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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传导机制范文1
【关键字】宏观经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对一个国家来讲，它的宏观经济目标包括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物价稳定，降低失业率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政府在宏观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出于协调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是出于稳定物价、扩大就业的需要以及参与国际竞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政府干预经济或参与经济在世界大多数国家早已成为现实。
一、政府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
市场经济自发性、盲目性与滞后性的天然缺陷使市场失灵在所难免。高效的政府调控是市场正常运作的必要保障。因而，现代市场经济应该是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
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宏观政策的选择与应用上。宏观经济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府为了增进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改进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有意识、有计划地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来制定解决经济问题的指导原则和措施。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等。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一）财政政策
1.财政政策的含义
财政政策是政府为了达到一定的宏观调控目标，对税收、政府购买、政府转移支付进行调整以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国民收入和产出的政策措施。财政政策包括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简单地说，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增支减收，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是增收减支。
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为例，它发挥作用的传导过程是：当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可以通过减税，增加政府支出（如增加政府购买或增加转移支付），以及增加投资津贴来实现。假设增加政府购买，政府购买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增加了总支出（Y = C+I+G+X-M， G，Y）；而当产品市场均衡时，总收入应该等于总支出，由此，总收入也增加。因此，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以引起国民收入增加。而政策实施同时也会产生反作用：当国民收入增加时，人们对货币的交易预防需求随之增加，在货币市场均衡的条件下，投机需求就必须减少，而投机需求与利率是负相关的关系，因此利率上升；利率作为投资的成本，导致私人投资下降；而私人投资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带动总支出的减少，从而引起国民收入的下降（G， L=k*Y-h*i， Y， L，i，I，Y）。政府购买增加导致私人投资减少的作用，在经济学中被称为“挤出效应”。同理，政府运用另外两个工具，即税收和转移支付，其变化会引起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变化，从而影响消费，而消费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又影响了整个支出与收入。当然它们在实施的过程中同样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而反作用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
3.财政政策的决定因素与实施效果
财政政策的决定因素与IS和LM线密切相关。在IS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LM线越平缓，财政政策越明显；反之，LM线越陡峭，财政政策越不明显。在LM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IS线越平缓，财政政策越不明显；反之，IS线越陡峭，财政政策越明显。而在特殊情况下，在古典主义极端情形下（长期，LM线为竖直的直线时），财政政策完全无效；在凯恩斯主义极端情形下（短期，LM线为水平的直线时），财政政策完全有效。
挤出效应也是影响财政政策的因素之一。当挤出效应效果大时，货币政策不明显；挤出效应小，则效果明显。挤出效应体现在图形上就是IS与LM线的斜率，IS线平缓，LM线陡峭，代表着较为显著的挤出效应。因而挤出效应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在本质上仍可归结为IS和LM线的问题。
（二）货币政策
1.货币政策的含义。货币政策是政府为达到一定的宏观调控目标，通过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量进行调整来改变利率，进而影响国民收入与产出的政策措施。货币政策也分为两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简单地说，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增加货币供给量（放松银根），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是减少货币供给量（紧缩银根）。具体实施时，央行可以通过调整（再）贴现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来实现。
2.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为例，货币政策对国民收入的传导作用是：当央行扩大货币供给量，利率就会随之下降，以利率为成本的投资便会增长，从而拉动总支出，使总收入增加（Ms，i，I，Y）。与财政政策相似，货币政策的实施同样具有反作用：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导致人们手中的钱增多，从而交易预防需求增加，交易预防需求与收入是正相关的，因此货币需求也增加，货币需求的增加，又使得利率上升，利率的上升导致私人投资下降，私人投资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带动总之出的减少，从而引起国民收入的下降（L= k*Y-h*i，L，i，I，Y）。
3.货币政策的决定因素与实施效果
货币政策的决定因素同样取决于IS与LM线。在IS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LM线越平缓，货币政策越不明显；反之，LM线越陡峭，货币政策越明显。在LM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IS线越平缓，货币政策越明显；反之，IS线越陡峭，货币政策越不明显。而在特殊情况下，在古典主义极端情形下（长期，IS线为水平的直线时），货币政策完全有效；在凯恩斯主义极端情形下（短期，IS线为竖直的直线时），货币政策完全无效。
综上，从直观角度讲，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与IS线及LM线的斜率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若一国IS曲线比较陡峭，而LM曲线比较平坦，则财政政策效果好；若IS曲线平坦，而LM曲线陡峭，则货币政策效果好。
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实践性的问题
总的来说，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然而在执行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实践性问题：
1.执行政策的时机问题。从理论上讲，执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逆经济风向行事”，即在经济低迷时一般执行扩张性的政策，在经济过热时实施紧缩性的政策。而实际执行过程中，即前面所述的传导过程，在实际经济中真正发挥作用是需要时间的。也就是说，从政府意识到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到制定政策再到实施政策及政策发挥效果，其间存在时滞。每个国家都有经济低谷与高峰交替的经济周期现象，如果在经济低谷时执行了扩张性的政策，而政策时滞时间长，经济已经向高峰迈进的时候才充分发挥作用，那么扩张性的政策将推动经济的过热，这违背了政策实施的初衷。因此，准确地预测好时滞，把握好政策实行的时机，非常重要。
2.执行政策的综合运用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综合运用往往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过度使用其中一种而忽略另一种的作用。如片面强调财政政策，通过过多的政府支出来调节经济，忽视相应的货币政策的运用，往往会造成人为的经济失衡。
3.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施的微观基础不够健全。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政策的传导机制的作用发挥缓慢，政策的不确定性比较大。
4.金融市场不够健全，利率机制的调节作用有限。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监管水平低，政策的实施效果有时会大打折扣。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如货币政策效果会因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而变化，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难以避免等。
四、提高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果的建议
1.政府尽可能的提高决策的效率，减少各环节占用的时间，尽量减少时滞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提高经济调控的效果。
2.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更有助于发挥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仅依靠其中之一是不全面的。比如，在一般萧条的时候，政府会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增加政府购买或减税来增加国民可支配收入，拉动经济，同时会采取较为温和的货币政策甚至是紧缩的货币政策来防止政府拉动经济可能带来的通胀。
3.改善微观基础。健康的微观经济主体能够减少政策实施的不确定性，使政策效果更为充分地发挥。因此，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就必须重视和充分发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的微观运行机制，强化它作为市场主体的性质和功能。同时要优化经济结构，无论对于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而言，其效应的形成机理都是在一定经济结构内，通过最初政策变量的改变与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如果经济结构不合理，即使是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因此，要促进传统部门的产品升级换代，促进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4. 完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以及政策传导和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培育健全的金融市场，是实施有效地财政、货币政策的前提和内容之一。在前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施的传导机制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货币市场上诸多因素如利率等对于政策实施效果有着显著影响。完善金融市场，逐步实现市场化的利率机制，让利率真正成为资金的“价格”，充分发挥调节作用，对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要注重开发金融产品，鼓励和引导各种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和有利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创新，提高金融市场监管水平，使金融市场向着完善、稳定的方向发展，保障政策实施的健康环境。
5. 提高、刺激消费的有效性。财政政策的实施中，消费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拉动国民收入的作用不容小觑，要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就要使刺激消费的作用更加充分。而人们最终是否会增加消费，取决于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因此，要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来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这些是加强消费刺激作用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当前，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偏低，储蓄倾向偏高，与我国教育、医疗、养老、失业扶助、贫困救济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都有密切关系。人们紧缩即期消费，为未来储蓄，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造成的结果。必须加快建设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建立和完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医疗、就业扶助、贫困救济和养老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提高政府对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扩大城乡居民的受益范围，消除消费者的后顾之忧，这样才会有更多的资金流入消费领域。
总之，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人类选择了市场，但市场机制的发展必然以高效的政府管理为依托。政府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必须要引起各国的高度重视与思考。
参考文献：
[1]曼昆，《经济学原理》第三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
财政政策传导机制范文2
关键词：经济结构；财政政策；有效性
JEL分类号：H32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11)11-0005-04
随着CPI涨幅回落，通胀压力趋于缓解，国内政府开始强化使用财政政策工具来调整经济结构，今年10月相继推出三项财政政策改革：原油天然气率先从价计征资源税、沪浙粤深四省市获准开展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上海交通运输业和现代服务业试点营业税改增值税.同时还启动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一、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整作用
着眼于总量调控的货币政策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对实体经济产生间接影响，有利于调整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有利于控制和保持物价水平稳定。与之相比，财政政策可以直接影响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和居民)的收入和支出，在产业结构调整、内需拉动方面会更加有效。
1、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动力有政策支持、技术进步、市场需求等，但核心动力是企业的主动投资。是企业自发地成为经济转型的主体。财税政策就是推动企业转变投资方面的重要工具。
从税收对企业的影响来看，任何能够降低企业资本成本的税收措施，都会刺激企业的投资意愿、加大投资力度；反之则会抑制企业的投资行为。如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经济转型的爱尔兰，因本土资源缺乏，决定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爱尔兰政府推出了很多支持措施，其中的一个关键性政策就是极其优惠的公司所得税。从2003年起，爱尔兰政府对所有企业实行12.5％的所得税优惠，并不再征收其他地方税。低税率政策吸引了微软、英特尔、谷歌等一大批全球高新技术企业。
此外，加速折旧、投资减免政策也会促使企业增加投资。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企业实行了包括特别折旧在内的一系列税收优惠。1951年的《租税特别措施法》规定，钢铁业特定设备的折旧率在3年内可比一般折旧率提高50％：1952年的《企业合理化促进法》又使钢铁业享受到新的折旧优惠，即特定设备在购入后的第一年内按购入价格的50％进行折旧；1961年日本政府修改了机械设备的法定使用年限(平均缩短20％)，这些优惠措施对鼓励企业投资起到了积极作用。1964年，日本的粗钢产量比1950年增加了8.22倍，名列世界第三。
除发挥税收的杠杆调节作用外，政府还可以通过直接投资、财政补贴等多种手段来改善投资环境、改变企业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从而引导企业加大对高新技术等战略性产业的资源投入。例如，日本投资1.3万亿日元建设筑波科学城，德国政府投资1.9亿马克建设高科技园区。
产业结构升级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淘汰落后产能。在使用行政手段的同时，通过市场化方式来迫使落后产能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如适当提高对落后产能企业产品的税收。企业成本增加、收益减少.迫使企业逐步减少产量并转向投资生产其他成本相对较低，收益相对较高的产品。很多国家和地区征收环境税以推动产业从高污染高耗能向节能环保型转变，如马来西亚为普及无铅汽油，调整了汽车燃油税，使含铅汽油的价格比无铅汽油高2％。
2、促进消费、拉动内需。
国内经济结构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消费不足。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率逐年下降(见表1)。
居民消费支出取决于其收入，税收是调节居民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的有效工具。尤其是边际税率递增的个人所得税，对居民收入的影响最大。个人所得税降低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影响到居民的消费水平。各国政府为了刺激居民消费，通常会考虑减税。由于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减税的重点人群是中低收入者。同时，利息税、遗产税等财产税会使未来的消费价格显得更加昂贵，有利于刺激人们增加当前的消费。此外，流转税、资源税会转嫁给消费者，造成物价水平的上涨和居民实际购买力的下降，也会影响到居民的消费支出。
金融危机爆发后，为了刺激国内内需.2009年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汽车行业的政策，包括汽车行业调整振兴规划、汽车下乡和鼓励家电、汽车“以旧换新”等政策。这类补贴政策相当于增加了居民的当期收入.有效刺激了居民的消费需求。通常每年三季度是汽车销售淡季，但2009年三季度一改往年淡季走势，汽车销量同比增长74％，且增速较二季度提升42个百分点z。
当政府增加对文教卫等民生方面的消费性支出时，可以改变居民对教育、医疗等未来大额刚性支出的预期，在当期收人不变的情况下，刺激居民增加即期消费，反之居民会减少即期消费，提高储蓄比例。
二、影响财政政策有效性的主要因素
财政政策是否有效，首先取决于选取的财政政策工具或各种工具的组合是否恰当。也就是在政府预算约束下，财政收支的规模及其结构是否合理。例如，同样是为二战筹集资金，英国和美国就选取了不同的政策工具。当时的英国受凯恩斯思想影响，认为企业投资对所得税税率并不敏感，且发行公债不利于政府财政平衡，主要借用提高企业所得税的方式来筹资，；美国实行了相对温和的税收政策，发行公债是主要筹资方式。当政府用发债来弥补赤字时，稳定的税收政策可以避免企业成本增加，使企业保持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有利于经济的恢复。不同的财政政策导致英美两个国家在二战及战后经济发展的速度差异甚大。
其次，财政政策有效性取决于传导机制是否顺畅。财政政策传导机制是指政府借助不同的财政政策工具，通过收入分配、货币供给和价格等变量，来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消费、投资行为，以达到劳动、产品和资本市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从而实现预设的政策目标(见图1)。
在财政政策传导机制中，微观经济主体(企业和居民)能否按照政策预设的方向改变自己的行为以及行为改变的周期和程度，是影响财政政策效力的关键因素。
凯恩斯乘数理论表明，居民消费倾向对财政政策目标的实现起着关键作用。微观主体行为改变除受边际消费倾向影响外，还受到预算的约束和制度的约束。
边际消费倾向低的高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高，而边际消费倾向高的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能力低，政府通过税收、财政补贴对居民收入进行再分配，进而影响全社会的消费倾向。但在总收入既定时，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社会整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变得越低，且整个社会的平均消费倾向会被拉低。从2000年到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比从1：2.79扩大到1：3.33。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是我国存在结构性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
若财政政策工具无法改变微观主体(企业和居
民)预算，该政策工具对企业和居民行为的影响就会失效。理论上，个人所得税税率的降低会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刺激居民增加当前消费，2011年9月国内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并压缩了税率档次，但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的环境下，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这些刚性支出使居民始终存在对未来生活的担忧.个人所得税调整对居民消费促进作用并不明显。
制度调整通常滞后于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原有制度的惯性作用可能使新的调控政策难以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实施后，理论上，企业和个人应该按照收益最大化的方向来调整投资和消费行为，但现有的制度安排可能会增加他们未来的不确定性，弱化政策的激励作用。2009年政府启动四万亿元投资以刺激内需、拉动经济，但政府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银行贷款主要流向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不但被限制进入很多领域且得不到银行贷款的支持，结果是国进民退和经济结构性矛盾的进一步恶化。一般认为，制度约束存在于市场机制不成熟的国家。但就正处于债务危机的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来说，现有的福利制度(高福利支出)对提高税率、缩减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也形成了制度约束。
最后，外部环境的变化会改变企业和个人的预期.影响其投资与消费决策，从而影响到政策效果，因为理性的个体或企业面对政策释放的信号，总是会预测政府随后将推出的政策后，才决定其行为调整的方向和方式。
三、对财政政策有效性的进一步思考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发展的主线。这对运用财政政策工具调整经济结构提出了迫切的需求，但在这过程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财政政策传导机制范文3
美国的联邦政府财政政策主要由财政部起草，总统府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也参与制定预算、税收和财政等政策。美国运用财政政策调控的经验：
1、主要运用税收手段进行调节。每当经济萧条时，为了刺激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就实施减税政策，减税的手段包括降低税率和缩小税基（如提高起征点、增加免税额等）。里根执政的20世纪80年代，为了刺激经济发展，实施了大幅度减税措施；小布什执政以来，先后在2001年和2003年两次提出了以减税为核心的经济刺激计划，按照该计划，美国10年内的减税总额高达15000亿美元。每当经济增长过快出现过热苗头时，为了抑制经济过热或减少财政赤字，政府就实施增税政策，增税的手段包括提高税率或扩大税基（如降低税收起征点、减少或取消免税额）。克林顿执政时期，为减少政府财政赤字，保证美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曾将应纳税收入在14万美元以上的夫妻联合申报家庭（单身纳税人应税收入在11．5万美元以上）的边际税率从31％提高到36％，同时规定应税收入超过25万美元以上的部分适用39．6％的最高边际税率。此外，为了支持某个产业发展，美国也会制定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但是美国政府通常不用税收优惠来招商引资。
2、严格依法管理财政预算。美国的联邦财政预算由总统府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负责编制，报经国会批准。财政预算经国会批准后，财政部可根据经济情况进行微调，但是财政预算支出结构的任何调整都由国会决定，无权变更。
3、政府对发行国债持审慎态度。美国政府对发债很审慎，主要根据财政收支预期进行，每年三月份公布政府的发债情况。美国决定发债是自动形成的，经济好时政府就少发债；经济不好时政府就多发债。不管政策制定者的意图如何，当政府财政紧张时，总统必然要求发债，国会只要求财政部为满足一定支出而融资，而不管采用什么手段。
4、财政政策长期发挥作用。在美国，不管是增税、减税还是调整预算收支的规模和结构，都要启动繁琐、严格的司法程序，必须经国会审批。因此，美国财政政策是长期的供给型政策。
5、面向全球发行国债，靠外国资本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和维持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多数年份美国都有财政赤字，美国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手段就是面向全球发行国债。目前美国40％的国债由外国投资者购买，日本和中国是主要的购买国。面向世界发行国债，美国不仅弥补了巨额的财政赤字，还通过资本项目的盈余来弥补经常项目的逆差，保持国际收支的平衡。
二、美国货币政策及其在宏观调控中的运用
美国货币政策由美国中央银行―――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简称“美联储”）独立制定和执行，美联储的决策机构是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它每年召开8次会议，研究通过货币政策调节需求，保持物价稳定。美国运用货币政策调控的经验：
1、货币政策目标明确。虽然从理论上讲，美国货币政策目标有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保持金融市场稳定等五个方面。但在实际宏观调控中，美国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预防通货膨胀，保持价格稳定。
2、主要使用利率杠杆进行调节。美国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就是调息。经济过热就加息，经济疲软就减息。比如，1994年当美国经济出现过热苗头时，美联储在一年内连续7次提高利率，把联邦利率从3％提高到6％，迫使当时的美国经济降温。1998年为防止世界金融动荡造成对美国经济的冲击，美联储分别在1998年9月、10月、11月连续三次降低利率。2001年至2004年6月，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尽快恢复增长，连续10次调低联邦基金利率，将其调至美国46年来的历史最低点（1％）。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斯坦福大学约翰・泰勒教授所说的：“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是近年来美国情况特别好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带来的价格稳定本身大概就使生产率得到提高……”。
3、建立灵敏高效完善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美国的利率调节之所以有效，首先是因为美国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市场机制健全有效，利率的升降直接影响到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其次是美国信贷市场健全有效，金融机构向居民家庭发放了大量的消费信贷和住房抵押贷款。降低利率居民和公司直接受益，还可以通过“借新还旧”维持高消费；提高利率居民和公司直接受损，消费需求马上下降。
4、实行信贷资产证券化。1968年美国推出了最早的抵押贷款债券。1983年又设计发行了抵押保证债券。1990年美国3万多亿美元末偿还的住宅抵押贷款中，50％以上实现了证券化。信贷资产特别是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不仅沟通了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疏通了货币政策传导途径，还有效解决了银行“短存长贷”的矛盾，分散了房地产市场和银行信贷风险，维护了金融稳定。
三、美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协调配合
1、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需要协调配合。财政政策实施作用大、速度快和预测性强，但决策时间比较长，必须经过立法和国会审批等程序，有时候其决策的时滞会使政策实施赶不上经济形势的变化；而货币政策决策快、独立性强，受政治干扰小。财政政策作用的主要对象是消费支出，特别是税收政策主要影响消费；而货币政策作用的主要对象则是资本支出，影响主要体现在投资方面。所以，只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互相搭配、协调配合，才能取长补短，实现预期的宏观调控目标。美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比较好，二者既有分工又有合作。财政政策主要解决经济长期增长问题，货币政策主要调节短期经济波动。解决经济萧条问题，通常以财政减税政策为主；解决通货膨胀问题，通常以紧缩的货币政策为主。美国财政部、美联储和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之间建立有协调机制，财政部长和美联储主席经常会面共商经济大计，财长提出货币政策建议很慎重，以使中央银行保持独立性；美联储尽管独立性很强，在决策时也要考虑对财政政策的影响。
2、美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同向搭配，包括“双松”搭配和“双紧”搭配。另一种是逆向搭配，包括“松紧”搭配（即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配合）和“紧松”搭配（即紧缩性财政政策与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搭配）。在美国宏观经济调控中，“松紧”搭配的政策是经常被采用的。
四、美国宏观调控对我国的启示
1、根据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制定宏观调控目标。美国在不同时期实施不同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的核心依据是经济运行中主要矛盾的转移。如在1945年至1968年，针对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政府把充分就业定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1969年至1980年，针对当时主要由于石油危机引发的物价攀升，美国政府把抑制通货膨胀定为当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采取了紧缩银根等金融货币政策和法律措施；20世纪90年代，针对财政赤字严重，物价上涨较快的现实，美国把消灭财政赤字、抑制通货膨胀和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确定为宏观调控目标。2001年以来，针对经济增长缓慢，美国小布什政府制定了以减税为主要手段，以促进经济尽快恢复增长为主的宏观调控目标。借鉴美国宏观调控经验，首先应该根据我国各个时期经济运行中主要矛盾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要求，相机制定宏观调控目标。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制定宏观调控目标，既要考虑当前经济调控的需要，更要考虑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要求。
2、适当把握国债发行政策。不仅是美国，世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都表明，财政政策是政府克服经济衰退，启动经济增长的长期有效手段之一。但是，发行长期国债并不是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税收才是克服经济衰退，扩大内需，启动经济增长的最有效、最长期的财政政策手段。每当经济增长缺乏动力，经济增长速度减慢时，美国历届政府首先采用的财政政策手段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减税。反观我国自1998年开始，已经实施了6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以发行长期建设国债，拉动政府投资为主要政策工具。在当时扩大内需、启动经济增长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当前我国投资需求特别是民间投资已经启动，还出现了钢铁、汽车、电解铝、房地产等行业投资过热现象；而且连续6年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已使我国财政风险有所聚集。在这种情况下，可考虑减少发行长期建设国债。
3、宏观调控要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税收的作用。搞好宏观调控要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税收的宏观调控作用。当务之急是要深入研究税收理论与国外实践，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和搞好宏观调控的要求，深化我国税收体制改革。一是要按照“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稳步推进税收改革。二是要统一各类企业税收制度，特别是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税收制度。三是要改革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将设备投资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四是要改进个人所得税，实行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简化税率级次。五是要在统一税政前提下，赋予地方适当的税政管理权。创造条件逐步实现城乡税制统一。
4、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有利于增加技术开发和促进社会发展的财政支出机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注重研究与开发、技术转化和教育的投资，增加对新生产能力的投资，并运用竞争机制改善国家创新机制，取得了全球竞争优势。日本由于忽视进入世界技术领先国家行列后的体制和结构调整，丧失了利用新技术创新成果推动经济增长的机遇，使经济陷入了长期衰退和停滞不前。因此，借鉴美国、日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我国宏观调控要特别重视发挥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结构优化调整的重要作用。当前，一要加强财政对高技术产业、科技、教育等方面的投入。二要增加农村地区的公共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修路、治理环境等。三要增加有利于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的支出，缓解目前的就业压力。四要增加扩大城乡居民消费，促进经济良性循环。
5、进一步完善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我国应该在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同时，着重完善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此，一要加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权威性。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后，我国分设了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中央银行不再直接监督管理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经营。由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都是国务院直属的正部级单位，中央银行协调难度较大。因此要明确中央银行对商业性金融机构的业务领导地位，金融监管机构也要考虑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二是要深化金融改革。加快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改革，使其真正成为现代金融企业。加快银行业务创新改革，减少业务收入中的利差收入比例，提高利率调控的敏感度。改善清算支付体系，提高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水平。加快发展可交易金融工具品种，从总体上增强债券市场对信贷市场的传递性。发展货币市场基金账户，减轻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压力。三是要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重点是存款利率市场化，发展利率套期业务，以减轻利率市场化后的商业银行利率风险压力。四是按照市场原则，相机抉择，扎扎实实推进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五是深入研究我国当前条件下，利率、汇率和准备金手段的优点缺点，取长补短，搞好三者的协调配合，共同搞好宏观调控。
财政政策传导机制范文4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б婧妥市抛纯鼍涣嫉闹魈澹捎谒谴嬖谘现氐牡赖路缦蘸凸蟮募喽匠杀荆鹑诨钩鲇谧陨砦冉【囊螅滞辉赣肫浞⑸璐形孕纬梢衅毡榈摹跋Т被颉吧鞔毕窒螅醣艺叨哉饫嘀魈宓耐蹲室找膊幻飨?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财政政策传导机制范文5
关键词：货币政策 效应 分析
开放经济的发展伴随着国际资本在国际间流动，使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制约。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主要依赖于外部因素，持续多年的国际收支顺差，使外汇占款随着外汇储备规模的扩张而逐渐成为基础货币的重要渠道，并逐步形成“人民币升值”与“通货膨胀”压力并存状况。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利用IS-LM-BP曲线全面阐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在经济内外均衡调控中的运用，已逐渐成为分析经济政策效果的重要工具之一。其重要结论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高度流动时，采取固定汇率制度安排，则货币政策无效；而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安排，则货币有效。我国长期实行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对国际资本流动实行较为严格控制和管理，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和国内金融市场逐步对外开放，国际资本大量流入，弱化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加上运营成本和金融风险递增的约束，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降低。本文拟从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的效应分析出发，探讨货币政策实施效应弱化的原因，并提出优化货币政策的建议。
货币政策效应分析
（一）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中央银行近期使用较多和频繁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央银行从2011年10月份首次加息以来，目前已经连续5次加息、8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达到21%，再创新高。通常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使商业银行上缴的准备金增多，减少可用于放贷的资金，达到抑制过度放贷和控制过剩流动性的目的。另外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还可以缩小货币乘数，调控货币供应量。从实际运作效果看，2011年前三季度M2增速为13%，余额78.74万亿元，同比增长13.0%，创下近7年来的新低，调控效果有所显现，但通胀膨胀率短期仍处在高位。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缩减由于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直接作用弱化，而主要是通过对货币乘数产生的影响来控制货币流动性，但央行完全控制货币乘数还受到其他一些不可控因素的影响。
我国外汇储备近年来大幅增长（见表1），截止2011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31974.91亿美元，同比增长30%。相应通过外汇占款投放的基础货币也同步增长扩大，截至2011年8月末，我国外汇占款总额达252645.6亿元（见表2）。依据货币供应量公式MS=Mb+m，货币供应量同时取决于基础货币Mb和货币乘数m，理论上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以降低货币乘数，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但实际上我国货币乘数几年一直处于较高位置（见表3）。
货币乘数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现金漏损率、中央银行存款率都是负相关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会引起货币乘数的变动，对狭义货币乘数的效应大，但对广义货币乘数的效应较小；短期内，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繁调整并没有对货币乘数产生影响。货币乘数的计算公式是：k=（Rc+1）/（Rd+Re+Rc）。其中Rd、Re、Rc分别代表法定准备金率、超额准备率和现金在存款中的比率。由此可见，货币乘数不仅受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影响，还受超额准备率和现金漏损率等非央行所能控制的因素影响。
实际上我国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普遍偏高，央行对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需要支付利息，增加央行调控的财务成本，扭曲对商业银行的调控功能，每次提高0.5个百分点对总的存款准备金率影响不大，只有连续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以至紧缩银行超额准备金中的大部分闲置资金，存款准备金率才能对货币乘数产生明显影响。
（二）利率调整
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是我国“顺经济周期”所频繁采用的一种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存贷款基准利率对货币市场的传导效应是利率传导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从理论上分析加息可以抑制通货膨胀，调控货币供应量变化，然而在贷款利率浮动上限放开的状况下，加息幅度偏小产生的实际效应并不大。由于我国利率传导机制效应缺失，通过金融市场利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利率难以有效引导存贷款利率。另外银行放贷、企业投资行为的调整受到加息影响而存在时滞效应，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加息也更易吸引国际游资流入国内资本市场，加剧国内流动性的波动，汇率调控越加趋于困难。
此外，目前居民存在着较强的储蓄偏好和银行存贷差存在一定的操作空间，但不断加息必然会增加商业银行的运营成本。同时中央银行已经运用多种政策工具持续从紧货币供给量，资金融通紧张的情况已经凸显，如果中央银行再提高基准利率，将进一步提高资金融通的成本，使企业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
（三）发行央行票据
2011年1-10月已累计发行央行票据1.173万亿元。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央行票据，在面对基础货币持续刚性增长，其对冲功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央行票据发行短期会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但到期兑付却会使货币供应量短期反弹，而且央行对央行票据支付一定的利息其实也是一种基础货币的发行过程，在规模很小的情形下，发行央行票据回笼的货币量多于到期兑付的货币量时，才会显现一定效应，如央行发行票据累计至一定规模，出现到期兑付央行票据利息的货币量多于发行回笼的货币量，发行央行票据短期调控失效。
目前央行发行票据的时间周期多为3个月、1年，具有短期回转、灵活性强的特点，政策效应持久性较弱。另外当商业银行资金短缺，可以在债券市场上出售央行票据以增加流动性，以及央行要吸引商业银行购买必须提高央行票据收益率，将加大央行回笼货币的成本，同时利率的上升会使央行票据市场价格趋于下降，增加发行困难，这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央行票据的调控效应。
货币政策实施效应弱化的原因
（一）货币政策目标多样化难以兼顾内外均衡
通常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主要为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根据政策配合的“丁伯根”原则与政策指派的“有效市场分类原则”等理论，不同的政策目标应由不同的政策调控手段来实现。另外货币量增加是由经济社会内部因生产和流通的需要而产生对货币的需求所决定，本身就具有内生性，货币政策的目标也就难以兼顾推动经济增长和促进充分就业。在克鲁格曼的货币政策独立性、资金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的“三元悖论”中，优化选择目标，重点看中央银行政策取向。我国货币政策实际运行过程中，注重经济增长的重大政治和社会意义，在兼顾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双重目标的同时，更偏重于经济增长，而外汇储备增幅较快时，无论偏重于经济增长，还是稳定国内物价和汇率，都会削弱货币政策效应。
（二）货币传导机制的运行障碍
货币政策不能直接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需要通过一定中介来传导货币政策的意图，凯恩斯主义认为，利率是整个传导机制的核心。但实际上我国现阶段利率市场化程度很低，同时利率与投资、物价之间的相关性显著，与消费相关性微弱，货币需求和投资对利率的变动并不敏感。虽然利率对投资和货币需求的诱导作用始终客观存在，但现存利率机制下用凯恩斯学派观点来发挥我国货币政策的作用十分有限。
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认为，当货币供应量供过于求时，可通过公众的多余现金余额支出变动来影响支出和收入，但货币供应量难测难控，若社会居民新增货币只增加居民储蓄，就不可能增加需求，自然短期也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因此用资产相对价格变动传导途径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三）国际货币流动性过剩与货币政策协调失衡
现行国际货币结构格局下的美国、日本及欧盟等为应对债务危机，刺激经济发展，实施货币量化宽松政策，其货币政策的制定越来越呈现轴心国利益趋向，结果使国际货币流动性伴随主要储备货币供应国家的货币供应量松紧周期而波动。人民币汇率虽然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实际上具有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特性，自然形成发达国家货币政策周期性影响货币流动性的虹吸机制，外汇储备增加导致基础货币供给量扩大而带来的通胀压力，中央银行必须加大力度进行冲销操作以阻止货币供给量扩大，但同时会形成信贷收缩，增加利率上调的压力，迫使中央银行买入外汇储备，增加基础货币供给，影响央行货币调控政策的效应。
优化货币政策调控的策略
（一）实施汇率浮动制和推进利率市场化
采取渐进式不断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实施人民币适度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人民币升值可实现货币政策的紧缩，调节国际收支失衡，有利于减轻固定汇率目标下外汇储备规模扩张的压力，降低外汇占款的比率和外汇储备风险，缓解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在外汇管理制度上实行严进宽出，抑制外汇储备超常增长。同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提高利率变化对金融资产价格的传导效应，央行适时将市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推出利率衍生产品以及长期大额存款利率市场化，提高货币政策市场化的调控能力。
（二）加快推动金融市场的建设
建立面向所有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和个人开放的全国统一债券市场, 加快推动金融市场的建设。规范化促进证券市场的现代化发展，推行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票据市场、基金市场同步均衡跨越式发展，形成以机构投资者为核心的市场投资主体，推进利率互换，加快建立金融衍生产品市场，鼓励商业银行创新金融产品，大力发展商业票据和银行票据，允许金融机构进入同业拆借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打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通道，为利率风险的转化与分解提供操作手段和技术支持，全面发挥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的调控功能。
（三）建立财政政策为主导与货币政策相配合的调控机制
基于中国偏固定的汇率制度导致财政政策更为有效，财政政策应成为主导政策,主要采取加大政府在各领域投资的直接干预手段,不仅政策乘数大，生效周期也更短，而货币政策改变投资的效果小，它只能在刺激经济过程中发挥稳定物价、防止物价大幅上涨的作用。我国货币供给量变化很大程度受土地等要素资源的引导，而政府是唯一的土地供给者和调控者，政府的投资扩张活动实际上成为货币派生的主体。基础货币增加也许并不是我国货币量增加的主要因素，以房地产繁荣为支柱产业推动经济增长，根本的动因还是财政问题，它实际上构成了地方政府的融资机制。因此，建立财政政策为主导与货币政策配合的宏观调控机制是很有必要。
参考文献：
1.李 ，曲艺.我国现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分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8)
2.范曦月.我国货币乘数分析—基于2000年~2009年数据的研究[J].法制与经济，2010(4)
3.陈彦华.谈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对货币乘数的影响[J].商业时代，2008(31)
财政政策传导机制范文6
国内研究方面，不少学者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关系。姚大鹏（2005）基于IS-LM模型分析认为，从微观和中观层面上改革我国的经济结构，可以使我国的IS曲线和LM曲线更加平缓，从而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节效果加强，增强两者之间的协调性。李颖（2007）认为仅依靠货币政策并不能够有效治理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只有配合相应的财政政策，建立起消费主导的良性经济发展模式和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才能有效抑制流动性过剩带来的通货膨胀。苗艳芳（2008）认为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方面存在三大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缺位”和“越位”并存、财政部门和金融部门合作不默契、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缺乏高水平和深层次配合。李颖（2010）提出应该从四个层面加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效果：共同目标、相对作用、实施主体以及搭配方式。曾倩（2011）总结了从1998年到2010年间我国每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文件内容，发现我国的财政政策措施和货币政策措施之间缺乏配合，而且当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配合时往往出现“一边倒”的调整模式，这为宏观经济带来了过强的刺激，很容易导致经济“过冷”或“过热”，不利于宏观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张志栋和靳玉英（2011）利用1980年~2009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建立MS-OLS模型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价格决定方面的政策效果，实证结果证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物价稳定方面能够有效互补。
从上文文献综述中我们发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并不一定是相互加强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否相互配合取决于经济结构、宏观调控体系、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时间等多种因素，分析影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性的重要因素，对于增强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国内学者大都从理论和政策层面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性问题，忽视了对两者之间配合效果的实证研究。张志栋和靳玉英（2011）仅分析了价格层面的配合效果，研究角度比较有限，而且利用29年的年度数据时间序列较短，建立的模型并不具有很好的稳健型。为了弥补目前学术研究的不足，本文采用1999年1月至2014年1月的月度数据建立了VAR回归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之间的互动效果进行了分析检验，希望就政策组合的效应和政策制定的效果得到清晰的结论，并针对性地提出改进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性的有益建议。
二、计量模型
1.计量方法。VAR模型可以用下式表示：其中Yt为时间序列构成的向量，p为自回归滞后阶数，ut~IID（0，Ω）是随机误差列向量，其中每个元素都是非自相关的，但不同方程对应的随机误差项之间可能存在相关。
2.样本与统计数据说明。本文利用财政预算收入完成额、财政预算支出完成额、货币供给M2三变量构成的VAR模型研究财政货币政策之间的影响关系，为消除变量之间的异方差，将统计数据取对数后进行分析。样本取自期间为1999年1月~2014年1月的月度数据。本文以lnczsr和lnczzc作为代表财政政策效果的统计量，以lnm2作为代表货币政策效果的统计量。Lnczsr表示取对数的财政预算收入完成额，lnczzc表示取对数的财政预算支出完成额，lnm2表示取对数的广义货币供给量M2。所有数据均来自CCER经济金融数据库。模型利用软件EViews7拟合。
3.VAR模型的设定和估计。（1）以（lnczsr，lnczzc，lnm2）变量构成一个三变量的VAR模型。在得到正确的模型估计结果前我们需要确定VAR模型的滞后阶数。根据SC准则和HQ准则确定最优滞后期为4期。并对VAR（4）模型中的残差是否服从独立同分布进行了检验，通过诊断检验。（2）从水平的VAR（4）模型可以得到估计表达式。
三个方程的可决系数（R2）分别是0.9258，0.8696，0.9998，拟合优度较高。从第一个方程来看，度量货币供应水平的lnm2的滞后二阶的系数为负（-1.790），但是所有lnm2变量的系数之和为正（1.0052），可见总体上增加货币供给速度将增加财政收入增加速度。从第二个方程来看，所有lnm2变量的系数之和为正（1.2655），可见总体上增加货币供给速度将增加财政支出增加速度。从第三个方程来看，度量财政政策的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总系数为负（-0.023），说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增加将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速度，而度量财政政策的财政支出增长速度的总系数为正（0.0189），说明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增加将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增加速度。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当货币政策扩张时，由于税收制度的稳定机制导致财政收入也相应增加，这将削弱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效果；但是扩张货币供给是同时配合增加财政支出，可以抵消掉财政收入增加的负面效果。（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检验结果发现lnczsr，lnczzc，lnm2三个变量互为格兰杰因，说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性较强。（4）脉冲响应函数。脉冲响应函数是描述一个内生变量对误差的反应，也即在扰动项上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新息（innovation）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当前值和未来值的影响。图1是对VAR（4）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表示滞后阶数，纵轴表示内生变量对冲击的响应程度。从图1中可以看出，对对数的财政支出施加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6个月内引起对数财政收入的小幅波动，在10个月之后冲击的作用消失，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逐渐一致，但引起对数货币供给量的大幅度波动，前5个月波动幅度在-6至4个标准差之间，10个月后波动以一个正的标准差为均值上下波动，且波动幅度逐渐减少，30个月后对数的货币供给大致稳定在1.0个标准差处。对对数的财政收入施加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在6个月内引起对数的财政支出的小幅波动，在10个月之后冲击的作用消失，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逐渐一致，但引起对数的货币供给量的大幅度波动，前5个月波动幅度在-2至4个标准差之间，10个月后波动以一个正的标准差为均值上下波动，且波动幅度逐渐减少，30个月后对数的货币供给大致稳定在1.0个标准差处。对对数的货币供给施加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对数货币供应量的正向冲击虽然会随着时间的延长有所减弱但是其影响却会长期存在，在15个月之后稳定在0.7个标准差的位置，而且该冲击在5个月之后将导致对数的财政支出的小幅增加和对数的财政收入的小幅减少。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第一，财政政策的冲击将对货币政策产生长期影响，具体而言，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增强货币政策的效果，而且增加财政支出和增加财政收入对于货币政策的增强效果是一致的。第二，货币政策的正向冲击对财政政策的影响作用非常小，而且还会引起财政赤字。（5）预测方差分解。VAR方差分解能够分析影响内生变量的结构冲击的贡献度，图2是对VAR（4）模型的方差分解曲线，横轴表示滞后阶数，纵轴表示内生变量之间的对结构冲击的相对作用。从图2中可以看出，对数财政收入变动中，自身波动的解释部分大概占到75%~100%，自身波动的影响逐渐减弱，稳定在75%左右；0%~20%由对数的财政支出的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20%左右；0%~5%由对数的货币供给量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5%左右。对数的财政支出变动中，自身波动的解释部分大概占到74%~82%，自身波动的影响逐渐减弱，稳定在74%左右；18%~18%由对数的财政支出的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18%左右；0%~8%由对数的货币供给量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8%左右。对数的财政支出变动中，自身波动的解释部分大概占到65%~100%，自身波动的影响逐渐减弱，稳定在65%左右；0%~25%由对数的财政支出的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25%左右；0%~10%由对数的货币供给量波动解释，且影响逐渐增强并稳定在10%左右。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效果要大于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影响效果。
三、结论和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