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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财政政策范文1
鉴于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及在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特征，许多国家政府都逐步将中小企业纳入经济政策关注的重点，并实施必要的扶持政策，以保障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具有良好的政策环境。财政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充分运用财政政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是各国政府的普遍做法。如美国政府建立了包括税收优惠、资金扶持、政府采购等措施的财政扶持政策体系，欧盟各国政府实施了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技术创新计划等财政扶持政策，日本政府则通过建立担保公库方式支持中小企业融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我国中小企业发展迅猛，生机蓬勃，已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据统计，占全国企业总数99%的中小企业，提供了8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创造了75%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贡献了60%以上的GDP和50%以上的税收。同时，我国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也同样存在市场失灵问题。
正因如此，多年来，我国一直把支持和加快中小企业发展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予以高度重视，连续了《中小企业促进法》、非公36条、国发〔2009〕36号、国发〔2012〕14号等法律法规，明确了鼓励、支持和引导中小企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中央财政积极贯彻落实《中小企业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充分借鉴国际经验，不断探索实践，逐步构建形成了以财政资金支持、税收优惠、政府采购、财务会计等为主要内容的中小企业财税政策体系。
一是资金政策。针对中小企业发展的特点和薄弱环节，围绕国家宏观经济目标和产业发展规划，中央财政先后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等专项政策，采取无偿资助、贷款贴息等方式，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加快转型升级，拓宽融资渠道，发展特色产业，开拓国际市场，以及改善公共服务环境等。近年来，中央财政支持中小企业资金规模实现了较快增长，由2008年的49.9亿元增至2013年的约150亿元。
二是税收政策。主要包括：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6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自6%和4%统一降至3%。对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实行按照销售额和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的简易办法。对非营利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从事担保业务取得的收入，凡符合规定免税条件的，3年内免征营业税等。
三是政府采购政策。采取预留采购份额、评审优惠、鼓励联合体投标和分包等措施，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参与政府采购，并通过计划管理、合同管理、报告和公开制度、信息化建设等措施予以保障。同时，推进政府采购信用担保试点，鼓励为小型微型企业参与政府采购提供投标担保、履约担保和融资担保等服务。据初步统计，2012年全国政府采购金额13900多亿元，其中小型和微型企业获得的合同金额5800多亿元，占40%以上。
四是财会管理政策。制定颁布《小企业会计准则》，统一规范小企业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要求，推动小企业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真实反映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提升管理水平。同时，进一步加强记账机构的管理，规范记账行为，促进我国记账机构更好地服务于小微型企业发展。
事实证明，上述财税政策的实施，为化解中小企业经营风险、摆脱瓶颈制约、增强竞争活力和提高创新能力提供了有力帮助，有效促进了中小企业发展环境改善，也为中国中小企业不断融入世界经济奠定了良好基础。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新世纪新阶段，面对经济全球化潮流，党的十报告总揽全局、审时度势，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和指导思想。新一届政府明确提出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战略目标。
根据中央的总体部署和要求，中央财政基于完善市场机制、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等战略目标，抓紧研究完善财政体制改革方案，努力构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财税政策体系。我们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应当把握如下基本原则：
一是合理界定政策范围。要划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界线，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政府重点关注市场失灵领域。财政政策应该创造条件，因势利导，着力激发市场机制和功能，既不能缺位，又不能越位。
二是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对社会资金及企业经营行为的引导作用，更多采用市场化方式运作，努力实现政府政策性目标与社会资本商业性目标的有机结合。
三是将公共性贯彻始终。中小企业分布广泛、数量众多，政府不可能逐个企业、逐个项目地支持。财政政策要着力于营造良好的中小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建立激励中小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使广大中小企业普遍受益。
中央财政将在遵循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对现行中小企业的财政扶持政策做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一是由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后端逐步转向支持前端，逐步加大对中小企业起步期、成长期的支持，弥补市场失灵。二是对企业的支持由直接投入为主逐步转向间接投入为主，通过财政资金的间接化投入，引导和带动社会资金支持中小企业。三是由支持“点”为主逐步转向为支持“面”为主，减少对具体企业、具体项目的支持，着力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改善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大中小企业税收优惠力度。税收政策具有普惠、公平的特点，是诸项扶持政策的首选。中央财政将加快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逐步解决服务业营业税重复征收问题。结合深化税收体制改革，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今年7月24日，在我国经济增速整体放缓，财政收入增长大幅下降的背景下，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今年8月1日起，对小微企业中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营业税纳税人，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重视和支持。
二、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国内外经验表明，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可以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放大功能，带动更多的社会资金流向初创期中小企业，有效支持中小企业创业创新。我们将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完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政策，推动建立引导基金独立账户，强化监管，扩大合作范围，并大幅增加预算安排规模。同时，我们将加快推进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设立和运作，主要采取引导基金方式，撬动各类社会资本共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常见的财政政策范文2
近期我国财政政策的运行在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的同时也面临着较大的争议。方红生和张军（2010）认为，由于财政政策或者积极或者消极的方向选择，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分析需要采用非线性研究方法，以便对财政政策效果中来自其他因素尤其是经济周期运行阶段的影响进行识别。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利用我国1998年～2004年各省财政政策和产出数据进行研究，结论认为2003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中存在非凯恩斯效应，即财政收入变量、基本建设支出变量、文化教育科学卫生支出具有非凯恩斯效应，行政支出变量则不具有非凯恩斯效应。郭庆旺、贾俊雪、刘晓路（2007）利用1992年～2005年的数据却得到几乎相反的结论，即税收变量和财政支出变量具有显著的凯恩斯效应。
二、 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
在凯恩斯理论中，也存在非凯恩斯效应的可能，而且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途径非常多元化。最常见的情况就是通常所说的“挤出效应”，即政府在经济衰退时期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扩大财政支出，从而增加了资金需求，挤出了私人部门的投资和消费，进而压缩了社会总需求，那么积极的财政政策反而可能抑制了经济复苏的步伐；再者，政府在经济膨胀时期采取减少财政支出的方式来执行消极的财政政策，那么财政支出的减少可能带来财政盈余的提高，并通过降低违约概率抑制了利率水平，那么这种消极的财政政策反而可能促进经济的增长。总体说来，诸多因素均可以造成财政政策调控的非稳定性。
Perotti（1997）、Giavazzi和Pagano（1996）分别从财政政策环境背景和财政政策规模及组成等角度对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原因给予了一定的解释。首先，在跨期最优的模型中，决策期限长短、税收的扭曲作用、未来财政政策都有能对凯恩斯效应的发挥产生影响。考虑典型的情况：政府通过一次总赋税来筹集资金，偿还政府债务或削减未来一代人的税收水平。在有限期问题中，私人部门的消费和投资水平会受到长期影响，但是暂时的税收增加额要大于各期消费的减少额，所以税收增加与储蓄的增加保持了正向相关的关系，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与经济增长也保持了正向的关系。但是，如果决策期限为无穷期，那么政策效果就有可能具有中性特征。如果私人部门的预期是完全的、理性的，那么税收的增加与可支配收入完全匹配，并不受私人部门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只是资源在政府与私人部门之间的转移。其次，决策时间范围也很重要。Blanchard（1990）认为税收的净福利损失并不是税率的线性函数。如果该函数是税率的递增函数，那么可能的情况是，随着税率的增加，福利净损失的增长速度逐渐加快，从而使得税收对产出的负效用可以大于税收增加和财政支出增加所能带来的产出增加。最后，在公众对财政政策和财政本身的信心方面，也可能产生非凯恩斯效应。在这种情况下，税收水平的提高会降低政府部门负债违约概率，由此会降低必要报酬率，提高经济增长率。而财政运行情况和公众对于财政的信任水平也是随着时间发生变化的。当财政运行良好或公众的信任水平有所转变的时候，财政政策的调控结果可能出现方向性变化。
此外，预期的作用和劳动力市场因素也是产生非凯恩斯效应的主要原因。预期会将较大规模和时间持续较长的财政政策视为影响经济人持久收入的重要原因，从而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受到了结构化的冲击，可能导致非凯恩斯效应产生的可能。Bertola和Drazen（1993）指出，财政政策的初始条件对财政政策效果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当财政支出水平处于较高水平时，出于可持续性的考虑，财政支出变量必然要有所调整，基于私人部门的预期作用，私人部门的持久性收入水平有所上升，从而使得财政支出增加所带来的边际总需求为正；当财政支出水平处于较低水平时，私人部门会预期财政支出水平长期保持上升趋势，从而减少其持久性收入水平，进而使得边际财政政策的总需求效应为负。这也就是说，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取决于初始条件，即财政支出水平的高低。由于财政政策存在从高支出水平向低支出水平以及低支出水平向高支出水平的循环变化，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之间也存在循环往复的运动规律。在劳动力市场方面，Ardagna（2004）提供了一种非凯恩斯效应的影响机制。当政府实施积极或消极财政政策的时候，对家庭部门劳动力就业成本有可能带来潜在的影响，包括增加或减少失业救济、政府部门劳动力支出等，这样私人部门劳动力供给的相对成本将有所增加或减少，从而产出水平将会减少或增加，从而体现出财政政策的非凯恩斯效应。
三、 财政政策对经济周期调节作用
在宏观经济管理中，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财政政策是否具有熨平经济周期的作用。市场经济的缺陷体现在诸多方面的市场失灵，包括应对信息不对称性、外部性导致的资源配资低效率、垄断导致的无效率、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等等。其中，经济自身运行的不稳定是政府凭借经济行为介入市场经济的主要依据。同时，为了增加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减少经济波动给社会福利带来的负面影响，也需要有政府部门适当地介入和管理。
当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和非凯恩斯效应与顺周期或反周期操作方式相结合的时候，才能证明财政政策是否真正能够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当财政政策具有凯恩斯效应的时候，如果采取反周期操作的调控方式，则财政政策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如果采取顺周期操作的调控方式，则财政政策不能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同理，当财政政策具有非凯恩斯效应的时候，如果采取反周期的调控方式，那么财政政策不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如果采取顺周期的调控方式则能够取得稳定经济的效果。所以，需要结合财政政策的凯恩斯效应与非凯恩斯效应来讨论如何针对经济周期变化来制定和执行财政政策，而不能认为财政政策一定要采取反周期操作才能稳定经济运行。如果政策方向与政策效果未能有机结合，反而可能造成加大经济运行波动性的后果，这不仅有违政策制定的初衷，更会给社会经济长期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现有文献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体制改革对我国全国和地方经济影响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有部分研究集中讨论了我国财政政策改革对全国经济和地方经济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其中长期影响着重讨论财政政策分散化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短期影响着重讨论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的关系。从长期影响来看，Zhang和Zou（1998）发现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央集中化趋势导致经济增速下降，这给经济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提供了负面影响的证据。但是也有研究持相反意见，比如Ma（1997）以及Lin和Liu（2000）得到了相反的结论，他们的研究认为财政体制的分散化带动了经济快速增长。Jin等（2005）同样认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分散化趋势在财政方面给省级地方政府带来了更加强烈的预算方面的刺激，正是这种改革趋势成为支撑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从短期影响来看，财政政策分散化管理趋势可能会提高或降低各个省份之间经济周期协同性水平。如果各个省份之间经济波动性和周期性的相关性降低，那么中央政府在执行财政或货币政策方面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因为各个省份之间虽然所处的经济政策背景大致相同，但是会因为各自经济周期相关性不足而出现经济运行的分散化，即有些省份处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而其他一些省份则处在经济下降阶段。如果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降低了各个省份之间经济周期的相关性，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改革给短期经济运行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而长期影响的的正面效应和短期影响的负面效应需要进行一定的权衡以便为财政管理体制分散化趋势给予全面的评价。Carmingnani和Laurenceson（2011）利用几种不同的方式来求得省级经济周期变动因素，他们的研究表明全国经济周期和地区经济周期是不一致的，地区间经济周期的相关程度与地区间空间距离成负相关关系，即省份之间距离越大则经济周期同步性越低。与此同时，我国财政政策方面责任和行政机构的划分人为割裂了经济整体性，加之立法和监督层面漏洞较多而并不完善，地方政府在执行所属地区财政政策时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自我管理的权力。这样，财政政策就有可能被地方政府用来熨平地方经济周期波动，成为地方经济管理的一个政策工具，而不是以全国经济周期为基础来进行调节。这样的政策能否起到应有的作用取决于政策效果是否具有凯恩斯效应以及政策本身是否是逆周期调节的。
现有文献同时也研究了高等收入国家财政政策对经济周期波动性所造成的影响。Levinson（1998）研究了美国财政政策与经济周期的关系，他们指出财政政策方面的约束导致经济周期波动性的上升。Clark和Wincoop（2001）认为美国区域间经济周期的相关性相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更加具有同步性，并指出美国全国统一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各个区域间经济周期同步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如果各个区域受到的随机冲击缺乏对称性，那么统一的财政政策不得不需要考虑经济周期同步性下降，从而不能达到调整地方经济运行的目标，而地方性财政政策可能被用来抵消区域经济冲击。Fatas和Mihov（2006）讨论了以上这些不同观点，研究了美国48个州所执行的预算准则对财政政策效应影响，他们认为对财政政策的约束降低了经济周期的波动性，并由此得到结论，财政政策是造成美国各州经济周期波动性的重要来源。Kose等（2003）研究了全球化对各国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增加了各个国家的经济波动性。Fatas和Mihov（2003）以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为研究目标，讨论了91个国家相机抉择财政政策与总产出波动性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对财政政策施加一定的约束可以起到降低经济周期波动性的效果。Lane（2003）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为研究对象，发现顺周期调节的财政政策对总产出和收入水平的波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Darvas等（2007）在讨论以上问题时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他们以21个OECD国家为研究对象，使用预算赤字与总产出比重指标的差别来衡量区域间财政离散度或趋同度。然后，他们对这些地区之间财政政策离散程度与总产出增长率相关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两个国家间财政趋同性会有助于两个国家之间经济周期同步性水平的提高。
四、 经济周期对财政政策效果影响
经济周期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不仅需要考虑周期是否具有同步性，并依此考察财政政策的同步性，同时也要考虑各经济周期阶段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对于某一个省份来讲，如果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财政政策乘数大小不同，则说明省级财政政策乘数在经济周期之间具有非对称性。
当前用于对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研究的方法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线性计量向量自回归模型，比如VAR模型，一种是线性结构宏观经济模型，比如DSGE模型。VAR模型主要强调需求冲击，利用该模型对财政政策乘数效应的研究尤其侧重财政支出分类和结构对经济的影响。但问题是该模型不能区分不同经济周期阶段政策效果的大小。同样，DSGE模型的线性化处理简化掉了经济状态的作用，利用单一状态的反映方式和约束关系来解释不同经济状态下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这些线性的研究方法需要假设经济主体能够在各个经济周期之间根据实际收入的变化而平滑消费水平，摆脱信贷约束和劳动力市场所发生的变化，并且需要假定市场处于出清状态。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当经济处于上升周期时，家庭部门和厂商很少受到来自劳动力市场和信贷市场的约束，货币政策可以通过灵活的调控来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当经济处于下降周期的时候，家庭部门和厂商将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最优化选择，但是由于以上约束的存在，此时财政政策更有可能通过对这些约束的放松而扩大对经济的影响效力。所以，在不同经济环境下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可能是不同的。
这样的理论分析在实证研究中也得到了初步的证实。Christiano等（2009）和Ramey（2009）的研究认为财政政策时间的选取对充分发挥政策的效力起到决定性的作用。Woodford（2010）研究表明，当经济长期处于零利率水平并且价格和工资调整相对滞后的情况下，财政支出更有可能发挥较大的效力。Cogan等（2010）利用DSGE模型研究了美国财政政策乘数的变化，认为在2009年初之后的几个季度乘数显著大于1，但随后逐渐减小到不足0.5。如果采用单一经济状态的线性模型，那么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财政政策乘数偏弱甚至对促进经济增长和恢复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
常见的财政政策范文3
关键词：高度成长期；新兴产业；成长产业；财政政策；产业构造的高度化
日本内阁府于2011年2月14日公布上一年度经济数据，其中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3.9%，为54742亿美元，低于中国统计局当年1月公布的数据，58786亿美元。日本居美国、中国之后排名世界第三。这也是1969年以来，日本经济首次退居世界第三。对于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时代的结束”来形容这一历史性时刻的文章，以及诸如“此次新排名标志着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中国和日本分别开始崛起和衰落。”描述的报道不仅常见于报端，亦可在专业是极其错误和有害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包括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额在内的GDP并不能真正反映国国家之间富裕程度，国际上衡量国富国穷的指标是人均GDP，中国大陆的人口是13.35亿、而日本人口仅为1.2亿，很显然“目前中国人均GDP只是日本的十一分之一，中国还是一个‘穷国’的事实”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也不可能有质的改变。
一、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
中国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长达30年的高速成长，但是从产业经济・经济开发的视点看，中国的三次产业构造状况以及产业发展水平都远未达到先进发达国家水平。而反观我们的邻国日本，在战后东京尚为一片焦土的状况下以及长崎和广岛在遭到灭绝人寰的原子弹爆炸之后，仅花了十年的时间就达到了战前经济水平。日本在经济复兴之后，经历了长达18年的经济高度成长期，并于1969年，GDP就超越了当时的前苏联和联邦德国，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这一排位直至2010年，长达41年之久。在这过程中，日本的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特定产业法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55年到1973年间，日本的经济发展过程被称为经济高度成长期。日本是加入西方富人俱乐部的唯一亚洲国家，而在学术界，日本又被称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切都源于它的经济实力和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干预。
本论文试图以高度成长期时的日本财政政策为切入点，探讨日本财政政策如何为经济服务，又是如何促使日本产业政策展开的。日本经济自明治维新以来，尤其在战后复兴的高度成长期时，基本上是按照市场机制运行并逐步对外开放的经济模式，同时它也是不同于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它是一种自由原则，但是一定程度又为国家所操控的“混合经济”。在资金供给、技术供给以及劳动力供给处于短缺状态的情况下，政府掌握着较多的政策手段，并可以通过资源的投入和分配，引导资源的使用途径，控制经济的发展方向。日本政府干预国民经济的形式和手段是多种多样的，除了制订远景经济规划并予以行政指导外，已具有操作性的基本政策体系在经济复兴期已具其形，高度成长期时，政府只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采取灵活有效的行政手段，诸如政策税制、政策金融、产业结构与产业组织政策，这些都使得财政政策发挥作用具备了可能性。本论文也正是以日本的财政政策为论述的焦点，以期其在高度成长期时，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又如何使得当时作为核心产业的重化学工业得以快速成长的机理得以解明。日本的财政政策是如何产业升级和产业构造的高度化的，这些都是被期待着得以解决，这一问题的解决对现今同样处于高度成长阶段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十二五”规划，中国产业的创新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并有现实指导意义。
二、财政政策及其财政政策手段的涵义
财政政策是指根据稳定经济的需要，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刺激总需求，从而增加国民收入，反之则压抑总需求，减少国民收入。税收对国民收入是一种收缩性力量，因此，增加政府税收，可以抑制总需求从而减少国民收入，反之，则刺激总需求增加国民收入。作为财政政策的手段，它是指是指国家为实现一定财政政策目标而采取的各种财政手段和措施，它主要包括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财政支出、国债和政府投资。
在这其中，税收可以通过调整税率和增减税种来调节产业结构，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通过累进的个人所得税、财产税等来调节个人收入和财富，实现公平分配。财政支出是政府为满足公共需要的一般性支出。它包括购买性和转移性支出，这两类支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有不同之处。购买性支出从最终用途看，它包括行政管理支出、国防支出、文教科卫等财政支出是必不可少的社会公益性事业的开支，政府的投资能力和投资方向对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的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转移性支出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特别是调节社会总供求平衡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的手段的另外两个重要方面是国债和政府投资。在这其中，国债是国家按照信用有偿的原则筹集财政资金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实现宏观调控和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手段。国债作为财政政策工具实施时，除了与其他财政政策手段协调外，还特别要与货币政策相协调。政府投资是指财政用于资本项目的建设性支出，它最终将形成各种类型的固定资产。政府的投资项目主要是指那些具有自然垄断特征、外部效应大、产业关联度高，具有示范和诱导作用的基础性产业、公共设施，以及新兴的高科技主导产业。
三、高度成长期的日本财政政策
（一）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阶段划分
关于日本战后的经济发展过程的划分方法可能因视角不同而有所区别，本文从产业经济发展的视点出发，把从日本昭和二十年开始的战后经济复苏，直至今日平成二十三年之“3・11”大地震后的从“震啸核”后经济重建为止的六十六年的发展过程，大致分为复兴期（1945-1955年）、高度成长期（1955-1973年）、安定成长期（1973-1985年）、泡沫经济期（1985年-1991年）、低成长期（1991年-现在）。财政政策目标是国家运用财政政策工具所要实现的目的，它的确立因不同国家不同时期而异。作为财政政策核心内容的财政政策目标，在日本高度成长期是如何实现的，围绕这一问题的理论探究和实践总结对于现今尽管有着诸多不同，但同处于高度成长期的中国经济来说，是有着重大现实意义的。
日本在战后的一片废墟之上，经历了十年就达到并超过了战前的生产能力。从1955年到1963年和从1964到1973年的日本实际经济增长一直保持在10%左右，远远领先于其他先进发达国家，并于1969年以GNP总量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骄人业绩快速成长起来，这意味着在1955年，日本就开始了从战后复兴向高度成长的过度过渡。
（二）高度经济成长期的产业发展及其财政政策
至1955年为止，日本在完成战后复兴的同时，也确立了它经济自立的基础。从那以后，合成树脂、合成纤维等产业部门直接导入欧美最先进的技术，另外在石油化工，钢铁行业设备的现代化、大型化、生产的规模化也都在加速进行。本文中的生产的规模化主要是指生产的规模弹力性如果大于1，就称之为规模的经济性，即每单位的生产成本随着工厂或企业的规模的扩大而成比例地降低；如果小于1，就称之为规模的不经济性。钢铁和化工等的重化学工业部门，规模的经济性效果比较明显。日本政府也对冶金钢铁、石炭、电力、肥料等已经步入合理化轨道的产业，活用税收特别措施和财政投融资等财政政策手段予以支援。
由于外资法的实施，先进的外国技术得以顺利引进，这样战后日本经济自立的基础也逐渐趋于稳固。1955年以后，因为日本政府活用财政政策手段，使得随着技术革新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随着技术革新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新的需求创造，这是战后日本得以高度成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财政政策的乘数效果的一个明显例证。另外伴随着技术革新的发展，各企业单位以及各经济自治体不仅使得设备投资得以大规模进行，亦通过乘数效果扩大了民众的消费需求，而由此又促成了投资的进一步增加，这样就形成了投资引起再投资的生产扩大的模型。但是这一模型并不意味着生产扩大可以无止境地进行下去。
以池田内阁在1960年发表的国民所得倍增计划为契机，以及以高度成长为前提的消费行动模式在日本国民的思维中逐渐形成定势，由内需的急剧扩大引起的输入激增使得国际收支恶化，为应对国际收支恶化而采取的金融紧缩政策，又造成了经济不景气。在高度成长期，这种由内需扩大到国际收支恶化再到金融紧缩从而引发经济不景气的现象不断出现。从1965年秋到1970年夏，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输出扩大和经济景气的回复起了巨大的作用。在这一时期，电子机械、汽车等产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此以后，日本的国际收支也由于贸易收支的巨额赤字而赤字化了。民间的设备投资也变得活跃，除了钢铁部门的超大型高炉建设外，石油化学、重化学工业等行业也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重化学工业使得日本的输出迅猛增长，避免了国际收支赤字，为日本经济整体的高度成长得以实现作出了重要贡献。日本政府通过提出适当的目标以及税制上的优惠政策，使日本产业构造的重化学工业化得以快速实现，在1970年日本的生产构造的重化学工业化率已达62%，同年的输出构造的重化学工业化率更是达到了76%。另外，日本政府为了培养新兴产业，发展成长产业，采取了包括财政手段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措施。如为发展当时的石油化学工业，日本政府采取了以下措施：为确保该行业的运作资金，允许他们从日本开发银行融资；法人税的减少和进口机械的关税降低；设备折旧周期的缩短；鼓励引进外国技术等。
四、结束语
在高度成长期，日本政府对于重电机行业，汽车行业等，则较少采用减税和从财政投融资方面予以援助的手段来强化国际竞争力，这主要是因为此时的重电机行业、汽车行业已是处于良好发展状态之中的高收益产业。当然在高度成长期，为促使产业经济的发展，除了财政政策手段，还有其他原因，但财政政策手段在高度成长期对日本产业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却是不可无视的。对于同处于高度成长期的中国来说，尽管有着不同的国内、国际环境以及不同的经济基础和不同的产业发展状况，但是作为经济政策的重要一环的财政政策在推动日本产业构造的高度化、促使新兴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时所起的作用却是多有借鉴之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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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福川伸次.产业政策[M].人事院公务员研修所,1998.
4、小滨裕久.战后日本的产业发展[M].日本评论社,2001.
常见的财政政策范文4
1.财政直接拨款的现状
财政直接拨款是中国政府部门支持企业发展创新的一个重要形式,其中最为常见的拨款形式是财政专项资助。随着我国政府对企业科技创新投入的不断加大,政策上的不足也随之体现出来。例如一些企业的寻租行为,打着科技创新的旗号套取更多国家财政拨款,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家财政直接拨款的作用,也降低了财政科技投入的回报率,对社会的经济平衡影响很大。
2.财政科技投入结构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一直很重视国内企业在科技上的创新,同时也给予了很大的财政支持,直到2010年我国政府据传的财政科技支持资金就达3250.18亿元,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3.6%。虽然支出比例在逐年上长,但支出的效益并不尽如人意,严重的资金浪费,体现了财政在科技投入方面的结构存在一定的问题。其主要原因是大部分企业将享受到的财政科技拨款用到了企业科技活动上,使得逐年增长的财政科技支出得到应有的回报,降低了财政科技投入使用效率,也没有将财政科技投入的引入作用发挥出来。
3.财政科技支出管理的现状
目前来看,我国在财政科技支出方面的管理还比较落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我国的财政科技支出仍然实施计划经济管理模式。我国政府普遍实施多头分散的科技计划管理模式,各管理机构之间呈现条块分割、自成体系的管理现象,一些管理内容又重复交叉,同时掌管资金的财政部门与科研项目管理部门之间又缺乏有效的沟通,使得在项目申报、审批、财政资金投入等各个环节出现脱节现象;第二,我国政府部门对于科技经费的监督力度普遍松懈,相应的科技经费考核评估机制不够完善。例如科研经费使用未按预算执行,随意使用发票冲抵科研活动,套取科研经费等现象;第三,我国政府虽然出台了多种各类科技计划支持方式,例如无偿拨款,贷款贴息、股权投资等,但总体上还是无偿拨款的比例较大,这不但适应不了目前的市场经济形势,同时也加大了政府的财政负担,降低了国家整体的竞争能力。
4.财政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实施现状
自我国开如重视财政科技支持以来,先后推出了不少财政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税种、政策以及对象也逐步完善起来。我国现行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鼓励先进技术推广与应用;支持科普事业发展等一些优惠政策。虽然所涵盖的科技创新税收优惠政策比较广范,但其在法律、制度以及执行过程中都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税收法律级次低下,税收制度负担繁重,税收优惠方式单一、片面等一系列问题。
二、完善财政政策支持企业科技创新的措施
1.完善财政科技投入与支出管理体制
财政科技投入作为科技发展的重要财力保障,应该建立长效稳定的财政科技投入增长机制,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引导作用,建立多元化和多渠道的科技投入体系。同时,政府还应该完善相应的财政科技投入结构,根据企业科技创新的规律和特点进行财政拨款,杜绝越俎代庖的财政拨付,对重点产业实施调整振兴的规划,进一步创新财政科技的支付方式,将投入绩效考核作为拨付财政科技资金审核的重点。除此之外,我国政府部门还应该进一步完善财政科技创新支持的管理体制,加强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工作协调,提高其工作效率,增强财政科技创新拨款的使用效率。对于科研经费的使用、申报也要进行全程的监管,完善企业科技经费的问责机制。
2.完善财政科技税收优惠政策
首先,政府应该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企业的研发积极性。企业的科技创新存在很大的风险,政府应该完善相应的法规,尽可以能延长现有税收优惠政策,保证企业获得的研发支持持续稳定,使不同规模和性的企业都能够在研发中受益。利用完善的风险投资鼓励税收政策给予高新技术企业更长期限的免税优惠。
其次,政府应该灵活运用多种税收优惠政策,以事前扶持为主,结合事后鼓励为辅的财政政策支持企业科技的创新。
除此之外,政府还应该逐步完善企业人力资本税前扣除政策,加大企业员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的比例,促进企业加大员工培训支出,提高企业员工素质,为企业未来的科技创新打下良好基础。
3.加强政府财政科技拨款管理,引导政府构建风险投资体系
风险投资可以培植出高新技术产业,而高新技术产业又能为未来经济增加增长点,使知识经济加速形成。因此,政府可以委托风险投资企业来管理国家一部分的财政科技拨款,这样既可以有效地减少企业寻租行为,又可以减少政府资助的创新项目不新颖的问题。除些之外,还能够减少研发项目不理想带来的巨大损失以及提高财政科技拨款资金的利用率。
常见的财政政策范文5
关键词：总供给；总需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0-0012-02
引言
多年来，宏观经济学理论一直存在着“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之争。凯恩斯主义强调市场并非完美，由于心理原因，经济容易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需要政府进行调控，特别是对总需求进行调控（总需求管理），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则坚信“看不见的手”，认为政府只应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半世纪以来，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这两派的对立、对抗从未停止。
从国内看，其实，早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内经济就表现出明显的波动特征，面对经济起落，在实践层面，中央政府一直遵循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的政策原则，不断调整财政及货币政策试图熨平经济。此次金融危机，中国政府的4万亿元拯救方案的果断出台，同样是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的典范。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年来风头正劲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危机爆发后却因其“不作为、不干预”的政策主张而饱受批评。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更是公开批评过去三十年宏观经济学的多数成果“至多可用‘无用’来评价，最坏的当属‘有害’。”其矛头直指20世纪70年代由卢卡斯发起的反凯恩斯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凯恩斯主义在宏观经济政策实践上的复苏，要求我们在理论上重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有效性。更重要的是，从中国经济固有特征看，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合理内核：
1.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尽管已使市场机制在中国大陆扎根发芽，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远未成熟。不完全竞争、不对称信息等因素的广泛存在，使得中国市场经济一直呈现出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描述的特征。
2.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投资的高增长推动，高强度，长时间的投资已经使得国内许多行业处于产能过剩的边缘，此外，由于存在明显的二元经济现象，中国也存在着大量过剩劳动力。因此，从整体上看，中国经济更加接近于凯恩斯主义所描述的过剩的非均衡市场经济，而非新古典主义的宏观经济世界。
一、总供给―总需求（AS-AD）模型
传统的凯恩斯理论以IS-LM及AS-AD模型为分析工具，其基本思想是总供求分析。
1.总供给曲线。在经典的凯恩斯模型中，总供给曲线一般被描述为Pt=AS（EPt，Yt-1）,其中，P代表价格水平，EP代表价格预期，Y代表产出水平。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在中国，下一期价格预期基本上源自本期的价格水平，也就是说。中国的价格预期可以被理解为适应性预期，所以，我们又可以把总供给曲线写成：Pt=AS（Pt-1，Yt-1） （1）
2.总需求曲线。传统的凯恩斯模型对总需求的描述基于IS-LM模型：Yt=IS（rt，dt）,Mt/Pt=LM（Yt，Rt）,其中，D表示财政政策，M/P代表实际货币供给，R表示利率，由上述两个方程可以解出总需求曲线的表达式：Yt=AD（Mt/Pt，dt）。
这也是经典宏观经济学教科书中常见的总需求表达式。在该表达式中，货币供给被视为外生变量，而利率则由市场内生决定。然而，必须指出，目前国内金融市场尚不健全，利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特别是SHIBOR的价格形成机制还处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利率依然可以被视为一个受到货币当局影响、控制的外生变量。当我们考虑到这一点时，最终的总需求曲线应当写成：Yt=AD（Mt/Pt，dt，rt） （2）
3.政策反应函数。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是所谓“相机决策”、“逆周期而动”，也就是说在经济低迷时，政府必须扩大财政开支，加大货币供应量，同时尽量压低利率。而在经济繁荣期，则须反其道而行之，以期熨平经济周期。
如果用数学公式表示上述思想，首先，我们可以把财政政策表达为：Dt=δ0+δyYt-1+δpPt-1 （3）
其中，Dt代表财政政策的力度，δy
如前所述，与西方成熟的金融体制不同，由于利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还不完善，中国人民银行目前的货币政策调节经常是双管齐下。因此，中国的货币政策工具可以分为价格型政策工具和数量型政策工具两种。前者主要是利率杠杆，后者包括存款准备金率控制、信贷控制等工具。它们分别可以用以下两个方程表示：
Mt=θ0+θyYt-1+θpPt-1 （4）
rt-rt-1=φ0+φ1（rt-1-r*）+φy（yt-y*）+φp（Pt-P*） （5）
其中，θy
二、估计和检验
下面，我们对前文所述的总供给―总需求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我们构建的方程包括两个经济运行方程（6）、（7）和三个政策反应规则方程（8）、（9）、（10）。产量Yt表示实际GDP的增长率，价格Pt具体表示为通货膨胀率（有消费价格指数计算）；Mt为货币供给增长率。Rt为利率；Dt财政政策变量则为财政赤字占总政府支出的比例。五个方程的估计公式为：
Pt=α+αyYt-1+αpPt-1+εp，t （6）
Yt=β0+β1Dt+β2Mt+β3Rt+εy，t （7）
Mt=θ0+θyYt-1+θpPt-1+μm，t，μm，t=ρmμm，t-1+εm，t （8）
Rt=Ф+ФrRt-1+ФyYt+ФpPt+μr，t，μr，t=ρrμr，t-1+εr，t （9）
Dt=δ0+δyYt-1+δpPt-1+εd，t （10）
以上随机变量εp，t，εy，t，εm，tεr，tεd，t都假定为独立同分布。
下表中列出了估计所得到的参数。
对上表，我们说明如下：
首先，在产量公式（7）中，与利率有关的参数被我们设定为0。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对原公式（7）进行估计时，所得出的参数并不显著，这意味着在中国利率对产量的影响并不显著，所以我们重新估计的时候，去掉了利率。其次，我们发现，模型中的两个主要经济运行的行为方程，价格公式（6）和产量公式（7）其参数的估计都在5%以内显著，而且拟合度也最好，R2分别为0.950和0.776，这说明中国经济实际运行状态符合我们模型所做的假设，经典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对经济运行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中国的实际。最后，在政策反映规则中，公式（8）和公式（10）得到的参数值不显著，而且拟合度也不好。我们认为造成这一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统计数据的有效性。我们以“财政赤字所占比重”作为中国财政政策实施力度的指标，实际上是限于统计数据的可得性所做的无奈之举。大量财政收支，特别是地方政府财政收支不列入预、决算管理。在预算外运行的财政资金中，经济型支出又占有相当大的规模。因此，可以说，中国的财政刺激支出在很大程度上无法通过公开公布的财政赤字显示出来，它们实际上表现为一种“隐性的赤字”。其次是货币政策的不完全受控性。近年来，随着中国加入WTO，出口在GDP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也不断增长，外汇储备呈现逐年上升之势。根据现行外汇管理政策，这必然造成外汇占款的大幅增长，迅速增加的外汇占款必然造成货币供应量大幅上升的压力，随之的一个后果就是：中央银行部分的失去了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权。近年来，虽然央行进行了大量的反向对冲操作，试图通过国债和央票回笼货币，但这并不能完全抵消外汇占款所带来的基础货币投放压力。从本质上说，目前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央行为了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必然增加基础货币投放量。从经典的国际经济学理论来说，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经处于所谓“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之中，必然丧失部分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公式（8）的拟合度较差就完全在我们的意料之中。
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的运行状况基本符合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描述，但由于财政数据统计口径的欠缺及央行的货币政策困境，我们的分析不能证明现行货币及财政政策的有效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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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财政政策范文6
【关键词】财政管理；制度创新；经济效应
一、我国财政管理机制常见的不足
1.因为政府级别太多，造成政府之间的配合关系不清楚
目前，财政管理制度是政府与政府之间，国家和企事机构之间的财政配置，和各级政府财务职能的责任和分工，在此类财政生产中，出现纵向和横向的财政情况，由此无法避免的会出现交叉和重叠，无法有效、充分的使用财政资金。中国主要是以公有制为重点，多种所有制为支持协同发展的所有制体系，国家保存大量的国有资本与国有资产，在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均有分布，各自起到了不同的作用。和企事业机构在税利解缴等上出现资本关系，财政管理制度的完整性直接影响着财政财力的规范性。所以，财政管理体制的重点是分类政府之间的支出和收入，可是，当前中央和地区的支出职责仅仅进行了原则性的分类，无法明白、科学的体现出来，并且省、市、县、乡层别的政府财政支出职责分类更加含糊不清。因为地方经济发展不协调，地区差异也显得十分的明显，支出职责分类不科学所造成的直接结果便是收入划分情况，如地方收入分配的依据不充分等。财政管理制度不健全，省政府对市、县级的财力调整作用不到位，省级之下的纵向与横向财力不平衡情况非常明显，虽然各区域不同程度的调节与健全，可是依旧存在非常大的问题。中国是以流转税为重点税种的税制体系，区域政府缺乏主体税种，同时地域差异非常大，政府层级很多等客观原因所造成的划分不科学。财政是符合社会公共要求的政府活动，科学、有效地划分区域政府间的支出和收入，以保证国家可以依据公共要求的覆盖和受益范围来划分，防止产生“越位”、“缺位”的情况。
2.政府转移交易支持缺乏规范性，没有可行的监督控制
政府之间的转移交易机制是中央政府对区域所形成的，和地区各级政府财务力量的配置，来平衡各方财力情况，协调区域之间经济进步的一种财政协调机制，还是财政控制制度的一种重要过程。所以，财政管理水平的表现就势必会导致政府之间转移交易对协调中央和区域政府的标准问题，如针对设施的供应，中央政府给区域政府提供另外的财政费用，来提高地方政府的综合实力，科学处理公共设施，鼓励区域政府提供这类服务的热情；对区域政府的财政转移还可以有效促进国家宏观政策的实施，也能够促使一些特殊任务的完成；在各级财政制度下，地方经济进展不平衡，区域差异非常悬殊，造成国民经济发展不协调，转移交易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这个问题，促使各地区经济的协同发展，现阶段，国内转移交易机制的整体设计比较科学，但是缺乏规范性，如特殊资金转移规模很大，覆盖面广，可是在实施的时候产生挤占、挪用的情况比较严重，转移交易机制缺少科学、有效的管束机制与效益考评制度。
二、目前财政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性
怎样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特别是强化中西部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政策是市场经济环境中宏观调控的重要方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是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的关键性政策，还是协调国家重大经济与政治问题等多方面关系的基础保证，鼓励发挥各区域间的经济优势，实现协调发展、长远发展、稳步发展。中国地区经济差异的关键原因在于因为资源禀赋情况，历史进程过程，市场发展水平与地区经济政策等原因导致的。实施分权制的财政控制机制，不仅能够提升地区的分配效率，还能够鼓励地区政府为减少公共服务费用与争夺私人利益而进行的竞争，有助于促进地区政府的机制变革与创新，最大程度的激发地区政府发展本地经济与社会价值的积极性，经过协调地区间的差异，能够加速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进程，如政府的财务转移交易机制等，有利于达到全国范围之内的服务能力均等化目的。
当前，国内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不平衡现象，主要体现在地区之间差异的不断增加趋势、行业同质化形势明显，因为地理差异与经济发展差异，出现各自的经济特征，各自优点，财政制度的建立应根据这些特点，互相协调的发展战略，利用比较优势，增加国民经济的总体效益，努力发展科学技术在资源集中地区的开发与利用，减少沿海地区和内地之间的经济进步水平的差异，全面促进国内各地、各民族的协调发展和繁荣，有针对性的促进国民市场经济机制的完善和发展。改革财政管理制度，规范财政财力的配置和调节，平衡政府间财力，促进经济平衡发展。缩小地区间贫富差距，推进全国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是对公共服务的责任和目标，还是对财政管理制度的严峻考验，所以，创新财政管理制度，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社会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促进经济持续、高效、稳定的进步，适应新视角下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我国财政管理机制创新的经济效应
财政方针的主体为中央政府与各级区域政府，这样决定了财政控制体制的主体，所以，标准的财政管理制度，对于政策作用的发挥与经济效应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财政方针的方式主要包括税收、决算、国债、采购性支出与转移交易等，相较于各种财政管理制度，规范健全的财政管理制度，不但可以有效推动财政政策的正常拟定与实施，同时可以降低实施阶段产生的财政资源的消耗，有效增强其经济效应。经济机制创新，是生产关系为促进生产力发展而逐渐做出的调节和优化，财政控制是上层建筑促进基础经济进步的重要生产方式，可以对经济的发展起到必要的内在效应，由财政政策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属于经济效应的重要表现。其一，自动可靠的财政政策，属于财政管理避免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表现。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自行调整并不用政府干预的活动，首先体现在个人所得税和累计税制的特点所产生的稳定功能。在经济衰弱萧条阶段，个人与企事业机构的利润所得降低，所以满足纳税的税基就随之降低，累进税率逐渐减少，税收也就随之下降，由于税收下降的幅度相比于个人与企业利润的减少幅度要大，税收就会出现一种阻力，便于防止个人消费与企业利润严重降低，进而防止经济的持续萧条。在经济昌盛阶段，它的作用原理刚好相反。其次，对于政府财政支出来说，在经济萧条时，支出提高，失业救济与各种福利支出提高，抑制消费的不断下降，以防止经济的持续萧条；在经济昌盛阶段，其作用于原理正好相反。其二，相继抉择的财政方针，是财政控制对经济干预的重要表现。伴随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相应的使用不同种类的反经济周期的设施，对经济实施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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