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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货币政策范文1
关键词：开放经济；货币政策；外汇储备；外汇
一、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理论分析
经济体中货币供给量是基础货币量和货币乘数的乘积，货币乘数与一国经济特征有关也与一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有关，如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就能够改变货币乘数，但该乘数大体来说是比较稳定的。因此，在封闭经济中，货币供应量主要取决于国内的信贷数量，是完全由央行控制，外生于整个经济的。但是在经济开放的条件下，资本地跨国流动将给货币政策带来不确定性，从而影响一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此时基础货币将不仅仅取决于国内信贷，还与国际贸易、跨国直接投资和其他资本流动引起的外汇储备地变动密切相关，即导致基础货币增加了外汇占款部分，此时，货币供给量就体现出一定的内生性质。
尤其在固定汇率制下，跨国资本流动（包括国际贸易引起的资本流动），期限无论长短，都将改变市场对本外币的需求，从而影响汇率，而央行为了维持汇率固定不变，被迫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引起基础货币投放量发生变化。如果央行主动执行货币政策，导致经济基本面如国内利率等发生变化，也会改变跨国资本流动的情况，从而使货币政策打折扣或偏离本来目的，甚至完全失效。
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冲销操作减弱货币供给的外生性，从而重新控制货币供给， 维护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因此，并非本国货币供给受到国际收支差额的影响就意味着货币政策自丧失，当冲销手段起作用而且冲销的成本可以承受时，货币当局依然掌握货币政策决策权；但当冲销失去效力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受到威胁。
二、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基本框架
（一）汇率在货币政策中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外向型经济进一步发展，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汇率成为影响国民经济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自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政策以来，人民币汇率机制更富弹性，汇率变动趋于增强，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更加深入。开放经济下，真实汇率会影响国外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影响国内外对本国产品的需求，进而通过总需求路径影响通货膨胀率。除此以外，汇率通过货币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还有一个更为直接的路径：汇率会对进口产品的价格产生影响，从而影响CPI通货膨胀率，这一路径的时滞更要短于总需求路径。
（二）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影响传统的观念认为，在高度的开放经济下，如果维持固定汇率制度，各国将丧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由于资本的高度流动性，国内货币政策的变动将导致国内外利率水平的偏离，引发的国际资本流动将抵消货币政策的效应，使国内货币政策归于无效，只有那些能够影响全球经济的“大国”才能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中央银行理论上获得了利用独立的货币政策来影响国内的实际产出水平，实现各自宏观经济目标的能力，在这一调控过程中，国内货币政策是主导性的，国内货币政策效应通过特定的途径影响到汇率水平，进一步推动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的货币实践证明，即使在浮动汇率制下，由差异性货币政策所诱发的国际资本流动同样严重干扰了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实施。事实上，即使是对“大国经济”而言，当今国际金融市场上巨额投机性资金的运动方向也是其货币当局不得不正视的威胁，它使货币总量指标的可控性，与实际经济活动之间的相关性都越来越差。
三、货币政策对资源配置的作用
首先表现在对资金的地区、部门、行业配置的影响。“三大工具”的运用、汇率和外汇储备的调整，首当其冲是对资金的产业、地区、行业、企业分布实施影响。一般而言，由于开放条件下的国际收支对基金总量均衡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货币政策的运用，必然引导资金向出口占比大、劳动效率高、国际资本和金融流向集中的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和出口部门集中，通过资金的有效配置，最充分地利用资金能量，促进经济发展。
其次，货币政策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还表现在对其他生产要素配置实施影响。开放经济条件下与封闭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要素不同配置， 反映出不同经济形态下配置资源的重心也不同。货币政策对生产要素的作用， 主要体现在以货币手段调节生产在不同行业、部门、企业间的分配，使生产要素更多地向效率高的地区、部门倾斜。
第三，货币政策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还体现在对技术引进及技术构成的作用上。货币政策通过金融机构资金成本和货币扩张能力的作用，引导金融机构把资金更多向技术构成高、附加值高的行业、部门、企业流动，从而促进更多、更快地引进先进技术和改善技术构成。
第四，促进宏观经济实现总量均衡。货币政策， 说到底是一种经济变量， 它以自己特有的工具及运作方式， 调整宏观经济总量均衡条件， 促进宏观经济总量均衡。与其他影响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变量不同， 由于货币政策的操作对象是货币，由于货币独有的“双刃剑”性质， 因此，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促进可以从需求与供给双方，对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各个部分同时实施影响。
参考文献：
[1]谭天扬.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分析--兼论通货膨胀[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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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联系不断密切的今天，市场经济的局限性也逐渐地显露出来，众多国家都开始加大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调控。近几年来，中国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均超过预期目标。中央人民银行制定的2008年和2011年货币供应量M2是增长速度为16%，而2009年和2010年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为17%。而在实际经济发展过程中，2008年中国M2的增速为17.8%左右，2009年增速高27.7%，2010年M2增速为19.7%左右，2011年的增速为13.6%左右。由此可见，M2在近几年内巨大的偏差说明了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较差。而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大大受限，因此，这样导致了中国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货币政策是该国对经济进行调控，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减弱显然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着很显著的影响。
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中的“不可能三角”的推论，可以认为“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制和资本的完全流动三者不能兼得，一国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而不得放弃另外一个目标。”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随着当今世界经济不断发达，各国经济联系更加密切，货币政策对于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也是大势所趋。由于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有限，为了提高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应实行更灵活的汇率制度且不断完善中国的金融体制，促进汇率水平的市场化进程。
本文基于影响GDP的几个重要因素即物价水平、货币数量、利率水平以及政府财政支出等对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进行分析。选取了1980―2012年的数据，分别设定出双变量、三变量和四变量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进行分析。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选取
（一）研究方法
结合货币政策对外独立性检验，本文建立了双变量VAR模型，即货币数量对实际GDP，货币数量对物价水平，利率对实际GDP，利率对物价水平；三变量VAR模型，即货币数量、物价水平对实际GDP和物价水平、利率对实际GDP和物价水平；四变量VAR模型，即物价水平、货币数量和利率水平对实际GDP和物价水平。以此来检验货币政策工具是否是货币数量的原因以及利率是否是货币数量的格兰杰检验原因。
（二）数据选择与处理
在模型中，货币数量指标选用的是1980―2012年度的M2值，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实际利率水平和物价水平数据的来源也是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实际GDP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首先，在国家统计局网站中搜集到用支出法计算的GDP总值和GDP定基指数（1978=100），然后对其进行平减，计算出GDP总值（1980=100）。由于所收集的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为了消除异方差性，对所有的四个变量中除了利率以外的变量取对数，货币数量为LNM2，物价水平为LNC1，实际GDP总值为LNG。
二、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用Eviews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选择ADF单位根检验，当显著性水平确定为α=0.05时，得到如下结果（见下页表1）。
从下页表1可知，货币数量、实际GDP、物价水平和利率四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可以对其进行建立协整关系。
（二）双变量模型的协整关系和误差检验
采取Engle和Granger提出的EG两步检验法对双变量模型进行协整关系检验。首先，检验其是否为同阶单整，如果是，则建立回归方程；其次，再检验残差序列t的平稳性。若残差序列不平稳，即存在单位根，t～I（1），则回归方程中变量间的协整关系不存在。若残差序列平稳，即不存在单位根，t～I（0），则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存在。所得到的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2中的协整结果可以看出，物价水平和货币数量为2阶协整，实际GDP和利率为1阶协整。
在下文中，分别建立双变量、三变量和四变量模型，分析GDP、物价水平、货币数量、利率之间的关系，再将政府财政支出作为外生变量加入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有效性进行分析。
1.双变量协整关系检验。物价水平和货币数量、实际GDP和利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其协整方程分别为：
LNC1=0.287659LNM2-2.130295
LNG=-0.018996R+9.981968
LNC1=0.344039LNM2-0.00000437T-2.63694
从协整方程可知，M2与CPI、R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说明政策目标与变量之间的不稳定因素在长期内可抵消。但在CPI与M2的关系式中，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小，说明在长期内，货币数量对CPI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程度比较小；在利率与GDP的关系式中，利率对GDP影响系数很小，并且为负值，说明在长期内，利率对GDP的影响系数很小。
2.双变量模型协整关系的误差检验。分别检验两个方程残差序列的平稳性，结果如下：
（1）物价水平和货币数量的关系。根据残差检验物价水平和货币数量的关系，可以判断出e1不含有趋势项和截距项，所以可对其进行无趋势项和无截距项的单位根检验。在检验的结果中，所显示的t值为-1.9269小于当显著性水平为10%时的t值，P 值为0.0650>α=0.05。由于本文中所选择的数据为1980―2012年的年度数据，数据选取的数量较少，对实际情况的说明有限，所以可将显著性水平变为α=0.1。当显著性水平α=0.1时，应拒绝原假设，即不存在单位根，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变量物价水平和货币数量的协整关系存在。
（2）实际GDP和利率的关系。根据检验结果可以判断出e2不含有趋势项和截距项，所以可对其进行无趋势项和无截距项的单位根检验。
同样，在此检验结果中，显示的P 值为0.0015
3.用格兰杰检验对双变量模型进行因果估计。由于格兰杰检验对滞后期的要求比较明显，因此采用VAR模型中施瓦兹SC准则和AIC准则确定滞后期。在对物价水平和货币数量、实际GDP和利率（R）以及货币数量与实际GDP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后，得出以下结论：货币数量是物价水平的原因，物价水平不是货币数量的原因；利率（R）是实际GDP的原因，实际GDP不是利率（R）互为因果关系；货币数量与实际GDP无关。
（三）三变量模型的协整关系和误差检验
1.三变量模型的协整关系。在三变量模型分析中，由于货币数量和利率水平对物价水平和实际GDP之间没有协整关系，所以，在三变量模型中对货币数量与实际GDP、物价水平以及利率（R）与实际GDP、物价水平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分析。
对于三变量模型协整关系的检验，本文采用JJ检验方法。首先，对货币数量与实际GDP、物价水平和财政支出（T）这些变量进行JJ检验。 从检验结果可以得知，三个变量之间有1个协整关系存在，所以货币数量与实际GDP、物价水平和财政支出这些变量之间有协整关系，存在长期变动趋势。其次，对实际GDP、物价水平、利率和财政支出进行JJ检验，得到实际GDP、物价水平、利率和财政支出这些变量之间也具有协整关系，存在长期变动趋势。得到的协整方程为：
LNG=0.692805LNC1-0.155820LNM2+0.0000039T
LNG=-0.0898496LNC1+0.169728R+0.00000139T
在GDP与CPI、M2的关系式中，GDP受物价水平的影响较大，影响系数为0.693，而与M2之间呈现出反比关系，说明市场中货币数量的增加会带来GDP的小幅度下降。在GDP与CPI、R的关系式中，物价水平对GDP的系数为负值，这与事实不相符合，但是其值较小，可能是由于数据选取数量有限，使结果出现一定误差。在两个式子中，财政支出对于GDP的影响都十分小，可以忽略不计。
2.三变量模型的协整关系的误差检验。对实际GDP对物价水平、货币数量与财政支出的协整关系进行误差检验，得到检验结果为：
ecmt=LNG+0.431391LNC1-0.550192R+0.00000721T-4.554983
ecmt=LNG-0.99692lLNC1-0.029662R+0.00000499T-9.011545
在双变量模型与三变量模型中，利率水平对实际GDP的影响的变动系数均不显著，说明了利率的政策效应可能为内生的，是受到政策的被动变动。
（四）四变量模型的协整关系和误差检验
1.四变量模型的协整关系。在上述的实际GDP对物价水平、货币数量与财政支出三变量中加入实际利率，在四变量模型中仍然使用JJ检验方法对四变量模型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得到的检验结果为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存在长期变动趋势，其协整方程为：
LNG=-0.23023LNC1-0.067945LNM2+0.052059R-0.00000328T
从所得到的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实际GDP受到实际物价水平的较为显著，实际物价水平每上升一个单位，实际GDP会下降0.2302个单位；实际GDP水平受到货币数量的影响较小，当货币数量每变动一个单位时，实际GDP变动0.0679个单位，并且与货币数量呈负相关，但是相关程度较小。利率水平与实际GDP相关系数很小，为0.0521，说明利率水平对实际GDP影响不大，同样，国家财政支出对实际GDP影响更小，说明国家财政对实际GDP影响有限，因此，对于财政政策的使用，应权衡利弊。
2.四变量模型协整关系的误差检验。对四变量模型进行误差修正检验，得出以下方程：
ecmt=LNG+0.507785LNC1-0.0579343LNM2-0.004788R+
0.00000704T-4.303320
在四变量中，利率对实际GDP的影响系数很小，影响十分微弱，并且，随着对实际GDP的影响变量增加，利率的影响效果有变小的趋势，说明了利率对实际GDP的影响没有长期的自动稳定关系；在四变量模型中，对其进行误差检验与修正后，物价水平、货币数量、利率水平以及外生的政府财政支出对实际GDP的影响系数很小，影响很弱，中国货币政策具有独立性有限。由分析的数据可以看出，在开放条件下，仅仅用控制汇率的方法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有效性其作用是有限的，因此要对中国的金融体制创新地进行改革、发展与完善。
三、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总结
本文分别通过对双变量、三变量和四变量模型进行协整关系的估计与检验以及在双变量模型中使用格兰杰检验分析因果原因，并且将政府财政支出作为外生变量加入模型。在双变量模型的格兰杰检验分析结果中可以了解到，实际GDP和利率水平是互为因果关系的，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三变量模型和四变量模型中，本文采取JJ检验。三变量模型中，分别作物价水平与货币数量对实际GDP、物价水平与利率对实际GDP的模型；在利率与实际GDP关系中加入物价水平的因素后，利率对实际GDP水平由双变量模型中的较弱的正相关变为较强的正相关；而在物价水平与货币数量对实际GDP模型中，物价水平对实际GDP是正相关，货币数量对实际GDP的影响是负相关，并且GDP受到政府财政支出的影响极小，这可能是由于财政支出水平具有滞后效应。在四变量模型中，将物价水平与货币数量对实际GDP的影响中加入利率因素，模型的拟合优度相对于前两个模型更高，模型对实际经济情况的解释程度更好，并且在对四变量模型进行误差修正后，实际GDP与货币数量和利率呈现了正相关的关系，但是相关系数较小，对经济的影响还是不够显著，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还是有限的。
（二）对策建议
1.政府应当控制中国货币数量，从而保持中国物价水平的稳定。保持国家物价水平的稳定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国家出现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出现，物价水平的稳定有利于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2.促进利率市场化，加大利率水平对经济调控的作用。利率是国家使用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很重要的手段，利率水平不但会影响国家的投资规模，而且还会影响消费、储蓄以及进出口；就目前的数据看，中国利率水平对实际GDP的影响并不显著，没有明显的长期稳定的关系。由于中国进行了利率的管制，利率对经济的作用还是有限的。从本文得出的结果来看，利率与实际GDP之间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因此，在稳定利率水平的基础上需要加大利率对经济的作用，让利率市场化，从而让国家的宏观调控对经济发挥更好的调节作用。
独立的货币政策范文3
中国目前处于三元悖论的窘境。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处于三元悖论的灰色地带。首先，中国采取的是管理浮动汇率机制，但人民币一直对美元维持超高的稳定性，因此实质上是一种类似固定汇率机制的安排。其次，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并不可自由兑换，但是最近几年，资本项目开放的力度加大，资本通过虚假贸易或其他渠道跨境流动也有相当的规模，实质上处于半开放的状态。这对央行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往往带来很大的干扰。
这种灰色三元现象带来的问题日益突出。在当前宏观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经济处于一个下行的通道，尤其传统制造业面临的压力尤其突出，非金融部门（尤其是企业部门和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迅速攀升，同时通胀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PPI通缩已快接近四年）。
这需要货币政策进行逆周期的调整适当宽松，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但是，由于对美元相对僵硬的汇率体系以及市场上较强的人民币贬值预期，进一步降息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资本外流和加大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在美联储率先进入加息周期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调整的空间受到很大限制。
中国传统货币政策的操作框架也受到最近加速的金融改革所带来的影响。今年10月，央行宣布取消存款利率的上限管制，历经20多年的利率自由化终于告成。这意味着，以往以央行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货币政策操作在未来的传导效应将逐步减弱。新的货币传导机制究竟是什么，是央行在下一步应该着手解决的重点课题。
一个共识是，央行应该建立以市场化利率为基础的利率政策框架，也就是央行通过新的政策工具来影响货币市场的利率，再通过市场收益率曲线传导到中长期债券利率以及银行的借贷利率。这一政策框架的转型也是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发展和取消利率管制后所普遍经历的。但是，就目前的环境而言，我们离这一目标还有一定距离。
首先是货币市场利率的波动性太大。目前的市场短期利率中，最重要的是七天回购利率和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因为这直接决定银行的市场融资成本。
但是，回购利率受短期市场流动性的影响波动很大，目前并不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工具。
因此，最近一两年央行逐步引入利率走廊的框架，以常备借贷利率为上限、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为下限，通过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来引导银行间市场利率。
其次是债券市场仍然不够发达，尚未形成市场化的债券收益率曲线。这反映了我国目前金融体系仍然以间接融资为主的特征，债券的品种和流动性均有待提高。因此，在“十三五”规划里，特别强调发展直接融资是金融改革的重点领域，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2020年中国债券市场规模将达到GDP的100%，这意味着债券市场规模在未来五年将增加一倍以上。这对形成市场化的债券收益率曲线和形成新的利率传导机制会是极大的支持。
第三，虽然利率管制完全取消，但是银行在风险定价方面的能力还有待完善。
2013年底，央行正式引入贷款基础利率的报价和制度。从长期来看，贷款基础利率的报价将逐步摆脱目前主要参考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做法，而逐步与SHIBOR利率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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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内外部均衡;经济政策;政策配合理论;三元悖论
1 我国经济的内外部均衡分析
1.1 物价
根据2000年-2005年我国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分析,我国的消费品物价指数逐年上涨,近年来我国也面临高通货膨胀的压力。中国人民银行的2006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指出,2006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形势良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保持相对稳定,但未来我国价格走势的上行风险仍然不容忽视,通货膨胀的压力依然存在。
1.2 就业
失业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我国社会面临的严重现实问题。目前,我国正处于第四次失业的延续期。根据有关部门数据,2001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680万人)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500多万人)为1200万人左右,2002年达到1400万人左右;若加上国有事业单位、城镇集体企业与事业单位,大专以上和高职毕业生以及农民工失业者,我国估计2001年城镇实际失业人员约1900万人左右,2002年也在1900万人左右。城镇真实的失业率大约在7-8左右。因此,能不能使失业者理想就业,不仅是一个经济难题,还将是一个最重大、最尖锐的社会和政治问题。
1.3 经济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从1978年-1998年的20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为9.7。从1997年至2001年,中国经济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7.6。近几年我国经济仍然持续高速增长,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0.2。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增长出现了偏快现象,特别是工业经济的增长偏快。2007年4月,发改委在一季度经济运行会上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工业生产增长百分之十八点三,增速同比加快一点六个百分点,达到近十年同期最高增长水平。虽然,对我国经济增长是否过热,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但我国经济增长偏快,却是不争的事实。
2 我国当前的经济政策
如何把握财政金融政策和人民币汇率政策的不同力度,适时调整政策调控导向非常重要。
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是通过减少财政开支,增加税收,使社会上通货紧缩,迫使物价下降,从而刺激出口,抑制进口,增加国际贸易顺差。但我国已经面临了巨额的国际收支双顺差,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无疑会使贸易顺差继续加大,外部经济持续不均衡。
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是通过削减货币供给的增长来降低总需求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取得信贷比较困难,利率也随之提高,因此,在通货膨胀时,多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目前我国已经多次提高利率,增加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来影响国内信贷规模,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通货膨胀,但同时也会使投资和消费减少,引起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
在汇率制度方面,我国现行汇率制度被称为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其中有汇率浮动的机制,因此不存在稳定的汇率预期。但研究发现,从人民币—美元汇率的实际运行态势上看,除了汇率并轨的初期,人民币有小幅度的升值以外,人民币—美元汇率在其他时间里是相当稳定的,一直保持在8.27-8.33(元/美元)的水平。目前我国的汇率制度就十分类似于 “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虽然人民币近年来不断增值,但总体来看,人民币汇率还是具有固定汇率的特征。
3 政策配合理论
政策配合理论是由经济学家蒙代尔与1962年提出的。该理论主张,以货币政策促进外部均衡,这是因为货币政策多半会对国际收支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它倾向于扩大国内外的利率差距,从而引起大量的资本流动:以财政政策促进内部均衡,这是因为货币政策通常是对国内经济活动的影响作用大,而对国际收支的影响作用小。即采用财政政策来促进内部均衡,采用财政政策来促进外部均衡,实现固定汇率下的最佳政策搭配。
政策。而我国现行的经济政策则是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可以说我国是放弃了外部均衡来调节经济的内部均衡。这虽然可以保持国内经济相对稳定,但严重的外部经济不平衡,也将影响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4 三元悖论
开放经济的三元悖论又称“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形,指的是对一个国家而言,开放资本账户、保持固定汇率制和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三个政策目标之间只能同时选择两个,不可能三者兼得。
由这一悖论我们不难推得,要在独立的货币政策框架下继续维持固定汇率,其必要条件是进行资本管制。这是因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没有比较严格的资本管制,则一国市场利率水平不仅由国内可贷资金的供需决定,也将受到国际资本追逐利差的套利行为影响。当一国经济发生衰退时,利用货币政策通过放松银根降低国内利率以便刺激投资,但开放的经济条件时资本流动不受或受到很少的限制,此时国内资金将大量外流,从而减少国内资本供给,直至国内利率趋近国际市场利率,这一套利机制才会停止作用,这样一来,国内宏观扩张的货币政策就无法实现了。要阻止这一状况发生,只能采取浮动汇率制,在该制度下,本国资本流出会造成国际货币市场上本币供过于求,引起本币贬值,这一贬值会很快阻止进一步的国内资本外流和利率上升,从而维护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而在固定汇率制下,这一机制则无从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在缺乏资本管制的条件下,当一国固定汇率遭受外部因素冲击而产生贬(升)值压力时,央行为维护汇率水准必须在外汇市场上买入(抛出)本币以平衡市场供求、维护固定平价,这导致国家外汇储备相应减少(增加);而如我们所知,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外汇储备实际上发挥着与基础货币相同的作用,外汇储备的增减类同于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减。于是,国内的本币投放就不取决于宏观经济的需要,而被动地取决于维持固定汇率的需要,货币政策独立性于是丧失了。
独立的货币政策范文5
关键词：新汇率体制；汇率政策；货币政策；协调；对策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7)12-0009-0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程度日益提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民币主要钉住美元，美元汇率的变化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了较明显的影响。而且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增长较快，外汇占款也相应地快速增长，对央行货币政策目标产生不利影响。由于各种外资流入增多，央行不得不采取对冲手段缓和货币供给过快增长所产生的矛盾和影响。在此情形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如何加强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运用，以实现内外均衡、经济稳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问题。
一、相关理论背景
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即开放经济条件下的IS―LM模型)，开放经济条件下实行固定汇率制必然使国内货币政策独立性丧失。按照蒙代尔等人的研究，独立的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制度、货币自由流动三者之间只能居其二，不可能同时得到满足，即所谓“不可能三角”。[1]在短期和中期内，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往往难以兼顾，一国政府如果只追求外部均衡而至国内通胀和失业不顾，那么即使国际收支达到了平衡，国内压力仍然很大；反之，一国政府如果只考虑用货币政策控制国内产出，则可能扩大国际收支的逆差或顺差，进而破坏保持汇率不变的承诺。固定汇率以及对固定汇率的维护措施限制了国家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出发，在资本趋于自由流动的过程中，货币政策只有同浮动汇率相配合，才能真正体现其有效性。
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基础上，1998年，克鲁格曼进一步提出了“三元悖论”，即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而放弃另外一个目标。[2]如果资本项目开放，一国就只能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中选择其一：要实现汇率稳定则必须放弃货币政策独立，要享有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则必须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如果要保持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必须牺牲资本的完全流动性，实行资本管制。
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J.Meade，1951)在其名著《国际收支》中最早提出了固定汇率制下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经济学上称之为米德冲突。[3]假定失业与通货膨胀是两种相互独立的情况，由于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工具无法使用，单独使用支出调整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追求内、外部均衡，将会导致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冲突。即当外部均衡要求实行紧缩性政策时，内部均衡却可能要求实行扩张性政策；而当外部均衡要求实施扩张性政策时，内部均衡却可能要求实施紧缩性政策，使政府财政、货币政策面临左右为难的状况。
此外，从货币危机产生原因角度看，如果资本项目开放，一国就只能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中选择其一，二者不能兼得。根据1979年克鲁格曼提出的货币危机早期模型，货币危机的根源在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过度扩张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与稳定汇率政策(如固定汇率制)之间的不协调。[4]当两者不协调时，理性的投机攻击就会发生。在政府存在大量财政赤字的情况下，中央银行通过增发货币为财政赤字融资。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本币贬值，本外币的收益率出现差异，公众会调整资产结构，增加对外币的购买。随着政府持续地为财政赤字融资，在理性的投机攻击之下，不管初始的外汇储备有多大，终有一天会耗竭外汇储备，固定汇率迟早要崩溃。
1984年，弗拉德和加伯对该模型加以扩展和简化，创立了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该理论模型认为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和固定汇率制不相容的货币政策。因此，国内信贷超过货币需求的过度增长，将导致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损失。而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是有限的，在投机的冲击下，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损失持续下降直至最终为零，固定汇率制最终将崩溃。
二、新汇率体制下我国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运用存在的问题
2005年汇改以前，我国实际上执行的是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在货币政策独立、汇率稳定和资本完全流动这三个目标中，我国选择的是固定汇率与货币政策独立性，对国际资本流动实施较为严格的管制。但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在开放经济的大趋势下，伴随着金融全球化、一体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逐渐加强，合法和违规的资本大量涌入，使得中央银行进行主动的货币政策操作的回旋余地下降。要稳定汇率，如果外汇市场没有出清，中央银行必须被动买进，被动投放基础货币，导致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我国无法实现。
汇改以后，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意味着央行对汇市的干预减少，汇率机制更富弹性。实际上我国是在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浮动、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之间选择了将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弹性和适度放松资本项目可兑换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以汇率改革为标志的货币政策组合框架的重大改变，形成新的“三角组合”。[5]人民币汇率可以根据市场供求状况，不断地进行微幅调整以平衡国际收支，使中央银行的外汇干预有一定的调控空间，摆脱了为稳定汇率而在外汇市场上买入(卖出)外汇，从而被动的增加(减少)基础货币投放的困境，提高了我国货币政策的主动性。
近年来，随着我国贸易与资本项目“双顺差”持续快速增长，大量外汇资金涌入境内，外汇储备不断积累，外汇占款大幅增加。在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下，企业和个人纷纷选择卖出外汇，持有人民币。而为保持汇率稳定，央行只能被动购汇，由此投放的基础货币大幅增加，从而导致资金过于宽松。这不仅给银行扩充信贷提供了前提条件，也给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提供了温床。[6]贸易持续顺差格局短时间内难以发生巨大变化，人民币将继续面临升值压力，央行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和有效性仍然面临严峻挑战。
央行一直以来采取牺牲利率政策保持汇率稳定的被动对策，造成了金融体系的流动性过剩，过多的流动性流向货币市场导致货币市场利率走低，流动资产收益率持续下降，长短期利率倒挂，银行经营收益水平下降、利润受到侵蚀。同时，流动性过多将增大潜在通货膨胀压力，推升房地产价格，导致经济过热和投资效率下降，潜在金融风险增加。超低利率扭曲了利率体系，资金供求情况不能很好地反映到利率上，加大了金融机构的风险。低利率策略同时还使央行在执行货币政策时，其目标不得不游移于货币量(数量)与利率(价格)之间，两个目标不时产生冲突，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我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三、新汇率体制下我国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运用的建议
1.逐步扩大汇率浮动幅度，使汇率形成机制更加市场化。在浮动汇率制下，调整利率对国际收支产生的影响，可以通过汇率波动来进行反向平衡，从而增加利率政策的有效性。[7]例如，当我国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上调利率虽然会造成资本项目的顺差而增加外汇储备，但同时可以通过人民币升值影响经常项目，抵消资本项目的顺差，从而平衡国际收支，提高了利率政策的有效性。同时，汇率浮动区间的扩大，有望提高出口消费品价格，降低国外消费需求，促使国内投资需求下降，减少出口。这对国内“过热”的经济将起到紧缩作用。
2.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我国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和商业银行信贷扩张冲动的条件下，中央银行采取适当的“紧缩”措施，合理地控制货币信贷增长，从而控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的过快增长。进一步改进金融宏观调控，加强流动性管理，在维护总量平衡的同时，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8]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强价格型调控与数量型调控的协调配合，全面深化金融改革，加快金融市场发展，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预见性、科学性和有效性。
3.继续贯彻落实利率市场化政策。研究并完善利率的形成和传导机制，加强价格型调控与数量型调控的协调配合，使利率真正反映市场资金供求，提高利率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首先，要继续完善金融市场，特别是货币市场，为利率市场化改革奠定基础。进一步推出利率方面的衍生产品，向金融机构提供对冲风险的工具。其次，要继续加快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改革。加强银行内控机制建设，提高风险防范能力。通过吸取国外先进经验，在利率管理上变被动为主动，设立专门机构、配置专业人才、建立数据模型，形成健全的利率风险预测机制。最后，强化金融监管。政府部门要采取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进行调控，建立行之有效的金融监管体系，以确保金融机构安全稳健地运行。
4.稳健有序地推进资本账户开放，逐步放松对资本账户的管制。资本账户的开放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结合极为重要。[9]我国储蓄率一直很高，如果资本账户不开放，高储蓄率必然导致国内利率水平过低、投资过剩、经常账户顺差和货币升值压力。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前提下，以合适的方式让本外币市场有一个畅通的渠道，以便使国内过剩的资金与外币便利地进入国际金融市场，努力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
5.发展我国国债期货市场以及利率类衍生品市场，提高国债现货市场容量与流动性。完善基准利率形成机制和央行间接调控利率机制，推动市场化手段调控宏观经济。我国货币市场相对资本市场不发达，市场主体少，基准利率形成机制不完善，缺乏反映真正资金供求关系的基准利率。而发展国债期货市场有助于寻找到一套完善的基准利率体系，为央行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提供参照；同时央行也可以直接在国债期货市场上进行操作，影响国债收益率水平进而影响利率，从而达到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目标。可以说，尽快开展国债期货等利率类期货交易，改善国债现货市场的市场广度与深度，由此作为突破口寻找到基准利率以及间接调控基准利率的机制，将成为解决当前货币政策失灵的必由之路。
6.完善外汇市场，加强外汇储备管理。近期，人民银行实施了允许非金融机构入市，推出远期、掉期等衍生产品的举措，加快银行间外汇市场发展。同时，逐步放松外汇管制，释放市场需求，实行以市场供求定价。大力推动金融市场建设和金融工具创新，不断改进外汇管理，引导企业居民提高汇率风险管理能力。[10]继续扩大实施“藏汇于民”的政策，适度引导和扩大资本流出，同时加大反洗钱工作的力度，特别是对国际热钱流入我国房地产和股票市场进行必要的限制。通过界定适度储备规模，创新富余储备管理机制，建立外汇储备的安全预警机制来加强对外汇储备的管理。
参考文献：
[1] R.A.Mundell. The Appropriate Use of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y Under Fixed Exchange Rate[M]. March：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taff Papers，1962：70-77
[2] Paul R.Krugm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Theory and Policy(Third Edition)[M].New York：Har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1994.
[3] 詹姆斯・米德. 国际收支[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4] Paul R.Krugman.A Model of Balance of Payments Crise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1997，(11).
[5] 韩克勇.关于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探讨[J].兰州商学院院报，2007，(1).
[6] 孙鲁军.中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特点、成因与调节[J].中国货币市场，2006，(7).
[7] 杨春媛.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关系的理论分析[J].经济论坛，2006，(15).
[8] 杨荫宗，李若愚.论中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冲突及协调[J].北方经济(内蒙)，2005，(10).
独立的货币政策范文6
这里有个“正反馈效应”的问题，即“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热钱流入，而“热钱”流入将导致真实人民币升值，人民币真的升值了将进一步招引“热钱”流入。主张放大人民币浮动区间的专家认为：人民币浮动因为小会迫使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小，反而激励了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于是“热钱”没完没了地流入。按照上述“正反馈效应”，放大人民币浮动区间，将更加鼓励人民币投机，“热钱”流入的热情也将更加高涨。
市场就是市场，我们不能无视其自身存在的规律。所以，无论使用怎样的“浮动因间”，都无法阻止“热钱”流入，制止汇率投机，直至人民币严重高估，然后再进入贬值过程，也许就是危机的过程。也许有人一直在研究如何避免这样的恶性循环，但我可以肯定地讲，只要国际货币体系不改革，只要“单一美元为国际市场商品计价和结算”的现实变不了――只要美元霸权存在，作为弱势货币的人民币，就休想逃脱“日本般”的厄运。
真得没办法了吗?有。现阶段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严管资本账户”，严格控制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有人按照“蒙代尔三元悖论”原理，试图通过扩大汇率波动幅度、维系扩大开放的势头，而获得更加独立的货币政策。
第一，放大人民币浮动因司，必然加速人民币升值，更必然导致过度性升值，出口企业势必大量破产。更重要的是“旧的去”容易，“新的来”谈何容易?如果中国经济倒在“青黄不接”之时，我们这代人将是历史的罪人。日本经济倒在“青黄不接”之时，20年不得恢复，就是十分惨痛的前车之鉴。
第二，“蒙代尔三元悖论”原理的成立是有先决条件的――即全球经济正常运行的前提下。但现在全球经济是异常状态，美元滥发导致全球性通胀，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绝非中国货币政策可以控制的。中国试图获得更多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无非是想“用加息抑制输入型通胀”，那真好比用“白加黑”治“禽流感”――无功。
“蒙代尔三元悖论”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对于“市场充分开放、稳定的汇率、独立的货币政策”――这三个政府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