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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政策范文1
关键词：货币政策工具；宏观调控
一、引言
货币政策作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工具，日益受到各国经济决策部门的重视。在拥有成熟市场经济条件的国家中，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更为明显和突出。在此次金融危机发生以前的近二十年内，世界主要经济体呈现出经济稳步增长、通货膨胀保持较低水平的特点，这一期间被称作“大平稳”（Great Moderation）时代，对此研究者普遍认为，较为正确和成熟的货币政策是实现“大平稳”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对全球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加深，对此，各国纷纷开展了各种版本的救市计划，努力使经济尽快走出衰退的泥潭。这其中货币政策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在应对全球经济危机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我国，随着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的合理运用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其中，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我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中大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时期，经济体系的运行和市场经济体系成熟发达的西方国家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也决定了我国在货币政策调控运用中需要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和特点，综合关注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目标中存在的多重性和调控机制的复杂性。从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防止经济出现大的起落一直是我国经济工作中的首要任务。这实际上也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提出了具体要求。在这一目标下，如何合理制定货币政策，综合利用利率调控、信贷规模管理等多种货币政策调控工具有效地实现调控目标成为货币政策制定部门需要关注的问题。
回顾近二十年来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历史实践，在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全国在之后的几年内出现了经济过热的局面，通货膨胀形势严峻，在这一时期我国相应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在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下，我国经济过热的局面得到了有效缓解。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出口部门受到了较大冲击，国民经济增长受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对此，我国在1998年之后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向为稳健，这些政策的实施对于防范通货紧缩趋势的出现起到积极的作用。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国外需求对我国经济增长巨大的推动作用随后几年开始逐渐显现，在以投资为主的国内需求和外部需求的双重作用下，我国从2003年开始经济又重新出现了偏热的趋势，货币政策对此又重新进行了微调予以应对，但总的来说，在次贷危机全面影响我国之前的近十年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呈现出平稳发展的特点，货币政策调控变化幅度不大，总体保持稳健的态势。然而，随着次贷危机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陷入了衰退，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在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和压力下，我国货币政策近几年的调控出现了明显转变：首先在2008年底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实行了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实行了大规模信贷扩张，扭转了当时宏观经济下滑的不利局面，然而随后国内以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过快上涨以及通货膨胀上行压力的出现，我国货币政策开始转向稳健，试图在通货膨胀治理、管理预期和稳定经济增长之间寻求合理有效政策空间。总的来看，近二十年我国货币政策是在不断学习和吸取相关货币政策理论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时间经验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和国民经济形势变化，合理选择搭配货币政策工具进行相应调控，其历史实践表明，我国货币政策在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运行起到了积极的正向推动作用。
就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中所使用的政策工具来看，可以大致分为数量型和价格型工具两种。其中，我国数量型工具主要包括了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信贷规模的控制，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了利率调控和人民币汇率政策。目前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体系当中，以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最为频繁，效果最为明显，同时也兼顾了利率调控等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手段。其中，随着我国基础货币供给越来越多受到外汇占款的影响，国内流动性增加存在一定的被动性。在这一背景下，我国中央银行将商业银行体系内超额存款准备金作为主要的操作对象，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来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处在一个合理的水平和位置，从而实现货币信贷调控的目的。此外，中央银行还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对货币市场流动性进行调节。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方面，从我国利率政策来看，通过对存贷款等管制利率的调节来引导市场预期，进而影响市场利率走势。随着近年来我国利率市场化建设的逐步推进，以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利率为代表的利率市场化特征日益显著，微观主体对利率的敏感性逐渐加强，利率市场化的微观基础得到了一定改善。在这一背景下，人民银行利用利率这一重要的经济杠杆，进一步强化了利率政策调控工具的运用，利率调控方式和调控机制更为灵活，在国家宏观调控体系中正在发挥着积极作用。从汇率政策来看，我国于2005年7月实行了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到2012年6月，人民币兑美元已累计升值超过30%，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对于调节我国外部失衡、缓解外汇占款对国内基础货币投放压力、保持货币政策独立调整的空间具有重要意义。总的来看，随着我国经济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入、金融体系市场化程度的持续推进。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时必然会综合运用数量型和价格型等多种政策工具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控。因此，考察这些不同货币政策工具对我国宏观经济影响和作用的不同特征对于提高我国货币调控的科学性、前瞻性、有效性无疑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在分析和探讨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对宏观经济影响的研究中，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在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并逐渐为货币政策决策部门所接受，这一分析方法的一个显著优点在于能够避免以往经济模型中容易出现的卢卡斯批判和动态不一致，因此应用该方法可以提高模型在经济预测和政策评价的可靠性和可信度。国内外研究中，Smets和Wouters（2007）、Chari et al（2008）、Blanchard（2009）、李春吉、孟晓宏（2006），许伟、陈斌开（2009）等分别采用此类分析方法对宏观经济波动和经济政策效应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这为理解和掌握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政策效应提供了很好的帮助。鉴于该理论体系具有较为完善的理论基础和较好的实用价值，目前各国中央银行纷纷开发本国宏观经济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其在政策效应分析、经济预测等领域的应用日趋广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可以预见，未来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型在经济管理部门进行政策制定、政策效应分析和经济预测领域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事实上，随着能够反映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特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逐步开发和不断完善，该方法在我国经济政策效应的量化分析、经济发展运行中重要参数界定与测度、对我国经济未来运行态势的预测方面无疑将表现出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综上所述，本文将考察货币政策工具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分别讨论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政策效应。在具有微观基础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框架内，系统性、规范化地研究和分析货币政策不同调控工具对我国经济发展运行情况的影响和作用。
二、我国经济DSGE模型的构建及求解
本文旨在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理论，对我国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对我国经济运行情况的影响进行量化分析和探讨。本文建立了关于我国经济的多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该模型是基于新凯恩斯垄断竞争模型框架建立的，包括了多个经济部门：家庭、中间品生产者、零售商、政府等。目的在于考察我国金融宏观调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就金融调控政策而言，在这里主要集中分析货币政策调控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情况。我国的货币政策中主要包括了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两个大类，其中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是指侧重于直接调控货币供给量的工具；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是指侧重于间接调控的工具。
在具体分析中，以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来代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在我国的执行情况，以一年期贷款利率作为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在我国的执行情况。模型中所需要的其他经济数据包括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我国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所有数据均为季度数据，时间段为1998年第1季度到2010年第2季度。综上所述，本文将首先建立关于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包括了我国家庭、本地企业（中间品生产商、零售商），资本品生产者、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和政府相关经济决策部门等，模型基本框架的建立如下。
本文模型中引入了两种货币政策工具，模型求解和估计时，分为两个线性系统分别进行。两个系统均包含技术冲击、货币政策冲击和理性预期冲击，两个系统的唯一差异体现在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上。
三、模型参数估计、脉冲响应函数模拟
（一）模型参数的估计
1.部分参数的基本校准
2.部分参数的贝叶斯估计
以上是基于数量型和价格性货币政策工具给出的关于我国国民经济情况的模型估计结果。从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经济运行的特征参数，这些参数对于我们理解我国经济结构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帮助和参考借鉴意义。此外，观察两个模型对同一参数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两者均较为接近，说明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二）模型参数的脉冲曲线模拟分析
本文基于以上模型，考察了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情况。限于篇幅，本文所关注的我国经济的重点有两个方面：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我国地区的通货膨胀（我国消费者价格指数）情况。可以看到，当数量型货币政策（货币供给）扩张时，我国实际产出明显的上升趋势，通货膨胀也出现上升。1%正向货币供给波动会引起产出大约0.8%的波动，其政策效应显著的持续期大约可以达到将近10个季度左右；与此同时，货币供给增加还会引起通货膨胀的上升，1%正向货币供给波动可能会引起通货膨胀上升近2.5%，并可维持较长的政策效应期。同时，货币供给增加对消费者消费、企业投资都有着明显的正向推动作用。相对来看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可以发现，当价格型货币政策（利率）提高时，我国实际产出明显的下降趋势，通货膨胀显示出现下降而后上升。具体而言，1%正向利率冲击出现时，我国通货膨胀在短期内出现一定的下降，而后逐渐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这说明利率政策对于我国通货膨胀的抑制作用有限，然而利率上升可以使得产出出现明显下降，但其作用力度明显小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对产出的影响，1%的利率正向冲击仅仅可以引起产出不到0.5%的波动。在消费方面，利率提高的增加会相应减少居民消费，显示了价格型政策工具在消费调节中的产生负向作用，使得消费水平下降，更多的消费预算可能变为居民储蓄。同时，利率的上升对投资的抑制作用也较为明显。
总体来看，就调控效果而言，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无论在政策效应的力度还是持续期方面均优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此外，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通货膨胀的治理效应并不理想，可以看到，尽管在最初利率的提高使得通货膨胀出现明显下降，但在随后的时间内，通货膨胀逐步上升并依然维持在正向的态势。同样的情形出现在价格型工具对消费、投资的影响上，其作用力度也相对小于数量型政策工具。这说明，现阶段，在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体系当中，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相比于价格型工具能够发挥出更大的调控效力。
事实上，受限于我国经济结构特点和金融体系发展的相对滞后，我国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中存在着一定的不足。长期以来，我国国际收支保持双顺差的局面，外汇占款连续快速增长，基础货币被动投放，造成我国国内货币供应量不断扩张，因此尽管从我国当前经济金融发展特点来看，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的效果相对更为有效，但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导致了数量型货币政策调控工具存在着一定的被动性。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近年来，受到我国人民币汇率调整逐渐趋向均衡汇率、经济危机导致外部需求减弱和外汇占款增长放缓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上有了较大的调整空间，独立性和主动性有了一定的加强，然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依然面临着较大的困难。就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来看，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我国微观市场主体仍然缺乏足够的市场化意识，事实上这正是我国金融体系发展不完善的一种体现。我国金融资源的价格体系长期存在管制现象，金融市场又缺乏足够的投资渠道，这造成了微观主体在进行决策时往往对金融市场价格变化不敏感，存在预算软约束、非理性投资等问题。在这种条件下，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必然要打上折扣，影响其政策效力的发挥。
四、本文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本文的分析表明，从货币政策工具对我国经济的调控效果看，执行以货币供给总量调控为代表的数量型工具优于以存贷款利率为代表的价格型工具。事实上，我国经济近年来取得加快发展，其经济增长结构中投资拉动所占比重较大，这其中更多是以国有企业投资行为为主导。由于存在预算软约束等方面的原因，这类企业在融资、投资中对于资金成本（利率）并不敏感，对其影响最大的是贷款规模的大小。因此，当货币政策收紧，以信贷规模为代表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对这些经济主体的投资行为影响十分显著，相比之下，价格型工具作用受到了一定限制，事实上，这正体现了当前我国利率市场化不完善，资本价格效应难以充分体现的现状。在当前金融宏观调控中，政策效应最为明显的依然是对信贷规模的管控。
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人民银行多次提出将综合采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实施宏观经济调控。这说明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将会有更多施展的舞台，其前提条件必将是我国利率市场的不断推进和完善，这也正是我国“十二五”期间金融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近年来，随着各项金融市场改革的稳步推进，我国初步建立起以shibor为代表的短期利率体系和以国债收益率曲线为代表的长期利率体系，利率市场化程度有显著提高，利率在货币政策制定和对宏观经济影响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种种证据表明，中央银行采用利率调控的现实条件在逐渐完善，以利率为代表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在正逐步加强。
综上所述，金融宏观调控政策与我国经济发展与稳定息息相关。因此，密切关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变化趋势、详细考察多种货币政策措施、工具的政策效应特征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当前，我国经济处于较快发展时期，与之伴随的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资产价格波动（特别是房地产价格）和一段时期内通货膨胀预期的不断增强，应当看到货币政策将在这一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影响和作用。在这一背景下，充分理解和把握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考察我国经济运行的特征，对于相关政策制定、保持区域经济发展与稳定无疑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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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政策范文2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汇率；宏观调控；政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52-0020-01
1 人民币汇率现状及趋势
自2000年以来,我国人民币汇率走势不断增强,这主要由三方面原因造成：首先，我国对外贸易顺差逐渐加大,带动了外汇储备超常规增长。其次,我国实体经济持续增长为人民币升值提供了基本支持。最后,次级债危机不断深化,使得美元指数持续下行,国际热钱涌入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进一步上升。
2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2.1 人民币升值的正面影响
第一,刺激进口增加,提高企业利润。我国石油、铁矿石等资源型原材料主要来自国外,且以美元进行结算,人民币汇率提高,减少采购成本,为在华企业增加利润。
第二,有利于改善投资环境。人民币汇率升值,可使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利润增加,从而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促使进一步追加投资或者再投资,吸引大量外资进入中国资本市场。
第三,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使企业采购成本降低,企业也就自然愿意降价保产量、保利润,这样既可以降低物价也可以避免经济硬着陆。
2.2 人民币升值的负面影响
第一,抑制出口增长。人民币升值意味着我国出口的产品价格在国际上提升,这将对我国出口商品在国际价格上的竞争力造成巨大伤害。
第二,影响就业。伴随着人民币的加速升值,我国出口型产业将会受到巨大冲击,尤其是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型产业,效益减少,甚至面临破产,而这些产业是吸附内地出外打工人员最多的行业,一旦破产,我国的失业人口将会大量出现。
第三,影响金融市场的稳定。在我国金融监管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的情况下,人民币大幅升值,将触发大量热钱对金融体系的冲击,流入资本市场的热钱将加大我国房市、股市的泡沫,对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第四,人民币升值使我国巨额外汇储备大量缩水。早在2006年2月底,中国大陆外汇储备总额达8537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一。到2010年3月,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达到了24470.84亿美元,继续保持全球第一的地位。而人民币升值,使得我国美元储备大量缩水。
3 人民币升值对我国宏观调控的对策建议
3.1 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
尽管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价格优势正在逐步减弱,但由于我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就业问题依然存在,并且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我国GDP中占有绝对比重,所以我国不能因为贸易条件的恶化而否认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经济贸易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
3.2 积极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
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水平,不仅有助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还有利于我们在人民币升值期内抵消升值给出口带来的负面影响。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这就要求我国必须积极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使其增加国际竞争优势。
国民经济政策范文3
据调查，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收入差距十分明显。全国农民工平均月工资为921元，只相当于城市工人平均月工资1346元的68.4%，而且80%的农民工月工资在千元以下，甚至有27％的农民工月工资在500元及以下。农民工在平均收入远远低于城市工人的情况下，平均劳动时间却大大高于城市工人。他们平均每周工作56.6小时，比城市工人每周平均47.9小时的劳动时间要多8个小时。
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收入差距通常被认为是因户籍差异而造成的同工不同酬。然而，调查发现，这一收入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在人力资本上存在差异造成的。从受教育情况看，83.4％的农民工只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而在城市工人中，约70％都具有高中以上的教育水平。从所从事工作的技术水平来看，农民工中从事体力和半体力劳动的比例高达83.3%，而城市工人有近一半人（49.2%）从事需要专业技能的工作。分析进一步证明：当引入人力资本、工作状况、就业地点等因素来考察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收入差异时，农民工身份因素对收入的影响消失了。受教育年数较多、能从事专业技能工作、就业于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市区的农民工和城镇工人，都会得到较高的工资。
二、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普遍低于城市工人，拥有养老保险的占16.3%，拥有失业保险的占6.2%，能够报销部分或全部医疗费的占28.4%
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的待遇差异主要是在社会保障方面。如在养老保险方面，农民工拥有养老保险的占16.3%，城市工人占67.3％；在失业保险方面，农民工拥有失业保险的占6.2%，城市工人占44.5％；在医疗保险方面，农民工能报销部分或全部医疗费的占28.4%，城市工人占66.3％。分析证明，即使在同样的人力资本、工作状况、就业地点的条件下，农民工和城市工人拥有的社会保障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城市工人享有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费报销的机会分别是农民工的2.99倍、3.22倍和1.62倍。
三、农民工呈现出积极的社会态度，他们的安全感、公平感、满意度等均高于城市工人
第一，在社会安全感方面，农民工的社会安全感明显高于城市工人。调查显示，农民工和城市工人相比，在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医疗安全、食品安全、交通安全、隐私安全等6个方面，农民工的安全感均明显高于城市工人。
第二，在社会公平感方面，农民工的总体感受也明显高于城市工人。在14个社会领域的社会公平感评价中，农民工的公平感明显高于城市工人的有11个领域，包括义务教育、政治权利、财政税收政策、每个人的发展机会、就业机会、财富及收入分配地区/行业待遇等领域，只有在司法执法、社会保障、城乡待遇3个领域，农民工的公平感低于城市工人。值得注意的是，在与就业、收入分配、发展有关的社会领域，农民工的公平感大大高于城市工人，均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而人们通常认为，这些领域恰恰是农民工受到社会歧视之所在。
第三，在对地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方面，农民工总体上也同样高于城市工人。农民工对地方政府10个方面的总体满意度为68.65%，高出城市工人4.2个百分点。特别是对地方政府在义务教育、树立良好社会风气、维护社会治安、实现社会公正、依法办事等方面，农民工的满意度明显高于城市工人。
第四，农民工在社会群体间利益冲突的感知方面，远不如城市工人强烈。农民工回答“有严重冲突”和“有较大冲突”的比例只有18.63%，仅为城市工人的一半；认为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绝对会激化”和“可能会激化”的比例为38.79%，也比城市工人低16个百分点。
四、农民工具有积极社会态度的原因
第一，与农民工对自身境遇的归因有关。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农民工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待遇低下，但他们认为这是自身的素质与能力所致，而非社会性因素造成的后果。面对这种境遇，要提升自己的经济收入，他们只有依靠自己的勤勉努力和知识技能的提高。因此，即便农民工为社会公众视为“弱势群体”，但他们自身还是认为存在着“个人发展”和“工作与就业”的机会公平，他们并未将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归因于社会的不公正。
第二，与农民工的生活期望与权利意识有关。调查结果显示，一方面，农民工由于受教育水平较低，生活需求层次较低，期望也低，因而更容易得到满足，所以他们的社会安全感、公平感、满意感、信任感等社会评价也就更加积极。相关分析表明，上述社会评价越高、教育程度越低的人，对当前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的感受就越弱，就越不容易认为社会利益冲突有强化的趋势，而农民工正是这样的对社会评价较高的群体。另一方面，农民工也缺乏自我权利意识和社会参与性。比如，根据调查结果，在民主意识方面，和城市工人相比，农民工表现出较低的社会参与性，较高的权威服从。相关分析也表明，民利意识越低的人，对社会群体利益冲突的严重性就越不敏感。
第三，与农民工的比较参照体系有关。农民工更容易与家乡的农民相比较，与自己的过去生活相比较。换句话说，农民工的利益曲线是向上走的，更容易产生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对未来的发展也抱有更加乐观的态度。调查显示，农民工对过去5年生活水平变化的评价和对未来的生活水平的期望，都比城市工人积极。有72.3%的农民工认为过去5年的生活水平有所上升，有62.7%的农民工认为未来的生活水平会有所上升，都比城市工人高出约10个百分点。
五、关于农民工的相关政策建议
第一，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最重要渠道，是改善农民工的受教育状况、加强职业培训以及提高工作技能。政府对农民工的财政投入应当更加集中于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和人力资本提升，以此来提高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收入地位，而不是仅仅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否则，劳动力总体上供大于求和劳动力结构性短缺的局面会进一步加剧。
第二，农民工与城市工人的非市场化差异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障方面。户籍体制的改革如果不与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待遇相联系，它对改善农民工的生活状况则是有限的。当前应当抓紧建立适合农民工流动特点的社会保障体制，消除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不平等。
第三，促进和保护农民工的积极社会态度，取消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生活的体制，加强农民工对城市社会的认同。工会、妇联、共青团都应当把农民工工作当作重要工作来抓，劳动保障部门应密切监测农民工的利益曲线变化，通过各种措施保证农民工的收益能够伴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不断增长。
国民经济政策范文4
关键词:需求;供给;适度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5-0003-02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生产增长概念,而是一个生产与销售(产品价值的市场实现)内在相统一的范围,即产品使用价值的生产与其价值的市场实现内在结合。因此,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不是无条件地的生产增长速度。例如,产品虽然生产出来了,但却因产销不对路而积压,那么这种生产就不能计入生产增长速度。由此可见,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即取决于供给方面,因为若没有高效益的有效供给,也就不可能有产品使用价值较高的生产增长速度;同时也取决于需求方面,因为若需求不足,产品价值就无法实现,从而也就难以形成产品价值实现较高的生产增长速度,即真正的生产增长速度。因此,要保证中国国民经济今年实现8%的增长速度,就必须需从需求与供给两个方面为增长创造有利的条件。随着物价的上涨及资产价格的调整,加上近两年从紧的货币政策,中国社会上的流动性过剩有所缓解,但仍没有根本逆转。这部分流动性构成未来物价上涨的潜在威胁。为此,仍有必要继续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但考虑到:一是货币政策在应对成本推进型和国际输入型通货膨胀方面,作用有限;二是今年随着物价上涨,数量型货币控制措施有自我趋紧的作用(实际贷款与货币供给量会随着物价上涨而下降);三是大量中小企业出现融资与经营困难,而中国又缺乏中小企业融资的渠道。下半年的货币政策以维持当前的紧缩力度为宜,不宜继续加大。同时,应鼓励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为企业提供合适的融资渠道。在世界关注中国,中国在世界经济、金融中的影响力加大的环境下,货币政策应充分关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利率、汇率走势,灵活确定货币政策手段。当美国汇率升值,加息的情况下,可适当提高利率,尤其是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适当放松行政性的贷款额度管理,加强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
一、采取有效的需求刺激政策
如前所述,生产增长速度是产品价值在市场上已实现了的生产增长速度,因此总需求状况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总需求有三种形态:一是总需求膨胀,及总需求远远超过了总供给;二是总需求不足,及总需求远远落后于总供给;三是总需求平衡,及总需求与总供给大体平衡。在总需求膨胀的条件下,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似乎是可以实现的,但增长的质量与效益却很差,属于粗放型增长,因为总需求膨胀使得企业不注重技术创新,不注意提高产品质量,不注意加强管理,缺乏长期目标,最终会导致国民经济难以高效益增长。在总需求不足的条件下,虽然企业迫于市场销售压力而不得不改善管理,寻求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尽力降低生产成本,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肯定会比总需求膨胀进有较为明显的提高,但是总需求不足同时也会导致企业开工不足,投资机会减少,失业人员增加,从而使得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乏力。在总需求平衡条件下,市场需求的压力与市场需求的拉力同在,既能淘汰低效供给,又能刺激高效供给,因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以及增长效益,都会比较适当与合理。因此,总需求膨胀与总需求不足两种状况,都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调节对象,只有总需求平衡才是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总需求膨胀时宏观经济政策应实行紧缩性政策,总需求不足时应实行刺激性政策,目的就是寻求总需求平衡。中国从1996年起,宏观经济态势已从总需求膨胀转向了总需求不足,因而宏观经济政策应从紧缩性政策转向刺激性政策。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宏观经济政策最主要组成部分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其政策目标不是由我们自身的状况所决定的,而是由总需求状况决定的。例如,货币政策到底是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还是实行刺激性货币政策,并不是由我们自身的所谓好坏之分,以及人们的偏好来确定的,而是由总需求状况决定的。若总需求不足,就应采取刺激性货币政策;若总需求膨胀,就要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因此,既然中国目前各个方面都表明中国宏观经济态势属于总需求不足,那么我们就应该坚定地采取刺激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出口需求、投资需求三方面,因而在目前总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应该注重从这三个方面同时进行刺激。刺激消费需求,包括降低存款利息,推行消费贷款政策,形成高收入预期与经济景气预期,提高城市居民消费水平,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领域等。刺激出口需求,包括降低资金资本和劳动成本,加大出口退税力度等。刺激投资需求,主要是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包括环保、交通等。刺激消费需求、出口需求、投资需求、虽然对总需求都会有推动作用,但其推动作用各有特点。消费需求与出口需求的推动作用比投资需求的推动作用见效快,但其总体的刺激力度却没有投资需求的刺激力度大;投资需求虽然从总体上比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的刺激力度大,但见效则比较慢,因为基础设施建设周期一般比较长,投资需求是逐渐实现的。因此,在刺激需求时,必须制定恰当政策,使这三者之间形成良好的互补效应。目前,加大总需求的刺激,容易使人想到中国过去曾经存在过的总需求膨胀,担心对总需求的刺激会导致总需求膨胀。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现在对总需求强度刺激,不会导致总需求膨胀。
第一,中国过去长期存在的总需求膨胀是传统体制弊端的最集中表现,是财产关系越发严重软化的结果。而中国传统体制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已经得到根本性改造,财产关系约束已开始硬化,市场化的进程很快,因而总需求膨胀实际上已失去其存在的体制基础,不会因对总需求的刺激而再度膨胀。第二,中国过去的总需求膨胀的形成,主要是因为传统体制的低效率窒息了供给的能力,并且使得供给的效应极差。而中国经过二十余年改革,已经使得我们供给能力和效应有了极大增强,现在供给无论是从规模上还是从速度上,都能够较快满足需求增长,因而总需求不会因为强度刺激而形成总需求膨胀。第三,中国过去的总需求膨胀,也是中国过去封闭经济的产物,当时世界供给能力被阻隔于国门之外,不能弥补中国的供给不足并调节中国的总需求膨胀。而在经过二十余年对外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实际上已融入世界经济之中,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全球性国际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全世界供给能力可以极为迅速地进入中国市场,因而在开放条件下中国不可能因为刺激总需求而形成总需求膨胀。
总之,对总需求不足刺激,不会导致总需求膨胀。
二、实行有效的供给优化政策
总需求状况虽然是加快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关键性因素,但国民生产总值最终还是要由供给来提供,因而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最终要受制于总供给的状况。因此,为了实现8%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必须要实行有效的供给优化政策。
所谓供给优化政策,就是指供给不仅要能够适应和有效地满足需求,而且还要能够创造需求和拉动需求。因此,供给优化政策:一是要消除和杜绝无效供给;二是要形成能创造和拉动新需求的供给。中国目前的供给就其规模与数量而言,确实远远超过了总需求,结果形成了大量产品积压,但这不是因为需求不足,难以销售形成的,二是由于产品自身质量差、成本高、效率性低,根本适应不了需求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因而这种在规模与数量上好像远远超过需求的供给,实际上是一种无效供给。对于这种无效供给,不应为它寻找与培育需求而促使它实现,而应实行供给优化或者淘汰无效供给。优化的主要方式包括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强效用性,调整经济结构等;淘汰的方式包括资产重组、转产和破产等。对于无效供给,无论是采取优化方式、还是淘汰方式,实施上都要涉及到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资产的处置与人员的流动等重大问题,因而应该形成科学的资产评估与资产重组政策,以及应有的人员流动与社会保障制度。
能够创造新需求与带动需求增加的供给,往往都具有两大特性:一是能够加大程度地降低成本,从而扩张期消费主体的数量和增加消费主体的消费量;二是能够创造新的效用或提高以有效用的性能,从而使消费主体对新的效用或以提高效用性的原有效用产生需求。因此,能够创造新需求与带动需求增加的供给,必须要依靠体制创新与技术创新,因为只有体制创新与技术创新才能使供给具有上述两大特征。
由此可见,促进体制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供给优化政策的最主要内容。就中国来说,体制创新主要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效益为中心来选择与安排体制。技术创新主要是要形成高效的技术融资机制与高科技人才管理机制。供给绝不仅仅只是适应需求,它对需求有很强的能动性,这正是供应学排在总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反而强调供给重要性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中国目前总需求不足的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不能只偏重于需求刺激,还应该注重给总供给的优化,这不仅可以消除那些无效供给,而且还可以从需求创新方面拉动需求,消除需求不足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制约。
应该看到,从目前中国银行存款状况分析,中国居民购买力显然高于现有的消费水平,它们之间还有较大的差额,这个差额的形成并非仅来自于需求方面的障碍,即总需求不足,而同时也因为供给适应不了需求方面的要求,有来自于供给方面的障碍,因而实行供给优化政策是极为有意义的。这就要求我们加大破产兼并、资本经营、结构调整的力度,形成有效的供给,促进国民经济的成长速度不低于8%。所以,要想实现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就必须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动态平衡,既不会产生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也不会造成由于供给相对过剩而产生的资源浪费,使经济在平衡状态下保持适度增长。
参考文献:
[1]陈雪萍.加强个人信贷管理的若干思考[J].今日科苑,2007,(2):19-20.
[2]姜洋.浅谈用价格杠杆调节经济增长[J].经济技术协作信息,2008,(5):7-8.
国民经济政策范文5
关键词：房地产；经济周期；宏观经济政策；关联性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7-000-01
自2000年开始，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为我国的房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促进其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阶段。房地产业作为我国的第三产业，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条件与居住条件，还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宏观经济政策在我国的逐渐落实使房地产业的发展更加趋于理性，而房地产自身具有的商品特性、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性以及与其他行业的相关性决定了其必然会受到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并形成一种经济周期。经济周期的波动会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加强对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经济政策关联性的探讨研究非常有必要。
一、影响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
在房地产业的发展中出现的过热现象实际上就是其经济周期波动的表现，所以，研究影响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非常有必要。影响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
1.内生因素
内生因素包括房地产价格、需求、收入、政策以及市场的预期变动等，同时，房地产的供给总量会在劳动力、技术水平以及资金管理等方面变化的影响下而不断扩张或收缩。这些因素在本质上决定着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和持续性。可见，房地产供给、需求任何一方面出现失衡，将会影响房地产业的持续发展，从而引发房地产的经济波动。因此，必须加大对房地产经济的调控，保持房地产供给和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平衡。
2.外生因素
外生因素是引起房地产经济波动的初始原因和初始推动力，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经济体制改革政策、技术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等，其中政策因素对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较为直接，较为显著，房地产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增长的高度成正比，宏观经济增长率越高，房地产业的发展就越快。另外，自然灾害比如地震、洪水等，以及战争、社会突发事件、科学技术的变革等对房地产经济的波动有直接、突发、猛烈的影响，这些因素中有的持续时间较短，有的则较长。
二、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
我国房地产经济周期的波动是房地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现象，这种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宏观经济政策对房地产进行调控能够防止房地产业出现大幅度的经济波动，使房地产周期性波动在可控范围，从而最大限度的减少经济周期波动对房地产业和社会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下面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提出几点建议，以更好促进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和协调。
1.处理好房地产业发展周期差异性与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性的矛盾
由于我国各个地区的发展程度是不一样的，加上房地产业具有区域性的特点，所以各个地区房地产业的发展程度也是不一样的，这就决定了房地产经济周期既有全国性的周期，又有区域性的周期。因此，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要根据房地产业发展的全国性和区域性特点，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采用科学的发展观，既要避免“一刀切”，也要保证地方政府对政策的有效执行。
2.根据经济形势灵活调整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要根据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调整，力求政策与经济发展相适应，防止房地产出现过热或过冷情况，还要对利息率进行适当的调整，在调控方式和松紧程度方面应连续微调。同时，要在控制货币政策的调整幅度、谨慎控制金融市场流动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房地产的经济增长点作用，扩大内需，延缓周期波动，使房地产经济市场的发展更为活跃，为实现我国房地产业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
3.保持财政政策调控的稳定
实践证明，积极和稳定的财政政策在治理经济衰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鉴于当前的经济形势，可适当的减弱财政政策力度，同时使政策的调整向中性、稳健的方向发展，比如可以适度紧缩财政资金所支持的投资项目，主动进行结构性调整等。这就需要政府谨慎权衡扩张财政政策、紧缩财政政策和稳定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和影响，避免财政调整幅度过大而引起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不稳定。
4.加大对房地产产品的改善力度
目前，我国的住房供应体系仍然不合理，房地产供应市场与房地产需求市场严重失衡，要根据这些实际情况，适当引导市场形成一种梯级消费；政府要建立健全居民住房保障体系，充分发挥其在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中的作用；保持合理的住房投资建设规模；调整住房的供给结构，并促进住房建设和消费模式的合理化。比如，严格控制大型别墅的供给数量，适当的将大户型、高价位、高配置的高级公寓工程建设比例降低，提倡中小户型、中低价位的商品房数量。同时，价格因素与房地产行业内的其他因素具有关联性影响，对房地产业的影响尤为突出，因此，必须合理规制房地产产品的价格，政府应当对各个时期的房地产的经济情况进行分析和评估，判断房地产市场与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借助于房地产产品价格评估和指导，其住房价格更为理性，这对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三、结语
房地产业作为我国的第三产业，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能量来源，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在宏观经济政策下，房地产经济周期具有波动的特殊性，因此，要加强对房地产经济周期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关联性的探讨研究，根据房地产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因素，处理好房地产经济周期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关系，适当调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合理规划住房建设、消费模式，控制住房价格，只有这样，房地产的经济周期波动才会更趋于理性，房地产的发展环境才会更加健康，其发展前景才会更加广阔。
参考文献：
[1]王建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分析[J].江苏商论，2008，7（05）：154-156.
国民经济政策范文6
（一）乘数作用限制了投资的拉动作用
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实施十项措施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4万亿元的投资，对于拉动内需、刺激经济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由于我国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严重偏低，较低的投资乘数使这一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由于住房支出、教育支出占家庭支出比重太大、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及我国传统的勤俭节约观念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居民当前的边际消费倾向严重偏低，大致为0.3，只相当于英美国家一半的水平。在当前经济危机的大环境下，边际消费倾向也会因为预期的不乐观而继续走低。
（二）财政政策很难改变中国长期以来的消费不足问题
美国这次危机不是消费需求不足，它的消费很活跃，其经济增长需求不足主要是投资需求不足。相反，中国的内需不足主要不是投资需求不足，而是消费需求不足。中国不缺投资需求，中国从政府到企业，从中央到地方，投资都有经验、有热情、有积极性。但是中国怎么刺激消费需求，确实是经验不多，体制上、政策上、环境上的准备也不是很充分。世行认为，中国目前是投资需求过旺而消费需求不足，但是目前中国刺激内需的政策主要是刺激投资需求，而中国实际上投资需求很旺盛，应想办法刺激消费需求。从短期来看，虽然积极的财政政策能够为扩大内需做出很大贡献，但是从长远的经济增长目标来看，消费需求的增长才是根治我国需求不足的根本所在。而我国在刺激消费需求方面，缺少经验、缺少办法，体制上、传导机制上也存在障碍。
（三）货币政策的作用空间有限
自2008年9月以来，央行连续几次下调利率和法定准备金率，1年期存款利率已经从4.14%下降到2.25%，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17.5%下降到13.5%。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明显，从信贷投放看，1~2月2.69万亿元的天量信贷，已超出今年5万亿元信贷底线的50%。目前项目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控制全都放松到了极点，面对创下历史之最的一季度4.58万亿元信贷投放，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尤为重要。所以，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的空间很有限。
（四）“流动偏好陷阱”使货币政策的反衰退作用十分有限
从反经济哀退作用看，由于存在所谓流动陷阱，因此给很多投机者带来了机会。在通货膨胀时期，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效果比较显著，但在经济衰退时期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效果则不明显。因为，此时厂商对经济前景普遍悲观，即使央行松动银根降低利率，投资者也不肯增加贷款从事投资活动，银行为安全起见也不肯轻易贷款，这样货币政策作为反经济衰退政策，其效果就甚微。
二、提高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对策建议
（一）全面提高刺激消费政策的有效性
消费需求不足是我国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消费需求不仅是总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消费倾向的大小也将决定各项乘数的大小，从而全面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
1.改善投资和消费结构
当前，投资和消费的结构性失衡，投资需求增长过快，排斥了消费需求的增长空间。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固定资产实际投资需求（剔除价格因素后），每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13.5%，比西方国家要快1倍还多；这几年更高，从2003年以来就没有低于24%。2008年我们紧缩投资，防止过热，控制投资规模，结果公布出来的数据还是25.5%；2009年一季度是28%。可见，这些年我国固定资产的投资增长速度是很快的。一个国家的钱是有限的，去买投资品，就不能去买消费品，两者之间是排斥的。
2.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其消费增长是不是和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很大程度取决于居民收入分配在总分配中的情况。目前，从中国各地每年公布的数据看，增长最快的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往往比GDP的增长速度快1倍；而GDP的增长速度又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说明企业收入的增长速度也快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所以这些年，政府收入增长最快，其次是企业，最慢是居民，因而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的收入分配比重持续下降。1998年，我国居民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68%，2008年占59%，10年间比重下降了9个百分点，因而总的消费比重也在下降。这是国民收入分配宏观方面的矛盾。
3.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收入
一个国家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说明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更多地给了有钱人。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有钱人消费的绝对量大，但是消费占其收入的比重小，越有钱消费占收入的比重越低。富人拿到钱后，只将很小一部分用于消费，大部分用于投资、储蓄和买保值品，这又加大了经济增长和国民消费的不匹配。所以，消费收入差距过大，不只是影响公平，还影响效果，更影响经济的可持续性。因此，我们收入分配中宏观上和微观上都存在问题，宏观上居民收入的比重在降低，微观上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拉大。分配的问题影响经济的增长，使消费需求严重不足。
（二）加快发展金融市场，保证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
要加快开发新的市场工具。应根据经济需要，增加发债规模，积极调整债券结构，增加可资利用的债券品种，进一步增加银行间市场的开放程度，扩大货币市场主体，吸收证券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进入银行间市场，增大银行间市场的覆盖范围，最终建成我国集同业拆借市场、国债市场、贴现市场于一体的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协调发展的金融市场。
（三）选择利率作为中介目标，降低货币流通速度波动过大造成的影响
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由于作用因素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准确估计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方向和幅度，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金融创新不断涌现、各种金融支付工具层出不穷的环境下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用一个新的中介目标来替代货币供应量中介目标，减弱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
从整体上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经济效果被弱化，但是两种政策的作用机理、调整的力度和调整的对象却不同，要从整体上促进经济的复苏，两种政策必须合理的搭配使用，取长补短，而不能单纯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双管齐下，标本兼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