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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的理论范文1
[关键词]影视翻译 文化差异
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一个民族有自己固有的语言和文化。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但语言像一面镜子反映着一个民族的全部文化，而文化又是语言赖以生存的基础，是语言新陈代谢的生命源泉。人们在交际时，语言中的文化因素与头脑中的文化意识相互作用，由此完成交流的任务。一旦改变或者失去了原有的文化环境，或者文化因素得以寄托的语言系统发生变化，这种联系就要中断。单靠语言本身的概念意义，交流的任务可能难以完成，甚至完全失败。
英语影视片中有许多含有特定文化意义的语言，它们为汉语文化所不知，不熟悉，甚至难于接受和理解，这就出现了文化因素的处理问题。影视翻译是翻译领域中独具特色的一部分。影视翻译有其独特的语言特点。如钱绍昌教授提出的聆听性、综合性、瞬时性、通俗性和无注性。一般说来，与其他文学翻译形式一样，影视翻译中的文化因素也是较难把握的。译者对某段文字理解的正确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相关文化因素的理解。译者若缺乏两种文化的对比知识，就无从谈起对语言文字的正确理解与表达。
如何处理文化差异问题?翻译界一直有“归化”和“异化”之争。持前一种观点者主张在翻译时将源语文化有的文化形象换成目的语文化中含有同样或相似联想意义的不同文化形象。比如古希腊的海伦与吉中国的西施，尽管两者在文化形象上相差甚远。但两者所代表的都是绝代佳人。其联想意义相同，所以在翻译中完全可以将“美若海伦”换成“貌比西子”。而持“异化”观点者则坚持保留源语文化中的形象，认为海伦是海伦，西施是西施，高鼻子，蓝眼睛的古希腊美人与淡扫蛾眉，朱唇半启的古代中国美人决不能混为一谈。其实，归化与异化，各有利弊。归化的长处在于，经归化处理过的译文，其文化形象都是译文读者所耳熟能详的，读来地道，生动，不会给读者带来任何理解上的困难：然而归化也有其弊病。“它是以把文化中的异质成分转化为另一种文化中人们所熟知的内容，并牺牲了大量附载信息为代价的。人们阅读完全采用归化法翻译的作品，严格说来只是对本国本民族文化的一种温习。而已失去了了解和欣赏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意义。异化的缺点在于异质文化的介入使译文晦涩难懂，加重了读者的负担：但也有好处，那就是将新鲜的文化因素引入了目的语文化。”扩大了目的语文化的含量。给读者以原汁原味的感受，增长了读者的知识。比如英语中有一句俗语“throw straws against the wind”，如果采用归化的译法，则可以译为“螳臂挡车”，读者一下子就明白这是比喻不量力的举动，很容易理解：如果采用异化的译法。就是“扔草抵风”，乍一看，读者肯定茫然不知所云，但多读几遍。想象一幅在狂风中拾起一捆稻草以抵挡风势的画面。再结合上下文，读者就会恍然大悟，原来是指“自不量力”啊!读者在阅读中所费的时间和精力多了，但从此学到了“自不量力”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因此。在处理文化差异上，归化和异化。并无孰优孰劣之分，采用哪一种方法，应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但主要应取决于两个因素：1、译文的读者。译文的读者如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学者，则可以考虑采用异化；如读者是一般大众，则最好采用归化。2、译文的目的和用途，译文主要是用来娱乐，宣传，鼓励呢，还是学习新的表达方式，了解和欣赏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意义。前者宜采用归化。后者不妨用异化。所谓“翻译无定论”也就是这个意思。
在小说等文学翻译中，译者还可能利用注解来说明译文中不容易理解的地方，而影视翻译中是不可能的。必须让观众一听就懂。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影视译者必须充分发挥其二度创造功能，创造性地将原作品的文化信息，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译语观众与源语观众在接受性上和谐统一，又要考虑本国观众的接受力。下面我们就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
一、片名的翻译
一部影视作品能否吸引观众，好的译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包惠南指出，影视片名的翻译“既要符合语言规范，又要富有艺术魅力，既要忠实于原片名的内容，又要体现原片名的语言特色，力求达到艺术的再创造”。要讲求“大众化、通俗化、口语化和艺术性”，要能起到很好的导视和促销作用。比如，外国的影视片喜欢用人名和地名或事件发生的地点作片名，借以突出主人公的形象。而中国观众对外国人名和地名感到陌生、拗口。如果直译，势必会降低观众的兴趣。使导视及促销作用大打折扣。因此，经验丰富的译者往往从观众接受性角度出发，紧扣原片的主题和内容，译出了既有艺术性又有实用性的片名。如好莱坞影片Julia Roberts 2000年主演的影片Edn Brockvich译作《永不妥协》就是耐人寻味的佳译。影片主人公Erin的执著性格和永不妥协的精神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译者按字面把片名直译成《艾琳・布洛克维奇》就不符合我国观众的欣赏习惯，不但难以记忆也缺乏艺术感染力。再比如电影Thelma&Louise《末路狂花》、Dolores Claiborne《热泪伤痕》、Driving Miss Daisy《温馨接送情》、Few Good Men《义海雄风》等都是中文片名取的不错的例子，真要照原名翻的话，你会想看一部《赛尔玛与路易斯》，《桃乐丝・克莱彭》，《接送黛丝小姐》或者《难得的好人》的电影吗?的确，成功的片名是招牌。往往对整个电影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由于文化背景差异以及审美观念的不同，有些英美观众可以心领神会的片名直译过来会令中国观众十分费解。如影片They，原片名对中国观众来说毫无吸引力可言，甚至莫名其妙。而译名《恶梦缠身》无论从艺术性还是市场效应显然比译成《他们》更胜一筹。美国电影Marvin's room如果按字面翻译成《马文的房间》则显得很平常。译者独具匠心把片名译成《一切从心开始》，与影片内容十分贴切，令人回味无穷。
二、对白的翻译
在《阿甘正传》中，小阿甘和珍妮在校车上认识。珍妮邀阿甘坐在她旁边，从此两人成为好朋友。阿甘独白了这样一句话：
From that day On.we were always together,Jenny and me like peas and carrots.She taught me how to climb.
如果采用直译的译法。则译文为：
从那天起，我们总是在一起。珍妮和我 就像豌豆和胡萝卜一样。她教我爬树。
在欧美国家中，豌豆和胡萝卜常用在一起做菜，比如色拉和蔬菜汤中总会有这两样东西，因此作者用此比喻两个人关系亲密。对于西方观众来说，这个比喻很恰当也很形象。观众由此得到了语言上的审美享受。然后翻译后的语言不仅不能使中国观众得到一定的审美享受，而且还造成了观众理解上的困难，这种困难正式两国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在此，我们不妨采用归化法，将“象豌豆和胡萝卜一样”改译成“形影不离”这样译，既使观众易于理解，又保留了语言的生动性。
我们再来看影片《闻香识女人》中的一段对白：
Slide:so,what are you doing here,in this sparrow-fart town?
Charlie:I.I attend Bird.
施雷德中校：那麽，你到这个狗屁小镇来干什麽?
查理：我。我来博德学院读书。
Sparrow-fart如果直译，就是“雀屁”。汉语中没有这样的表达方式。事实上，表示对某事物的不屑，汉语中常用的粗话是“狗屁”，因此在翻译时我们进行了形象的更换。虽然语言不雅，但却保留了原文的风格，对表现片中上校故作粗鲁无理的态度是很有必要的。
再看英国电影It Happened One Night《一夜风流》里的一段台词：
Peter:Oh?This?Well,I like privacy when I retire.Yes,I'm very delicate in that respect.Prying eyes annoy me.Behold the walls of Jerichho!Err.maybe not as thick as the ones that Joshua blew down with his trumpet.
彼得：这个吗?我休息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干扰。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别人偷看。你看这耶利戈城墙，比不上约书亚用号角吹倒的墙厚，却比它安全多了。
“耶利亚城墙”“约书亚”这两个词语均与《圣经》故事有关，而大多数中国观众对西方宗教文化是比较陌生的。为使中国观众理解这些词语在语境中的具体含义。使原文涉及的文化因素尽可能清晰的传达给观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对这段文字采取诠释法翻译。做如下调整：
彼得：这个吗?我休息的时候不想被别人干扰，在那方面我很敏感，不想被别人偷看。你看这像《圣经》中的耶利戈城墙，虽比不上以色列的军长约书亚用号角吹倒的墙厚，却比它安全多了。
经过这样的润色，观众不禁了解了这些“典故”的出处。增强了文化内涵在观众认识理解中的清晰度。
《傲慢与偏见》中有这样一句对白：
Mr.Darcy:lf the dragon returns,then,George will know how to deal with him.达西先生：那恶龙要再来，降龙将军自有办法。
这里的“dragon”指的是刚刚追着莉齐跑的在片中被班奈特先生讥讽地称为“一个非常罕见的宝贝”的令人讨厌的柯林斯先生，而“George”是达西先生风趣地用来指代自己的，来表达自己愿意而且有能力帮助莉齐摆脱和对付难缠的柯林斯先生。这两个词分别译为“恶龙”和“降龙将军”是归化翻译。“dragon”在西方文化中是传说中邪恶的怪物，而不是几千年中国龙文化中的龙。但两者也有相通之处，如形象怪异，本领很大等。“George”在这里并不是一普通男子名“乔治”，而是西方文化传说中的那个圣人。曾英勇地杀死“dragon”从而救出利比亚国王的女儿。
因此，把“dragon”就译成“龙”会使中国观众错误地有各种联想，不明其意：而“恶龙”则点明了该名词贬义的指称。同时。“George”译成“降龙将军”也明确了“dragon”和“George”之间的对立关系，让中国观众能即刻领悟达西先生英雄救美的殷勤意思。当然，英语文化中关于“dragon”和“George”的经典传说则无法传递给中国观众了，因为影视翻译没有注解。
又如我们经常会在翻译中碰到如“他犯了第七诫”这样涉及西方文化背景的句子，中国的普通观众对此往往不明白。如果这句话出现在小说中，译者可以在句子旁边加上注释，辅助说明“第七诫”是指基督教“十诫”中的一条“不可杀人”。电影配音中，受到对白口型的制约，根本无法加注说明。翻译时如照剧本直接翻译观众很难理解其真正含义。鉴于此。译者应取掉“第七诫”的源语词汇，保留其内涵意义。把这句话直接翻译成“他犯了杀人罪”。
文化差异的理论范文2
关键词：巴楚民族文化；地域性；同源性；趋同性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959(2007)06－0151－08
在我国中部渝湘鄂黔毗邻地区，存在着一个具有独特文化传统的区域文化圈，即与古老的巴、楚文化有着亲缘关系的‘‘巴楚民族文化圈”。从远古时代开始，其地域范围就是属于苗蛮部落集团的主要活动区域；先秦时属巴国和楚国的一部分；秦汉时分属其巴郡、南郡、黔中郡、武陵郡和洞庭郡，主要包括今重庆市主城区以东长江流域，鄂西清江流域，湘西武陵山地区和黔东北地区。这个区域迄今仍是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众多少数民族混居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在现今行政区划上，分属于重庆市黔江区及石柱、秀山、酉阳、彭水四个自治县，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长阳、五峰二个自治县，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市、常德市石门县，贵州省铜仁地区(辖有玉屏、印江、沿河、松桃等自治县)。
巴楚民族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性历史文化，是在这个特别的自然地理条件与生态环境下，经过长时期民族融汇和文化交流生成的。它经历了数千年发展演变的漫长历程，迄今仍在渝湘鄂黔毗邻地区土家族、苗族等民族区域传承。区域文化具有明显的边缘性、多元性和混融性特点。在这～地区，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形成兼容与相融的有机统一。将以武陵山区为中心的巴楚民族文化圈作为一个整体，以传统文化的视角，运用考古学、历史文献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方法，利用其实物遗存、文化事象等资源，探讨巴楚民族文化圈发展的历史轨迹、特点、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等问题，对于当前本区域各民族聚居区经济生产方式的转型及社会文化变迁的进程中，有关传统文化、法律意识、生活习俗、文化认同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以致于整个中西部地区民族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巴楚民族文化圈独特的地域性
(一)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的独特性
渝湘鄂黔毗邻地区，以武陵山脉为中心。在地理上处于北纬30度，中国地形的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过渡地带。其地貌以丘陵、山地、溪谷为主，坡地面积较大；气候属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类型．日照充足。气候温和，雨量适中。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区域文化的领域看，都是我国东、西、南、北之间的一个过渡性区域。“武陵山区崇山峻岭，地老天荒，东汉马援称之为‘鸟不飞度，兽不敢临’，唐代李吉甫谓‘溪山阻绝，非人迹所履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为土著政权拥兵割据。在文化上，武陵山区处于洞庭湖区与四川盆地两个文化中心之间的边缘地带，这种文化上的边缘地位从上古一直持续至今。它的历史发展，具有自己独立的发展逻辑。…由于地理上溪峒深阻，这一地区很长时间内处于羁縻州和土司制度下，加上历代‘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政策，这块土地与四周的阻隔日益加深，到宋代，成了‘重山复岭，杂厕荆楚巴黔巫中，四面皆王土’的孤岛。”尽管“这种千年沉寂，也由于中国大历史的机遇而一度打破。战国中期以后，秦楚争霸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旋律。秦楚之间，除了长江、汉水等交通要道以外，横穿武陵山脉的古代盐道酉水成为‘自巴蜀瞰荆楚’的出奇制胜之道。”但这个地区依托独特的山地自然环境，自古以来始终被视为“蛮夷”之地，是一个完全处于华夏族“包围”的具有独特文化传统的民族文化圈。
这就是我国唯一位于中部内陆腹地的巴楚民族文化圈。它与北方游牧文明。中原农耕文明，东南沿海和岭南地区南方百越文明，以及西南边疆民族文化有一定的联系，又有很大的差异。独特的山地地形地貌对巴楚文化的分布区域有着深刻的影响。“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过武陵山，止于五岭，存在着一条积累深厚的古文化沉积带。这条古文化沉积带上的主体便是巴楚文化。虽然巴、楚文化的影响经常越过这一条古文化沉积带而深入对方的文化腹地，但几近完美的融合却以在这条古文化沉积带上的表现最为典型。”
在巴楚民族文化圈，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形成兼容与相融的有机统一，区域文化的边缘性、多元性和混融性特点非常鲜明。在这里，汉文化、巴文化、楚文化因子并存，“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色彩叠加后融合在一起。文化风格表现为多元、多层面。”
民族文化与周边汉文化的交互浸润和混融，使巴楚民族文化圈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呈现为一种独特的地域特性。从文化因子的构成来看，当今渝湘鄂黔毗邻地区的土家族文化、苗族文化和其他各族文化，与巴、楚民族文化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巴楚民族文化是一种古老又具有活力的区域性民族文化。其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和独特的文化传统，理应跻身于中国区域性民族文化圈之列。
(二)传统文化的地域性
文化作为历史的产物，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发展的。文化古今沿革，有其时代性；文化因环境之别，又有地域性。《礼记・王制》：“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日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日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日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日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自古以来，中国境内各地区、各民族的先民们，基于自身的生存环境和人文素质，创造了符合自身特性和环境特征的各类文化，在人们不断改造和利用生存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浓厚的地域性色彩的文化。地域性表现为生存空间的固定，而人们按照自己的素质去创造生活，又使文化带有强烈的民族性色彩。在以中原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中国历史上各少数民族，由于生活环境、风俗习惯、文化发展、经济状况、历史传统的差异，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累积而成的具有不同特色的文化，与华夏族文化之间呈现明显的差别。长期以来，少数民族文化虽然受到源远流长的华夏儒家文化的冲击和融汇，但仍然顽强地固守自己的领地，成为特定地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在一些区域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圈。诸如北方游牧民族文化圈、西域民族文化圈、西南边疆民族文化圈、南方百越民族文化圈等。
这种文化的地域性，集中表现为该区域的民风民俗，即今人所谓“民俗区”、“民俗圈”，汉时则称为“地分”或“域分”。史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故谓之俗。孔子：‘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木，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乎中和，然后王教成也。汉承百王之末。国土变改．民人迁徙，成帝时刘向略言其地分，丞相张禹使属颍川礁赣条其风俗，犹未宣究，故辑而论之。终其本末著于篇。”对于民风民俗的地域性，西汉人已认识到“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且 因其关乎各地区的有效治理而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民俗”是自上而下的社会环境共同造就的。不仅是因地域形成的区别，因人所致的差异，也是构成文化地域性的元素。因为，如果将民族分布的不均衡性和相对的地区特定性作为人文地理的一项特征。则“因人而异”未尝不可视为“因地而异”。特定地区的稳定人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形成为“民族”)，同样也构成“地理”的组成部分，所以地域就不仅包括政治地缘的范畴，而且也应包括民族地理的概念。只是有些区域文化圈的形成，自然环境的因素相对而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例如，作为一种区域性历史文化的巴楚民族文化即是如此。如史籍所载：“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棘僮，西近邛、笮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u，柔弱褊厄。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故孔子曰： ‘有教亡类’。又“楚地，翼、轸之分野也。今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阳、武陵、长沙及汉中、汝南郡，尽楚分也。……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火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觚赢蛤。食物常足。故[此日]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祀。而汉中失枝柱，与巴、蜀同俗。汝南之别，皆急疾有气势。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亦一都会也。”可见，巴楚民族文化独特的地域性早在汉代就为统治者所认识。
在巴楚民族文化圈，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形成兼容与相融的有机统一，区域文化的边缘性、多元性和混融性特点非常鲜明。在这里．汉文化、巴文化、楚文化因子并存，“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色彩叠加后融合在一起，文化风格表现为多元、多层面。”民族文化与周边汉文化的交互浸润和混融，使巴楚民族文化圈及其周边地区的文化呈现为一种独特的地域特性。从文化因子的构成来看，当今渝湘鄂黔毗邻地区的土家族文化、苗族文化和其他各族文化，与巴、楚民族文化有着直接的亲缘关系。巴楚民族文化是一种古老又具有活力的区域性民族文化。其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和独特的文化传统，理应跻身于中国区域性民族文化圈之列。
二、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文化具有同源性
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形成，通常都经历了千百年的民族进化过程，由若干个古老部族的分子，基于各种原因先后组合而成。早在远古时代，“巴楚民族文化圈”就是“苗蛮”部落集团的主要活动区域。“苗蛮”部落集团在向民族形态演进过程中，出现多元化的分流运动，一部分融入华夏族，成为汉族的祖源之一；一部分成为后来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的祖先。现散居在“巴楚民族文化圈”的各少数民族作为“苗蛮”的后裔，其民族文化带有鲜明的巴楚文化烙印，都具有共同的文化“遗传基因”。
在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程不尽相同，但他们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民族不断迁徙、分化聚合、相互融合混血的直接后裔。各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呈现出区域性的“一源多流”格局，具有鲜明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就区域文化而言，“一源”是指本区域内各民族文化的渊源具有同源性。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中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各民族之间存在一种源远流长的血缘相亲的关系。巴楚民族文化圈的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等主要民族，迄今在传统意识、生活习俗、生产方式诸方面，仍保持着许多相似或相近之处，即是明证。“多流”则是指各民族各有其形成、发展的历史。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各自向着单一的民族发展，渐次形成同源异流、各有特色的本民族文化和各自的民族意识，形成现今的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等民族。这与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大混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是相适应的。
(一)“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的主要族源：巴人
巴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以地缘为中心的古老部落联盟。与其他众多民族的起源一样，最早记载巴人事迹的古文献《山海经》，也将巴人的来源与神话传说联系起来：“西南有巴国，大白皋生成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夏后启之臣曰盂涂，是司神于巴。”《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曾提及巴人氏族部落后期一次贵族争夺酋长位置的斗争：“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睥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
至迟在殷商时，巴人及其建立的国家已见称于世。殷卜辞称之为“巴方”，并有巴方与殷商屡次发生争战的记载。表明巴国已成为具有一定实力方国。此后，巴国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逐步向南扩张，成为镇抚周朝南土的诸侯国之首。《华阳国志》载：“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其分野，舆鬼、东井。其君，上世未闻。五帝以来，黄帝、高阳之支庶，世为侯伯。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着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日，‘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日子。”春秋战国时期，巴国迫于强邻楚国的军事压力，逐步南迁。《华阳国志・巴志》称秦举巴以前，巴地“东至鱼复，西到焚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这一区域大致指东至奉节，西至宜宾。北接汉中，南迄渝东南及黔东、湘西等地区。尽管巴地自古以来居住着濮、{、苴、共、奴、犷K夷、蛋等若干部族，广而言之，凡居住于巴国境内的属民均可泛称为巴人。
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将巴人视为“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的共同的主要族源，是可以成立的。事实上，迄今为止，民族学、考古学对“巴楚民族文化圈”土家族、苗族、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早期历史及其形成的研究成果显示，在历史文献中被冠以“蛮夷”、“南蛮”、“苗蛮”、“巴郡南郡蛮”、“板J蛮”、“黔中蛮”、“武陵蛮”、“五溪蛮”、“盘瓠蛮”等蔑称的族群，就是这些少数民族的先民，他们中的主要成分正是源于古老的巴人部族。
(二)“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共同的祖源传说和图腾崇拜：盘瓠
盘瓠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族人民创造的珍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自古以来，“南蛮”诸族多有盘瓠图腾崇拜及盘瓠神话的广泛流传。在《搜神记》、《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风俗通义》等诸多古籍中有盘瓠神话记载。
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患其侵暴，而征伐不克。乃访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将吴将军头者，购黄金千镒，邑万家，又妻以少女。时帝有畜狗，其毛五采，名日盘 瓠。下令之后，盘瓠遂衔人头造阙下，骨禺臣怪而诊之，乃吴将军首也。……帝不得已，乃以女配盘瓠。盘瓠得女，负而走人南山，止石室中。所处险绝，人迹不至。于是女解去衣裳，为仆鉴之结，着独力之衣。……经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盘瓠死后，因自相夫妻。……其后滋蔓，号曰蛮夷。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先父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贾贩，无关梁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名渠帅曰精夫，相呼为徒。今长沙武陵蛮是也。”而据《水经注・沅水》载：“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椭溪、无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夹溪悉是蛮左所居，故谓此蛮五溪蛮也。水又经沅陵县西，有武溪，源出武山，与酉阳分山，水源石上有盘瓠迹犹存矣。……今武陵郡夷，即盘瓠之种落也。”南梁《十道志》则称：公元前316年秦将司马错灭巴国后，并未挥师继续东进，在秦楚之间留下了一个巴人小政权。约20年后，楚顷襄王攻取巴枳地(今重庆涪陵)，巴国群公子继续南逃，流亡于黔中地巴故土。“故老云：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人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为一溪之长，故号五溪。”说明作为“盘瓠种落“的武陵蛮与巴人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搜神记》：“蛮夷者，外痴内黠，安土重旧，以其受异气于天命，故待以不常之律。田作贾贩，无关缔符传租税之赋。有邑君长皆赐印绶。冠用獭皮，取其游食于水。今即梁、汉、巴、蜀、武陵、长沙、庐江郡夷是也。用糁，杂鱼肉，叩槽而号，以祭盘瓠，其俗至今。故世称‘赤髀，横裙，盘瓠子孙。’”
另《中国神话传说词典》的“盘瓠”条中，引用了一条唐人所记关于盘瓠的神话：“唐樊绰《蛮书》卷十引王通明《广异记》云：‘高辛时，人家生一犬，初如小特。主怪之，弃于道下，七日不死，禽兽乳之。其形继日而大，主人复收之。当初弃道上之时。以盘盛叶覆之，因以为瑞，遂献于帝，以盘瓠为名者。后立功，啮得戎寇吴将军头，帝妻以公主，封盘瓠为定边侯。公主分娩七块肉，割之有七男。长大各认一姓，今巴东七姓田、雷、再(冉?)、向、蒙、叔孙氏也。’亦盘瓠神话之异闻。”巴东向为巴人活动的地区。这个神话在无意间透出了这样一个信息：盘瓠蛮部族与巴蛮部族有着同源的关系。
历史文献资料的记载还显示，“巴楚民族文化圈”是盘瓠的始居地，也是盘瓠文化的发祥地。巴楚民族文化与盘瓠文化是同源的。南朝盛宏《荆州记》：“沅陵县居酉口，有上就、武阳二乡，唯此是盘瓠子孙。”唐人张守节《史记・苏秦传》注：“楚黔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盘瓠之后硬。”《九国志・楚志・彭师禺传》：五代时湘西地区“其蛮有六种，盘氏为大，即盘瓠之种也。”《太平寰宇记》卷一七八：“长沙、黔中、五溪蛮皆盘瓠。“《舆地记胜》：“蛮则盘瓠之种。”宋人朱辅《溪蛮丛笑》序：“五溪盘瓠之蛮，皆盘瓠种也，聚落区分，名亦随异，沅其故壤。”《宋史》卷四六一《蛮夷一・西南溪峒诸蛮上》称：“西南溪峒诸蛮皆盘瓠种。”等等。
有关盘瓠的神话传说故事至今仍在苗族、瑶族、土家族、畲族等少数民族中广泛流传，以盘瓠作为他们的始祖或古老的图腾(犬)崇拜。如苗族神话古歌中有《歌》、《王制天地》、《盘王》等；明李贤等《大明一统志》：“辰州沅陵壤杂苗獠，祖皆尊盘瓠。”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徭本盘瓠之后。其地山溪高深，介于巴、蜀、湖、广间，绵亘数千里。棰髻跣足，衣边斓布褐。名为徭，而实不供征役。”每年农历十月十六至今仍是瑶族盛大的“盘王节”。畲族的神话史诗有《歌》(也叫《高皇歌》、《盘瓠王歌》)。土家族有“跳丧”习俗：“初丧，鼓以道哀。其歌必号，其众必跳．此乃盘瓠、白虎之勇也。”各地有众多盘瓠文化遗迹与事象遗存，如盘瓠洞、盘瓠山、盘瓠墓、盘瓠庙、盘瓠祠等。这些文化遗产，既有反映心理方面的，又有行为方面的；既有反映精神上的，又有物态化的。特别是，因盘瓠神话与盘瓠崇拜而产生的歌谣、舞蹈、绘画、雕刻、服饰、工艺等等，在民间至今仍有所遗存或有所反映。
值得提及的是盘瓠文化对华夏族的影响。华夏族将本为某一民族起源之推原神话，演绎为天地开辟之推原神话。盘瓠也音转为，成为能给人以光明与幸福的王。南朝时，梁人任日方在《述异记》中把盘瓠氏推崇为“天地万物之祖”。
三、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文化的演变具有趋同性
在《辞海》中，“趋同”被列为生物学概念：“亲缘关系较远的异种生物，因所处的生活环境相同，显现相似的形态特征。”其实，世间诸多事物的演化都存在趋同的现象。文化趋同更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任何一种文化都是随着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而演进；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这种渗透和影响必然导致文化的趋同。趋同是文化进步的主要趋势。
值得注意的是，大量的田野调查实例显示，少数民族文化趋同性演变，呈现出文化趋同和文化多元并存的趋势。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在华夏文化的融合和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在潜移默化中已经逐步实现转型，民族观念转人隐性，文化趋同性演变普遍存在，涉及范围广泛，包罗了语言文字、生活方式、祭礼仪式、神话传说、农耕起源、巫术占卜、婚嫁习俗、神像器皿等最重要的文化模式。
如前所述，巴楚民族文化圈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其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与我国边疆各民族文化圈有较大的差异。各民族主要经济模式都是以山地农耕为主，兼营林、猎、牧业。他们的分布区界并非整齐划一，而是大分散中有集中，聚居中有散杂居，杂散居住区中又有小集中居住，绝对单一聚居区的构成始终从属于民族大杂居这一总体范畴之内。各民族世世代代始终保持着一定程度和范围内的相互接触、交往和融合的混居格局。这都为各民族文化趋同性演变创造了外在条件。
因此，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轨迹，但在文化上却表现出强烈的趋同性。在先秦时，苗蛮部族的分支荆楚部族创造了楚文化，另一分支巴人部族也创造了具有浓厚土著文化色彩的巴文化；巴文化和楚文化后来的走向却是相互混融，成为地域性的巴楚文化，巴楚文化又不断吸纳其它文化因子。新发现的湘西里耶文化，即具有多类型文化交融的特点。现本区域各民族文化皆具有混融型的巴楚文化的“遗传基因”。
与我国边疆地区各民族文化圈相比较，巴楚民族文化圈位于中国腹地的地域特点，使其与周边华夏族紧密相连，交流频繁。经过长期的多向交融，致使该地区民族文化受到汉文化的深重影响，其民族色彩相对淡薄，凸现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文化的趋同性特征。尤其在语言文字、生活方式这种表层结构上的趋同远比在思维方式、思想观念这种深层结构上的趋同要深刻得多。
巴楚民族文化圈各民族目前的通用语言，是以汉语四川方言为主体的西南官话。这里的湖北人、四川人、贵州人、湘西人互相用自己的家乡话交流基本没有障碍。现绝大多数土家族人都使用西南官话，在土家族传统文化保留较好的酉水(源自湖北鹤峰，注入湖南沅水)流域，约20万人仍使用土家语，但有的也兼通汉语，呈双语状态。
文化差异的理论范文3
关键词：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西方文化;差异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逐步加快，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英语已经逐渐成为了我国与国际其他国家之间进行外交活动的通用语言，因此，重视中西方文化差异，促进我国文化与英语文化的有效交流，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重要课题。在结合我国文化与英国文化的基础习惯之上，尊重我国文化与英国文化的习惯差异，使翻译作品能够做到二者兼顾，有利于我国与其他国家的跨文化交流，有助于我国文化在国际文化中的发展与进步。
一、英语文学作品翻译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与国际其他国家的往来密切，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问题也越发突显，英语文学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部分，而正确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能够让中国读者更深入体会到英语文学作品中的内涵。因此，在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合理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能够拉近中国读者与英语文学作品之间的距离，而且能够促进中国与各国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对于我国文化在国际文化中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此外，由于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独特的表达方式，因此，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要选择其对应的表达方式，才能更准确表达文学作品中的内涵。探析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有效处理方式，使文学作品翻译不只针对英语单词，而是让中国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充分感受到英语文学的内涵与魅力。
二、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策略
1.针对不同的文学体裁要合理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首先，在对英语文学作品进行翻译时，翻译人员要根据该作品的体裁特点，选择不同的翻译技巧，从而结合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对作品进行透彻的分析，再进行翻译工作，以便对英语文学作品的不同体裁做出更准确的表达。其次，由于英语文学作品体裁多元化，例如：散文、小说、科技应用文以及诗歌等，其中散文、小说与诗歌这些文学体裁的文化元素具有多样性特点，能充分展示出作品的文学性与以艺术性。因此在翻译散文、小说或者诗歌的过程中，翻译人员要对该作品的作者以及创作背景进行深入了解，并分析其中的中西方文化差异，从而加深对作品内涵的感悟，再结合中国人语言与阅读的习惯，对英语文学的翻译技巧进行合理调整，以便在翻译时能将原文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正确体现出来，便于中国读者正确领悟作者所表达的文章主旨，有利于提高英语文学作品翻译的艺术性与文学性。最后，英语文学作品中的科技应用文，与其他文学体裁相比更具有工具性的特点，而文化元素较少，因此，翻译人员在翻译过程中，要着重掌握翻译作品的核心内容，对专业用语或者专有名词必须保证翻译的准确性，可以采用直译的翻译手段，而对于其中的文化元素则不必过于考虑。2.从功能对等翻译理论方面入手，合理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功能对等理论（Functionalequivalencetheory）源自于美国，其强调的翻译概念是：在翻译过程中不能仅局限于词汇含义上的对等，还要使翻译中整体文学作品的风格、体裁以及语义都要形成对等，从而更准确的表达文学作品中的深层文化。因此，翻译人员在翻译过程中，要以功能对等理论为基本原则，正确处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以便让中国读者能够了解该文学作品中的深刻含义。例如：“Thewaterthatbearstheboatisthesamethatswallowsitup.”如果按照直译，将会翻译为“载着小船的水和把它吞没的水是一样的。”，这很显然没有清楚表达这句话背后的深意，而如若翻译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则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促使中国读者更直观的理解其内涵。3.正确解读异化与归化的翻译理论，合理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异化与归化是一种翻译理论，源自于20世纪末的美国，由LawrenceVenuti所提出。其中，异化理论强调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要以文学作品中源语言文化为最终目标；而归化的理论强调的是在翻译过程中，要以文学作品最终所翻译的语言文化为目标，这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概念。赞同异化理论的翻译人员认为，翻译的最终目的是促进文化交流，是使中国的读者能够领悟并接受英语文学作品中的文化，重点在于“接受”，而不需要读者去了解其中的内涵；赞同归化理论的翻译人员则认为，翻译作品应遵循“功能对等理论”，要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考虑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从而使所翻译的作品能够符合中国读者的文化与语言习惯，让读者能够充分感知英语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内涵，其重点在于“感知”，二者都有各自的道理与优势。对于异化理论而言，可以使翻译作品更符合原文的中心思想，更能尊重原文的语言文化；对于归化理论而言，则更注重文化的内涵能否被读者所理解。因此，翻译人员在翻译过程中要根据英语文学作品文章的主旨，合理使用归化或异化的翻译理论，从而达到最佳的翻译效果。例如：“HighbuildingsandlargemansionsarespringinguplikemushroomsinShenzhen.”译文应该为“高楼和高楼大厦在深圳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果按照异化的理论，将其直译为“高楼和高楼大厦在深圳犹如蘑菇般涌现。”这种表达方式很符合原文的主旨，却让中国读者难解其意，但如果根据归化理论，将其译为“雨后春笋”就能够很容易的被中国读者所理解，符合中国的文化习惯。
三、结语
总而言之，在英语文学作品翻译中合理处理中西方文化差异，对于跨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翻译人员要提高自身的翻译水平，在翻译过程中，要深入理解原文的内涵，再结合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使英语文学作品既能保持其原有的文化底蕴，又能便于中国读者的理解与接受，有利于我国跨文化交流的发展与进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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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差异的理论范文4
关键词：品牌；国际化；文化差异
一、引言
我国学者韦福祥将品牌国际化定义为：企业将同一品牌以相同的名称或标志、相同的包装、相同的广告策划等向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区进行延伸扩张的一种品牌经营策略，以实现统一化和标准化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和低成本运营。
品牌在国际化的进程中，文化差异的大小是决定其成败的关键因子之一。其对品牌国际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1）不同文化影响消费者对品牌要素的判断。品牌要素包括产品形状、颜 色、尺寸、包装风格、产品说明书以及商标等，属于品牌物质文化范畴。东道国消费者与品牌构建者文化背景的不同导致双方在审美情趣、语言、价值观等方面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可避免地表现在对品牌要素的判断上。
（2）不同文化对品牌的现有定位提出挑战。品牌定位是建立一个与目标市场有关的品牌形象的过程和结果，是品牌建设的核心要素之一，并且品牌定位一旦形成便不能随意改变，否则极容易导致消费者对品牌形象认识的模糊。
（3）文化差异导致消费差异。这是文化差异对品牌国际化影响最大的一个方面。 “方法—目的链”理论认为，价值观影响消费者对产品/品牌属性的判断，从而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消费者价值观是通过对消费结果的追求界定形成对产品/品牌属性的重要性偏好，从而影响产品/品牌选择的消费者行为规律。
二、品牌国际化文化差异评价指标
为了研究企业在品牌国际化时对文化差异大小的评估问题，本文设计了针对国外人士的问卷调查，并经过有效问卷筛选、因子分析可行性检验、结构效度检验后，运用SPSS等统计工具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因子分析，结果如下表1：
（1）国家维度的文化差异。东道国消费者作为“消费个体”，在其长期的成长、 学习与工作过程中，必定要受到本国文化的熏陶。同理，品牌在构建的过程中，其文化内涵也必定会受到品牌母国主流文化的影响。
（2）企业维度的文化差异。这种文化差异具体表现为东道国消费者与企业文化、企业形象及品牌理念等之间的文化差异，这种文化差异的大小与企业国际化程度以及企业文化理念是否符合世界潮流有密切关系。
（3）产品维度的文化差异。指东道国消费者对产品文化的认同度。产品的名称、图案、色彩、商标、外观等构成了产品文化的主要内容。
三、企业品牌国际化进程中应对文化差异的策略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我国企业在品牌国际化时，对文化差异问题的对策是：
（1）采用“先易后难”的市场进入模式以减少国家维度的文化差异。首先，品牌国际化应选择与我国文化差异较小的国家与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为突破口，这些国家/地区同属儒教文化，与我国的文化最为接近。其次，进入东南亚等华人较多的国家。再次，拓展其他发展中国家市场。最后，进入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
（2）培育全球适应性的企业文化以减少企业维度的文化差异。 企业文化是企业跨文化管理的核心内容，是关系企业品牌国际化成败的核心问题。
（3）以“低文化附加值”产品减少产品维度的文化差异。长期以来，中国品牌在世界上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就是“价格低廉、质量不高”，在这种情况下，以文化附加值低的产品进军国外市场不失为一种可以考虑的战略。
参考文献：
文化差异的理论范文5
关键词：文化差异 汉藏文化差异 翻译局限
汉藏两族拥有不同的生活环境和，而以此为基础形成的民族文化、社会认知与语言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藏文化都需要加强交流与理解，这不仅是促进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更是加强两族信任，推动民族发展的重要举措。因此，需要站在文化差异的视角下对汉藏翻译有一个更深层次的认识，认识其局限，探究具体解决措施。
一.汉藏文化差异的原因
1.生活环境的不同
生活环境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人看待同一事物的观点与认知，也使人形成不同的价值文化体系。汉藏两族长期生长在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中，他们的思想文化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差异。如同藏族人民很难理解汉族无节制的食用生猛海鲜，伤害生灵的做法，汉族人也很难理解和认可藏族人民每天单一的饮食结构。不仅如此，其文化差异还在服装、语言、地名等上有所体现。
2.的不同
宗教作为人类生存发展殊的意识形态，对人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价值理念都将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但是相较于藏族人民几乎全体信奉佛教，汉族人民的宗教意识相对淡薄，同时加上宗教在藏族文化与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就使得汉族对一些藏族同胞的行为与理念很难真正的理解。
3.自然哲学的结果
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往往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自然哲学，这就像海洋文明与陆地文明间会存在巨大的差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汉族的发源地在肥沃宽广的黄河与长江流域，其地理条件极为优越，通过辛勤的耕作获得的生活资料，使其有着较为稳定的生活条件。但是藏族人民长期生活在高海拔的青藏高原地带，这一地区气候恶劣，山峦连绵起伏，其水文、植被、土壤条件较差，加上海拔较高，交通极为不便。藏族人民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很难理解汉族人民对建立稳定和谐社会的期望。
二.文化差异视域下汉藏翻译的局限
1.可译性限度遭到限制
语言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内涵而产生，同时受到文化的制约。通过翻译破除两种语言间差异的过程中往往会遭遇很大的困难，就是一些词语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可能会代表着不同的意思，但是将其放在不同的文化语言背景中去表达其含义就极有可能发生偏差。加上藏语中佛经占很大的比重，但汉族中只有一小部分信奉佛教，这就使得藏语的可译性限度受到很大的影响与制约。
2.语言内涵翻译比较困难
不同的语言有着自身独特的魅力，在具体使用过程中也会产生不同的修饰方式增强语气。但是这也就使得语言的内涵翻译起来较为困难。在汉语中有一句俗语叫“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在汉语语境中这主要表示美好事物与丑恶事物放在一起将显得极为不协调。但是在藏语中，牛粪不仅不是代表丑恶的事物，相反，作为重要的家庭燃料，牛粪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象征着家庭的富裕程度。藏语人民从自身的语言文化出发很难理解汉语中一些词语和一些句子的真正含义。同时，汉语中很多词语、成语都有一定的典故，或是从漫长的历史文化中演变而来，比如“草船借箭”、“烽火戏诸侯”、“叶公好龙”等，如果缺少对汉族历史背景的了解，那么对文字内涵的理解自然也无从谈起。
三.处理汉藏翻译中各种差异的方法
为了破除汉藏翻译中遭遇的各种问题，就需要广大翻译学者积极寻求处理汉藏翻译中各种差异的方法。在进行翻译时需要将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具体的翻译方法包含音译法、直译法、意译法和改译法，虽然这些方法的具体操作方法存在差异，但是其本质都是最大程度地保留文字或语言在不同语境中的含义，并对其进行适当优化或改变，帮助不同语言背景的人更好的理解。对于汉藏翻译工作者来说，翻译的巨大魅力便在于通过自身对文化差异的处理，实现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的转换，帮助读者更加准确地理解原文想要表达的理念与内容。
文化差异的理论范文6
关键词文化差异;翻译;影响
中图分类号H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671-(2010)042-0162-01
所谓翻译,简单地说,就是把原文的意思在译文中表达出来。但是这简单的一句话,做起来却并不容易。因为“语言基本上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的产品,因此它必须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去理解”。在英汉翻译的实践中,通过对两种文化差异的对比,从而掌握它们的特点,并运用这些特点解决翻译中遇到的困难,是十分重要的。美国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认为,翻译中出现的最严重的错误往往不是因为词语表达不当所造成的,而是因为错误的文化假设所导致的。“归根到底,翻译中的大部分问题都起源于两种语言差异而造成的障碍。”可见,在翻译这个千里之行的旅程中,始于足下的应当是对两种语言文化差异的对比。这是翻译的一个主要任务,也是一个难题。
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不同民族的人能否互相沟通,不仅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所负载的文化意蕴的理解。唯有深刻理解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才能跨越语言鸿沟,从而使翻译中的问题迎刃而解。在此,本文着重从四个方面谈谈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1词义联想与意象对翻译的影响
词在特定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联想记号义,不同民族的人们对事物属性认识不同,心理反映不同,在词义联想与意象上必然存在一些差异。例如,在东方文化中,“红娘”一词是指促成美好姻缘的人,常会使人想起中国古典名著《西厢记》中的丫环;而在西方文化中,go-between和match-maker除了表示“媒人”的意思外,还有“中间人”、“掮客”的含义。人们也就不可能产生类似的文化意象。可见,产生词义联想失误或缺乏适宜的文化意象,就会造成翻译过程中错译或误译的现象。请看例句:
例1:One eye-witness is better than ten hear-says.
这是一句谚语。如果词义联想不当,直译为“一次目睹胜过十次耳闻。”则译文没有完全体现原文的含义。在英语中,ten一词除了表示具体数学“十”之外,还用以泛指“多”的含义,所以,译为“百闻不如一见”更为妥当、贴切。
2理解与思维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世界上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理解和思维方式,英汉两个民族也不例外,在观察、理解与思维方式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对同一事物,往往因理解不同,而产生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异。对颜色词的理解和使用,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在英汉两种语言中,颜色的所指是完全一样的,但由于理解的差异,使其文化含意完全不同。请看下列一组记号的英汉对比。
英语 汉语
Blac ktea红茶
Blue film黄色影片
White lie善意的谎言
White elephant 贵而无用的东西
此外,英汉两个民族在逻辑思维上也存在着差异,请看例句:
例2:Nobody could be too foolish this day.
这句话若直译为:“今天谁也不会太愚蠢”,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英语中的双重否定结构,体现为一种逆向思维的方式。其正确译文应该是:今天,无论你怎样出洋相,都不算过分。
由此可见,在翻译实践过程中,只有对不同民族在理解与思维上的差异作深入细致的了解,才能避免错译、误译,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3比喻和习惯表达对翻译的影响
比喻及习惯表达都是具有浓郁民族文化色彩的语言成份,也是翻译过程中导致理解障碍的原因之一。只有深入研究、对比,理解两种语言在比喻和习惯表达上差异,才能摆脱理解障碍造成的困境,真正达到译文“入木三分”。由于文化差异,不同的民族对同一世界的认识,可以有不同的透视角度,因而就会产生喻体不同,比喻相似的现象,即比喻的差异。请看下列一组词的英汉对比:
英语 汉语
As strong as horse 气壮如牛
As blind as a bat鼠目寸光
A lion in the way拦路虎
Diamond cuts diamond 棋逢对手
Have one foot in the grave 风烛残年
To grow like mushrooms雨后春笋
此外,两种语言在习惯表达上也有差异,请看例句:
例3:If you ever think he is lazy,think again.
这如果直译为:“如果你认为他懒的话,再想一想吧”。从表面上看十分忠实原文,但由于忽略了在特定环境下英语习惯表达的特点,实际上完全没有将原文的真正意思译出来。其正确译法是:如果你认为他懒的话,那你就错了。
4与典故对翻译的影响
东西方文化在与历史典故中,存在着极大的差异。西方人多信奉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一切,宗教多有“圣经”、“洗礼”、“修女”、“教堂”、“上帝”等词汇。而中国人信奉佛教、道教,多有“玉帝”、“观音”、“菩萨”、“佛主”、“慈悲为怀”等宗教词汇。在中国文化中,历史典故丰富多彩,如“开天”、“牛郎织女”、“项庄舞剑”、“卧薪尝胆”等等。在西方文化中,许多历史典故来源于古希腊和罗马神话及圣经故事。请看例句:
例4:You are just adoubting Thomas.You won’t believe what I tell you.
这句话中的doubtingThomas源于圣经故事,Thomas是耶稣的12门徒之一,此人生性多疑。后来,英语中使用doubting Thomsa表示多疑之人。理解了其中的文化内涵,我们便可以将其译为:你这个人真多疑,我说什么你都不信。
东西方文化中不同的和历史典故浸透在各自的语言表达之中,只有深刻了解东西方文化个性的差异,理解语言中的文化内涵,才能避免错译、误译,使翻译真正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
5结语
翻译作为文化交流的工具,其核心问题是“异化”还是“归化”。从“文化传真”的目标来看,译文应是越“异化”越好;然而为了照顾读者的接受能力,又不得不容许一定程度的“归化”。这就要求译者既要对原语能尽窥其妙,又要对译语能运用自如,做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尤金・奈达说过:“就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译者的双文化功底甚至比双语言功底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起作用的文化语境中才富有意义。”可见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不可低估,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发展,加强对语言文化差异的敏感度,是做好翻译工作必须认真研究和探讨的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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