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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政策范文1
[关键词]社会政策经济学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养老金经济学
TheTheoreticalFoundationsof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
PersonnelBureau,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
[Abstracts]ProfessorRosnerusesthesetofmicroeconomicconceptsandtoolstoanalyzethecauseofsocialpolicy,theextentofsocialpolicy,theobjectivesofsocialpolicy,somepoliticalscienceaspects,andtheeffectsofsocialpolicy.Itprovidesanewparadigmfortheanalysisofsocialpolicy.WeintroducethefindingstoChinesescholars.
[KeyWords]EconomicsofSocialPolicy,SocialHealthPolicy,EconomicsofPensions
前言
社会政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政策针对贫困、失业和社会供养等等问题规划蓝图，因而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社会政策的制度设置应当被视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答，要理解一项社会政策制度设置的应力，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要考虑它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对于探询在不同制度结构下，社会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经济理论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手段。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罗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专著《社会政策经济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笔者将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期拓宽我们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
1、社会政策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计量方法
1.1社会政策的范围：
社会政策范围不仅覆盖资助贫困人口，还包括帮助人口中的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从实践上讲，社会政策的内容应当包括：（1）健康保险，（2）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的供养，（3）帮扶失业者，（4）有关家庭的政策，（5）贫困。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
1.2社会政策的目标：
为了评价社会政策的效果，我们必须清楚所提出的社会政策计划的原因，否则，我们无法评价社会政策的福利效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有：（1）反贫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险），（3）再分配，（4）规定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契约结构（例如，劳动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会政策计划，其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贫困计划不是为全体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险的主要目的，尽管反贫计划对减少贫困有贡献，对于贫困人口来说非常重要。基本养老金是反贫非常重要手段，但几乎不适合防止风险的计划，特别是对于私人退休供养。我们并不清楚建立社会保险计划的原因，个人要面对许多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可以通过商业保险避免，如防止火灾、汽车被偷等等。社会政策计划则不涉及防止火灾和汽车被偷遭受的损失。但大多数国家针对一些不测事件，建立了社会政策计划。因此，我们将思考，为什么一些风险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而其他的则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赖以设立的最重要的风险有：（1）失业，（2）疾病，（3）残疾，（4）与退休有关的财富损失，（5）寿命超过个人资产和财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从富人征收财富转付给穷人，这个概念太狭窄，不能很好地说明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我们需要区分四种再分配类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财富，在个人或家庭户之间进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内，根据个人或家庭户的具体特征进行的再分配。（3）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将个人或家庭户在某个时点的钱挪到相同个人或家庭户另一个时点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时刻出生的人必须支付给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从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际再分配。第一、二、四种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第三种类型是个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会政策的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家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社会政策。这种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学家探讨人们面对不同的选择，将如何行动。经济学家把社会现实看作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但社会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视的危险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理性个人不可能做出连续的选择。而且，对于一些人，理性选择假设不适用，例如，精神有障碍的人。限制选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会政策的背景。
社会政策分析使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技术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户效用最大化。这些限制包括预算限制和现存的管制。例如，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适当的数学，即受约束的最优化技术。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图表分析通常足够了。
1.4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
就社会政策来讲，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按照个人受影响的方式进行区分，社会补助金有：（1）只针对贫困或首要针对贫困的社会援助计划；（2）对所有那些主要通过与工资收入相关联的支付缴费款的人员的计划；（3）针对所有公民的计划。如果第一种方式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减少贫困是它的主要目的。这种类型社会政策的意图可以与自由思想相联系，即支持穷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给市场。在第二种方式社会政策中，保护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标。第三种类型的社会政策希望为每一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同时，保护工人的收入。有人认为，社会民主思想支持这种类型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这三种类型政策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当评价不同社会政策体系的实际运行情况时，这些区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们同样需要对国家作为社会政策的管理者和国家作为社会政策计划的组织者的差异。我们也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政策的组织结构：（1）国家组织健康服务等活动。国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务。如果服务的平等性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话，国家组织活动是一种切合实际的供给方式。（2）国家为社会政策建立特别机构，使之为社会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这些机构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组织领域和活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机构之间不存在针对顾客或活动领域的竞争。这些的机构通常按照职业界限来划定。（3）国家强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补贴付款，但把组织的机构留给市场。
2、社会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与福利经济学定理[2]
讨论社会政策计划的效果，必须提及比较的标准，否则，不可能阐述一项计划的引入以及它的实施范围是否有利于或者减少福利。
前面已提过，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目标，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发现如何用最低成本实现这些目标，以及这样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呢？用保险防止不测事件和确保个人自身的再分配？人们能自我照料吗？社会政策对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意的、必要的补充。为了理解这种背景下社会政策，我们需要探讨介入市场体制的运行。第一个问题是：商品和服务只通过市场分配给个人，这种经济的后果是什么？这是一般均衡理论所探讨的。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及：（1）有均衡吗？均衡是价格的向量。（2）如果有，这样的均衡从社会想望的意义上讲，是件好事吗？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社会政策特别有意义，在一些情况下，自愿合约不被社会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卖身为奴。在什么情况下，认识均衡在特殊意义下是件好事，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种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种极端不平等的分配。关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论的有一个强有力的定理：在某种经济状态下，市场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们从一般市场均衡理论导出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损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严格的条件下，通过再分配资财可以实现每一个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给竞争的市场。第二个定理能用于社会政策的背景吗？这有一个很大的益处，因为这样，国家可以把它的活动限定在再分配。这个命题的基本内涵是政府征税，以资助特殊群体。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征税和转移支付产生大量的分配效应，因此，没有任何分配效应的再分配是不切实可行的选择。
2.2不确定性分析
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经济学中分析不确定性问题，最重要的一个概念是预期效用函数或者叫冯纽曼-摩根斯坦（NM）效用函数。NM效用函数不是处理不确定性问题唯一的效用概念，但却是一个最重要的概念。从数学上讲，NM效用函数的优越之出在于他容易操作，并且经过适当修正，均衡分析（包括福利经济学定理）的基本结果有效。不确定性对于社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在帕累托意义上不存在外部性，一些人在不确定性得到解决后，情况变得相当糟糕——一些人可能失去工作能力，得病，或者寿命超过他们的预期和他们积累的财富资源，解决这样问题的一种方法是保险。不测事件有关的涉及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是：为什么可以通过市场来保险来防备有些不测事件的发生，而对其他一些不测事件，则不存在市场保险，必须由社会政策来补充？
是否存在与不确定性相联系的特定的市场失灵？从帕累托意义上讲，保险市场有效运行的条件是什么？均衡有效的条件有两个（1）事件的独立性，（2）不存在信息不对称，与不对称信息相联系，导致非帕累托最优均衡的两个问题：一是逆向选择（事前机会主义），另一个是道德风险（事后机会主义）。这些都是研究社会政策经济学的重要概念。
2.3.制定社会政策的经济原因
首先是风险分离与保险金供给不足。在不同的保险计划中，风险分离不被社会想望，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规范方面的原因：为什么具有不同风险的人要支付不同的保险费？二是如果出现信息不对称，风险分离可能导致保险金供给不足。避免风险分离的一个办法是建立社会保险。当社会保险建立后，它不可与以能够分离风险的保险公司为竞争对手。因为保险公司会拿走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而把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留给社会保险。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竞争，但风险分离必须被抑制，抑制的办法是，强制保险公司为申请人提供一份合约。另一个办法是，竞争的社会保险机构之间横向补贴，即拥有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必须给拥有风险很大的保险对象的社会保险机构提供补贴。一种风险，由于它产生恶劣后果的概率很高，市场保险公司不愿为它保险，而社会保险机构可以为它保险。社会保险是在一种制度安排内保险和再分配收入的设置。
第二个方面是经典的市场失灵观点，即信息不对称。由于信息不对称，市场分配的结局是非帕累托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现市场失灵。这可以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没有被覆盖的风险很小的保险对象。然而，如果抑制个人所属的群体产生成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高风险群体被约束在市场中，那就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3]
2.4社会政策的效应
不管社会政策的意图是什么，我们必须考虑社会政策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有时候，这种考虑会被拒绝，因为一些人认为社会政策颁布的目的是应当将经济考虑置于一边。但社会政策经济学探讨的是：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不是讨论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否应当实施，而是分析社会政策应当怎样实施，并有收效，即以最小的成本达到社会政策的想望的效果。
社会政策计划有两种类型的效应：一是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effects）,二是D型分配效应(distributiveeffects)。这两种分配的意思几乎一样。之所以做出区分，是为了分析两种不同的问题：A型分配问题是分析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影响资源的使用，即在引入养老金制度后，总的储蓄是更高了还是更低了，以及劳动供给由此受到怎样的影响。自由地享用健康服务如何影响社会政策计划的供给，这是总的福利问题，不考虑在不同人群之间如何分配。对D型分配后果的分析是探讨既定的福利总量如何被分配。它探询的是谁受惠和谁支付的问题。尽管在许多情况下，这两个问题不可能被明确地区分，但为了分析的方便，必须做出区分。
2.4.1A型分配效应（Allocativeeffects）：A型分配效应最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实施社会政策计划，相对价格改变。价格变化是因为某种商品或活动变的便宜了，以及资助计划需要缴纳保险费改变其它商品或活动的相对价格。为了了解税收或收益如何通过改变相对价格影响经济活动，我们可以使用标准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工具。在家庭户理论和公司理论中，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分（具体分析略）。这些A型分配效应是目前许多国家社会政策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社会政策背景下讨论的最重要的A型分配效应包括：（1）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如养老金计划、失业保险、贫困减少等）。（2）储蓄和消费（如养老金计划、健康保险等）。（3）使用免费和（或）补贴价格供给的商品和服务（如健康服务、住房补贴、贫困减少等）。
2.4.2D型分配效应。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收入分配的效应时，我们必须对下列问题做出判断和假设：
（1）、比较分配的标准是什么？我们是使用“历史上既定的分配”还是使用“理论上解释性的分配”作为标准呢？一个现存的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理论分析，使用理论标准更可取，不应把这条标准看成规范标准——一个公平的分配或非常不公平的分配，而是在具体假设下的奏效的分配。经济学可以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2）、计算再分配的使用什么样的计量单位？一方面使用以个人、家庭户或家庭为计量单位的数据，会使研究的结果产生差异；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数据的可得性。在一些国家，关于家庭户的收入数据很难得到。
（3）、再分配或保险？我们不能从理论上区分一项社会政策计划是提供保险好还是再分配收入好。有时候，把再分配计划看作保险是一个有用的方法。因此，当探询一项计划的垂直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收入流看作是既定的；而当探询一项计划的水平再分配的问题时，我们把某些特征看成是既定的（如家庭规模、发生疾病的概率等等）。
（4）、缴费和补助金的归属，即：谁得到补助金，谁缴费？社会政策法规只从形式上规定谁必须纳税和缴费，谁接受补助金，而不决定谁实际承担税收负担和谁实际得到补助金。“税收归属”探讨这些问题。
（5）、应用研究，使用解释性的案例，还是使用真实数据，哪个更好？在大多数研究中，研究者更喜欢用实际数据，但研究社会政策时，使用实际数据会出现问题的。这些问题是由于在终生框架和在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中，分析收入再分配出现的。首先，研究者会需要几十年个人化的数据，这样的数据很难得到，因为缺乏对过去几十年数据的系统处理，另外，还因为被分析的制度设置存在的时间不够长。其次，在使用经验数据的时候，研究者可能混淆社会政策计划的效应和结构变迁的效应。例如，分析垂直再分配，研究者需要生命周期过程的收入数据，但由于不同的时间环境，收入发生变化了。由于经济增长，对于特定的同批人来说，收入增加对分析一项社会政策计划的垂直再分配是无关紧要的。
3、应用分析
在这部分，我们重点介绍社会健康保险政策和养老金政策。
3.1社会健康保险政策
3.1.1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两种方法
在研究卫生健康政策的文献中，通常有两种方法：一是精选的假设方法，另一个是社会政策方法。精选的假设方法把健康看作一种资本储存，这种资本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下降，并增加健康支出。以这种方法为基础进行的研究所使用的工具是那些标准的微观经济学理论。社会政策方法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上：就卫生健康问题来说，只有在技术的可得到的情况下，才有特殊服务需求在卫生健康与其它商品消费之间没有多少替代的可能性，这种方法不探究卫生健康效用，但是探究卫生健康服务的效用，不考虑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与其它商品之间的选择。这种方法是大多数涉及卫生健康的社会政策立法的基础。这两种方法只有在事实的和规范的假设下才切合实际。精选的假设方法假定关于自己的卫生健康服务消费，人们能够并且应当做出决策。社会政策方法则拒绝这种观点，并假定哪有疾病，那里就有服务。我们可以把这两种方法与事前和事后的观点联系起来：经济方法采用事前的观点，它考虑预期效用；而社会政策方法关心实际结果，采用事后的观点。每种方法都不全面，因为一种方法忽视的重要方面往往被另一种方法包含。概括地说，精选的假设方法忽视了需求问题，而社会政策方法没有考虑提供卫生健康服务的经济问题。
3.1.2公共健康保险的目标：规范方面的问题
（1）贫困。让一些收入太低买不起保险的人能够得到健康服务。（2）维护人口健康。一项成功的政策不仅减少疾病发生率，还要提高健康水平，这是一种定位于输出型的目标。还有一种定位于输入型的目标，即保证良好的健康服务的供给。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健康并不随着医生和医院床位数量的增加而提高。（3）社会健康政策要覆盖没有被商业保险的风险。（4）实行有利于家庭的再分配计划。（5）实行有利于高风险人群的再分配计划。
3.1.3A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政策具有A型分配效应，它影响一个国家经济资源的使用。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社会政策是否导致更高的效率或更低的效率。随着人均GDP的增加，人均健康支出也增加，健康支出成本增加的原因归结于（1）价格上涨。我们必须对价格上涨与质量提高做出区分，因此可以说，成本的增加不一定就是由价格上涨引起的。（2）政治和社会的因素。许多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得到良好的卫生健康服务，部分归结于政治和社会因素，即越来越多的人享受服务、健康服务延伸到都市以外、过去被认为是偏离行为现在被看作是健康问题。（3）人口演变。人口参数的变化会影响健康支出：预期寿命增加和人口构成的变化。（4）技术进步。由于技术进步，许多医疗服务变得便宜了，但同时刺激新的医疗产品的研制，增加医学研究成本。
3.1.4D型分配效应
社会健康制度具有许多D型分配效应：人与人之间垂直的、水平的和代际的再分配，以及个人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再分配。评价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的基础是公平保险。评价再分配的数量，必须假设收益和成本的归属。我们还必须进一步假定在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中没有赤字或剩余。假设社会健康政策体系仅仅是一项以健康服务成本为标准的保险、别无其它，把分析D型再分配效应建立在这样的假设的基础上是明智的。健康支出还要考虑社会地位和教育等问题。
3.2养老金经济学
3.2.1养老金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基金制度比较，非基金制度的长处
要了解养老金制度的运行情况，我们很自然地假定人们追求效用最大化，即探讨最优的储蓄量是多少。为了方便起见，通常把养老金制度放在一个特殊的框架内，即迭代模型中来分析。假定把一个人的一生分为两个时期，每个时期有两代人，一个人在第一时期工作，在第二时期不工作、如果没有公共退休制度，只能消费储蓄金。再假定他只关心自己的消费，不打算留下遗产，进一步假定死亡的时间是确定的，那么:
maxU(c1,c2)
c1是第一阶段的消费，c2是第二阶段的消费。如果没有公共养老金，他必须考虑以下限制：
c1=w-s
c2=s(1+r)
s为储蓄，r是利息率，结果是最优储蓄数量为s*。在封闭经济中累计的储蓄决定资本存量。
为了讨论公共养老金引入后的效应，需要区分非基金制和基金制。在基金制下，如果缴费比率不大于人们自愿选择的储蓄率，那么，限制不会改变（b：对养老金制度的缴费比率）。
c1=w(1-b)-s
c2=s(1+r)+bw(1+r)
如果义务储蓄挤出自愿储蓄，那么最优储蓄量s*(=s+bw)，。如果引入非基金制计划，并且缴费比率定为β、养老金为p，那么个人面临不同的限制，假定非基金养老金制度既没有赤字也没有剩余，β决定p，反之依亦然：
c1=w(1-β)-s
c2=p+s(1+r)
可以看到，如果两个时期消费的都是正常物品的话，∂s/∂p<0，非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减少了私人储蓄。在实行PAYG（现收现付）制的国家，由于较少的资本存量，利息率更高，边际劳动产量更小，这是引入非基金制的结果：第一代的消费增加，而后代的资本存量更少。这对福利有何意义呢？为了比较非基金制和基金制的差异，仍需要采用帕累托标准（具体分析略）。由于人口增长，实行PAYG制使所有几代的福利更好。
通过引入非基金制确保所有几代人更多效用的另一个假设是：什么时候通过要素W，一代人与下一代产生捐赠，W相当于劳动生产率的增加。那么如何比较两种养老金制呢？如果缴款率不超过最优储蓄率，那么基金制养老金计划的引入不起什么作用。为了比较两中制度，我们需要比较两种收益率。假定缴款率b不变，如果（1+w+n）>1+r,或(w+n)>r，其中，w表示劳动生产率（W=1+w），n表示人口增长率（N=1+n），r表示收益率。那么PAYG制比基金制有更多的收益，因而更优。如果利息率低于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那么引入PAYG制将确保帕累托改进。从长远来看，我们不得不假定利息率不比人口增长率和生产率增长低，这就是为什么非基金制通常不是帕累托改进的原因。概括地说，将PAYG制转为基金制通常不会产生帕累托改进。
3.2.2A型效用：劳动力供给
大多数国家的有效退休年龄在下降，分析这个问题必须假定养老金制度不改变个人财富，即这种养老金是一种公平养老金。尤其是如果一个人提前退休回推后退休，财富不变。如果有公平养老金，是什么原因刺激在某个具体年龄退休？假定一个人的效用函数分为消费和闲暇两部分，U(ct)+V(lt)。其中，ct表示消费，lt表示闲暇。他从t=0工作到N；储蓄率为s；缴款率为b。那么c+b+s=1。终身效用是（T为最大生命跨度，c为一年的消费）：
U(c)N+[(U(c)+v)(T-N)]=U(c)t+(T-N)v
人们最大化效用：
Max:TU(c)+(T-N)P
N,c
s.t.Tc≤N(1-b)+(T-N)PP:养老金
养老金制度是公平的，因此：
P=bN/(t-N)
预算限制减少到Tc≤N
如果没有遗产，他消费所有工作期间所挣，养老金不影响退休时间。如果有借贷限制，情况就不同了。如果贷款的利息率明显高于储蓄利率，那么养老金制度会影响退休决策。C*表示工作期间最优消费量，如果C*>1-b，他不能有最优的消费，因此他在工作期间的消费是1-b，。最优化问题变为（Cr表示退休期间的消费）：
maxNU(1-b)+(T-N)[U(Cr)+v]
Cr,N
s.t.N(1-b)+(t-N)C*≤N
可以看到∂N/∂b<0。增加缴费率相当于增加养老金，降低退休年龄。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什么养老金制是公平制的，通常有最低退休年龄和最低缴纳年限的限制，另外不同的税收规定可以使用于工资收入和退休收入，还有对提前退休的特殊规定等。
3.2.3D型分配效用
没有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的一般理论，养老金制度的D型分配效应完全取决于制度是如何被解释。许多养老金制度慎重地再分配收入，通常是低收入人群受益，但也有意外的再分配效应，主要是由于收入与生命预期的相互作用。与低收入人群相比，高收入人的预期寿命更高，因此由于生命预期的差异，有利于低收入人群的有计划的再分配通常被削弱。而且，比较不同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效应，必须考虑其他社会政策计划，如社会援助、健康服务等。
影响再分配总量的三个重要方面是：（1）性别。女性预期寿命长于男性，平等对待男女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收入再分配有利于女性。（2）收入。由于高收入人群预期寿命更长，公共养老金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有利于高收入人群。（3）婚姻状况。大多数养老金制度支付幸存者养老金，主要接受者是女性，因为女性预期寿命比男性长。如果幸存者养老金制度根据经济状况调查结果确定补助，那么幸存者养老金制度的再分配有利于单身有工资收入的家庭户，如奥地利。
3.2.4人口变迁与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
预期寿命的增加和总和生育率的下降减少劳动人口，这两种人口学要素的变化对养老金制度产生的影响有：（1）从绝对数和占GDP上讲，加重养老金负担。（2）为了保持养老金制度收支平衡，必须增加缴款比率。（3）缴纳的保险费的收益率显著下降。（4）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规模发生变化。
4、评论
罗斯那先生的研究成果至少给我们这么几个印象：
第一、多学科交叉研究问题。罗斯那先生不仅使用了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作为分析社会政策的原因和效果的基础，还在分析过程中，涉及了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将经济学与政治学巧妙地结合起来。另外，将人口学的变量（如预期寿命、生育率、人口增长、抚养比等概念）纳入到分析中来。当然，这在西方学者中并不希奇，但对于我们研究社会政策来说，仍然是富有启发性的。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一般比较熟悉或习惯于局限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很少或甚至不太愿意关注去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中如果需要运用相关学科知识的时候，知识结构不合理的缺陷就暴露出来。常常是研究经济学的不熟悉社会学，研究人口学的不熟悉经济学和社会学。错用、误用其他学科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现象时常发生。单一的知识结构是远远不能社会政策研究的，社会政策研究需要大量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统计学等学科甚至是自然科学的知识背景，不仅如此，还需要在研究中把这些知识综合起来，作到融会贯通，只有这样，社会政策研究的根基才会厚实。从我们阅读的大量的西方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社会科学的文献来看，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和政府政策研究的一种趋势，我们需要补课并迎头赶上。
第二、社会政策的理论基础。经济学有新古典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学等学派，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新古典学派的思想，罗斯那先生的社会政策经济学也不例外，很自然地让人想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的研究[4]。但不管怎样，罗斯那先生为我们研究和制定社会政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他提示我们社会政策不仅仅是对社会问题简单的描述和提出解决的办法，社会政策更是一门学问，需要有理论基础。广泛地说，在经济学内部，不仅新古典主义，其他学派同样能够为社会政策提供理论基础，其他学科的理论如社会学理论、政治学理论等也是如此。我们国内的有些学者做社会政策研究，习惯于就某种社会问题和现象提出问题、进行就事论事的分析，不太注意基础理论的阐释，使得政策建议显得单薄、空泛，缺乏说服力，往往是一项社会政策研究学术论文不象学术论文，政府工作报告不象政府工作报告。象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的国家，一种社会问题涉及许多方面，更有必要采用多种学科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政策的原因进行阐述，并在研究中总结出一套有效的理论。
第三、社会政策的研究范围。一般来讲，社会政策应当有其研究的范围，不能将其外延泛化。罗斯那先生总结了发达国家的经验，将社会政策限定在五个方面，并指出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对这种限定可能会有争论，但我们认为这种限定具有一定合理性。我们需要做的是，根据我们国家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中国社会政策的范围和研究领域，在外延是否需要扩大或缩小，在内涵上是否需要增加或减少，值得进一步探讨。时下，学术界和政府界关注的农村养老保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等等，他们与社会政策的关系如何，都需要深入研究。
第四、社会政策的效应。罗斯那先生区分了社会政策两中不同的效应，我们的理解是，A型分配效应主要从物的或者说是资源总量方面反映社会政策的效应，D型分配效应则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的这种划分为我们评价社会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新的范式。他启示我们进一步分析：除了这两种经济学的效应，是否还有其他效应呢？比如，社会政策的政治学效应是什么、社会学的效应是什么，这些都需要我们发挥空间思维能力，认真思考。罗斯那先生的两中划分对于我们建立和实施一种崭新的社会政策评价体系和评价的手段也是很有意义的，而且评价体系和评价手段也应当是多样化的。如果一项社会政策研究有理论基础，恰当的方法，细致的实证分析和可行的评价体系，那是再好不过了。
第五、社会政策的适用性。罗斯那先生明确指出，他的社会政策经济学的研究是针对发达国家的，对于东亚国家和穷国几乎没有涉及。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市场化程度、城市化水平比我们高得多，由于是一元化的社会结构，他们的社会政策主要针对城市人口的，他们没有也不会涉及农村人口。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城乡差别仍就很大，二元结构还要持续很多年，我们的社会政策显然与西方国家既有相同的地方，更多是存在很大差异。通常我们做社会政策研究时，对城市和农村问题是分别论述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西方社会政策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我们借鉴西方研究的最新成果，但决不能盲目地追随，盲目的追随会使我们失去方向。我们借鉴要善于从社会政策经济学中体会其活跃的思想火花和开放的学术精神。我们研究和制定一项社会政策时需要考虑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发现有关社会政策的制度结构的信息，从中发展出中国的社会政策经济学。
参考文献
[1]Rosner,PeterG..TheEconomicsofSocialPolicy[M],EdwardElgarPublishingLimited,Cheltenham,UK·Northampton,MA,USA,2003.1-21.
[2]Myles,GarethD.Publiceconomic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5.10.
社会经济政策范文2
关键词：社会治理；政策创新；经济价值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8-0183-02
一、社会治理政策创新的困境
20世纪末期兴起的治理理论，为社会运行和发展打开新的视角，引起学者对社会治理的探究。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政策主要解决社会冲突、民主失灵、市场无效和危机风险等问题，而我国的社会治理政策是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引发的一系列社会现象而灵活调整和变迁的，需要政府主导、各阶层广泛参与，在此基础上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主要按照管理―治理―善治的轨迹演变和创新。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不断创新，主要是基于以下背景[1]。
（一）社会矛盾引发的治理成本增加
社会的深入发展引发各种类型的矛盾，矛盾的集中和频发成为社会治理成本增加的诱因，尽管我国采取多种手段治理社会矛盾，但仍然是有增无减，反而愈演愈烈，如城市拆迁、贫富差距、劳资矛盾、分配失衡、雾霾危害和等，矛盾的出现必然阻碍社会的发展，成为社会和谐的隐患，政府为了社会和谐和经济发展有必然会采取有效对策予以解决和处理，拆迁补贴、利益调节、处罚没收、局部微调等方法的运用，并没有实质性地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反而增加了治理成本，激化了社会矛盾。
（二）社会组织畸形发育造成社会力量弱小
社会治理应该打破政府一家独大，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但在长期政府主导的体制下，社组织发展受限，往往没有发挥出更多的力量治理社会问题，他们表达自身意愿的渠道狭窄，权力范围较小，都没有能够有效参与到社会治理活动中来，政府也没有根据社会组织的特点进行合理定位，“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依然没有打破，由此造成社会力量弱小，无法独立承担社会责任，其自身的功能和作用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失去了发展的动力。
（三）社会认同危机使社会缺乏共识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竞争性经济形态，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使个体、组织等认同出现危机，其本身的利益诉求和表达没有真实有效的发挥出来。多数个体和组织都隐藏自身的能力和要求，社会认同必然出现危机，加之社会组织和个体的信仰、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和差异，引发了更多的社会思潮，给社会的和谐带来束缚，使社会缺乏共识，多样化的社会理念引起认同的危机，也不利于经济、文化等内容的整合[2]。
（四）社会阶层分化导致更多的社会失范
由于阶层利益、结构、地位等方面的分化日益明显，社会行为的表现也多种多样，不同阶层的个体和组织的生活方式、生产水平、收入比例和价值导向都不同，根据收入、权力、成分、文化等又区分为更细的社会阶层，阶层固化逐渐让位于阶层流动，社会风险、危机和冲突更加多样，社会失范现象比过去更多，出现假冒伪劣、投机取巧、偷税漏税、坑蒙拐骗、腐败交易、诚信危机、道德缺失等不良的社会失范现象，必然给社会的安全稳定带来严重影响。
二、社会治理政策创新的对策
为有效解决社会治理政策创新的困境，就要从政策上实现社会治理的创新。
（一）通过机制构建降低社会治理成本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坚持不懈地健全社会治理机制，以法治化和现代化推进社会治理的良性秩序，找到化解社会矛盾的基点。通过建立有效的理性问责机制、信息公开机制、矛盾预防机制、风险评估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等，保障公众权益，调节公众矛盾，真正建立行政和司法调节的联动体系，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当前，我国不断强调和凸显依法治国的重要性，针对社会矛盾强调通过法治方式来化解，解决社会各阶层的违法和不作为现象，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处理社会治理问题，尽可能发挥各阶层、组织的力量，凸显法律法规、章程公约的积极作用，体现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理念[3]。
（二）赋予社会组织更多的治理权力
推进政社分开，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明确社会组织的地位并赋予其合理合法的权力，激发社会活力，壮大社会力量，这也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要避免政策的中断，就要在政策中明确社会组织的治理范围、领域、环节和权力配置的长效性，为推进治理现代化提供信息平台，畅通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交流环节，增强政策的平衡，尽可能设置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沟通渠道，发挥更多社会组织的监督和控制职能，稳定社会运行方式，加快社会民主进程，提高社会公众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和参与水平[4]。
（三）重构社会认同体系
通过扩大政策机制，重构社会认同体系；通过政策的宣传教育及沟通，强化思想意识体系，完善公众利益诉求表达，沟通政府与公众的对话，实现不同阶层、群体和组织利益的平衡，凝聚社会共识；通过优秀文化成果和传统思想引导，实现观念整合，针对不同阶层的利益诉求突出重点、树立典型，以正确的价值观念和主流意识引导社会文化思潮，提高社会公众的文化认同感。始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马列主义为作为政策平衡的主流思想，扩展政策宣传的渠道，使这种主流思想能够在实践中得到实质性弘扬。发挥政策的鼓励性和煽动性，在公众价值观念和行为多元化的基础上，积极培育并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合社会公众的观念、思想和行为，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强劲动力[5]。
（四）合理搭建阶层平台减少失范行为
通过政策构建政府牵头、社会组织和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治理结构，发挥各阶层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还要构建道德、体制和法律三位一体的管控体系。道德和体制要通过政策的教育、引导和共识，以社会道德规范为核心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调节社会公众的观念和行为，确立适应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范和标准，使之成为社会治理的自觉道德精神。科学的治理体制强调政府的核心地位并转变政府的角色和职能，在明确法治政府、透明政府、分权政府、服务政府作用的同时，赋予社会较大的自，由社会公众自发组成不同类型的管控组织，对失范行为和现象实施有针对性的控制，将社会失范控制在有效范围内，从而保持社会和谐。法律的管控则要构建适应社会治理的法治体系，按照法律程序推进依法治国，凸显法治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6]。
三、社会治理政策创新的经济分析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社会治理政策创新是与市场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的，经济发展决定社会治理的水平和政策的调整，社会管理与计划经济及计划向市场转轨的经济形态有关，而社会治理又与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直接相关，未来社会的高度和谐化必然要求社会治理政策以善治为导向来具体实施。
根据社会治理政策的演进，未来的创新必然与经济发展水平相符，才能解决现实经济形态下的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的出现和矛盾的爆发都是社会运行到一定程度，经济决定下的产物，而社会治理政策的设计也要以经济发展水平为依据突出重点，符合社会实际情况，才能便于执行，发挥社会治理政策的引导和调控作用，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社会治理政策创新符合经济发展水平
过去的计划经济束缚下，我国社会治理工作相对简单，没有多样化的社会矛盾和分歧，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市场经济本身的竞争性、盲目性等使社会各阶层以经济利益为驱使和导向，社会各行各业都以经济水平和地位为衡量标准，此时的社会治理政策主要强调管理社会，保持社会的高度统一，而21世纪后，我国强调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以建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为向推动社会的发展，经济快速发展出现了更多的社会问题，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进程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必然出现利益分化、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也出现发展经济而牺牲环境的雾霾现象，更出现强拆、高速建设等符合经济发展水平的现象，充分说明了社会治理政策的不断创新要符合经济发展的水平。
（二）经济引导下的社会治理政策更有利于解决社会问题
社会问题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程度和水平而出现的。在经济引导下，各阶层、各组织都要按照经济发展方向和重心明确自身的利益诉求，按照经济地位参与社会治理过程。政府要为维护经济利益而不断扩大社会治理主体的范围，营造更加灵活的治理环境，从而满足各阶层的利益，提升社会治理的水平。在经济利益的引导下，各社会治理主体要求在政策的创新中摒弃治理环境中的不当措施和方式，调动和激发社会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和创新性，使其能够以经济为导向，按照社会运行规律和市场经济水平开展相关的治理工作，将社会治理的积极要素调动起来服务于社会治理的各个环节、领域和范围，构建符合经济水平的新机制。
（三）明确社会治理标准的基础上构建相应的经济指标
社会治理标准根据当前的经济形势拟定，主要从公共服务、养老保障、卫生医疗、公共交通、公共住房、就业创业、环境保护等众多方面设定相应的标准，各地区、各单位和部门还要考虑经济实力和水平有针对性地设置相应的标准，在此基础上，还要有效构建科学的经济指标，经济指标要与社会治理标准相协调，要清晰明确、具体可行、便于操作，使之更能符合社会治理的发展要求，成为激励和约束社会治理主体的主要依据，对各社会治理主体起到引导和监督的作用。这样的经济指标才能与社会治理标准相得益彰，推动社会治理的有序发展和渐进创新。
总之，从经济学视角解析社会治理政策的创新，就要从经济发展水平入手，衡量相应的社会治理标准，推动社会良性运行，以政策作为主要引导力量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才能缓解社会矛盾，实现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
参考文献：
[1] 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5.
[2] 吴晓燕，关庆华.从管理到治理：基层社会网格化管理的挑战与变革[J].理论探讨，2016，（2）：147-152.
[3] 赵涟漪.我国政府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河南社会科学，2014，（9）：26-28.
[4] 杨丽，赵小平，游斐.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理论、问题与政策选择[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5-12.
社会经济政策范文3
一、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消除发展瓶颈制约
按照经济增长理论,在自然资源给定和劳动要素充裕的条件下 ,资本存量的多寡是促进或限制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一个经济区的发展,核心是招商引资的规模和质量。对于投资商来说,是否对某一地区投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看当地基础设施建设是否良好,只有在基础设施完善及其他生产经营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才能引来投资。特别是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供电设施系统,更是现代经济发展和发展外向型经济、吸引外商投资的必要条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投资环境的改善比优惠政策还重要。在过去三十年中,中东部地区之所以在全国发展格局中走在前列,这与中东部地区完善的基础设施,吸引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有直接关系。就甘肃的基础设施建设来说,主要包括交通运输、水利基础设施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三方面内容:一是交通运输建设。这包括铁路、公路、航空、管道运输等。甘肃是西北五省区交通运输的中枢,古丝绸之路的咽喉,也是第二亚欧大陆桥的重要通道,交通区位优势明显。截至2010年底,全省公路通车里程11.9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2046公里。铁路营业里程2880公里,基本形成了以陇海、兰新、包兰、兰青、宝成等7条国家干线铁路和专用线为支线的铁路网。全省现有民航机场7个,航线近五十条。以兰州中川机场为中心,东西部机场群为两翼,连接全国三十多个大中城市的机场网络逐步形成。二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包括城市交通,供水、排水、供电、供气、互联网建设、绿化、污水处理等。三是水利设施建设。甘肃是我国最干旱缺水的省份之一,水利设施在甘肃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甘肃省水利建设投资有所增长,但一直缺乏稳定的投入机制,水利基础设施仍然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综上,尽管甘肃的基础设施建设在过去十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与中央对甘肃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要求来讲,基础设施仍然是制约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今后在财税政策方面可以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一)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资金来源机制
根据项目性质可分为纯公共产品性质和经营性两大类,纯公共产品性质是指没有收费机制的项目,如城市排水工程、城市道路、城市绿化等,这类项目建设目的是为了取得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市场调节对其难以发挥作用。经营性项目包括两类,一类是指有收费机制或稳定的现金流入的纯经营性项目(属于私人产品性质),如收费公路、桥梁等,这类项目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实施;另一类是指虽有收费机制和资金流入,但其收益还不足以收回全部投资成本的项目(属于准公共产品性质),包括城市供水、供气、公共交通、污水与垃圾处理等,这类项目可以通过政府适当补贴、贴息或政策优惠来解决。
1.改革现行城市建设维护税并适当提高税率。城市建设维护税,是指国家对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就其缴纳的这“三税”的税额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税。在我国城市维护建设税和公用事业附加是唯一固定的城建资金来源。据有关数据,城建税在基础设施投资中的比重已从2000年的l5%下降到2010年的10%,仅靠城建税收入的增长,远不能适应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的需要。《城建税暂行条例》已明确了城建税是一个具有专款专用性质的地方税,税收收入越多,城市建设资金就越充裕,城市建设发展就越快。鉴于此,建议国家应改变城市维护建设税依附于商品税的状况,赋予其正式的税收地位,直接以纳税人的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为计税依据,保证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足够的资金来源。其次,应在城建税改革中适当提高其税率,使城市维护建设有一个比较稳定可靠的资金来源。
2.规范城市基础设施相关收费体系。主要是按照有偿使用和服务收费的原则,规范基础设施的收费管理,同时要重点扩大资源性收费范围。
3.完善公共产品定价机制。由于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具有特殊性,总的来说,都属于公共定价范畴。公共定价,即确定公共产品(包括服务)的价格和收费标准,是政府和财政的一项重要职责,以保证公共产品的提供并实施对其管理。受城市指令性价格形成机制和城市居民较低收入水平的约束,我国城市基础设施行业,特别是城市公用事业一直由政府财政补贴维持运营。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着力发挥财政的价格管理职能,合理确定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价格,建立规范的价格调整机制和有偿使用制度,以保证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的正常运转。
(二)发挥财政融资的杠杆作用,创新基础设施融资新机制
一方面国家要加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另一方面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广开资金来源的渠道,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等多种形式广泛筹集社会闲散资金。例如甘肃公路航空旅游集团近期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成功注册发行了80亿元中期票据和20亿元短期融资券;获得银行贷款50亿元,实现融资总额150亿元,这些投融资创新举措必将有力地促进甘肃基础设施的跨域式发展,值得在全省今后的基础设施投融资工作中借鉴。同时,要加强现有基础设施的更新改造和维护管理,充分发挥现有基础设施的作用。中央预算内投资以及其他中央专项资金要加大对甘肃的投入力度。统筹考虑甘肃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中央投资补助,将部分符合条件的公益性项目国债转贷资金逐步转为拨款。
二、大力推进农业特色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甘肃自然条件比较严酷,发展农业的制约因素比较多,但光热资源丰富,发展特色农业比较优势明显。例如马铃薯、中药材、制种业、苹果、酿酒原料、蔬菜等产业,无论是产品面积还是产量在全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近年来农业特色产业得到较快发展,但与周边兄弟省市相比,差距还很大。甘肃省独特的自然环境,在加快发展风能、太阳能,生物制药等新兴产业具有特殊的优势。甘肃要想在未来的经济社会转型跨越中取得超常规发展,理应把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财税政策方面可以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一)加大财政对农业特色产业的支持力度
大幅度增加投入,确保财政农业投入的稳定增长;在财政投入规模加大的基础上,要优化财政支农资金的投入结构,就甘肃省来说,财政投入重点应该是马铃薯、中药材、林果等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加快特色农产品产业化经营步伐,做大做强龙头企业。
对战略性新型产业来讲,应加大对新能源、生物医药产业的前沿技术研究的投入,加大对农业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等的投入力度,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另外,引导金融支持自主创新,政府利用基金、贴息、担保等方式,引导各类商业金融机构支持自主创新与产业化,发挥财政资金在激励企业创新中的杠杆作用。
(二)运用税收政策和制度支持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
在加快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过程中,建议国家对从事国家鼓励发展的农产品加工项目,在现行规定范围内免征进口关税。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农户与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产地农产品初加工的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给予扶持。同时,鼓励农业企业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新工艺研发,完善自主创新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甘肃省可以在自身财力充足,中央财税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制定以下财政扶持奖补政策措施,一是对固定资产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新创办农产品加工企业,自其在工商部门首次注册登记之日起两年内免收省级行政事业性收费;二是对当年新确认为市级、省级、国家级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在享受上级补助基础上,由省财政分别给予10万元、50万元、100万元奖励;三是对年产值500万元以上并列入规模企业统计的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等三年内新增缴纳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中省财政实得部分全额返还给企业;在贷款担保、商标认定、产品评奖等方面也给予一系列扶持,通过政策扶持积极引导,使马铃薯、中药材等特色优势产业向规模企业集群,成为具有辐射力和带动力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三)充分利用财税机制,发展新兴产业
1.运用财税政策调节要素供给。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首先是需要运用政府力量消除其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要素制约,通过保障充足的要素供给为其创造有利的发展条件。甘肃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起步晚、规模小、底子薄,需要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引导资源的配置结构与方向。在财税政策运用中,应合理选择所得税与财政投资政策,调节要素投入相对价格,降低其要素投入成本,分担产业创业风险,优化要素供给。
一是运用财税政策保障人力资本供给。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一大批的高素质专业人才。建议设立教育专项资金,加大对战略性新兴学科专业建设的投入力度,针对拔尖人才制定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激发人才创新的积极性与活力,形成人才辈出的良好环境。
二是运用财税政策分担科技创新风险。在财税政策运用上,应针对科技创新的不同环节,运用不同的税收工具,有区别地分类制定比现行税制更为优惠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针对重大关键技术研发,应主要通过财政补贴、以奖方式给予重点支持;在成果应用与转化阶段,应针对成果转让收入进行所得税额减免和税率优惠,着力支持重大产业创新发展工程、重大创新成果产业化。
三是运用财税政策降低资源投入成本。可通过财政贴息、发行专项债券等方式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融资支持,降低资金成本,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也可通过加速折旧、投资抵免等所得税优惠方式,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提供政策扶持,减轻产业税收负担,降低生产运营成本。
2.运用财税政策调节市场需求。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产业关联度高、现期需求低和未来需求高的特征,除了需要政府从供给角度运用财税政策给予有力推动外,还需要政府从需求角度运用财税政策给予有力拉动。从需求方面看,应通过货物与劳务税和政府采购政策改变产品的相对价格,为战略新兴产业造就市场需求优势。一是通过国内货物与劳务税政策直接和间接调节产品相对价格。 二是建立拉动甘肃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政府采购政策。
三、坚持扶贫开发与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
社会经济政策范文4
关键词：新增人口；老龄化；相关产业；社会经济
本文受高校自主基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150301）；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资助（项目编号：G201512026005）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后对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收录日期：2016年5月24日
《辽宁省2013年度卫生计生与人群健康状况报告》显示，2013年辽宁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5，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更是高达19.1%。其中，沈阳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1，大连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2，虽然均高于全省平均值但老龄化现象相比全省更加严重。就此增长率数据结合通过进行生育意愿问卷的抽样调查结果分析，在实施“全面二胎”政策后，短期内效果不明显，但就长期而言，新增人口将不断增多，因此预测辽宁省未来十年人口将有一定程度的增长。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布实施“单独二胎”政策以来，生育率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考虑到二胎的养育成本和当下的物价消费水平，很多符合条件的适育人群没有享受到“单独二胎”政策的福利，因此新增人口数虽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并没有很大的人口突破。五中全会决定放开“全面二胎”政策，即：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这一政策的宣布，立刻在国内引起很大的反响，很多人纷纷表示政策实施后，有意愿生育二胎。对此，我们可预期的结果是“婴儿潮”的出现更加刺激辽宁省相关产业的发展。
一、“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教育产业的影响
《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首次提出了“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教育对一个民族的振兴与繁荣起着巨大的作用。“全面二胎”政策实施以来，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为我们的教育带来了强大的后备力量和后备军，将直接影响基本战略的实施。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活观念的转变，孩子的教育也成为了家庭一个重要的计划。
（一）新增人口增多，直接刺激幼儿园和各种幼儿培训、托管的猛增。而家长也愿意将时间与精力投资在这里，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受到优质的照顾，在良好的教育环境中长大。由于近年来就业压力的影响或个人不同的生活态度，很多母亲选择不做家庭主妇，早早地把孩子送到托管或幼儿园中，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里。虽然家长可以选择让爷爷奶奶带孩子，但考虑到老人的身体状况及孩子的学前教育问题，更多的父母会选择托管和幼儿园，让专业的人员护理孩子。所以，从直接的影响来看，私立、公立的幼儿园、托管将会大幅度增加，以满足“全面二胎”政策带来人口增加的趋势。
（二）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政策，随着“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预计未来小学、初中的受教育人数会普遍增加。那么，学校就会面临着校区扩建、师资力量补充等各种问题。目前，在辽宁省乃至全国教育设施系统和政策不完善的前提下，政府及教育部门将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大规模人口增长进行预测、部署以及资源整合和调整，优化教育结构。
（三）人们经济水平的日益提高以及父母对孩子教育问题的重视。为了增强孩子未来在社会上的竞争力，许多父母都为孩子报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特长班，期望孩子在学习之余能发展几门特长，为孩子将来更好地择校和就业加上一把保险锁。对于孩子本身而言，发展几门特长既有利于他们综合竞争力的提高，也能培养起他们健全而又丰富的知识结构，同时对其社交面也有很大的益处。因此，各种特长班会随着婴儿潮的出现迅猛发展并不断地完善成为一种新的朝阳产业。
教育贯穿于我们的一生，随着政策的实施，未来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也将不断增加，所以高校的软硬件设施设备也将进入一个快速更新与进步的时代。除了教育的直接对象――学生增长之外，还有各个与教育有关的群体及个人也会产生量的变化。教师是教育的承担者与载体，政策实施的直接影响就是需要更多的优秀教师资源进行教学，那么某种意义上也就可能解决了新一代“90”后、“00”后的工作问题。同时，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培训班也会不断地发展起来，这样也带动了辽宁省相关教育产业的进步与发展。
二、“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家政服务业的影响
家政服务业是指将部分家庭事务社会化、职业化、市场化，由社会专业机构、非盈利组织、家政服务公司等专业人员来帮助家庭与社会互动，构建家庭规范，提高家庭生活质量。家政服务涉及20多个门类，200多个服务项目，适应市场需求的多样性特点，家政服务也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传统的搬家、保姆等项目不断细分，月嫂、陪护、保洁、保健等服务不断成为家政服务的主要内容。
（一）月嫂的功能将会越来越显著。月嫂是与“全面二胎”政策实施相关的一个服务群体，是母婴护理师的俗称，主要是专业护理产妇与婴幼儿，服务的内容以月子护理为主，新生儿的护理占80%，产妇的护理占20%。在“全面二胎”政策影响之下，婴儿的增多也会导致对月嫂的需求增加，那么月嫂市场就将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月嫂培训势必会迅速发展，而且会由中年父女向年轻女孩或者更广泛的女性范围扩张或延伸。同时，根据我们的观察以及走访，发现大连本地在近几年里出现和发展了多家的月子中心和会所，其中根据服务项目和级别的不同，价格也有所不同。月子中心这个朝阳产业，在“全面二胎”政策的推动下势必也将会蓬勃发展。不论是月嫂还是月子中心，这两者都是政策的受益者，这是一个在新时代里可以不看学历而看能力和经验的工作项目，这样的工作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女性因低学历而找不到工作的现象，尤其是下岗工人或者是农村妇女。除此之外，还可以增加人口就业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二）除了月嫂之外，另一个与家政服务密切相关的是保姆行业。保姆与月嫂不同，它的服务周期和服务范围都比月嫂较为广泛。所谓月嫂，就是指其工作周期在新生儿诞生的前几个月内，照顾新生儿母亲并帮助她护理新生儿成长初期遇到的各种问题，服务的主要对象是新生儿。当孩子逐渐长大，不再需要月嫂的专业陪护，而父母又忙于工作，无暇照顾孩子和管理家务时，就会对保姆产生很大的需求。保姆是专门根据要求为所服务的家庭操持家务，照顾儿童、老人、病人，管理家庭琐碎事务的人员。她们负责家庭所有成员的健康和膳食营养管理、家庭人员日常生活流程的安排、家庭成员与亲朋好友、社会关系的处理等问题。保姆的存在让孩子的父母将更多的时间放在工作中，减少了处理日常琐事浪费的时间。在全面二胎政策的推动下，保姆行业有着很光明的前景。除此之外，婴儿潮的出现也会在其他相关产业产生很大的影响，如保洁、保健、陪护等，将会大力推动辽宁省经济的发展。
三、“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婴幼儿市场的影响
首先，乳制品、奶粉等婴幼儿食品、孕妇保健养生品行业的发展。“全面二胎”政策实施后，新生儿人口的增加对辽宁省母婴市场的需求大大增加。二胎政策的落地，婴幼儿奶粉行业将首先受益。若考虑奶粉喂养比例的提高和奶粉价格的自然增长，未来几年行业整体收入增长可能超过20%。随着人们对孩子的营养补充意识的提高，对优质奶制品和对孕妇的保健品的需求也越来越高，奶粉在这类市场的占有率较高，因此“全面二胎”政策将显著增加国产奶粉的销量并促使辽宁省乳制品、婴幼儿保健品朝着优质、高效、健康的理念发展。
其次，婴幼儿生活用品、婴幼儿及孕妇的服装产业的发展，儿童相关行业及产品，如尿布、婴儿推车、儿童服装等会明显受益。“全面二胎”政策逐步放开带来的政策红利，已经促动了国内外众多的服装品牌纷纷加速在童装市场里的布局。父母都想给孩子最好的用品、最好的服务、最科学、最安全的产品，随着新一代年轻父母消费观念的转变，婴儿纸尿裤在国内的消费需求呈现明显走强的趋势，这让婴儿纸尿裤行业成为一个极具潜力的庞大市场。由此可推之，育儿生活用品产业将不断发展。
最后，益智类儿童玩具、动漫产业的发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进步，各种各样的新式玩具争相迸发，儿童益智类玩具也发展得风声水起，例如家教机、智能游戏机、智能汽车、各种动漫人物以及各式各样的智能玩具。智能产品的出现引起了孩子的兴趣，并且巧妙地抓住了孩子的喜好，充分调动孩子的动手和动脑能力，助力开发孩子的脑力世界和精神世界。随着家长生活观念的转变及消费水平的提高，发展益智类玩具和动漫产业的需求就日益凸显，对辽宁省的服务业创新起着推动作用。
四、“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养老产业的影响
辽宁省是全国最早进入老年型人口社会的省份之一，人口老龄化问题成为影响辽宁省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虽然“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放缓了老龄化进程，但短时间内来看，“全面二胎”政策不能有效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辽宁省养老问题还十分严峻，养老服务体系面临着极大的挑战，但同时也给辽宁省养老产业发展带来了机遇。
（一）养老服务体系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就目前来看，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是我国目前三种基本的养老模式。在这三种模式构成的体系中，家庭养老作为传统的养老模式，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养老院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的发展则严重滞后。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80、90”一代绝大多数为独生子女，很多人都面临着要赡养四位老人的重任，在这种家庭结构下，“养不起父母”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辽宁省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及高龄老人的日益增多，急需突破原有的家庭养老方式，建立多种适合省内发展的养老模式，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通过对辽宁省内一些养老机构走访调查，结合辽宁省一些养老机构的资料，分析出目前养老存在以下问题：（1）养老服务设施严重不足。在已有的养老机构中，社会化养老设施不足、基础薄弱；（2）专业护理人员极其短缺。辽宁省养老机构不仅数量少、容量不足、设施简陋，而且普遍缺乏护理人员，且专业技术服务水平低，专业护理人员极其欠缺；（3）民办养老机构发展滞后。我国养老机构主要分公立和民办两种。其中，公立养老机构属于社会福利性质，入住率接近100%，全社会普遍存在一床难求的现象。而民办养老机构则由于投资回报率低，民间资本进入的意愿和热情不高，现有数量只占全国养老服务机构总数的10%。相比公立机构，由于收费较高，民办养老机构的入住率较低，床位使用率仅58%。
（二）养老产业依然存在发展机遇。根据以上养老问题的现状分析，“全面二胎”的实施对辽宁省的养老产业会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有需求更带动养老产业的发展，为辽宁省养老产业带来发展机遇。伴随传统养老模式的削弱，辽宁省的社区养老、助老将在未来发挥重要的作用。社区养老、助老服务提供的医疗护理、休闲娱乐等，可以替代家庭的一部分功能，补偿某些家庭缺失。高龄老年人可以通过社区服务得到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交流情绪和感受，消融家庭和社会生活中苦闷与烦恼，得到精神慰藉与寄托，形成健康、和谐的心理状态，排除高龄老年人常有的孤独和失落感。因此，也催生出辽宁省养老产业的衍生服务业，如老人陪聊服务、老人心理咨询、老人健康理疗等等。针对高龄老年人的特殊身体状况，政府也应建立高龄老年人的医疗保障体系，比如每年对高龄老年人进行身体检查，对高龄老年人的医疗收费进行优惠，特殊情况应免费治疗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完善辽宁省养老保障体系。
五、“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医疗产业的影响
随着“单独二胎”政策的不断推进，加之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全面二胎”政策的冲击，人们的生育意愿逐步提高，将会在未来几年内产生强大的婴儿潮，这必将带动一系列婴儿产业的发展，与婴儿产业密切相关的就是妇产科事业与医疗器械事业。
妇产科事业和医疗器械事业向着更高水平的方向不断创新发展。中国父母爱子心切，在传统思想的认知下，他们会不惜一切给孩子创造最好的环境。医院是新生儿降临后第一接触的地方，婴儿潮的出现不仅会对妇产科医院产生大量的需求，而且对相关领域技术水平和医疗器械的要求逐步提高。需求的增长也意味着竞争更加激烈，尤其是在人们追求更高品质生活的时代里，强大的竞争压力必将会带领妇产科事业和医疗器械事业向着更高水平的方向不断创新发展，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像当下热门的“互联网+医疗”（即互联网在医疗行业的新应用，其包括了以互联网为载体和技术手段的健康教育、医疗信息查询、电子健康档案、疾病风险评估、在线疾病咨询、电子处方、远程会诊、远程治疗和康复等多种形式的健康管家服务）为更多的适孕人群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于是“互联网+医疗”的创新创业项目应运而生，大连市的许多医院也不断推出“掌上医院”等一些电子医疗的项目，提供更好、更快捷、更便利的医疗服务，解决看病排队耗时长、老人的保健护理等问题，同时为孕期妇女打造了更科学的孕期方案以及婴幼儿的生产方案，这也为辽宁省医疗器械、妇产医疗保健、儿童孕妇医药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在政府强有力的监控下，积极发展医疗产业将是辽宁省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就目前医疗市场现状而言，儿童医疗市场供需明显不足，因为二胎政策全面放开后，随着人们生育意愿的逐步提高，产妇数量也会不断增多。新生儿出生后，各种各样的问题应运而生，如接种育苗、预防流感等等，这些问题使得人们对儿童医疗相关行业的需求大大增加。
全面二胎政策实施过程中，满足全面二胎政策而不满足单独二胎政策的人群，从年龄结构上比较偏向30～35岁以上，较短期看高危产妇会增多，会增大医务人员的压力和风险，对技术精湛、有较高的从医素养的知识应用型人才的渴求度提高，也对辽宁省的医疗发展水平和医疗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六、“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保险行业的影响
保险行业一直是与人们密切相关的行业，随着辽宁省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推进，保持对保险行业的较高需求。“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新生儿增多，人口随之增加，同时受经济发展的影响，辽宁省的社会保险行业会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社会保险将会出现进步与发展。社会保险是一种为丧失劳动能力、暂时失去劳动岗位或因健康原因造成损失的人口提供收入或补偿的一种社会和经济制度。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可以从基金获得固定的收入或损失的补偿，社会保险的主要项目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随着辽宁省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养老保险长期内呈现上升趋势。在“全面二胎”政策下，新生儿会增多，父母为了让适龄儿童在上学期间能得到更好的保障，将会购买更多关于教育方面的社会保险。此外，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健康意识增加，会通过购买各样的社会保险来保障自己的健康，例如医疗、工伤、失业等一系列的保险来保障自己的权益。同样，新生儿的增多生育险也会出现上升的趋势。
需求的增多会带来保险行业的发展与进步，不论长期还是短期来看，“全面二胎”政策将会推动辽宁省保险业的发展，这也要求辽宁省保险行业推陈出新，在获得广阔客源的同时更加有效地保障居民的权益。
七、“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房地产行业的影响
（一）从短期需求来看，“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程度不会太大。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资金问题。对于普通的家庭而言，有可能生二胎的夫妻工作刚刚稳定，他们的经济基础只能满足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各种费用，而不具备为了再生一个孩子换房以及抚养教育的经济实力。因此，为了节约支出，维持正常的生活状态，短期内家庭不会产生换房或购房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中国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30年来，已积累了1.4亿户独生子女，因为独生子女政策，很多34岁或34岁以下的中国夫妇是双方共四位父母的唯一继承人。四位父母去世后，他们至少会多出两套房子（鉴于当前的投资趋势，很可能还要多更多），也就是说基本上我们的下一代是无需为住房担忧的。但是，也存在更换户型，或者为了孩子的成长而刻意购买学区房的可能。
（二）从长期需求来看，未来房地产需求表现不会太明显，整体需求会呈上升的趋势。二胎政策的全面开放增加了新生儿的出生数量，每年将近有百万的新增人口，虽然短期内由于家庭经济等方面原因房地产需求不会产生太大的波动，但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他们需要有更大的空间进行日常的生活活动，那么孩子的居住环境就催生了由目前2居的住房向3居、甚至4居的住房置换的需求。此外，新生儿的出生对学区房、交通环境、地理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为孩子的教育成长考虑，会刺激家长对房屋购买或者置换的考虑，另外家庭对于户型的要求也将更贴合家庭人口数目现状，对室内设计、房屋建造、房屋设计等行业的需求越来越高。由此看来，辽宁省的房地产行业在未来几年会呈现折线波动趋势。
八、“全面二胎”政策对辽宁省环境的影响
人口增长带来的一系列资源环境问题，将推动经济的转型与变化。人口增长不仅造成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生态平衡，而且人口的增长也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环境恶化，不利于环境保护。主要体现在：人口增长刺激对土地住房、资源、生活必需品等的需求，加大对资源的开发，造成森林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矿产资源开采量加剧，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根据2010年数据显示，辽宁省森林覆盖率达37%，植被覆盖率中等偏低，人口数量的增多会导致对土地的需求增大，加快对植被的砍伐，破坏植被，造成水土流失，空气质量下降。这一局面也促使辽宁省经济实现转型，向高新技术、低碳环保型、环境友好型经济转变，逐步向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由环境友好型技术、环境友好型产品、环境友好型企业、环境友好型产业、环境友好型学校、环境友好型社区等组成。主要包括：有利于环境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无污染或低污染的技术、工艺和产品；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无不利影响的各种开发建设活动；符合生态条件的生产力布局；少污染与低损耗的产业结构；持续发展的绿色产业。如类似辽宁阜新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相关产业会蓬勃发展，形成以农产品（食）品加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三产服务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由人口增加带来环境影响促进相关环保企业的发展，将逐步促进辽宁省企业经济转型。
综上所述，由于生育周期、成长周期客观存在的时间因素，“全面二胎”政策实施短期内对辽宁省经济发展并没有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就长期而言， “全面二胎”政策带来的新生儿数量增多，人们为满足第二个孩子的生长所需，会在生存生活条件上的消费大幅度增加，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进而辽宁省消费结构在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上较十年前会有明显的增长，也带动养老、教育、儿童用品、家政服务、医疗、保险、房地产行业等相关产业发展。此外，人口的增多加剧了辽宁省环境的压力，也促进辽宁省产业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因此，“全面二胎”政策进一步为辽宁省经济结构调整、创新推动服务业发展、补充人力资源后备力量、缓解辽宁省人口老龄化起到了一定作用，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促进了辽宁省经济社会蓬勃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邬沧萍.社会老年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54.
[2]邬沧萍，杜鹏.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中国老年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3.
[3]王琳.中国老年人口高龄化趋势及原因的国际比较分析[J].人口与经济，2004.1.9.
社会经济政策范文5
中美两国储蓄政策存有较大差异。中美两国国民净储蓄率差异主要体现在居民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上。政府储蓄率的差异主要体现了两国政府的理念不同。中国政府一直把促进经济建设作为己任，财政政策重投资、轻消费，导致政府储蓄率比较高；美国政府收入中用于投资的份额一直很少，加上美国长期奉行赤字政策，巨大政府开支造成美国的政府储蓄率经常在零以下。居民储蓄率在国民储蓄率中占有中心地位，这主要是因为：短期内居民储蓄能够显著缓解经济波动对居民造成的影响；长期的居民储蓄是对社会保险的有利补充；居民储蓄还是投资资金的主要来源。
总的来说，受到中美两国当前国情的影响，诸如经济发展情况、金融现状、社保制度、人口结构、文化观念以及宏观政策等，使其居民储蓄率受到了较大的影响。中国的区域和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影响了国民的消费水平。相反，在美国城市与乡村地区居民收入不存在显著差异性，而且不同的行业、部门虽然有着一定的收入差距，但是这种差距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中国只是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美国率先进入了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信息经济时代或知识经济时代。美国个人消费支出占其GDP的比例达到了60%以上以上，消费需求对美国GDP的贡献率达道了80%以上。
由于我国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体系也不够健全，使得我国民众更加倾向于进行家庭预防性储蓄。中国崇尚节俭的儒家文化影响着人们的消费习惯，人们不愿意“负债”消费或超前消费。美国人则习惯于信用消费。就目前情况来看，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降低利率是促进投资的主要举措之一。相反，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赖于消费，同时得益于美国这个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使得全球更多的资金朝向美国流动，进一步促进美国的发展。除此之外，美国政府大量借入外债，长期的财政赤字使得美国民众的储蓄行为受到了较大的抑制。
中美两国储蓄率差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利弊影响。受到美国政府财政赤字以及民众储蓄不足的影响，造成了经营项目的长期赤字。同时，由于美国政府财政部门降低了外汇储备粮，使得经常项目赤字与资本金融账户之间存在顺差。而我国民众储蓄率居高不下，但是投资率却相对较少，另外我国政府在竭力避免财政赤字的情况，使得我国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高额盈余的状况。由于近年来我国FDI呈现持续增长态势，同时受到固定汇率的影响使得我国外汇储备量逐年增加，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居高不下的居民储蓄率。但是储蓄投资缺口呈现明显的结构性，使得我国市场缺陷因素无法在短时间消除，另外我国巨大的储蓄资金无法及时的转变为投资，这就导致了我国资金供给量不足与储蓄投资缺口的出现。
目前我国储蓄制度采用的是浮动汇率与强制结售汇，因此金融项目与经常项目顺差的情况极为普遍，使得我国中央银行必须使用足够的货币购买居民与企业手中储备的外汇资金。这种情况无疑加大了人民币的投放量，进而加大通货膨胀的风险。外汇储备并非越多越好，过多外汇储备不断积累各种难以预料的风险和带来实体经济资源的不断流失。由于流动资金过剩的影响，使我国货币供应量不断上升，极易出现资产泡沫化的情况。另外，如果美国货币出现贬值的情况，我国外汇储备必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缩水，使我国蒙受不必要的财政损失。另外，如果需要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央行需要发行大量高成本票据，随之而来形成的冲销方式显然是无法为继下去。
社会经济政策范文6
关键词：低碳经济；财税政策；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723（2012）11-0011-02
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理念，低碳经济得到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力倡导，并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然而，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社会问题。自古以来，财税政策作为国家重要的一种经济杠杆，公平得当可使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反之则是破落衰败、民不聊生。可见，财税政策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低碳经济的含义及特征
（一）低碳经济的含义
“低碳经济”这个术语第一次出现在官方文件，是在2003年英国首相布莱尔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然而，尽管英国提出了“低碳经济”，却没给出其明确的界定。目前，国际上还未对低碳经济的概念达成共识。中国学术界也对低碳经济的含义展开了激烈讨论，分别从国际公平原则、人际公平原则、成本效益原则等方面作出
界定。
本文认为，低碳经济作为一种与高碳经济相对应的经济模式，是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制度改革和技术创新等多种手段，在不妨碍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实现低耗能、低排放、低污染为基本目标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这将推动人类社会由工业文明像生态文明转变。
（二）低碳经济的特征
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以其他经济形态相比，低碳经济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创新性。虽然近年来提出的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相比以前用GDP大小来衡量经济发展的传统工业时代进步不少，但并没有具体的衡量标准，也就没有实质上的改变。而低碳经济强调用碳的排放量来衡量经济发展程度，通过对碳排放进行量的统计来促进技术创新，从而实现低碳化，势必会推动社会各行各业的技术创新和研发。
2.先进性。发展低碳经济要求高的碳生产率、低的碳排放量，这与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明显不同。低碳经济强调在减排的同时，不能以牺牲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为代价。另外，每单位排出来的碳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要求更高，这具有显著的先进性。
3.差异性。这主要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同。在当今的能源、气候环境下，发展低碳经济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相适应。如果低碳经济得以顺利发展，气候环境得到改善，新能源的开发、需求得到解决，人类社会势必会产生更高的发展要求和目标，低碳经济的核心内容将不再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在空间上，由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他们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发展中国家还处于消除贫困为首的发展阶段，因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碳经济的目标也有所不同。
二、促进发展低碳经济的财税政策
（一）增加财政支持力度
由于我国起点较低，应该加大政府预算支出。为了保证发展低碳经济的资金稳定性，国家还应把发展低碳经济的资金作为日常性支出，增设低碳预算支出项目。还应设立低碳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稳定的低碳经济发展。
（二）完善低碳经济税收政策
适时开征碳税或环境税，促进改善生态环境，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通过对大量消耗资源的低值易耗品和在消费或生产过程中的高碳产品征收重复消费税，对无污染的清洁产品、绿色产品适当减税，引导消费。
（三）扩大政府绿色采购
政府购买产品的品种和数量，既能直接调节国民经济，又能起到引导和激励作用。政府应该建立合理的低碳产品采购标准，逐年提高符合认证标准的低碳产品的品种和数量，并增加强制购买比例，确保绿色采购制度的落实。
（四）发展绿色信贷
低碳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技术和政策上的支持，更需要充足、稳定、持久的资金保证。在企业缺乏资金开展污染治理和新技术、新能源的开发时，建议在地方财政的支持下，通过银行降低利息率、延长信贷期等方式解决企业发展低碳经济中所遇到的信贷资金问题。
（五）建立财税激励的适时退出机制
根据以往经验，针对在财税政策扶持下逐渐发展稳定和成熟的能源产业和新技术等，应该建立财税政策的适时退出机制，避免公共资源的浪费。对于发展低碳经济的财税激励政策也应适时放松或转变。
三、低碳经济发展中财税政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影响与作用
（一）改善生态环境
长期以来我国把经济增长，特别是GDP的提高作为考核政府干部经济成果的唯一衡量标准，这种做法忽视了生态环境的自然发展规律，导致资源严重受损、能源供给紧张，直接约束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发展低碳经济，财税政策也将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转变为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开征新税种、对现有税制的改革以及加强发展低碳经济的财政支出力度，可以大量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推动社会各行各业开发新技术减少资源浪费，防止生态环境遭受破坏，从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发展。
（二）调整收入分配
发展低碳经济，需要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完善税收政策，合理规划财政预算及支出比例。这对日益扩大的社会贫富差距问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财政支出的金额和项目体现着国家的政策导向，如果政府将大部分的财政资金用在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中部地区崛起、西部地区开发，加大对环境保护、能源安全、生态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势必可以拉动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另外，还要改革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的征收，要改变其税目征收与家庭消费脱钩的情况，应对消费金额大且多消费于高碳产品或大量耗费资源的商品的个人进行重复征税。
（三）促进和谐就业
与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相比，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一般具有低碳排放量、高附加值的特点。我国为了顺利从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势必会逐渐改变以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积极推动为居民提供各项社会服务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这样不但可以优化产业结构，减少碳排放量，还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吸纳城乡就业人口，从而实现低碳经济和就业发展的双重目标。同时，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发展风能、核能、太阳能等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将创造就业机会。
（四）优化税收体系
开征环境保护税、惩罚性税、奖励性税和环境复原税等绿色税种可以起到保护和治理环境的作用，从而导致生态环境明显好转。这样，对绿色税种的创新加上现有的课税税目构成了完整的税收体系。除此之外，税收优惠是政府支持科学研究、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一项宏观调控措施。免、减、退等税收优惠政策对开展低碳生产的企业来说可能远大于政府的直接投资，这也是政府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最常用手段。因此，构建和谐社会，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应该相应调整财税政策，从而为发展低碳经济提供制度和政策平台。
四、结语
综上所诉，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财税政策对改善生态环境、调整收入分配、解决和谐就业、优化税收体系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和作用。我国应该不断完善现有的财税政策，以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1] 乔彩霞.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财税政策建议[J].财会研究，20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