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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就业范文1
1998年教育部在调整本科专业目录时减少了近一半专业，却增设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作为一个新兴边缘学科诞生后，很多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凭借自身原有相关学科，比如，劳动经济学、劳动关系学、社会保障学等的师资优势，办出一些特色，走在了前面。江西师范大学校2005年设立该专业，并于次年开始招生，至今已有多届学生毕业。
二、就业总量分析
为了解毕业生实际就业去向，笔者对江西师范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2010届、2011届、2012届和2013届毕业生进行了调查。调查形式包括电话、短信、委托本班同学对未能联络上的同学补充联系。其中2013届和2012届有效信息获得率分别为100%和56%，而2011届和2010届毕业生获得的有效信息不足50%。表1给出的是2013届我校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与就业岗位的情况。（表1）
总的来看，2013届毕业生中就业单位为企业的占比为60%，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占比为40%，即便把其中的大学生村官部分删掉（按协议他们极有可能将来需要面临二次就业，大约占其中的17%），即真正属于公务员及机关事业单位的部分为23%。虽然相比一些重点大学，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比率仍属较高水平（后者2013届毕业生该项比率仅为6%）。而去往企业的比率高达60%，中国人民大学为86.5%。
在岗位方面，去往企业就业的21人中有15人前往私营企业，其中10人从事经营类工作；3人前往国有企业，其中1人从事经营类工作；2人前往地方银行，均为经营类工作。按此计算，从事经营类相关工作的比例占32%，高于预期。意味着将近三分之一的学生从事的是经营类岗位，在所有类别岗位中比率最高（在所有类别中占比最高的是行政类岗位，但如果除去大学生村官部分，则占比和经营类岗位占比相等），远高于我们对从事经营类岗位的学生数量的预期，偏离了我们最初认为大部分毕业生应该去机关事业单位工作或企业人事、工资与福利部门工作的判断。这种误判体现在就业比例与和服务于相应就业类别的课程或学分比例之间的对比关系上。2013届毕业生培养计划共开设了25门课程（专业必修课程，不含公共必修课），其中经济学类课程7门（不包括相关课程，如高等数学等），占28%，略低于经营类岗位就业同学的占比，考虑到大学生村官二次就业问题，则两者差距可能会更大，经营类岗位就业比例将显著高于经济类课程的比例。
三、就业结构分析
学生培养计划中经济类课程的开设和学生就业选择情况并不匹配，即经济类课程安排落后于学生就业需求，不仅体现在总量上，在结构上也很明显。
根据就业反映情况，经营类就业全部集中在企业，没有人在政府相关部门从事经营类工作，但为这些部门就业而开设的经济学课程却占全部经济学类课程的43%，主要有公共财政学、公共经济学概论和政府经济学，它们没有给学生就业带来直接的促进作用。其他几门经济学类的课程情况稍好，除西方经济学原理作为基础性课程外，其他课程如货币银行学、劳动经济学和福利经济学原理等都有服务对象，即可以在毕业生就业岗位中找到其影子，如有学生从银行业务工作，有同学从事劳动保障工作以及企业人事管理工作。
在2013届毕业生就业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升学比例非常低。在41个同学中仅有2个同学选择升学或升学成功，比例为5%，远低于中国人民大学的37.1%，南京农业大学的17%。从升学方向看（2012届类似），这个专业主要有两个去向，一是经济学，可以选择劳动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国民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等；一是社会保障。对升学选择经济学方向的同学而言，现有经济学课程安排对他们并不利，主要表现为课程杂、方向不明确、缺少核心课程，导致学生在向经济学专业升学过程中遇到障碍。如果升学方向是社会保障，其相应课程则开设较为齐全，一共开设了7门核心课程。但在这种“完美”的课程设置下，选择社会保障作为升学方向的同学仅有1人（2012届为2人），和选择经济学作为升学方向的人数相当，令人质疑其价值。
四、学科建设科学定位
根据以上对毕业生就业状况分析可发现，经营类岗位和行政管理类岗位总的占全部就业的比重高达78%，而社会保障类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类等其他岗位占全部就业的比重不到22%，这种反差显示出当前学科建设定位不够理想等问题。首先体现在办学单位设置不合理。据了解，中国人民大学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设立了专门学院外，其他高校，比如，福建师范大学和湖南师范大学均则将其设置在公共管理学院，依托管理学平台办出了特色，对学生培养和就业有利。省内某高校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设置在经济管理学院（前身为经贸学院），定位为培养学生向劳动与人事、社会保障与商业保险及相关领域扩展渗透的能力，为此开设了共计10门经济类课程，也办出了特色。江西师范大学则把它放置在了政法学院，目前状况难以显示该平台为专业特色建设带来帮助。当然，新办学科问题在所难免，关键是要面对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基于目前收集到的毕业生就业信息可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首先是培养计划中应该对核心课程进行模块化管理，通过模块引导学生明确对未来的定位。根据历届毕业生就业呈现出在某些岗位类别上的集中趋势，可考虑设置若干模块，比如，经济类模块、行政管理类模块、社会保障类模块等。这里仅关注经济类模块建设。
五、经济类模块建设
对就业信息的纵向比较，有助于产生更加清晰的认识。如果不苛求严谨，可以把历届学生培养计划中，经济学课程的变化与历届学生中经营类岗位就业和升学情况作个对比。这里仅以信息收集情况稍好的2012届和2013届毕业生为例。2013届毕业生从事经营类有关工作占就业学生中的比例高于2012届毕业生。相应，2013届毕业生的培养计划中经济类课程的门数为7门，比2012届毕业生多1门。同时，部分课程的学分也有所增加，如果算上一些外围课程，则相差更多。经济学课程的变化和学生在经营类岗位的就业存在正向相关性，建设好经济类模块有助于学生就业。
经济类模块建设可从两方面考虑，一是服务和致力于经营类岗位的同学， 一是服务于在其他岗位的同学。两类同学就业目的不同，对经济学课程体系的需求不同，因此可分别设立两类经济学模块课程供选择：经济类模块I和经济类模块II。
经济类模块I。主要面向将来准备在就业或升学时向经营类岗位或经济类专业发展的同学。该模块在原来经济学课程中进行整合，主要对原来一些就业贡献小且内容非常相似的课程，比如，公共财政学、公共经济学概论和政府经济学进行精简，同时增加一些核心课程和有利于拓宽学生就业面的课程，例如，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等。该模块具体包括以下课程：西方经济学，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证券投资学，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劳动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从课程数量上看，该模块所包含的课程数量与原来的经济学课程数量相比并无变化，但从就业的现实角度看，则显然设置更加优化，且更贴近当前学生就业的实际情况，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学生在这些课程的基础上再根据自己的兴趣，选修或旁听其他课程，再如，消费者行为学等。
经济类模块II。该模块旨在为往其他方向发展的同学提供经济学基础知识，传递经济学思想，为其他课程的学习提供工具。具体开设的课程包括：西方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原理、公共财政学、劳动经济学。从课程数量看，该模块包含的课程比原来培养计划中的经济学课程减少3门，学分数量减少9分。这些课程主要是经济学思想、经济学相关知识的普及，它们或者有利于学生学习其他知识，或者有助于学生形成科学决策的思维。这个模块课程尽管精简了，但传递经济学基本知识与经济学思想的目的更突出，反而有助于学生未来发展。
六、结论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是新设置专业，各高校兴办该专业的时间差距不大，关键在如何结合高校自身资源办出自身特色。作为文科院校，江西师范大学在资源上具备一定优势。但要把这一优势发挥出来，需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工作。
劳动经济学就业范文2
1日本女性经济学的提出背景
安倍女性经济学的提出，有其相应的理论基础与亟需面对的现实问题。
理论基础方面：日本关于女性就业的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经过30多年的研究，已较为成熟。竹中惠美子是日本女性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对日本女性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提及了女性就业[2]。井上清在《日本妇女史》中，介绍了日本女性就业的起源及早期就业状况。武石惠美子通过研究战后女性就业状况,分析了女性就业存在的问题[4]。宫岛洋等阐述了日本女性就业与企业发展的关系，涉及了保育制度、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等[5]。八代尚弘则从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日本的女性劳动市场进行了分析[6]。山本理子进一步提出了促使女性就业的可行性措施[7]。1999年，高盛证券公司的松井凯西首先提出了“女性经济学”这一概念，认为女性经济是日本的隐形资产，日本应该把以让更多的母亲重返工作岗位作为重点任务。
现实背景方面:为了摆脱持续低迷的日本经济现状，安倍上台后实行了大胆庚活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被称为“安倍经济学”。但在实施过程中遇到诸多问题，其中少子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不足，构成了安倍经济学推行的严重阻碍。随着低出生率和平均寿命的提高，日本的少子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2010年，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人u比率已达22.8%181，成为世界上老龄人口占比最高的国家。为缓解劳动力不足的压力,安倍提出了“女性经济学”，即鼓励女性就业，让隐退居家的H本女性重新工作，提升女性就业率，以促进经济增长。
2日本女性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的劳动力调查数据，本文研究了1990~2014年的男女各年龄段(毎5年)就业率，选取其中4个年度对男女就业率进行对比分析。不同干日本男性就业率曲线所呈现的倒U型，日本女性就业曲线呈现M型,且就业率远低干男性。在长达24年的时间跨度里，女性就业率的增长极其缓慢，1990年就业最高峰值已达72.4%，而2004年的最高峰值仅为69.8%，甚至出现f负增长，且两个年度的就业曲线在35~65岁之间基本是重合的，为避免图中的数据重合，不再单独标注1990年数值，其各年龄段的就业率可通过曲线图明晰。日本女性就业率增长缓慢的原因，来源于就业环境和就业市场，这也构成了日本推行女性经济的挑战。
2.1日本的性别观念和女性职业层级低
日本奉行儒家文化，在家庭中，强调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在经济上，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地位。在劳动布场中，存在明显的性别歧视,女性处于严重不公平的位置，不只薪资比男性低，女性管理者的比率也远低于男性。这种根深蒂固的性別观念,极大地束缚了女性参与就业。W本女性的就业率，远低于男性,即便是在女性就业率较髙的2014年，女性最髙就业峰值也只达75.7%,而男性在30~59岁的就业率基本稳定在90%~93.2%。
2.2日本的税收和保障制度
口本的税收制度对双职工家庭很不利,其财政尤其是税收政策长期以来都有优待家庭主妇的规定。若妻子的收人低于一定额度，丈夫的个人所得税可以享受配偶扣除或配偶特殊扣除。日本医疗保险制度规定专职主妇可享受免费的医疗保险，且住院时可多享受10%的医疗优惠，而职业女性就医时则需自己缴纳医疗保险费用。日本税收和医疗保险等保障制度，客观上起到r挫伤已婚女性就t积极性、鼓励女性在家做全职主妇的负面作用。
2.3日托资源稀缺，公共育儿设施不足
日本没有中国的“代记补偿”传统，即没有像中国父母代子女照顾其下一代的传统。日本H托中心严重短缺，导致300多万的产后女性放弃就业想法。据图1,日本女性就业有两个髙峰期:一是在25~29岁年龄段,一是在45~49岁年龄段，而就业率低谷集中在30〜34岁年龄段，且第二个峰值低于第一个。但1990年的首个就业高峰是在20~24岁，因为当时女性的就业和婚#年龄都较早。女性就业率的下降,和已婚女性结婚、生子、育儿，不能继续参加工作有关。日本的公共育儿设施不充足，导致很多女性为了生育子女不得不辞职，等育儿期结束后再出来工作。
3曰本女性经济学的政策与效应3.1日本女性经济学政策
针对上述问题，2014年6月，安倍把女性经济学作为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推出了一系列女性经济学政策。主要内容为:第一，女性就业职位方面。提高女性在企业管理层中所占的比例，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公布女性高层管理者的比例，2020年之前，企业中女性管理者的比例，由2013年的7.5%提高到30%。2015年8月，H本颁布了旨在促进女性活跃f职场的《女性活跃促进法》，规定员工人数在301名以上的企业，设定和公布女性管理者的比例和女性员工录用比例等数值H标义务。第二，改革现行的税收和养老金、医疗保险等保障制度，进一步使职业女性的权益得到保障。第三，建造日托中心,解决后颐之忧。安倍计划到2017年前，在全国范围内新建40万个日托中心，尤其是针对资源最为拥挤的横滨市，提出了2年创新方案;新增课后托管项目，可照看10000名学龄儿童，以保障女性能够全天侯投人工作。第四，H本政府会进一步制定措施，为休产假和育儿假的女性提供E多援助，允许其远程工作，鼓励女性产后回归就业市场r3.2日本女性经济学的政策效应。
3.2.1女性就业率稳步增长
II本总务省统计局公布的劳动力调查结果显示，2015年1月〜10月(11月、12月数据暂无),女性的就业率维持在47.2%到48.7%之间，最高值出现把)月和丨0月，同为48.7%。2014年11月~12月，则稳定在46.7%到48.2%之间，最高值出现在10月和11月，均为48.2%。2013年基本为46.1%到47.9%,最高值为11月的47.9%。安倍的女性经济学政策推出后，日本女性月就业率同比逐渐增长，呈现逐年稳步上升的趋势。
3.2.2男女就业收人差距缩小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2015年男女共同参画白皮书》数据诚示，若将男性劳动者规定劳动时间内所得收入设为100作比较，则2014年,女性劳动者的规定劳动时间内所得收入为72.2,与2013年的71.3相比缩小0.9。其中，女性正式员工所得收入为74.8,与2013年的74.0相比缩小0.8,男女收入差距呈缩小趋势。
3.2J女性职位层次提髙
安倍女性经济学政策提出到2020年将企业管理职位中女性的所占比例提高至30%。2014年，管理职位中女性所占比例为11.3%,其中系长级为16.2%，课长级为9.2%,部长级为6.0%;而2013年，日本女性管理者的这三个比例分别只有15.4%,8.5%和5.1%。各管理职位层次中，女性比例都有小幅增长，呈上升趋势。然而，越是髙层次的职位，女性所占比例就越少。如何提高女性在高层管理者中的所占比例，成为今后极需解决的课题。
4日本女性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的启示
同属儒家文化圈的中国，虽然女性就业率高于日本，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的增长仍面临许多共性问题。同样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同样面对劳动力不足的压力问题。日本的经济起飞较早，独树一帜地提出发展女性经济，鼓励居家女性就，保进经济增长。研究日本的女性经济学，分析其经验和教训，对发展我国的女性经济学提供借鉴和启示，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
4.1发展女性经济学，缓解劳动力的不足
据民政部的统计数据，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1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15.5%。我国的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老年人口逐年以迅猛的逋度在増加，如表1所示，从2007年到2014年，仅7年的时间，老年人口就增加了5902万人。预计2020年，老年人口占比会达22%，与目前日本的老年人口比重'相当。老龄人口的增加，给国家财政增加负担的同时，也带来了劳动力不足的巨大压力。也就是说,当前日本所面临的问题，我国5年后同样会面临。虽然我国女性就业率高于日本，但为缓解劳动力不足的压力，中国也需发展女性经济学，鼓励隐退居家的女性就业，以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保护女性权益，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机制。
日本的社会保障机制以家庭为单位，重视女性权益的保护，在制度设计中充分考虑到了性别因素。日本养老保险制度由厚生年金(保险对象为企业65岁以下在职职工)、国民年金(保险对象为20~60岁的日本国民)和共济年金(保险对象为各种共济组合成员)等其他各种年金三部分组成，这些年金都体现了对女性权益保护的倾向。比如，日本国民年金的缴纳，以家庭为单位计费，专职主妇的国民年金由其丈夫及丈夫所在单位缴纳,且可享受一定的配偶扣除。2000年，日本政府还设立了针对女性生活方式变化等因素的年金讨论会，专门对社会保障中的性别内容进行讨论和研究，为保护女性基本权益提供服务。我国的社会保障是以个人为单位缴纳费用，制度设计没有考虑性别因素，且存在部分不合理性:首先，女性的权益保障覆盖率低，低于我国男性。其次，女性的权益保障体系覆盖面不足，有部分女性群体甚至没被纳入。我国女性承担着照顾家庭和生育等劳动力再生产的职能，其贡献理应被承认和保护，但女性却是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应借鉴日本的保障机制，从性别保护的视角，健全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现对女性的制度关怀，使女性劳动者有较为满意的生活水平。
4.3进行制度改革，延长女性退休年龄
2004〜2014年日本男女不同年龄段的就业率数据，日本女性在50〜54岁年龄段的就业率为62%~734%,55~59岁的就业率为58%~66.3%，60~64岁的就业率为38.4%~47.6%,在65岁以上，也有14%~15%的就业率，同期日本男性的就业率更高。日本中老年人口保持着较高的就业参与度，有些企业甚至将退休年龄定为65岁。目前世界平均退休年龄为男性60岁，女性58岁,而我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一直执行着1978年制定的《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男性退休年龄为60周岁，女性退休年龄为50周岁,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如表1所示，随着低出生率和平均寿命的提高,我国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2015年我国老年人口预计达2.16亿,约占总人口的16.7%。面对劳动力不足的现状和国家财政压力，我国延迟退休的政策呼声日益髙涨,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分别提出研究和制定延迟退休政策，根据我国的国情，进行“渐进式延迟”，即每年延长几个月的退休年龄，逐步过渡到合理的退休年龄。目前，具体政策尚未出台,有些地方政府却趁机鼓励提前退休,有些国企员工也争相提前退休,原因是退休后反而比退休前收入高，造成了劳动力的极大浪费和不足，不利于经济发展。为了保证充分的劳动力供给，我国需借鉴日本经验，发展女性经济，促进女性就业,延长女性的退休年龄。因此，改革制度迫在眉睫，为延迟退休提供制度保障。
4.4促进性别平等.提高女性职位层次和收入
劳动经济学就业范文3
安倍经济学已实施两年有余，但其刺激政策基本无效。已有研究大多从巨额财政赤字、金融体系痼疾、内外需求不振等方面探究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并把它们归结为安倍经济学政策的无效性。不可否认，这些领域确实都存在问题,但这并不深人:第一，作为一个成熟的发达市场经济体,曰本早已在财政、金融、投资和消费等各方面形成了独特、固定且适合本国历史传统的模式，在某些方面甚至表现得比欧美更优秀，即使出现问题也不至于造成长达20余年的低迷;第二,以上问题在各主要经济体中都存在，具有普遍性，但日本却迟迟不能走出通缩和低迷的泥潭,这说明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制约着日本经济的复苏;第三，客观地讲，日本经济并非其对外宣传的那样糟糕,日本经济的根本问题是经济增长潜力的不断丧失,如果不能有效阻止这一趋势，那么，日本经济的前景只能是平稳衰落，这才是日本政府经济政策日益激进化的根本原因。
因此,以上诸多领域中的问题并不能从根本上解释为何曰本在超长期的经济低迷中屡次实行刺激政策却长期无效，更无法解释日本经济潜力因何丧失。从决定经济增长潜力最为根本的三要素——资本、技术和人口来看，人口基础恰恰构成了日本经济的短板,而日本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关系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很多学者只是把人口变动作为日本经济的一个侧面加以探讨，且很少有系统的和定量的成果出现。这种研究倾向或多或少地忽视了人口作为基础性结构对经济体长期增长的促进或制约作用。从人口危机的角度不仅能很好地解释安倍经济学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预判日本经济的长期走势，同时有助于人们在更宽广的社会背景下思考经济政策。
二、安倍经济学刺激5嫌的内容及其无效性
(一)安倍经济学刺漱政策的内容
自2012年9月以来，日本安倍内阁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试图摆脱长期通缩、增长乏力的经济形势，并把最主要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都推向了极端。安倍经济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超常规的刺激政策”，其目标是以超常的财政刺激政策和激进的货币剌激政策摆脱通货紧缩的困扰，最终实现2%的通货膨胀目标;第二个版本是“宽领域的结构性改革”，以2014年6月“修订版日本再兴战略”出台为标志,其目标是解决日本经济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为今后的持久增长奠定基础。
2013年1月，安倍内阁即宣布以“15个月预算”形式全面推行财政刺激政策，a首先以10万亿日元作为2012年度的补充预算,进而在2013年度财政预算中确定了92.61万亿日元的支出总额，并大幅增加在公共事业上的财政投人(同比增长16%),体现出安倍内阁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决心。此后,安倍不断推高财政预算总额，®屡创历史新高(见表1)。®
在货币政策方面，为制造通货膨胀，安倍政府强势要求日本央行(即日本银行，BOJ)配合发钞，效法欧盟和美国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并撤换掉作风保守的白川方明，代之以激进的黑田东彦任央行总裁。黑田上任伊始，日银便破天荒地一次性购买了超过1万亿日元长期国债，之后日本央行更是以每年60万亿~70万亿日元的规模不断扩大基础货币，日本的基础货币量已增发了两倍。2014年底，日本央行推出了第二轮货币刺激政策，把每年的基础货币投放规模增加至80万亿日元。
(二)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无效性
安倍经济学的首要政策目标是提高通货膨胀率,增加就业和投资，最终为重振日本经济奠定基础。但从通胀率、工资就业和经济增长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来看，日本经济并无太大起色，而安倍经济学最大的“功绩”就是制造了日本股市的疯狂上涨，吹大了资产泡沫。
首先,安倍经济学远未实现其承诺的通胀目标。2013年4月，日本央行总裁黑田东彦承诺将设法在两年内实现2%的通胀率目标，但截止到2015年5月，这一目标并未实现。不可否认，日本央行的货币宽松政策确实在初期推高了物价，作为实现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但是若扣除上调消费税对物价的“助推”作用，日本的通胀率远没有达到2%。安倍内阁不仅没能实现设定的通胀率目标，而且历史性地推髙了国债余额，国债在日本央行资产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央行的政策余地则越来越小，安倍经济学货币刺激政策已然失效。.
其次，安倍经济学在工资和就业上的成绩有颇多水分。安倍经济学最为得意的就是提高了工资与就业水平，但仔细考察这一成绩单就会发现，工资和就业的政策目标也没有完全实现。安倍经济学开局的2013年，日本经济形势出现较大增长，但职工月平均工资却降至1990年以来的最低点，这说明增长的好处基本上被企业独占，而消费税提高在助推物价上涨的同时却降低了国民的实际工资收人。安倍经济学的就业数据更是充满水分，虽然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实施以来日本就业人数增加了90万人左右,但增加的是就业稳定性较差而且工资较低的非正式雇员，目前该群体已达雇佣劳动者总人数的38%。H由于正式就业者工资收人是非正式者的三倍,这进一步拉低了日本的社会总收人水平。©因此，安倍经济学的工资和就业政策目标并没有达到理想的、甚至是基本的预期。
最后,安倍经济学未能给日本经济带来平稳而良性的增长，副作用日益明显。借助于超大规模的财政支出计划和极为激进的货币宽松政策，日本经济在2013年确实有所好转，曰元大幅贬值使得出口有所恢复，大型公共投资扩大了内部需求，经济增长率达到2.1%。但这种刺激效应极为有限，2013年和2014年的总体增长趋势是“髙开低走”，2014年全年GDP降至零增长，即使2014年第一季度的增长成绩也是受上调消费税之前民众突击消费的拉动作用,但上调消费税对私人消费、住宅投资、设备投资、工矿业生产和进出口等各部门打击沉重,p安倍经济学的副作用日益显现。因此安倍经济学未能使日本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截止到2015年5月，日本所谓的“经济复苏”主要体现在金融指标上，本质上只是一种货币驱动下的虚假繁荣。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使日本国内企业资金充裕,但这些资金大部分被投人股票市场，对于促进企业实体投资的效果极为有限;此外，海外投机资本大量涌人日本股市,®这加剧了日本经济的资产泡沫，日经225指数从2012年末的10395点狂涨至2015年5月1日的19531点，涨幅接近100%(日本经济新闻社，日経平均資料室，日次月次年次亍一夕)。日本股市髙涨的副作用还在于再次拉大了日本的贫富差距，因为绝大多数日本民众并不喜欢股票投资,®所以,股价高涨的主要受益者是大企业。即使现任日银总裁黑田东彦也不得不很委婉地承认了股市暴涨对促进实体产业投资的无效性[4_和“杀贫济富”的财富再分配效应。
三、人口因素对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制约机制
一般认为，人口因素包括人口总量与人口结构两个方面,在人口数量中，对经济增长最重要、最直接的是劳动力的数量及其占总人口比例;人口结构具体指人口年龄结构、人口性别结构和人口就业结构等,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是人口年龄结构，衡量人口年龄结构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人口老龄化程度。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数量之间有着密切联系，所谓“人口老龄化”指的就是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其他年龄组人口数量及比例的不断下降，但在理论上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减少劳动力数量。
从人口经济学角度看，人口总量(尤其是劳动力数量)、人口年龄结构(主要指人口老龄化程度)将从供给环路和需求环路两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日本的人口因素变动也正是通过这两个环路制约了安倍经济学的刺激政策，最终使其归于无效。
(一)人口因素对供给环路的制约
在供给环路,人口因素将通过决定经济增长的基础要素对国民经济施加影响，具体从劳动供给、资本形成和技术创新三个方面产生作用。只有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口数量适度增长、人口结构较为年轻时，经济增长才具备了可能性。欧美各国在进行工业革命之前，都是先爆发了“人口革命”,充足的人力储备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
首先，人口数量及其年龄结构对劳动力供给有决定性影响,15~64岁的人口是劳动力的供给主体，是就业大军和后备劳动力大军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处于生产年龄的人口。日本劳动力数量自1996年后开始进人负增长，进人21世纪，日本劳动力减少的速度明显加快，根据日本官方预测,今后日本的就业人数还将大幅度下滑，到2020年将比2012年减少323万人，到2030年将减少821万人。[<«根据2012年的一份调査，日本有28%的企业认为劳动力不足已经严重限制了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尤其是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在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实施期间，诸多企业受困于劳动力不足的境况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蔓延到航空、零售、社会医疗、福利设施、交通运输和餐饮等服务业部门，很多企业被迫放弃业务扩张计划，甚至停工,因为即使高工资也无法招到员工。m《经济学人》前总编辑比尔艾默特甚至认为，日本应该用“劳动力经济学”(Laboumomics)代替“安倍经济学”。由此可见劳动力数量不足对安倍经济学的反向制约作用。
其次，人口年龄结构年轻有利于实现高储蓄一高投资一高增长的经济循环。根据消费和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往往小于收人,是社会主要的物质财富创造者和净储蓄群体，而老年人群体则是物质财富的净消耗者。因此，人口结构年轻化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因为只要通过金融体系的转换和政策环境的配合,年轻型人口结构所创造的大量储蓄就会被用于投资，从而实现快速的资本积累。众所周知，日本已经进人重度人口老龄化时代，2012年，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已达到24.3%,成为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从1980—2010年，日本的总储蓄率和总投资率分别下降了8个百分点和12个百分点,_这一时段正是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期。此外,人口老龄化还加剧了社会养老负担，日本政府用在福利方面支出的比例也越来越重，不断挤压着国民收人中用于资本投资的部分，这从根本上制约着安倍经济学财政刺激政策的空间。
最后，人口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是间接的但并非不重要。随着老龄化向纵深演进，整个社会的科技创新力也会随之逐渐衰竭，因为老年人学习创新能力明显不如年轻人，尤其是在知识更新换代越来越迅速的当今时代，人口老龄化向纵深发展意味着劳动力本身也将出现老化趋势，这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髙和利用最新的科学技术成果极为不利，劳动力老化对日本经济长期增长潜力的削弱作用将日益显现出来。
(二)人口因素对需求环路的制约
在需求环路,人口因素通过影响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总量与结构制约着安倍经济学发挥作用。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从根本上造成了日本内部需求不振，并使安倍经济学的刺激政策归于无效。
从消费需求来看,个人消费占到了日本GDP的60%,假设人均国民收人水平不变，日本人口规模的不断萎缩本身就意味着社会有效需求的降低，日本政府甚至为此打出了“一亿人口保卫战”的旗号。虽然日本一直在倡导促进老年人消费,但老年人一般都会保持以前的习惯，很难改变，而且老年人的消费总额明显不如有工资收人的年轻人，日本又向来是一个“重储蓄、轻消费”的国家，出生于战后一代的老年人尤其如此。从短期来看，消费税上涨前大量集中的消费使个人消费市场趋于饱和,2015年3月份个人消费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10.6%，连续12个月同比减少;从整个安倍经济学实施期间来看，日本个人消费需求基本围绕在每月30万日元上下波动，若剔除消费税的影响则大多数时间低于30万日元，增长空间极为有限。
支柱的企业资本支出更是复苏乏力。日本国土狭窄，加上数十年的开发，各投资领域基本饱和。从根本上讲，投资是现代经济“迂回生产”的关键链条,投资的最终目的仍然需要相应的人口群体去消费。人口老龄化使得本已饱和的国内投资需求雪上加霜。以住房投资为例，新开工住房投资是各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安倍经济学在短期内刺激了住房建设,但好景不长,2014年后新开工住房建设户数持续下跌(日本国土交通省“新設住宅着工利用関係別戶数，床面積”)。从长远来看，随着日本人口持续减少和少子老龄化趋势进一步深化，日本的住房奮求不可能再有大的上升空间，这也预示了未来日本投资需求平稳下降的大趋势。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人口数量减少及年龄结构老龄化在不同领域、以不同力度制约着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实施。虽然各个经济部门都有着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但是毫无疑问，人口因素正在从根本上削弱着日本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影响在需求环路表现的不够突出，但是对供给环路的影响则是决定性的，并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给领域,因此有学者称日本经济已经进人一种“新供给约束型经济”。
四、人口因素制约日本经济的历史惯性
(一)人口惯性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与模型
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失效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人口因素的制约，而这种制约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人口矛盾逐渐积累的必然产物。已有研究指出，在短期内，日本人口增长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程度较弱，随机性较强;在长期内，两者的相关性显著，有很强的协同变动趋势。根据政治经济学原理，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是相互影响且密不可分的。但物质再生产与人口再生产最显著的不同就是:物质再生产的周期较短，而人口再生产周期远比物质资料再生产周期长,一般都会超过20年。人口再生产的超长周期决定了人口变动具有极大的历史惯性，这种惯性将长时期决定着一个经济体的人口变动方向，也是这一期间任何经济政策发挥作用的现实约束。因此,考察日本人口变动对安倍经济学的制约作用还需放在一个长期内进行，这不仅有助于考察安倍经济学各项政策运行的大背景,还可以预判日本未来的经济增长趋势并评估安倍经济学的前景。
五、人口危机与结构性改革：安倍经济学的前景
经济政策的前景取决于经济体是否具备相应的增长潜力基础并以适当的方式挖掘、发挥这种潜力，而人口基础的樹塌，包括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减少和深度人口老龄化已经并将继续从根本上瓦解着日本经济的增长潜力,并制约任何刺激政策的实施。如果说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参与率还有可能以适当政策缓解，但人口问题因其超长的再生产周期和极大的发展惯性已经成为日本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并将严重制约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的开展，极有可能使其归于无效。
2013年6月，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内容终于出台，在2014年的“修订版再兴战略”中，日本政府进一步提出了针对长期结构性顽疾的改革政策，施政重点包括:下调企业所得税，解除农业、雇佣和医疗等产业的规制，搞活地方经济与中小企业,金融体系改革，打破电力行业垄断割据局面。可以看出,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的目的是重塑日本经济增长的潜力基础，为重振日本经济创造条件。但是，从人口基础及其惯性变动的角度来看，安倍经济学结构性改革的前途很不乐观，尤其是涉及到农业规制、劳动力雇佣的改革内容。
以农业规制改革为例，日本农业的根本问题在于农业生产者的老龄化和后继无人，日本的劳动力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农业就业者中绝大多数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40岁以下的劳动者微乎其微，这种劳动者的年龄构成明显需要政府加以保护，安倍经济学却要打破农业的管制政策。此外，日本粮食自给率已经降至40%，贸然打开农产品市场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因此，打破农业规制很容易，但是提升日本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业劳动力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劳动力市场改革也是安倍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如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斯罗格夫所说，日本经济的深层次问题是人口问题，这些问题绝非剌激政策所能解决的，日本经济迫切需要针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改革。
总体规模自1996年之后就处于下降通道，从表2可以看出，日本劳动力规模处于加速下降趋势，这种惯性使得劳动力市场异常脆弱，而安倍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基本遵循了“新自由主义”路线,是以损害劳动者阶层利益为代价的,对曰本经济的总体影响无疑是雪上加霜。
安倍经济学结构改革中也有旨在提升总体劳动力利用效率的“女性经济学”,但日本女性就业始终与“男主外、女主内”的历史传统和企业内部“重男轻女”的用人制度有着密切联系。最重要的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继续深化，日本女性不得不在家庭责任与工作之间进行选择，因为“在日本照顾不能独立生活的老年人绝对被认为是和他们有关的女性亲属的责任女性经济学”的前途并不乐观。
总之，在人口因素的根本性制约作用下，安倍经济学刺激政策的失效有其必然性，在劳动力数量绝对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压力下，日本经济增长前景将严重受制于日本人口的变动趋势，未来安倍经济学的结构性改革极有可能也是无效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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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総務省統計局長期時系列亍一夕年齡階級、雇用形態別雇用者数”年平均結果.
[3]张季风.安倍自己毁了“安倍经济学”.
劳动经济学就业范文4
摘 要 按照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的变动趋势在理论上存在对称性。但文章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表现出了非对称性，故文章就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在中国的非对称性关系进行分析，并结合中国国情得出解决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对称性的对策。
关键词 经济增长 就业增长 非对称性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增加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索洛的新古典增长模型，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的变动趋势在理论上存在对称性。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阿・奥肯在分析美国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发现：在经济增长高于3%时，经济增长每年增加1个百分点，失业率下降0.5个百分点。但我国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经济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增长迅速，而就业增长率却比较低。本文结合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一些相关关系，主要就二者之间呈非对称性关系的原因及解决对策进行探讨。
一、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相关性的理论分析
就业理论是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体系的核心。在新古典学派看来，失业分为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两种，凯恩斯则认为，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失业，即非自愿性失业。所谓非自愿性失业，是指由于社会对商品的需求不足，以致不足以使生产吸收愿意工作的人去工作而造成的失业，又称为需求不足的失业。在他看来，社会有效需求不是导致当时失业的重要原因。凯恩斯认为，要实现充分就业，仅靠市场本身是无法完成的，需要通过国家对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即通过宏观调控，刺激投资，增加消费，以实现充分就业。
为了扩大消费和投资，凯恩斯提出了很多措施，如通过租税，有效地进行收入再分配；设置各种社会保险和救济，增加消费；提高投资引诱，增加投资与就业，使社会工资总额有所增加等等。而且他进一步提出主要途径是增加投资量。此外，凯恩斯还认为，社会分配不公，也是导致不能充分就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社会分配不公，致使社会财富集聚到少数人手里，由于他们的需求总量是相对固定的，不会因为财富的增加而进一步增加消费量。不利于增加社会有效需求，同时大多数人又没有能力消费，致使社会有效需求更加不足。为此，他主张加强对富人直接税的征收，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借以提高消费倾向。
1958年，当时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工作的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通过整理英国1861年至1957年的近一个世纪的统计资料发现，货币工资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一种负相关的关系。用曲线的形式反映这种关系就是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菲利普斯曲线自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表明货币工资率越低，失业率越高，反之亦是。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工资是成本的主要构成部分，从而也是产品价格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他们把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那种关系延伸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的替代关系：失业率高时，通货膨胀率就低；反之亦然。而根据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当经济处于繁荣期时，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比较旺盛，拉动物价上涨，容易引发通货膨胀，这也表明在经济增长较快时期的失业率一般是比较低的。
在此之后，也出现了众多的经济增长模型与理论。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塞・奥肯在分析把“失业率从7%降到4%会使全国经济受益”的问题时，用实证的方法估计由于降低失业率而带来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收益，产生了著名的“奥肯定律”。该定律指出，失业率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二者呈反方向变化的关系，高经济增长率使失业率降低，低经济增长率则会提高失业率。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失业减少3个百分点。这是他对美国经济考察的结果，适应的条件是资本、技术的提高有相应的高知识资本的劳动力相配合的市场环境，对其它国家也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二、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相关性的现状分析
在中国，由于经济转型和就业体制改革的影响，经济增长与就业变动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了较强的非一致性。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就业增长率逐步下降，失业和下岗人员逐渐增多，中国2007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尽管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种一致性程度有所上升，但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在速度上存在非对称性。近20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比较高的水平，变化的幅度比较大，但就业的增长率却波动不大，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就业弹性系数的波动也比较小。在这20年中，就业弹性值出现的峰值正好是经济增长的低谷年。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表现出的非对称性存在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对称性现状与西方经济学一直以来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理论发生了明显的背离。
三、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对称性的原因分析
1.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贡献有限
中国目前经济增长主要靠政府每年规模庞大的基本建设投资支撑，以及吸引外资的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1998年以来，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来带动国内需求，直到2006年，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高达81%。投资主要集中在基础产业、基础设施行业、农业基础设施，如西气东输、南水北调、三峡工程等。这些大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资本有机构成相对较高，对就业的贡献不很明显。甚至出现投资在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反而不断排挤出在岗劳动力。而这些被排挤出的劳动力又不能被其他的行业和渠道充分吸纳和消化。
2.产业结构升级减少了劳动力使用
中国经济发展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出现了排斥劳动力的过程。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化，企业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过渡。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表现为较少的活劳动推动更多的生产资料，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业结构变动长期滞后于产业结构变动是产生这种非对称性现象的另一个要素。
3.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缓慢
英美等国家的资料显示，60%到80%的人在中小企业就业。中国的中小企业多为民营企业，能够创造有效就业机会，但是民营企业的发展面临许多困难。民营中小企业无论在融资还是市场准入方面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加上中小企业许多为家族式企业，管理者水平不高，信用较差，法制观念较弱，劳资纠纷多，管理呈现封闭性，对城镇就业人口的吸引力也是有限的。
4.就业结构不对称，劳动力过剩与短缺同时并存
中国现在处于体制和结构的转型和产业的升级时期，一方面一些新兴行业，尤其是高新技术行业，如电子、生物医药、信息咨询、保险金融等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仍在增长，但所需知识素质要求较高，相当一部分城镇失业人口无法进入，出现求大于供；另一方面是低端产业，如建筑、服务、环卫、家政等行业，被大量的廉价的农村劳动力所填充，出现供过于求。这种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矛盾造成低素质劳动力过剩和高素质劳动力短缺同时并存的局面。
四、政策建议
1.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的失业并不是经济增长产生的后果，而是由于产业结构非均衡增长过程所导致。从这个意义上说，增长型失业并不违背经济增长带动就业扩大的基本原理。因此，我们必须走以深化改革促进经济增长、以经济增长带动就业扩大的路子。改革越深入彻底，经济持续增长越有保证，失业问题就越有可能减轻，这是实现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目标的根本途径。
2.加快体制转轨的步伐，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的兴旺发达，是现代化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第三产业的发展，将意味着第一、第二产业能够得到质量好、效益高的各项服务，从而使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达到新的高水平。第三产业具有需求收入弹性高、投资少、见效快、吸收劳动力就业多等特点，在解决中国失业问题中地位至关重要。目前中国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其产值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左右，吸收劳动力也很有限，不到劳动力总数的25%，而西方发达国家大都在60%左右。由此可见，第三产业已成为中国国民经济中的一个瓶颈产业，今后我们应将第三产业作为一个战略性产业来看待。一方面，国家要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入；另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制定政策，鼓励企业、学校、社会团体及下岗职工兴办第三产业，同时在办理登记手续、发放经营执照、提供生产经营场所等方面提供各种方便，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
3.发展人力资本，调整劳动力结构，减少结构性失业
中国目前一方面失业严重，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大量岗位空缺，即失业与空位同时存在，表现为无技术的非熟练劳动力就业难，而有一定技术水平的或熟练的劳动力却远远供不应求，致使一些企业关键岗位空缺。实行教育培训，不断提高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从而使其增强适应环境的能力，这样才能让他自身定位，找到合适的岗位。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和技术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通过教育和培训获得的特殊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仅它们自身能形成递增的收益，而且能够使其它要素也产生递增的收益，从而保证长期的经济增长。同时，通过教育向劳动者传授知识和技术，能极大提高他们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大大降低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中寻找就业岗位的交易成本，从而有利于缩短失业时间，降低失业率。因此，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解决经济增长与失业扩大这一特殊现状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美]曼昆著.梁小民译.经济学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劳动经济学就业范文5
【关键词】最低工资标准；调节机制；动态化；意义
1.国内外最低工资标准研究现状述评
1.1 在国外，从1938年美国联邦有关最低工资的法规颁布实施以来，一直存在着劳动经济学和劳动立法的争论。争论的中心议题是最低工资制度的就业效应。反对者认为具有负影响；而支持最低工资立法的学者证明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不一定就是就业破坏，最低工资的提高带来的正面影响超过了其负面影响。
在各国政府都普遍立法，但在权威性的劳动经济学著作和教材中却普遍反对。他们认为对工资报酬实行最低限价虽然旨在减轻贫困和实现公平的劳动收入标准，但这种帮助穷人的干预是以价格管制并用法律手段来强制规定高于市场均衡价格的工资标准实现的，故其效果未必符合其立法的初衷。他们的理论基础是克拉克（J·Clark）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明塞尔（J·Mincer）是第一位使用简单而易于操作的经济学模型来系统解释劳动力市场行为的经济学家，他区分了工资增长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并将之应用于劳动力供给变动的研究，他还关注劳动流动现象。
不少国外的劳动经济学家还从经验和实证的角度，对最低工资制度进行了大量统计分析，以求失业效应。他们进而认为，实施最低工资之后，会使得未就业的青年人的利益受到侵害，有时也包括一些妇女及有色人种的劳动者。
1.2 在我国，1993年最低工资实施，1994年《劳动法》更明确规定了实行最低工资制度，2004年我国政府又进一步修订。全国各地也按照规定提出并提高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在国内有相当部分的学者实质上也是反对实施最低工资制度的。代表性的官员、学者有：张五常认为最低工资结果使得下层工人找不到工作；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只上不下，降低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薛兆丰认为最低工资法不可取，“最低”的规定是多余的。卢光霖说“政府要改变职能，最低工资标准就别再搞了，更多人有份工才最重要。”最低薪水应由市场决定。人保部也表示（2008）暂缓调整企业最低工资标准。
支持者有：李守镇认为企业经营者应该从长计议，集中精力调整产品结构、开发品种、调动职工积极性，不要总在职工的劳动报酬上打主意；郭军：取消最低工资是一种倒退；马光远：最低工资标准恰是经济复苏之必需。刘植荣认为85%的人应该涨工资。
反对者和支持者理论上莫衷一是，他们运用了不同的理论得出了不同的甚至相悖的结论。因而国内学者更多地转向了对最低工资标准的实证研究。
在这些实证研究中，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全国范围为研究对象，一类是以地区为研究对象。以全国范围为研究对象有：李晓芳（2006）分析出我国最低工资制度对农民工就业有正影响。罗小兰（2007）分析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发现最低工资的增加对就业的影响存在一个阈值区间。张凌（ 2006）研究最低工资对青少年就业的影响。石娟（ 2009）研究最低工资对我国就业总水平的影响，也分析了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同地区不同的区域就业效应；以地区为研究对象的有：韩兆洲等（2007）分析了深圳市的最低工资，发现在当前水平上，最低工资标准的适当提高不会对失业产生显著影响。王梅（2008）基于深圳市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提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将加大劳动力的转移，并没有导致就业量下降。周培煌等（2009）指出最低工资每上升10个百分点，将导致广东制造业就业下降6.64个百分点，具有较强的负就业效应。傅端香、石美遐（2009）对北京市就业效应进行研究。陈叶等对南京进行分析。韩兆洲等对“广东省最低工资调查研究”。罗小兰（2007）分析上海市最低工资水平提高与农民工就业之间存在正影响关系。韩琳，吴忠（2008）仅仅分析研究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对上海最低工资调整的影响。
综述，在理论上，反对者所运用是西方经济学的工资理论，脱离了中国国情。纵观他们的建议，其基本思想就是在金融危机的特别时期，通过压缩劳动者的薪酬待遇和福利，降低企业的成本，从而减少企业倒闭的风险。有的经济学家在工资收入提高与扩大就业的相关分析中，根本不考虑宏观经济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动态变化情况，就判定工资的上涨会减少就业岗位的需求；而支持者的观点中往往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理论的论证分析。
在实证分析上，主要是从全国到区域，而且区域实证分析偏重短期效应，引用的数据局限于某一经济周期，故得出不同的甚至相悖的结论。研究上海最低工资标准调节机制比较少，而且基本上是短期效应，缺乏不同经济周期的长期动态研究。
2.建立最低工资标准动态化长效机制的意义
2.1 理论意义：我们以上海作为研究对象，以工资理论为指导，借鉴西方理论，以Dickens，Machin，Manning的理论模型为基础，从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的角度出发，运用经济长周期理论分析上海最低工资标准的内涵和特点以及最低工资变动的情况，政府对最低工资的政策倾斜。工资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相结合，是对工资分配理论的发展。
上海劳动力市场主要是以劳动力市场垄断竞争为条件的，我们从理论上分析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企业就业水平可能产生长期影响，具有理论意义。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以劳动力市场垄断竞争为条件，我们分析最低工资标准的动态影响因素：CPI、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标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上海市低保替代率、各个行业、工种的劳动质量和劳动强度不同，形成劳动力价值的差异性。
这些因素在经济不同周期对最低工资标准影响程度不同，贡献率不同。
2.2 实践意义：最低工资标准问题不单是经济问题而且是社会政治问题。为了创建和谐社会，使低层劳动者也能共享经济发展成果，过上有尊严而体面的生活，我们提出建立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动态化长效调节机制，提出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1）提高上海最低工资标准。（2）改革与最低工资标准政策相关的现行低保设计等。（3）提高最低工资标准。（4）改革与最低工资标准政策相关的现行低保设计。（5）加强政府对最低工资标准、劳动力市场价格信息的公布和指导。（6）改进地方政绩评价体系，将最低工资标准的执行绩效纳入到地方政府的评价体系。
3.研究方法：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相结合
3.1 理论研究
我们以的工资理论为指导，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结合中国国情和上海的特色，基于经济周期和工资理论相结合，研究建立上海最低工资标准动态化长效调节机制的理论意义。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分析发达国家基础上的最低工资制度，是以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和买方独家垄断劳动力市场为假设条件的，而且对最低工资是短期影响。在研究中国问题时这两个假设条件都不适合。在我国和上海的劳动力供给市场，是以劳动力市场垄断竞争作为假设条件的。我们从理论上分析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企业成本和企业就业水平可能产生长期影响。
3.2 实证分析
做实证研究前，我们运用计量方法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和独立性检验，目的确保研究结果的可信度。
对18年来大量资料进行聚类分析，将六种影响因素引入回归方程，做线性假设的显著性检验，找出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最低工资标准显著性因素及其影响效果。
在数理统计方法中我们主要采用Lognormal模型拟合（对数正态分布模型拟合）、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我们对不同模型进行拟合度分析评价，确定最佳的拟合模型，建立适合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动态化调节模型和上海最低工资标准动态化长效调节机制。
调查方法：我们首先采取整群抽样方法，然后再进行分层抽样调查运用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考察最低工资标准变动以及对上海就业的总体影响以及对不同行业的就业影响。
另外，我们考虑到并非所有因素都是线性的可能性，有必要先进行线性处理然后再进行线性分析，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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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就业范文6
关键词：非福利主义；农民工；权利贫困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3-0069-02
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福利，认为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下，竞争均衡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社会福利是个人福利的加总或集合。但是，阿罗提出，在一些合理化条件的约束下，不存在一种通过所有个人的偏好顺序得出社会偏好顺序的机制设计。它给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带来了冲击，产生了与福利主义相对应的非福利主义。森对非福利主义的个人权利自由的福利分析对理解当前中国农民工的就业的权利和自由状况有一定意义。
一、非福利主义
由于在福利经济学和社会选择理论研究上的突出贡献，瑞典皇家科学院将1998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由于他把伦理因素重新纳入经济学以及对社会最贫穷成员面临问题的关心，他被称做“经济学界的良心”。森认为，福利主义仅仅依靠个人福利和个人效用，大大背离了的个人行为和个人决策的现实情况；并提出了在个体的私生活领域具有不受他人影响，对社会选择有约束力的的自由主义权利；在公共生活领域建立了二人社会个人权利的对策论框架。森用两个例子说明了福利主义理论研究的局限性和非福利主义引入福利经济学研究的必要性。
（一）个人生活权利自由
假设M和N两个人，面对三种可能的状态A、B和C，M和N在三种状态下的福利水平分别如下。
M的福利 N的福利
状态A 20 100
状态B 60 90
状态C 60 90
在状态A下，N很富而M很穷。以状态A作为初始状态，进行社会再分配得到了状态B。在状态B下，M的财富增加一点点，N的财富则等量减少；但是，为什么在数值上M的福利增加得多，而N减小得少呢？因为，按照非福利主义的观点，影响社会福利的因素除了个人福利之外，还包括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是否得到有效保证、社会是否公平公正地对待社会成员等因素。按照福利主义的观点来判断，状态B比状态A好；按照福利主义的观点来看，N减少的财富转移给了M，而M对待同样的财富却获得了更大的效用，因此，社会总的福利增加了，无论是从福利主义还是非福利主义来看，这都是一个好的状态改变。
在状态C下，M和N的财富状况与状态A的相同，只是N对M可以进行严刑折磨，所以，与状态x相比，A的福利水平增加了30，B的福利水平下降了10，B的痛苦小于A从折磨B中得到的快乐。状态z与状态y具有相同的福利状况。按照福利主义的观点，状态z与状态y无差异。但是森认为，这是正常人所不能够接受的。说明社会福利水平并不是只受个人福利水平的影响，并不是只受到个人基于经济因素的需要的满足程度，社会福利水平的分析还应包括社会公认的伦理原则。
当然，状态C是一种“不普遍”的现象；但是社会上的伦理原则相互冲突时，森的包含了价值观和价值判断在内的福利经济学就具有了实际的意义。“对剥削、性别歧视、种族差异等的标准式抨击，都不是纯粹以效用为考虑基础（甚至完全没有考虑效用）。因此，采用一些普遍来说能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伦理原则，例如诚实、自由主义、禁止剥削、禁止严刑折磨等”具有现实意义 [1]。为此，森提出了在个体的私人生活领域具有自由选择而不受其他人影响，并具有对社会选择有约束力的个人生活权利框架；即个体对私人事情上具有最终的决策权，具有对待生活的自由主义权利。
（二）社会生活中个人权利的对策论框架
如果对待二人共同拥有的公共品方面，森建立了社会生活中个人权利的对策论框架。例如，乘客1和2同在一列火车的同一车室。如果2不反对1抽烟的话，1就有权利抽烟；但是，如果1在车室抽烟，2有权阻止1。这样，二人世界的个人权利的对策模式就是：如果1不吸烟，则什么事没有。如果1吸烟，则2有两种选择，1有相应的两种对策，即：1吸烟，2反对，则1不吸烟；1吸烟，2不反对，则1吸烟，二人相安无事。
二、农民工就业权利贫困的表现
农民工就业的权利贫困是指农民工就业权没有可靠保证，在就业过程中获取相应权利的机会和渠道不足，进而影响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满意度。
（一）自组织型就业导致就业渠道狭窄
当前，自发寻找和亲友介绍来实现就业是农民工就业的主要方式。乡土社会关系网络是农业转移人口流动的基石，是就业信息传递的渠道和流出决策的依据；人际关系连带型的流出与流入，亲戚带亲戚、老乡带老乡的自组织就业形式，形成了外出务工人员在某几个行业的集聚化就业的态势 [2]，如建筑业、矿产业、纺织业、服务业；在流入地形成共同生活的地缘关系群体，如哈尔滨市的机电设备、办公家具、电脑耗材、库存积压等物资回收行业的从业人员多是安徽人，他们大都互相认识，有形成垄断的态势。原有的乡土关系网络是农民工在流入地经济、生活和感情上的依靠，是持续流动、改善生存境遇的重要情感依托。但是，由于接触人员的同质性，他们获取就业信息以及就业政策和就业服务的渠道有限，有些甚至是误导。
（二）流动性就业导致社会保险不足
2012年，住户中单独离家外出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一半左右，他们进城就能找到的工作多是脏、累、危险的底层劳动岗位，而自身知识、信息和经济能力有限，也制约了他们对合理的劳动条件的意识。2012年，外出受雇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数量占农民工总数的43.9%，为农民工就业权益的保障留下隐患。对临时性的、以增加收入为主要目的“打工”的高认可度使他们无法意识到劳动关系的重要性以及附加的社会保险的内容；以青壮年为主、平均年龄为37.3岁的年龄优势使农民工对医疗和养老的意识淡薄。2012年，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的水平有所提高，雇主或单位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4.3%、24%、16.9%、8.4%和6.1%，分别比上年提高0.4、0.4、0.2、0.4和0.5个百分点，总体仍然较低[2]。
三、非福利主义对农民工就业权利贫困的启示
（一）农民工就业的权利贫困是农民工就业质量不高的表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业质量研究在我国逐渐兴起，学者从不同的出发点和方法论入手，对就业质量应该包含的内容和指标进行了研究。概括起来，就业质量基本内容包含工作安全、工作环境、工作的满意程度等要素；就业质量指标包括工作收入在内的就业层次（客观性指标）和主体指标（如满意程度等）。十报告中“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使高质量就业的研究纳入人们的视野。这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发展观对就业工作的新要求。在宏观方面，侧重强调政府的责任，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在微观方面，提高劳动者收入、雇主和劳动者共同作为都是实现高质量就业的关键点。据此，农民工就业的权利贫困正是农民工就业质量不高的表现。比如农民工在环卫领域就业中的同工不同酬现象，就业后不能够享受到《劳动法》所赋予的劳动者的合法权利，都是就业农民工就业质量不高的表现。而依据非福利主义的研究，就要依靠农民工的就业收入和劳动贡献，通过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逐步提升他们的工作和生活的满意度。
（二）农民工就业的权利贫困影响农民工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在市场机制下，农民工的经济福利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2012年末，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为2 290元，比上年提高241元，增长11.8%；尤其在脏累危险的建筑业，月薪最高1.4万元的建筑工地技工引起都市白领的羡慕 [3]。与此同时，农民工存在严重的权利贫困劳动关系不规范，打工性就业是就业的主要方式，社会保险缴费率低，欠薪依然存在；这些就业权利的缺失时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生活质量不高，影响农民工就业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农民工的权利贫困也走入了人们的视野，需要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来解决，更需要我们从思想上重视这一个问题。
（三）农民工就业的权利贫困影响其子女的自由权利
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说明，通过社会公认的公平的初始禀赋出发，经过市场的自由竞争，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但是，农民工就业的权利贫困及生活困窘直接使他们的子女成为留守儿童，健康、教育状况都会因此而落后。即农民工子女在参与市场时的初始禀赋是与城市儿童有差距的，限制了他们未来发展的自由选择权利。因此，需要通过社会选择来改变农民工子女的初始禀赋，来增加进入市场时的竞争资源和竞争能力。比如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来增加个人素质，来增加农民工家庭的现实福利和未来福利。
参考文献：
[1] 姚明霞.从福利主义到非福利主义――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之后福利经济学的重大转折[J].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1）：134-1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