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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经济范文1
一、金融经济力在城市化中的判定
（一）在“城”中的判定
在这一部分中，需要考虑到城市水源状况、交通状况、建筑比例、通讯覆盖率、废物处理能力、能源供给能力、社会公共服务能力等因素，通过这些因素判断非农人口生活用地以及非农业生产用地这部分土地状况。“城”在经济运行状态上主要包括两点，即市政经济以及土地经济。市政经济是由政府来维护，为了满足城市居民生活、生产所产生的公共服务，属于市场经济差异发展下的必然结果。土地经济指的是土地价格的多样化，当土地受到垄断地租、极差地租以及绝对地租影响时，土地价格会随着社会环境、经济环境以及自然环境在不同城市中呈现价格上的差异性产生波动，受到市场主体对土地使用内容、选择倾向以及竞争程度影响，对“城”的发展产生干预作用。
在对“城”的需求分析中，城市产出以及城市地租均会衍生出生活性需求与生产性需求这两种增函数，同时产生投机性需求这种减函数。相对而言，对“城”的各项供给可看作政府所提供的土地资源以及土地承担的负载物数量、质量等共同形成的供给物。当增函数与减函数处于相等状态时，“城”的经济运行便倾向于均衡态。
（二）在“市”中的判定
城市化经济运行中，“市”指的是一定的市场交易中心或是买卖场所，受到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是交易结构、经济主体、经济流量以及经济流动方向；二是经济政策、经济组织以及经济制度。两者共同作用下，“市”更多能够反映出社会经济关系的空间状态、方位。在宏观表现上，“市”的经济运行表现可分为以下几方面阐述：
1、市场利益主体
市场利益主体体现在城市生产者的生产投资活动、消费者储蓄能力、个人投资行为与消费行为、政府部门的投资与消费行为以及转移支付。
2、经济流量
经济流量类别主要为国民财富（这里指的是目标城市所创造的城市财富）的扩大再生产以及资源优化配置、城市居民收入变化形态与运动轨迹、社会资金的投入使用以及循环周转。
3、城市市场结构
城市市场结构主要表现为消费品市场（这里更倾向于农产品市场）、服务市场、要素市场（以金融市场为主）、产权交易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
在需求方面，“市”的需求是对不属于“城”状态下所产生的需求欲望，同时能够在这种欲望下产生的可支付货币量，包含生产者、消费者以及政府在城市中的产品购买消费以及投资行为。“市”所产生的供给主要在于城市市场中意愿出售的非“城”的商品价格量（包含要素投入带来的价值提升以及中间投入带来的价值转化），通常表现为收入、储蓄、利润等货币形式。当增加价值与转化价值处于相等状态时，“市”的经济运行便倾向于均衡态。
二、金融经济力对城市化经济的作用
理论上，金融经济力对城市化经济在运行上能够起到一定程度的调节作用。由于金融属于社会性市场资源，其能够优化城市化经济中经济体制关系以及各变量内部联系，将现代经济资源优化配置，形成金融经济力。
（一）金融经济力对“城”的作用
城市土地是“城”的中心点，当城市土地被逐渐资产化，地租由此产生，成为了利息的典型代表。在市场利率变动影响因素方面，除了城市区位不同造成的富集度、竞争力度以及区位差异外，地租程度的其它决定因素与利率呈正相关。换言之，利率是金融经济力对“城”产生影响作用的施力点。另外，金融对“城”的影响还可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居民收入
城市居民收入分配环境下，金融市场的发展会影响到居民对收入的进一步分配。当金融状况较稳定时，可能催生一部分投资者。若投资渠道便利，极可能产生投资热潮，促进城市居民个人的投机性需求。同时，贷款利率可能在此环境下有所下滑，融资渠道拓宽，企业的投资性需求与生产性需求可得以满足。
2、房地产交易
房地产交易对“城”的投机性需求以及生产生活均会产生影响。金融市场以及其名下的子市场发展状态均会影响到“城”的需求状况，成为重要影响变量。
（二）金融经济力对“市”的作用
当供求基本上处于平衡状态时，城市化经济在发展上便会处于相对容易、稳定阶段，这是实现城市化经济均衡运行的保障。金融经济力对“市”的调节属于短期调节，通过外部机制与内部机制让其运行更倾向于均衡化，将非均衡条件下的影响因素纠正。
将城市看作封闭状态，“市”及经济运行状态便会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力较大。若想要从非均衡达到均衡，其需要依靠金融经济力对城市内部供求的影响。
三、城市化经济运行中金融经济的利用策略
（一）促进金融体系更具包容性
包容性的金融体系更能够让城市化经济倾向于均衡发展，其需要让各项金融服务更具普惠性，让弱势融资群体同样能够享受到平等的金融服务。在这一环境下，金融经济力可借助金融分配效率等因素消除城市化经济运行中存在的机会不均以及贫困现象，满足城市化本质需求。
（二）调节城市地租
作为城市化从低水平向高水平稳定、均衡发展的重要着力点，城市地组已经成为了经济运行的首要力量。在金融经济力控制下，土地市场的自由流转机制应不算完善，在建立健全相关政策背景下优化多样化投资工具与投资品种，让其始终处于对城市化经济均衡发展起到推动的地位。例如可加大对城市的市政服务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发型不同期限的市政债券等，达到对城市地租的调节功能。另外，还应充分发挥宏观级差地租的调节功能，充分了解不同区位下土地的价格、利用情况以及利用率，为城市化经济的均衡、和谐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城市化经济范文2
内容摘要：一国的城市化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直接反映出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财政扩张也可以通过各方面来影响一国的经济增长。本文通过系统分析城市化、财政扩张的相关理论及这两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提出当前土地财政中暴露出的问题，最后针对该问题提出了一定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市化 财政扩张 经济增长 土地财政
在当前动荡的国际经济环境中，中国为何总是可以率先从危机中复苏，而且保持稳定高速的经济增长率，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由工业化向城市化的转变。同时，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与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财政的收支水平也不断加大，国内基础设施建设正在不断完善。在我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财政支出逐步扩大的同时，也出现了诸如房价过高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相关概念介绍
（一）城市化概念及其衡量方法
城市化，也有不少学者称之为城镇化和都市化，它是指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以下方面的转变，即人口职业的转变、土地及地域空间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转变。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深，理论科学的不断进步，诸多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化的理解做出了不同的诠释与定义。例如，吴楚才（1996）认为城市化是指居住在城镇中地区的人口占总体人口比例增长的一个过程，即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并逐渐在城镇集中的过程；谢文惠等（1996）则认为，城市化是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居住方式改变的过程，这种过程由社会生产力变革所导致；而王春光（1997）认为，城市化不是单一的人口和土地变化，而是一种系统的、综合的社会变迁过程，除了基本的人口流动与变迁、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外，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组织和文化方式都发生了变迁。
通过总结比较各学者的观点，所谓城市化，简单来说，城市化就是乡村转变为城市、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及经济结构变化、组织和文化转换变迁的过程。
为了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进行相互比较与分析，就要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城市化的水平，如何衡量就要涉及到城市化的测度指标。对于如何确定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标问题，众多学者也有不同的观点，但这些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单一指标法和复合指标法。首先，单一指标法。单一指标法是指从城市化最本质的概念作为切入点，即通过度量人口的城市化水平作为衡量城市化水平的单一指标。人口的指标可以有不同的选择，比较常用的是城市人口比重指标和非农业人口比重指标，分别指城市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占总体人口的比重。另外，也可以选择用城市用地比重指标来衡量。因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明显，有大量的人口虽然大部分时间在城市工作与生活，但仍然无法获得城市户口，所以在指标统计过程中，城市流动人口、暂住人口也应该统计在城镇人口范围内，这也是学界的共识。其次，复合指标法。通过前文对城市化的概念介绍，城市化不仅仅只是代表人口或土地的变化，除此之外，还应该包括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转变。所以，在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时候，用单一指标法有效性不是很足，这时候就应该选择复合指标法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具体而言，复合指标法可以从人口城市化、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城市化、地域景观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环境状态城市化五个方面构建城市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而建立具体的指标评价体系时，学术界并没有统一标准，大多数学者都是根据自身的研究目的，以及指标所要求的数据的可获得性来构建指标体系。根据前人的研究结论，无论实际中采取怎样的具体指标体系来衡量城市化水平，结果没有太大的差异，不会对研究结果造成显著的影响。
（二）财政扩张的概念及政策形式
财政扩张又称为膨胀性财政政策，是指国家通过财政分配活动刺激和增加社会总需求的一种扩张性政策行为，主要通过减税、增支进而扩大财政赤字的财政分配方式，增加和刺激社会总需求。与之相反的是财政紧缩，或者称之为紧缩性财政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减税。一般地说，减税会增加个人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相应地减少国家财政收入。在财政支出规模不变的情况下，相应地扩大了社会总需求。减税的种类和方式不同，所引起的膨胀效应也不同。对流转税的减免，在增加需求的同时也会刺激供给的增加，即这种减税的膨胀效应主要在供给方面。对所得税的减免，则可以增加社会需求，膨胀效应主要表现在需求方面。第二种就是扩大预算支出规模。由于政府支出直接构成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政府支出规模的增大必然相应地增加社会总需求。在收入增加和支出扩大不对称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财政赤字。就这个意义说，扩张性财政政策也就是赤字财政政策。
城市化及财政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一）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影响机制
1.经济增长促进城市化的作用机制。经济增长促进城市化主要通过三个渠道：产业结构变动、就业结构转换和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聚集。第一，是产业结构的变动。经济的发展引起社会需求的变动以及技术进步：社会需求的变动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由此引起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二、三产业比重上升，而且第二、三产业相对容易在城市集中，产业的集聚效应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吸引更多就业人口涌入城市，提高城市化水平；技术进步使得生产原材料成本和运输成本都大大降低，市场规模扩大，可以获得更多的规模效益，城市区位优势更加明显。总体上看，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总是相伴而行的，而且有关数据研究显示，城市化水平与第一产业呈负相关关系，而与第二、三产业呈正相关关系。第二，就业结构的转换。城市的生活环境优越，医疗系统和教育系统也明显优于农村地区，所以这样的优势吸引众多劳动者大量向城市迁移。除此之外，由于上面介绍的产业结构的变化，第二、三产业比重增加而且向城市集聚，产生大量就业机会，因此，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入非农业部门，这种迁移所引起的人口迁移，使得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第三，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聚集。因为土地价格的日益上升，而制造业和服务业相对需求更少的土地资源，所以经济增长导致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而且日益向城市聚集。这种聚集产生显著的信息外溢和经济溢出效应，导致城市规模扩大。
2.城市化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城市化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推动经济增长：第一，城市化促进农业现代化。城市化的产业集聚效应更加利于技术创新，这种技术创新通过扩散到农业，促进农业的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力；第二，城市人口的增长刺激了工业品的需求。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能有效提高居民平均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对工业品的需求自然增加；第三，城市化促进服务业规模不断壮大，效率不断提高。城市化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除了衣食住行等必要活动外，还对旅游、文化、娱乐等服务产生了更多更高的要求，这种对服务需求的改变促使服务业快速发展，服务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也大大提升；第四，城市化能够更好地促进区域发展。城市化可以为周边农村地区树立良好的示范，而且通过技术扩散等方式，也可以有效提高周边农村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力，有效带动周边地区的快速发展。
除此之外，城市化导致的人口聚集更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产生与扩散，而有效的技术扩散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积极作用；第二、三产业的聚集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这种良性的竞争也有利于经济增长。
（二）财政扩张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第一，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定了经济增长。积极财政政策可以有效拉动投资、消费与出口的增长，推动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第二，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政府增加投资一方面可以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硬件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发行国债、调整税收等措施，可以从财政方面对一些重点行业、创新企业等进行扶持，有效引导社会投资方向，由此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产业结构升级，保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第三，促进了区域生产力布局的调整。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极度不均衡，主要表现为东南部沿海比较发达，中西部地区比较落后。而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基础建设的投资，例如南水北调、西气东输、西部大开发等项目，政策逐步向稍落后地区倾斜，改善东西部发展不均衡的状态，实现经济的均衡协调发展。第四，扩大了对外开放，促进全方位贸易格局基本形成。通过关税降低、大幅减少对进口商品的非关税费用等，有效推动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银行、保险和旅游业也逐步与国际接轨，全方位开放格局基本形成。
土地财政引发的问题思考及政策建议
（一）土地财政的兴起
土地财政，是指一些地方政府依靠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收入来维持地方财政支出，属于预算外收入，又叫第二财政。我国的“土地财政”主要是依靠增量土地创造财政收入，也就是说通过卖地的土地出让金来满足财政需求。政府通过土地获得收入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费，即对土地相关的部门收费，如耕地开垦费、管理费、房屋拆迁费等；二是“招拍挂”的土地转让金；三是息，政府以土地入股，获得的股息或分红；四是利，即土地资本化溢价之后的资本利得。
在2000年前后，我国土地市场基本形成，政府也通过垄断建设用地供给以获取高额的土地出让收入，从局部看，很多城市的土地出让收入也一度超过其税收收入，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一财政。伴随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由数量相关转变为价格相关，土地财政已然成型。
政府在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发展目标下，的确使土地财政发挥了一定的宏观功能，例如在促进经济增长、引导资源配置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土地财政的长期实行，必然会导致土地价格的扭曲，市场的失衡。
（二）土地财政引发的问题思考
首先，在政府的助推下，地价不断攀升，城市化逐渐向高价城市化转变，房价上涨，导致全社会总体成本和物价也水涨船高，这些成本和物价的上涨，都直接或间接地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消费者剩余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其次，低价快速上涨也导致跨期分配的不对称。早期获得土地使用权人，花费的是低价的成本，在地价上升后，他们就可以坐享土地的资本利得，而这种不对称的获利成本必然由新进入者承担，他们必须支付更高的成本，这明显不太合理，不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再次，与土地相关的逐利增加，还会导致经济发展中的创新活动受压制。这些问题是真是存在的。
（三）针对当前问题的几点建议
首先，要转变政府目标，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不应一味追求土地城市化，而要将对物的投资转向对人的投资，用人口城市化取代土地城市化的目标。第二，要提高财政透明度。政府必须遵守执政为民、取信于民的原则，提高财政透明度，推行阳光财政，不仅可以有效减少因为腐败导致行政成本的大幅上涨，而且这种财政透明的制度使得人们和媒体进行监督的同时，可以及时知晓政府的政策取向，有效反馈民意。第三，推进政府收支体制的结构性改革，强化供给激励，提高居民收入分配的合理性。政府应积极激励实体部门创新，抑制金融投机；调整个人纳税体系，调整居民收入分配，努力缩小收入差距；财政体制也需要进一步的改革，通过分税体系的合理改革，增大地方通过城市化的产业集聚等获取收益，而非依靠土地财政获得收入。最后，正视城市化融资风险以及可能的周期性赤字问题。财政支出表现出一定的刚性，而财政收入则与经济发展状态密切相关，所以应该考虑整个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合理安排财政支出，避免不合理融资导致周期性的赤字。
参考文献：
1.程开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互动机制及理论述评[J].经济评论，2007.4
2.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城市化、财政扩张与经济增长[J].经济研究，2011.11
城市化经济范文3
张平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中国已经到来的城市化浪潮中一朵普通的浪花。在中国，大量的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变的趋势已经变得不可逆转。据麦肯锡全球学会的一项研究预计，在2025年之前，中国的城市人口数量将增加3.5亿人，其中2.4亿将是来自农村的移民。
“未来30年中国的可持续增长将依赖于城市化的进程，中国已经进入城市化发展时代。”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12月5日举办的，以“城市化与城乡一体化”为主题的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上作出非常明确的判断。
城市化的黄金期
城市是消费的主要载体，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构建消费大国的战略性选择。从国际经验看，当一个国家处在人均GDP3000美元的时候，城市化率大概在5％～60％左右。2008年中国人均GDP达到3266.8美元，但城市化水平只有45.68％，远低于工业化中后期60％的均值，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内消费需求的释放与升级。
相关研究表明，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平均10％的增长率中，城市化贡献了3个百分点。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制度因素的制约，城市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潜力还远未释放出来。未来5～10年，中国的城市化将呈现加快发展的大趋势，城市化率会提高10～15个百分点，由现在的45.68％提高到6％左右。考虑到乘数效应，估计城市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能够增加大约1.2万亿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达到4个百分点左右。由城市化带来的国内投资消费需求的增长，至少可以支持未来10～20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
迟福林表示，中国正进入城市化从局部突破到全面推进的重要时期。“将出现东部和中西部城市化全面推进，并且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中西部城市群将成为我国城市化时代的突出亮点，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为代表的中部六大城市群正在全面推进。成都、重庆等西部城市群的发展相当快，将拉动西部产业结构调整，成为连接东部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接口，在大中城市加快发展的同时将呈现大城市群、城镇化、区域―体化等齐头并进的新格局。城市间的竞争将成为新阶段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如果说过去三十年地区间的竞争有效地促进了经济增长，那么未来五至十年城市间的竞争将成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活力。”迟福林说。
尚缺承接缓冲的中间城市
“沿海大城市有没有发展的余地呢?有。有没有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机会呢?也有。有没有你买得起的房子?有，远。你要选你离单位近的房子有没有?有，贵得你永远买不起。这不是什么宏观调控政策或者公共政策就能解决的问题。”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陈淮出席论坛时以一贯犀利的语言风格抛出了诸多问题，在他看来，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发展的最主要缺陷之一，仍然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据其列举的数据，在1999年到2008年的10年间，中国盖了80亿平方米的城市住房，卖掉7000万套商品住宅。到2008年末，中国城镇居民是6.07亿人，有两亿个家庭，“理论上说我们有35％的家庭在过去10年里面已经搬了新房，但是这个数字的进一步解析答案是，每年只有3％～4％的家庭能够通过购新房来改善居住条件。发展中小城市需要产业结构的多元化，需要例如省直管县等诸多改革。在当前城乡发展协调过程中，城和乡的利益矛盾对立冲突还不在发展的绝对差距上，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和发展水平高的城市之间尽管存在着发展水平的数字对比，但是两部分居民群体是打不起架来的。”陈淮认为，城市化和以城市方式为代表的扩大消费需求才是未来2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也是解决这些矛盾的问题所在。
但让他担忧的是能承接缓冲的中间城市迟迟没有形成。“进城经商务工的农民工，到今天为止，还只能在沿海特大城市和贵州、四川、甘肃等贫困地区的两极之间剧烈摆动，要么到最发达的大城市打工，要么直接返回最贫穷的山区，没有任何中间城市承接缓冲。” “这样―个劳动力转移的历史过程，显而易见是不可能支持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到工业国转变，不可能完成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以及实现公共福利资源、服务均等化这样的文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的。”陈淮表示。
城乡二元结构之结
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存在着严重的制度障碍，尤其是城乡二元结构和行政管理体制的障碍，这是中国城市化潜力尚未完全释放的重要因素。迟福林院长表述称，“城乡一体化和城市化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形成倒逼机制。”他解释称，“某些不合理的行政体制安排，成为制约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能够进一步打破城乡二元制度结构，实质性地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今后5～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提高10到15个百分点是完全有可能的，这将加快中国走向消费大国的进程。”
“现在的城市化是行政主导型，而未来城市化的发展方式应当转型。应该从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转型，由行政主导向经济主-导转型，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型。”迟福林表示，如果仍坚持行政主导型的城市化进程，将成为下一步城市化发展的阻力。
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义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常住人口的规模早已经超越了一个县级城市的水平，但因为受到行政主导型城市化思路的影响，义乌的城市化水平显然受到了行政区划制度的限制。如果能打破这种行政区划的束缚，或许义乌早已发展成为一个中等城市。“现在无论是城市群、大城市发展还是省直管县，都迫切要求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趋势，对行政管理体制尽快做出某些重大调整。”迟福林表示。
城市化经济范文4
关键词:城市化;经济增长;分位数回归
一、引言
城市化或称城镇化(Urbanization)是当今世界上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同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是加快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面对新形势,为了能促进中国特色的城镇化的建设,一方面需要从理论上分析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城市作为工业化载体的功能,掌握城市化如何带动内需,提升居民的消费结构和质量的原理,把握城市化如何影响居民的收入及其差距,城市化如何更好地通过协调产业结构来提高就业水平,优化就业结构;另一方面还要从数量上确定这些联系,定量地测算这些关系,找到合理的量的界限。广东改革开放30多年来,城市化发展迅速,城市化总体水平居全国前列,全省已形成两个人口规模超过500万的特大城市,其他大中城市29个,中心镇270多个,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城市时代。因此对于广东的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总结以往经验,探索未来的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城市化研究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也取得了卓著的成绩。国内学者立足于中国国情,从多个角度研究城市化与中国发展问题。为了克服普通最小二乘法存在的缺陷,本文拟采用分位数回归(quantileregression)方法来分析城市化对经济的影响。
二、分位数回归模型的建立及估计
分位数回归,也称为分量回归,最早是由Koenke和Bassett提出,并不断加以改进,分位数回归目标函数是一个加权的绝对离差和,估计的参数向量对于较外部或者边缘处的观察值并不敏感,这对于整体分布估计很有效。分位数回归藉由给定不同比例的Φ分位数值(0
由于模型的参数没有明确的公式解,Amstrong等人指出必须使用线性规划的技巧才能解上面的极小化问题以求得参数的估计值。
三、实证模型
(一)模型设定及其解释变量的选择
为了考察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选取广东省的GDP作为经济增长的测度;对于解释变量城市化,本文采用城镇人口比重法。城镇人口比重法,就是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说明该国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城镇人口聚居在城镇建成区,相对集中,密度大;而乡村人口散居在城镇建成区以外的广大乡村区域,相对分散、密度小。从城镇的发展看,人口城市化是经济发展推动人口向城镇的集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城镇经济的发展提供就业岗位,又需要农村经济的发展释放劳动力,两者共同作用实现人口城市化,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城市化最直观的结果就是人口城市化。因此,在国际上通常采用城镇人口比重来衡量城市化发展水平。它较好地描述了城乡人口分布情况,反映了城市化的基本特征。
基于前面的描述,本文建立回归模型如下:
(二)实证结果
1、条件分位数回归估计系数的差异与变动分析
为了深入揭示在城市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变化,需要在经济增长的不同分位数水平进行条件分位数回归估计。本文在分位数的选取上取9分位数分别估计,这9个分位数(Quantile)分别是τ=0.10、0.20、0.30、0.40、0.50、0.60、0.70、0.80、0.90。 而分位数回归系数的标准差用自助法(bootstrap)求得9个分位数的结果,如表1所示。
基于上表可以发现,在上述的9个分位数水平上的条件分位数回归估计系数都是显著的,说明无论在哪个分位数水平上城市化都是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的。而且当分位数水平超过50%时,条件分位数回归估计系数是逐渐增大的。通过比较三个四分位数下系数估计值是否相等的检验发现在中位数以下回归系数之间没有明显差异,但中位数与上四分位数比较时两者对应的回归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还是有差异的。
2、分位数回归样本方程的比较分析
为了更好地反映广东省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将条件均值回归直线,条件上四分位数回归直线,条件中位数回归直线,条件下四分位数回归直线画在同一个图中进行比较分析。
图1中直线代表条件均值回归直线,十字线代表条件中位数回归直线,菱形代表条件上四分位数回归直线,方形代表条件下四分位数回归直线。从图1中可以发现条件上四分位数回归直线在最上面,条件下四分位数回归直线在最下面,均值和中位数回归直线在中间,这与预期的是一致的,但从图中也可以发现,随着城市化水平的增高,条件均值回归直线与条件中位数回归直线相差越来越大,说明条件均值回归直线并不太适合说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能受到大的极端值的影响,有可能过高地估计了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四、结论
条件中位数回归和条件均值回归的估计结果表现了一定的差异;与条件均值回归相比较,条件(多)分位数回归能够揭示更加深入全面的数据信息;利用1982-2007年广东省的数据,条件(多)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了一方面在经济增长的某个具体分位数水平,城市化发展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大小都不相同,表现了解释变量作用的差异性,在经济增长的每个不同分位数水平,某个解释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大小都不相同,表现了解释变量作用的波动性。这些基本结论对于制定广东省城市化发展战略的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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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经济范文5
［关键词］ 城市化；经济发展；推进
［中图分类号］ F2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4－0013-05
一、引言
城市化是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国内外很多学者对此作了大量研究，并依据不同指标建立了不同的数学模型进行分析。笔者总结前人的经验以山东省为例，从时间序列上建立回归模型结合空间上的定性分析，得出城市化率与人均GDP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二、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内在关系分析
（一）在时间序列上的回归分析
在全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山东省的经济也在飞速发展，笔者以山东省2000~2004年的城市化率和人均GDP数据，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定量的分析两者的内在关系。
这里将城市化率作为自变量X，随着自变量的变化人均GDP为因变量Y，由表1的数据作出散点图（见图1）。
由图1可以清楚地看出山东省人均GDP的变化与城市化率的变化有近似直线的关系，先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来拟合这种变化关系。经上机操作，用DPS软件计算得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式为：
Y=-43643.09+138160.82X
相关系数r=0.989040，接近于1，说明两个变量密切相关。对回归模型的效果检验可以得出方差分析表2。
给定显著性水平，通过查表检验得F>F?琢，因此上述建立的一元线性回归模型是显著的。从这5年的数据分析，城市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使得人均国民收入增加1390多元。2000年山东省人均GDP为9 555元，城市化水平为38.2%，2001年人均GDP为10 465元，城市化水平为39.2%。人均GDP增长幅为9.5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增长了1个百分点。2004年山东省人均GDP为16 925元，城市化水平为43.5%，4年间人均GDP增长了77.1个百分点，而城市化水平增长了5.3个百分点。2000~2001年城市化水平每增长一个百分点拉动经济9.5个百分点，而在2000~2004年间城市化水平平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经济增长14个百分点。可见在以后经济发展中，城市化对经济的发展将会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推进落后地区的城市化，将成为其缩小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有效途径。
（二）在空间分布上的一致性分析
以山东省各个地级市城市化率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分析城市化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城市化水平=（城镇人口/总人口）×100%；山东省2004年城市化水平为43.5%，各地市城市化水平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指数=全省城市化水平/（全省非农业人口/全省总人口）；
各地市城市化水平=指数×各地市非农业人口/各地市总人口；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按照世界城市化发展的阶段划分，城市化水平小于30%的为城市化初步阶段，30%~70%的为城市化中期阶段，大于70%的为后期阶段。山东省整体城市化水平应该属于城市化的中期阶段，也是高速增长的阶段。按照山东省内部各地市城市化水平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等级：小于30%的为城市化水平低等级，30%~50%为城市化水平较低的一级，50%~70%为较高的等级，大于70%的为城市化水平高的等级。各地市城市化水平按不同等级进行细分。其中高水平地区和城市化最低水平地区最为显著分别为济南市和菏泽市，济南市城市化水平高达70.5%，而菏泽市城市化率仅为23.9%，两者相差近47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在30%~50%间为水平较低等级，属于这一等级的地市最多，包括滨州市、烟台、德州、聊城、济宁、潍坊、莱芜、临沂、日照、枣庄、泰安。在这11个地市中德州城市化水平最低为32.1%，最高的烟台为49.3%。这11个地市主导了山东省的城市化水平，城市化水平有待提高。城市化水平在50%~70%之间的为较高的等级，包括淄博、威海、东营、青岛，其城市化率都在60%以上。
山东省17地市城市化水平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趋于一致，属于较高等级的城市化地区济南、青岛、淄博、东营，也都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大于5 000美元的两个市是东营和威海，由于两市人口相对较少，且东营境内有国营大型油田企业，致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全省排在前列。在2 000美元~5 000美元范围内的济南、淄博、青岛、烟台、威海以及莱芜6市基本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吻合，1 000美元~2 000美元的地市最多，有滨州、日照、临沂、枣庄、济宁、泰安、德州、聊城、潍坊，这些地区较青岛、济南、淄博相比，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较低。17地市中人均GDP水平最低的仍然是菏泽地区，仅为500多美元，而且与其他各地市的差距仍然很大。由此可以看出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具有相互影响的内在联系。
三、城市化推动经济发展的途径
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城市经济高效上。城市是产业、人口的积聚区，是人流、物流、信息流的交汇地，为产品提供了市场，是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源地。城市的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带动了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概括起来，城市化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推动了地区的经济发展。
（一）城市化增加基础设施的建设，刺激消费，拉动内需
城市要发展壮大就必须兴建铁路、公路、电网以及自来水、煤气、供热管道等基础设施。目前，以城市化为主导的投资与消费增长周期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大趋势。城市的扩张需要有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人口的膨胀会对住房产生更多的需求，城市化带来的居民收入的增长会带来更多的消费增长。大规模的城市建设将刺激中国经济进入一个稳步的高速发展阶段。根据经济学原理，由均衡的国民产出公式Y=AD=Y=A十cY，可以得到:
Y=1/（1-c）A
这里的Y代表国民收入，AD为总需求，A为自主性支出，它独立于收入水平。c为边际消费倾向，1/（1-c）为支出乘数。边际消费倾向c越大，乘数越大，产出就越大。所以，增加居民消费，就会提高消费倾向c，扩大乘数，增加均衡产出。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利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购买和转移交付，扩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从而刺激消费，使居民增加对商品的购买，有效需求增加，企业扩大生产，经济产出增加。
随着城市化的提高，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和人口的集聚，形成新的市场张力，由此拉动包括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市场在内的市场需求。从直接消费品市场看，如果城市化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以2000年为基数计算，全国就意味着增加1 270万城镇人口，按照2000年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水品的平均差异3 328元计算，仅仅由于城镇人口的增加就拉动消费品市场需求增长了422.7亿元。从直接的生产资料市场看，当前，中国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大约需要增加城镇建设投资6万元，1 270万人进入城市，那么将创造7 620亿元的投资需求，用于交通、通讯、住宅、学校、医院等等方面的城市建设，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增长。
（二）城市化推动工业化的进程
1. 城市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基础设施，减少成本。城市不仅具有聚集效应，还会取得规模经济。城市不仅具有商品市场、服务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市场，而且具有发达的信息传播网络，较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为企业扩大规模提供了更好的条件。适度的生产规模会产生最佳的经济效益，因为在生产要素和产业集中的城市里：（1）企业可以更好地进行生产协作、配套和专业分工，便于在同类企业之间开展专业分工协作和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开展社会化大生产和缩短生产周期；（2）企业之间互为能源、原材料和设备的供应者以及产品的使用者和加工者，从而缩短了运距，减少了运费，节约时间，更便于资本的积累和集中，加速资本周转；（3）资金、技术、人才、劳动力和信息等各种生产要素可以更有效地在企业之间流动，从而有利于企业之间互相刺激，进行公平竞争，提高产量，改善产品质量；（4）企业之间可以共同利用土地、水、电等公共资源，共用道路、供水和排水系统、公共交通、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提高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利用率，节约资源，减少开支，降低成本。
2. 城市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劳动力和智力支持。人才是提高生产率的关键。城市与农村相比，各种服务业、文化娱乐设施比较完善，公共交通发达，学校教育水平较高，居住条件较好，生活更加便利和舒适。特别是在大城市里，行业多，企业多，市场潜力大，发展机会多，这一切都会吸引着许多创业者和技术专长的人才流向城市，在其中发展自己的事业。
发展城市经济，吸纳农村转移人口可以从根本上降低人口出生率，提高人口的素质。因为农民进城后，生育的机会成本提高，生育管理更为严格，有利于缓解人口增长的压力，降低自然资源的消耗，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
当城市处于初始发展阶段时，资源的利用侧重于各种自然资源，例如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矿产资源、人力资源等，而当城市经济具有一定的规模，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资源利用就会相应发生变化，从初始对自然资源利用的侧重转向对技术、信息等资源的侧重;同时，对单个资源的利用也会发生变化，如对人力资源的利用就经历着从体能到技能，再到智能的变化。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已经从工业时代进入了信息时代。工业时代的经济增长多依赖于资本、劳动的投入，而信息时代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科学技术的进步。经济产出函数表现为:Y=AF（K， H，N）。经济的增长不仅依赖于资本（K），劳动投入（N），而且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技术（A）的进步，而要取得技术进步，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H）的投入。只有城市化水平越高，人们通过学校教育、在职培训等方式所接受的教育水平才能得到很大的提高。因此，城市化会相应增加对人力资本的投人，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促进科技进步，提高经济的产出。
（三）城市化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
同工业只能在城市发展一样,第三产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城市。众所周知,随着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开始崛起,并逐渐取代工业而成为城市产业的主角。社会化大生产要求城市提供更多更好的配套设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提供更为丰富多彩的物质消费和精神享受，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并带来就业机会和人口的增加。根据第三产业形成比例与城市规模的关系，可以看出，城市越大，三产创造的就业岗位的比例就越高。中国三产就业情况是: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三产就业人员数比为41.25%，50万人～100万人的大城市为31.9%，20万人～50万人的中等城市为26.2%，10万人～20万人的小城市为21.5%。如北京三产就业比为60.7%，广州为50.4%，纽约为81.1%，东京为69.3%，新加坡63.2%。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表明，各国的产业结构开始必然是第一产业占第1位，然后才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在经济实现了工业化之后，第一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但下降速度减缓，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变得很小;第二产业的比重转而趋于下降，这种下降是由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引起的，而社会基础设施部门的比重有可能保持不变甚至上升;第三产业的比重开始上升。当第一产业的规模变得很小（如小于10%）而第三产业规模变得很大(如大于60%）时，一国经济就从工业化阶段进入了发达经济阶段。山东省在国民经济比重上，第二产业比重最大。2004年一、二、三产的比重为11.5∶56.3∶32.2，虽然第三产业比重比以往年份有所上升，但仍低于全国平均值37.47%，与东部沿海的发达省份相比，差距更加悬殊。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来看，2004年一、二、三产业比重为44.4∶27.6∶28.0，与全国各省份第三产业比重相比，更是处于比较低的层次上。因此必须加速实现城市化，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如表4所示）。
四、正确处理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城市化与经济发展能够相互促进，协调发展，这也是目前各国普遍重视城市化，城市化进程得到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但是并不是说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就实现了城市化，就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山东省2004年城市化率为43.5%，根据阶段划分理论，处在加速发展阶段。在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农村人口大量涌进城市，造成城市就业压力增大，住房紧张，甚至带来了影响社会稳定等问题，如何消化这些进入城市的人口，使之真正城市化，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城市化不单是指城市数量、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的增加等量化指标，它还应包括生活方式、生活质量及价值观的改变等各个方面。因此，要深刻认识到，城市化不仅仅是将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如果后继问题解决不好，给城市带来负面效应有可能大于正面效应，甚至出现与城市化初衷不同的结果，使得城市“农村化”，即由于农村人口的转移进入城市，城市人均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下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拉丁美洲、亚洲、非洲一些发展中国家掀起了城市化的，人口大量地从农村涌向城市，城市化超越了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由此造成城市贫民区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就业、交通、环境、治安等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在城市化过程中，需要加强城市化建设，以及相应的制度建设，达到系统的协调发展，以城市化带动、促进经济发展。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过程，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趋势，我们要科学地探索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并按照客观的规律，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真正实现城市发展、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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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经济范文6
关键词：城市化 城市经济增长 分布特征 分布流动性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
国内外关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表明，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且具有正相关关系。国内学者周一星，对此进行验证，发现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存在十分明显的对数关系。Henderson（2000）进一步计算出以人均GDP对数变量为代表的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85。奥沙利文（2000）认为地区的比较优势使地区间贸易变得有利可图，所以地区间贸易促进了市场城市的发展,由此而产生的产业群聚性促进了大城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认为城市化具有积聚效应和成本上升作用，其积聚效应对工业和服务业竞争力产生正向效应，其工资成本效应对工业和服务业竞争力产生负向效应，住房成本对服务业竞争力产生负向效应。其影响的大小取决于城市化的模式。陆铭，陈钊（2004）对城市化以及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两方面对经济增长中的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研究。晏维龙、韩耀和杨益民（2004）从商品流通视角考察了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作用，他们认为城市的发展促使了简单商品流通向发达商品流通的发展，而城市化水平的差异是造成流通水平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上述对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均以全球城市为样本，忽略了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特殊性。其次，上述研究方法采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数据，本文采用Markov随机理论进行研究从两方面进行综合考虑加以研究。
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及其特征
（一）研究方法与对象
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对象选定为48个市辖区。其选取标准为：29个省会城市（未包括海口和拉萨）、4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10个沿海开放城市（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湛江、北海）、3个沿江城市（岳阳、九江、芜湖）和2个重点城市（苏州、无锡），总计48个样本城市。
中国城市化转变时期划分依据采用钱纳里在《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一书中关于结构转变过程的时期划分标准。由于给出的标准为1964年和1970年人均美元，本文通过美国CPI-W数据进行换算，以上一年基准年，其换算因子分别为2.5（1982），1.27（1989），1.18（1994），1.7（1999），1.9（2004）和2.1（2008），在此基础上，通过人民币汇率12各月中间价的平均值为标准进行换算，1989年，1994年，1999年，2004年和2008年的换算因子分别为3.7651、8.6742、8.2785、8.2769和7.0639。
通过对48个样本城市的市辖区1988-2008人均收入进行汇总。将人均收入时间序列分为1989-1998（其中缺失1992年数据，根据经济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第一阶段的人均GDP），1994-2003， 1999-2004年期间。通过几何平均值计算得出，前三个阶段人均收入分别接近1994年，1999年和2004年数据。此外，假设第四个阶段为2004-2013年期间，其平均值为2008年数据。用四个时间段的平均人均收入来代表48样本城市二十年的时间段的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及其特征。
（二）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分布特征
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分布于不同城市化时期，同时，呈现出低位稳定型、低位波动型、中间稳定型、中间波动型、中间持续型、高稳定型、高位波动型和高位持续型等八类总体特征十二类具体变迁特征，具体如表1所示。其次，观察到处于高位的城市化类型无论是稳定型、波动型还是持续型，除珠海市以外，全部市辖区年末非农业人口都是100万以上的城市。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通过进一步人口城市化扩张和经济城市化的调整，可以推动中国城市经济持续发展。在城市结构转变时期及其特征分析基础上，本文将描绘多城市变迁轨迹，目的是为了模拟中国整体城市结构转变轨迹，即平均或标准的变迁轨迹。由上述可知，1988-2008年中国城市结构变迁经历了五个时期，呈现出低稳定型、低位波动型、中间稳定型、中间波动型、中间持续型、高稳定型、高位波动型和高位持续型八类特征（见表2）。依此描绘出了48个样本城市的城市化变迁轨迹，其中数据为各个地级市的十年均值点（见图1）。
通过图1进一步进行时间序列拟合，城市化进程中多城市经济增长分布呈现出二次多项式特征。其型式如下：
（1）
中国城市化的经济增长分布流动性
本文采用Markov转换概率矩阵来说明。将人均市辖区GDP视为离散的马尔科夫过程，将各市辖区经济水平离散化为k种类型，然后计算各类市辖区的概率分布及时期变化，得到近似逼近市辖区经济水平演变整个过程的转移概率矩阵，通常用Mt(k×k)表示，其中的元素Pij(=nij／ni)表示初始年份属于类型i的市辖区在s年后转移到j类型的一步转移概率。其中nij表示在整个考察期内，由初始年份属于i类型的市辖区在s年后转移为j类型的市辖区数量之和，ni表示所有年份中属于类型i的市辖区数量之和。根据整个考察时期1989-2008年期间的中国城市（市辖区）经济结构转变的分布状况，从分布动态的稳定性及样本数量角度考虑，选取的考察年份为1989年、1994年、1999年、2004年和2008年。按照钱纳里结构转变时期，将各市辖区经济水平离散化为5种类型，人均GDP小于城市化一期收入水平为类型1，以此类推。基于马尔科夫链分析方法得到描述中国城市经济结构转变动态分布的转移概率矩阵，如表3所示。
对角线上的元素表示在整个时间间隔的考察期内经济类型没有发生变化的概率，非对角线上的元素表示在考察期的经济类型之间发生的转移的概率。考察时期内，处于城市化一期类型的概率为0.38，向城市化二期水平转移的概率为0.62。这说明中国城市化一期的市辖区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经济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从转换概率矩阵的整体来看，分析发现，城市化三期是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在这之前，对角线上的元素小于非对角线上的元素，说明城市化发展的稳定性不是很强；在这之后，对角线上的元素明显大于非对角线上的元素，说明中国城市经济发展进入高稳定期，向更高城市化时期的结构转变比较困难，尤其是处于城市化五期的市辖区。此外，在城市化二期和城市化五期分别发生了向下转移的概率。并且，城市化结构转变时期越高，向下转移的概率也越高。
结论
目前区域城市化进程中的经济增长方式与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种种矛盾与胁迫作用。未来区域城市化发展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资源要素短缺的限制。城市化既可能是无可比拟的未来之光明前景所在，也可能是前所未有的灾难之凶兆。所以，未来会怎样就取决于今天的所作所为。这种情况对于处在高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正面临着日益艰难的选择。通过本文研究表明，由于城市资源禀赋、社会、文化、历史等也存在异质性，中国不同城市化阶段，经济发展水平非均衡性，产业结构的差异化，致使我国不同城市或地区不适合采用完全统一的城市化转型选择。对于处于城市化第三阶段的城市而言，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由此应该提高资源利用率来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对于城市化四期的以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应该提高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来完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对于城市化五期的国内外比较优势，尤其国际贸易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应该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迂回生产链条来促进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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