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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措施范文1
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3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的走向及其调控，我们发现：在1993年开始的以抑制经济过热和反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在缺乏财政政策有效配合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起到了主导作用且政策效果非常显著。1997年以后，我国宏观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长期的社会供给不足和有效需求相对旺盛转向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和供给的相对过剩。这种转变在货币层面上表现为周期性通货膨胀转向持续性通货紧缩趋势。由此也带来了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根本性转变，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增发国债、增加离退休及行政事业单位工资等的配合下，实施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自1996年起先后七次调低存贷款利率；1998年1月1日起，取消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长期实行的贷款规模限额控制；1998年3月大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1999年将消费信贷业务放宽到所有商业银行，消费信贷种类放宽到所有大件消费品并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支持农业、投资、消费、进出口的信贷指导意见……。然而，近几年的经济运行状况表明，货币政策在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实际效果不太理想。为什么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膨胀、抑制社会需求时政策效应非常显著，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在治理通货紧缩时却效果欠佳呢？笔者认为其内在原因在于货币政策在刺激需求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我国当前宏观调控中存在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正是这些局限性的必然体现。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货币政策是狭义的，即指中央银行为达到一定的货币政策目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给、影响货币需求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
一、从货币结构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笔者认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建立在扩张货币供给总量和提高货币流动性的基础之上的。而一般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实现的货币供给量的增长是仅就广义货币而言的，在消费及投资需求不振，市场低迷的社会经济环境中，企业和居民会减少现金及活期存款持有量而更多地以储蓄存款、定期存款及外币存款等广义货币的形式持有其资产，由此在货币总量增长的同时却引起货币流动性的减弱，如1994年底M1占M2的比率为43．8％，1999年则降为35％，致使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大打折扣。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1997年以来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有效需求的拉动作用效微力乏的原因了。
政策建议：(1)在继续执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础上，要缓解通货紧缩、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货币政策方面必须改变一味增加货币供应总量的做法，在维持广义货币M2增长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将工作重点转向调控货币供给结构即提高货币流动性方面，鼓励储蓄存款、定期存款等准货币转化为现金及活期存款，使M1的增长率相对高于M2的增长率。(2)通过鼓励消费和投资，对高达6亿多的储蓄存款进行分流，而鼓励消费的基础性工作在于建立稳定的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化的个人信用评估体系。而鼓励投资，一方面要加强我国的金融工具创新以增加金融投资的渠道，另一方面必须进一步降低投资限制以鼓励实业投资。
二、从货币供给的影响因素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当中央银行为刺激社会需求而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主要是通过基础货币的投放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来实现的。但是，在微观经济主体消费和投资意愿低下的经济背景中：(1) 由于物价水平持续下跌情况下“买涨不买跌”的消费心理及名义利率水平尤其是名义储蓄存款利率水平相对低下，居民的经济行为往往表现为持币待购 ，由此导致社会现金流通量的增加和现金漏损率的提高，客观上起到了降低货币乘数和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2) 因为销售不畅和生产经营的萎缩，企业对于活期存款的交易性需求减少，加上其投资行为受到遏制，企业活期存款在一定程度上会转化为定期存款，如上所述，定期存款比率的上升同样起到降低货币乘数、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3)商业银行在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和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增加的情况下，可用资金大量增加，与此同时其贷放规模并未随之相应增长，原因有二：第一，企业和居民贷款意愿低下使得全社会贷款需求不振；第二，贷放风险尤其是信用风险增加，商业银行出于风险控制和资产安全性的需要严格控制资金贷放，出现银行“惜贷”现象。最终体现出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变化，即超额存款准备金的超常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降低货币乘数，抵消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中央银行为刺激社会需求而试图扩张货币供给的过程中，其他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在客观上却与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向背道而驰，进而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货币政策效应的实现。
政策建议：(1)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中的制定和实施中注重中央银行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必须将调控重点放在引导商业银行、工商企业及居民的经济行为上，使之“顺对货币政策的风向”，从而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效应。(2) 在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注重诸多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投资政策及产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等的综合协调运用，过度依赖于少数经济政策如货币及财政政策的做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可行的。(3) 加快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这是走出通货紧缩，推动经济增长所必不可少的。
三、从货币政策的传导看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在于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货币供给，影响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从而对全社会的投资水平和消费支出规模产生影响，并最终影响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使之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由此，从中央银行具体制定和实施货币调控到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之间，必然有一个相关的传导过程。以扩张性货币政策的传导为例，这一过程可分为三个层次：
1、中央银行根据刺激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既定货币政策目标，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增加基础货币投放，提高商业银行派生存款创造能力，并降低利率水平。这是扩张性货币政策是否有效的基础。但是，在现阶段中央银行投放的基础货币有相当一部分并未进入多倍存款货币的创造过程，其原因在于银行资金的内部短路现象，它是指银行体系增加的准备金没有最终用于向工商企业和居民的放款，而是滞留在了银行体系内部，或是用于银行之间的资金拆借和证券买卖，或是以超额存款准备金的形式存在。这种现象在客观上起到了减少基础货币的作用，基础货币的减少又通过多倍存款货币的紧缩进一步缩减了货币的实际供给，导致社会资金相对减少。
2、商业银行在接受中央银行提供的基础货币，超额存款准备金大量增加的基础上，对中央银行的具体调控做出反应，即根据中央银行扩大货币供给的意向相应调整其业务，动用超额准备金扩大向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放款的规模并调低放款的利率水平，同时通过派生存款创造机制影响货币供应总量的增加。作为在中央银行和工商企业及居民之间充当传导媒介的商业银行，在利益驱动的基础上，能否对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意图做出“顺对政策风向”的迅速反应，是货币政策顺利传导的基本保证。但是，由于现阶段商业银行资产的单一化以及现存的银行信贷配给机制自身抑制需求和减少流通中货币的作用，加上银行出于风险控制的目的，在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放松银根时，出现了日益普遍的“惜贷”和前文提及的银行资金内部短路现象，大量资金滞留于银行体系内部而未形成对投资和消费的拉动效应。
3、工商企业和居民个人根据中央银行发出的放松银根的政策意向，在商业银行扩大放款规模，金融市场上资金供给充裕、利率水平下降的情况下，相应扩大其投资和消费支出，最终实现货币政策刺激社会需求，推动经济增长的目标。这一层次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关键，近年我国宏观金融调控的实际效应业已证明，现阶段，即使在积极财政政策的配合下，无论是社会消费支出，还是投资支出，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均无法有效拉动。应该说，当前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趋势其实质是体制性的，是我国现行经济包括金融体制中诸多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措施范文2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课题组(2010)认为,在金融危机管理实践过程中,中央银行灵活有效的资产负债表管理成为主要发达经济体应对危机的核心措施和重要手段。[2]此外,在常规的货币政策框架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通常包括短期利率与货币供给;而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以日本银行和美联储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通常采取非常规手段,例如量化宽松政策,通过大量购买长期国债与机构债券,达到降低信贷利差进而影响长期利率的目的。此类政策极大地改变了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造成其规模的扩张或结构的改变,从而有效地降低长期利率和刺激经济快速复苏。因此,通过对美国和日本两国央行在进行金融危机管理中资产负债表的操作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全面理解其应对危机事态的操作措施和最新的前沿动向,对我国综合运用资产负债表以及吸收相关经验都大有裨益。
二、日本银行的“数量宽松”与美联储的“信用宽松”
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泡沫破灭,随后陷入长期低迷。而1997年底,随着三洋证券、北海道拓殖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破产,日本爆发了大规模金融危机。日本政府采取了紧急措施对破产的金融机构加以救助、修改“存款保险法”并采取扩张型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受危机影响,日本经济持续衰退,消费者信心一蹶不振。直至1999年2月,日本银行实施了史无前例的“零利率政策”以应对日益深化的金融危机,承诺“零利率政策”的持续直至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然而却收效甚微,物价指数仍继续下滑。2001年3月19日,日本银行为应对严峻的通货紧缩形势,提振衰退中的日本经济,在零利率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它属于一种典型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因为当利率低至零水平,便无法继续发挥杠杆作用,也就意味着“流动性陷阱”的存在。而通过加大货币投放量,确保充足的货币供给以使物价升高是日本银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初衷。而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开始效仿日本银行,在迅速将联邦基金利率降低至接近于零的水平之后,开始大量采用创新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从而正式步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轨道。两国央行表面上相似的政策措施却存在着固有的差别。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2009)指出,美联储在应对次贷危机中所采取的货币政策是“信用宽松”(CreditEasing),不同于日本银行的“数量宽松”(QuantitativeEasing)货币政策。①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角度来看,日本银行在21世纪早期实行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传导路径为:存款准备金基础货币货币供给量资产价格总需求。其目的在于扩大基础货币的供应量最终导致总需求增加和价格水平上升。而在次贷危机中的美联储所运用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动机并不在于扩大基础货币量以提升价格水平,而是旨在减轻金融市场的信用紧张问题;其所谓“信用宽松”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其所持有的资产组合,其中包括信用贷款和证券等。[3]
三、“量化宽松”下日美央行资产负债表变化特征比较
Bernanke和Reinhart(2004)从理论上指出: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实施对于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具有两方面的影响———即体现在规模与结构上。[4]通常,狭义的数量宽松指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扩大而结构不变;而狭义的信用宽松是指改变资产负债表结构的同时其规模不发生变化,这是用非常规金融资产代替传统金融资产的结果。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考虑到货币政策实施的约束条件,中央银行综合考虑了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和结构两方面因素,从而加强了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总体影响。因此,所谓量化宽松是指利用了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和负债两方面的一篮子非常规货币政策,用以吸收金融危机造成的冲击。这是对于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宽泛的解释。从2001年到2006年这段时间里,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即属于此范畴之列。同时,它也是中央银行为了应对最近的金融危机所采取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一次集中性表现。而在金融危机管理过程中,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和负债两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资产方起到了替代私人金融中介机构的作用———即通过购买金融市场上的信用产品提供了必要的流动性;而负债一方扩大了超额准备金的数量,为缓解货币市场上的流动性危机起到缓冲器作用。在面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作为金融危机管理手段之一的量化宽松政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当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各国中央银行均在防治金融系统失灵方面采取了非常激进的手段,主要的政策措施包括以下3方面:1)降低利率;2)维护金融市场稳定;3)帮助公司进行融资。[5]其中,在第二、三两个方面,美联储与日本银行均采用了多种非常规货币政策措施进行金融危机管理操作,尤其是对于金融资产购买的范围,从表2中便可见一斑。美联储与日本银行在金融危机管理过程中均扩大了非常规货币政策操作的范围①,其结果在于:无论是美联储还是日本银行均极大地扩张了其自身的资产负债表,尤其是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倒闭之后,这种扩张无论从规模还是速度来说都极为迅速。作为对金融信用产品及其相关市场的干预,美联储通过“信用宽松”措施,极大地扩张了其资产负债表;而日本银行为了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以及向市场提供必要的流动性,也采取了多种举措,甚至包括了直接向金融机构购买普通股票。美联储的相关政策反应经常与日本银行在2001年至2006年所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相比较,而当时的日本银行为现金账户的平衡制定了具体的目标。[6]通过观察日本银行与美联储对金融危机的反应,尤其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变化特征的角度加以分析,能够更好地理解非常规货币政策在金融危机管理过程中的运用。日美两国不同的宽松货币政策重要的区别之一即在于分别对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负债与资产方进行关注。其中,日本银行的“数量宽松”货币政策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增加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影响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而美联储的“信用宽松”货币政策重点不在超额准备金而在于资产,根据不同信贷市场的情况,可以选择贷款或购买资产等多种政策手段和实施规模———其重要措施之一便是直接购买有价证券,这种操作不但可以降低金融市场上的借贷成本并且也扩大了流动性供给,因此会对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产生影响。简单来说,“信用宽松”和“数量宽松”政策都会使得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但是美联储更加关注资产方,而日本银行是通过负债方进行扩张。通常,在非常规货币政策框架下利用资产负债表进行金融危机管理,已经成为中央银行实施危机救助的通行手段。通过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角度理解非常规货币政策框架的关键在于将其分解:第一部分主要关注的是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大小,而另一部分则是其结构变化。如图1所示,在理想状态下,可以通过货币市场上标准化工具的操作,仅仅增加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同时却保持其构成不变(数量宽松);另外,也可以通过用非传统金融资产替代传统金融资产的手段来改变资产负债表的构成,同时维持其规模不变(信用宽松)。Bernanke和Reinhart(2004)曾运用上述对于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分类方法,对短期利率接近于零的条件下货币政策的运用加以分析。他们通过检验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与结构变化的影响,说明如何改变市场对未来短期利率走势的预期。实际上,通过考察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所产生的投资组合再平衡影响———例如,中央银行通过改变其资产方的结构②,进而影响期限溢价和总产出曲线;相似地,中央银行也可以通过增加基础货币的供应量影响非货币资产的价格和产出。①图2对日本银行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分别加以阐述。在日本银行方面,准备金的急剧增加导致了从2001年至2006年间负债总水平的猛烈扩张。与此同时,作为日常性负债最主要组成部分的流通中货币却相对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而美联储的负债自2008年下半年前后的差别更为显着。与日本银行相似的是,其流通中货币量在金融危机前后依然保持稳定。另外,对于美联储和日本银行来说,导致二者资产方变化的根源却是大相径庭———日本银行于2001年始陆续增持了日本政府债券以及其他类型的传统资产;而美联储不仅在金融危机期间扩大了短期贷款的种类和数额,②并且增加了央行间流动性互换尤其是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持有数量。简而言之,日本银行和美联储通过各自的资产负债表进行金融危机管理的过程中,均以购买各种类型的金融资产为手段达到缓和市场流动性风险的目的。实际上,日本与美国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运用具有独特区别的原因也在于两国所面临的不同经济环境以及一系列制约条件,比如经济冲击的原因和类型、金融系统的结构以及中央银行的机构组成等等。尽管从宏观角度来看,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它们体现出来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性。[7]
四、日美央行金融危机管理特点比较
一般来说,传统型货币政策操作体现了在流动性供给过程中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风险控制,最基本的方法是金融机构通过提供合格的抵押品来进行逆回购操作。而通常情况下,中央银行不会进行类似买断政府债券或是直接购买公司股票的激进行为。然而在金融危机管理过程中,中央银行的救助行为已经不再是简单地实现政策利率目标,而是在于缓解市场的流动性危机和提振公众的信心。在金融危机爆发之时,中央银行不得已将利率降至接近于零的水平,而流动性陷阱的存在却使得传统型的货币政策难以为继。因此,应对危机中流动性的急剧短缺和信贷利差扩大的重要途径之一即是通过主动改变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规模与结构。方法一是改变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结构,主要是通过创新性地使用各种融资工具,包括改变金融市场中不同种类证券的供给比例和采用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来实现;方法二是扩大资产负债表的规模,规模的扩大是资产增加的结果,而资产的增加乃是源于创新性货币政策的实施。正如前文所述,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应用给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带来了巨大的改变。而基于资产负债表变化特征分析的日美两国央行金融危机管理的特点极其鲜明,对其进行比较分析意义重大。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措施范文3
■ 中国货币政策动态微调的含义
中国货币政策动态性微调的含义,依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2009年第二季度)》的解释,是在继续坚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微调,从“合理”向“适度”过渡。因此,当前中国货币政策微调的动因,恐怕需要从“合理”和“适度”上来理解“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微弱变化。由此可见,微调后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其核心是真正意义上的“适度”,不同于前期的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因此,当下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动态性微调,既不能理解为中国现行货币政策导向将要发生根本性变化,也不能简单地视为中国现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延续将一成不变。
自去年中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执行以来,政策的力度不断加大,效果也日渐明显,货币政策“惯性”的后续效果将进一步显现出来。但另一方面,“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执行力度的不断加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逐步演变成“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真正意义上的“适度”成分明显减弱,导致今年前7个月货币投放量屡创新高。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去年9月以来新增人民币贷款总额一次又一次被改写,到今年3月份创下历史天量,达到1.89万亿人民币,2009年前7个月接近8万亿人民币。显然,在前期“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驱动下,已然导致中国信贷增长规模不断扩张,货币流动性持续宽裕在中国股市和楼市表现得尤其突出,甚至可以视为极度宽裕,股市和楼市“体验”更多的是扩张性“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并非“适度”。而在实体经济则完全不同。据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宏观经济数据表明,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和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均为负数,并同比创出新低,与此同时7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放缓。从这一组数据看,CPI和PPI的持续负增长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放缓,一方面表明目前中国整体经济复苏仍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特别是实体经济的状况不容乐观;另一方面,7月份CPI和PPI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与中国股市和楼市的火爆形成巨大的反差。显然,前期“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面“倾向”了中国的股市和楼市,并未对实体经济带来更多的“实惠”,资本市场的扩张与实体经济的收缩形成的鲜明对比,意味着资本市场泡沫正在不断聚集,而实体经济则不尽人意。因此,中国在资本市场流动性宽裕和实体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是否延续下去,还是改弦更张,需要进行认真的论证和谨慎的选择,货币政策的取向就成为中国货币当局适时考虑的问题。
■ 中国货币政策微调的背景
依据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与金融形势,在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适度宽松”依然是支撑“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或缺的配套货币政策,需要延续“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经济与金融形势基本面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然而,在美元贬值,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反弹,通胀预期抬头,以及大量信贷资金不断涌入股市和楼市的背景下,不得不引起中国货币当局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从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与金融形势看,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随着“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如果美国等有关国家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极有可能会“培育”出新的资产“泡沫”,并引发新的类似于通胀、货币和信贷危机。特别是美元和欧元作为国际支付的主要货币,并且各国的外汇储备都以其为主。在美欧“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下,一旦新一轮危机降临又对本国货币缺乏信心时,其他国家必然要使用外汇储备来注资救市,这可能导致外汇“泡沫”被进一步放大。外汇“泡沫”放大的同时,金融危机在全球的影响也会增大,世界经济将有可能被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和主要货币波动的恶性循环所困扰,各种危机爆发的频率也会进一步提高。而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将对我国产生更大的影响,其中更多地体现在国际储备资产价值、国际结算和能源等大宗资源类商品上涨层面上的风险。外汇储备的基本功能主要是各国用于国际收支结算和防范金融风险。如果外汇储备风险加大,外汇储备自身安全得不到保证,在国际收支结算中的损失难以估量,同时本国金融安全性也相应降低。
■ 需要适时调整政策力度
由于世界上主要货币已经进入“定量宽松”货币政策时期,受西方“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的影响,无疑中国现行的货币政策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一方面是经济尚未全面复苏,全球性金融危机仍未见底,尚存诸多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潜在的通胀已有所抬头。由此,“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落实既要有一定阶段的连续性,也不可对已经出现的通胀苗头视而不见、听之任之。因此。优先考虑可支撑经济持续复苏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自然是最根本的选择。当然,在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增加货币的投放量和放宽信贷是刺激经济复苏的必要措施,这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前期“合理”的一面。但未来全球经济复苏过程将极有可能与全球性通胀风险同时出现,政策导向需要与形势的发展相适应,而不是“滞后”,并加强市场追踪监测,把握调控的力度,这是“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现阶段“适度”的一面。为此,近期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进行动态微调的表态,防范潜在通胀风险的意图十分明确。在继续坚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微调,力图把握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和节奏,从“合理”过度到“适度”。这意味着,中国现行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在中国国内货币市场发挥作用,在目前中国国内市场货币供应量相对充足的情况下,需要加强对输入性货币扩张和通胀以及自身潜在货币扩张和通胀风险的防范。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措施范文4
全球化，将世界拉近了，令各国的货币政策趋同。生产外包和资金跨境流动，降低了资金成本、生产成本，通货膨胀出现了一次结构性的回落，央行顺势宽松，带出本世纪初一次史无前例的流动性扩张，最终以罕见的、波及世界每一个角落的金融海啸告终。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又不约而同地祭出量化宽松政策，以天量的流动性扑灭市场恐慌。
货币政策，本以国家为界域，根据本国的经济周期和商业活动，通过逆周期运作来维持币值的稳定。各国所处的经济周期不同，货币政策过去也不同步。但是这十几年，由于各国经济逐渐同步共振，货币政策的取向亦趋一致。金融危机后，各国央行全部转向QE，以超常规的宽松政策基调来稳住经济，稳住人心。甚至由于本国需求动力不足，央行们在QE力度上逞凶斗狠，通过货币战争为本国争取汇率优势，争取多一点复苏的机会。
然而2014年开始，各国的货币政策出现明显的走势分歧，不仅政策内容不同，方向也不尽相同。美国、英国经济复苏成型，中期的通胀压力也有浮现，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先后明示加息周期逼近。欧洲和日本，GDP增长已现，但是就业复苏十分缓慢，银行的中介功能依旧缺失，当地央行维持宽松的货币环境，不过政策着力点转向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中国的货币政策最纠结，中国人民银行在“去杠杆”和“定向降准”之间扭捏，似乎方向未定。新兴市场国家同时面临增长放缓和资金外流的压力，不少央行被迫加息，不过多数仍在观望中。货币政策趋同性的消失，乃是全球货币政策新格局的基础。
货币政策对于各国经济和企业十分重要，不过从全球宏观角度看，最重要是看对三件事：美联储加息时机、中国货币环境、意外风险。
美国经济复苏，迄今已经长达5年，但是复苏步伐之缓慢在其现代史上十分罕见。究其缘由，一是就业市场改善步履艰难，二是银行对实体经济借贷并不热心，令经济复苏有长度无力度，物价没有上升的压力，联储在货币政策正常化上也乐得叹慢板。不过最近其就业复苏步伐加快，就业人口已经超过上一个周期的峰值。美国的通货膨胀和工资上涨关系最密切，如果就业市场供需接近均衡点（当然部分领域仍存在结构性问题），距离工资上涨应该不会太远，随之而来的是通货膨胀。笔者认为美国第一次加息应该在明年年中左右，如果通胀超预期，则这个时机可能有所提前。
同时，美国经济正在结构性转变的阵痛中，金融业监管力度也在加强，就业复苏虽然展开，毕竟好景有限。这意味着经济长期处在2-3%的增长环境下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这是新的增长常态，联储的政策利率也未必需要回到4-4.5%的危机前水平，换言之政策利率可能也会有新常态。
市场已经充分消化联储减少购买国债的消息了，但是对于加息时机和力度，则众说纷纭。一旦加息，不排除市场动荡。而且动荡不是产生于耶伦宣布加息那一刻，而在市场开始强烈预期耶伦加息之时。由于增长动力有限，初次加息出现之后，笔者怀疑随后的利率上调速度会比较温和，流动性开始减少但依然充沛，这对风险资产属于利好消息。
在持续信贷扩张十年之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去杠杆的程序，信贷周期由盛转衰。这个过程中人民银行也会采取一些技术性措施，舒缓市场情绪，为个别部门解困，但是周期性回调似乎难以逆转，其实今年市场利率的平均水平高出去年一截，已经反映市场在这方面的预期，只是货币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断有曲折。
定向宽松，在笔者看来就是这种政策纠结的写照。央行并不认为整体经济缺少流动性，更不希望再次重燃房地产投机之火，因此整体政策维持中性偏紧的基调。不过的确个别部门需要流动性，实体经济更需要政府的扶持，于是通过针对性的措施，将流动性投向特定的领域，成为货币政策的新方法论，也符合李总理关于总量增量上的辩证思维。
但是中国经济处在转型期，不是所有部门都能够承受流动性环境上的改变。部分行业、企业和地方政府过去过度扩张，债务负担沉重，一旦流行环境收紧，资金链便面临断裂的风险。而且由于近年资金多经过影子银行借出，结构性产品和企业联保盛行，个别企业出事，债务链连锁反应的风险颇大，传导可能也很快。房地产市场走弱，进一步放大了个别违约案例对整体金融体系稳定的威胁。任何国家在经历去杠杆过程中都存在系统性风险，美国和欧洲去杠杆曾经走过一段艰难的历程，现在差不多要轮到中国了。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措施范文5
关键词：货币政策工具；宏观调控；商业银行；影响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7年5月19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同时决定，从2007年6月5日起提高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这是央行年内第五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第二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近几个月来，央行明显加大了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力度，其背景是什么，对商业银行会产生那些方面的影响?商业银行应如何响应央行的货币政策措施?这是本文所要阐述的问题。
一、关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相关理论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管理一国货币供给的条件下，为了指导、影响经济活动，保证国家宏观经济目标得以实现，而由国家制定、通过中央银行付诸实施的有关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规模的方针、政策与措施的总称。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必须通过一系列与中央银行业务相联系的措施和手段来完成，这些措施或手段称为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工具分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和其他货币政策工具。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是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包括存款准备金政策、再贴现政策和公开市场业务。
存款准备金制度作为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的调控和影响是非常大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或降低，将带来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资产业务规模的变化，从而对货币供给有重大影响。也就是说，中央银行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影响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能力，从而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中央银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则金融机构缴存中央银行的法定准备金增加，可供自主运用的资金减少，其放款和投资能力削弱，全社会货币供给随之减少；相反，中央银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金融机构向中央银行缴存的法定准备金存款减少，可用资金增加，其放款和投资能力增强，货币供给随之扩张。
存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也是货币政策考虑的范畴。通过加息，可调控资产价格，令过热的股市和房屋市场降温。自2006年7月5日以来，央行出台了包括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在内的多种调控措施。特别是2007年5月18日，央行同时推出三项政策措施，即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升息、扩大汇率波幅。政策组合的推出，有利于增强政策的综合效应，加大调控的力度，综合治理经济偏快。上调准备金率旨在降低货币乘数与银行可贷资金规模，抑制货币信贷增速；贷款利率上调以及降低银行存贷利差意在抑制信贷需求和银行的放贷冲动，同时从供给和需求两端为信贷减速；存款利率上调有助于修正过低的实际利率，长期存款利率上调幅度超过短期以及活期存款利率不变有助于减缓存款活期化和储蓄分流的趋势；扩大汇率波幅有助于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增强汇率弹性，为扭转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平衡人民币有效汇率创造条件。
二、当前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的背景及其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2007年在经济出现局部地区和部分行业过热、通胀上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央行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治理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问题。近期，促使中央银行多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率的主要原因是货币信贷增长偏快。中央银行所担心的是，贷款的过快增长会助长经济的低水平扩张，影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高准备金率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防止经济过热，并由此导致通货膨胀。在当前房地产投资偏快、证券市场持续升温、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的情况下，既凸现了央行加大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同时也增加了其政策工具运用的难度。
当前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对资金市场、证券市场及商业银行经营都将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对商业银行的影响看：
一是抑制商业银行货币信贷过快增长。根据货币乘数理论，货币供应量为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之积，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决定乘数大小从而决定派生存款倍增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商业银行而言，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意味着信贷扩张能力的削弱。
2007年1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42万亿元，同比多增1678亿元。央行通过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收回流动性，每次调整50个基点，每次收回货币1500亿元，虽然相对于银行十几万亿元的流动性，不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但是如果运用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工具进行流动性和资产价格管理，连续调整累积到一定的时候，对经济的调整作用就将逐渐显现出来。成熟的市场经济一般都会出现利率调整的周期性。近5个月来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就显示出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调整的周期。5个月内的第5次准备金率调整，以及两次存贷款利率的调整，除了在银行信贷发放与市场利率基准上将产生实质影响外，更表达了央行在流动性治理上从紧把握的强烈决心，也彻底打消了部分商业银行对央行货币政策严肃性所抱有的侥幸心理。
二是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将作出一定程度的调整，并对盈利能力产生一定的影响。从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方式以及获利能力来看，存贷款利差收入仍然是经营利润的主要来源。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则意味着增加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金额，这将直接导致其可以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减少。由于商业银行具有创造信用的功能，因此，商业银行实际减少的可以用来创造利润的资金将比增加的准备金数额成倍放大。
目前，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1.89%，存款的综合筹资成本大约在2.55%左右，贷款一年期利率6.39%，存贷款与准备金利率的利差分别为0.66%和3.84%。那么在现有存贷款规模上，经过测算：假设调高存款准备金0.5个百分点，冻结商业银行可用资金1500亿元，按此连续调整四次则减少由于发放贷款而获得的利差收入为3.84%*1500*4=230.4亿元。同时，由于商业银行存款的综合筹资成本大于存款准备金利率，商业银行缴存存款准备金还需要倒贴部分利息支出，补贴息差支出达0.66%*1500*4=39.6亿元。因此，据此估算，法定存款准备金利率的调整，将影响商业银行利润达270亿元。
三、商业银行响应央行货币政策应采取的措施
为积极响应央行的货币政策，商业银行应进一步转变经营理念，优化盈利模式，加快金融创新步伐。
一是要管住信贷总量，优化新增贷款投向。当前，在资产价格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下，商业银行有必要控制过度的信贷行为，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同时，要着力优化信贷结构，严格信贷市场准入门槛，特别是要严格控制产能过剩和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信贷投放，注重提高信贷资金营运效益。据分析，各行业对升息的反应程度由机械制造业到农业依次递减，其中资金较为密集行业的影响度要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行业，如建材水泥、房地产、纺织等行业的影响度极其自然地排在了前列。农业、交通运输、水电生产供应行业受影响甚微，这些也恰恰是国家目前产业倾斜及扶持的行业。顺应国家的产业政策，根据各行业受升息影响程度的不同，商业银行在贷款投向上应有所侧重，尤其是对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重点行业的中长期贷款应该有所抑制，切实提高全面风险控制水平。
二是要完善风险定价机制，提高贷款综合收益水平。在贷款粗放经营受到遏制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应当积极完善风险定价机制，提高贷款综合收益水平。目前各商业银行对贷款风险定价日趋重视，致力于开发科学、适用的定价模型，但由于受历史数据积累不够和实际经验不足等因素的影响，目前国内多数商业银行风险定价能力仍然较低。对此，应参照《巴赛尔新资本协议》的技术要求，吸收国外先进经验，加快建立一套符合实际、切实可行的内部信用评级体系，准确地对风险进行定价，进而实现对贷款的风险差别定价，以降低信用风险，提高银行盈利水平。
三是增强主动负债能力，合理匹配资产负债结构。存款基准利率的上调，有利于增强商业银行的吸储能力，但付息负债利率的提高，也加大了商业银行的筹资成本。同时，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意味着银行增加存放在央行的准备金金额，商业银行的新增存款之中可用资金比例降低，资金来源制约资金运用的自我约束管理体制下，促使商业银行更重视存款工作，以便进一步增强资金实力。因此，商业银行一方面要增强主动负债能力，认真落实差异化服务措施，加快网点功能转型，真正实现客户分层、功能分区、业务分流，在增加存款总量的同时，优化负债结构；另一方面，要根据负债的期限、利率结构，合理安排资产的期限、利率结构，将资产与负债在资金种类和数量上的联系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保持资金合理流动性的条件下，根据利率变化的预测和资产负债对利率的敏感性分析，及时调整各种不同利率资产和负债的敏感性缺口，扩大利差，达到净利差收入最大化的目标。
四是要加快业务创新，优化经营收入结构。今年5月份的这次加息与之前几次加息的重要区别是央行缩减了银行的存贷利差，特别是中长期存贷利差，压缩了银行贷款利润的空间。多年来，出于扶持国有金融体系的政策需要，中国银行业长期享受远高于国外同行的存贷利差，尽管这一过高的利差水平一直受到质疑和批评，但央行长期保持了银行业偏高的存贷利差水平。此次央行打破多年政策壁垒缩减存贷利差，显示央行抑制信贷增长的坚定决心。对此，商业银行必须顺应银行业务发展趋势，在业务增长方式上从外延粗放型增长向内涵集约型增长转变，在经营结构上由传统的存贷业务结构向资本节约型的综合金融服务转变，在竞争手段上由同质化竞争向差异化竞争转变。
今后，尤其要重视科技创新和业务创新，拓宽金融服务领域，努力增加中间业务收入等非利息收入占比。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利率波动愈益频繁，西方商业银行加快了金融服务创新步伐，通过开拓中间业务市场，降低净利息收入占经营总收入的比重，以规避利率风险。如目前发达国家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全部收入的比重高的甚至已经超过了60%，而国有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收入占全部收入比重一般还不到10%，大力拓展中间业务是国有商业银行规避利率风险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国内商业银行要借鉴西方商业银行的经验，通过增大技术投资，加快引进电子技术，提供电子银行服务；通过整合业务流程、调整组织结构，增加基金、保险、代客理财等中间业务品种，来适应和满足客户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通过服务的全能化，实现客户的多样化和收益来源的多样化，从而有效地分散经营风险。
四、央行货币政策工具运用应关注的问题
2007年5月央行三项调控政策的同步推出，既反映央行货币调控思路的重要转变，也显示央行驾驭货币手段更趋熟练和灵活应变，相信对市场和经济的调控效应也将逐步显现。但是，?在存款准备金率成为央行常规性工具的同时，也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合理掌握货币政策运用的频率和调整区间。准备金率的提高，在意味央行将冻结金融机构更多资金的同时，也必须为此承担更多的利息支出。就商业银行来讲，准备金率的提高，限制了信用扩张，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又增加了筹资成本。因此，存款准备金率的运用有必要设定一个合理区间，抑制央行利息支出的增加，同时兼顾商业银行的利益；如果继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或存贷款利率，希望也能够相应提高存款准备金的利率，适度弥补对商业银行净利润的影响。
二是进一步加强多种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在当前中国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压力日益增大、信贷扩张过快、货币投资反弹压力巨大、物价上行风险加剧的严峻形势下，单项政策的效力日趋弱化。因此，应在加强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的组合运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产业、外贸、金融监管等政策的协调配合，多管齐下实现多目标调控，并借助政策组合集中推出的力量增强政策的综合效应。
三是应注意调控政策的协同效应问题。我国宏观调控关注多个经济目标，这使得央行在政策的协同和配套上需要更多的艺术性。比如提高准备金率和利率均是紧缩性政策，为了巩固我国宏观调控的成果，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是央行的政策导向，但升息又将提高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比价吸引力，加速国际资金的涌入，加剧国内市场的流动性过剩问题。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对流动性的关联影响预计还将显现和强化，这将对准备金率等数量型政策工具的运用产生更多的影响。因此，研究货币政策的协同和配套，谋划取得同向的效应，在我国宏观控制更加注重内在和结构的趋势之下显得更为重要。
四是应实行差异化的货币政策。针对目前农村资金存在着一定的“离农”倾向，为鼓励商业银行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加大对“三农”的有效信贷投入，县域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应低于城市行金融机构。比如，目前农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高于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0.5个百分点，高于信用社法定准备金率3个百分点。建议今后应区别各商业银行服务对象的不同，实行差异化的货币政策，合理确定县域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以鼓励进一步加大县域有效信贷投入，更好地服务于新农村建设。
参考文献：
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措施范文6
[关键词]宏观政策;经济刺激;退出;路径
[中图分类号]F81;F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9-0027-03
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政府抓住时机果断决策,推出4万亿元投资的经济刺激政策。实践证明,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对中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复苏起到了重要作用。经济刺激政策是中国政府在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策,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取得的效果明显。但是也面临流通货币、通胀压力加大的风险,所以经济刺激不要过度,要适当控制刺激的力度,为未来的经济政策预留多一点空间。当前,全球经济企稳回升,但经济复苏的进程并不是那么顺利,再加上欧洲债务危机引发欧洲市场发生变化,世界经济的复苏还是存在许多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在宏观经济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前提下,经济刺激政策如何适时、择机、渐进退出。这是因为,综合各种因素,我国经济已经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支持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动力逐步恢复,经济出现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经济由危机状态真正恢复正常,关键在于市场机制的自我修复。市场机制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而政策推动只是外力,外力的作用只能是暂时的,经济的平稳发展最终还是要靠企业等微观经济主体。因此,经济内生性增长动力是否恢复是我国经济刺激政策能否全面退出的关键。在退出政策的选择上,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不仅仅是一个决策的问题,还需要艺术化地操作,这里面有很多技巧: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哪个该先退出?财政政策应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货币政策需要怎样协调和配合?货币政策该先退出哪些方面、后退出哪些方面,财政政策需要怎样协调和配合。
一、如何看待非常规经济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
此次全球性金融危机的蔓延,为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如何支撑新古典经济学的天空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实践机会,而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政府在此次金融危机大拯救中的作为得到了世人普遍的赞誉。毫无疑问,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之所以较世界各国率先复苏,主要得益于超出预期30%的银行信贷增长,以及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措施。按照政府的政策逻辑,面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冲击下的巨大不确定性,使得经济刺激政策可能矫枉过正。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表明,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时间太长,便容易引发资产泡沫,过去几十年间这也在许多国家得到验证。以往的经验还表明,即便通胀相对稳定,产出实现增长,也不能防范资产泡沫破灭给经济带来的重大冲击。目前我国的资产泡沫问题已经有所抬头,价格指数也在节节走高,这对于经济刺激政策的退出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我国的经济刺激政策中,主要是拉动总需求的短期性货币财政政策,在实行了一年多的刺激政策,GDP增速已逐步改善前提下,但这些措施的实施,也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累积了相当的负面效应。
1.通胀预期对经济复苏步伐的挑战。当前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是货币供给的巨量扩张。货币扩张在成功制止了经济下滑和防止了信贷紧缩的同时,也埋下了未来通货膨胀的隐忧。一方面,流动性膨胀造成了大宗交易商品等基础原材料产品脱离实际需求的上涨,许多大宗交易商品由于存在期货市场而具有金融属性,价格变动在很长时间内可能发生偏离真实基本面供求状况的现象;另一方面,流动性加剧了资产泡沫,使得金融部门从实体领域中不断吸走资金,导致实体部门生产更加下降;资产泡沫造成的生产环节相对效益下降,反过来更进一步压制了生产,从而更进一步削弱了经济扩张的基础。上游原材料的涨价和资产泡沫,分别从成本和需求两方面强化了人们对一般价格水平上涨的预期,导致了人们重视资产甚于生产的行为偏好。
2.赤字上升对政府的可持续债务管理提出了挑战。为应付金融危机的冲击,各国无不加大了财政刺激的力度,财政赤字迅速蹿升。因为此次金融危机是百年一遇,因此各国财政扩张力度规模也普遍达到了空前地步,因而也普遍地造成了赤字规模的激增。对当前的赤字状况,各国普遍是作为例外原则处理的。各国政府都心知肚明,当前的赤字规模无论是从激励需求,还是未来的融资偿还方式上,都不能平常化。显然,当前的赤字状况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刺激计划的延长,拉长了巨额赤字的时间,通胀、利率上升和政府融资成本上升的压力不可避免。一旦这种压力上升到一定地步,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就会大大提高,私人的投资和消费会更加让位于政府的投资和消费,经济的活力会被进一步削弱,更为重要的是,政策的效应会逐渐衰减。此外,为解决投资资金来源不足的约束,近两年大量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应运而生,部分融资平台负债率较高,其潜在风险值得关注。
3.投资增长与产能过剩的挑战。随着投资的高速增长,国内产能过剩风险有所加大。不仅以钢铁、水泥、煤化工、多晶硅等为代表的中上游工业制造业存在产能过剩现象,以部分机械制造行业为代表的中、下游工业制造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同时,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为代表的基础设施行业也出现了类似于产能过剩的问题。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效率不高,企业经营效益较低。
二、积极财政政策与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时序
我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时机的选择需要考虑四个因素,即世界经济的复苏情况、国内私人投资的启动情况、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上涨情况和世界各国经济政策退出情况。从世界经济复苏趋势和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在具体实施上可分两个阶段进行:
第一个阶段是采取措施使政策从过度刺激向正常刺激转化。在这个阶段,财政政策暂且可以按兵不动,但应考虑调整政府支出结构,进行适度的减税等。对于货币政策,这个阶段可以将“管理通胀预期,控制资产泡沫”作为核心内容。对于这个核心内容需要切实贯彻有关的具体要求情况。如强调管理通胀预期和控制资产泡沫需要清晰的政策目标,这有助于市场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否则可能导致预期的紊乱以及对市场的冲击。考虑到操作层面,当前货币政策应当设定一个清晰的信贷增长目标和货币供应量目标。目前看来,要观察宏观政策的退出,关键的指标还在于信贷增长。综合各方考虑,可以将信贷增长仍然维持在20%左右,稍微高过此前正常年份的15%～18%。我国在政策实施过程中需要避免一个问题,即由于政策目标不清晰,导致金融机构为了防止可能的信贷紧缩而大规模提前发放贷款,引起信贷在不同季度和月份之间的分布更为不均衡。此外,提及控制资产泡沫,要求货币政策从操作上不仅要紧盯住CPI指标,还应考虑资产价格的变化情况。尤其是对于资产价格泡沫,可从此次危机中的美国、英国、冰岛、阿联酋等国得到一些启示。即货币政策不仅仅应该关注通货膨胀,还需要对股市和房市的资产泡沫作出足够反应。尤其在抵押贷款市场较为发达,“金融加速机制”效应较为明显的经济体中,货币决策应更为重视房价变量。因为资产价格对经济运行和公众预期变化更为敏感,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可以作为一种判断流动性过剩的早期和直观预警。需要提及的是,目前货币当局对于资产价格是否纳入货币政策目标有不同看法,似乎倾向于暂时不予考虑的态度。这种格林斯潘式的“事后救助”思维,意味着资产价格上涨时中央银行对其放任自流,泡沫破裂后再进行救援。而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破坏力,就印证了“事后救助”策略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目前我国中央银行需要重新定位货币政策的角色,应将资产价格纳入政策范围之内,使货币政策更加关注资产价格和初级产品价格变动的影响。从操作的可行性上看,可以编制广义的包含资产价格在内的价格指数。考虑到房地产价格的变动趋势相对稳定,且与经济周期变化较为吻合,可首先探索将房地产价格变动纳入整体物价指数中,央行加以监测并定期反映到货币政策操作中。
第二阶段则要考虑经济刺激政策的最终退出。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经济运行有望逐渐回归正常化,与之相伴随的是宏观政策的中性化,以保证有内生性的增长动力跟进。在这个阶段,可以将“调结构”作为核心内容,逐渐从政策支持上体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要求。货币政策方面可以将信贷增量回归历史正常水平,并同时启动存款准备金和利率等工具,实现政策风向的真正转变。而对于财政刺激政策的调整,重点是控制投资的结构和增长的节奏。为了防止政策彻底退出过程中经济二次下探,经济政策的退出必须强调与结构调整相配合的方针。如引导银行将资金投入中小企业,支出和发展低碳经济和新兴产业,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和服务业发展等。宏观经济政策基本导向定位为以增量补存量,通过逐渐培育新的增长点来取代原有发展模式。
三、财政政策:中央政府投资逐渐退出,民间资本能否顺利接棒
2009年的经济快速复苏主要受益于政府政策的拉动,而政策拉动不可持续。从目前的情形看,财政投资,包括国有企业在内,其投资增速在下降,在信贷规模控制和地方融资平台规范的背景下,这种趋势预计还将持续。而民间投资能否顺利接过国有投资手中的“棒”仍然需要进一步确认。
从2010年前6个月的投资构成看,民间投资有所恢复,港澳台资和外资企业完成的投资额正逐步增加,而非国有企业投资增速虽有下滑,但幅度较小,并且其增速自危机后首次超越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增速。但是,非国有企业等民间投资的持续增长依赖于投资机会和投资收益。从投资机会来看,我国仍需进一步放开行业准入限制。而从投资收益看,当前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收益远未回到危机前的盈利水平,截止2009年底,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都恢复了利润的正增长,但离危机前的高达20%-55%的增长率尚有很大的距离。显然,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仍需鼓励。
四、保持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适度性、针对性与灵活性
在经济刺激政策退出过程中,尽管中央银行仍维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不变,但着重强调政策的针对性与灵活性以及相应的政策安排,实际上已经勾勒出了政策退出的路径,大致可以划分为:从反危机的超常规扩张政策,转向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次的阶段才是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中性;只有出现显著的通胀压力时,才可能从中性转向紧缩。这个转换的时机、力度以及对市场预期的引导都十分重要,如果力度把握不当,很可能导致市场的大幅波动。
中央银行实施前瞻性的货币政策操作,一方面能够借助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影响货币供应量或市场利率,通过投资、储蓄、消费等渠道传导于实体经济。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前瞻性的货币政策操作发出了政策导向信号,引导公众预期,影响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进而影响实体经济走向。
1.保持货币政策的适度性。从理论上讲,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应对经济严重快速下滑而采取的货币政策措施。适度性是针对政策实施后的市场主体的反应程度而需要采取的货币供应扩张或收缩的量度。当资金流动性充裕时,适时收缩;当资金流动性不足时,适时扩张,以保证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它反映的是货币政策主体对于政策调控的客观性和合理性。2009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总体上更侧重于宽松,货币存量相当高;2010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将更侧重于适度性,央行安排7.5万亿元贷款增加计划较2009年收缩2.2万亿元以及1月18日央行决定实施上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都是明显的信号。
2.着力提高货币政策的针对性,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2010年,我国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其针对性指向非常明确。一是通过对经济领域和各项项目的有促有控,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二是根据CPI,管理通胀预期。具体而言,2010年货币政策的针对性就是要加大对低碳经济、新能源、新科技、“三农”、教育、卫生、文化、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节能环保、中小企业、居民消费等方面的支持力度;支持重点领域改革;保持投资适度增长,重点用于完成在建项目,严格控制新上项目;加大信贷政策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就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产业转移等方面的支持;有效缓解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保证重点建设项目贷款需要,严格控制好对“两高一剩”行业的贷款,着重提高信贷质量和效益;要积极扩大直接融资,引导和规范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3.要灵活运用货币政策工具组合。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应侧重于体现货币政策的操作上。一是体现在实施货币政策在力度、节奏和重点的把握上;二是体现在使用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的灵活上。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物价变化,注重运用市场化手段进行动态微调,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和结构满足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需要。根据经济变化和银行体系流动性状况,灵活安排公开市场工具组合、期限结构和操作力度,加强再贴现、公开市场操作和存款准备金的协调配合,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维护货币市场利率平稳运行,引导货币信贷适度增长;有效发挥再贷款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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