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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区别范文1
在国民核算中，第一产业( 主要指农业和采掘业) 、第二产业 ( 制造业) 和第三产业 ( 服务业) 基本是以人类生产活动发展史中劳动对象进化的特点和由此而引起的产业发生时序为标志而划分的 ( 邱东，《当代国民经济统计学主流》，2004) 。随着经济发展，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服务的生产逐渐从原属产业中分离出来，形成新的服务类别; 随着社会进步，人类自身发展需要又催生出许多新的服务类别。总的趋势是: 在国民经济中，第一产业份额相对于第二产业趋于下降，第二产业份额相对于第三产业趋于下降。在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近八成，而第一产业远低于一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充分发展，服务业相对于第一、第二产业有更快的发展，占比已超过四成。在解释上述总趋势时，必须讲清楚，并非是服务业占比无限增大为好。作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第一，需要农业有适度发展，能够满足国民基本的食品需求; 第二，制造业也需要有相当程度的发展，特别是支撑国民生产和国家防卫的制造业、体现高新技术的制造业，必须保持适度发展; 第三，服务业中各类别的发展也需要有适度合理比例。三次产业的划分是从经济统计和国民核算角度做出的。从现代企业的微观角度看，服务业与物质产品生产 ( 制造业或农业)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制造业企业和服务业企业的区别较为清晰，他们之间的联系相对较弱。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加强和价值链增长，制造和服务越来越多地伴生在一家企业的增值链条上。对于一家提供物质产品的企业，其产品的制造只是整个生产链条的一个环节，在 “制造”之前，有 “产品开发”和 “市场调研”等链条，在 “制造”之后，有 “销售”和 “售后服务”等链条。且 “制造前”和 “制造后”的业务环节都比 “制造”本身能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收益，这就是微笑曲线所展示的图景。上述生产过程的变化也促使企业结构发生变化，企业越来越集中于搞好关键环节的生产和管理，而把辅助环节外包给其他企业。所外包的，不仅有零配件的生产，还有许多服务。基于以上情况，服务在制造业中不可或缺，且提供的产品增加值越来越重，乃至国外有人提出了一个新词汇———servicification ( Mag-nus Rentzhog，2012 年 5 月 31 日在京交会研讨会上的讲演) 。该词由service 和 specification 合成，可译为 “服务专门化”，用来指制造业中服务的作用程度。
二、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
实体经济是指物质的、精神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作为实体经济，对称的是虚拟经济，是以票券方式持有权益并交易权益的经济活动。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这两大经济形态共同构成现代经济系统。
( 一) 虚拟经济是 “以钱生钱”的经济
国外最早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有 fictitious economy 的提法。中国经济学界从马克思 《资本论》中 “虚拟资本” ( fictitious capital)一词得到启发，对脱离物质和精神产品生产的 “以钱生钱”当代经济运 行 深 入 研 究，独 立 地 提 出“虚拟经济”概念。虚拟资本循环与实物资本循环的基本区别在于，它是与实际生产相脱离的资本增值活动，它购进和出售的不是商品，而是一种权益。《资本论》关于实物资本 ( 产业资本) 的运动的公式是 GW…P…W' G'。式中: G 代表货币，W 代表商品，字母右上角打上一撇表示更多的价值。正中间关键在于购进的商品———生产要素要投入生产，以 P 表示。在马克思理论中，虚拟资本是指在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基础 上，资 本 的 所 有 者 以 股 权( 或股票) 形式所持有的资本。比照上述公式，笔者将虚拟资本的运动公式表述为 GR…R'G'。式中: R 代表权益。使得资本增值的过程没有生产，只是权益的交换。实体经济中，商品 ( 货物和服务) 的物质定价系统由成本和技 术 支 撑。 虚 拟 经 济 中 “商品”———购进或售出的权益，是以资本化定价方式为基础的一套特定的价格体系。交易者交换的是对权益的获利预期。购进者未来若实现其预期获利，就赚了; 否则就赔了。售出者以带有获利预期的权益换取货币。虚拟经济的本质特征在于: 首先，人们通过虚拟资产交易赚取价差受益，并不涉及实体经济的具体投入产出过程，也不会创造出新的实物财富，而是对交易各方的货币再分配; 其次，它以人们心理预期差异为主要交易定价方式。虚拟经济具有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
( 二)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在于: 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支持; 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 有助于分散经营风险; 有利于产权重组深化企业改革。由于资本化定价，人们的心理因素会对虚拟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 这也就是说，虚拟经济在运行上具有内在的波动性。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在于: 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加大实体经济动荡的可能性; 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会掩盖经济过热; 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导致泡沫经济的形成。德国经济学家乔纳森•特南鲍姆使用一个倒金字塔来表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规模，如图 1 所示。图中，倒立三角形中，物质产品、商品交易和服务交易、股票、债券和期货商品交易，金融衍生品和纯空头资本交易中经济活动的交易规模 ( 以货币量表示) 依次递增。正立三角形中，经济活动的地位，越靠下部越实，对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越直接。
三、厘清两组不同性质的 “实”与 “虚”
( 一) 概念上的两组 “实”与 “虚”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 “实”与 “虚”，在于他们的运行方式是否有生产要素的投入。这与制造业与服务业的 “实”与 “虚”不是一回事，制造业的产出是有形物质产品，服务业的产出是无形的效用。
1. 虚拟经济≠金融
虚拟经济由金融产生，但是它不等于金融业的全部。金融中为商品市场和流通直接服务的业务，是实体经济的组成部分。如购销双方的银行结算，银行对生产者的贷款、卖方信贷、买方信贷，保险公司对生产、库存、运输等环节的保险，等等，其资本参与到商品的生产流通过程中，作为生产要素而取得经营获利。除此之外的金融才属于虚拟经济。
2. 虚拟经济≠服务业
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 ①在形式上是否遵循投入—加工—产出的实际生产过程;②购买的是旨在满足效用需求的产品，还是满足增值预期的资本权益。综上所述，实体经济不限于生产、买卖实物的活动，不能简单以其商品实物形态定义实体经济。服务业中绝大部分类别提供服务价值，也是实体经济一部分。金融业务范畴宽于虚拟经济。
( 二) 虚拟经济的行业范畴
金融中领域一部分属于虚拟经济范畴。此外，由于近几年房市的过火发展、房价快速大幅上涨已经到了疯狂的地步，导致大量过剩资本投入房地产，炒买炒卖，获取巨额利润，反过来再拉高房市投资预期，推高房价，于是，一、二手房市场之间，彼此互相促进，循环演绎，加大房市投机性等风险。因此，房地产业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业务属于虚拟经济范畴。中国行业分类标准适用于工商管理、税务管理和统计核算等所有政府管理部门，共有 20 个大类，其中 J 大类金融业又划分为若干中类和小类，如表 1 所示。K 大类房地产业只有一个中类“房地产业”，下分 4 个小类，分别是: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其他房地产活动。我们并不能从以上行业分类表中摘出哪一中类或小类属于虚拟经济范畴。再看国民核算体系 ( SNA) 和货币金融统计 ( MFS) 的构成：( 1) 货币黄金和特别提款权;( 2) 通货和存款;( 3) 股票以外的证券 ( 含企业债券、国债、外债) ;( 4) 贷款;( 5) 股票和其他权益 ( 含各种基金和金融衍生产品、期货等) ;( 6) 保险专门准备金;( 7) 其他应收应付款。这里基本上可以将虚拟经济活动从金融业务统计摘出来，它包括“股票以外的证券”和 “股票和其他权益”。此外还应包括不属于金融的 “房地产次级交易”。
( 三) 虚拟经济在统计核算上的新挑战
国民核算体系 ( SNA) 的统计原则是增加值原则，即排除货物和服务生产中间投入的重复计算。其金融统计部分也按增加值核算，即只统计金融服务的增加值。而虚拟经济中交易标的———权益的每一次买卖，都按交易额统计。原初的权益价值被不断放大、不断累积。由上可知，即便能够在金融交易类别上区分出哪些属于虚拟经济，哪些属于实体经济，也不能从现有的统计表中得到虚拟经济的数据。因此，必须另外建立虚拟经济的数据采集和核算体系。在对虚拟经济量化的基础上，测度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比例关系，以便把握好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
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区别范文2
随着服务业在各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不断上升， 与服务业就业结构、生产率等相关的问题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其中， 最重要的研究结论被学术界概括为Baumol假说。Baumol[1]预测，在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份额趋向增加，并且随着就业份额向服务业转移，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将下降。他设想在经济中有两个部门：进步部门（制造部门）和停滞部门（服务部门）。他认为服务业生产率增加低于制造业，并假设制造业产出与服务业输出的比率是不变的，尽管服务的价格相对于制造业持续上升，但是服务业需求持续增加，导致了服务就业份额的提高。生产率增加的差别和持续的需求比将带来服务经济的蓬勃发展。这一结论与发达国家就业持续转向服务业这一经济现象吻合。他指出，由于人均实际GDP增长是由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和服务业生产率的增长的加权平均，权重是相应的就业份额，那么低生产率增长的服务业的就业份额增加将带来人均GDP实际增长率持续下降，并且最终收敛于服务业的生产增长率。因此，如果就业份额向服务业的转移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人均GDP实际增长率的下降也是不可避免的。
Baumol的研究激起学术界的广泛探讨。Pugno[2]认为按Lucas[3]的说法，服务的消费增加了人力资本。比如保健消费和教育服务将会导致人力资本的积累。相应的，服务消费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导致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生产率的增加。这意味着生产率增长是外部效应的内生化。他将这种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归入Baumol的模型，结果表明如果这个效果较强，就业转向服务业会增加人均GDP实际增长率，而不是减少。De Vincenti[4]得出与Pugno类似的结论。Oulton[5]显示，如果服务作为制造业的中间投入，不作为最终的需求，就业转向服务业会提高人均实际GDP增长。相反， Sasaki[6]认为，如果服务既作为中间投入又作为最终需求，从长远来看，就业转向服务业会减少人均实际GDP增长。
上述理论研究注重来自于消费和服务产品所产生的外部效应以及生产率增长的向内发展。如果生产率增长是外生变量并且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低于制造业，那么就业转向服务业一定降低了人均实际GDP增长。然而，如果生产率增长是内生决定的，那么就业转向服务业就不一定减少人均实际GDP增长。比如，Kaldor[7]断言， 从长远来看，在发达国家，人均GDP实际增长率几乎是不变的， 没有下降趋势。Kongsamut等 [8]建立了三个部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表明在广义平衡增长路径下， 即使每个部门的就业份额是持续改变的，但是人均GDP实际增长率是恒定的。当他们推导结果时，使用了一个不同的偏好，这个偏好产生了一个内生结构变化。
综上所述， 对于就业转向服务业与人均实际GDP增长之间的关系，有三种不同的看法，即增加、减少和不变。Hartwig[9]实证分析了1970—2005年期间18个经合组织（OECD）国家，对于医疗保健和教育支出转向服务是如何影响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的，得出了支出的转变降低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这与Baumol的陈述相一致。Nordhaus[10]对美国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类似结论。而Maroto-Sanchez和Cuadrado-Roura[11]对1980—2005年期间的37个OECD国家进行了实证调查，得出了劳动力转向服务业对人均实际GDP增长率有积极作用。顾乃华和夏杰长[12]实证分析了中国生产业的崛起对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形成的挑战， 并得出随着人均GDP的提高， 服务业比重与整体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会弱化的结论。
不同的实证研究结果截然不同，原因比较复杂。例如，服务业统计中存在的缺口和缺陷相对较多，我国目前就存在资料来源缺口和口径不同、房地产业数据低估、保姆等服务未被计入以及服务价格指数缺失等问题。在各国经济统计中，服务经济遗漏都较多。从最近两次经济普查的结果看，我国常规统计的主要问题是低估了服务业的规模和比重。
检验Baumol假说存在的合理性， 往往直接关系着未来不同的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取向， 因而在做出结论时必须慎之又慎。另外， 从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变角度看， 重新检验Baumol假说尤为必要。当今经济环境与Baumol假说提出的年代相比， 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突出表现在生产业的比重大大提高。在筛选影响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动的因素时，必须充分考虑到不同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由此引申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本文提出Baumol服务悖论的扩展模型，同时吸取模型中有关技术进步的两个想法：（1） 服务消费促进人力资本积累；（2） 制造业生产的“Learning-By-Doing”带来技术进步，提出就业转向服务和人均实际GDP增长之间有一种非线性关系，生产率增长在两个领域都是外部效应的内生化，得出服务就业份额和人均实际GDP增长是一个u形关系。
二、模型
命题2：假设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低于制造业，假设制造业消费和服务消费之间的替代弹性小于1，如果γ= 0，从长远来看，输出比Qs /Qm将会下降。即使γ> 0，但在适度的利率下，从长远来看，输出比率会下降。替代弹性越小， 输出比率的下降速度将会越适中。
命题2表述了输出比率的长期趋势。如前所述， Baumol假设产出比率不变，即Qm/Qs =常数。另一方面，我们指定效用函数，并假定σ< 1 和γ> 0 。这些假定与Baumol的假定大致相符。注意，我们的模型忽视了公共财政转移的作用，这是 Baumol所强调的。
2.人力资本积累和“Learning-By-Doing”
之前假定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外生变量。而这里，我们将两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内化。假设，每个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如下：
Am=Tm.h（17）
As=h（18）
Tm表示制造业的特定生产率的大小，h表示人力资本的水平。因为人力资本积累到可以在两个部门之间自由移动，人力资本h对两个领域的生产率都有影响。从方程（17）和（18），我们得出了生产函数Qm= Tm（hLm）和Qs=hLs。基于Pugno[2]的观点，我们认为人力资本是通过服务业的消费积累的：
h·=δcs=δhLsL，δ>0（19）
δ表示控制人力资本积累效率的参数。人力资本积累是积累的人力资本的线性函数，带来可持续人均实际GDP增长。Pugno认为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下：第一种是服 务消费无意中导致人力资本的积累，而另一种是有意消费服务来积累人力资本。在本文中，为了便于分析，我们采用了无意的人力资本积累。
需要注意的是， 生产经验Km是由Lm/ L测量的。即使当劳动力增长时，我们用制造业就业份额，而不是制造业就业水平，来判定动态模型有效。此外，我们用制造业就业，而不是制造业的产量，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在我们的模型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然后，产量的增加与就业的增加有一对一的关系。因此，为了简单起见，我们用制造业的就业而不是产出来衡量生产经验。其次，依据我们的规定，每个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形成了一个只取决于就业份额的函数。由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将模型与Pugno和De Vincent的模型相比，在我们的模型中，生产率增长是只取决于就业份额的一个函数。
从方程（20）和（21）得出流量Tm导致：
在Pugno所显示的实证数据相一致，他们计算了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他们指出， 两个行业的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差距随着时间递减。
3.人均实际GDP增长
命题3表述了服务就业份额与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之间存在一个u形关系。假设服务就业份额的初值充分小。那么，随着服务就业份额的增加，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下降。然而，当服务就业份额超过了由（Ls / L）*给定的界限值，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增加，最终收敛于g =δ。Ls/L和g之间的关系是否是一个u形曲线，取决于由于服务消费引起的人力资本积累效果的相对大小。如果这个效果相对较强，服务就业份额的转变将持续使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单调增加。另一方面，如果效果相对较弱，我们得到一个u型关系。图3—图5显示了这两种情况下服务业就业份额与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在本文模型中，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总是大于服务业，这与 Baumol的理论相一致。然而，存在一个就业份额向服务业的转移提高人均实际GDP增长的阶段。
正如前面解释的那样， Φ>δ或者Φ<δ决定了gAm是否为Ls/L的增函数或减函数。如果Φ>δ，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是服务就业份额的减函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求2Φ>δ，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命题3中Ls/L与g的一个u形关系（如图5所示）。如果Φ<δ，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是服务就业份额的增函数。即便如此，我们有2Φ>δ，它产生了Ls/L和 g的u形关系（如图4所示），如果δ→0，g将成为Ls/L的减函数，这与Baumol的就业份额转向服务的转变降低了人均实际GDP增长的结果都是相同的。
其他条件不变时，只要gAm > gAs，Ls/L的增长对人均实际GDP增长具有反作用 （见方程（28））。换句话说，Lm /L的下降对人均实际GDP增长具有反作用，因为由方程（22）可得，制造业就业份额的下降会减少Tm的增长率。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的模型中， 生产率增长微分gAm-gAs是服务就业份额的减函数。因此，随着就业份额向服务业转变， Ls / L的增加对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的反作用不断减小。如前所述，右边第一项gAm可以是服务就业份额的增函数或减函数。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总能得到gAm>0。因此，当服务就业份额很小时，右边第二项的反作用相对较大，因此就业份额向服务业的转变减少了人均实际GDP的增长。另一方面，当服务就业份额较大时， 右边第一项的正作用相对较大，因此，就业份额向服务业的转变增加了人均实际GDP的增长。使用相同的推理，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从一个向下阶段到一个向上阶段的转变速度在Φ<δ时比Φ>δ时快（如图4和图5所示）。
三、充分的动态和数值例子
从上述分析，我们得到3个命题。然而，分析是不完整的。当推导命题1和2时，我们假设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是外生变量。当推导命题3时，我们假设服务就业份额随时间增大。在我们的模型中，生产率的增长和就业份额是相互依存的。因此，我们必须同时分析就业份额和生产率增长的动态。其动态概括如下：
在情形1和2下，服务就业份额随时间增大，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先减小后增加。然而， 图7和图9之间有明显的区别。图9中从一个向下阶段到上升阶段的转变时间比图7中短。这是由于界限值（Ls/L）*在情形1和2下是不同的，在情形1中（Ls/L）*=0.70，在情形2中（Ls/L）* =0.38，这用图6和图8中的水平实线表示。从图6和图8可以看出， 服务就业份额的时间路径并无很大差别。然而，因为 （Ls /L）*在情形2中比在情形1中小，所以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从一个向下阶段到向上阶段的转变速度在情形2中比在情形1中快。
替代弹性的大小严重影响了输出比率Qs/Qm的时间路径。正如命题2提出的那样，从长远来看，输出比率下降。然而， 下降的速度关键取决于替代弹性的大小。正如图10和图11所示，在1和2这两种情况下，替代弹性越小，输出比率的下降速度越适中。
四、结论
本文为制造业和服务业建立了一个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生产率内在化增长，并且研究了就业份额向服务的转变和人均实际GDP增长之间的关系。最初，分析表明，就业份额向服务业的转移减少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但在某一时点后，它逐渐提高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这个结论既与Baumol[1]的就业转向服务业降低了人均实际GDP增长的观点相一致，又与Pugno[2]的就业转向服务业提高人均实际GDP增长率的观点相一致。因此，我们的模型可以同时解释这两个观点。随着服务就业份额的增加，制造业的“Learning-By-Doing”效果在下降。由于服务消费，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在增加。这两个对立的影响相互作用使服务就业份额和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之间产生u形关系。因此，服务业和制造业两个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是内在决定的。就业份额向服务业的转移起初降低了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但在某一时间点，这种转变开始提高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因此，从就业转向服务业使经济萧条阶段到促进经济增长阶段的转变是一个内生的阶段。
上述结论表明，为了判定就业转向服务和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当进行多国分析时，必须区别对待不同的情况，特别要关注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处于向下的阶段还是向上的阶段。
最后，如果服务就业份额不断增长，那么从长远来看，人均实际GDP增长收敛于服务生产率的增长。因此，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我们必须提高服务生产率，这是出现在Baumol极富成效的贡献之后所有模型共同传达的思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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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江小涓， 服务业增长：真实含义、多重影响和发展趋势[J].经济研究，2011，（4）：4-14.
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区别范文3
关键词：跨国公司 垂直分离 生产业 投入产出表
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推动了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国际分工的加速。当前的国际分工与历史中的国际分工不同在于，就某个产品的生产过程包含的不同工序被分配到不同国家的不同企业进行生产，可能是空间上的分离也可能是产权上的分离。这在制造业中尤其明显。导致跨国公司开始专注于某一工序的生产，而外包其他工序，即跨国公司的垂直专业化生产。Hummels（2001）对于垂直专业化给出了明确的概念和界定，根据其观点并结合本文要分析的跨国公司垂直分离，本文说明跨国公司采用垂直非一体化的生产方式在产品生产工序上需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一种产品的生产必须经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生产阶段生产。第二，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为其提供价值增值。第三，至少有一个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其他企业的产品作为中间投入品。
在全球化分工越来越细致的今天，对于制造业与服务业跨国公司垂直分离这一现象准确的把握，需要在多方面多领域进行细致的研究和分析。首先要了解制造业与服务业跨国公司垂直分离的现状如何，尤其我国的情况。其次，制造业与服务业跨国公司垂直分离与全球进入产品内分工甚至工序阶段分工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再次，什么因素影响了制造业与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垂直分离。最后，制造业与服务业跨国公司在垂直分离过程中是否存在相互的影响。本文将对此进行分析。
文献综述
关于制造业垂直非一体化的研究，国外学者多是从企业垂直非一体化的动因、因素及社会福利等方面进行的论述。Balassa（1967）首先使用“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icalization）这一名词来描述产品的生产工序被分拆，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完成生产的经济现象。Feenstra（1998）最早深入论述了全球化背景下垂直非一体化的发生机制，他认为，全球化经济中贸易一体化与生产非一体化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并提出了著名的Feenstra假说：随着中间投入品贸易比例的上升，生产的非一体化程度也在上升；国家之间的相似程度越高，中间品贸易的比例也越高。
在国内，目前对服务业跨国公司垂直非一体化的理论研究文献很少，刘东（2001）指出这是企业强化核心优势和实现超分工组合的途径，并解决了大组织的管理问题，讨论了我国企业未来垂直非一体化的经营战略设想。刘志彪，申俊喜（2002）论证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制造业组织和分工形式的演化过程。程新章（2004、2006），从企业理论和企业演进理论出发，提供了三个演进解释的基本观点：一是假设限制理性的行为者，二是集中在解决上，三是强调对相关嵌入和组织业务的依靠路径的敏感度，研究了企业垂直非一体化的模式、原因和效应等问题。江小娟（2008）指出服务全球化的重要载体是服务贸易和服务业跨国投资，讨论了服务外包是人力资本市场合约和劳务活动企业合约的统一。以上的研究仅仅是从制造业或者是服务业跨国公司垂直非一体化的一个方面进行的研究，缺乏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的联系。
总之，上述国内外的研究没有区分服务业跨国公司和制造业跨国公司两类垂直非一体化的区别；研究主要从产业组织学和国际贸易学的视角进行的理论探索，缺乏从经济学的视角阐述服务业跨国公司和服务外包等理论。本文从理论推导说明服务业如何从制造业中分离，并且发现上游企业的竞争程度影响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垂直非一体化。
理论推导
假设东道国存在n家上游企业愿意接受跨国公司的外包订单，所有企业提供同质产品，且其生产该中间投入品的成本为c1。跨国公司如果垂直一体化生产则其成本为c2，且c2>c1。每单位中间投入品对应每单位的最终产品，这一假设保证了跨国公司不进行任何制造生产活动，而外包给东道国制造业企业。以P（x）表示中间投入品的市场交易价格。而跨国公司面临的最终产品市场需求反函数为P（Q）=a-Q，其中a表示市场对于最终产品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因此a >c2。跨国公司自制中间产品的产量为qi，外包给东道国的产量为qvd，因此Q=qi+qvd。在其余成本不予考虑的条件下，跨国公司利润最大化的策略为：
（1）
（2）
（3）
由公式（2）和（3）得到：
（4）
（5）
当跨国公司外包中间投入品生产时，即P（x）
（6）
（7）
其中某一东道国企业承接外包订单，所得利润为：
（8）
其中πD1表示东道国生产性承接外包企业中的一个企业的利润，同理q1表示该一个企业的产量。由于之前假设上游为古诺竞争，因此有：
（9）
（10）
（11）
（12）
（13）
将公式（12）和（13）代入（6）中求得母国跨国公司的利润为：
（14）
单个承接外包订单的东道国企业利润为：
（15）
（16）
分别对公式（14）和（16）进行求导：
（17）
（18）
从结果可以看出，当上游市场处于垄断市场时，即只有一个供应商的时候，该供应商接到跨国公司的外包订单获得最大利润，其最大利润为（a-c1）2/8。随着上游东道国制造业企业数量的增加，可能会有个别企业的利润增加，但其总体的利润开始减少，总利润随市场竞争程度的增加而减少。
实证检验
（一）数据说明
由于投入产出表的年份不连续，因此在计算直接消耗系数矩阵时，采用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库和欧盟OECD数据库中关于我国进出口贸易数据，计算我国1997-2010年的分行业进出口贸易数据。从而计算出总进口/（总产出-净出口）这一比例。直接消耗系数矩阵以最近年份的代替。
（二）模型构建
根据之前理论推导发现，服务业在制造业垂直分离过程中逐渐分离出来，因此双方必有相互影响，同时上游行业的竞争程度也对于制造业与服务业跨国公司的垂直分离产生影响。lnVSit表示分离程度、lnLIit表示上游行业竞争程度。
（三）实证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的模型和数据，对影响制造业和生产业的垂直分离程度的因素进行数据的实证检验。本文运用Eviews6.0软件对数据进行最小二乘回归，检验影响因素的具体数值。表1给出了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表中数字1代表制造业，2代表生产业，这里以服务业代替。例如，VS1表示制造业的垂直分离程度数据。
从总体上观察结果基本通过显著性检验。具体而言，对于被解释变量lnVS1，当引入解释变量lnVS2时，lnVS2在1%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该回归结果中，lnVS2的系数项为正，即生产业的垂直分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制造业的垂直分离发生。将制造业竞争程度lnLI1引入模型可以发现，lnLI1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上游行业竞争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带动制造业垂直分离程度增加0.330个百分点。
对于解释变量lnVS2，当引入解释变量lnVS1时，lnVS1在1%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制造业垂直分离程度对于生产业能够起到促进作用。回归分析中这里引入制造业市场竞争程度变量lnLI1，其系数项通过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制造业行业竞争程度的增加能够促进生产业的垂直分离程度的增加，这也与之前理论推导部分结论相符。说明上游行业竞争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会带动服务业垂直分离程度增加0.284个百分点。
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理论为基础，推导出生产业是如何随着制造业专业化而分离的，并且说明了上游行业的竞争程度对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垂直分离产生影响，实证检验证明了理论推导中说明的影响因素，并且定量说明不同影响因素对于制造业和生产业垂直分离影响的作用程度。
本文从现实的数据和实证角度都发现，我国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的垂直分离程度较低。这与我国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领域处于劣势地位相关，从产业结构看，我国经济目前还处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仍然较少。而我国多数制造业一直处在国内生产价值链较低端的环节，造成为制造业、服务业的生产业亦无法走出国门参与全球化分工。我国服务业应当打破仅仅依赖国内制造业这一路径，积极探寻与国外服务企业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国际服务业分工。由于核心生产业含有大量的各种隐性知识和信息，因此我国在鼓励服务业尤其是生产业走出去时，更应该加强对于这些服务业企业的知识产权、专利等方面的保护，使我国服务业企业能够占据价值量的更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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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区别范文4
【关键词】沈阳市 生产型服务业 产业结构
一、前言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服务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知识密集型为特点的生产型服务业也随之慢慢发展起来，不管是对服务业行业还是对国民经济整体都有十分重大的贡献。在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的背景下，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当今经济增长的重要着力点，而生产型服务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
沈阳作为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地处东北亚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而沈阳生产型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已经成为制约新型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因素。所以本文将分析沈阳生产型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来加快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
二、沈阳市生产型服务业现状分析
沈阳市作为东北地区中心城市，在我国传统的装备制造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已为城市经济发展大势所趋。2013年，沈阳市已经将发展生产型服务业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和着力点。近十年来，沈阳市生产型服务业经济总量发展水平迅速上升，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从2005年到2014年，沈阳市的生产型服务业增加值从554.7亿元增长到1961亿元，增加了近3.5倍。从生产型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说，近十年来，其比值一直保持在25%至27%之间，说明沈阳市近年来生产型服务业对整体经的贡献水平保持一致。沈阳生产型服务业增加值对GDP的拉动作用逐渐增大，促进生产型服务业发展对沈阳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如此，但是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
三、生产型服务业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沈阳市经济发展水平偏低
沈阳市作为首批发展工业的城市，其重工业一直处于产业的主导地位，影响经济的整体发展。此外，沈阳市的国有经济比重过大，民营经济比重较小，使得中小企业进入市场的壁垒增强，不利于其发展；并且在这些国有企业中存在“僵尸企业”，极度浪费了沈阳政府的投资及当地的资源。新兴产业在这样的背景下，更无法得到同等的发展，进一步对沈阳市经济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
（二）生产型服务业内部结构水平低
沈阳市生产型服务业的结构不合理，本质是由于虽然当地制造业的发展时间较早，但其发展并未摆脱之前“粗放型”增长方式，导致目前沈阳市制造业发展仍保持较低水平，使得制造业内部生产服务外部化不尽合理。在沈阳市生产型服务业发展的过程中，投资比重分布的差异和人才的供给进一步影响了生产型服务业的内部结构。
（三）生产型服务业人力资本水平偏低
一个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资本要素的投入，更离不开人才要素的投入。沈阳市目前高校数量占到全省2/3，但最终留在沈阳的人才不足总量的1/2，存在严重的人才外流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沈阳市当地经济与北上广等发达城市相比发展较弱，在沈人员的工资水平并不能满足其生活需求，进而导致大量的人才外流向发达地区。这也进一步的导致了政府为促进经济人才培养的投资收不回来，其生产型服务业的人才流失更为严重，这对于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来讲是一个尤为严峻的问题。
四、沈阳市生产型服务业发展对策
（一）提高沈阳市经济发展水平
从产业结构上来看，目前沈阳市还是以工业为主，其次服务业，农业所占比重最低，这与发达地区的产业结构有所差异。提升沈阳市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必须要“调结构”，提高服务业在产业中的比重。通过政府加大对服务业的投资力度、实施政策来吸引大量社会闲散资本融入服务业来增加服务业发展的资金投入，让服务业有足够的资本来进行快速发展，据此来使得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处于领先地位，增强其对经济的影响作用。
（二）优化生产型服务业内部结构
虽然，近年来沈阳生产型服务业每年都是良好发展，其各部门增加值保持持续增长的趋势。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其内部结构与其他发达地区有较大区别，优化产业内部结构来发展沈阳市生产型服务业势在必行。
（三）加强人才培养体系建立
针对沈阳市生产型服务业人才短缺的现状，必须实施人才培养战略，加大相关资金投入，培养与岗位需求相匹配的高素质人才。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如何能够吸引和留住人才才是根本。对此，政府应该出台各类优惠政策，如加大财政专项预算，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予高素质人才特殊的待遇，来解决人才流失的问题。还应该把眼光放宽，在户籍限制等方面进行开放，提供住房、落户、子女教育等方面的便利，大力吸引海内外的生产型服务业人才落地沈阳，加大沈阳市生产型服务业人才的供给。
四、结论
在全球生产型服务业迅猛发展的趋势下，沈阳生产型服务业的发展也提上了日程，如何认识生产型服务业在沈阳市经济发展中所处地位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课题。目前沈阳市生产型服务业发展呈现平稳上升趋势，其批发零售业在其他生产型服务业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这种结构并不符合发达地区生产型服务业的结构；并且从总体来看，生产型服务业与其他发达地区差距很大。因此，提高沈阳市经济发展水平、优化产业内部结构、完善生产型服务业发展大环境、加强人才培养体系建立，以此来促进沈阳市生产型服务业长远、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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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区别范文5
思考这个问题的起因是，要解释为什么服务业比重提高，往往伴随GDP增速放缓；为什么信息技术投入在生产率统计中反映不明显。问题最终被归结为，存在两种不同的效率，一种是以GDP为代表的效率，主要反映经济增长的量；一种是针对差异化的效率，主要反映经济增长的质。服务化和信息化所长在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因此它们同属另一种经济。
认为信息化与服务化的效率定位相同，而与工业化不同，这有可能改变人们关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原有印象和政策结论，并修正对信息化作用的定位。
概念的界定
以往，人们总把信息经济和服务经济当作两回事。例如，有人认为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是服务经济，有人则认为是信息经济。但从生产率上看，这很可能是一个问题：服务经济“就是”信息经济。探讨信息化与服务化的内在关联，就是本文的主题。
先明确一下服务业、服务经济、服务化与信息业、信息经济、信息化的概念关联。XX业、XX经济和XX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第一，XX业容易理解，它单指产业；第二，XX经济不限于XX业，可以理解为是各行各业XX化。比如，服务业只是一个产业，但服务经济是指农业、工业都被服务化后的经济，比如制造业服务化，是指按服务化生产方式从事制造业（在我们讨论的语境中，在于强调以差异化的方式，改造同质化的产业）。同理，农业产业化，是指以工业化生产方式从事农业，应归入工业经济和工业化范畴，而不属于农业经济（自然经济）范畴。第三，XX化又比XX经济的范围宽。比如，服务化可以不光指经济，也可以指政府的服务化；信息化也可以不限于信息经济，而指政务信息化。
服务化和信息化都位于工业化之后，这点没多少疑问；问题在于，“后”在什么地方？以往的解释，主要是从经验上归纳产业现象。但越这样归纳，服务化和信息化就越象是两回事。例如服务业与信息业的统计口径明显不同（在我国特殊统计口径下，电子信息产业甚至排除了服务业，特指电子设备制造业和通讯设备制造业）。
但如果从产业角度跳出来，从生产率这一经济和“化”（生产方式转变）更为本质的特征看，“后”具有一个共同点：焦点都在于差异化。这一点以往从没有被注意过。这里解释一下。服务经济和信息经济是差异化经济（越差异化越经济）；工业经济与之相反，是同质化经济（越差异化越不经济）。因此，这里的效率，是指2.0版的效率，特指效能，即效率的变化率；具体来说，是指效率相对于差异化程度变化的边际变化倾向。张瑞敏曾非常形象地把效率和效能的关系，比喻成打固定靶与打移动靶的关系。这是以往被忽略、遗漏的观察视角。以往提经济发展质量，没有同这个本质性的效率特性内在关联起来。
服务化与信息化的所长都在差异化。同是增值，加工增值与服务增值不同。工业本质上提供的是同质化的加工增值；服务提供的却是异质性的差异化增值。所谓质量提高，是质变，即质的差异性变化，而非以往理解的GDP量变。服务经济就是差异化经济，即低成本的差异化；而服务化的“化”，就是使差异化从不经济，变为经济这样一个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同样，信息在本质上提供的也不是加工，而是差异化（信息即熵，是差异化的单位）；信息经济就是差异化经济，即低成本的差异化（俗称信息对称，而不对称导致差异化的高成本）；信息化，就是使差异化从不经济，变为经济这样一个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相比之下，工业化是使非差异化从不经济，变为经济这样一个过程。制造只是其表象。
揭开被掩盖的本质：针对质量的效率不同于针对数量的效率
诚然，从经验看，制造业和工业化中，存在许多差异化的情况；相反，在服务业和信息化中，也存在大量情况不具有差异化特征。但若论及它们的主要倾向，我们很难倒过来说：制造业比服务业更具差异性，而服务业比制造业更加同质化。这不是偶然的。
异质性是服务的基本特征，根据Zeithaml和 Bitner的说法，服务的异质性有两个来源，一是“相同的服务，不同的人将以不同的方式体验它们”；二是“服务的提供者是人，同样可能不会一直传送同样的表现行为”。而对信息技术来说，它主要的生产力特征就是提供低成本的差异化能力。信息技术固然可以有强化同质化的捎带和附带的作用，但信息化作为信息技术渗透应用和推动转型的过程，与服务化一样，使经济整体发生的最大的不同于工业化的效率改变，就是推动经济从规模经济（差异化成本不经济）向范围经济（差异化成本经济）方向转变。
这有基本的实证根据。Brooke发现，美国经济在1973年前后，经历了一场生产方式从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的转型。1973年前，发展的特点是，高生产率行业（比如制造业），通过扩大规模提高生产率。1973年后，随着制造业的收缩，服务通过差异化提供附加值，成为了经济支柱，生产率整体的下降正好出现在此时。
服务业的兴起为什么会伴随经济统计中生产率指标下降？Brooke认为，“过去二十年的生产率下降是因为产品差异化和多样化程度异常加速”。“缓慢的生产率增长率实际上是因为没有测量多样化和选择自由增加的无形效益”。
差异化是质的不同，可惜，GDP的效率只计量同质化的福利，而不计算差异化的福利。我们赞同黄少军在上世纪做出的如下论断：“宏观统计上经济‘服务化’所掩盖的实质是经济的‘信息化’”。宏观统计只有树立效能观点，才能揭开掩盖实质的未观测经济的面纱，看清在GDP背后，“现代社会服务化的本质实际上是‘信息化’”。
政策判断：制造业服务化实质是制造业的低成本差异化
中国当前着力推进的制造业服务化，往往被外在地理解为制造业的服务业化。把质量提高当作产值增加。重新思考就会发现，制造业服务化本质上就是制造业信息化，它们都意味着通过“越差异化相对成本越低”这条路，从降价竞争（传统中国制造）转向提价竞争（中国创造），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获得高附加值。因此，它不是在一般意义上的提高效率，而是在提高效能的前提下提高效率。相反来说，如果只是在制造业中加入传统服务业，增加的可能只是产值，于提高质量并无大补。
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区别范文6
关键词：服务业；核心竞争力；经营模式；国际化程度
中图分类号：752.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07)06-0026-05
服务业是现代经济中的重要产业，而服务业发展的主体是大型服务企业，本文从服务业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现代技术条件下的大型服务企业经营方式入手比较我国与发达国家服务业企业经营差距。
一、服务业的核心竞争力
服务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与制造业不同，制造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来自规模、产量和技术领先，新产品开发以及相对应的技术专利是制造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体现。服务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高价值的研究、设计、销售、市场、品牌管理。但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跨国公司倾向于更加集中价值链的知识密集，如产品定义，研究和开发，管理服务，以及营销和品牌管理等，而完成这些核心竞争力，都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因而，从全球范围看，制造业已成为全球供给普遍过剩、边际收益严重递减(制造技术标准化和模块化)的成熟技术行业，国际相对价格的剪刀差已从工农业产品之间转化为知识产品与工业产品之间，发达经济的优势已转型升级到虚拟经济、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阶段。
服务性企业核心技术的重点是如何将整个业务链通过技术有机整合起来，形成各自独特的商业运行模式。例如在零售业核心技术中，采购管理技术、店铺营运管理技术、信息管理技术、品类管理技术和防损防盗技术的培植、利用和管理等都是大型零售企业的重要管理技术，每个跨国零售公司不是简单的购买软件，而是根据业务流程形成独特的商业运作方式。
现代服务业核心技术必须以信息技术作为基础和支撑，主要是以下3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信息技术使许多不可贸易的服务变成可以贸易了，例如研究和开发(R&D)通过信息技术使服务通过全球网络的方式进行，这种中间产品形成模块化和标准化，在全球之间进行研发资源的配置，一方面为国内市场服务，另一方面为全球研发价值链提供载体。第二，传统的服务业通过信息技术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例如媒体产业越来越通过数字媒体的方式。传统的传输媒介是分离的，服务内容也彼此区别，它们在不同的网络中，使用不同的技术平台运作：电视机，电话，计算机，等等，因而每一种都易于受到不同的法律和法规的管理，并且基本上是在一个国家内部的水平上。数字技术是一种根本性的突破，它是一个统一的传输通道，使得所有传统的和现代的服务内容可以在一个统一的网络上，连接所有的用户设施加以提供。最后，服务规模和范围的提升需要通过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有效的控制。例如大型零售超市的射频识别(RFID)技术，俗称电子标签。RFID是一种非接触式的自动识别技术，它通过射频信号自动识别目标对象并获取相关数据，识别工作无须人工干预，可工作于各种恶劣环境。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尔玛公司早在2004年就宣布全面实施RFID技术，沃尔玛不仅仅将RFID技术应用于供应商在商品上贴电子标签，还用在整个业务流程中。RFID有助于解决零售业两个最大的难题：商品断货和损耗(因盗窃和供应链被搅乱而损失的产品)，而现在单是盗窃一项，沃尔玛一年的损失就差不多有20亿美元，如果一家合法企业的营业额能达到这个数字，就可以在美国1000家最大企业的排行榜中名列第694位。研究机构估计，这种RFID技术能够帮助把失窃和存货水平降低25％。
服务性企业投入大量的信息技术必须以服务市场容量为前提，没有超大规模的数量，就难以支撑企业对信息技术的投入。但同时服务业超大的市场不是同质性的市场，其市场不仅包括服务产品的数量，还包括服务产品的品种，服务的区域(世界市场)，大规模定制是跨国服务企业主要面对的市场经营方式，而这种经营方式高效的进行，必须在管理的各个环节具有协调性和高效率。
而国内的服务企业首先在规模和范围上没有达到一定的总量和覆盖，因而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技术，每个环节的管理技术没有形成整体的效率。上海百联(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内最大的零售企业，2006年，集团营业总额为1482.33亿元，该公司是2003年由上海一百(集团)有限公司、华联(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友谊(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物资(集团)总公司归并而成。且不说公司在规模上与国际大型零售企业的差距，这类公司不仅没有核心竞争力，而且很难形成核心竞争力。其一，经营商品多样，经营业态多样，难以使用标准化的管理技术对整个集团的业务流程进行设计和再造。集团的经营范围为国有资产经营，资产重组，投资开发，国内贸易，生产资料，企业管理，房地产开发等。集团拥有遍布全国25个省市共计7180家营业网点，几乎涵盖了国际商贸流通集团现有的各种业态，如百货、标准超市、大卖场、便利店、购物中心、专业专卖和物流等业态。从经营的产品看，涉及金属、燃料、机电、木材、化工原料、汽车贸易等生产资料流通贸易的众多业务。其二，以两级法人的集团组织构架，集团拥有百联股份、友谊股份、物贸股份、第一医药和联华超市等5家上市公司，还包括第一百货商店、永安百货(华联商厦)、东方商厦、华联超市、联华超市、妇女用品商店、第一医药等，这种企业都是通过出租柜台的方式，这种组织构架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
二、服务经营模式
由于服务企业核心技术的变化，因而信息技术在服务业的广泛应用使许多服务业企业的商业模式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虚拟企业是商贸企业、品牌制造商的主要经营模式。大多数商贸企业部采用连锁经营的方式，本企业主要关注对非控股企业的控制，控制的方式是业务流程控制。例如一家比较典型的国际商贸企业，在其组织构架下，没有一家是制造性的公司，它主要通过外包的方式，这些商贸业务流程的特点：(1)市场业务的推广，与主要协会和组织建立业务推广网络；(2)产品定义。产品定义是目前跨国公司的研发方面的重点业务，这些企业的主要研发工作是形成产品的框架，至于具体的产品设计和生产都由契约企业完成；(3)对契约合同商的控制，主要是标准控制和信息流程控制。面对如此巨大的贸易量和数以万计的产品品种，为了形成高效率的业务运行，必须实行业务标准化，将业务通过一定的标准进行细分，例如霍尼玮尔，作为一家跨国采购公司，他们从供应商选择、供应商评估到供应商业绩进行了必要的分类和细分，这样就形成了一定的业务标准，而这种标准是建立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只有标准化的商业模式，才能不断复制，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同时只有专业化，才能形成企业内部的效益。
这些企业的资源配置模式完全面向全世界，根据各国不同的资源配置优势，形成不同的贸易方式和贸易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成为这些产品的制造地，在发达国家，主要从
事产品定义方面的开发，市场研究。销售则通过全世界的方式。
在服务供应链管理方面，服务业的供应链管理比制造业要复杂，因为制造商货物的标准化程度很高。要进行有效的供应链管理，第一，服务业企业在相当市场条件下有自己知识产权的核心系统，非核心业务交给相应的供应商进行。例如花旗银行本身的IT部门拥有技术上的强大能力，自己开发一些关键的有知识产权的核心系统，将具体编码等外包，包括支持性的核心业务比如信用卡账单处理，欺诈检测，以及属于银行非核心业务的业务，比如与IT相关的部分包括数据中心、网络管理，以及呼叫中心等等。花旗银行的IT部门会主导导人进程，在内部想法产生后，主导需求、流程，而供应商则扮演提供支持和国际化想法的角色。
服务业跨国公司真正对外扩张的主要方式是设立网络性分支机构，这种分支机构有的使用股权控制方式(例如金融保险服务业，专业服务业等)，有的则是契约控制方式(例如商贸业)。网络扩张指数是企业提供服务的基础，没有网络，服务无法提供，同时即使有网络，也存在着对网络的控制，这种控制需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技术。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网络扩张指数(NSI)快速提高，尽管目前从总体上没有超过制造业跨国公司，但扩展速度特别快，特别是快速进入到发展中国家。
我国服务业企业的网络特征是：(1)实体网络为主，网络的技术程度不高；(2)以国内网络为主，国外网络几乎没有；(3)网络的控制能力不高，在金融业，经常出现重大恶性案件就是其中重要的表现。
三、服务企业的国际化程度
服务业全球化的进程要超过制造业全球化。1990～2004年，国际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超过货物贸易增长速度的二倍以上，服务业FDI增长了4倍，约占70％FDI。由全球引起的技术需求的协同作用和主要发展中国家政策的变化是服务业全球化进程的主要原因。服务业全球化进程之所以特别快，一是全球可贸易的服务无论是低端的业务还是高端的业务，依赖一套规则化技术，这种技术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的关联度相对较少，在经济发展中可以采用跳跃式的发展。二是数字化和集成知识使服务企业比制造业所需的设备相对更少，投入资金也少。
服务业全球化的推动者不仅是服务性跨国公司，还包括制造性跨国公司。2007年财富《全球》500强中，全球最大的500家公司共涉及52个行业，其中28个属于服务行业，占行业总数的53.8％，从事服务业的跨国公司有273家，占54.6％。在这些企业中，销售收入占53.07％，利润占53.53％。服务业跨国公司的特点是：一是成长快，许多跨国服务性公司在2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迅速成长为大型服务性企业。二是专业化分工进一步细化，其中以信息服务业的服务产业细分最快。1987年美国SIC对信息服务业的分类只有4个细分服务业，但到2007年，NAICS定义中的信息服务业包括77个细分服务业。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服务企业的对外投资迅速增加，其主要原因一是制造业全球化对服务业企业的推动；另一方面是服务业开放以后，全球对服务产品的需求增加，从而服务企业的跨国化程度提高。目前，跨国服务企业的跨国公司国际化指数是相当高的。
国内服务业企业的对外投资相对比较低，截至2004年，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额(存量)448亿美元，200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存量的0.9％和0.55％。在对外投资行业结构分布上，制造业的比重最大，为59％，服务业仅为19％，其中批发零售业为11％，交通运输业为3％，商务服务业为5％。在我国进入世界500强最多的行业银行业中，中国银行的国外分支机构相对比较多外，其他也相当少，大型企业的国际化程度相当低。
服务业全球化主要是跨国公司通过跨国购并的方式进行的。跨国公司都把跨国并购作为进入东道国的一种快速而有效的模式，或者作为全球性或区域性重组的工具。例如，银行业…开始就在东道国建立分支机构网络比较少见，在存在这类网络的国家，只要获得允许，它们宁愿收购现有的网络，也不愿意自己建立网络，在基础设施服务领域，如基础电信、电力和供水业，也存在这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