒下时，因烧杯中的质量增加量要远小于0.1克，所以学生在进行实验操作过程中会发现天平没有象预期的那样发生倾斜，而是依旧保持平衡，实验很难成功，于是学生可能会对二氧化碳的密度大于空气的密度这一结论产生怀疑，如果采用计算机进行模拟实验，这一难题就迎刃而解了，当学生在模拟实验中的天平一侧的烧杯中倒下二氧化碳气体时，天平就发生明显的倾斜，这样即成功地完成了实验的操作，又加深了对知识点的理解。
转贴于 三、应用多媒体技术，增强学生对知识的探究精神
在自然科学的实验教学中应很好地启发学生的探究精神，比如实验条件的改变会导致实验现象发生怎样的变化，以及在化学实验中一旦操作失误，不仅会导致实验失败，造成仪器损坏，还会引起某些危险的现象，如果在实际的实物实验操作时进行某些危险性现象的演示，可能会因产生某些不安全的因素而引起学生的恐惧心理，影响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探究精神的发展。采用多媒体技术对实验操作进行模拟，这样让学生在计算机前进行模拟实验操作，以掌握正确的操作和对不正确操作的理解，再进行实验，将大大提高学生实验的有效性和学生的探究精神。比如做植物光合作用的实验时，学生事先已知植物光合作用的强弱受光照强度、水、二氧化碳、叶绿素等因素的影响，但该实验的实际操作有一定的难度，再加上受时间影响的关系，所以该实验的成功率和明显性一般都很低，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如果改用多媒体课件的形式，实验结果就大为不同了，当学生改变影响植物光合作用强弱的任何一个条件时，都能明显、及时地观察到不同实验条件下所产生的不同实验现象和实验结果，从而进一步激发学生探究新知识的欲望和学习的热情。再如：做用氢气还原氧化铜实验时，应在加热试管前先给试管通一会儿氢气再加热试管，化学反应结束时应先停止加热再通一会儿氢气，不然实验时易使反应产生的水倒流入试管，使试管炸裂。为此，我设计制作一个多媒体课件，在课堂上让学生进行模拟实验操作，操作正确的，计算机给予鼓励，一旦学生操作失误，计算机对失误操作所引起的后果进行现场模拟，使学生加深对操作错误会引起危害的认识，然后再行进实物的实验，这样不仅提高了实验的成功率，深刻理解正确操作的必要性，而且能使学生体会到对知识要有探究精神的重要性。
四、应用多媒体技术，强化学生实验操作的技能
在自然科学实验教学过程中，对一些实验装置和操作技能感困难的学生，应用多媒体技术为这部分学生先进行模拟操作，训练实验操作技能，然后再进行真正的实验。能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例如制取氧气的实验操时有这样一些技能要求：①在实验前先进行装置的气密性检查，②在试管里加入适量的高锰酸钾，管口放一小团棉花，塞上有导气管的橡皮塞，并用铁夹夹住试管口1/3处，让试管口略往下倾斜，③把集瓶装满水倒立在水槽中，④点燃酒精灯加热试管，把导管放在水槽里；⑤待氧气把集气瓶中的水排出后，用玻璃片在水中把集气瓶的瓶口盖住，并把集气瓶移出水槽。⑥收售氧气完毕，必须把导气管移出水面，再熄灭酒精灯，不然导气管中的水会倒吸，使试管遇冷炸裂。这一系列的操作技能，光靠教师在课堂上的实验演示和教师的讲解，并不能使学生真正理解和掌握整个实验过程，如果运用多媒体技术设计一个全开放的实验环境，让学生在实验中自由选择实验所需仪器药品，当错误选择后，计算机给予正确提示，然后由学生自主地用所选的仪器搭建实验装置，整个装置完成后，由计算机给出评价，并对不正确的装置给出实验后可能产生后果的进行现场模拟，比如试管口未向下倾斜产生水倒流到试管底部使试管破裂；又如试管口没有塞一小团棉花时，在计算机进行模拟实验时，就会发现实验过程中会有高锰酸钾粉末通过导气管进入水槽中使水槽中的水变成了紫色等等。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模拟实验操作，学生基本上能很好地掌握了实验操作的技能。
总之，计算机多媒体技术集声音、画面、文字于一体，能展示微观世界，微缩宏观世界，模拟实验现象，打破了学生认知中的时空界限，用各种感官来感知信息，使学生能真正自主地参与教学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教学过程符合学生的思维习惯。同时在自然科学实验教学中运用多媒体参与辅助教学，对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理论知识，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把现代教育技术与实验相合，必将丰富实验的内涵，增强实验的功能，最大限度地了挥实验在教学中的作用。
主要的参考文献
《教学新理念》，汪潮，文汇出版社
《新课标科学探究性教学实例》，陆昌然，宁波出版社
自然科学的美范文3
什么是科学精神?长期以来,学界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梳理相关文献,我们发现,不少学者将科学精神的蕴涵概括为如下几个精神气质:理性精神、求实精神、创新精神、怀疑精神、宽容精神、竞争精神、执着精神、献身精神、批判精神、全人类精神等(戎章榕,1998;徐志远,2001;吕前昌,2002;刘国建,2003;边玉芳、任碧翔,2003;李醒民,2005;金俊岐、宋屹东,2009;徐莉,2009;王金福、宋新康,2009;许永祥、刘学求,2009)。很显然,对于科学精神的概括,学者们突出了科学精神尤其是自然科学精神所具有的独特的品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探索客观的自然界,审慎地总结自然运行规律,立足创新、善于质疑,最终将科技成果服务于全人类。
然而,我们认为,在讨论科学精神的内涵时,必须首先把握四点基本要素。其一,科学精神的生发点亦即立足点何在?其二,为什么要培育科学精神?亦即秉执科学精神的最终目的和归宿点何在?其三,科学精神的涵盖范围,事实上,目前对于科学精神的探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仅限于自然科学精神,然而,自然科学的科学精神是否就足以代表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内的科学精神?其四,科学精神的运施,须要沿着自己独特的轨迹和方向、寻求特定的准则和宗旨,换句话说,这种轨迹和方向、准则和宗旨才真正指引、培育乃至代表了以上诸种科学精神。
对于第一点要素的回答,我们认为,科学精神的基始点是“人”。 科学精神是人类在认识、探索整个自然、人类社会过程中所培育、积累而成的精神品质,它立足于“人”,生发于人的实践和认知,产生于人对真善美的追求。
第二点要素事实上是第一点要素的进一步延伸。很显然,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探索、认知,其最终成果还是要服务于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科学精神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在于人,人类对于科学精神的培育、积累和传承,最终恰恰是要依凭这种精神气质,规范人的实践和认知,促进科学成果的顺利研发和运用。正如默顿所言:“科学精神是带有感彩的一套用以约束科学人士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
对于第三点要素的回答,我们认为,谈论科学精神是什么,就必须避免把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科学应当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统一体。梁启超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就批判了那种把自然科学理所当然地视为科学的狭隘的科学观,明确指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同样是科学。因此,本文认为,在讨论科学精神时,不应当仅仅局限在自然科学这一领域之内,把科学精神简化成自然科学精神,而是要从整个科学总体出发,探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之共性,以进一步提炼科学精神。
如果说,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发展、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两个向度出发,探讨人的本质问题,那么自然科学与前两者有没有共性之处?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为我们作出了解答:“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3]。”因此,事实上自然科学也是探讨人的本质之实现的科学,是通过对自然界的探索、通过人的实践及其对象化而确证人自身、展现人本质的科学。
我们认为,对于以上三点要素的回答,最终都将归结到第四点。既然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的科学事实上分别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自身的发展这三个向度出发,以探讨、确证人的本质,那么,在科学实践过程中,什么样的科学精神才能够保证这三个向度按照既定的轨迹运施?我们认为,恰恰是“真、善、美”的彰显与展示,实现着科学精神的本质――自然科学力求探索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和本质,实现的是对“真”的追求;社会科学力求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期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互动,实现的是对“善”的追求;人文科学体现了人类对自我的认识,确证的是合乎伦理的美好生活,实现的是对“美”的追求。毋庸置疑,文章开篇所列举的诸种精神,如求实、怀疑、执着和创新精神等,事实上都体现了“真、善、美”的蕴涵。
2 如何培育海西所需的科学精神
随着2009年5月《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颁布实施,海峡西岸经济区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期。《意见》中“总体要求”部分指出,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六个“着力”为要求,将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成为经济持续发展、文化更加繁荣、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和谐区域。可见,“总体要求”凸显了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的总体思路和举措。那么,如何从科学精神的角度出发,以“真、善、美”的精神品质,推进并实现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快速发展?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包含两个子问题,其一,“真、善、美”的科学精神如何指导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其二,如何在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过程中培育“真、善、美”的科学精神?
对于第一个子问题的回答,我们认为,应当首先意识到,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首要目标在于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而在推进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当中,以能源、制造、基建为主的第二产业恰恰处于主力军的位置。而第二产业亦即工业的发展,事实上需要自然科学之“真”的科学精神的带动和引导。正如马克思所言:“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3]。”也就是说,人类借助自然科学这一认知手段,追寻和把握自然界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用以指导和实现人对于自身发展的诉求;而对于这一追寻和把握的最本质、也最能贴近人之生活的实践手段,是立足于自然科学的工业。因此,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应当立足于区域内的实际的工业状况,如地理环境、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因素,以此奠定经济发展的坚固基石。
其次,我们还应当意识到,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收入差距过大乃至两极分化,是社会必须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对此,社会科学之“善”的科学精神恰恰为这一目标的达成提供了精神旨趣。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为主的社会科学,探索的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着力实现的是民生的改善和社会的稳定和谐,亦即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言:“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3]。”我们认为,这里的“对象世界”不仅仅是自然界,还包括人类社会,正是在对人类社会的不断构建和完善的过程当中,人确证自身的类存在。当然,“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这又势必需要人文科学之“美”的精神品质,以保证人在处理与自然界、社会、他人乃至自身关系过程当中,遵循着合乎伦理的价值准则。
针对第二个子问题的回答,我们认为,除了加强教育与宣传之外,更应当把“真、善、美”的科学精神纳入意识形态的范畴内予以把握。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包含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和哲学等形式,决定于经济基础。很显然,这里的意识形态更具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意义;此外,哈贝马斯结合发达工业社会的现状,揭示了科学技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两重性――实践形态是第一生产力,观念形态是意识形态。可见,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因此,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理应通过知识分子的认知和实践,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在社会诸结构中“凝化”“真、善、美”的科学精神,以此发挥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正面功能。
3 结论
综上所述,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需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引,与此同时,以“真、善、美”为主旨的科学精神亦能够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提供独特的助益。而要加强对“真、善、美”之科学精神的建构和培育,则应将科学精神上升为意识形态的范畴,以期从总体上影响实践者的认知模式和行为准则。当然,“真、善、美”之科学精神的确证,最终体现在海峡西岸经济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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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的美范文4
关键词：自然科学 诠释学 自然科学诠释学
Abstract: The natural sciences before scientific revolution were hermeneutical， but when it comes to the modern natural science， only with respect to ontology it is completely hermeneutical. As far as methodology is concerned， only the basis of modern natural science is hermeneutical， and the normal scientific research itself is not hermeneutical.
Key words: natural science; hermeneutics; hermeneutics of natural science
自然科学的诠释学问题在两个层面上一直都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首先，自然科学究竟是不是诠释学的？其次，如果是，它又如何是诠释学的？在什么意义上是诠释学的？在何种程度上是诠释学的？
这里将跳过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直接从历史的角度切入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在我们历史地澄清了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以及它在什么意义上和在何种程度上是诠释学的这样的问题之后，也自然对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给予了一个肯定的回答，而且是一个被清楚地澄清和界定了的肯定回答。
一、古代、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诠释学与自然科学
“诠释学”一词来源于赫尔默斯(Hermes)。赫尔默斯在希腊神话中作为诸神的一位信使，其任务是来往于诸神与凡人之间，给人翻译和解释诸神的消息和指示。由于神的旨意在许多情况下是通过自然现象来体现的，自然万物本身也都体现着诸神的到场，所以，古代的诠释学也意味着通过自然现象来解释神的消息和指示。又由于占卜等也是一种猜测神的旨意的技术，所以柏拉图在《伊庇诺米篇》中把占卜术与诠释学归为一类。
在中世纪，诠释学主要是圣经诠释学。不过，对圣经的解释也包含着对自然的解释，因为自然被认为是上帝之手写就的大书，被称为“自然之书”。“自然之书”观念可以追溯到圣经的经文。在教父时期，许多神学家都发挥了圣经中所包含的自然之书观念。在中世纪，自然之书观念则广泛流行起来。
所以，古代和中世纪的诠释学本来就没有把自然排除在外，它因而包含着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也可以说，古代和中世纪的自然科学作为对自然的解释，本来就是诠释学的。
这样的诠释学自然科学一直延续到近代科学革命时期。在文艺复兴开始的时候，这种自然科学甚至呈现出日益繁荣的局面，而且也正是这种繁荣才拉开并推动着科学革命的进程。狄博斯说：“尽管我们指出数学抽象和量化的出现对于近代科学的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在当时的意义似乎不如现在这么重要。对于当时的许多人来说，回复到‘真正的’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似乎远为重要。”（[1]，p156）
文艺复兴时期的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以当时广泛流行的赫尔默斯主义（Hermetism）为代表。这个赫尔默斯是一位被附会为埃及智者的人物，并被认为是由费奇诺（Ficino）所翻译的《赫尔默斯全集》的作者。他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法术复兴中最为重要的人物”（[2]，p.18）。赫尔默斯主义属于新柏拉图主义，它的最大特点是使用自然法术（包括炼金术和占星术等）来研究对自然的控制，把自然法术看作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在它看来，隐蔽着的自然的神秘力量、日月星辰的支配性力量等都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可以解释和运用的，自然法术就是探讨自然过程的最完美的科学。帕拉塞尔苏斯及其学派的活动就典型地代表着这个时期自然科学的自然法术特色。
以“自然法术”形式存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不仅是要理解和解释自然中的神意和神秘力量，而且更在于要把这种神意和神秘力量运用于人的实践活动之中。它与古老的诠释学一样，是“理解的技巧”、“解释的技巧”和“应用的技巧”的完整统一，属于一种特殊的“实践智慧”，所以也应该属于诠释学的范围。
另一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赫尔默斯主义与“自然之书”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从更早时期流传下来的“自然之书”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乃至整个科学革命时期都是自然科学的一个突出特征。
在文艺复兴时期，《圣经》和传统自然哲学著作的权威一步步受到削弱，自然之书的重要性则越来越为自然科学家们所认同。人们“抛开盖伦、阿维森那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对自然进行界定——它是由上帝亲自书写、制作并编辑起来的图书馆”，“每一块土地都是自然之书的一页，而那些想探究自然的人必须用双脚踏在自然之书上”。（[3]，p195） 托马斯梯米（Thomas Tymme）在1612年的书中说：“自然之书的智慧……吸引我们去思索伟大的、难以理解的上帝。我们会为他的伟大的作品而感到荣耀，因为各种天体的规则运动……各种元素的联系、一致性、力量、道德以及美……又有如此多的诠释学者在教导我们，上帝是它（他）们的动力因，他们侍奉的上帝作为终极因显现在它（他）们之中，并为它（他）们所证明。”（转引自[1]，p20。对照旧译本做了稍许改动）
作为近代物理学奠基人而为科学革命做出卓越贡献的伽利略也没有跳出自然之书的观念。他认为，我们能在上帝的所有工作中发现上帝的伟大，能在打开着的宇宙书卷中读到上帝的伟大，自然之书包含着深刻的无穷奥妙。对于神圣的自然之书，我们须使用神圣的数学予以解读：“除非我们首先学会理解其语言并阅读构成它的字母，我们就不能理解这本书。”（[4]，pp237-238） 甚至牛顿也认为自然是真实的天启之源（[5]，pp232-3）。
二、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的自然科学和诠释学
自然法术传统和自然之书传统的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这一点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但是，自文艺复兴之后，自然科学和诠释学分别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与诠释学已经成为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
首先是自然科学经过科学革命而摆脱了自然法术传统，并逐渐远离了自然之书传统。
持有自然之书观念的开普勒比较早地批判过赫尔默斯主义和自然法术；笛卡尔的主客二分、机械论和普遍数学思想则早在自然之书观念和自然法术盛行的时候，就已经在破坏着它们的基础；伽利略在解读自然之书的时候，由于拒绝“原因”解释而仅仅使用数学描述，实际上也已经在侵蚀着自然之书传统，与自然法术更是风马牛不相及。牛顿曾全身心地从事炼金术研究，却把有关炼金术的手稿都封存起来而不予以发表。这被人看作是一个象征：接下来的世纪将是神秘主义和自然法术被封存起来的世纪。
伽利略和牛顿已经不再妄想追溯现象背后的本质，自然界对于人类的理解而言始终是不透明的，甚至是永远也无法理解的。用外在描述方式来代替解释方式并以此来说明自然，由牛顿所定型的这种力学方法，自此之后迅速地扩展到物理学的其它领域，继而又迅速地扩展到其它自然科学领域。到19世纪的时候，“实证的”自然科学已经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与此同时，自然之书观念也逐渐地在科学家那里失去了市场。地质学和生物学的革命向不变论提出了挑战，这也使人们很难相信始终变化着的自然界仍然是上帝书写的神圣之书。
另一方面，诠释学自身在文艺复兴以后的演变，也使得它越来越远离自然和自然科学。
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人们既展开了对自然的研究，又开展了宗教改革运动。就诠释学的发展来说，宗教改革的最重要成就就是圣经的世俗化。它把圣经与古典作品同等对待，而这种同等对待就使得诠释学逐渐成了对文本的一般性解释方法。在18世纪，诠释学从圣经注释方法发展为语文学方法论。到19世纪初期，施莱尔马赫把诠释学发展为关于理解和解释的一门普遍科学或艺术，使之包容流传下来的所有文本，而不只是那些古典的、权威的或神圣的文本。从此以后，自然法术就不再是诠释学所关注的对象了，而自然之书观念的衰退也使得自然这本大“书”不再被包含在诠释学的“文本”之中了。
到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实证性”和有效性给人文科学提出严重的挑战：人文科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何在？为了给人文科学奠定基础，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科学，并同时与自然科学区别开来，狄尔泰进一步把诠释学发展为人文科学的普遍方法论。在狄尔泰这里，人文科学是对世界的内在“理解（Verstehen）”，即理解世界的生命和精神，而这种理解所需要的程序、方法或技巧就是“解释”（Auslegung）。由于生命和精神具有类似性和普遍性，所以人的内在经验通过心理转换就能够进行转移，人也因而能够进入内在的精神世界。正是这一点使得以关于理解和解释的诠释学为其方法论的人文科学具有了科学性和有效性。狄尔泰确实在一定意义上为人文科学争得了自身的独特地位，但是他的做法实际上也已经默认了实证科学的强势地位，只是力争这种实证科学不要再进一步侵入到人文领域。同时，狄尔泰的诠释学也由此确认并强化了科学与人文的二分。
按照狄尔泰的说法，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可以直接观察的、没有目的的、自在的并受普遍必然自然法则所支配的物理事实，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通过观察和实验而把个别事例归入一般规律之下，但诠释学所探讨的是对生命和精神的理解和解释，而生命和精神是不可直接观察的、有目的的、从事着价值判断的、有传统的和变化着的东西。狄尔泰的“理解”和“解释”特指对所说、所写和所做的语言、文字、符号、遗迹和行为的把握，也就是对一般表达所包含的意义的把握。由此，自然科学对自然界的“说明（Erklarung）”根本就不能是这样的“理解”和“解释”。“解释”是阐释性的、揭示性的，而“说明”则是外在描述性的、因果性的。如果我们说“理解自然”，那也只是一种形象化比喻。
所以，只要把诠释学看作是纯粹人文科学的方法论，并以实证主义的方式来看待自然科学，那么，自然科学就不可能是诠释学的。
三、20世纪有关自然科学诠释学的争论
波普尔既不同意实证主义的科学观，也不同意狄尔泰仅仅把诠释学局限于人文科学领域。他认为，人的认识是对事物的一种译解或注释，是不可能不出错的；再者，知识绝不可能始于虚无，它总是起源于某些背景知识和某些问题，所有的观察都是渗透着理论的、有选择性的，总是在一定的境况中去发现某种结果。另一方面，波普尔认为，理解无疑是人文科学的目的，但同时也是自然科学的目的。人类和自然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爱因斯坦对宇宙实在的理解与人文科学中的理解至少有四点相似：“（1）如同我们由于共有的人性而去理解别人，我们可以因为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去理解自然。（2）如同我们由于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有某种合理性而去理解人们，我们可以因为自然规律中固有某种合理性或某种可理解的必然性而去理解自然规律。这几乎是所有的大科学家（至少是从阿那克西曼德以来，如果不提赫西俄德、希罗多德的话）的自觉愿望；而这种愿望至少首先在牛顿、以后在爱因斯坦的引力学说里得到某种暂时的满足。（3）爱因斯坦信中提及上帝，表明了另一种与人文科学相同的意义——试图按我们理解一件艺术作品的方式去理解自然界，把它当作一种创造。（4）自然科学里有这种情况：人们意识到自己全部的理解活动最后归于失败——这一点人文科学家进行过许多讨论；而且被归咎于其他人的‘异己性’，任何真正的自我理解的不可能性，以及理解任何一个完整、真实的东西时的不可避免的过分简化。”（[6]，pp194-5）
所以，波普尔反对“把理解的方法说成是人文科学的特点，说成是我们用以区别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标志”，认为持这种观点的人完全是把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看作是适合自然科学的唯一哲学。（[6]，p195）
波普尔的观点对于自然科学诠释学家来说是令人高兴的，但是波普尔对狄尔泰和实证主义者的否定是以朴素实在论为前提的，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又与其证伪主义观点一样犯了简单化的错误。在上述引文中，他所谈论的自然科学实际上指的都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他所列举的科学家都是一流的大科学家。当一流的大科学家探讨自然科学的基础性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作为哲学家在探讨自然哲学或科学哲学问题，这些探讨确实是诠释学的。但是，大多数具体的自然科学研究并不总是每日每时地去研究这些宏大的问题，并不总是连续不停地去提出新理论、证伪旧理论。[7] 库恩就在自然科学的诠释学问题上纠正了波普尔的这种偏颇。
波普尔的诠释学观点是在批判狄尔泰等人的观点中提出来的，库恩则是在与Charles Taylor的直接辩论中明确提出其诠释学观点的①。Taylor持有与狄尔泰相似的看法，认为人类行为的意义需要诠释学的解释，而自然现象则不需要这种解释，如果说它们具有某种意义，那其意义对于所有的文化来说也都是一样的。库恩则认为，同一个自然物体对于不同的文化或共同体来说，其意义是不同的，我们今天的天体就与古希腊的天体不同，而且这两种天体概念之间是不可通约的。这是因为关于自然界的概念都是为一种范式或一个共同体或一种文化所拥有的，从古希腊的范式到我们的范式，其中已经发生了革命，我们和古希腊人生活于不同的世界之中。
由于任何时期的自然科学都是以其从事者所接纳的一组概念为基础的，这组概念又是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必须运用诠释学的技巧才能让非共同体成员加以接受。所以，库恩把这组概念称为科学的“诠释学基础”（hermeneutic basis），实际上也是他以前所说的“范式”。但是库恩认为，在有了这种“范式”或“诠释学基础”之后，科学家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常规科学研究——则通常不是诠释学的，因为这些工作只是根据范式来解决难题。因而，库恩的最终结论是，“尽管自然科学可能需要我所说的一种诠释学基础，但是它们本身却不是诠释学的事业。”（[8]，p133）
虽然库恩在科学诠释学问题上得出了谨慎的、限制性的结论，但受到他本人极大影响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却并没有遵守他的限制。他们大都把库恩的科学共同体概念加以引申和改造，把整个的自然科学，包括具体的科学知识甚至具体的数学知识和逻辑知识，都看作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并都看作是诠释学的。不过，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大都把自然科学诠释学作为他们工作的前提，然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自然科学的社会学分析之中了。但受到欧洲大陆现象学-诠释学强大影响的自然科学诠释学家们则与之不同，他们不仅仅承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而且还对自然科学展开大量具体的考察和分析，分别从科学史、科学实验、科学发现、科学交流、科学描述等不同的方面来揭示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综上所述，自19世纪末期以来，关于自然科学诠释学问题的争论，大致已经出现四种不同的态度：受狄尔泰和实证主义影响的学者都否认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波普尔在科学哲学领域首先批判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也看作是诠释学的；库恩通过科学革命和常规科学研究的区分，承认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但否认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自然科学诠释学家则大都把“常规科学研究”也看作是诠释学的。
通过前面的讨论，可以说完全否认自然科学诠释学的实证主义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那么，对于近现代科学来说，它又究竟如何是诠释学的呢？是仅仅自然科学的基础具有诠释学性质，还是整个的自然科学都是诠释学的？如果用库恩的术语来说，这里争论的焦点显然就在于：“常规科学”究竟是不是诠释学的？
四、存在论诠释学与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至此，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诠释学本身的含义。实际上，诠释学在20世纪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革，已经完全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诠释学了。经过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的根本性改造，诠释学不仅是方法论的，它首先而且根本上就是存在论的（本体论的，ontological）。用希兰（Patrick A. Heelan）的话说，诠释学已成为指向存在的“强诠释学（strong hermeneutics）”，而不是仅指向狭义文本的“弱诠释学（weak hermeneutics）”。（[9]）
海德格尔首先把诠释学改造为此在诠释学意义上的存在论诠释学。此在诠释学要展示的是作为此在的人的本己存在的意义、一般存在的意义以及在人的周围世界中的非此在事物的意义，它也因此为认识这些事物的科学提供基本的视域或方案。另一方面，此在诠释学通过对人的生存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展示，也为历史科学（精神科学，人文科学）提供了可能性，因而在更深层次上也把狄尔泰的诠释学包容了进来。
作为此在诠释学，存在论诠释学的理解不是与“说明”相并列的一种认识方式，也不是要进入他人的内心世界。理解本身作为此在“在世”的一种基本方式，是构成狄尔泰式“理解”和“说明”之共同基础的东西。存在论诠释学的解释也不是狄尔泰那作为方法和技巧的“解释”，而是指理解的“造就自身（sich auszubilden，developing itself）”（[10]，p188），即，把在理解中所突开的存在的种种可能性整理出来。这种解释因而就具有理解的前结构，即“前有（Vorhabe，fore-having）”、“前视（Vorsicht，fore-sight）”和“前概念（Vorgriff，fore-conception）”。这种“前结构”是由事情本身所决定的，并构成解释者不言而喻的先见。
在海德格尔思想的后期，随着他的Ereignis的转向，其存在论诠释学也随之有了进一步的含义，这就是突出强调对存在意义的聆听和归属，对Ereignis的圣言（Sage）的接受和遵循。至此，海德格尔又在存在论层次上回复了诠释学的某种古老的意义：诠释学首先意味着“承载消息和音信”（[11]，p29），“在引出音信、保存消息的意义上”（[11]，p32）来使用“诠释学”这个词。
加达默尔遵循海德格尔的思路，把诠释学进一步变成系统的诠释学哲学，并以此来揭示那“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而与我们一起发生”的东西（[12]，p4），也就是揭示“先见”、“权威”、“传统”的合法性和重要性。
如果对存在论诠释学加以简单概括的话，可以说它有两个基本要点：一是存在论诠释学把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存在的意义”看作是人之生存的本质；二是存在论诠释学旨在从人的生存或存在的角度，而不是仅仅从人的认识方法的角度，去揭示人是如何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存在的意义”的，亦即它是从人之生存整体的角度去揭示人追求存在意义的一般诠释学处境的。
从第一点来看，由于对存在意义的追求是人之生存的本质，所以它在本质上体现于人的所有活动之中，从而也体现于人的各种各样的认识活动中，体现于自然科学的各种认识活动中。由此，对自然科学基础的研究与常规自然科学的研究，都在根本上隶属于对存在意义的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也因而都不可避免地带有诠释学的性质。
从第二点来看，在如何追求存在意义的问题上，存在论诠释学给我们展示出来的一般诠释学处境是：不管是在哪一种生存活动中——无论是日常的衣食住行活动，还是政治活动、经济活动、宗教活动、艺术活动，也无论是实践活动，还是认识活动——人都是从已有的对存在的源始理解出发，去追求存在的意义的。由此，作为人的生存活动之一的常规科学研究活动，必然与自然科学的基础性研究以及人的所有其他活动一样，作为本质上对存在意义的追求，都同样是从已有的对存在的源始理解出发的，具体来说，都是从理解的“前结构”或“先见”出发而进行的一种“视域融合”。因而，常规科学研究无论如何也逃不出诠释学的一般处境，它必然具有诠释学的性质。
当然，常规科学研究是严密的、精确的、程序化的解题活动，常规科学知识是体现在命题、定律和理论中的确定的、客观的知识，它不是像人的主观精神那样流动不居，它本身是主观精神的客观化和永久化。但是，常规科学知识正是以这些确定不变的形式，来长久“保存”在科学研究中所获得的有关实在的信息，进而也长久“保存”在其范式和基本方案中所揭示的存在的意义。希兰就认为，“生活世界的意义场域不断地被科学的理论活动所精炼、替换或改变”，这恰恰显示出科学的诠释学性质。（[13]）
常规研究从一个方面说无疑是一种实验研究，这种实验是通过对实在的控制和逼迫，而提取出有关实在的信息。但这种控制性和逼迫性的操作是在认识过程中由原初的理解所必然衍变出来的，并归根结底隶属于对存在意义的理解。常规研究从另一个方面说也无疑是一种数学研究。但这种数学研究正是由自然科学的“数学因素”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在为常规研究奠基的时候，那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比如伽利略的工作）事先从数学的角度为常规研究打开了视域，提供了对存在意义的基本理解，具体的研究只能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只能活动于这种数学的视域中，只能是一种数学研究。（[14]） 数学化的常规研究恰恰表明，其自身有一个数学化的“前结构”，是对原初数学式理解的展开、保存和运用。
总之，从存在论诠释学的角度看，常规科学研究作为人的一种生存活动，必然归属于对存在意义的理解、解释、保存和运用，因而必然具有诠释学的性质。
五、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
在我们揭示出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之后，有必要再进一步指明其范围和限度。这个范围和限度就是：仅仅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常规科学才是诠释学的。这同时也意味着：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常规科学不是诠释学的。
方法论与存在论本来是不可绝对分开的，任何一种方法论都有其存在论预设。但是，当我们所说“任何一种方法论都有其存在论预设”的时候，我们已经表明方法论和存在论其实并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存在论是方法论的底层和基础。这样，当常规科学在存在论上具有诠释学性质的时候，它在方法论上未必也保持其诠释学性质。实际上，它恰恰在方法论上失去了其诠释学性质。所谓在方法论上失去其诠释学性质，就是说它的方法在整体上和细节上都失去了诠释学的性质，其方法不是诠释学方法。诠释学方法是一种哲学方法，哲学方法严格说来不是方法，也就是说它不是那种程序化的和对象性的技巧。这样，常规科学的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以及各种各样的更为具体的方法，就其作为方法而言，都由于其程序化和对象性的特征而不属于诠释学，因而在方法论上不具有诠释学的性质。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明白库恩为什么要否认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了。他的否认完全是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的，他完全没有涉及存在论问题。（库恩的否认还有另外一点考虑：他的范式和科学共同体概念有走向相对主义的可能性，而且事实上也确实导致了相对主义。这一方面引起了许多科学哲学家的批判，另一方面对于库恩自己来说也确实是出乎意料的。于是他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限制，并与传统科学哲学观点进行了某种妥协。在自然科学的诠释学性质问题上，库恩的这种限制和妥协就表现为仅仅承认自然科学基础的诠释学性质，而否认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至此，关于“自然科学如何是诠释学的”这个问题，我们除了进行历史的追述和廓清之外，又对近现代意义上的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进行了专门分析。现在让我们概述一下自然科学究竟如何是诠释学的：
古代的、中世纪的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科学，在诠释学的最古老的意义上，即作为对神的音信和旨意的理解、解释和运用，都是诠释学的；从后来的方法论诠释学和存在论诠释学的角度看，它们也都具有诠释学的性质。对于近现代自然科学而言，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它完全是诠释学的，也就是说，不仅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而且常规科学也是诠释学的；但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只有自然科学的基础是诠释学的，常规科学则不是诠释学的。
对于近现代科学的诠释学性质，我们明确区分了存在论层次和方法论层次，这具有特别的意义（[15]）。因为如果我们不加区分的话，笼统地说“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很容易引起误解。这种误解首先是对自然科学本身的误解：既然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那它就与哲学人文科学没有本质的区别了，它与神话、巫术和近代以前的科学也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了。这就不能使人们真正把握近现代科学的本质和精神，甚至会对科学的自身发展造成一种干扰。这种误解其次是自然科学家对自然科学诠释学的误解。由于科学家本身不是哲学家，他们一般对存在论诠释学是比较陌生的，他们只可能知道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诠释学。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加分别地告诉他们说自然科学是诠释学的，他们就会认为诠释学家完全是胡说八道：严密的、精确的、实证的、数学化的自然科学怎么能是“诠释学的”呢？索卡尔（Alan D. Sokal）之所以会写文章嘲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科学诠释学家，其原因正在于此。
对于自然科学家难以理解存在论意义上的诠释学，我们也应该予以理解。这种理解不仅仅是出于宽容，而且也有着学理上的根据。自然科学方法不可能把握自然科学本身。物理学实验能够研究物理的世界，但不能研究物理学本身。对于自然科学家来说，当他作为自然科学家而不是作为哲学家的时候，他是身在科学的“庐山”之中而纯粹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他因而就不能跳出科学之外来认识科学的“庐山”真面目，他无法看到那“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而与我们一起发生”的东西，无法在存在论的层面上看到常规科学的诠释学性质。
所以，在与科学家对话的时候，我们必须申明：就方法论和方法而言，常规科学不是诠释学的；科克尔曼斯（Joseph Kockelmans）所说的“科学事业自始至终都是彻头彻尾的诠释学事业”、“在每一方面都具有诠释学的成分”、“生来就具有诠释学的成分”（[16]）等，只有在存在论的意义上才是恰当的。
[ 参 考 文 献 ]
[1] 艾伦G狄博斯.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与自然》.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0.
[2] Frances A. Yates. Giordano Bruno and the Hermetic Tradition . London：Routledge. 1999.
[3] Peter Harrison. The Bible，Protestantism，and the Rise of Modern Science. Cambridge. 1998.
[4] Galilei Galileo. The Assayer (1623). from the translation of Stillman Drake in Drake S. Discoveries and Opinions of Galileo. New York：Doubleday Anchor. 1957.
[5] Richard Westfall. “The Rise of Science and the Decline of Orthodox Christianity”. in God and Nature：Historical Essays on the Encounter between Christianity and Science. ed. By David Lindberg and Ronald Number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6] 波普尔. 客观知识 [M].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1.
[7] 关于波普尔的科学诠释学思想，可参见李章印“探照灯与数学因素——对波普尔与海德格尔科学诠释学思想的比较”，《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8] Thomas S. Kuhn. “The Natural and Human Science”. in Introductory 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edited by E. D. Klemke，Robert Hollinger，David Wyss Rudge. 3rd. ed. New York：Prometheus Books. 1998.
[9] Patrick A. Heelan. “Galileo， Luther， and the Hermeneutics of Natural Science”. The Question of Hermeneutics：Festschrift for Joseph Kockelmans. Ed. by Timothy Stapleton. Dordrecht：Kluwer. 1994. pp.363-375.
[10]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Oxford：Basil Blackwell. 1962.
[11] Martin Heidegger. On the Way to Language. Translated by Peter D. Hertz. New York：Harper and Row. 1971.
[12] 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13] Patrick A. Heelan. “The Scope of Hermeneut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29 (1998). pp273-298.
[14] 参见Martin Heidegger. "Modern Science， Metaphysics， and Mathematics". in Basic Writings. London：Routledge. 1993.
自然科学的美范文5
关键词：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客观性 意识形态
社会科学在西方哲学研究中是一个比较活跃的领域，但在中国研究则还是刚刚起步，还不像其他哲学门类那样已有大量的现存材料和研究框架，甚至它的方法和原则还在建构之中。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问题比较多，包括合理性原则问题、整体论、还原论等问题。社会科学的客观性问题也一直是困扰社会科学哲学家一个主要问题。
在社会科学的客观性方面，一般人认为社会科学不如自然科学那么客观。历史决定论者主张在社会科学中不可能建立起客观性，如果社会科学家有意图的进行预测，那么，他就要按照自己的爱好和自身的利害关系来进行行动。这种价值判断就会影响预测本身的内容，给预测内容的客观性和研究成果的客观性造成各种各样的损害。
在社会科学家那里，这其实也就是一个关于社会科学对象的特殊性问题，可以表述为："与自然科学所界定的自然世界不同，社会科学的对象领域有其自身的特点：不仅研究对象包括了研究者本人，而且被研究的人还能够与研究者展开各种各样的对话或辩论。在自然科学中，辩论的问题通常无须诉诸于对象的观点就能够加以解决。而研究对象的可变性和与被研究者的对话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科学的客观性问题。
在科学研究中，自然领域通过偶然事件呈现给我们，科学研究则揭示出偶然性背后的规律。偶然事件及其内在必然性构成了科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客观性则要更复杂一些，在研究对象中，一部分是人的有预期目的的活动，这一活动带有人类精神特有的各种丰富的特点，是人之外的自然界所没有的，这就构成了社会科学的独特性。另一方面，这种有预期目的结果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各种目的期望的互相抵消，总是超出于任何现实的预期目的之外。所以，在研究中，社会科学的研究与无意识的自然界一样，也具有内在规律支配的客观对象。
近代以来，由于自然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经验的、实证的研究方式，也对人类理性产生巨大影响。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以孔德、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思想家们推崇经验科学的研究方法，主张用自然科学的模式与方法来建立社会科学.力求使社会科学也成为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他们认为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应该是描述客观事实，只研究社会现象"是怎样"的，只对社会现象做出事实判断，不应该对社会现象做任何价值评价，以此保证研究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这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经过不断发展和演变在西方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社会科学面临的一大难题是怎样才能保证研究的客观性，使自己成为真正严格的科学。对此，近年来一部分研究者给出的答案是"非意识形态化"，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惟有拒斥意识形态才具有真正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那种认为要保持社会科学研究的客观性，必须避免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化，必须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拒斥意识形态的说法，其实并不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新方法。当代中国出现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非意识形态化"主张事实上也是受其影响的产物，或者可以说它也是出现于近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某种延续或变形。
现今持社会科学研究"非意识形态化"观点的人实质上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缺乏准确的认识，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没有理性和思维的自然界，它没有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则离不开现实的活动着的人。正如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领域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这就决定了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相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使"价值无涉"成为一种美好的幻想。具体来说：
第一，认识本质上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但这种反映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一个能动的创造过程，内在地包括选择和建构。社会科学研究中他既是研究活动的主体，同时又因为自身是研究的社会现象的参与者，因而也是研究活动的客体。因此，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可能采取纯客观的立场、他必然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他所固有的、与其所属的社会集团相关的政治倾向、价值观念、宗教情感等意识形态带进社会科学研究之中。这样，在从研究对象选择、到材料收集整理、再到形成研究结论的整个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都会带有一定的价值倾向。
第二，由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现实的活动着的人，因而研究者在获取被研究者信息的同时，被研究者也在获取关于研究者的信息。研究者在对研究对象进行考察时，难免影响研究客体，使被研究者在获知研究者的目的意图后，会评价这一研究对于自身的利害关系，从而改变自己的正常行为或状态。更为重要的是，被研究者还可以反作用于研究者，使后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被研究者的思想、情感、价值观念的影响，以致用被研究者的眼光去看问题。上述两种情况都可能使社会科学研究从获取、整理资料，到提出研究结论，不仅会受研究者思想观念的影响，被研究者的意愿也会透过研究者在其中打上烙印。
第三，人类社会从宏观上看具有内在的客观规律，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就具体的历史进程而言则又充满着历史的偶然性。这就使得以各种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不仅要求真，还要向善求美，不仅应该是一个知识体系，还应是一个价值体系。从求真的角度看，人是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任何社会现象和事件都与构成这一现象和事件的人的行为有关，离开了人及其活动，也就无所谓社会现象和事件，而人的行动总是在一定的观念、理想、价值指引和驱使下做出的。这里，意识形态不仅是以个性化了的精神的东西在支配人的行为，而且也是作为客观化的精神形态（即作为意识形态的理想、观念、价值等渗透于科学、文化和群体意识之中所构成的人们活动的客观文化背景）对人的社会生活产生着作用。可以说社会现象的特点就是与价值、意识形态的高度相关性，拒斥意识形态恐怕很难最终认识社会现象和事件。从向善求美看，研究社会现象和问题必须探讨人的行为所表现出的价值，为了理解这种价值又必须探讨行为者是在什么观念驱使下做出行动的，这就必须借助价值判断，遵循一定价值观等意识形态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现象背后隐藏的意义。
自然科学的美范文6
关键词：学科属性；科学性；人文性；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3）-0110-08
一、引言
一般地，从科学的内涵以及科学研究的目的来看，经济学本身可以被视为一门科学，因为经济学本身也是有助于认识、预测经济现象乃至指导经济活动的理论体系，但问题是，经济学的科学性与自然科学所崇尚的科学性是否一致呢？是否就是体现在它的数理程度上或者体现在客观性的“硬”度上呢？当前主流经济学极力崇尚数理模型和计量分析，但经济学果真变得更加客观和科学了吗？按照达斯顿的看法，客观性的理解本身有三个角度：本体论的客观性是关于世界的，机械论的客观性是关于压制普通的人类判断倾向和审美倾向的，透视法的客观性则是关于消灭个人（或偶尔是团体的，正如拟人论的民族风格类型一样）的特质的；而且，透视法的客观性，既在概念上也在历史上区别于追求现实最终结构的客观性和本体论方面，也区别于禁止在对科学的结果所做报道和描述中作出判断和解释的客观性的机械论方面。显然，达斯顿的看法了一直将“科学”等同于客观性的普遍认识，客观性的含义本身就是多重的，从而揭示了数量经济学中潜含的修辞。事实上，透视法的客观性本身就主要是在18世纪后叶的道德哲学中而不是自然哲学中发展起来的，因而它将对客观性的关注重新纳入到社会环境和研究者所凸现的民族精神之中。当然，主流经济学中修辞以及透视法的客观性在某种意义上是与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相对应的，西方的自然主义将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都视为有其内在客观规律的，它都是上帝创世时就定下的，例如，米洛斯基就认为，“客观性这个观念与西方历史上对拟人论和人类中心论的禁止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始自于犹太教与基督教共有的对将人类的属性归因于上帝的批评，并且作为一种对活力论、目的论和自然神学的一种逃避继续进入现在时期”［1］。
然而，正是对于自然哲学的狂热造成主流经济学对“客观性”的追求，并且，还逐渐把这种客观性导向了机械论的客观性，从而扭曲了对客观性的理解。事实上，自从经济学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转向了“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之后，由于受牛顿革命和物理学发展的影响，基于新古典范式的主流经济学开始把自然科学视为经济学的发展之路，试图构建像“physics”（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那样一种关于人类经济社会运行内在法则的带有“ics”词缀形式的“economics”的“科学”［2］。为此，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方面试图通过将经济思想的数理模型化以及实证分析的客观化来发展成一门硬科学，另一方面则尽量避开伦理判断而公开声言要“价值中立”。例如，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就公开表明，要把经济学构建成一门实证科学，其最终目标是建立一套理论或假说，来对尚未观察到的事物作出有效且有意义的推测；同样，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公开声言，“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对价值判断是中性的”［3］。正是在极端强调客观和中立的情况下，20世纪3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就极力模仿自然科学而加速走上了数量化的道路，并在特定的引导假定下试图运用一些一般性的工具和“不言自明”的原理来演绎分析绝大部分的经济学问题；而自20世纪9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被引进到中国以来，国内那些自称从事“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就把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奉若神旨，极力排斥经济学的思辨性和伦理学内容而强调实证分析，并大肆宣称他们所构建的数理模型和实证分析就是Science，是客观的。问题是，这种“客观性”真的存在吗？米洛斯基指出，“现在是放弃‘科学’以解决客观性问题这一思想的时候了，这主要是因为不存在单独的这样的问题要解决”［1］。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任何社会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存在与其他现象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如此，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主流经济学所宣称的客观性，其中首先就经济学的学科特性及其他相关特征作一剖析。
二、经济学的双重属性及其研究思维
由于科学仅仅体现为主体基于特定视角对客体的认知，因而科学必然具有主观性；而且，由于不同科学所面临的对象和目的是不同的，因而不同科学所体现的主观性又存在某种差异。特别是，生活世界和自然世界这两大研究客体存在明显不同的特点，有关它们的研究目的也不尽相同。正因如此，学术界又进一步把科学分为两大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其中，社会科学关注由人与人之间互动产生的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是内在于人之认知的，其背后的规律也主要体现人类的理想及由此产生的互动行为，人们之所以研究它是希望理顺或改进社会现实关系以更好地实现人类的期望和理想，因而它往往被视为带有人文性的学科。相反，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则是自然现象及其背后的规律，这种自然现象是相对外在于人类活动的，自然规律也具有独立性，人们之所以研究它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利用自然或适应自然而不是改造自然规律，因而它往往被视为更具客观性的学科。同时，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涵盖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这两个关系层面，涉及到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两大领域。因此，经济学本身也具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双重特性，这也是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定位以及经济理论所具有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程度之所以常常会引起争论的原因。一方面，尽管经济学涵盖广泛，但不同学者所关注的主要领域和观察视角往往是不同的，因而不同学者对经济学性质的认知就会产生差异：例如，有的学者关注物质资源配置等私人领域的问题，因而他倾向于把经济学视为自然科学；而另一些学者则关注社会制度等公共领域的问题，因而他也必然更倾向于把它看作社会科学。另一方面，不同历史时期所面临的主要现实问题往往是不同的，因而不同时期的经济学所呈现出来的特性也就会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古典时期所面临的主要是社会制度等公共领域的建设，因而古典经济学呈现出浓厚的社会科学特性；而新古典时期面临的是如何有效利用既定资本的问题，因而新古典经济学表现出强烈的自然科学特性。
当然，尽管对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特质的认知往往随不同主体以及不同时代而有所差异，但是，不管在对经济学性质的认知上存在何等的不同，经济学都不能直接归入自然科学的范畴。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说明：（1）无论是人与自然之间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涉及到“人”，因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归根到底是人的行为及其产生的社会现象，这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而与其他社会科学具有相通性；也正因如此，米塞斯就认为科学认识有两个不同领域：自然科学和人类行动的（社会）科学，经济学显然应该归属后者。（2）主流经济学极力鼓吹把自然科学所走的道路视为经济学的未来之路，这也从反面说明了经济学本质上不是自然科学，否则就用不着模仿了；更不要说，在西方自然科学也是其他社会科学仿效的对象，实际上，长期以来学术界就一直存在着能否将社会科学在某种意义上看成介于科学与文学之间的第三种学科的争论。（3）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又经常把经济学称为介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这里也是强调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以及基于经济学科学化发展的需要；之所以有此强调，根本原因在于，尽管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涉及到人与物以及人与人这两个关系层面，但基于新古典范式的主流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物的内容方面。事实上，正因为经济学属于研究人类行动的学科，研究的是由人类行为所产生的经济现象，而经济现象本身又是与认知主体分不开的：不仅主体的行为构成了经济现象的一部分，而且主体的认知也会构成了经济现象的一部分，因此，对经济学的定位还是要从社会科学来考虑。进一步地，由于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往往都潜藏着改造社会和指导实践的目的，因而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也存在两个明显的阶段：一是有关理想目标和假设前提的预设，这体现了不同认知主体对社会事物的本质认知以及社会理念和观察视角的总结，因而带有浓郁的主观性；二是在既定预设前提下的分析结论和政策建议，这体现了认知主体的逻辑推理、检验论证和材料收集，因而具有很强的规范性。
显然，正是由于不同个体在认知视角和研究思维上存在差异，对经济现象背后之规律的探索途径也就会存在差异；特别是，不同个体着重研究的问题也存在差异：有的人关注目的和预设的合理性，有的人则热衷于逻辑推理的严密性。结果，在不同认知主体眼里，经济学这门学科也就呈现出了相差极大的两个基本特性，因此，即使撇开自然科学的考虑，那么对经济学的理解也会存在这样两个研究视角：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①。一般来说，“人文科学”强调的是人文性，就经济学而言，它侧重于对理想目标和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思辨和探讨，显然，它把人作为思维的主体，存在终极的价值判断，因而带有某种感观性和情感的色彩，注重的是思辩和溯源。例如，韦伯就指出，“任何一门关于人类文化生活的科学，其最根本的任务之一就是使人们对这些部分现实地、部分自以为是地追求着的‘观念’达到精神上的理解”，这就要求“通过揭示并在逻辑上相互关联地阐明构成或者能够构成具体目的之基础的‘观念’，能够使他根据联系和意义认识到他所希求并在此之间作出选择的各种目的”。相反，“社会科学”更为凸显的是科学性，就经济学而言，它关注的是在既定预设前提下如何严密而合理地得出更为广泛的结论，显然，它把人仅仅视为一个经验客体，是自然的一部分，终极价值判断是给定的，因而具有强烈的先验理性和经验实证的色彩，基本路径就是向自然（科学）靠近。例如，韦伯也指出，在目的设定以后的价值判断和批判也具有科学的性质，因为“这种批判只能具有辩争的特性，即它只能是对在历史给定的价值判断和观念中出现的材料作出的一种形式逻辑上的判断，是根据所希求者的内在无矛盾性的公设对理想所作出的一种检验。由于它为自己设定了这一目的，它能够帮助希求者对作为其希求之内容的基础的那些终极公理、对他不自觉地由以出发或者必须由以出发的终极价值标准作出自我思索。当然，使人意识到这些彰显在具体的价值判断之中的终极价值标准，是它不用涉足思辩的领域就能够提供的最后的东西。至于判断主体是否应当遵循这些终极标准，是他个人的事情，涉及到他的希求和良知，而与经验知识无关”［4］。
进一步地，对经济学两个阶段的研究以及对经济学特性的理解不同，不同学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存在很大的差异。一般地，根据人文（科学）的特征，思想和理论主要来源于研究主体的整合、判断，往往萌发于书房、图书馆等读书的地方，因而注重对前人文献的梳理；同时，他们认为，对经济学理论的理解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根据自身的理解而行为，经济学学习和研究的目的是提高个人的认知，因而强调经济学的主观性和规范性，寻找对既有事实和材料的重新理解。相反，根据（社会）科学的特征，思想和理论主要来源于数据的处理和客观的实验，往往萌发于实验室、实践调查等能够收集和处理数据的地方，因而它更注重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方式；同时，它把经济学理论视为具有普遍意义，可以指导一切人的行为，从而经济学的学习获得一种一般性的技能，因而强调经济学的客观性和实证性，试图通过新的事实和材料来发现理论。正因如此，相应于这两个基本的分析视角，我们可以归纳出经济学领域从事理论研究的两种方法：厚积薄发和成规定制。其中，就基于人文的视角而言，由于它注重知识的继承和积累，并试图通过旁征博引而从更全面视角来分析问题和解释现象，因而强调厚积薄发的研究态度；而且，由于这种思路试图凭借主体的知性来剖析社会现象的本来面目以及现状产生的内在机理，而对本质的认知本身就体现了观察主体的主观目的性，因而其基本思路就是把经济学视为规范性的学科。而基于科学的视角而言，它试图从某些定理或模型出发，通过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处理和分析来发现规律，这往往被称为成规定制式研究的方法；而且，这种分析方法往往要遵循一定的研究套路和规范，并相对集中于某些特定对象的研究，因而其基本思路就是把经济学视为实证性质的科学甚至蜕变为应用数学的分支。
其实，对经济学的这两个认知视角或认知阶段及其认知差异也可以从经济学说史中窥见一斑。古典主义时期，由于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人类的最大化行为主要与社会制度有关，因此，以斯密、穆勒和马克思等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主要探究公共领域的问题，关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把经济学当作一门具有强烈人文性的社会科学。同时，古典经济学着力探究事物表象背后所隐藏的本质以及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并以此为参照系来考察现状以及剖析现象对本质的背离及其原因；显然，由于本质本身体现了观察主体自己的认知和观察视角，本质也提供了已经被异化的事物回归的基点，因而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仍然流传至今的经济学基本上是把经济学视为一门规范性的科学。相反，随着西方社会制度和市场机制的相对完善，人们就逐渐接受既定制度下的分配格局，并在此制度下寻求个人资源的最大化配置，因此，后来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学就逐渐把研究视角转向了个人领域，关注个体如何理性地处理物的问题，从而把经济学当作一门具有强烈客观性的社会科学。也正是由于着眼于个体行为的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开始把现存制度当成合理的存在，依靠直接的供求关系或者双方的力量博弈来分析现状的成因，并主要分析现存事物之间的功能联系；并且，新古典经济学侧重于价格、货币等数字之间的逻辑分析，从而日益偏重于第二种路径的研究，强烈主张经济学的科学化之路。显然，因为古典经济学具有强烈的人文性特点，这种研究需要非常广博的知识，需要知识的沉淀和积累，因而古典经济学家基本都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家；相反，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具有强烈的科学性特点，这种研究需要的是严格的逻辑训练和扎实的数理功底，因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基本都是出身于自然科学领域。
当然，需要指出，即使这里把经济学归为社会科学，也主要是强调理论发展过程中的科学化努力以及人们在社会认知过程中的演进性特征；但却并不否认，在作为社会科学的科学特性与自然科学之间所存在的明显差异，因为任何社会科学都有一个预设的目的，这个目的具有很强的主观性。米塞斯就写道，“当我们从外部接近自然科学的主题，我们观察的结果是确立功能性的依附关系。关于这些关系的命题构成我们用以解释自然现象的一般原理。一旦我们构建了这些原理的体系，我们作了我们能做的所有的事。另一方面，在人类行动的科学中，我们从内心理解现象。由于我们是人类，所以，我们能理解人类行动的含义，即行动者赋予他行动的含义。是我们能形成用以解释性的现象的一般原理的正是对含义的这种理解”［5］。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对经济学中“人文性”和“科学性”的认知也体现在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两个相应阶段：“人文性”主要体现在第一阶段，它需要以广泛的知识为基础对前定的目的首先进行判断，并选取自身的研究目的和分析理念；“科学性”则主要体现在第二阶段，它需要采取一定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对达到前定目的的手段进行分析。而且，这两个阶段所表现出来的特征和要求与自然科学都是不同的，因而我们在从事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时就必须加以注意：一是要明白每一个理论所设定的目的，并对这种设定目的进行判断，这就需要非常广泛的知识，显然，这与自然科学很不相同；二是在目的既定前提下借助一定的工具和逻辑进行推理分析，即使如此，我们也要时刻提防把人的行为逻辑等同于物和数的逻辑，这也是与自然科学极不相同的。
可见，尽管从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这两个目的上看，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成熟的经济学可以为理解和改造社会提供一个相对系统的认知体系，但是，由于经济学所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其理论研究的程序和特点都不同于自然科学，因而就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来限定经济学的发展。一方面，经济学需要对理想目的以及假设前提进行确认，而这体现了主体的认知和理想。所以，笔者强调，经济学的理论研究首先是要形成对社会的认知，这也即是思辨性的思想，其关键在于对理论目的和理论前提的研究。另一方面，目的和预设确定之后，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还需要进行严密的逻辑进行分析以获得更为广泛的结论和认知，显然，此时就需要借助各种分析和表达工具，但其表达中也往往使用了各种具有人文性的修辞。例如，麦克洛斯基就指出了潜藏在经济分析过程中的三个命题：（1）“经济学中的数学理论似乎具有暗喻的性质，而且是用文字表达出来的”。（2）“经济学推理中的每一个步骤都是包含暗喻的”，（3）“甚至连正统的修辞的推理都是暗喻的”。而实际上，在麦克洛斯基看来，“经济学不是通过求助于现代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或是任何其他科学哲学发展出来的优先方法论来实现其合法化的。相反同其他无序的学科一样，经济学被合法化的过程就是检验其参与开放的进行中的对话或语言的程度，而每一个参与者都被置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对话氛围中。因此，在这样的氛围中，经济学家们的任务就是说服观众，这其中包括同行的经济学家和其他人接受自己的观点”［6］。
三、经济学的学科特性及其研究特色
上面的分析表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两个阶段都充满了主体的认知，而要能够形成自己的思想并在理论上有所创见，那么就需要丰富的知识素养：一方面，要对人类思想的发展过程作系统的梳理以能够真正领悟人类所积累的思想，另一方面要对其他学科的知识作充分契合以对客体有更为全面而系统的认知。事实上，经济学说史就已表明，像斯密、穆勒、马克思以及马歇尔等大师们所提出的那些看似浅显的知识，都是建立在庞大的知识基础上的，例如，正是在承袭前人知识的基础上，斯密做了系统化的简单表述，从而写出了视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国富论》。相反，如果没有对理论的正确认识，没有广博的知识，即使能够建立比较优美而复杂的数理模型，它们也是流传不远的，实际上，这样的研究也必然是盲人摸象，即使知其然也必不知所以然，即使发表了众多的文章也仍然没有自信，就像当前的那些学者一样。正因如此，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来说，厚积薄发式的研究途径是基本的，只有通过积累深厚的科学知识和个人知识，才可能形成真正的认知，从而使得理论更具说服力；同时，才能形成合理的假定条件，从而在此基础上建立合理的数理模型或者进行有的放矢的实证分析，否则，后续的一切行为都将没有任何意义，至多成为一种我向思考的逻辑游戏或者材料堆积的数字游戏。
这可从两方面加以解释。一方面，影响社会经济现象的因素本身就是复杂多样的，甚至经济现象本身也是人类主观认识的反射，同一事实投射在不同人的意识中往往形成不同的认知；正因如此，社会科学的“科学”并非是确定不变的，相反必须将理论与主体的认知视角和认知目的结合起来。另一方面，经济学研究的根本问题毕竟是由于需求、偏好、行为等由“人”引起的问题，这些东西都是经验性而非先验性的，从而也只有在基于人类实践的经验分析的科学中才可以真正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正因如此，经济学理论也必须具有经验性的内容，经济学的科学化必须建立在社会经验的基础上，正如实用主义创始人詹姆斯所说的，“唯有直接与生活发生关系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7］。事实上，正因为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往往是基于主观的理解，不同的认知会导向不同的行为，所以，哈耶克指出：“遵循规则或信奉共同价值，可以确保某种具有某些抽象特性的行动模式或行动秩序得到型构，但是，遵循规则或信奉共同价值却并不足以决定这种行动模式的具体形式”［8］。也正因如此，我们说，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分析手段是多种多样的，而不仅仅是数理模型这一种方法，甚至这也不能是主要的研究路径；事实上，哈耶克就把经济理论研究与法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伦理学、道德科学等联系起来，而强烈反对经济理论数学化。
显然，正是因为经济学本身具有强烈的人文性，从而才会形成迥异的经济学流派，这些流派往往基于截然不同的引导假定，以致迄今为止经济学各流派之间都无法形成一个“能够结束所有争论的最终标准或裁决者”；同时，由于引导假定本身是难以被证伪的，因而尽管经济学的理论不断变化以及每种思想也都在经历重复的兴衰轮回，但却很少会完全消逝。事实上，不仅“弗里德曼的信念――经济学中的一般性争论和宏观经济学中的特定争论都将通过实证检验而解决――尚未得到证实。同样，熊彼特观点――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部分大都会被系统性抛弃――也没有成为现实”。因此，经济学中，“在对经验证据、伦理因素、硬核命题、意识形态戒律的程度和形式等许多类似问题的解释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差别。当然，并非只在经济学中有分歧，在其他社会科学门类中分歧至少同样广泛、深刻和显著。甚至连物理学也有着这种冲突，而且实际上，物理学比其通常看来的要‘软’得多”［9］。也正是由于经济现象本身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以及经济学的人文性，经济学的科学性也不同于自然科学。麦克洛斯基强调，“如果经济学希望模仿其他科学，即便模仿的是数学或物理学这样伟大的科学，它也应当更加开放，以容纳更多的谈话方式”［10］。
然而，不幸的是，尽管从广义上讲，作为一个具有知识体系的探究学问的经济学本身是一门科学，并且，这种科学本身是具有强烈人文性，但是，由于“科学”一词首先出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并由此形成了自然主义思维，并拓展到社会科学领域。结果，时下流行的主流经济学完全忽视了经济学内在的这种学科特性：它不但舍弃了经验性的内容，而且也因执着于数字的游戏而把理论与生活分裂开来，甚至连经济学研究本身的基本目标也搞颠倒了。正因如此，厚积薄发式的学习和研究路线往往只是为非主流经济学者所遵循，而主流经济学则逐步走上了严密的专业分工道路，把经济学仅仅视为对手段的实证或者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功能联系，从而日益偏重于成规定式的研究路径。正是基于这种研究线路，主流经济学试图运用一些一般工具和原理来演绎分析绝大部分的经济学问题，结果，正如布劳格指出的，“瓦尔拉斯崇拜的英雄是牛顿和拉普拉斯，而不是焦耳和赫姆霍茨。从早期到现代不断激发一般均衡理论的提倡者的灵感不是‘科学至上主义’，而是完全数学化的目标”［11］。究其原因在于，西方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是自然主义思维，并在追求客观主义的抽象化科学思维的指导下，这种自然主义思维进一步扩展到人类精神方面的领域。因此，西方主流的观点往往认为，即使在生活世界“严格的科学性要求研究者必须小心排除一切作出价值判断的立场，排除一切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及其文化构造是理性还是非理性的探问。科学的、客观的真理只是确证：物理和精神世界到底是怎样的”［12］。
事实上，就当前西方社会而言，“对科学之上主义的不加思考的引入，（已经）成为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大多数美国社会科学的特征”，并且，由于“在学术上对大陆哲学的摒弃，连同二战以后统计学技术与自然科学实践之间的混淆，（已经）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即由于自然和社会的内在统一性，‘科学’本身成为了一种适用于任何社会研究（无论是经济学、文学批评或是人力资源管理）的普通程序”；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科学的霸权将任何有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区别的痕迹统统勾销了”［1］。正因如此，当主流经济学的困境逐渐暴露，而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重新探究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性质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们已经不知道“争论的问题是什么”，“社会”是指什么？究其原因在于，理性和科学在西方社会的发展已经导致了如此严重的演化谬误：它把人类世界也视为一种静止的状态，而科学研究仅仅探询如何将这种静态世界摆弄得更有序途径，因此，不仅是经济学，甚至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也都在努力发挥理性的能量来设计和改造社会制度。
显然，正是出于对科学的误解以及理性的强调，整个社会科学界充斥了求新求变的氛围，这在经济学界尤其明显。胡塞尔就曾指出，“如果科学只承认以这一方式客观地可确证的东西为真的，如果历史只教给我们精神的一切形态，人所依赖的一切生活条件、理想和规范，……它过去是如此，并将永远如此的话，那么世界以及在其中的人的存在在真理上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对此能平心静气吗？我们能在一个其历史无非为虚幻的繁荣和苦涩的失望的不尽锁链的世界中生活吗”［12］？也正因如此，西方主流经济学极力模仿自然科学而加速走上了数量化的道路，国内那些唯西化是瞻的“主流”经济学者也极力强调经济学的数理化，认为只有这种经济学才是科学和客观的；但殊不知，现代主流经济学大肆鼓吹它的科学性而不敢承认自身的内在缺陷，并为了维护其主流的话语权而刻意地用数学符号来掩盖其内含的价值观和主观性，因而这些主流经济学者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恰恰使得经济学退化为一门“伪科学”。 事实上，当今甚嚣尘上的主流经济学已经越来越符合"伪科学"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研究者明白它达不到其宣称的那种科学要求却极力宣传它的“科学”性，二是研究者有意地回避其学说中缺陷或者用各种方式来掩盖。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笔者强调经济学的主观性、规范性以及推崇厚积薄发的思辨路径，强调经济学的研究需要注重经典文献的梳理和推敲，但这并不是要像阿莱所批判的那种仅仅停留在“纸上谈兵”层次上的诡辩游戏：“不断使用误操作性的概念、含糊不清和未经定义的语词，那些词的意思在分析中不断变换，在不同作者那里也各不相同；分析中缺乏严格性；大量使用多少带有比喻的表达方式，没有精确的含义，谁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因此无人能提出异议；使用的表达方式伴有感彩”［13］。相反，它要求具有非常严密的逻辑一致性，同时要求与经验事实相一致。事实上，笔者一直强调，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并不是不要数学，相反，要研究经济学也必须充分夯实数学和逻辑的基础，这是经济学研究越来越需要专业化训练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数学在表达、交流和传播上的精确性，因此，数学作为工具在经济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这是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另一方面，数学语言的运用也是经济学中一场重大的“修辞学革命”，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联结全世界经济学者的一种共同话语标准，究其原因在于，近期的文献大多是主流经济学提供的，他们掌握了经济学的话语权，其中思想的递进也大多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表现出来。
不过，尽管将经济学知识上升到理论层面而运用数学是必要和有用的，但是，我们还是必须明晰地认识到，这并不意味着，“把一种理论建立在公理化的论述上就足以说明它在科学上是有效的”。特别是，要防止经济学从传统的文字描述走向数理化过程中的另一种极端倾向，因为正如杜兰特指出的，每一真理都有可能发展成为谬误；而每一美德都会因过分而成为邪恶，没有什么比过分易于走到反面了。因此，我们对数学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作用必须有个明确的认识，即使通过使用数学来精练理论，也必须注意到条件的成熟性问题，否则必然会“欲速则不达”［14］。这正如科斯写道的，“我对建立模型的问题知之甚少，并且我提出的观点可能也不是真正重要的，但我认为，当你的知识特别贫乏时，你不可能很准确、很迅速地估计所发生的情况。……要是将你知道（或者你认为知道）的早期阶段的变量简单地纳入你的模型中，事实上，这可能产生更多的误导，将会阻止更有成效的研究成果的出现”［15］。显然，就当前主流经济学的数理化倾向而言，数学已经被严重滥用了，哈耶克写道：“20世纪肯定是一个十足的迷信时代，其原因就在于人们高估了科学业已取得的成就；所谓人们高估了科学业已取得的成就，并不是说人们高估了科学在相对简单现象的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而是意指人们高估了科学在复杂现象的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因为事实业已表明，把那些在相对简单现象的领域中被证明为大有助益的技术也同样适用于复杂现象领域的做法，是极具误导性的”［8］。
可见，尽管我们常常把经济学视为一门科学，但这与自然科学中对“科学”一词的理解存在很大差异；正如布劳格指出的，“经济学又是一门独特的科学，不用说由于它研究的是人的活动、从而要用人的行为的原因和动机来解释‘事情的原由’，这和物理学不同，而且也由于它致力于提供关于人的活动的严格的、演绎的理论而和社会学、政治学这样的科学不同，因为在其他的人类活动学里而是缺少严格的、演绎的理论的。简而言之，经济学家的解释是科学解释大类里的一个特别的种，因此这种解释也就呈现出某些疑难的特征”［16］。在这里，笔者认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与自然科学存在很大差异，不应该过分强调他的客观性而抹煞其思辨性，例如，麦克洛斯基就特别强调无论是数学还是物理学都不是经济学可借鉴模式，为此，他还对大行其道的现代主义科学哲学持深深的怀疑态度，因为这些哲学往往以物理学的方法论作为模式。那么，如果促使经济学朝更为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呢？豪斯曼建议，“第一，经济学家应该参与越来越多的不同形式的经验性工作：他们应该努力从‘典型的经济数据’中学到更多的东西。第二，对于理论框架的选择而言，这个学科应该更加开放，不应坚持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科学’的现状”［17］。
四、简短结语
无论是在科学的内涵、研究的目的还是研究的方法上，经济学与自然科学都存在很大差异：经济学注重思辨性，其理论也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规范性，研究方法更注重厚积薄发，注重知识的积累和契合，因此，尽管我们强调经济学要朝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但其科学性的麦加并非就是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事实上，正如韦森指出的，按照最新版《新牛津英语大词典》对“science”所作的定义，社会科学并不是真正的“科学”，而只是在一种在对“科学”一词的“转借”和“隐喻”（metaphor）意义上来说的；不过，那些想把经济学变成一门实证科学的经济学家们，却试图通过对人类社会中经济现象的“观察”、“实验”以及与之相关联的“（自然）科学（式）地”“推理”和“证明”，来把经济学做得一种像物理学、化学那样一种实证的“分科的知识体系”［2］。然而，当前的主流经济学却试图以物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理论特征来要求经济学，从而严重误解了经济学的“科学”内涵，也窒息了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以至布坎南说，“正因为我深信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我发觉自己更赞同解释学家的批评，而不赞同我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同事的意见，少数几位属于现代奥地利人学派的经济学家除外”。而且，布坎南还重新解释了科学家和艺术家的行为方式：科学家的行为是发现，他找出存在的事物，将想象力运用在探索过程中，他不宣称也不应宣称创造了某种新的东西；相反，艺术家尽管要用一定的材料，但他创造某种原来并不存在的东西，并且一旦艺术创造完成，每个人都对创作出的作品可以有不同的私人解释方式。［17］在布坎南看来，社会科学的研究介于两者之间，社会科学家的活动更加类似于艺术家而不是科学家，但他的动机与科学家而不是与艺术家相一致，他希望社会互动的改进最终将由人们在诊断结论和有效改革上取得一致的看法；同样，布莱克则强调，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文科学特别是文学批评所使用的中心修辞手段比如暗喻要优于自然科学，因而经济学的科学化发展不能抹煞其人文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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