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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范文1
关键词：产业经济；公共政策；影响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时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需要进行积极配合，推动这一进程的发展。在产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关系起着不可替代的调和作用，扮演重要角色，为此，要理清产业经济与公共政策的关系，实现二者的的和谐，在根本上推动经济的发展。
一、对产业经济的概述
对于产业经济而言，其主要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广义上讲，产业经济涉及各个行业，从生产到流通，都可以称之为产业。立足狭义范畴，产业经济中，工业占据重要地位，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因此，很多时候产业经济更倾向于工业部门。在产业经济学中，研究的角度是广义的产业，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和部门。在当前的产业经济学中，可以将其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以同一商品市场为单位划分的产业，其次是以技术和工艺的相似性为根据划分的产业，再次，是大致以经济活动的阶段为根据，将国民经济划分为若干大部分所形成的产业，即产业结构。产业经济彰显应用性，产业的目的是满足产业分析的需求而产生的。
二、对公共政策的概述
对于公共政策而言主要是指政府发挥公共职能，推动经济系统与人、社会的协调发展，根本目标是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和全面发展。公共政策主要针对的是公共问题，目的是实现公共目标的达成，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由此可见，公共政策就是一种的决策，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是政策的一种。其次，公共政策的权威性和强制性较为突出。再次，公共政策是政治过程的体现，不断进行优化和选择的结果。它主要立足公共问题、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公共政策可以以积极和消极两种形式呈现。公共政策具有指导性的作用，能够为决策提供依据和前提。
三、对产业经济与公共政策关系的分析
公共政策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发展的。是进行国家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对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影响深远，关系到社会的进程。公共政策涉及的范围较广，涉及政治、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在纵向上分析，其主要是政策、基本政策以及具体举措等，而横向分析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当前，我国经济处于发展的关键和转型的时期，要推动不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这就促使公共政策而面临诸多调整，因此，要立足不同的产业，对公共政策进行全面、深刻的剖析，形成具有针对性和建设性的建议，为促进各个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持。
四、如何运用公共政策推动产业经济的发展
（一）重视借助公共政策实现对产业结构的规划和调整
在当前的经济发展中，也就是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物质投入中，各自元素比例发生变化，脑力投入比重加大，这也是产业经济发生变化的重要方面，知识因素的比重增大。因此，在公共政策中，要注重对产业政策的调整，逐步减少第一产业对自然和劳动力的需求和依赖提升人工智能的应用和发展。重视软产品的发展，避免利用其对传统制造业的改变，促使传统制造业的层次提升。要发展计算机产业，加大计算机服务，尤其是发展信息咨询业的相关技术行业，提升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速度。
（二）重视财政政策的变革
在各个产业经济的发展中，财政政策发挥这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国家和地区给予的优惠财政政策，制定的相关补偿制度，对产业经济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财政政策中，主要包含一些教育经费、基础投资、产业扶持等。在这种财政政策的支持下，不同的产业会在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获取其相应的财政优惠，获取强大的资金支持，促进产业的长远发展，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相适应。
（三）发挥税收政策杠杆作用
对不同的产业类型，国家结合宏观调控，对税收政策进行差异化管理。在当前的经济发展中，国家更加重视对高校技术产业的税收倾斜，加大对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力度，增强税收等相关优惠政策，吸引更多的投资，扩大投资领域。
（四）发挥公共政策中的金融手段的作用
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金融政策意义重大，尤其是对于一些新兴产业，融资问题成为其发展的制约因素。对于融资方式，需要进行方式的拓展，强调多元化，拓宽融资渠道，要积极发展内源融资和财政投资，除此之外，还要积极扩展外源融资方式，尤其是银行、证券以及外资等。
（五）积极发挥政府对产业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
在经济发展中，市场发挥了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作用，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但是，政府的调控也不容忽视。首先，要重视对社会分工的细化。这主要是因为诸多高科技产业需要加大技术投入，私人企业很难全面满足需要。同时，智力因素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无形资产的投入增加，加大了对企业对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测，整个社会面临结构和利益分配到的调整。借助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实现对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引导，推动市场进程，发挥其灵活性的特征，集中进行模式的确定，借助宏观政策的调控，发挥更加有效的调控作用。
五、结束语
综上，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经济呈现新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各个产业面临新的发展环境，政府部门需要重视公共政策的制定，结合产业经济发展的实际，兼顾国情，更好地发现公共政策的作用，在根本上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彤，李涵，宋瑞超.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转型下的产业现状与展望――“2014产业经济与公共政策双年会”综述[J].经济研究，2014，06：185-188+192.
[2]龚强，李涵，张彤.经济转型下的产业经济与公共政策――“2012产业经济与公共政策论坛”综述[J].经济研究，2012，06：156-159.
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范文2
房产政策是政府公共管理政策的一部分，对房产政策进行分析是一种典型的实证研究。房产政策的经济学分析具有专业性、预测性和参谋性等特点，能够帮助政策决定者运用政策调节工具发现和解决公共政策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和决策的效率。
(1)主要政策调节工具——利率、土地供给和税收
①利率
西方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根据既定目标，通过中央银行运用其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给量和利率，以影响宏观经济活动的水平。在房产信贷领域，政府可以利用调节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将政府意愿通过市场化利率的变化引导房产价格回到合理的预期。利率的变化对居民的还款行为有着直接的影响，它使购房者还款压力增大，提高了贷款成本的风险，使购房者的住房消费贷款行为更加谨慎。因此，利率的变化是政府通过调整资金价格杠杆，利用市场力量，引导房地产开发商合理定位、商业银行合理放贷、购房者形成对房产市场的合理预期，从而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②土地供给
在经济学分析中，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供给弹性为零，即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土地的供给量是固定的，但是从不同的时间段和不同地区对土地利用的差异上看，土地的供给就不是完全缺乏弹性。国家甚至是地方政府有条件通过控制土地供应量和土地开发节奏的办法实现对房产业的宏观调控。根据商品的供求规律，当房地产市场供大于求时，房产价格将会下降。从近几年中国房地产市场施工和竣工面积的增长情况来看，房地产市场总体上是供大于求的态势，只是房产业内部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
③税收
税收是国家财政政策调节国民经济的一种手段，对房地产行业来说，目前税收对生产领域采取的调控措施要强于消费领域。在经济扩张和房产投机过热阶段，通过调整房地产相应税种和税率，让投机交易的速度减慢，就可以遏制经济过热和投机需求。在房产消费领域，通过征收个人所得税、营业税、契税、印花税等相应税种，减少房产投机收益。我国规定2006年6月起，个人购买不足5年的住房对外销售，将全额征收营业税，2006年8月起，全国范围内统一强制性征收二手房转让个人所得税。可见，在房产政策调控上，各种政策调节工具虽控制领域和手段不同，但目的和作用是一致的。
(2)选择性控制政策工具——房地产信贷管制、优惠利率
选择性控制是国家着眼于对特殊市场的信贷供求进行控制，对信用活动加以调节和影响的一项货币政策，其调节工具主要包括消费者信用控制、不动产信用控制、优惠利率等。在房地产领域，消费者信用控制和不动产信用控制可以统称为房地产信贷管制，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管部门将通过对行业的分析和监测，加强信贷政策的前瞻性和实效性，不断提高风险管理的能力。1998年，由于当时国内住房制度改革刚刚起步，居民购房意愿不强，人民银行短期内对居民住房贷款实行了优惠利率。2004年以后，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主导地位发生转换，中央银行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了对住房信贷的管制，及时调整和传达货币信贷政策意图，引导社会预期。
(3)有效需求与投机需求
经济学领域的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是商品的总供给价格和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个部分。由于个人消费的预算约束，对于住宅产品的实际有效需求是有限的，当消费需求获得满足，而投资需求因有利可图而加剧扩张时，超过一定限度就成为一种投机需求。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的购房需求既包括有效需求，也包括投机需求。有效需求主要表现在居民自住房和各种以直接使用为主的需求上，例如，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房就属于典型的有效需求，而投机需求的目的是赚取差价，国家对房产信贷进行控制主要是压缩以投机为主的住房贷款需求。根据国内的实际情况，对大多数家庭来说，满足对住房的消费需求，只有通过贷款购房才能实现。国家对个人住房贷款政策的调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住房消费需求，将住房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通过制度安排或政策调整，尽可能扩大住房有效需求的边界。截至2005年末，国内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达到20258亿元，而且从市场发展趋势来看，个人住房贷款市场的有效需求还将保持稳步增长。
2、宏观经济与住房贷款政策
(1)宏观经济背景下中国住房贷款政策的演变
1998年是我国取消福利分房，开展住房制度市场化改革的起步之年，此后，也是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和房地产繁荣发展的一个时期。住房消费的增长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显现正相关的连带效应。
总体来看，国内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是稳步提升的，国家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会采取相机决策，特别是如前所述，房产政策是一种短期性政策，会按照经济发展态势和政府调控意图进行变化。1995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的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政策启动阶段(1995—1998年)，商业银行在这一时期开始办理个人住房贷款业务，并从1998年下半年起，停止住房的实物分配，实行住房货币化，为住房金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扩张发展阶段(1999—2000年)，国家通过中央银行了多项鼓励政策，在优惠利率、贷款额度、贷款期限等方面尽可能地降低放贷门槛，支持个人消费信贷。三是规范调整阶段(2001～2006年)，针对个人住房贷款过程中出现的违规行为，人民银行为降低金融机构风险、规范房产金融市场秩序、抑制房产投机行为，及时收紧放贷条件，加强了对个人住房贷款的管理。
(2)房贷政策存在的问题及评价
住房问题是关平民生的大问题，近几年国家出台一系列的调控措施，但效果并不是非常明显。房贷政策虽已及时进行调整，但房地产市场仍然存在住房结构不合理、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过快、中低收入居民住房难以满足等问题。
①房贷政策的盲区——结构性矛盾
2004年以后，人民银行多次上调金融机构贷款基准利率，但对房产的非合理需求缺乏有效控制，投机炒房快速增长，同时，中低档住宅供应比例下降，导致房地产供给结构严重不合理。此后，国家利用信贷、税收等经济手段，提高房产交易成本，抑制房产投机需求，但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中低价住房和经济适用房的比例偏低。2006年，国家在行使多种经济手段的同时，吸取了前两年的教训，通过出台《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弥补了房贷政策的不足，直接宏观调控住房结构，并有区别地调整住房消费信贷的首付比例，引导合理消费。②房贷政策的松动——大量空置房
2004年以前，在积极财政政策调控下，国内房地产市场具有典型“亮点经济”特征。“十五”期间，许多城市将房地产业列为支柱产业。同时，信贷政策也在影响和调控房地产的投资和需求，局部地区房地产投资过热，购买多套住房的投机需求增加，导致全国范围内越来越多的空置房难以消化，房贷政策出现松动迹象。2005年，国内商品房空置率达26%，大大超过国际公认的5%～10%的警戒区间。因此，从政策层面看，支持经济型住房发展、支持有效需求的房贷政策总体趋向不会改变，只是在刺激个人住房消费需求方面会有所收缩。
③房贷政策的风险——信用环境差
信用环境建设是国内大部分行业，包括房地产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软肋。近几年，国内部分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机构与咨询中介机构联合，建立了个人联合征信系统，为有效防范房地产信贷风险，特别是个人住房贷款风险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全国范围内的征信系统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金融机构之间的资源共享、平台合作在短时间内难以实现，所以，市场环境下的信用建设与维护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3)应处理好几个关系
个人住房政策在应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调整的过程中，应处理好如下几个关系。一是处理好短期调整与连续性的关系。个人住房贷款政策，包括公积金贷款政策都属于短期性政策，与其它公共政策相比，更容易发生阶段性变化。因此，在政策调整时应充分考虑到政策的可行性和关联效应，增加政策的可操作性和稳定性。二是处理好独立性与协调性的关系。房贷政策既要体现权威性，又要做好与其它宏观政策的有效衔接，避免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相脱节，应形成比较健全的政策体系。三是处理好结构性与实效性的关系。房贷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消费者行为倾向进行引导，特别是近几年国家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政策不断出台，很多不确定因素使消费者对住房消费难以做出决策。因此，房贷政策应把握好时机，通过政策手段引导住房结构趋向合理，解决结构性矛盾，增强政策的实际效果。四是处理好市场机制与政策调控的关系。实践证明，市场机制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能够有效地实现市场调节。同时，“市场失灵”也是单一的市场调节所无能为力的，这正是公共政策存在的客观必要。市场秩序需要依靠政策的制约和维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要以市场为基础，尊重市场的客观规律。“市场+政府”的混合型经济已被国内外广泛接受，政府只需区分好哪些需要政策性约束，哪些可以放手由市场来决定，如果处理不好，必会导致政策失效。
3、新时期房贷政策的价值取向
(1)价值取向类型与政策定位
公共政策一经产生，就面对效率和公平两种价值取向的矛盾。效率是指政策资源配置的有效性，经济学领域把帕累托效率作为资源配置有效性的最高境界。公平是指对社会价值分配的合理性，在社会利益关系越发复杂的情况下，把握好现有的利益格局，满足不同利益主体多方面的需求，进而实现社会协调发展。公平对效率的影响，以及效率对公平的制约，贯穿着公共政策实践的全过程。
现代政府的公共政策总是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进行选择，不同的历史时期需要做出不同的选择。从理论上讲，市场主要解决效率问题，而住宅作为“准公共品”，又需要在社会的环境下，由政策机制和市场机制共同作用，这就决定了政府应遵循以效率为基础，致力于公平的复合型价值取向。
(2)近期房贷政策的价值取向分析
①公平和效率的选择
学术界认为，公平是属于价值理性的范畴，效率是属于工具理性的范畴，二者是公共政策同一时点难以兼顾的两种价值目标。市场机制的竞争性为效率的实现提供了保障，而政策的干预又使社会增添了公平。我国中央银行政策本身具有统一性和融合性，在宏观价值取向上相对容易实现公平，但政策落实不力则容易影响效率。因此，笔者认为，政府对价值取向的选择应是以公平为基础，为市场机制实现高效率运行创造条件的同时，兼顾效率和效果的发挥。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宏观背景下，要求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对价值取向的倾斜力度有所区别。例如，在经济繁荣时期，为抑制经济膨胀而提高利率，约束过度的消费行为；在经济萧条时期，为防止经济再度萎缩而降低利率，鼓励居民消费。相应地，利率的变化会对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也带来影响。
②房贷政策的价值取向
如前所述，公共政策应以公平为基础，提倡根据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现实情况兼顾效率，具体讲，就是在横向区域间调控方面强调效率，在政策纵向管理方面强调公平。政府在宏观调控住宅金融体系上要建立完善的制度框架，使住宅产业具有一个稳定的发展基础，同时，利用各种宏观政策工具对住房贷款行为进行调节，使住宅产业的发展符合公共政策的目标。近期，根据房地产业的发展运行状况，房贷政策的价值取向应侧重公平，引导要素供给向实际有效需求转移，使资源更多地转向中低档住宅和以使用为主要需求的房地产市场建设。国家对房贷政策的倾向性会引导金融要素和相关产业转向房地产有效需求领域，使资源更合理、更公平地配置到经济领域中去。
③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一是要增强政策的实效性。要考虑到经济调节工具在实施过程中固有的滞后性特点，提高政策的实际效果和可信度，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二是要增强政策的针对性。要明确指向，分类指导，兼顾宏观调控政策的统一性与各地区房地产业发展的差异性，需要政策有针对性地进行调控，提高政策的执行效果。三是要增强政策的规范性，避免政策的越位和缺位。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应特别注意防止公共政策对市场机制的有害干扰和对市场机制缺陷弥补不足的问题。要加大政策执行的工作力度，排除干扰政策实施的主要因素，防止和避免政策执行不到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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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综述与国际经验
在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下，经济体系的有效性将最终被其所提供的收入再分配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所衡量。Richard Musgrave 认为：为达到福利最优，公共部门应执行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价格稳定三大职能。无公共政策的竞争体系的收入分配取决于各种资源投入的所有制、价格及产出的整体结构，其最终导致福利最优仅仅是一种巧合。因此，为实现福利最优经济体系需要公共政策来实现在社会经济个体之间的收入再分配；同时公共部门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实现经济以稳定的价格保持高水平的产出和就业。 Musgrave的分析框架提供了在不同的财政体制下研究财政问题的理论出发点。
当地方政府运用财政政策来稳定各自经济时，政策的有效性将会受到制约。在开放经济中，当地方政府通过减税刺激经济时，由于个体部门可以从区域外购买商品和劳务，从而造成私人支出漏出，缩小了公共支出乘数，膨胀政策效应将会因此而受到削弱；当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债券的形式融通资金时，该地区将承担外部债务，基于再支付规则和利率因素，实际收入会由区域内转移到区域外。而当中央政府发行债券融通资金时，由于资本的外部流动性通常小于内部流动性，这种内部债务的形式可以有效地刺激经济并避免了社会未来收入向外部的转移。同时，分散化的财政体系也不利于解决公平的收入再分配问题。在一个劳动力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大市场中，地方政府采取负收入税的形式来实现更为平等的收入再分配会造成富人移出而穷人移入的效应。更为平等的收入再分配过程是伴随着本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下降实现的。理性的经济个体总是愿意选择自己能从中多受益而又不必为之做出贡献的负收入税项目，即存在着'搭便车'现象。在资源配置方面，尤其是在公共产品适当产出水平的提供方面，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体系也更为成功。分散化的决策体系下，每个地区在进行边际单位的公共产品生产决策时，往往仅仅考虑区内居民将从这一边际单位产品中获得收益如何，而不考虑这种公共产品边际单位增加的整体社会收益。Mancur Olson和Richard Zeckhauser 指出：这将导致'一个不充足的产出水平'，最终每个地区仅仅得到了任何公共产品利益的一部分，而付出了公共产品增加的全部成本。这就是说，联盟的个体成员都有一种在尚未达到帕累托最优之前停止公共产品生产的动机。因此，分散化的决策体系必将导致公共产品生产数量的不足。相对而言，在统一的财政政策体系下，公共决策者追求区内全体居民的福利最大化，整体区域内公共产品的边际价值就会得以实现。
分散化的地方财政体系在稳定经济、实现收入最优分配及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方面具有内在的局限性，然而分散化的地方财政也有对经济不可替代的贡献。我们知道即使在一个共同的大市场中，公共产品的消费也会因地区不同而具有差异性，如果所有的公共产品都由中央财政来提供，跨地区的公共项目将是趋于一致的，这显然并不符合对公共产品多样化的需求。地方政府可以针对本地区居民公共产品消费的特殊性来提供相应的地区性公共产品，以此适应各个地区居民的消费偏好。公共产品生产者的多样化还能够形成公共产品生产的创新动力和竞争压力，提供更大的技术进步的可能性，驱使生产者采取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此外，分散化的地方财政有利于实现更经济的公共决策机制，形成更为有效率的公共产出水平。如果一个地区需要通过征收地方税来为公共项目融资时，该项目收益与真实费用的对比关系可以避免不必要项目的实施；而当地方公共项目基金完全来自于中央财政时，该地区由于仅承担项目融资成本的很小份额，因而就有一种尽可能大地扩张地方公共服务水平的动机。因此，地方财政的存在可以在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提升公共产品提供的有效性。
统一的中央财政与分散化的地方财政两种形式都有着各自显著的优点与不足。财政联邦制是将这两种极端的形式结合起来的组织形式，是在极端的中央财政与极端的分散化财政之间的一种妥协。在联邦体系下同时存在着中央政府和次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履行稳定经济，实现最适收入的再分配及提供特定公共产品的三大基础职能，次中央政府提供满足各自管辖区居民偏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避免了公共产品消费方面的福利损失和技术浪费。建立一个理想的财政联邦制体系，就是要解决在中央层次上应该集中多大的公共预算，中央和和地方政府之间财政职能如何来进行恰当的划分的问题。
Kenen7则强调了高水平的财政一体化所带来的财政转移支付能力有利于平抑一体化所引致的地区差异，能够使经济更接近于理想化的最适宜货币区。
二、现行不对称结构的经济效应分析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不对称结构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会对欧元区经济未来长远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矛盾不断发展和激化的过程将会推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步趋向对称化。
（一）财政政策成为促进区内经济增长的唯一重要因素，而在现行体制下，财政政策能力弱化，难以单独承担这一职责。
欧元运作和共同货币政策的执行，标志着欧洲一体化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一个经济区内，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有赖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综合运用。对于货币政策在经济中的作用，经济学家们普遍接受了货币主义的观点：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能影响实际产出，而在长期则是中性的。因此，欧洲中央银行赋予价格稳定目标以绝对的优先权，促进长期的产出增长不是其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长期来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失效，但在短期内在对称性的政策框架下，各国仍能够结合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选择适当的货币政策工具来配合财政政策的执行，达到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由于欧元区目前还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各成员国的经济周期也不尽相同，对货币政策的要求不一致，在货币区层次难于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来配合各自的财政政策；而在国家层次上由于货币政策的上交，使经济增长的任务只能由各国财政政策独立来完成。欧盟理事会8将未来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确定为：变欧盟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动态增长的知识主导型经济，保持能够带来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和社会凝聚力的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在现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对称结构下，财政政策成为欧盟经济增长战略中的唯一关键因素。
为保证各国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欧盟也做出了许多的努力。比如强调财政方面的规则确立及制度建设，来保证各国预算约束和财政的可持续性，以此来稳定宏观经济和价格。不可否认，规则确立和制度建设将会在一定的程度上提升公共部门的效率和财政政策的可预见性并通过对私人部门提供适当的激励来实现长期的增长。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各国财政能力实际上随着货币一体化的进展受到了削弱。各国税收规模随着铸币税收入的再分配、通胀税实施能力的丧失和各国税收竞争造成的收益下降而下降了；同时对各国的财政约束的增强也使各国财政政策真正可以作为的空间缩小。可见现行体制下，各国财政能力受到了削弱，在货币政策上交的前提下，让其单独完成促进经济增长的重任，看来是勉为其难的。
（二）现行不对称结构下，各国财政预算有超支的内在动因，从长期来看，将对《稳定与增长公约》的执行形成挑战。
各国财政指标虽受到《马约》规定的约束，但是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对称的结构下，各国财政预算存在着超支的内在动机。欧洲中央银行的成立以及共同货币政策的实施，使各国财政政策的制定者不再担心自身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会对本国的货币和物价的稳定造成不利影响；欧元区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发展，使各国财政融资范围扩大，融资成本相对下降，各国财政融资的效率提高，这更加便利了各国政府以债务的形式融通资金；此外，在原来的财政体制下融资风险由各国政府独自承担，那时必须考虑自身的承受能力，而现在各国会转而依赖超国家的货币当局的支持，这就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在这种激励机制下，成员国财政政策会产生赤字倾向。为了避免这类道德风险问题的发生，欧盟在《过度赤字程序议定书》中规定对违规成员国实施金融制裁，要求违规成员国缴纳一定不付利息的存款，如两年内财政赤字情况没有得到好转，这笔存款就会转为罚金。但是，针对这一规定也有例外条款，如在一年中实际GDP下降2%或更多时，允许为期两年的暂时过度赤字，即使实际GDP下降不足2%但是超过了0.75%时，也可为过度赤字申请例外。《过度赤字程序议定书》中的免责与例外情况太多，处罚程序复杂繁琐，实质上实施的难度很大，对于成员国的过度赤字并没有很强的外部约束力量。
（三）各国财政政策实施成本将会产生外溢效应。
在货币政策上交的情况下，成员国为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主要依靠通过变动税率和政府支出的财政政策来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就业和国民收入。货币一体化放大了各国财政政策相互溢出的效应，内部汇率机制的消失、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财政政策的正负效应溢出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霍尔伍德，麦克唐纳9依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指出，货币区内，一国遭遇经济萧条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时，从商品市场来看，会使得本国的总需求增加，带动国内国民收入增长，同时，由于区内资源的自由流动，该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也拉动了其他国家的需求，短期超额需求使其他国家发生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从金融市场来看，该国的扩张政策表现为财政赤字，在金融市场上融通资金，会使得市场利率上升，带动整个货币区内的汇率出现非意愿性的上升，引起货币区出口竞争力下降。因此，货币区内，一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刺激本国产出增加，失业下降，但是也会引起其他成员国物价上升，货币区的汇率上升，出口下降的外溢效应。
（四）对抗不对称冲击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难以奏效。
欧洲货币联盟下的财政体制安排主要是为了配合欧洲中央银行推行共同货币政策，在区内维护价格稳定的需要。而反过来欧洲中央银行却不可能考虑个别国家财政政策状况而在货币政策上予以配合。也就是说，宏观政策不对称结构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是单向的，即各国有责任配合统一的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各国财政政策的运行不能危及欧元的稳定，但反向配合是不存在的。所以，对各成员国而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不对称结构的宏观层面不利之处在于：汇率政策工具的丧失与货币政策工具的让渡，使得国家层次上的决策机构在应对不对称冲击时，由于政策工具选择的约束而陷于不利地位，应对不对称冲击的能力下降。不可否认，随着货币区内贸易的发展和各国经济的趋同，一国源于区内因素出现局部冲击的可能性减少了。如果有不对称性冲击的话，那更可能是局部性、产业性的或是来自区域之外的。当发生不对称经济冲击时，区内贸易和投资就会成为经济危机在各国间的传播媒介。货币政策权利的上交使各国不能够很好的运用货币政策、汇率政策来对抗非对称的经济冲击，财政政策又受到财政纪律的严格限制，政策的自主性下降，可操作的空间减少。虽说欧盟的结构基金能向成员国提供的一定的财政支援，但在对抗不对称性冲击方面的作用是远远不够的。当冲击较大时，各国财政政策" 将难以为继，欧洲中央银行又将奉行中立的政策，在极端的情况下，这必然会造成一些危机国家不得已而选择退出欧洲货币联盟。
（五）在税制和税种协调统一尚未完全实现的情况下，各国财政政策的竞争会导致公共产品供应不足。
欧元运行的微观经济效应使得区内资源要素的流动性进一步加强，信息更加充分。经济个体可以依据个人偏好通过自由流动的方式在区内选择不同的公共产品供给及各人纳税的水平。各成员国面临着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对税源的竞争压力。在目前区内的税制和税率尚未完全统一的情况下，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各国当局有实行低税率的倾向，这将导致货币区内某些税种的税率低于理想水平，造成区内公共产品的供应能力不足。
因此欧元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对称结构的内在矛盾是深刻的，也是无法仅靠各国政策的功能性协调就能够就克服的。欧元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欧元区各国的凝聚力最终要靠更为合理的制度安排来得以保证。货币政策统一之后，财政政策逐渐趋于统一，这既符合一体化发展的历史逻辑，又是欧元区市场深化的内在要求。
三、对称化的路径分析：由渐进到由需求引致的制度创新
经济政治一体化是欧盟各国所追求的长远目标。货币一体化标志着这一过程进入实质阶段。在欧元运作的初期，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化的财政政策的不对称结构是欧元区各国政治妥协的结果。从理论上分析并不是一种最优的制度选择。在这种运作模式下，隐含着许多潜在的矛盾和危机。财政政策走向与货币政策对称化将是欧元区未来财政体制发展的方向。从实现的路径上来看，这将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各国财政权力逐渐弱化，超国家的联盟层次上的财政能力逐渐加强，经政策趋同到由需求引致的制度创新而最终形成欧元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对称格局。欧盟一体化程度也将随之而继续得以深化。
在目前分散化的财政体制框架之下，虽然中央层次所能集中的财力非常有限，但种种迹象表明：欧洲货币联盟也并没有坐视现行不对称结构对欧元区经济的不良影响，相反各国也在积极寻求财政政策的协调与趋同。《马约》和《稳定增长公约》所确立的共同财政纪律本身就是区内各国财政政策渐近和趋同的一种具体体现。欧元区各国在赤字的危害性和实行可持续的预算政策必要性方面达成共识，共同财政纪律作为政策的趋同无疑有利于各国财政状况的改善。从中长期效应来看，对稳定欧元和各成员国未来长期经济增长非常有利。除共同财政纪律之外，欧元区各国继共同关税之后，也在积极的寻求税种和税率的协调和统一，以避免各国在税收方面的恶性竞争，这些努力也是财政政策趋同的另一种表现。当然这些渐进和趋同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财政政策仍相距甚远。欧元运行两年以来，所幸国际经济形势较为平稳，区内各国没有发生严重的不对称性经济冲击，这使得不对称的现行体制之下潜在的矛盾没有被激化。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各国执行各自的财政政策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关系到欧元区未来经济的稳定发展和货币一体化的走向。毋庸置疑，各国财政方面仍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状态如何在没有中央财政支持的条件下趋于平衡？各国能不能始终保持中性的财政政策从而实现欧元区内低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继续财政约束便利货币政策达到价格稳定目标的同时，成员国如何解决好本国的经济周期波动问题及应对不对称经济冲击？ 面对欧元区人口老龄化问题，成员国财政政策如何进一步稳固和进行结构调整？如何加强各国间的政策合作？仅仅依靠共同财政纪律和各国政策的功能性协调并不能使这些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这些问题最终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只能依赖于共同财政政策的制度创新。
制度变迁是用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替代另一种制度的过程。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的变迁有两种实现路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和强制型制度创新。在制度结构的体系中，某项制度构建发生了变化会导致对其他的制度构建服务的内在需求，这是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的重要因素。需求诱致型路径强调市场力量对不均衡的现行制度的自发突破和对改造的准备，当这种突破与改造的准备积累到一定水平时，就促成了以制度创新的形式将有关的成果法律化10.货币一体化对于欧元区各国来讲，只是经济体制发生了局部的变化而已，区内许多相关的制度要素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意味着欧洲货币联盟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仍存在许多制度不配套的地方，需要其他制度的创新与完善相配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对称是现行制度不配套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从本质上讲，区内共同财政政策的制度创新将会由内部需求诱致而形成，是市场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过程的必然结果。来自统一大市场的内部需求是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 ；来自外部的冲击将会是制度创新发展的助力。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欧盟研讨了进一步加强内部政治行动能力的问题，计划建立相应的决策机构，争取更大的财政支持。这说明欧盟在迈向政治统一方面又走出了重要一步。任何一种新制度都需要逐渐磨合和不断优化，经济乃至政治一体化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也需要逐步的完善和到位。这一进程的快慢及是否真正适应市场深化发展的需要将会直接影响欧洲一体化最终的成败。这一过程因应货币一体化而开始了，并将随着货币一体化的发展伴随着新制度的不断创新与确立而逐步走向深入。
制度变迁的科斯中性定理认为制度变迁既影响收益的产出（即效率与增长问题），又影响收益的分配（即公平问题）11.货币一体化在总体上增进了公共体的福利水平，但同时也导致了时间上和空间上各国政府收益不均，甚至导致个别厂商、产业和国家的福利损失。各国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成本和收益空间分配不均衡的根源在于各自的经济规模、发展水平、产业与贸易结构的差异性。具体来讲，各个国家经济的异质性，导致其从中央预算中得到的好处是不均衡的。如果一个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的话，它在共同体预算中就要担负更大的责任，而从中获得较少的利益，这些国家就不会积极地推动财政联盟的建立。但当某些成员国受到严重的非对称性经济冲击，不能靠自身财力来解决问题时，货币政策上交，财政政策受到约束的条件下，是忍受经济萧条还是放弃共同货币，这种两难选择必然导致其要求退出货币联盟的可能性。此时，其他成员国就会权衡成本和收益的，若让这些国家退出而导致的既得利益的损失大于维持其在货币联盟内的成本时，发达国家就会重新考虑中央预算的问题，愿意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这就是制度选择与制度构建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过程。共同财政政策将会以转移支付或再分配形式解决成本收益的公平分配问题，保证货币一体化制度的稳定和发展。
欧元的运作已使货币一体化的微观经济效率得到了初步的实现，在宏观层面也进一步加深了区内各国经济政策合作的相互依赖性。这些都为未来财政政策走向统一提供很好的外部环境。我们可以预见，财政政策走向统一只是一个制度创新的时间问题。反观这几年的运作，欧元区各国财政政策在配合货币政策的实践中也在积极寻求趋于协调一致，未来欧元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走向对称化是必然的趋势。统一的货币政策和逐步统一的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将会继续带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由货币统一到共同财政政策，再到政治一体化，应该是欧元区未来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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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范文4
关键词：文化产业；公共政策；发展
在这个知识经济大爆炸的时代，科学文化发展观渐渐走进了人们的生活当中，文化产业的发展措施成为了各个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也因此成为了21世纪各个国家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手段。作为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其文化资源比较丰富，可是其文化产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以应该通过国家政策的支持，制定有效的文化产业政策，推动国家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和国家经济转型。
一、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问题
1.文化领域的定位不明确，投入资金偏低。
第一，国家财政对文化事业的投入资金欠缺，直接导致了文化产业发展缓慢。在推动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制度上，财政整体经费不足，各个地区之间的文化事业费没有形成统一标准，城乡文化事业费差异比较大。单单从表面上来分析，文化事业作为公共事业，跟文化产业之间并没有紧密联系，可是事实上对文化事业的资金投入直接带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从当前情况来分析，国家对文化事业的资金投入比较欠缺。第二，地方政府制定的文化产业财政资金补助效果不明显。比如动漫产业，各个地区的政府所采取的手段往往是：在住房问题上，为被选中的动漫作者提供相应的补助，为当地动漫作者在动画片的播放上提供相应的奖金，可是这些做法不能解决动漫作者的实质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产动漫在数目上的增加，可是对于提升国产动漫的品质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2.税收优惠政策不完善。
第一，文化公司大部分属于中小型公司，在申报税收优惠过程中并不顺利。比如动漫产业，为了促进国家动漫产业的增长，国家出台了相应的税后优惠制措施。可是对于大多数中小型动漫公司来讲，要想真正落实这些税收优惠制度并不现实。从2008年12月出台《动漫企业认定管理办法（试行）》起，截止到2009年末，在国内23家升级认证部门中，共有303家动漫公司提交申请，最后只有100家动漫公司被指定为国家动漫公司，成为国家第一批动漫公司。第二，文化产业税收优惠措施的落实范围不宽泛。比如，大部分小型文化公司根本不能享用增值税优惠制度。此外，除去一些产业链源头的文化制作公司之外，在文化产业链中下游的一些文化运营等公司根本不能真正享用税收优惠福利。第三，税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公司与个人为文化事业捐赠的热情。税收优惠福利在促进与培养公民对文化事业的热忱方面起着积极作用，可是根据国家当前的税法内容，在公益性捐赠支出中，公司和个人捐赠额都比较低。有限的税收优惠额度从根本上削减了公民与公司对文化事业捐赠的积极性。
3.文化产业政策价值取向的偏离。
针对文化产业当前的发展来讲，政策的价值取向直接决定了政策的有效性，当前国家文化产业政策产生了多个价值取向的偏离。第一，文化产业政策内容缺少对公民参与内容的成立。公共政策要求在公共范畴内有着公开性。可是从当前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成立制度上来分析，国家文化产业依然由政府控制，文化产业政策或者相关条款往往以行政命令的手段去落实；在文化产业制度的成立与落实方面，政策主体过于单一。党和政府作为文化产业措施设计与成立的主体部分，使得文化产业政策的政治色彩过于浓重，文化产业政策成立上，使得社会公民无法参与进来。第二，文化产业政策偏离公共属性。公共政策的特征决定了它的公共属性，同样，文化产业政策也属于是公共政策的范畴，因此应该遵守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可是在实际应用中，文化产业政策偏离公共利益的现象时有发生。经济建设的增长与发展，使得城乡经济差距日益凸显，在享用文化资源方面农村地区远远落后于城市地区。所以如今的文化产业政策依然没有凸显出其文化利益的公共属性。第三，文化产品作为公共产品，为公众所提供的是精神方面和服务方面的产品，符合公众对精神文化的追求。所以在发展文化产业过程中应该特别指出，首要考虑因素是社会效益，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可是如今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方向并没有按照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来发展，偏离了其发展中心。
二、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公共政策
1.建立健全财政投入机制。
第一，健全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制度。健全法律法规，成立规范有意义的公益文化事业投入制度。中央与地方政府对文化事业的资金扶持，每年增加幅度应该跟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相对应；以中央财政专项补贴的形式，缩小各个地区文化事业的资金投入差异；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文化事业资金投入，减少城乡差异。同时也要加大国债资金在文化基础建设方面的比例，促进文化基础设施的建立。第二，改善财政补助形式，将“普享式”转化为“绩效式”。提议以政府采购的方式，加强文化公司对精品的推出。政府可以通过预约采购的途径，通过比电视台播出费高出几倍的资金来预先订购高品质的动漫产品，然后再出售给电视台。这种形式将会促进各个公司之间的良性竞争，从而提升了产品品质。第三，财政出资，向世界弘扬中国文化。文化产品走向世界是一项长远的工程，要想让国外朋友认可新文化并不容易。国家政府应该对文化传播形式进行创新，促进国家文化产品走向世界，加强国家文化产品在世界上的影响，从而提升国家文化产品在全球的地位。
2.完善文化产业的税收体系。
第一，健全对非营利性文化艺术机构捐赠的财税鼓励制度。非营利性文艺机构是文化创新的核心成分。美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和增长，除了迪斯尼等少数文化产业公司之外，具有文化创意活力的非营利文艺团体也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第二，加强对原创性文化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措施，对内容创新、科技研发的产品在资金方面进行扶持。犹如鼓励高新技术公司引进精英人才一样，文化公司应该加强对文艺创作精英的培养，加强对文化科技创造的资金投入。第三，对运营性的文化事业机构转型中资产评估增值、资产划分等税收内容进行分析，健全鼓励文化公司跨地区、跨行业等税收鼓励制度。利用财税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克服阻碍国家当代文化产业体系发展的问题，加大文化产业的市场集中度。第四，加强对文化产品的分析和服务出口的税收福利制度，研究并成立鼓舞针对“中国内容”的税收激励制度。不论是中国公司或者个人，还是外资或者个人，假如以“中国内容”为创造目标，通过“中国内容”来进行传播，同时符合中国的文化价值与文化属性标准，就应该给予相应的财税鼓励，利用这种手段，让全球的文化制造者和文化传播者来弘扬中国文化。
3.我国文化产业政策在价值取向上的重构。
公共政策作为政府机构某个时期的目标，主要是针对社会公共利益所选取、整合、分派与执行过程中所成立的行为标准。政府机构制定的政策价值取向，为社会各个群体的实践活动起到了指导作用。所以，国家文化产业政策应该秉承着公平、公共利益和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三、总结
政府机构需要结合国家资源来分析与成立灵活的公共经济制度，为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提供帮助。一方面，美国公共经济政策的转变为中国提供了借鉴意义。文化产业作为特殊产业，在推动国家经济增长、弘扬国家文化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符合国家经济长远利益的发展。政府机构应该体现出其在文化产业中的主导地位，以此提升国家文化产业的竞争优势；国家和地方政府应该结合文化产业发展特点来成立文化产业发展措施。
参考文献：
[1]郑春荣．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公共政策[J]．探讨•税务研究，2010（07）:17-22．
[2]胡敏.我国文化产业政策价值取向分析与重构研究[D]．合肥：安徽大学，2010．
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范文5
关键词：欧债危机 欧元区 经济一体化 政治一体化
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2)01-023-04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对希腊可能出现债务违约的担忧进一步加剧，希腊因债务危机最终走向破产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同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已经出现的或将来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问题，更是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并有可能进一步蔓延至实体经济领域，甚至是国际政治领域。欧债危机的影响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持续时间之长，决定了我们有必要深入分析其成因。欧债危机的起因错综复杂，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既有欧元区内部的因素，也有国际经济政治大背景的因素。本文试图从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双重视角深入探究欧债危机的起因。
一、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不同步性
在历史上欧洲人曾经以各种方式进行过欧洲一体化的伟大尝试，但是都失败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使欧洲人普遍寄希望于通过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道路来实现欧洲的和平与福祉。从二战后的欧洲煤钢联营共同体，到1993年的欧洲联盟诞生，主要是走的经济一体化的道路。欧元区的成立实际上是二战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结出的果实，各成员国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主要是货币，组成了一个共同的单一货币联盟。欧元区的成立在促进欧元区成员国间的经济一体化方面也确实发挥过许多积极作用。成员国在加入欧元区之后，享受到了欧元区使用单一货币的好处，比如消除汇率浮动，促进跨境贸易和促进跨国就业等，使得政府和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更加便利，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更加顺畅。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欧元区成员国毕竟是独立的欧洲民族国家，历史传统和文化差异在短时期内是很难融合的，各民族国家的利益冲突也仍然客观存在。因此，欧洲的政治一体化一直都远远落后于经济一体化，在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共同司法与内务合作、共同防务政策等方面的进展仍然非常有限。
按照加入欧盟和欧元的标准，欧元区似乎可以作为一种国家的～体化模式。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欧盟不但没能顺利解决希腊债务问题，欧债危机反而传染至更多国家。欧洲金融市场动荡加剧，还存在着债务危机与银行危机并发的可能性。欧元及欧盟运作机制当前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考验，与欧元区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不同步性有直接关系。与经济一体化相比，欧洲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大大地落后。没有政治联盟作为基础，经济联盟的发展就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障碍。欧元是一种共同货币，它的价值及其稳定与否还取决于各国在政治上能否保持团结一致。若政治一体化的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对于欧元来说就是致命的伤害。目前急需解决的就是国家的让渡问题。国家对货币税收的管辖权不仅是国家重要的经济职能，更是一国的重要内容。对于参加欧元的国家而言，它们已经让渡了发行货币的，但是仍然保持税收和国家经济决策的权力。这不是单一的经济一体化所能解决的，更加需要政治一体化的发展来解决。
由于欧元区经济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的不同步性，各成员国的国家利益与欧元区共同利益经常存在冲突。作为多种增长模式和多种发展速度共存的经济联合体，欧元区成员国经济发展差异很大，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欧元区的东扩，转轨中的中东欧国家逐渐加入欧元区，更加加剧了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元区各国经济复苏步伐不统一，德国、法国的经济开始回归正常，而希腊、爱尔兰、西班牙等国由于房地产泡沫的破裂，经济复苏之路曲折。各成员国对欧元区货币政策的诉求不尽相同，但欧洲央行显然难以同时兼顾所有成员国的利益，这一问题在单一货币体制下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如果有一个好的政治决策机制，当某个成员国债务风险上升时，欧元区应该能够果断地寻求一种合适的解决办法。但是，欧盟的成立是建立在一系列超国家机构基础上的，各成员国常常在机构设置，席位分配、表决机制等问题上争论不休。欧元区与欧盟密不可分，欧元区的重大决策中都由这些超国家的机构协调解决，这样的制度设计本身就是缺乏效率和执行力的。在欧元区现行决策体制下，欧洲债务问题不可能迅速得到解决。同时，欧元区设计上又没有退出机制，出现问题后协商成本很高，这也给欧元区危机处理提出了难题。由此可见，将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置于一个统一的货币区内，只搞经济一体化却没有政治一体化，必然存在着诸多难以协调的矛盾，制度上的弊端就已经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二、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和经济趋同的不稳定
欧元区各成员国的实际情况不同导致经济政策各不相同，已经成为欧元区未来发展的重大障碍。虽然成员国在经济趋同上都达到了指标的要求，但是这种趋同仅仅是表面经济数据的统一和接近，欧元区真正需要的经济政策的协调统一还远远没有到来。成员国税收制度各不相同，失业保障制度以及养老金制度也不统一，成员国不同的通货膨胀水平与相同的利率之间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不协调，成员国稳定物价的要求与放弃部分经济后调控手段受限制之间也有难以解决的矛盾。如果欧元区不能较好解决内部经济政策的不协调问题，那未来的欧债危机仍然会愈演愈烈。
成员国经济政策的不协调还严重影响了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按照欧盟条约的规定，欧洲中央银行应该是具有高度独立性的金融机构，它对欧元起到保证币值稳定、抑制过高通货膨胀的作用，是关系到欧元能否稳定运行的关键和基础。但是从后来的实际情况来看，利益的差异性使欧洲中央银行的独立运作大打折扣。欧洲理事会控制着欧洲央行的人事安排，它是由各国央行的行长和董事会成员组成的，这些成员都代表本国经济利益说话。由于各国对货币政策的要求不同，因此都尽可能影响欧洲央行采取对本国有利的货币政策，从而威胁到了欧洲央行的独立性。有些国家在失去货币调控的手段后，只能利用其他手段来适应本国经济发展的要求，这些手段也经常地与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相抵触，从而大大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效果。
除了经济政策的不协调以外，成员国经济趋同的不稳定也是欧洲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加入单一货币体系，各成员国不惜一切代价地向经济趋同标准靠近，其中很多国家都是临时突击的结果。这种经济趋同标准很难在欧元区启动后长期维
持下去。希腊、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的债务危机，明显地暴露出这种经济趋同的不稳定。欧洲某些大国出于政治目的而人为地搞经济趋同和加快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度，最终必然会出现适得其反的效果。比如。对当年希腊为加入欧元区而做假账，德、法等国心知肚明，但急于扩大欧元区的政治心态压倒了本来规定的严格的财政、经济标准。希腊等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原本与德、法等欧元区核心国相差不少，其福利水平也有差距。加入欧元区后，希腊背靠欧元这棵大树，大量借贷，福利水平迅速赶上甚至超过了其他国家。可以说，欧元区在成立之初就在经济领域埋下了地雷。欧元区成立之后不久，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又使得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刺激经济增长的财政宽松政策，希腊政府的财政原本处于一种弱平衡的境地，高福利、低盈余的希腊根本无法通过公共财政来支撑过度的财政开支，因此在这轮财政宽松政策中出现了债务危机。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欧元区的其他国家包括德国和法国等核心国家都以尽量减少本国国家利益损失为出发点，来协调和寻找各方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完全没有当初推进欧洲一体化的决心和进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成员国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和经济趋同的不稳定。直接导致了它们在面对债务危机时仍然退守回本国国家利益的底线，大大增加了各方的协调成本，还可能会延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因此，对于每一个欧元区成员国来说，未来逐步推动建立协调的经济政策并谋求稳定的经济趋同是很必要的。在这次欧债危机中处于困境的国家必须更多地服从欧元区的统一领导。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希腊在这次危机中实际上已经失去了一部分自，公共政策上也将更多地受制于欧洲央行和欧盟的干预，这种情况以后可能还会发生在欧元区其他成员国身上。
三、货币政策的集中化和财政政策的分散化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一个国家调控经济运行的两大最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两大政策的应用中，其调控的侧重点、调控目标、调控影响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货币政策更多地侧重于总量的调节，更多地侧重于保持币值的稳定，且在治理通货膨胀的时候作用更突出：而财政政策可能更侧重结构性的调节，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比较突出，且在治理通货紧缩的时候作用更突出。因而，为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等宏观经济目标，客观上必然要求将两大宏观经济政策统筹安排合理搭配使用，这在一个国家内部通常是很容易实现的，但欧元区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则具有较大的特殊性。欧洲区内的国家并非一个普通意义上的国家，虽然欧元区的财政政策仍由各国政府自主制定并执行，但由于欧洲一体化的政治需要，各成员国将自主制定执行货币政策的权力让渡给了欧洲央行，由超国家的欧洲央行制定并执行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即欧元区实行的是自主分散的财政政策与集中统一的货币政策搭配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可以说，这一制度设计是欧元区的最大特色，但也为当前的欧债危机埋下了伏笔。原因在于，各成员国自主实施的财政政策的目标主要是为促进本国经济增长及解决本国失业等问题，而欧洲央行实施的货币政策目标则主要是为维持低通胀并保持欧元的对外币值稳定。
按照经济学理论，当一国财政状况恶化时，其信用将会降级，由此导致发行国债的成本上升，甚至金融市场对其继续发行债务还会附加诸多限制条件，这都会减少财政状况恶化的国家发行国债的可能性，进而对该国政府控制国债融资和政府赤字规模形成约束。但因欧元区实施的是集中统一的货币政策，因而金融市场对欧元区各国政府财政赤字融资的制约机制无法发挥作用。而且，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欧元区在一定程度上还为不达标的赤字国发行债务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如加入欧元区之前的希腊，意大利等国的政府赤字本就已偏高，其债务背后的信用担保能力已较低，但这些国家加入欧元区后并没有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以削减赤字，而是更加专注于通过扩张财政预算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实现本国经济增长及解决本国失业问题，将由此可能引发的通胀及欧元汇率稳定问题均抛给货币政策的统一执行者欧洲央行。由此可见，欧元区先天的内在制度设计缺陷，使欧元区各国家不仅丧失了主动弥补财政赤字的意愿，反而使其原有的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从而酿成当前非常严峻的欧债危机。面对欧债危机的爆发，欧元区各成员国仍无法在本国范围内单独采取任何货币政策来调整，只能寄希望于欧洲央行的统一安排，而这又发生很高的沟通成本，需要很长的协调时间，因而往往失去最佳的政策反应时机，造成很大的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可能。
四、区域经济差异和产业结构失衡
欧元区各个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希腊，意大利等南欧国家在经济体制与运行方式上与德，法等国家也有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可以这样说，在欧元区内部，经济强国的发展优势与弱国的发展劣势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的趋势也变得越来越明显。经济强国带动不了弱国，弱国的放缓也同时拖慢了强国的发展。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既没有特殊的地域优势，没有很丰富的自然资源，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没有明显领先的优势。以希腊为例，其经济发展非常畸形，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很低，房地产泡沫相当严重。希腊的劳动力、能源等生产要素市场竞争不充分，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处于垄断地位的希腊公共企业改革阻力较大，公用事业市场开放相对滞后。希腊的国有企业不仅自身效率低下，服务质次价高，成为财政包袱，而且政府为了拉拢选民，赢得大选，还不得不大力扩展公共部门，进一步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由于希腊低迷的经济不能支持其庞大的财政支出，最终导致经济泡沫逐渐破裂。失业率居高不下，银行业坏账率激增，债务危机的爆发难以避免。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希腊等南欧国家的债务危机反过来也在制约德国等欧元区主导国家的融资能力，导致德国国债的再融资成本增加。例如，德国政府在最近发行国债时就遭到资本市场冷遇，投资者认购很不积极，最终导致德国央行不得不出手购入超过市场需求的国债，以避免此次国债拍卖失败。作为欧洲头号经济强国的德国长期国债一直是资本市场热捧的优质资产，如此高比例的德国国债在市场上不能售出尚属首次，反映的是投资者对欧元区经济前景的不信任。如果作为欧元区经济信用等级最好的德国尚且不能在资本市场充足地融资，欧洲其他国家的境况可想而知。最近这次德国国债发行遇冷，直接反映出资本市场对作为欧元区实力最强的德国经济能否免于遭受欧债危机的担忧，也是德国经济遭受欧元区债务危机拖累的一个信号。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来看，在金砖国家的经济迅速增长的过程中，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据了世界绝大部分市场，而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则几乎垄断了高科技产品市场，因此国际制造业市场中留给希腊这类国家的份额就微乎其微了。希腊进入工业化的时间相对较短，由于受到自然资源等诸多先天条件的限制，对制造业产品的进口依赖度很大，而
象希腊原来的传统产业如航运和旅游等，又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受到剧烈冲击，因此希腊的就业率和劳动生产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在经济低迷时期，国家只能采取积极的经济刺激政策，这又使得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这些原因都加大了希腊在面临经济危机时的财政压力。在其他南欧国家，如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其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性和希腊也很类似，缺乏制造业支撑的产业空心化和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都是这场欧债危机的直接导火索。
五、人口的老龄化和不合理的社会福利政策
欧洲是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公共财政背负着很重的养老金负担，必然会表现为相关国家的公共债务不断上升。除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巨额养老金支出，欧洲的教育医疗福利、失业救济、带薪休假等其他福利项目的支出比例在全世界都属于高水平行列。如果把欧洲和美国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虽然美国社会较欧洲更为开放，吸收的外国移民也比欧洲多，但是多年来美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却是欧洲的两倍左右，失业率也只有欧洲人的一半，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社会福利水平比欧洲相对要低很多。与美国不同，欧洲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可谓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安全网”，除了经济活力受损外，还带来社会制度的僵化。在欧洲的选举政治下，欧洲国家不合理的社会福利政策不断地被强化，没有哪位政治家或选举候选人能强力推行削减社会福利开支的财政政策。因此，历史因素和现实利益交织在一起，使得欧洲很多国家的“寅吃卯粮”状态持续了很多年。近年来，欧洲一体化的快速推进和欧元区的成立虽然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种不合理社会福利政策的弊端，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最近几年，很多财政能力有限的南欧国家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向德国和北欧看齐，而完全不顾及本国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最终导致债务无法按期偿付的危机。
在社会福利政策的形成方面，欧洲各国间有着不同的文化差异。就希腊而言，其债务危机的一个根源就在于其要靠借钱才能过日子，这样寅吃卯粮的状态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可以这样说，希腊爆发债务危机有其必然性，这场债务危机的到来只是早晚问题。除希腊外，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信用评级最近不断被下调，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超过国家财政能力的不合理社会福利政策所导致。因此，这场欧债危机的爆发确确实实给欧洲高福利国家的公共政策敲响了警钟。
到目前为止，欧债危机的影响还远未结束，欧洲经济也没有出现回暖的迹象。欧洲的这场危机对于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来说，同样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首先，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统一应该成为我国未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主要着力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支结构和收支平衡尤其要重点予以关注，我们今后绝对不能出现欧洲这样的债务危机。其次，在中国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加快的大背景下，如何制定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福利政策，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成为今后需要重点解决的改革攻坚点。最后，我国当前在产业结构升级和缩小区域经济差异方面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应该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视野中重新审视和思考，我国企业在“走出去”战略指导下开展的海外投资活动也必须要具备更大的弹性和灵活性，既要注意规避欧债危机带给我们的各种风险，又要把握好欧债危机带给我们的战略机遇，更好地为我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作者简介：
公共政策和财政政策关系范文6
会议开幕式由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马骏教授主持，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教授致欢迎辞。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名誉会长、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夏书章教授，留美公共管理学会会长侯一麟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院长朱正威教授先后致辞。
主题发言部分由中国人民大学蓝志勇教授主持。围绕“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重要问题”的议题，中国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周雪光教授、中国中山大学马骏教授、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臧小伟教授、中国台湾世新大学徐仁辉教授等5位专家分别从不同视角进行探讨，为整个会议的发言抛砖引玉。王绍光教授将重庆经验放在中国式社会主义3.0中进行理解。他认为，重庆仅仅是全国各地在探索社会主义3.0版本的一种实践。这种实践既有对1.0版和2.0版的继承，也有新的发展阶段，是解决公共消费的试点。中国最大的活力在于各地分权探索。周雪光教授以中国政府考核验收过程为例，考察了科层制权力的局限。他主要强调科层制被非正式制度削弱、弱化或者是被挖掘，并探讨了如何重新审视科层制国家的效率。
马骏教授从中国财政国家转型的视角出发，探讨经过30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已发展成为一个税收国家，以及中国的财政国家转型对国家和社会关系以及国家治理产生了或者将产生何种影响的问题。其认为中国最终将演变成何种类型的财政国家这一问题，主要取决于三大因素：一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否会出现方向性的转变；二是中国财政预算体制改革；三是中国的自然资源禀赋。臧小伟教授从公共政策的角度，以少数民族问题为例，讨论中国管治能力建设的问题。
他指出，现有的民族政策并未考虑到少数民族的不安全感，因此现有的政策制订要意识到这个问题，这是文化和社会的问题，也是少数民族自我认同的问题。徐仁辉教授以金融风暴后的预算赤字与预算政策为研究问题，提出一国的财政可以因为经济循环或国家安全因素出现暂时性的赤字，但长期来看为了财政的稳健，仍应追求经济景气循环的收支平衡；在经济景气复苏迹象明确时，各国政府应加速检讨各项振兴经济景气方案的出场，以避免因为财政政策落差问题，对经济景气循环产生反向刺激效果，造成通货膨涨压力加大。
随后，会议分多场次、多议题进行了探讨。在“中国国家治理”场次，中国人民大学的任剑涛教授分享了题为《国家治理的简约主义》的研究。
这种简约主义可以理解为：国家必须要分权制衡，国家权利具体运行需要简约主义的逻辑，特别要强调在政治法律和环境的途径当中，依法治理是国家得到很好治理最重要的简约原则。美国杜克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的牛铭实教授用生动的“豆选”例子，深入探讨了选举与地方治理改善的问题———改善地方治理是中国稳定的根本之道，而欲改善地方治理，最好的方法就是采用公平、公正的选举程序，导引地方官员认真地为民服务，这也就是“豆选”所蕴含的道理。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杨开峰教授，则关注及反思中国科技治理及其工具的演变。他从比较的视角，讨论了中外相关治理理念，即市民社会、府际关系以及企业政府等，在此基础上，基于政治民主以及多层级治理理念提出科技治理的思想，并从中国科技管理模式的变迁进一步论述了科技治理的演化。最后提出科技政策工具，包括结构式控制工具、合同式诱导工具以及互动式影响工具3种。
在“公共财政”场次，美国乔治亚大学的侯一麟教授，对我国近年行政体制改革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地方官员激励机制要改变，从“发展-提升”转到“服务-褒奖”。“科学发展及和谐社会”口号表明最高层的指向标已经开始变化。在地方裁量权增加后，转移支付和自由资金的使用要配以严格监督，以达到最优使用。为此，透明的预
、算体系至为关键。
在“中国政府改革”场次，浙江大学的郁建兴教授用一种新路径分析“治理的中国适用性”的问题。
他指出，中国的治理研究者应充分意识到“转型期”特征，认知丰富的事实；“足够好的治理”需要我们确切地理解制度演化和国家能力，在这个世界中权衡并找到优先的东西；“策略性-关系性”方法目前更多是一种分析路径，但经过对结构和能动的确切描述，未来可能发展为一种能避免事实、理论与概念错位的解释框架。复旦大学的竺乾威教授，则关注地方改革的问题。他以广东顺德为案例，探讨地方政府的管理体制改革创新。顺德的改革涉及了地方政府体制改革的3个最核心的问题：党政关系问题、改革的路径依赖问题、改革的动力问题。
在“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研究”场次，中山大学的倪星教授，建基于对警察行为的实证研究之上，分析了警察这一“行动中的街头官僚”，并得出结论：街头官僚行为特征复杂多样的，其工作时间和工作投入情况差异明显。街头官僚行为在各类机构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同类机构内部的差异，机构属性等因素的影响突出，说明街头官僚更是一种组织的现象。复旦大学的敬乂嘉博士，探讨了随着社会服务提供方式从“制造”向“购买”转移的这种公共非营利合作关系。在政策和实践层面，我国社会服务外包的关键治理问题，是如何实现公共非营利关系的形态变化，实现从管家关系到委托关系的变迁。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赵志荣博士，探讨了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两个模式：资金结构与融资机制。他认为，就趋势而言，市场融资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财政资金，因此在总投入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东部省份对财政资金的依赖程度最高，这主要是由于土地出让转让金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直辖市的市场融资比例最高。如果从政府和市场作为基础设施提供者的角度来看，政府主导模式的重要性在逐渐下降；城司主导型和私有部门参与模式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和经纬博士，聚焦过去10年中国城市公立医院的民营化改革，提炼出中国社会福利领域民营化改革政策过程的分析框架：从理解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开始；识别主要的行动者（Actors）和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并理解他们的各自立场、偏好、效用函数和相对力量；行动者和利益相关者的互动直接型塑着政策改革过程并决定其结果。
在“中国社会建设”场次，中山大学的岳经纶教授，独特地创造出“社会中国”(SocialChina)概念，社会中国的着眼点就是中国的社会模式，特别是中国的社会福利模式。他以此为分析视角，梳理了中国社会政策的演变。中山大学的何艳玲教授则从“市场建设推动了社会建设吗？”这一问题出发，提出了中国式的国家-社会-市场同构逻辑，并认为，中国的国家建设有两个重要的任务，一个是在政治层面，重建政权合法性，以应对社会压力；一个是在行政层面，重建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以回应社会需求。中国社会建设所指向的利益调节的压力，将在这样的国家建设中被吸纳。
在“非营利组织与协同治理”场次，来自乔治亚大学的郭超和来自南洋理工大学的张志斌两位博士，运用五维代表性概念框架，对中国非营利组织代表性进行实证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