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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范文1
一、误区一：事故责任认定中出现证据
实践中的第一个误区，是在事故责任认定叙写时采取“经《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人XX负事故XX责任。”的写法。如被告人李某涉嫌交通肇事罪一案，检察机关认定：“被告人李某驾驶牌照为沪BE2152重型特殊结构货车沿H公路由北向南行驶至S20外环路口右转弯向西上匝道时，适逢被害人晏某驾驶电动自行车沿H公路西侧非机动车道由北向南行驶至此，重型特殊结构货车车头右角撞击电动自行车，致被害人晏某当场死亡，两车损坏。经上海市公安局P分局交通警察支队《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被告人李某未按规定让行，负本起事故全部责任。”
书所明确的审判对象主要包括两部分，即事实要素与规范要素。事实要素作为法律适用的基础，需要通过证据将社会事实固化为法律事实，在此基础上进而适用法律。事实要素与规范要素是审判对象要素的两个方面，而事实要素与证据则属于证明对象与证明材料的关系。最高人民检察院2002年下发的《人民检察院法律文书格式（样本）》（以下简称《法律文书格式》）明确将案件事实与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进行了划分，赋予二者以相对独立的地位并列于书之中。若将上述两对概念混为一谈，则并不妥当。
可见，在事实中列明证据的做法混淆了事实和认定事实的证据之间的关系。
二、误区二：事故责任认定中出现与案件事实无关的其他主体
实践中的第二个误区，是在事故责任认定叙写时采取“经XX市公安局交警队认定，负事故XX责任。”的写法。如被告人刘某涉嫌交通肇事罪一案，检察机关认定：“被告人刘某驾驶牌号为豫NBQ919轿车，沿本县P公路由南向北行驶至该道路里程碑6.4公里处，因其未确保安全行驶而与对方向道路西侧被害人高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发生相撞，致其跌地受伤，后高某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上海市C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事故认定，刘某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书事实的叙事展开一般以被告人的行为为主线，另外还包括与案件事实密切相关的被害人、证人等，而特定的定罪与量刑情节时还会涉及司法行政机关。但是，“XX市公安局交警队”作为事故责任认定主体直接出现在交通肇事罪书的事实中却并不妥当。一方面，交警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过程本身既是行政执法行为，又是潜在的刑事司法行为，其行为所生成的既是行政证据，又是潜在的刑事证据。而交警的执法过程反过来又成为考量该项证据可采性的重要因素，故执法过程及其结果也应属于认定事实的证据。另一方面，案件的基础事实往往庞杂，在案件事实叙写时必须依犯罪构成要件加以取舍，并保证案件事实的完整性、连贯性与简洁性。公安局交警队作为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通常主体，即使不在事实中载明，也能为诉讼各方所知晓，况且在下文的证据部分亦应对证据的来源、主体等作出说明。
可见，在事实中载明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主体的做法混淆了事实和认定事实的证据的关系。
三、误区三：事故责任认定中出现法律或者法律评价
实践中的第三个误区，是在事故责任认定叙写时采取“经认定，被告人XX的XX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XX条之规定，负事故XX责任。”的写法。如被告人于某涉嫌交通肇事罪一案，检察机关认定：“被告人于某驾驶沪F23281红色奥迪FV718型轿车沿本市Q区H公路由东向西行驶至公路北侧23公里400米处时，适遇被害人龚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在该处由南向北穿越H公路，因被告人于某不按照交通信号通行，造成两车相撞致被害人龚某颅脑损伤而死亡及轿车物损人民币8,448元的事故。经上海市公安局Q分局交通警察支队认定，被告人于某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又如被告人张某涉嫌交通肇事罪一案，检察机关认定：“被告人张某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牌号为沪AP6676重型半挂牵引车（拖带牌号为沪B0365挂重型平板半挂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沿市T路由西向东行驶至T路、S支路路口处，车辆失控后撞击非机动车道内骑自行车的被害人王某及路边外墙，致使王某倒地后当场死亡。经认定，被告人张某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违反交通禁令标志行驶，且遇情况未按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造成道路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负事故全部责任。”
上述两份书，一份直接载明了被告人违反的具体的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一份则对被告人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概括。前者是法律，后者是法律评价，两者都属于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的混淆。第一，虽然刑法第133条将“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作为交通肇事罪的罪状进行描述，但这并不意味这书的事实部分必须载明被告人所违反的具体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是规范要素而非事实要素，其本身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作出上述认定必须以具体的违法行为为基础。当“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进入罪状描述后，也并未改变其本身的属性，司法机关仍需通过其违法行为的实质分析而非行政机关作出的形式分析来确定被告人是否实施了刑法规范意义上的犯罪行为。第二，对被告人的违法行为进行概括的做法是在对客观的案件事实进行抽象化的基础之上糅杂了主观的法律评价。况且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概括是对交警认定事故责任理由的参考甚至照搬。如此一来，显然导致司法行政机关对被告人违法行为的评价进入了书的事实部分，造成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混淆。第三、书的事实部分载明对被告人违法行为的概括或者其所违反的具体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有累赘之嫌。因交通肇事案件书的事实部分往往已经开门见山地对被告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如无证驾驶、酒后驾驶、严重超载等具体情形。
可见，不论是在事实中直接载明被告人违反的具体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还是直接对被告人违法行为进行概括的做法，不仅混淆了事实要素与规范要素的关系，还导致了书事实部分的累赘。
四、误区四：事故责任认定中不载明事故责任认定情况
实践中的第四个误区，是在事故责任认定叙写时不载明事故责任认定情况。这种做法的主要依据是刑法第133条，因该条文对交通肇事罪的罪状描述并不包含被告人的事故责任承担情况，故此做法也未将这一情况视为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之一，自然也未在书事实中载明这一情况。如被告人黄某涉嫌交通肇事罪一案，检察机关认定：“无驾驶资格的被告人黄某驾驶一辆未悬挂号牌的轻便两轮摩托车，沿本市H路由南向北行至H路1096号附近，与由东向西步行横过H路的被害人牟某相撞，两人均受伤跌地。牟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根据《法律文书格式》的要求，书事实……应当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围绕刑法规定的该罪构成要件叙写。”刑法第133条将交通肇事罪的罪状描述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2条进一步细化了刑法第133条的规定，使交通肇事案件事故责任认定取得了与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同等重要的地位，三者均属于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之一。
可见，事实中未载明事故责任认定情况的做法，显然没有达到《法律文书格式》的要求，导致犯罪构成要件的缺失。
五、结语
道路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范文2
关键词：交通肇事；逃逸；实质；类型
中图分类号：D92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5-0076-08
收稿日期：2013-04-29
作者简介：陈可倩（1984―），女，重庆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交通肇事罪是我国最常见且社会危害严重的过失犯罪。“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下文简称“逃逸”）是1997年修订刑法时新增的法定情节，也是交通肇事罪中最常见的法定情节。本文中的“逃逸”是广义的概念，除刑法第133条规定中的“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因逃逸致人死亡”两种影响交通肇事罪处刑轻重的情况外，其外延还包括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决定犯罪成立作用的“逃逸”。
由于“逃逸”这一情节在现实中表现形式复杂，相关法律又没有界定其具体内涵，因而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该情节的实质、表现形式、认定标准等问题的认识都很不统一。考虑到这种现象的存在严重影响了我国刑事法治的统一和刑事正义在具体案件中的实现，笔者拟在梳理、分析现有观点的基础上，以相关法律规定为根据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期能对正确理解和把握这一情节的内涵与外延起一点积极的作用。
一、“逃逸”的实质
从理论角度考察，“逃逸”的实质是人们对“逃逸”这一现象根本属性的认识，据此人们对所有的“逃逸”都能给予合理的解释；从实践角度考察，则是认定某一事实是否是“逃逸”的根本标准，据此人们可以判断某一事实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中的情节。换言之，正确认识“逃逸”的实质是合理解释、正确认定“逃逸’，行为的前提和基础。如果对“逃逸”实质的认识有错误，对“逃逸”的解释和认定也一定会出问题。
（一）现有观点的缺陷
关于交通肇事罪中“逃逸”的实质，尽管在刑法理论界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但概括而言，大致可以分别归人“逃避法律追究说”和“不履行救助义务说”两类。
“逃避法律追究说”主要是行政、司法实践部门的主张。这种观点认为，“逃逸”是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或者“是指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后，道路交通事故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驾驶车辆或者遗弃车辆逃离道路交通事故现场的行为”。
“不履行救助义务说”主要是一些权威学者的理解。例如，张明楷教授认为，“犯罪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对于犯罪人而言可谓‘人之常情’，是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行为”，刑法“将逃逸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是因为行为人对被害人负有救助义务”。
尽管上述两类主张都能对刑法第133条规定中的“逃逸”做出某些合理的解释，但都可能存在片面地理解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很难对实践中所有“逃逸”情节做出合情合理的解释。
实际上，仅就刑法第133条明文规定中的“逃逸”而言，就有是否发生“致人死亡”后果两种表现形式。对于没有发生“致人死亡”后果的“逃逸”，即刑法第133条关于“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规定的情况，如果运用“逃避法律追究说”来解释，显然就比“逃避救助义务说”更加具有说服力，因为这里的“逃逸”并不以交通肇事受害人需要救助为前提。从法律逻辑上说，没有需要救助的被害人，履行“救助义务”就没有对象；没有需要履行救助义务的对象，就不可能存在“逃避救助义务”的问题。所以，刑法第133条关于“交通肇事后逃逸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规定，就不可能用“逃避救助义务说”来做出合理的解释。
尽管“逃避法律追究说”能较好地解释交通肇事罪中没有“致人死亡”的“逃逸”，但是，在逃逸行为发生了“致人死亡”结果的情况下，即面对刑法第133条中的“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一规定时，“逃避法律追究说”就不可能不显捉襟见肘的尴尬。因为，只有在行为人负有阻止特定结果发生义务的情况下，法律才可能就某一结果的发生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由于“逃避法律追究”这一表述很难理解为包括要求逃逸人阻止“致人死亡”发生的内容，所以，运用“逃避法律追究说”就很难解释“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法规定。
（二）“逃逸”的实质
1.“逃逸”必须以“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为前提
如果目前通行的观点都不可能对刑法第133条规定中的“逃逸”做出完全合理的解释，那么，如何正确地把握交通肇事罪中“逃逸”的实质呢？
在刑法理论中弄清“逃逸”的实质，是为了帮助我们正确理解、适用刑法。就刑法的理解和适用而言，“逃逸”的实质，实际上是指司法实践中应该如何正确理解相关法律法规中“逃逸”的含义问题。考虑到现代法治中的法律应该是一个内部协调的体系，法律规范中的每一个文字表述都应该受到这个体系的约束，因此，当人们对“逃逸”的理解出现疑惑时，特别是相关执法、司法机关对“逃逸”的规定出现不同解释时，回到相关法律规定的本身，通过系统全面地分析相关法律规定，然后从中抽象出对交通肇事罪中所有“逃逸”情节都能做出合理解释的结论，这可能才是解决分歧最正确的方法。
本文讨论的“逃逸”，是依附于刑法规定的交通肇事罪而存在的影响定罪量刑的情节，没有交通肇事罪的存在，就无本文讨论的“逃逸”可言。因此，在正确理解“逃逸”的实质之前，有必要正确理解刑法关于交通肇事罪的规定。
根据刑法第133条的规定，交通肇事罪是“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根据这一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是交通肇事罪成立的前提，任何作为交通肇事罪定罪处刑根据的事实，都必须是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结果。“逃逸”是影响交通肇事罪定罪处刑的情节，自然也必须以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为其成立的前提和基础。
2.“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实质是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中的义务性规范
如果“逃逸”的成立必须以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为前提，那么，“逃逸”的实质自然就应该在与交通运输相关的法律规定之中去寻找，且必须系统全面地分析现行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才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然而，怎样才可能在“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中找到“逃逸”的实质呢？
众所周知，任何法律都以相关的权利、义务为主要内容。其中，关于权利的规定是关于主体可以如何行为的规定，无论主体是否选择依照法律规定的权利行为，都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定的问题。所以，所谓“违法”中的“法”一定不是以权利为内容的法，而只能是以规定义务为内容的规范。根据这个一般的法原理，所谓“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中的“交通运输法规”，应该是指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中的义务性规范。
如果说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必须以“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为前提，行为人能够违反的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只能是“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中的义务性规范”，那么，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情节也必须以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中“不得（禁止）逃逸”的义务性规范为成立的必要条件。但是，当人们带着这个似乎应当是理所当然的结论，到相关交通运输法规中去寻找“逃逸”行为违反了什么具体的义务规范时，却不能不惊奇地发现：无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是在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都没有关于“禁止逃逸”这样的义务规定，有的只是“逃逸”应该承担何种法律责任的规定。
交通管理法规并没有明确规定交通肇事当事人“不得逃逸”的义务，但是，不论是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还是刑法，都把“逃逸”规定为处罚或加重处罚的根据。在这一事实面前，我们不能不提出这样的疑问：这是否意味着相关交通运输法规和刑法关于处罚“逃逸”的规定违反了法律责任都必须以违反法定义务为基础的一般原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下面的分析中将会看到，只有坚持责任与义务同在的原理，我们才能最终发现：交通法规中没有“禁止逃逸”的规定，却要处罚“逃逸”的根据，一定不在“逃逸”本身，而在于“逃逸”行为违反了相关的法定义务。
3.道路交通安全法为交通事故当事人规定的义务内容
如果说“逃逸”承担法律责任的根据不在于“逃逸”本身，而在于“逃逸”违反了相关的法定义务，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逃逸”行为究竟违反了什么法定义务呢？
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是指交通事故当事人的“逃逸”行为。据此推论，“逃逸”行为所违反的法定义务，当然应该是指相关法律为交通肇事当事人规定的义务。在现行法律法规中，具体规定交通事故当事人义务内容的，主要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该条第1款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
可以说，上述内容就是交通事故当事人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的规定。尽管上述义务基本上是按当事人应当履行的时间先后进行排列，并且在内容上还有相互交叉的成分，但大致可以按义务的性质概括为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协助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查明事故原因的义务和防止事故结果扩大的义务。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第1款的规定，这里的“协助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查明事故原因的义务”（也可以简称为“协查义务”），主要应该包含以下内容：（1）发现已经发生人身伤亡的交通事故后，车辆驾驶人员应当“立即停车（不得逃逸），保护现场”；（2）“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3）“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这里的“防止事故结果扩大的义务”（也可以简称为“防扩义务”），主要以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第1款中关于“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规定为内容。
道路交通安全法之所以要为交通事故的当事人规定以上义务，是因为不履行其中任何一项义务，都可能会极大地加重交通事故对社会的危害。例如，不履行包括救助义务在内的“防止事故扩大义务”，就可能会造成新的人身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不履行“协助调查（事故原因）义务”，不仅可能会增加交通管理部门查明事故责任的困难，增大司法成本，同时也会增加被害人的痛苦。所以，只要违反了其中的一项义务，都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在一般情况下，不“逃逸”是交通事故当事人履行上述义务行为的基本前提，只要当事人“逃逸”，一般就不可能履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上述义务。正是基于这个原因，不论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还是刑法，都把“逃逸”规定为交通肇事行为加重处罚的情节。
4.“逃逸”应当以交通事故当事人“逃避履行的法定义务”为内容
如果把前面的分析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得出以下三点结论：
其一，尽管“救助义务”的确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为交通事故当事人规定的义务之一，但是，“逃逸”的外延绝不仅限于“没有履行救助义务”，交通事故当事人没有履行“协助查明事故原因”的义务同样会产生严重的刑事法律后果；
其二，尽管现实中的“逃逸”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基于“逃避法律追究”的动机，但是作为刑罚根据的“逃逸”的实质不应该是“逃避法律追究”，而是逃避履行相关法律规定的义务；
其三，“逃逸（逃离现场）”本身不是行为人应否承担法律责任的原因，只有因“逃逸”行为而致当事人没有履行相应义务，或者说只有“逃避履行交通事故当事人的法定义务”，才是加重行为人法律责任的根据。
（三）“逃逸”的两种表现形式
在了解“逃逸”的实质是交通事故当事人逃避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之后，自然就会得出以下结论：从刑事责任根据的角度考察，当事人是否“逃跑”，是否“逃离现场”，与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之间并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尽管“逃跑”或“逃离现场”是“逃逸”最常见的形式，而且相关司法解释和交通法规也以“逃跑”或“逃离现场”来界定“逃逸”的内涵。这不仅是从理论逻辑上应得出的结论，就是从事实角度考察，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也有“逃离现场”和“不逃离现场”两种实然的表现形式。
第一，以“逃离现场”为表现形式的“逃逸”，是指发生严重交通事故后，因当事人以驾车或弃车等方式离开交通事故的现场，而未能履行相应法律义务的情况。由于这种“逃逸”形式是实践中最常见的形式，在认定时要特别注意以下两点：（1）不能简单地将交通事故当事人离开现场的行为，都认定为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如果交通事故当事人在离开现场前已经履行了除不得离开现场外的其他应当履行的全部义务，即行为人离开现场时，已经履行了保护现场、救助受害人、及时向执勤的民警或交通运输管理部门报告义务，在事后也不逃避接受相关部门的调查，其离开现场的行为就不得认定为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2）不能简单地将当事人“逃逸”的动机都限定为“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因为“逃逸”的实质是交通事故当事人逃避履行相关义务，只要没有履行“协助调查”和“防止事故扩大”等义务，即使当事人逃离现场不是基于“逃避法律追究”的动机，其行为在客观上也会产生与“逃避法律追究”动机完全相同的危害结果。如果将逃逸的动机限定为“逃避法律追究”，不仅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完全可能得出明显违情悖理的结论。例如，甲在驾车追杀乙的过程中，发生了致丙重伤的交通事故，甲为了追杀乙而未履行停车救助丙等义务，最终导致丙的死亡。在这种情况下，甲离开交通事故现场的动机显然不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但是，如果据此认为甲的行为不属于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并因此而不承担加重刑事处罚的责任，显然就是一个极其荒谬的结论。
第二，以“不逃离现场”为表现形式的“逃逸”，是指在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后，当事人尽管没有离开事故现场，但拒绝履行相应法律义务的情况。在认定以“不逃离现场”为表现形式的“逃逸”时，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机械地理解相关司法解释和行政法规中关于“逃逸”的规定，即不能简单地以当事人没有离开交通事故现场作为排除交通肇事罪中“逃逸”情节的标准。由于只有逃避履行交通事故当事人的相应义务才是“逃逸”的实质，尽管交通事故当事人没有离开现场，但只要没有履行保护现场、救助受害人、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并如实说明事故原因等协助调查、防止事故扩大等义务，同样能够构成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而行为人是否离开了交通事故现场与“逃逸”的成立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某甲在驾车将行人某乙撞死、某丙撞成重伤后，尽管没有离开现场，但既没有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也没有采取抢救伤员的措施，交警到现场后也不配合调查，当然也应该认定这种情况为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
二、交通肇事罪的事实类型
在刑法分则的规定中，任何犯罪总是表现为与一定法定刑幅度相对应的事实类型。刑法分则的这一表现形式意味着：只有以刑法分则规定的法定刑为基础对具体的犯罪事实进行分类，才可能保证刑法的正确理解与实施；如果不归入与某一犯罪法定刑幅度相对应的犯罪事实类型之中，任何事实都不可能进入刑法评价的领域。
作为刑法分则规定的交通肇事罪中的特殊情节，“逃逸”不仅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且在不同情况下对交通肇事罪的定罪量刑也发挥着不同的影响。从适用法律的角度考察，任何具体的“逃逸”情节都不仅只能在纳入与交通肇事罪不同的法定刑幅度相对应的事实类型之中才可能具有刑法意义，而且还只有在交通肇事罪不同的事实类型中才可能有相对确定的内容，并对交通肇事罪的定罪量刑发挥不同的影响。换言之，正确划分与交通肇事罪法定刑幅度相应的事实类型，是正确把握“逃逸”这个交通肇事罪特殊情节应有内容及其作用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在划分“逃逸”的类型并界定其内容和作用之前，应该以刑法第133条规定的不同法定刑幅度为标准来正确地划分交通肇事罪应有的事实类型。
所谓的“事实类型”，是指与刑法分则规定的与某种犯罪的法定刑幅度相对应的犯罪事实（类型）。例如，根据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上述规定中，为交通肇事罪规定了“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三个的法定刑幅度，与这三个法定刑幅度相对应的事实，即“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就是交通肇事罪的三种犯罪事实类型。
一般来说，当刑法分则为同一犯罪规定了不同的法定刑幅度时，与这些法定刑幅度相对应的犯罪事实之间应该存在着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即在更高法定刑幅度内处刑的事实，不仅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而且应当以符合适用较低幅度法定刑的条件为前提。按此逻辑，可以将与交通肇事罪法定刑幅度相对应的犯罪事实分为基本类型、情节加重犯类型和数罪并罚类型三种情况。
（一）交通肇事罪的基本事实类型
某种犯罪的基本事实类型，是指被刑法分则规定为某种犯罪成立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的事实类型。在这种犯罪事实类型中，每一个事实都是犯罪成立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缺少其中任何一个根据刑法要求应当具备的事实犯罪就不可能成立，是这类犯罪事实类型区别于其他犯罪事实类型的主要特征。
交通肇事罪的基本事实类型，是指刑法规定的与交通肇事罪第一个法定刑幅度相对应的那部分犯罪事实，即“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那部分“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事实。
笔者得出这个结论，主要有以下两点依据：（1）从事实的角度考察，刑法第133条中与应“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相对应的事实，都是刑法规定的交通肇事罪成立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如果行为人的行为没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没有因违反交通法规而发生“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重大事故”，其行为就不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2）从法律逻辑的角度考察，“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中的拘役，是刑法为交通肇事罪规定的最低法定刑。在刑法分则中，与某种犯罪最低法定刑相对应的事实，都是刑法关于该种犯罪的基本类型或者犯罪成立基本条件的规定。例如，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由于其中与“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相对应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是刑法分则为诈骗罪规定的最低法定刑幅度，所以，“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这一事实类型，就作为诈骗罪成立基本条件的基本事实类型。
（二）交通肇事罪中的“情节加重犯”类型
犯罪事实类型中的“情节加重犯类型”，是指超出某种犯罪成立基本条件的事实被刑法分则规定为该种犯罪加重处罚条件的情况。这类犯罪事实类型中可能包含多个刑法规定为加重处罚条件的事实，只要具备该类型中的任一事实，就具备了依法加重处罚的条件。
交通肇事罪的情节加重类型，是指与刑法第133条规定的第二个法定刑幅度相对应的那部分犯罪事实，即“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那部分事实。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上述刑法第133条规定中的情节加重犯，应该是与交通肇事罪最高量刑幅度相对应的情节加重犯，构成这一情节加重犯的事实是依法应处交通肇事罪最高法定刑的事实。这一结论依据主要有以下两点：（1）从语言逻辑的角度分析，无论在日常用语还是法律语言中，刑法分则中的情节“特别恶劣”或情节“特别严重”，都是关于某种具体犯罪社会危害性程度已达到最高级的表述形式。（2）从事实的角度考察，我国现行刑法分则中使用情节“特别恶劣”这一表述的共有11处，使用情节“特别严重”的共有139处，与这些情节相对应的法定刑幅度中都包含了相应犯罪的最高法定刑，无一例外。如果没有特别的立法说明，我们就不应该得出相反的结论。
（三）交通肇事罪的数罪（并罚）类型
犯罪事实类型中的“数罪（并罚）类型”，是指与已经成立的某种犯罪有紧密联系的事实被刑法分则规定为新的犯罪的情况。
交通肇事罪数罪（并罚）类型，是指与交通肇事罪第三个法定刑幅度相对应的犯罪事实，即“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中的事实部分。其中的“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构成新的交通肇事罪的条件，其中的法定刑部分则是关于“因逃逸致人死亡”所构成的交通肇事罪与逃逸前的交通肇事罪应该如何并罚的规定。
关于刑法第133条中“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成立新交通肇事罪的条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论证，这里主要讲以下三点理由：
1.从刑法分则规定的基本逻辑角度考察，与交通肇事罪第二个法定刑幅度相对应的是“情节特别恶劣”的犯罪事实类型。由于“情节特别恶劣”是刑法分则中关于犯罪危害程度已达最严重程度的表述形式，“情节特别恶劣”的犯罪事实类型中应该已经包含了（单一）交通肇事罪中罪行最严重的情况，与这种犯罪事实类型相对应的法定刑即“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应该已经包含了交通肇事罪的最高法定刑。刑法第133条为“逃逸致人死亡”规定的最高法定刑为15年有期徒刑，比最严重（“特别恶劣”）的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还要高出整整一倍多，这一规定显然超出了单一犯罪中的情节所能包容的范围。换言之，将“逃逸致人死亡”这一事实解读为新的犯罪，应该是根据刑法分则逻辑分析后所得出的必然结论。
2.从刑法基本原则的角度考察，在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过失犯罪中，法定最高刑一般都没有超过7年有期徒刑，就是那些客观危害最为严重的过失犯罪，如过失爆炸、失火、过失决水等可能造成数以万计人员死亡的过失犯罪，法定最高刑也在7年有期徒刑范围内。刑法第133条为“因逃逸致人死亡”规定的法定刑最高达15年有期徒刑，比社会危害最严重的（单一）过失爆炸和失火等过失犯罪还高出了整整一倍多。在不否认交通肇事罪是过失犯罪的情况下，如果认为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法定刑相对应的事实没有超出单一交通肇事罪的范围，就不仅在技术上有悖刑法分则设定法定刑的基本逻辑，在价值上也明显不符合罪刑相适应这一刑法原则。
3.从事实的角度考察，尽管“因逃逸致人死亡”这一情节的具体内容还有待进一步界定，但“因逃逸致人死亡”完全可能构成新的犯罪（如逃逸行为又引发新的重大交通事故），则不但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三、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类型及其成立条件
前面提到，作为交通肇事罪中的特定情节，“逃逸”有千变万化的表现形式，只有在将它们归入以交通肇事罪法定刑为基础划分的各种犯罪事实类型之中后，才有可能准确地把握其内容与作用。因此，将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事实划分为基本类型、情节加重犯和数罪并罚三种类型后，我们也可以根据“逃逸”这一情节在这三种犯罪事实类型中的不同作用，将其分为“交通肇事罪成立条件的逃逸”、“加重处罚条件的逃逸”和“数罪并罚条件的逃逸”三种情况。
（一）作为交通肇事罪成立条件的“逃逸”
在交通肇事罪的事实类型中，只有基本类型中所包含的事实才可能成为交通肇事罪成立的条件。因此，作为交通肇事罪成立条件的“逃逸”，只能是包含在交通肇事罪基本类型中的事实。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罪的相关解释，如果具有“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这一情节，行为人只要对“致一人以上重伤”的交通事故“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就应“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如果没有“逃逸”这一情节，即使“行为人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也只有在“致一人以上死亡或者三人以上重伤”的情况下，才应该按交通肇事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换言之，对于只造成一人以上三人以下重伤并应该承担全部或主要责任的交通肇事行为来说，如果有“逃逸”情节，该行为就应按交通肇事罪定罪处刑；如果没有“逃逸”情节，该行为就不构成交通肇事罪。这种情况下的“逃逸”，就是作为交通肇事罪成立条件的“逃逸”。
根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罪的司法解释，这一情节的成立必须具备“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行为人“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离现场”（即“逃逸”）三个基本条件。由于这三个条件在现实中都包含了比较复杂的内容，笔者愿在此试对这三个条件做初步的分析。
1.“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
根据刑法第133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解释，这里的“致一人以上重伤”至少有正反两层意思。
从正面讲，这里的“致一人以上重伤”意味着已经发生了最终导致一人以上重伤的交通事故，既包括交通事故当场对被害人造成的重伤，也包括发生交通事故后因为行为人“逃离现场”等行为直接导致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救助引发的重伤。
从反面讲，这里“致一人以上重伤”还意味着交通肇事行为还没有造成致被害人死亡或者三人以上重伤、30万元以上财产损失的结果。因为在行为人应当负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情况下，只要交通肇事行为造成“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的结果，行为就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在这种情况下的“逃逸”，就不可能是交通肇事罪的成立条件，而只能是交通肇事罪的加重处罚条件了。
2.“负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
这里的“负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是指（“致一人以上重伤”的）交通事故“完全”或“主要”是由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引起的，或者说，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是交通事故发生的原因或主要原因。
必须注意的是：尽管在任何情况下，认定行为人应对交通事故负全部或主要责任，都必须以行为人实施了违反交通运输法规的行为和交通事故完全或者主要是由行为人的违章行为引起的两个事实因素为根据，但在“逃逸”的情况下，这种认定有着不同于一般交通肇事责任的认定特殊性。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上述两个因素都必须是有确实充分的证据所证明的事实，但在当事人“逃逸”的情况下，上述两个事实因素却完全可能不是由证据证明的事实，而是由“逃逸”行为本身直接推定的结果。例如，某甲驾车致某乙、丙二人重伤后“逃逸”，尽管没有证据证明该交通事故（主要）是某甲的交通违章行为引起的，但只要没有证据证明其他人也应对该事故承担责任，就应该推定由某甲承担全部责任。即使在有证据证明交通事故是由他人引起的情况下，某甲也只是减轻而不是全部免除责任。
这里的“逃逸”，即逃避履行交通事故当事人义务的行为。作为交通肇事罪成立条件的“逃逸”，可能表现为前面已经列举过的逃逸的各种具体形式。既可能表现为交通肇事当事人违反协查义务为表现形式（如行为人在造成一人以上三人以下重伤的交通事故后逃逸），也可能表现为不履行防止危害扩大义务为表现形式（因逃逸而致交通事故受害人得不到及时救助而造成了一人以上三人以下的重伤）。
（二）作为交通肇事罪加重处罚条件的“逃逸”
在交通肇事罪中作为加重处罚条件的逃逸，是指应归入交通肇事罪情节加重犯事实类型中的逃逸，即在刑法第133条规定中，与交通肇事罪第二个法定刑幅度相对应的“交通肇事后逃逸”。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这里的“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在发生已经足以构成交通肇事罪的交通事故后，当事人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据此解释，作为交通肇事罪加重处罚条件的“逃逸”，主要是以交通肇事人不履行协助相关当局查清事故原因义务为表现形式。
（三）作为数罪并罚条件的“逃逸”
在交通肇事罪中，作为数罪（并罚）条件的“逃逸”，是指刑法第133条规定中的“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况。
关于刑法第133条的这一规定，刑法理论中有不同的理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解释，这里的“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
笔者认为，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法第133条规定的内在逻辑，对于最高人民法院的上述司法解释应做如下理解：
其一，上述司法解释中的“交通肇事”，是指行为人在逃逸前已经造成至少一人以上死亡或者三人以上重伤并应对其负完全或主要责任，或者至少三人以上死亡或者六人以上重伤并与其他肇事者应负同等责任的重大交通事故。换言之，刑法第133条中的“因逃逸致人死亡”应该理解为在逃逸前的行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的情况下，在逃逸过程中再度致人死亡。笔者得出这一结论的主要依据是：如果行为人逃逸前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其“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行为最多也只能构成一罪，即使属于交通肇事罪中社会危害最大的“情节特别恶劣”的情况，也只能归入交通肇事罪中“应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情节加重犯范畴，而不可能属于交通肇事罪的数罪并罚类型。
道路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范文3
交通肇事逃逸立案，双方协商的只是民事赔偿部分，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还需要承担，因此不能撤案。
【法律依据】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九条，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十五日以下拘留。
《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来源：文章屋网 ）
道路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范文4
【关键词】 交通肇事;构成要件;高危驾驶
一、交通肇事罪的客体――生命健康权是否应当独立
通说认为,交通肇事罪的客体是交通运输的正常秩序和交通运输安全。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刑法》第133条中有关“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实际上,“逃逸行为”成为定罪的一个情节。逃逸行为是否仅仅侵害了刑法所要保护的客体:交通运输的正常秩序和交通运输安全?这个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认为要将逃逸行为单独列为一罪的理由。行为人是否逃逸,实际上对交通肇事所造成伤害的被害人有着直接的影响,通常情况下,行为人是最直接也是法律认为最应当保护现场、实施积极救助义务的主体。无论这种救助,比如呼叫救护车、进行简单处理,是否对被害者有实质作用,这种救助义务都是法律所明确的。对于个体而言,法律所要保护的就是被害人的身体健康权和生存权。
交通肇事罪属于我国刑法中“公共安全”类犯罪一章,该章犯罪客体的共性类别在于公共安全。运输秩序和运输安全是否能够包含事发后生命个体的生存权、健康权,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交通肇事一旦发生,行为人实际上已经侵害了正常的交通秩序与安全,事后的逃逸行为所针对的显然不再是交通运输秩序与安全,而是针对生命个体。在这种情况下,既然逃逸行为已经成为定罪的情节之一,法律也明确将这种现场救助作为一种义务,对于这种义务所产生的利好结果在所不问。
笔者认为,个体的生命健康权属于交通运输安全,此处生命健康权的侵害,恰恰是一种不特定的个体,并且这种侵害是直接由于交通肇事行为本身所导致,有密切联系。我们不应把一个系列行为刻意“断章取义”,过分强调个体,忽略行为的连续性以及个体的不特定性,容易把侵害结果要素过分扩大,实际上就产生了对交通肇事罪侵害公共安全本质理解的偏差。因此,强调交通肇事客体的公共性,是十分合理的。
二、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方面
交通肇事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对于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方面,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
首先,行为人必须处在从事交通运输过程中或者与正在进行的交通运输有直接关系。
其次,行为人必须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如《城市交通规则》、《机动车管理办法》、《内河避碰规则》、《航海避碰规则》、《渡口守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等)。
再次,必须有重大事故的发生,即必须造成他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后果。此处所谓“发生重大事故”,根据《根据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第1款规定,是指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1)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2)死亡三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3)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三十万元以上的。《解释》第2条第2款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1)酒后、吸食后驾驶机动车辆的;(2)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3)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4)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5)严重超载驾驶的;(6)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其他特别恶劣情节,是指具有下列情形之一:(1)死亡2人以上或者重伤5人以上,负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2)死亡6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3)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60万元以上的。
最后,违章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此处的因果关系,同样适用加重过程中的“因逃逸致人死亡”。
时下,有关交通肇事的客观行为,存在几个争议问题:
1.交通运输行为是否包含非机动车运输行为。一些学者认为,非机动车驾驶行为造成人员伤亡应当以过失伤害罪、过失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笔者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虽然非机动车本身的危害性肯定不如机动车大,但公共安全并不直接取决于交通工具本身。刑法强调针对行为判断一个人的犯罪与否,而不能将犯罪工具的作用局部扩大化。驾驶非机动车造成人员伤亡,其危害结果所指向的对象也是不特定人群,更加具有公共性,尤其我国是拥有非机动车数量众多的国家,更应该对这种公共性安全予以保护。只要是在交通运输过程中违反了交通法规,并且在事故中产生了危害结果,并且具有因果关系,就应当认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2.逃逸行为的不作为形式。不作为行为在刑法理论中的实质是行为人被法律赋予某种积极的义务,而其没有积极履行该义务,造成了危害结果,并与之产生因果关系的行为。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必然包含了作为的形式。交通运输人员在行车过程中,造成了某种威胁交通运输安全的危险状态,行为人应当积极排除而未排除,致使他人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这种行为,实际上就是不作为的表现形式。
逃逸行为作为交通肇事中最典型的不作为形式,其不作为内容一直是争议的焦点。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员,并迅速报告值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由此可见,交通肇事的最先义务应当是“停车并保护现场”。接着,如果造成人身伤亡,应当及时救助受伤人员并迅速报警。归纳起来,其义务包含了四层意思:停车、保护现场、救助和报警,这四个义务缺一不可。
三、交通肇事罪的主体
本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但《刑法》第131条重大飞行事故罪、第132条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与交通肇事罪之间已产生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故航空人员违章造成重大飞行事故的成立重大飞行事故罪;铁路职工违章造成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的成立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而均不成立交通肇事罪。因此,本罪的主体实际上仅限于航空人员、铁路人员以外的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及其他人员。交通肇事罪中的主体问题,也存在不少争议,如非机车驾驶人员能否构成交通肇事罪(已通过客观行为论证,在此不赘)、行人能否构成交通肇事罪以及共犯问题。存在争议和理解上的偏差,主要是因为多数人把行为人之间的关系扩大化了,而不是将危害行为本身作为研究的核心与焦点。在此有必要以行为为研究核心,阐述有关争议。
1.行人能否构成交通肇事罪。行人能否构成交通肇事罪,存在两种不同观点。否定说认为,行人违反交通规则后首先危及的是自身的安全,行人也是受害者。肯定说认为,从立法意图和实际情况看,本罪的规定无疑主要是针对直接从事交通运输活动的违章肇事行为的。行人在路上行走,当然不是交通运输活动,城市交通管理规则不是仅仅规范交通运输活动,也包括行人在公共道路上的行走。笔者支持肯定说:首先没有任何法律禁止行人上路权;其次行为人自身受到伤害与否不影响交通肇事的构成,只要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造成一定危害结果,且存在因果联系,不论行为自身伤害程度如何,都应当构成本罪。
2.乘客能否构成交通肇事罪。乘客能否构成交通肇事罪,要证明乘客是否违反了有关交通运输法规,由于乘客与司机的特殊关系,乘客的过失行为必须是导致危害结果的起因行为,如果起因行为是由于司机引起,在这种情况下乘客有不具有普遍注意义务,则不构成交通肇事。反之,如果乘客的过失行为被证明确实是引起一定危害结果的起因行为,乘客也可以构成交通肇事罪。
四、交通肇事罪的主观罪过――兼评高危驾驶行为的主观罪过
交通肇事罪的主观罪过表现为过失,时下,司法界对高危驾驶行为的主观罪过存在不同认识。如“飙车”与“醉酒”驾驶,前者认定为过失,而后者认定为故意。又如同样是酒醉后驾驶,“三门峡”案一审以“交通肇事罪”定罪,“成都醉驾案”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出现对行为人主观罪过认识上的差异,主要存在两个认识上的误曲:
第一,危害结果左右主观故意。杭州飙车案的危害结果导致了1人死亡,而成都醉驾者导致4人死亡、1人重伤。过失犯罪的成立前提是以一定法定危害结果的产生为前提,然而目前司法界以危害结果的大小左右判断行为人主观故意过失与否,实际上是一种不科学的方法。
第二,醉酒状态决定主观故意。我国刑法实际上将醉酒状态规定为应当负刑事责任的因素,而并不是说,酒醉状态后的行为都是故意行为。酒醉状态不影响刑事责任能力,更不能决定故意与过失。这是完全两个概念。尤其在交通肇事行为中,酒醉后的行为实际上对行为结果仍然持否定的态度,认定过失较为妥当。
认定高危驾驶行为主观罪过,主要是区别行为人故意还是过失,在区别交通肇事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环节上,更要注意行为是否具有“加害性”。高危驾车存在危险性且一般又不具有“加害性”的特征,我们对于高危驾车肇事的处理,只有在有充分证据证明行为人违章驾驶的动机已经偏离了驾车本身并具有利用机动车辆事实加害行为的情况下,才能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故意,并认定其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反之,对于高危驾车行为只能以交通肇事罪处理。
参考文献
[1]陈结淼.《刑法应增设交通肇事逃逸罪》.《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第31卷第2期
[2]赵秉志.《刑法各论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715
[3]毛翔.《论交通肇事罪的主体构成》.《法制与社会》.2008(3)
道路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范文5
关键词: 交通肇事犯罪人；刑事责任；刑事政策
交通肇事罪在我国属于多发性犯罪，随着道路交通的日益发展，交通肇事犯罪在数量上呈现上升趋势，社会危害性也越来越大，加强对交通肇事罪的理论研究，对于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均具有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刑法学界关于交通肇事罪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交通肇事罪的逃逸、因逃逸致人死亡等加重情节方面，对于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本文称为交通肇事犯罪人）却较少涉及，有些文章虽然涉及到交通肇事犯罪人问题，但也仅限于研究其中某一方面的特点，对交通肇事犯罪人缺乏系统而全面的分析。笔者认为，交通肇事犯罪人是成立交通肇事犯罪的基础和核心要素，交通肇事犯罪人具有自身独特的特点，正确认定交通肇事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不仅有利于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也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需要。[1]
一、交通肇事犯罪人的概念
从理论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交通肇事犯罪人概念的表述各不相同。有学者认为，交通肇事犯罪人是指凡是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包括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和非交通运输人员。[2]也有学者将交通肇事犯罪定义为“交通犯罪”，认为交通犯罪包括狭义、广义和最广义三个层次。[3]从这个角度理解，交通肇事犯罪人应当包括三个层次：第一，狭义的交通肇事犯罪人，是指以交通工具为手段或对象的刑法上的犯罪人；第二，广义的交通肇事犯罪人，是指除狭义的犯罪人之外，还包括各种违反交通取缔法规的犯罪人；第三，最广义的交通肇事犯罪人，是指所有违反与交通有关的罚则规定的犯罪人。
我国修改前后的刑法典对交通肇事犯罪人的规定也反映出不同的特点。我国1979年刑法第113条规定：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违反规章制度，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交通肇事罪。非交通运输人员实施同样行为的，也构成交通肇事罪。由此可见，在我国1979年刑法中，交通肇事犯罪人被归纳为“交通运输人员”与“非交通运输人员”两种类型。但是，我国1997年刑法第133条却并没有对交通肇事犯罪人进行明确限定，只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交通肇事罪。
二、交通肇事犯罪人的特点
（一）交通肇事犯罪人是一般自然人主体
交通肇事犯罪人属于一般主体还是特殊主体，我国刑法理论界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交通肇事犯罪人应为一般主体，凡已满16周岁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均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4]也有学者认为，交通肇事犯罪人是特殊主体，具体是指除航空人员、铁路人员以外的一切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5]笔者认为，我国1979年刑法将交通肇事犯罪人限定为“交通运输人员”与“非交通运输人员”两种类型，但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交通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大，机动车已经不仅仅是从事运输的工具，还具有自用、商务等多种功能。因此，我国修改后的刑法取消了对交通肇事犯罪人的限制性规定，将交通肇事的犯罪人扩大为一般主体，即只要年满16周岁且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都能成为交通肇事犯罪人。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刑法第131条（重大飞行事故罪）、第132条（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与交通肇事罪之间应属特别法条与普通法条的关系，因此，航空人员违章造成重大飞行事故的，应当成立重大飞行事故罪；铁路职工违章造成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的，应当成立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不再成立交通肇事罪。
道路交通运输管理法规范文6
关键词: 事故责任；共同过失犯罪；交通肇事后逃逸；因逃逸致人死亡
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在犯罪构成上交通肇事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主观方面只能是过失；客观方面必须有违反公路、水上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公共交通运输安全。可见交通肇事罪的认定在总体上应当把握该罪主观方面罪过的过失性、客观行为的违规性、事故的有责性和重大性。同时，在认定交通肇事罪中还涉及一些比较复杂的具体问题，正确理解这些具体问题，对认定比较常见、多发的交通肇事罪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全面、准确理解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方面是正确认定该罪的关键
根据刑法第133条的规定，交通肇事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据此，交通肇事罪在客观方面应具备如下内容：
（一）行为人必须具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即行为的违规性。这是构成该罪在客观方面的前提条件。行为的违规性就在于行为人违反了公路、水上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中所规定的各种交通规则、操作规程、劳动纪律等。这里的交通运输管理法规，主要是指为保证公路、水上交通运输安全而制定的各种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海上交通安全法》、《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内河避撞条例》等。如果行为人没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即不具有行为的违规性，而是由其他过错行为引起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的重大交通事故，就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罪；同时，如果行为违反了航空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飞行事故或者铁路职工违反铁路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铁路运营事故，造成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应分别认定为重大飞行事故罪和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而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罪。
（二）行为的违规性必须导致了重大事故的发生，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即具有事故的重大性，这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实质性条件，也是区分交通肇事行为罪与非罪的关键。对于事故的重大性，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1．重大事故必须发生在实行公共交通管制的范围内，交通肇事罪具有时空性，也就是说重大交通运输事故必须发生在交通运输过程中以及与交通运输有直接关系的活动中。强调这一时空条件是因为交通肇事罪是一种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这就决定了构成交通肇事罪所要求的重大事故必须发生在公共交通运输管理的环境中，只有具备了这个时空条件，所发生的重大事故才能破坏公共交通运输安全，才能危害公共安全，即才能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安全。如果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以外，发生了与交通工具有关的重大事故，或者发生的重大事故与交通运输没有直接关系，则不构成交通肇事罪。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最高人民法院在2000年11月10日《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规定：“在实行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内发生重大交通事故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和本解释的有关规定办理。在公共交通管理的范围外，驾驶机动车辆或者使用其他交通工具致人伤亡或者致使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构成犯罪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重大责任事故罪）、第一百三十五条（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第二百三十三条（过失致人死亡罪）等规定定罪处罚。”
2．行为人的违规行为必须导致重大交通事故发生，这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结果条件，即具有事故重大性。所谓重大交通事故是指发生撞车、翻车、翻船船只碰撞等事故。根据1987年“两高”的司法解释和其他责任事故罪的立案标准，重大事故具体是指死亡1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或者重伤3人以上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或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起点在3万元至6万元以上的。如果虽然发生交通事故，但危害后果没有达到如此“重大”程度的，便不构成交通肇事罪。
3．行为的违规性与事故的重大性之间具有刑法
上的因果关系，这是行为人负交通肇事罪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是交通肇事罪应具有的因果性。行为人的违规行为这一原因直接引起了重大交通事故发生，造成了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两者之间存在着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这是确定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客观依据，如果不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即使发生了重大事故，也不能让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行为人的违规行为引起重大交通事故发生的危害结果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客观依据，但并不意味着必然导致行为人负刑事责任，还要探究违规行为与重大危害结果发生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具体情况。只有因果关系符合法律的规定，才能负刑事责任，否则，便不负刑事责任。
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科学技术不断提高，人们对犯罪现象的认识能力也不断增强，这种认识能力的增强便带来了立法上的变化。就交通肇事罪来讲，立法上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犯罪主体方面。1979年制定的刑法典规定交通肇事罪的主体主要是“从事交通运输的人员”这种特殊主体，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典根据交通活动范围扩大，将本罪主体规定为一般主体。但从立法的修订来看仍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主要反映在交通肇事罪构成的客观方面，只要行为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一律按交通肇事罪认定，忽略了交通肇事行为因果关系的复杂性，特别是在致人重伤、死亡的交通肇事案件中，往往也存在着被害方对交通事故负有全部责任、主要责任、同等责任或次要责任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只要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致人重伤、死亡的危害后果，往往不问被害方有无责任都要对司机做有罪认定，即司法实践中往往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客观归罪”现象。为了解决司法实践中交通肇事罪认定中的这一问题，《解释》中规定：“从事交通运输人员或者非交通运输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清事故责任的基础上，对于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这一司法解释的内容，“实际上对交通肇事罪的构成要件进行了实质性的修改。{1}（p．253）”这一司法解释也说明，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在没有分清事故责任前，不能认定肇事者的行为性质应否负刑事责任及刑事责任的大小。从而事故责任的归属及责任的大小便成了认定交通肇事罪的至关重要的条件。笔者认为司法解释的这些内容符合法律责任的归责原则，有其科学性、合理性。
4．行为人责任的大小决定着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及刑事责任的轻重。根据《解释》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严重后果并对事故负全部责任、主要责任或者同等责任时，才能构成交通肇事罪，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根据《解释》第2条第1款的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构成犯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1）死亡1人或者重伤3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2）死亡3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3）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该条第2款规定，交通肇事致1人以上重伤，负事故全部或主要责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1）酒后、吸食后驾驶机动车辆的；（2）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辆的；（3）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4）明知是无牌证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5）严重超载驾驶的；（6）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这些解释内容说明在法律责任相同的情况下，危害后果相对较轻，但违规情节严重时，也构成犯罪。
本解释第4条规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1）死亡2人以上或者重伤5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2）死亡6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3）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60万元以上的。本解释的第2条、第4条、第8条都体现了在分清责任、后果、情节的基础上区别对待的精神，司法操作性很强。但应当指出，第2条第1款第3项（造成公共财产或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和第4条第3项（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60万元以上的）的规定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这样的司法解释有一定的道理，这就在于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危害性质有所不同，后者轻于前者。对司法解释的内容的理解存在着后者的法律责任在某种意义上侧重于经济赔偿，而不是刑事责任的承担。这在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中，也不是完全说不通的，但是这样的司法解释却突出地违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则。首先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规定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
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我国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按有关司法解释，交通肇事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在3万元以上的，就应认定为犯罪，直接经济损失在6万元以上的，则应该加重其法定刑。而依照最高院司法解释：造成公共财产或者其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才负刑事责任。这说明肇事者如果有能力赔偿财产损失，就不认为是犯罪，这显然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其次，这一司法解释也违背刑法第4条规定的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因为根据这一司法解释，交通肇事者造成财产损失的，完全有赔偿能力的，就可以不定罪，不追究刑事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达到30万元的，就要被定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那些富有者发生交通肇事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因有完全的赔偿能力，就可以不被定罪并享受超越法律的特权；而那些平民百姓如果发生了同样交通肇事案件，因无能力赔偿数额在30万元以上的，就要承担被定罪判刑的法律后果。显然法律面前并不人人平等，何况还有以钱赎罪之嫌；再次，这一司法解释也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含义是指犯多大的罪，就应当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也应判处其相应的刑罚，做到有罪必罚，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当，罚当其罪。而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却存在有罪不罚之嫌。
二、交通肇事罪不存在共同犯罪
两个以上的犯罪主体必须具有共同犯罪故意，这是共同犯罪必须具备的主观方面的要件。这一要件明确表明：（1）二人以上共同过失造成一个危害结果的，不成立共同犯罪；（2）二人以上出于不同罪过形式而共同实施的危害社会行为，亦不成立共同犯罪。交通肇事罪在主观方面的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既可以是疏忽大意过失，也可能是过于自信过失。交通肇事罪主体在实施交通肇事犯罪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行为人对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在主观上既可以表现为故意的，也可以表现为过失的；第二个层面是行为人对自己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可能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致人重伤、死亡或者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严重危害后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只能是过失的。这恰恰是交通肇事罪的罪过形式。但也有人认为行为人在第一次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责任或者其他原因而逃逸，在逃逸过程中又引起另一起交通肇事，行为人对后一起交通事故中的危害结果可能是出于放任的心理态度，因而认为交通肇事罪在主观上也存在间接故意的罪过形式。对于连续发生肇事的行为，应分别不同情况，作不同认定：（1）一次交通肇事后，行为人在逃逸过程中，再次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由于疏忽大意或过于自信而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致人重伤、死亡的，又构成另一交通肇事罪，同前一交通肇事罪属于同种数罪，按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2）第一次交通肇事后，行为人为逃避法律责任，在逃逸过程中故意（多数表现为间接故意）致不特定多数人重伤、死亡或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应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造成特定人死亡的，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造成特定人重伤的，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
综上所述，说明交通肇事罪的罪过只能是过失的，而不存在犯罪故意的罪过形式。
《解释》第5条第2款规定：“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的共犯论处。”这一司法解释的内容及观点显然违背了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立法观点，又与共同犯罪的一般理论相矛盾。因此，有人认为，“这一解释内容近乎荒唐，严重违背了犯罪构成、共同犯罪原理和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因而也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1}（p．257）。围绕最高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有必要明确以下两个问题。
（一）关于共同过失犯罪
一般认为，“共同过失犯罪是指2人以上的过失行为共同导致一定的危害结果，因而分别构成犯罪的情况”{2}（p．368）。共同过失犯罪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时有发生，例如，医生甲给一患儿看病时误按成人剂量开处方，司药乙没有认真审核处方便按医生所开处方付药，患儿家长按“医嘱”剂量给患儿服了药，结果导致患儿死亡。本案中医生甲、司药乙都具有违反医疗规章制度造成就诊人员死亡的危害后果，均符合医疗事故罪的犯罪构成。共同过失犯罪有以下基本特征：
1．犯罪主体为二个以上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
2．在主观方面都具有犯罪过失的罪过。犯罪过失的类型既可能是相同的，也可能是不同的。
3．在客观上行为人都分别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并且共同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危害结果，即每个人的行为都是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都具有刑法上的因果
关系。但每个人的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所起的作用则往往是不同的。
共同过失犯罪与共同犯罪是不同的犯罪形态。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可归纳为两点：
1．主观方面，共同犯罪的犯罪人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犯罪人之间具有犯意联系；共同过失犯罪则是行为人分别具有犯罪过失，彼此之间不存在犯意联系。
2．在客观方面，共同犯罪的犯罪人之间必须具有共同的犯罪行为，而且他们的犯罪行为通过犯意上的联系形成了互相协调的危害社会的一种合力；而共同过失犯罪在客观方面各个行为人是分别的、各自孤立地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共同过失犯罪与共同犯罪在构成要件、基本特征属性上都有明显区别，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因此，我国刑法第25条第2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这一立法规定既表明我国立法者对客观存在的共同过失犯罪认同的观点，又表明了对共同过失犯罪的立场，可见我国刑事立法对共同犯罪的规定是非常清楚、明确的同法解释无权违背立法原意。
而《解释》第5条第2款的规定与刑法原理不符，既不符合共同犯罪的原理，也不符合共同过失犯罪的理论。
（二）关于连累犯
各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都涉及连累犯问题。我国刑法分则对包庇罪、窝藏罪等罪的规定就属于关于连累犯的立法确认。在我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所谓连累犯，“是指事前没有与他人通谋，在他人犯罪以后，明知他人的犯罪情况并故意以各种形式帮助犯罪人的犯罪形态”{2}（p．389）。连累犯有以下基本特征：
1．主观方面，连累犯是一种故意犯罪。但其犯罪故意与共同犯罪故意的形成在时间上有明显的区别：（1）共同犯罪故意的形成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共同犯罪行为实施之前形成的，即通常所说的事前通谋的犯罪故意。另一种情况是在共同犯罪行为着手实行后在共同犯罪行为过程中形成的，即事中通谋的犯罪故意。而连累犯的犯罪故意是在他人犯罪之后，对他人犯罪情况明知的状况下形成的。因而连累犯的犯罪故意的形成在时间上是在他人完成犯罪之后，客观上是在明知他人犯罪情况之后产生的。这也恰恰是与共同犯罪主观方面构成要件的根本区别。
2．在客观方面，连累犯表现为在明知他人犯罪情况下，对犯罪人实施了某种帮助行为。这种帮助行为严重地妨害了司法机关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诉讼活动，有明显的社会危害性，这正是追究连累犯刑事责任的客观依据。
连累犯不是一种罪名，而是对一类犯罪现象的概括。同时，某人的行为是否构成连累犯也要看刑法上有无相应的规定，即必须遵守罪刑法定原则。最高法院关于“交通肇事后，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车人指使肇事人逃逸的”的行为，就其行为性质而言是一种连累行为，这也是本文介入连累犯有关内容的旨意所在。对于指使肇事人逃逸行为如何认定，刑法上并无明文规定，可视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1）交通肇事案件发生后，公安机关向“指使人”进行调查时，不如实作证或故意作虚假证明的可认定为包庇罪；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指使人”在涉及与案件有重要关系情节，故意作虚假证明的，可以认定为伪证罪；（3）仅有指使逃逸行为，没有其他妨害司法行为的，可不认定为犯罪，但应对其连累行为批评教育。
三、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认定及处理
交通肇事者在发生交通肇事后逃逸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情况，这种情况对定罪量刑都有一定的影响。但原刑法典对这一情节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司法实践中又有一些不同的做法，修订后的刑法典第133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但这一立法上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仍有操作上的难度，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作了一些具体解释，在刑法理论上又有一系列的著作或论文阐述了各自的观点，有些问题已达到共识，有些问题仍需深入研究。
（—）“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的基本含义
《解释》第3条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根据这一司法解释的内容，笔者认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有两种情况：
1．属于交通肇事罪加重犯的逃逸。加重犯是相对基本犯和减轻犯的一种犯罪类别，是指“刑法分则规定的在基本犯的基础上具有加重情节并加重刑罚的犯罪”{3}（p．42）。构成加重犯的逃逸行为需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在客观方面，行为人交通运输肇事的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这是构成交通肇事罪加重犯的前提条件；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尚未构成交通肇事罪，行为人即使逃逸，也不构成加
重犯。（2）在主观方面，行为人明知自己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已经发生了交通事故，这是构成加重犯的主观条件。如果行为人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发生交通事故而逃逸，则不在此列。在主观方面，行为人的逃逸行为还需具备逃避法律追究的目的。
2．属于构成交通肇事罪情节的逃逸行为。根据《解释》第2条第1款第（1）项的规定，交通肇事重伤3人以上（5人以下），负事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的构成交通肇事罪。据此，可理解为交通肇事重伤3人以下，负事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的，不构成犯罪。但根据该条司法解释第2款的规定，交通肇事致1人以上（3人以下）重伤，负事故全部责任或者主要责任员有“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情节的，也应该认定为交通肇事罪。
（二）“逃逸致人死亡”的认定
《解释》第5条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在认定“因逃逸致人死亡”时应把握以下几点：
1．因逃逸致死的对象必须是行为人交通肇事行为致伤的人，而不是其他人。
2．行为人对交通肇事行为致伤的人负有及时救助的义务，该义务是由于行为人的交通肇事这一先行行为，使法律所保护的“致伤的人”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处于危险状态下而产生的义务，肇事者有能力实施救助而不实施救助行为致受伤的人发生了死亡的结果。
3．行为人对受伤人员死亡的结果持过失心理，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虽然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了受害人死亡结果的心理状态。这种过失的主观罪过形式是对肇事者的行为认定为交通肇事罪的关键。如果肇事者明知不实施对受害人的救助行为会发生受害人死亡的危害结果将被害人带离现场而逃逸，放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心理态度，则已超出交通肇事罪的界限。
4．行为人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具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行为人逃逸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主要有两种情况：（1）行为人肇事行为致受害人受伤，但伤情不致引起死亡结果，肇事者逃逸后由于其他原因的介入引起受害人死亡的结果，这一结果与逃逸行为没有直接的必然因果关系，对肇事者只能按刑法133条规定的第一个量刑幅度处罚。（2）如果肇事者的行为使受害人伤势严重，若不及时救助，就会发生死亡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肇事者逃逸后，由于其他介入的原因导致受害人死亡的结果发生，即肇事行为与肇事者逃逸行为是危害结果发生的主要原因，介入的原因只是死亡结果发生过程中的一个条件时，仍应认定为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情况。
5．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刑事责任
刑法第133条明确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是交通肇事罪的第三档法定刑，就是说交通肇事罪法定最高刑为有期徒刑15年。《解释》中对交通肇事罪的第一、第二档法定刑的事实内容都作了一些量化规定。笔者个人认为“因逃逸致人死亡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规定需要探讨。
（1）属于构成交通肇事罪情节的逃逸行为致人死亡的，即交通肇事重伤1人以上3人以下负事故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不但具有“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逃逸行为”，并且又造成了致1人死亡的危害后果的，应适用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死亡2人以上，应适用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样能够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
（2）肇事行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后“逃逸致人死亡”的应归为“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中，适用“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不应另行规定“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法定刑。其理由在于交通肇事罪属于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罪，刑法典对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过失犯罪的刑事责任的规定绝大多数法定最高刑为7年有期徒刑，包括从交通肇事罪分离出来的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和重大飞行事故罪，只有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的法定最高刑为10年有期徒刑，此罪的社会危害性往往严重于交通肇事罪，法定刑高是必要的，而交通肇事罪与其他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罪，如过失爆炸罪、失火罪等相似，不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没必要规定超出一般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定刑。
（3）刑法第133条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立法者是否将交通肇事后，不但不救助受伤人员，反而将受害人员带离现场予以隐蔽或者遗弃，使被害人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间接故意杀人行为的情节考虑进去？《解释》第6条规定：“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员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蔽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救助而死亡或严重残疾的，应当分别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重伤）罪定罪处罚。”有了这一司法解释的内容，交通肇事罪第三档法定刑就更
没有规定的必要了。
【参考文献】
{1}龚培华，肖中华．刑法疑难争议问题与司法对策（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2}阴剑峰，周加海，主编．共同犯罪中疑难问题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