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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治理行业研究范文1
Abstract： It is inherently necessary to prevent and control pollution， and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for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dustrial pollution is the main cause of air pollution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nd also the quality of our life is severely affected. It i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polluted industrial trait and controlledactuality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by us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 The controlled situation of three regions――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is researched by comparative analysis method， from three aspects of investment scale， capital sources， and investment structure. In the basis of the situation analysis， the problems of industrial pollution in the regions is figured out， and problem-effective countermeasure is finally proposed.
关键词： 京津冀；工业污染；现状；对策
Key words：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industrial pollution；actuality；countermeasures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01-0026-04
0 引言
京津冀环境污染问题日益成为政府、学界和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2014年4月24日，我国通过了新环保法，第一次以法律形式明确了跨区域环境污染需采用联合防治的协调机制。“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战略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区域工业化高速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矛盾日益加剧，污染状况表现出明显的区域性且污染严重性渐重不减。因此，以京津冀区域为对象，研究京津冀区域工业污染及治理的现状与对策，对促进京津冀区域“环保一体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 京津冀工业污染及治理的总体现状分析
1.1 京津冀工业污染现状及特征
京津冀工业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同时也呈现出鲜明的特征。
1.1.1 京津冀经济总量增长与工业污染
京津冀区域工业污染与其经济总量和所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在一定阶段，伴随京津冀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出现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2006、2013年区域生产总值为23889.86亿元、62172.13亿元，其中工业生产总值从2006年的9605.13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23410.25亿元，对区域生产总值的贡献为40.21%，和37.65%。区域整体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和城镇化的发展期：河北许多城市还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钢铁、建材行业密集，重化工业的特征明显[1]；北京随着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和重工业的转移迁出，工业发展对环境影响渐小，但总体环境污染现状压力大；天津的工业结构正在转型，但重化工业等高污染行业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压力仍很大。
长期以来所形成的高消耗（高污染）经济发展模式，加上目前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带来的严重污染问题，加剧了现存的矛盾――大量的环境污染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工业污染，即工业污染是矛盾的重要来源。
1.1.2 京津冀工业污染特征
①污染程度深且复合。2012年9月国务院划定了13个大气污染重点防治区，其中京津冀区域为复合型污染严重区域。据统计，就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烟粉尘的单位面积排放强度在2010年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4～3.6倍[2]；从表1看出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大，2012年，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占到总排放量的91.2%，工业氮氧化物排放量占到总排放量的68.4%，工业烟（粉）尘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82.6%。
②污染行业面广且叠加。区域内有很多高耗能工业行业，以情况显著的河北省为例（表2），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增加幅度最大，达到了77.8%，2012年的高耗能行业的综合能耗比2011年增长48.0%。工业污染防治成效不显著的时候，这种增长只会加剧污染的严重性。
③污染危害大。在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所有风险因子中，空气污染在中国的死亡率和整体健康负担中均排名靠前，对人们身体健康造成不可避免的危害。
1.2 京津冀工业污染治理现状
京津冀把污染治理放在重要战略位置，开展多样有效的工业污染治理行动。污染治理主要是通过治理投资来实现，从治理投资和治理效果两方面分析京津冀区域工业污染的治理现状。
1.2.1 治理投资总体现状
环保治理投资是指为了促进经济与环保协调发展，相关治理主体筹集用于支付防治污染、改善环境的资金。用总量、比重和弹性三个指标来分析京津冀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情况[3]，京津冀整体治理投资量及全国工业污染治理投资量如表3。
由表3可知：
①京津冀区域和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量变化趋近。京津冀区域与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量均呈现出先增后减又增态势。2006-2007年治理投资总量稳步上升，2009-2010年均下降，2011-2013年投资总量回热上升，2013年是2010年的2倍多。
②京津冀区域和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与工业GDP比重关系变化趋近。京津冀区域与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工业GDP的比重均先下降后上升。2006-2010年持续下降，自2011年开始上升。
③京津冀区域和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弹性系数变化趋近。弹性系数反映了污染治理投资对工业经济发展的敏感程度。京津冀及我国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弹性系数呈阶段性变化，且相差不大，详见图1。其中2013年的弹性系数最大，分别为11.54、12.85；小于1的系数普遍存在，表明治理投资并不随着工业经济的增长而增长，治理投资的随意性普遍较大。
1.2.2 治理效果总体现状
工业污染治理效果可从工业生产总值、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废物处置量这四个方面来分析[4]。（表4）
京津冀工业生产总值在2006-2008年间递增，增速最低的是1.53%。工业废水排放量在2006-2009年递减，后递增，但增速都小于工业生产总值的增速，2011年前工业废水排放量没有随着工业经济的增长而增长，但在后两年有所增加；工业废气治理效果不够好，排放量增减不稳定，有的增速远高出工业生产总值的增速；工业废物处置量先递增至780万吨后出现了大幅降低的趋势，废物治理总体情况相比废气效果要好但仍需加强。
2 京津冀工业污染治理现状比较分析
京津冀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比较从投资规模、资金来源、投资结构方面来分析。
2.1 投资规模比较分析
投资规模反映了污染治理投资与经济活动的关系程度。近年京津冀三地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规模情况如表5所示。
对比京津冀三地工业污染治理投资规模，可看出：
①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量方面。北京自2006年投资量一直呈下降态势至2011年，从10.1亿元降为1.1亿元，后提高至2013年的4.3亿元；天津的投资总量维持在15亿元左右呈阶段性变化，2006-2009年一直升至18.0亿元，后降至2012年的12.6亿元，2013年又升至14.8亿元，总体变化比北京小；河北的投资总额大多年份都达到了20亿元以上，数额最多的是2013年的51.2亿元。
②京津冀三地污染治理投资占工业GDP的比重情况。
天津的防治投资比重一直下降，从0.65%降到0.22%；北京和河北都是先降后升，北京降到2011年的0.04%后升到2013年的0.12%，河北降到2010年的0.11%后升到0.39%。在转型发展新时期，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治理投资比重比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河北省低很多。
③从投资比重的弹性指标看出三地的投资弹性系数负值偏多，表明投资额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相应提高，反而还有降低的情况。三地的污染治理投资随意性大，“边发展，边防治”的思路体现得不够明显。
2.2资金来源比较分析
资金来源体现了各行为主体在投资机制中所承担的责任。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主要来自排污费补助、政府其他补助、企业自筹（银行借贷）和企业自筹（不含银行借贷）四种途径[5]。其资金来源结构如图2所示。
从资金来源看，京津冀三地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企业自筹，比重基本达到80%以上。银行贷款只占较小比重，大部分来自不含银行贷款，最高是2009年天津占其总资金来源的96.2%，体现出地区在工业污染治理问题上的基本原则――污染者承担，看出企业环保意识增强，积极承担防治责任。
从政府其他补助角度来看，北京的补助相对天津、河北二地较多，2006、2009年北京的政府其他补助占到20.1%、34.3%，2009年的北京占比是天津占比的10倍，是河北占比的13.7倍。
排污补助费在资金来源中占比最小。京津冀三地每年的排污补助费中北京属最少，2008-2010年占比均是0；占比较高的是河北，其2008年占比为4%，天津为0.2%。由此看出河北发展依赖工业，排污大，补助费多。
2.3 投资结构比较分析
投资结构是不同污染治理投资占工业污染治理总投资的比重，反映的是治理投资方向。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噪声的治理投资是总污染投资的主要部分。治理投资结构如表6所示。
通过观察表6可知，京津冀地区用于工业废水、废气、固废“三废”的治理投资占较大比重。尤其是废气治理占用的资金最多，达到了50%以上且没有太大变化。2006-2013年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呈先增后减再增变化，于2013年达最大值70.29亿元。虽总额在增减变化，但废水、废气治理投资占的比重变化不大，维持在均值22.1%、58.6% 左右。噪声和其他污染投资的比重相对“三废”较小，平均比重为0.37%和17.3%，因其对生产生活影响的广泛性比“三废”小。
3 京津冀工业污染治理存在的问题
3.1 投资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
京津冀区域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工业GDP的比重持续变化，没有根据自身的污染严重性加大治理力度并制定出合理的投资计划，而是一种惯常的趋从国家整体状况。投资方式单一、渠道狭窄，社会公众没有承担其治理的责任，治理投资供给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需求。在产业结构上，天津、河北产业结构主要是以能耗高的工业为主，北京以第三产业为主。所以整个京津冀区域的产业结构不利于污染治理[6]。
3.2 区域间企业转移造成区域污染失控
京津冀作为工业污染治理的一个整体，北京在新时期内积极转型，将一些污染较严重的企业转移到河北，加上其不具备技术和监管上的优势，导致河北工业经济增长的同时污染更加严重。伴随着污染治理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所以河北加大治理投资来弥补缺口，但是这种区域圈内的工业企业转移并不能解决区域污染问题。
3.3 治理机制不合理导致治理效果不佳
政府及环境部门在污染治理研究的深度和力度不够。京津冀区域污染现状中治理投资增长率与工业GDP增长率比值普遍小于1，即没有达到与经济增长相协同的内生增长机制[7]。缺乏与治理相配套的监管机制，治污企业得不到专业的污染治理服务。从京津冀整体的治理情况来说，“三废”的排放还会增加，治理效果短期得不到改善，污染在近期不能得到又好又快的防治。
4 完善京津冀工业污染治理对策
4.1 加强机构协调，促进联防联治
京津冀污染治理需政府部门等机构联动，一起开展预防工作。建立环保机构并确定隶属的上下级，扩大其在环保范围内的管理权限。各机构注重加强工作人员专业知识，组织定期专业培训。不同地区的防治机构制定联防政策，对跨区域合作的机构建立办公地点，随时把握环保变化动向，高效审查其运作过程。
4.2 加大立法保障，强化协同监管
为了协同管理必须落实法律法规，明确各部门的权责，并实时监察执行情况。在实际调查和政府支持基础上，制定跨区域环境纠纷处理程序、跨区域环境影响评价程序等。政府机构需严格监管企业环保标准如：污染排放标准、污染收费标准等。建立环境审计和终身追责制度，加大京津冀对环境污染行为的制裁力度，不让制度空转、法律闲置。通过这些方法，有效促进企业实施环保措施。
4.3 运用经济手段，促进市场化
京津冀区域的环境管理方法可以模仿欧美国家，建立跨区域环保基金会，让落后地区参与基金活动[8]，并对处理污染事件提供资金帮助。其次，环境经济市场化，吸纳社会资本，拓宽融资渠道，促进地区资源共享，提高治理效率。针对中小型企业的污染治理，政府应大力扶持，允许通过环保证券等方式吸引社会闲散资金，动员社会力量形成多维合力。
4.4 发挥地区优势，调整产业结构
按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要求，京津冀的产业发展应力求低耗能、优质量，从而有助于促进环境改善。发挥北京科技优势，联合天津，带动河北，研发和推广使用治污技术。促进产业升级，优化工业内部结构，提升区域高技术制造业的份额。河北和天津的发展对工业的依赖较大，提高能源使用的效率和洁净度，注意煤炭燃烧过程的脱硫、脱硝和除尘。
4.5 积极提倡公众参与
加强社会监督，引入公众参与，构建全民行动格局。公众参与环保不能只是空谈的口号，而是有信息公开和参与制度保障的规范性实施措施。公众有咨询和参与决策的法定权利，可以直接向环保机构索取相关项目的数据如环境影响评价报告[9]。通过调动各方积极性，形成政府、企业和公众多元互动的环境治理参与主体，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增进公共利益，强化治理成效，提高环境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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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宋晓梅，徐剑琦.对京津冀大气环境的影响产业结构[J].中国统计，2014，5：27-28.
[7]吴舜泽，朱建华.我国环境保护投资与宏观经济指标关联的实证分析[C].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9：6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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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治理行业研究范文2
关键词:废气治理;行业发展;控制技术;展望
Abstract: The environment problem has been a national and even global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issues of common concern, especially because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economy, a lot of new economic industry interests seek are built on the basis of the cos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ccording to the industrial operation situation of some emissions more, China promulgated the volatile pollutants emission standard, this article from the waste management business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current market environ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nagement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situation analysis, points out som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and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Personal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 waste gas treatment; industry development; control technology; Prospect
中图分类号：S888.74+8
一．我国废气治理行业发展的基础环境
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规划执行的起始年，从国家的部委到各地的政府机关，都对“十二五”的计划执行持有坚决的信心，在废气污染的治理方面，“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要对工业生产和出现气体污染及排气工序的厂区所排出的毒气及挥发性污染气体的控制管理进行加强，像一些较为典型的石化产业在半成品的加工，成品的生产、于是以及贮存过程中产生的挥发性污染气体的排放控制等。在化学溶剂的选择方面则倾向于属性温和、低毒害、低挥发性的产品，从而使得精细化工行业的废气污染排放得到一定的控制。
在“十二五”的建设期间，通过这样长期有效的污染控制管理，我国的废气污染治理工作将会取得十分喜人的成绩，其实我国开展废气污染排放控制管理工作已经有了三十多个年头，但是由于技术和经验的不足，因此相关的废气污染治理的重点都放在了除尘、脱硝及脱硫工作上，同时由于管理标准和体制的不完善和不健全，污染性较强的废气排放控制管理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理。现如今，我国提出了国家空气质量提高联防联控的设计规划，将废气排放污染的控制管理工作设立为联防联控的重点工作内容之一。以下是笔者所了解到的国家颁布的相关标准：《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 18483-2001）、《储油库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0950-2007）、《炼焦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6171-2012）、《汽油运输大气污染排放标准》（GB 20951-2007）、《加油站大气污染排放标准》（GB 20952-2007）等等，涉及到废气污染排放并纳入制定相关控制标准的行业有：人造板工业、橡胶制品工业、电子工业、皮革制造工业、服装干洗业、涂装工业以及铸造工业等等，由此不难看出，废气排放污染较重的单位都属于工业性质，而随着今后的时展，需要废气控制管理的行业将逐渐增多，民众环保意识的增进一方面督促了国家环境管理部门工作的执法力度，另一方面也使得相关的废气污染治理行业发展更为迅速。
二．废气治理行业相关技术的近期发展
2.1治理技术的行业核心技术的介绍
这两种核心处理技术对废气污染中的粉尘、酸碱废气和有机废气都起到了基本处理的作用，能够在初步处理的环节完成一部分的简单的净化工序，为后期的升级处理打好基础。以下是两种核心技术的详细介绍。
2.1.1回收技术应用
所谓回收技术，顾名思义，就是将排放出来的废气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回收处理。比较常用的是物理回收方法，通过温度、压强的改变或利用一些具有选择性的吸附剂和渗透膜来分离排出气体中的污染物成分包括粉尘、酸碱废气和有机废气等等，该项分离方法中，所应用到的技术类别涉及到了吸收技术、吸附技术、蒸汽平衡技术、冷凝技术以及膜分离技术等等，回收过程使用过的有机溶剂可以通过集中处理后进行分离提纯，或者直接应用与对于质量方面的要求不那么严格的生产环节。从上述内容中，我们可以知道，回收技术属于物理技术应用，科技的飞速进步决定了物理分离技术的发展，这种分离方式相对来说不存在二次污染，因此受欢迎程度较高。
2.1.2销毁技术应用
销毁技术不同于回收技术，该处理过程中所应用到的都是通过生化或化学反应来完成的，通过光、热、催化剂促进分解以及微生物化合等技术，将废气中的污染废气和化学反应产生的酸碱废气转变为水和二氧化碳等一些无毒无害的小分子化合物。销毁技术施行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催化燃烧、高温焚化、低温等离子破坏、生物氧化以及光催化氧化技术的应用而完成的，需要特别提出的就是，催化燃烧技术、吸附技术和高温焚烧技术是较为传统的化学废气控制管理技术，同时也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三类控制管理技术。而吸收技术由于其处理工序的特殊性，因此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二次污染，在安全性能的表现方面差强人意，所以现如今的有机废气控制管理的过程中已经摒弃了这种处理方法，只将其作为辅的前期或后期的废气处理工序。像一些漆雾、粉尘酸性和碱性化合物的处理属于前期处理应用，等离子体破坏所产生的二次污染的吸收则属于后期吸收技术的应用。
2.2新型废气控制管理技术性质极其优势分析
下面所介绍的废气控制管理技术是指在完成了初步的废气污染处理过程后，废气中的粉尘等大颗粒物质以被去除的状况下进行的有机废气处理方法。
2.2.1低温等离子体净化法
这种废气控制管理技术是近些年兴起的一种新型处理技术。作为物质以固体、液体、气体三种形态存在以外的第四种形态，电子、离子、中性粒子和自由基是等离子体构成的四大成:所谓低温等离子体净化法就是利用某一介质在放电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等离子体以极快的速度对废气中的气体分子进行反复冲击，从而使其内部的成分被激活、电离最终被裂解发生一系列的氧化反应，经过一系列的处理动作，污染物内部的化学键被打破，让污染物从大分子性质的化合物转变成无毒无害的小分子物质，最终完成污染物的转化处理。
在废气控制管理工作的进行中，利用低温等离子技术进行废气净化具备许多优势：1.系统动力消耗较低。由于等离子物质的分子体积小，因此在等离子体反应器的内部运作过程中阻力的大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使得系统的动力消耗方面预留了很大的空间；2.处理反应装置的拆装简便。该处理技术的反应发生装置是采用模块化结构，除了整体造价低廉以外，还可以进行反复迁移拆装利用；3.装置开启关闭的实效性高。该处理反应方面没有温度上的要求，因此不需要任何预热工序，需要进行处理时不需要预留加热时间，可即时开启或关闭装置；4.抗干扰能力强。由于处理反应的环境密闭性较强，所以处理过程中不会受到其他颗粒物产生的干扰；5.反应装置的空间占用较少，能够节省处理空间。
2.2.2生物治理技术法
生物治理的技术方法是这几种新型治理方法中应用效果最佳的一种，工业废气中许多无机蒸汽中多少都会含有一定酸碱性化合物，而通过生物滤池的处理，能够对这些酸碱气体进行稀释处理，再通过其他废气处理手段对废气进行更深层的处理。
生物治理技法的优势在于，处理装置简单，无论是设备的投资还是处理工序的运作方面，其整体费用支出方面的资金消耗较少，并且生物治理技术法处理过程中的二次污染情况也较为乐观，绿色环保是其最大的优点。我国在生物科技方面的发展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认可，并且对于生物菌落和填料的研究发展正在逐步展开。
废气治理行业市场的自身特点
3.1“十二五”对我国废气控制管理市场发展的推进
五年计划的实行和发展是我国民众实现政治权利的主要体现，“十二五”期间，国家的环保规划相继出台，引发了社会及民众对于环保事业的关注，而废气治理行业治理市场的发展也不负众望，呈现出积极向上的良好状态。但是在这种发展状况下，国家相关的管理部门和污染企业自身还是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因为刚刚进入“十二五”的规划阶段，因此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对环保政策的出台还颁布还处于研究阶段，极少数的政府部门出台了相关的限制条款和处罚文件。污染企业方面则表现为对废气控制管理知识和思想的缺乏，在相关的控制管理技术方面缺乏明确的鉴别能力，主动要求进行废气控制管理的企业很少，并且受到了营业效益的限制，资金费用的利用空间方面较为匮乏。
3.2国家已设置重污染工业园区的治理试验点
任何一项与国家控制管理政策相关的颁布和实施，都会采取试验点规划的形式来进行试验，笔者所知的试验场地就有浙江台州的黄岩、椒江和林海川南园区，这些试验场中的治理技术应用项目包括蓄热式催化燃烧、蓄热式热力燃烧、低温等离子体净化、生物滴滤、光电催化等，整体试验区的废气控制管理已经全面展开。除此以外，在主城区和数十家医药化工企业设置了6个环境监测点，对当地的废气治理行业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加速了各地政府的废气污染治理工作进程，提高相关部门的工作热情。截止到2013年3月，浙江台州试验区的废气污染治理工作已经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3.3国内外废气治理行业的竞争概况
相对于欧美国家和一些较为发达的东方国家，我国废气污染治理行业起步较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的制造业正值大兴发展的时期，制衣制鞋业所排出的工业废气污染十分严重，对民众的身体健康产生了极大的威胁，就此引起了广大群体的注意。当我国的制造业到达顶峰，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时，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并对一些较为典型的制造区域和工厂进行环境改造。由于地理环境和商业发展便利等原因，我国的制造业区域逐渐向沿海地区转移，同时制药原料加工、皮革、印刷、家具以及电子等一些重污染制造行业也涌入了我国的沿海地区，相较于80年代初期发展起来的制造业而言，这些新兴产业的废气污染程度更为严重，并且与其相关的污染控制管理的基础费用也较为昂贵。纵观我国整体的废气污染治理行业的发展历史，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治理的技术和发展至少落后了二十多年。
而在技术的引进方面，因为我国的物价水平偏低，因此制造行业的利润收入并不多，而要想引进发达国家的废气污染处理技术并加以运用，那么在成本和运作方面的费用将会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所以我国绝大部分的民营或国营企业都不会直接引进国外的废气污染治理技术和设备。除了费用成本过高以外，我国的废气控制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制度也不够健全，各地政府的管理监督没有到位，要求标准的控制方面也算不上严格。因此，我国废气污染控制管理行业的发展下步计划应该是对国外的先进处理技术进行引进，然后与国内的处理技术进行适当地融合调整，进而形成一套适中的废气治理方法。
单纯的就治理技术方面来说，我国近二十年的研究发展过程中，在一些主流的废气治理技巧上，如催化燃烧技术和活性炭纤维吸附回收技术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已经可与国外的技术水平相媲美，并且在治理成本的控制方面还略胜一筹。而一些高端电子生产业的废气污染处理方面，我国还不具备独立处理的能力和技能，因此一些相关的国外企业凭借自身略微领先的治理技术和管理理念，运用各种商业竞争方法打入我国废气治理行业的内部市场当中，这样的竞争情况，一方面对我国废气治理行业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起到了积极正面的敦促推进作用。
归纳总结
综上所述，我国废气治理行业的发展前途还是十分乐观的，近二三十年的奋发努力，我国已经从一个毫无环境治理概念的工业落后国转变成了一个能够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进行污染治理的经济强国。本文将我国废气污染治理行业的近况介绍作为开场，顺次讲述了我国废气污染治理相关标准的颁布执行、治理技术的应用优势、各项新型治理技术的研究发展、治理试验区的设立及效果以及国内外废气治理行业的竞争状况等等，字里行间中透露出了笔者对于我国废气治理行业当前所有成就的自豪以及对未来展望的祝福和期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废气治理技术一定会攀上世界环境治理行业的顶峰，为国家的进步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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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治理行业研究范文3
关键词：环境；污染治理；经济效益；决定因素
目前企业进行决策的过程中，为了其长远发展，不得不将环境污染治理纳入成本分析的行列。经济的过快发展一方面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符合现代人的观念；一方面，由于资源的稀缺及经济创造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污染物又为企业的发展造成不可小觑的损失。平衡好企业经营效益与环境污染治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企业经营者所纠结的问题。对于环境污染治理，收益因素并不明显，然而成本因素却占据极大比重，同时，环境问题往往具有负面的外部效应，可能会间接的给其他企业带来风险。政府部门为了更好地协调好企业间的发展，就要考虑经济效益这一决定因素，以达到环境污染的最优化治理。
一、目前我国企业环境污染治理的现状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形势，抓紧环境污染治理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对于管理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政府部门所采取的措施从成本分析的角度看更具现实意义。但实际分析中，环境污染治理中仍面临着一些问题：
1.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仍未突破传统模式
现今，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固定资产投资扩张，仍是以钢铁、电力、水泥、煤炭、电解铝等重工业为主，经济结构尚未从根本上改变，尽管产品产量增加较快，但对环境的破坏力也相当严重。以2011年的工业污染源投资治理为例，其中，废水治理资金157.7亿元，比上年增加21.2%；废气治理资金211.7亿元，比上年增加12.1%。其中工业废气脱硫治理项目投资112.7亿元，工业废气脱硝治理项目投资12.7亿元；工业固体废物治理资金31.4亿元，比上年增加120.0%；噪声治理资金2.2亿元，比上年增加42.3%。所以，我国重工业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警惕，要想在环境治理中取得新的突破，需要改变现今的产业结构。
2.环境成本受限于企业的生产规模及生产工艺
一般对环境污染、破坏越严重的行业，环境成本支出就越大。像化工、造纸、矿山等行业的环境成本就比其他的行业超出很多，此外，一些落后的生产工艺也会扩大环境成本，手工艺落后会使得一部分有害的副产品不能回收利用，能耗加大，环境破坏严重；而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相应的管理制度却不配套，使得生产环节中的有害产品得不到处理。
3.环境污染收费制度不完善
为了更好地降低企业环境污染态势，政府部门在采取措施的同时，也要按照相应的法律制度进行排污收费，这样可以将环境治理问题从政府的责任转移到企业本身，加强企业管理人员的环境污染治理意识，经过多年的实践，也证明了排污收费不仅调动了企业的环保积极性，也为政府的宏观调控奠定了财政基础，使得政府获得的税收收入可以投资进行城市绿化建设。但由于我国相关排污法律的制定不完善，造成排污收费范围小、标准低，没有起到好的规范作用。
4.企业环境管理机构的资金投入去向不明
环境成本投入还包括对企业环境管理机构和人员的经费支出及其他环境管理费用。一方面，随着环境质量标准的不断提高，政府为提升自身形象，不断加大对环境的保护，政府投入的建设资金不断增多，相应的企业环境治理成本也在不断升高；一方面，一些环境管理机构的负责人员却投机取巧，将治理环境污染的资金私吞，使得环境治理不达标，配套的治理设备不能及时更新。
二、环境污染治理的经济效益决定因素
环境成本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一部分人认为二者之间呈正相关，其实建立在理想的静态假设的基础之上，前提是企业的技术、资源配置和消费需求都是固定的，环境治理在短期内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但长期会树立企业循环、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形象，收益将会增加。一部分人则认为二者成负相关，静态假设毕竟是不存在的，企业的环境污染治理必然会增加企业内部成本，降低企业的效益与竞争力。而在动态的经济模型中，环境治理的经济效益决定因素有：
1.企业的创新型发展
社会处于不断进步的动态变化中，企业的创新能力将会缩短产品的生产周期，弥补了企业在技术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不足，同时也节约了一大笔资金用于生产环节中有害物质的处理。这样，环境管理成本因创新行为而引起的生产效率提高得到了补偿，极大地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
2.企业的经济发展类型
不同类型的企业，其生产的产品和生产工艺对环境的污染程度也不同，从而对环境成本的支付也存在差异。如对环境影响较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工业、汽车制造业、化工等行业生产的产品对环境污染程度远高于轻工业，但衡量企业环境绩效的标准却是标准的，这直接影响了企业环境管理成本的高低，进而影响企业创新收益对环境支出成本的补偿程度。所以企业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确定自己的发展类型，以获得合理的经济收益。
3.企业对环境规章措施的敏感度
随着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政府对环境的保护不断加大，相应的规章措施也在不时的座谈会中制定。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保护措施，若企业经营者只是被动的接受政府制定的环境制度，企业对环境污染的付费必然导致企业环境遵循成本的增加，进而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力下降；相反，如果企业在政府的激励性制度下采取了创新，便会使企业的生产效益提高，弥补环境成本的支出。
4.企业排污权的标准化
目前的企业排污市场的交易存在着很大的弊端，政府收取排污费是想通过增加成本的方式，激起企业经营者环境污染问题治理的意识，但在排污权的争取中，一些企业采取特殊手段，违背了相关的法律法规，给政府制定统一的排污权规划造成了阻碍。出现了一些企业花钱买排污权，努力提高生产效益而不是减少污染，造成了污染物的持续增加，是一种隐性的污染转嫁，不符合现今的可持续发展。而企业排污权的标准化、排污费的合理化、排污权交易的公平性将加大程度的改变排污权的交易市场环境，使企业管理人员意识到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性，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效益最大化。
三、针对经济效益决定因素环境治理的改进措施
环境保护作为当今时代人们最关心的话题，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将是每一个企业的立足的基础，而作为影响环境成本的决定性因素，经济效益是环境污染治理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在做相关的环境治理决策时，要根据成本分析，及政府的相关制度措施，制定合理的经济模型。面对环境治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
企业经营的创新水平，将极大程度的决定一个企业的发展潜力。环境污染治理必定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降低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竞争力。所以企业只有不断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在生产工艺方面不断创新，缩短产品生产的周期，加快对生产中污染物的处理，将可以明显的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对企业环境成本进行补偿，使企业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实现“环境、效益”的双赢。
2.加大政府对环境规制的预见性
政府的职能不仅是要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命令企业部门执行，还要有一定的建设性，时刻留意国外环境的保护趋势，一味地提高环境的规制标准与国际脱节，可能会严重打击企业的积极性，不利于我国经济与国际接轨。在联系我国市场经济实际，制定出与国际环境规制相一致的原则，合理引导国内企业生产产品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以扩大我国环境友好产品的市场需求空间。
3.提高企业对政府环境规制的敏感度
绝大部分企业对于政府下达的指令，多是简单了解，真正认真执行的少之又少。同时，企业管理者总会对政府的环境治理补贴的优惠政策总会十分敏感，但对于相应的税收政策则是了解的很少，再加上市场经济的干扰，使得企业获得信息的不对称性，造成大部分企业面对突发状况不能及时作出反应。即使政府的环境规制符合国际发展趋势，但无人遵循，就无法占领国际市场的先动优势。所以，要加大对企业的考查力度，使经营者意识到政府环境规制的重要性，提高他们的遵循程度。
4.加强企业的环境管理组织能力
对于企业内部的环境管理人员，他们无法清楚的认识到环境治理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从而会对领导下发的指示产生散漫的心理，更有一些人钻空子，私吞环境治理的投入资金，而领导层对于环境污染治理问题也没有足够的重视，这样极容易造成企业的财产损失。所以，企业要建立完善的环境管理体系，加强环境管理的业绩考核，制定高效的环境管理战略，相信将会为企业的环境管理注入新的活力。
总之，环境污染问题的治理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管理人员要考虑到经济效益这一决定因素带来的影响，争取将环境成本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为企业争取效益最大化，开创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刘从平：论环境污染治理的经济效益决定因素[J].环境科学与管理，2006（2）.
污染治理行业研究范文4
1推动依法合规治理的外部压力不足
当前，治污设施“建而不用”、治理“做而不实”等问题比较突出。根源在于排污单位守法意识不强，法律法规对违法的处罚过低，执法不够严。环境处罚与实际违法和造成的环境损失相比，还是杯水车薪，这往往又导致排污单位产生侥幸心理，守法意识更为淡薄。
2委托第三方治理的内生动力不足
国际经验表明，基于市场机制的第三方治理，主要驱动力是排污单位在达标合规前提下的成本导向。其中既有标准的技术可达性问题，也有治理的综合经济成本比较。现行政策在这两方面对排污单位都缺乏足够的推动。尽管部分行业实施了特别排放限值或严于国家的地方标准，但是标准水平总体不高，排污单位无需多少技术或成本就可达标；同时，排污费标准也远低于社会平均治理成本，例如在上海SO2、NOx、COD、NH4-N的社会平均治理成本分别为8.0元/千克、9.0元/千克、5.0元/千克、6.0元/千克，约为现行收费标准的5～7倍，排污单位缺乏进一步减少污染排放的动力。
3第三方治理市场环境不够规范
一方面，排污单位、第三方治理企业的责任义务不清晰，制约机制不健全，相关方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存在低价竞争、忽视责任义务、出现问题推诿扯皮的现象，有的甚至相互勾结偷排漏排。另一方面，市场监管和行业诚信自律体系尚不健全。特别是2014年初，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许可取消后，尚未及时构建有效的政府监管体系，行业协会等尚未承担起市场自律的主体作用。
4第三方治理缺乏有实力的参与主体
第三方治理企业总体上规模小，专业化、规范化水平参差不齐，难以承担引领行业发展和规范自律的重任。这既有产业发展阶段性问题，也有现行政策不够配套的问题，突出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现行生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都有配套支持政策，但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服务没有明确列入支持名录，各地区、各部门对政策解读不一；二是污染超量减排、污染治理设施建设改造等激励政策对象是排污单位，而实际承担治理的第三方企业未能享受政策优惠；三是缺乏市场培育机制，部分有技术的企业因缺乏资金而拿不到项目，抗风险能力弱。
二、攻坚破难，加快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作为生态文明制度改革的关键点，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更是现阶段环境治理和管理转型的需要。上海将继续主动作为、攻坚克难，坚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与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相结合，坚持强化约束机制与完善政策引导相结合，坚持市场培育与规范管理相结合，在试点基础上加快推进完善排污者负责、第三方治理、政府监管、社会监督、排污者和第三方治理企业通过经济合同相互制约的市场运行机制，以推进第三方治理加快推动环境治理机制改革，不断提升环境治理水平。
1完善责任体系
落实《环境保护法》，完善地方性环保法规，强化排污单位和第三方治理企业的责任机制和制约机制。一是在强化排污企业主体责任的同时，明确第三方治理的法律地位和引导方向；二是明确第三方治理企业依照法规标准和排污单位委托要求开展有效治理的责任，以及对因管理不善、弄虚作假造成污染的行政法律责任和连带责任；三是建立健全排污单位和第三方治理企业间依据市场规则确定的合同法律关系、相互监督制约机制和赔偿补偿机制。
2强化约束监督
通过技术、经济、执法监管、社会监督等多个方面形成合力，增强排污企业依法治污和委托治理的动力。一是按照严于国家、接轨国际的要求，以大气和水污染防治为重点，抓紧出台锅炉、餐饮油烟、挥发性有机物、电镀等行业性和大气综合地方排放标准；二是按照逐步反映治理社会平均治理成本的原则，提高排污费征收标准，按照排放水平实施阶梯收费，对淘汰和限制类产业实施惩罚性差别收费；三是进一步扩大污染源自动连续监测的实施范围，推进建筑工地和餐饮油烟在线监测，加强污染排放的实时监控和数据应用。四是按照法规标准，严格执法追责，对逃避监管行为严厉惩治，对排污单位和第三方治理企业一视同仁；五是推动污染治理和排放信息公开，按月公布环境违法信息，同步公开涉及的第三方治理企业，强化社会共同监督。
3完善政策引导
积极创造条件培育市场，促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健康发展。一是整合聚焦现有生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支持政策，做好支持名录的细化和解释。二是优化调整污染治理设施建设改造补贴、污染超量减排奖励等环保激励政策支持对象，由排污单位转为治理单位，发挥政策效益；三是研究出台政策性融资担保等培育政策，鼓励商业银行、商业性融资担保机构和保险公司开展第三方治理企业融资担保相关业务，支持第三方治理主体和市场发展；四是聚焦污染治理重点领域，支持第三方治理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五是政府和国企带头，并在政府购买服务上加大支持。
4推动行业自律
依托社会公共服务平台和行业组织，加快形成开放、规范、有序的良性竞争市场环境。一是强化第三方治理企业诚信管理，将不规范经营和运营设施未达环保要求等信息纳入企业征信系统和社会公共信用服务平台，并与融资担保等政策挂钩；二是依托行业组织，建立行规行约和自我约束机制，加强行业自律；三是研究出台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管理办法，建立第三方治理合同登记、政府部门之间、政府部门与行业协会之间的信息互通和协调联动等管理制度，依法加强市场监管，保障市场规范运行。
5加快试点推进
污染治理行业研究范文5
关键词企业出口污染排放强度制造业企业
一、 问题提出
中国经济已进入转型的关键时期，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加剧了中国经济健康转型的压力。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占年均GDP的8%～10%。环境污染问题也引起了中国政府的重视，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印发的《关于调整排污费征收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当前中国污水、废气等主要污染物排污征费标准分别增加一倍。与此同时，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动力之一， 2014年中国企业的货物出口总额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61%。随着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内需疲软，短期内出口仍是安置就业、解决产能过剩、支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关键动力
陈勇兵、李梦珊、赵羊、李冬阳：《中国企业的出口市场选择：事实与解释》，载《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年第10期，第20-37页。，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从而为中国经济转型提供动力在一定时期内仍将为政府所倚重。“污染天堂假说”、“逐底竞争假说”等传统热点研究，以及叶继革和余道先等基于中国样本的研究普遍认为，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生产和出口了较高污染密集度的产品，产品输出国外、污染留在国内的状况较为严重。那么，企业出口真的带来了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吗？相较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更高吗？企业出口与污染治理之间的矛盾真的不可调和吗？这些问题的厘清，关系中国经济转型动力与环境污染治理的双层因素。
企业出口如何影响其污染排放的相关研究方面，研究者普遍关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进出口过程中，污染排放以及能源消耗是处于逆差还是顺差？例如Mukhopadhya对印度进出口贸易中能耗和碳排放的研究、沈利生和唐志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二氧化硫排放的研究、谢建国和姜珊对中国进出口贸易中能耗的研究等。另有学者从要素禀赋的角度研究了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问题，叶继革和余道先基于中国工业行业出口与“工业三废”排放数据的定量分析，发现中国出口优势行业多为污染密集型行业。上述文献多基于不同视角对进出口贸易中企业的污染附加量进行对比研究，然而，较为遗憾的是，现有研究罕有涉及企业出口与其污染排放强度之间关系的直接探讨。
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际情景表明，不管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是否高于进口，出口企业的产品生产过程都或多或少存在污染排放的可能，而当中国制造业企业仅仅在国内市场销售时，其生产过程中的污染排放同样也在所难免。立足中国制造业现实，本文在厘清企业出口影响其污染排放强度的内在机理的基础上，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有效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从企业层面考察了企业出口对其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以及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两者污染排放强度的差异，本文研究为中国企业出口与污染治理等问题协调发展以及中国绿色经济的发展提供启示。
二、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污染减排效应的内在机理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前提是企业必须克服其出口面临的障碍，随着当前中国环境污染到达一个“忍无可忍”也“无须再忍”的境遇，排污费缴纳将是污染排放企业出口过程中一个必须克服的阻力。排污费缴纳提高了污染排放企业出口面临的成本，而为了降低企业出口的成本压力和价格劣势，意图出口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前后应对这一问题的方法也无外乎“治理污染降低成本”的策略。从中国制造业出口与企业污染排放治理现状作为研究内在机理的出发点，本文梳理了企业在出口前后可能对自身污染排放构成影响的渠道，进一步归纳出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可能对其污染排放产生影响的三个关键效应。
（1） 出口中学习效应。“干中学”理论已证明企业生产过程中具有向其他优质企业学习的倾向，企业出口过程中应对污染排放问题也可能存在“干中学”渠道的清洁技术出口学习效应。一方面，企业在出口过程中可以通过向出口目的国厂商学习主动采用清洁生产技术或先进污染治理技术，也可能在与出口竞争对手的出口竞争中被动为之。出口企业为了获得行业内出口竞争过程中的成本优势，将可能被迫提升企业自身生产工艺的清洁水平，进而降低了自身污染排放强度。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国企业出口中广泛存在加工贸易这种“两头在外”的特殊类型出口贸易方式，而这些企业多集中在能源消耗较大、技术含量过低的高能耗低附加值产业，这一情景下中国制造业企业改进生产工艺和污染治理水平实现清洁生产的急迫度更高。因而，此类企业更有可能通过出口学习效应学习竞争对手的先进技术和工艺来提升其产品的清洁程度。另一方面，企业出口过程中同样存在生产率的出口学习效应，出口贸易在国际技术扩散中通过“外溢效应”促进了出口国企业的生产率，当然更为直接的影响表现在企业出口对自身生产率水平的促进。通过出口学习效应这一途径，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行为不仅可以提升自身的生产率水平，而且可以为其应对污染治理提供便利，Hettige等的研究也已经证明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有利于其污染排放强度的降低。结合中国制造业的实际情况，制造业企业通过出口学习效应这一途径，在提升了自身生产率水平的同时，将很可能有效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
（2） 融资约束缓解效应。融资约束是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阻力之一，Claessens和Tzioumis发现在其所有调查样本中这一问题在中国最为突出，而在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污染治理以及清洁生产技术应用过程中，融资约束显然是阻碍这些企业实现工艺提升和清洁生产的重要障碍。研究者普遍认为，高生产率企业可以通过克服出口障碍在海外市场获取额外利润，生产率低的企业只能在国内市场销售，
韩剑、陈艳：《金融发展与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年第1期，第124-141页。企业出口将有助于企业通过获取海外利润从而降低其融资约束程度。周世民等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研究表明民营企业的出口行为显著降低了其自身的融资约束程度，罗长远和李姝醒的研究也证明企业出口通过提升其流动性获取等渠道对企业融资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通过出口对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可以大幅降低企业所面临的资金瓶颈，进而使其拥有更为充裕的资金投入到企业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和技术引进中，进而提升了出口企业生产的清洁度，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强度。当前中国国内消费需求动力不足，中国制造业企业亟须海外市场消化部分过剩产能，“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制造业企业将有更大机会通过出口海外市场来缓解其资金压力，从而通过污染治理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的使用有效降低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
（3） 政策“倒逼”效应。企业的出口行为无疑将面临国内外政府政策的影响。一方面，中国政府降低出口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意志已经得到展现，财政部以及国家税务总局2007年6月下发的《关于调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甚至已对“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实施限制措施，决意宁可牺牲出口也要获得环境治理改善。当前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也将坚持绿色发展的要求列为其重要核心内容之一。显然上述一系列针对出口企业污染排放的政府政策将有效“倒逼”意图出口以及正在出口的企业降低其污染排放。另一方面，出口目的国政府的贸易政策显然也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1992年欧盟即已出台生态标签制度，允许厂商自愿为自身商品申请生态标签，获得标签产品不仅要符合质量标准，同时其生产过程均需要符合环保要求，这一行为显著影响了出口企业的排污排放，一定程度上“倒逼”了出口欧盟的中国企业不断提升其生产工艺的清洁度。李昭华和蒋冰冰研究发现欧盟有关纺织品与服装、玩具的一揽子环境规制措施阻碍了中国此类产品的出口，这也证明了欧盟政策的有效性。
进一步梳理上述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影响其污染减排的内在机理，本文发现，企业出口对其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不论是基于企业出口的自然门槛，还是政策门槛抑或竞争效应，企业出口对其污染减排的影响多为正向效应。中国制造业的实际也显示，中国制造业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底端的现状并未有较大的改观，实现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转变依然任重道远。污染治理情景下，不论是企业出口学习效应，还是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抑或政策“倒逼”效应，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仍将发挥重要作用。此外，由于企业出口的污染减排效应由企业出口行为所产生，企业的资金来源以及竞争策略制定也更依赖于其出口，而企业出口比例越高，企业受出口影响做出决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而这里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内在影响机理，也就是说企业出口强度越大，企业出口比例越高，其污染减排效应将越显著。据此，本文发现存在这样一种可能，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具有显著的污染减排效应，也就是说，企业出口降低其污染排放强度，相较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更低。当然，这一论断是否正确仍需通过接下来一系列设计严格的计量检验进行验证。
（二） 数据处理
本文样本源于国家统计局统计的2003-200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样本选择过程中，本文选取了以GB/T4754-2002（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为标准的2位数行业代码中13-41的所有制造业企业样本（未包含代码为38的行业）。样本处理方面，本文采用与Cai和Liu类似的标准程序对样本数据进行处理，剔除了年平均员工人数、企业固定资产净值等重要信息缺失以及企业员工人数少于10等不符合会计准则的样本。由于排污费为0的企业中，部分企业可能因政策性优惠而得以免征排污费，当企业排污费为0时，采用排污费替代的企业污染排放可能与实际排放当量不相符，严谨起见，与张艳磊等对企业环境污染水平的衡量相类似，本文采用排污费缴纳额大于0的企业作为样本来研究企业污染强度。为消除可能存在的异常值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对位于样本污染排放强度值前后1%的样本进行截尾处理。表1中报告了本文样本中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值。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为确保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基准回归分析中，本文首先通过逐步添加控制变量，观察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变化，在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污染减排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的同时，考察本文模型设定准确与否。表2中报告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对其污染排放强度影响的检验结果。表2中模型（1）-（6）显示，在逐步添加变量回归过程中企业出口的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企业出口显著降低了其污染排放强度，这说明企业出口的确存在污染减排效应。同时，这一结果也证明本文计量模型的设定是十分准确和合理的。
表2中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企业生产率有效降低了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这与Hettige等研究结论是相一致。企业规模与其污染排放强度成倒U型关系。企业利润降低了其污染排放强度，这与本文内生机理中的分析是一致的，企业利润越高对其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越大，更有助于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企业人力资本降低了污染排放强度，显然，这一结果证明了企业通过研发等可以有效降低企业污染排放。企业年龄增加了其污染排放强度，这说明企业年龄越大，生产设备的老化加剧，其生产工艺的清洁程度越低。
为了对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定性进行检验，同时，对本文理论分析中的内在机理进行尝试验证，本文进一步使用不同出口强度的分样本企业进行回归。具体来说，通过对企业出口强度进行排序，按照其数值由低到高划分为四个组，即1/4分位、2/4分位、3/4分位、4/4分位，分别进行样本回归。表3中显示了分出口强度样本的检验结果。可以发现，表3模型（1）-（4）中企业出口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再次证明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并且随着企业出口强度的提升，企业出口回归系数的绝对值逐渐增大，t值也越来越显著，这一现象证明，企业出口强度越大，出口企业的污染减排效应越显著，这一结果验证了企业出口的污染减排效应的确是由企业出口所导致。值得注意的是，模型（1）中企业出口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虽然企业出口存在污染减排效应，但由于此时企业出口强度较低，企业依据出口的影响而做出决策的可能性较小，因而此时企业出口污染减排效应并不显著。其他变量回归结果与表2无显著差异。
接下来，本文采用了企业出口的替代变量企业出口强度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再次进行检验，同时间接检验本文内生机理的可靠性。具体来说，本文在使用企业出口强度进行回归的同时，通过逐步加入控制变量来考察研究结论的稳定性。特别的，为了控制企业出口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之间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等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对其进行控制。企业出口强度的工具变量选择过程中，通过反复筛选和检验，本文最终选择了企业出口强度的城市均值作为企业出口强度的工具变量。同时为考察研究结论的稳定性，我们采用逐步添加控制变量的方式来考察研究假定是否稳定。工具变量回归结果见表4。
说明：括号内为Z统计值；***、**、*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为了排除可能存在异方差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各模型均稳健的标准误进行回归。Kleibergen-Paap rk LM检验的原假设“H0：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相应括号中数值为相应检验统计值的P值；Kleibergen-Paap rk Wald F检验的原假设“H0：工具变量弱识别”，相应括号中数值为Stock-Yogo检验的临界值。
表4模型（1）-（6）中Kleibergen-Paap rk LM统计量的P值均为0，有效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假定，Kleibergen-Paap rk Wald F检验中最小特征统计值均大于Stock-Yogo检验的临界值，排除了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因此，本文工具变量的选择是合理的。
由表4可以发现，表4模型（1）-（6）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这一回归结果一方面说明，企业出口强度越高其对污染排放的抑制作用越强，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确存在显著的污染减排效应；另一方面，这一结果也验证了本文内生机理的可靠性，企业出口的污染减排效应的确是由企业出口所导致，这一结论进一步证明表3结果的可靠性。此外，表4模型（1）-（6）逐步添加其余控制变量后，各模型中企业出口强度的回归系数基本保持稳定，再次证明了本文模型设定的准确性。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及内在机理与表2、表3并无显著差异。
（二）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根据本文稳健性检验的研究设计，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分析中，本文首先估计企业出口的Logit概率模型，表5报告了样本数据Logit概率模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企业员工人数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企业规模扩大有助于企业出口的实现。企业生产率水平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企业生产效率越高，企业出口概率越高，这与一般预期是一致的。企业利润的回归系数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企业利润水平越高其越可能克服出口成本等障碍实现出口。资本劳动比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是因为资本强度越高企业越可能是污染密集型企业，过高的污染密集度显然不利于企业出口的实现。人力资本强度的回归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人力资本强度较高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并不倾向于出口。
在企业估算了出口概率的基础上，本文通过最近邻匹配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1∶1匹配，以获得出口企业的对照组样本。数据匹配后，本文得到处理组企业3326家，对照组企业6015家。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估算了处理组企业与对照组企业之间的平均污染排放强度差异（ATT）。表6中显示了匹配后的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的平均污染排放强度差异。从表6中可以发现，相对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更低，且这一研究结论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样本数据显示，出口企业具有更低的污染排放强度，相较于与其匹配的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的平均污染排放强度降低了约25.06%，这一结果进一步证明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污染排放效应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数据匹配前后，处理组企业均值均显著小于控制组，匹配后控制组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显著降低，这也证明了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必要性。
为了进一步检验上述研究的可靠性，本文对匹配的平衡性进行检验。具体来说，如果匹配结果满足平衡性假定，那么，匹配后处理组样本与控制组样本的控制特征将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本文采用与Smith和Todd一致的方法，主要采用两个检验确保样本匹配的平衡性，一是匹配后变量的标准偏差越小，则匹配效果越好，匹配后的标准偏差小于5%时，可以说明这一匹配方式是有效的；另一个是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各变量的均值是否相近，具体来说如果匹配后t检验不显著则可以认定为较好的匹配。表7显示了研究样本匹配平衡性检验的结果，可以发现匹配后各变量标准偏差均在5%以下，证明本文匹配结果是合理的；同时，匹配后t检验中各变量t统计值均不显著，拒绝了匹配后变量存在差异的假定，通过了样本匹配的平衡性检验。据此可以证明，本文匹配变量和匹配方法的选取是合理的，匹配后处理组样本与控制组样本的基本特征保持一致，进一步证明了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首先梳理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影响其污染排放的关键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用2003―2004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出口对其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通过一系列设计严格的计量检验，研究发现：① 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显著降低了其污染排放强度，相较于非出口企业，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更低，并且这一结论是十分稳健的，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确存在显著的污染减排效应。② 企业出口的替代变量回归结果同时表明，企业出口强度越大越有助于企业降低其污染排放强度，一定程度上证明本文所梳理的企业出口减排效应的内在机理是十分可靠的。③ 本文倾向得分匹配结果表明，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相较于非出口企业要低约25.06%。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在企业环境污染监管过程中，政府在对出口企业污染排放进行控制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强对非出口企业污染排放的监管。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内需疲软，经济转型刻不容缓，短期内出口对中国经济的驱动作用仍不可替代，而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环境问题亟须治理的背景下，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势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依据本文的发现，中国制造业企业中出口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小于非出口企业，当企业不出口而仅仅在国内市场销售，环境污染问题也同样存在，并且更为严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企业出口与环境污染治理是相辅相成的。未来污染治理和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不应一味只强调企业出口将会导致环境污染，应将更多监管力量专注于对非出口企业污染排放的控制。也应该注意到，虽然中国出口企业污染排放强度小于非出口企业，但是，这里仅仅涉及单位出口与非出口企业产品的污染均值，并未涉及其总量问题的对比，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的总体规模仍然巨大，因此未来发展中，政府应在污染监管过程中加强对企业所选择行业的监管和引导。
（2） 中国经济转型和污染治理过程中，应加大政府监管职责的贯彻，预防“政企合谋”问题的出现，降低“两高一资”企业出口所占比例。部分地方政府出于晋升激励等因素的考虑，可能放松本地企业污染排放监管，默许甚至纵容污染企业超标排放导致的“政企合谋”是当前需要考虑的关键问题之一。一系列污染事件也表明，几乎已曝光的每一件污染事故背后，都有明显的或者政企合谋因素
聂辉华、张雨潇：《分权、集权与政企合谋》，载《世界经济》，2015年第6期，第3-21页。。显然，政府监管职能的有效贯彻才能避免此类问题的出现。此外，实施“中国制造2025”战略，企业出口结构绿色化的过程中，应严格控制“两高一资”企业的数量，促使此类靠政府补贴等国家扶持政策存活的“僵尸企业”尽快重组或退出市场，进而实现本地产业转型升级和生态环境改善。
（3） 为有效提升企业污染治理效率，应加速本地配套金融的发展，拓展企业污染治理中融资渠道，有效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并且从“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切实监管企业污染治理专项资金的使用。依据本文研究以及现有文献，企业污染治理中一个关键阻碍即其所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污染排放强度更低一定程度上缘于企业出口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因此，应该积极解决企业污染治理中的资金短缺问题，建立切实有效的资金筹措渠道，完善企业的投融资机制，为企业的转型和污染治理提供助力。在上述努力的基础上，实现企业污染排放降低的另一个关键，还取决于获得资金的企业是否将专项资金用于生产工艺清洁化以及技术进步等污染治理投资中。为了有效避免将本该用于生产工艺清洁化和污染治理投资的资金被一些“僵尸企业”挪作他用，相关部门应该从企业污染治理专项资金的事前审批、事中监管和事后核查等途径落实到底，确保资金被用于企业的生产工艺清洁化等污染治理投资中，进而有效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改善本地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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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治理行业研究范文6
一、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简述
20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工业污染防治一直走的是“谁污染，谁治理”的分散治污之路，为部分企业偷排、超排提供了便利，同时也给环保部门严格执法带来了难题，增加了执法成本和执法难度[2]。
“十一五”以来，国家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带动了环境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也培育了一批规模化的环境治理企业，治理技术和管理水平不断提升，企业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条件日渐成熟，逐步将过去的“谁污染，谁治理”模式升级为“谁污染、谁付费”模式，在企业中广泛推行“把污染治理交给第三方”的管理模式。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主要有两种实施方式：一是委托治理服务型。指排污企业以签订治理合同的方式，委托环境服务公司对新建、扩建的污染治理设施进行融资建设、运营管理、维护及升级改造，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污染治理费用[3]。二是托管运营服务型。指排污企业以签订托管运营合同的方式，委托环境服务公司对已建成的污染治理设施进行运营管理、维护及升级改造等，并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托管运营费用。两种模式的区别在于环境服务公司是否拥有治污设施的产权，前者拥有或者部分拥有；后者不拥有产权，只接受排污企业托管，负责其治污设施运营管理[3]。第三方治理是环境污染治理政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突破，势必极大地推动环境治理和环境监管政策措施的进一步发展。
二、我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近年来，我区高度重视环境污染治理，大力推行节能减排，积极探索市场化、专业化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通过持续努力不断改善环境质量。
（一）委托治理服务推行情况。为适应国家大气污染物最新排放标准，成都玉龙化工有限公司率先采取第三方治理模式，与成都意通能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第三方治理协议，由意通能达公司为玉龙公司编制锅炉环保综合治理方案，并出资实施改造。意通能达公司通过取得锅炉三废利用权利，以及与玉龙公司就锅炉深度治理后年节约标煤用量收益进行分成而取得经济效益。玉龙公司的锅炉环保综合治理项目，是我区第一个成功采用第三方治理模式进行的工业污染治理项目，通过该项目的实施，玉龙公司的锅炉烟气污染物排放浓度能够达到新标准要求，治理效果明显，这也为今后我区在工业企业中加快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二）托管运营服务推行情况。我区将特许经营制度积极引入到区内污水处理厂的运营和管理中来。目前，青白江区共建有9座污水处理厂，已投运8座，正在进行试运行1座（青白江区第二污水处理厂）。这9座污水处理厂均采用委托营运模式进行托管运营，由区政府分别同成都青白江中科成污水净化有限公司、深圳市碧园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签订特许经营权转让协议，将污水处理厂的特许经营权转让给上述四家污水处理公司，由污水处理公司作为运营主体对污水处理厂进行专业化的管理和运作，对污水处理效果负责，区政府则通过向污水处理公司支付污水处理费的形式购买污水处理服务。
采用这种托管运营方式既给污水处理厂带来了运营维护所需资金，也带来了更为专业的管理经验，促进污水处理厂能更加健康稳定地运营，确保区内污水得到有效处理并达标排放。
三、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存在的问题
（一）污染治理市场秩序有待规范。部分环境服务企业以降低环境治理标准为代价，刻意压低环境服务价格以抢占市场，污染企业选取委托合作方时缺乏有效的判断依据，低质低价中标屡见不鲜，扰乱和破坏了行业秩序。
（二）第三方和排污主体相互推诿责任。在污染事故发生后，排污方和治污第三方相互推诿责任的现象时常发生，排污企业认为治污已交由第三方处理，排污不达标应由第三方担责，治污方认为排放不达标是因排污方不按照合同排污，导致污染难处理。
（三）环境监管和服务体系有待完善。主要表现在执法主体和监测力量分散，环境监测、监察执法、监督工作基础薄弱，人员不足，体制机制不畅，缺乏有效的监管手段，环境监管不到位，打消了排污企业购买第三方治理服务的积极性。
四、做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工作的建议
（一）进一步试点实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优选区内重点企业，大胆尝试，积极开展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试点[4]。在工业企业污染治理项目和城镇污水处理厂等设施运营服务中优先引入并深入优化第三方治理机制，推进环境基础设施服务的社会化运营和特许经营。
（二）培育有利于第三方治理推行的市场环境。推进总量控制前提下的排污权交易等制度的建立，使企业的运营成本控制与环境治理、环境惩罚成本联动，通过经济杠杆拉动企业积极开展污染物减排。严格执行环境监管，促使符合环保要求的企业能够正常生产，从环境污染治理末端形成推行第三方治理模式的倒逼机制[5]。
（三）协助做好第三方治理模式推行的顶层设计。结合我区污染治理工作开展情况及第三方治理模式的优缺点，找准突破口，切实协助上级环保部门做好第三方治理模式推行的顶层设计，包括完善第三方治理的政策法规规定、研究制定有关技术规范、指南和工作手册、出台相关环境服务标准等，定期向社会公布第三方运营企业的运营效果，探索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加强行业自律，规范市场管理。
（四）强化土地、融资、财税等政策激励。结合我区实际，研究制定第三方治理有关政策措施，配合上级环保部门制定和完善扶持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推行的财政、税收、金融、科技等相关政策，以便有效吸引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的集聚，积极探索环境治理的市场化机制，发展环保服务业，积极推广综合环境服务模式，大力鼓励民营资本进入环境治理领域。积极发展绿色保险，切实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以应对发生突发环境污染事件[6]。
（五）进一步明晰企业权责划分。制定针对污染第三方治理模式的管理制度及实施细则，对业主方和被委托方相关责权做出明确规定[6]。排污企业承担污染治理的主体责任，并按照相关合同协议约定履约排放污染物。第三方服务公司承担合同约定范围内的污染治理及达标排放等相关责任。
参考文献：
[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2014〕69号）.
[2] 《分析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面临的问题及其发展对策》.倪丽萍，吴婧？.《化工管理》，2015，（17）.
[3] 《论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构建的困境及对策》.范战平.《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
[4] 《环境污染治理的第三方力量――初步解读》.姜育新.《WTO经济导刊》，20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