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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范文1
[摘要]在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关系中，瑞典劳资关系属于共享程度最高、最为稳定的类型。瑞典的劳资共享模式是通过企业层面的集体谈判和社会层面的公共政策合力实现的。本文认为瑞典共享型劳资关系虽然面临挑战，但这一模式对促进其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成了一定的制度优势。瑞典劳资关系中利益共享的具体内容可能会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有所调整，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对瑞典模式的否定，劳资双方利益共享的内容总体上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趋势。
[中图分类号]F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1)11-0055-09
在当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资关系中，瑞典劳资关系属于共享程度最高、最为稳定的类型。瑞典的劳资共享模式是通过企业层面的集体谈判和社会层面的公共政策合力实现的，我们称之为“企业一社会共享型”劳资关系，简称共享型劳资关系。然而，理论界对瑞典这种共享型劳资关系的评价并不一致，有人认为这种劳资关系模式是二战后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其中的高工资、高福利制度虽然能实现公平，但却影响效率，因此难以持久；也有人对瑞典模式持肯定的态度，认为这种模式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较好结合，甚至认为它代表欧洲未来的发展方向。本文认为，对瑞典劳资关系模式的评价，不能仅仅停留在抽象的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争论上，应该从唯物史观方法论出发，在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基础上，遵循瑞典工业化过程的发展实际，对其劳资关系的演变和发展效进行分析，以期能为我们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供有益启示。
一、对劳资关系分析的基本框架
根据马克思唯物史观方法论，劳资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核心，它的具体内容和实现形式是一个国家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综合作用的结果。生产力是劳资关系的物质基础，生产力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分工和技术的水平，进而至少从三个方面影响劳资关系：一是从资本的角度看，分工和技术决定资本雇佣劳动所采取的组织形式。比如，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企业组织规模小、形式简单，在个人业主制或合伙制企业中，劳资关系比较简单；相反，在生产力水平比较高的情况下，企业组织规模大、结构复杂，与之相适应的劳资关系也比较复杂。二是从雇佣劳动的角度看，在不同技术条件下，资本对劳动者的技能要求不同，进而对劳资关系的影响不同。在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中，劳动力通用性强，劳资关系不稳定；而技术密集型的企业，劳动力技能的“专用性”很强，劳资关系较为稳定。三是分工和技术的发展，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劳资双方利益共享提供物质基础。当然，能否真正实现共享，还取决于制度的规定性。
生产关系是劳资关系的制度基础，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劳资关系的性质。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劳资关系在根本上是对立关系，但在制度层面，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受劳资双方力量的影响，因此，劳资关系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往往呈现出多样性特点，具体表现为：在时间上，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由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力量对比关系不断变化，劳资关系的内容也会不断变化，比如，一定时期工会力量比较强大，在劳资关系中有利于劳方的内容会多一些；相反，如果工会组织被削弱，在劳资关系中，有利于资方的内容会占上风。在空间上，不同国家在同一历史时期，劳资关系模式可以不同，比如当达资本主义国家就有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德国模式和瑞典模式等典型模式。这些不同模式本质上都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不同国家实现形式的不同。
上层建筑对维护、协调劳资关系起重要作用，它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来影响劳资关系。这些制度有些是具有强制性的，比如法律对劳动时间、劳动条件、罢工条件的规定；有些则是诱致性的，比如某一政党在政治纲领中提出的各种制度设想；还有一些则是隐性的，比如文化、价值观等。在资本主义多党制政治体制中，不同政党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他们往往通过获得执政地位，把一些诱致性的制度安排，上升为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实现对自己利益集团的保护，比如瑞典社会执政，往往会推行对劳方有利的政策，相反，保守党执政，则推行对资方有利的政策。
以上我们从唯物史观角度阐释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劳资关系之间的关系，生产力为劳资关系提供技术条件，而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劳资关系的制度形式，因此，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劳资关系的分析具体化为“技术一制度”分析范式。至于技术和制度之间的关系，就如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一样，是一种辩证关系，而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那种简单认为技术决定制度，或者认为制度决定技术的观点，都是片面的。一定时期的劳资关系，只有适应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个方面的要求，才能持续和稳定。当然，我们说劳资关系的“稳定”，只是一个相对概念，因为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始终处于矛盾运动中，所以稳定是相对的，不稳定则是绝对的。劳资关系的动态运动既可能是“稳定一冲突一新型稳定”路径，也可能是“稳定一新型稳定”路径。但不管哪种变化类型，总体上看劳资关系的发展趋势不是机械的变化，而是一种螺旋式上升趋势，也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劳资关系总体会向着劳资双方利益共享成分越来越多的方向发展。
一定时期的劳资关系总会产生一定效，评价劳资关系效，也应遵循唯物史观方法论，在指标体系的设计上，既要考虑反映生产力层面的要素，即技术层面的要素，也要有反映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要素，即制度层面的要素，这两个层面的有机结合，就不能单纯用经济指标来考察，因为经济指标往往只能反映“技术-制度”相互作用中经济产出的效率，不能反映这些产出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自身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为了既能反映经济产出效率，又能反映这些产出对人自身发展产生的影响，本文将效归结为经济效和社会效两个方面的总和。经济效是指与经济运行效率相关联的一系列指标，比如经济增长率、就业率、企业竞争力、劳动生产率等；社会效是指与人的自身发展相关联的一系列指标，比如收入差距、工资水平、劳动时间、社会参与度等等。这样，我们对劳资关系的分析框架就扩展为“技术一制度一效”的分析框架。下面，本文将运用这一框架对瑞典劳资关系的发展演变过程进行分析。
二、瑞典劳资关系的产生时期
(1850-1914年)
19世纪50年代之前，瑞典是典型的落后农业国家，大约1850年开始了一个以蒸汽机使用和铁路建设为主要特点的技术更新与变革时期。在工业化初期，企业常常会遇到技术和发展之间的协调问题，“在缺乏某一技术环节的情况下，事物只能慢慢发展；一旦各种发展环节均已具备，就会出现累进式的增长。同其他斯堪
的纳维亚国家比较，瑞典是最早具备这些先决条件的，因此它的机械工业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迅速扩大。”从这一阶段开始，瑞典因其丰富的森林、铁矿和水力等自然资源而发展成为出口主导型国家，因此，其经济的增长主要是由出口引发的，而且国际市场对瑞典产品的需求基本上符合传统的分工模式。
这一时期瑞典社会制度层面变化主要表现在：雇佣劳动关系逐渐形成，在工业化初期，企业生产技术专用性不强，一些工人的身份与农民身份重合，也就是说，很多工人还是农民身份，所以，工人分散，不易团结，在劳资关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工人的劳动时间长、条件差、工资低，生活艰难。到19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新技术出现和大规模企业组织的产生，瑞典有了行业工会组织，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成立，劳工运动有了自己的政党和纲领。社会第一份纲领的开篇指出：“社会不同于其他政党，其目标是全面地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组织并实现工人阶级的社会解放，使其精神和物质文化得到保证与发展。”纲领还认为：“取消私人资本主义对生产资料的垄断，使之变为共同的为整个社会公有的财富，用一个社会主义的、与社会需求真正相适应的生产来取代无计划的生产。”纲领中的斗争目标，主要是要求工人组织起来，通过工会和社会争取8小时工作日、政治选举权和取消有人身依附关系的雇佣条例。
为了应对工人运动，1902年瑞典雇主联合会(SAF)和瑞典冶金行业雇主协会(VF)成立，他们采取强硬措施反对工人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到来，瑞典劳资双方都不同程度地组织起来，劳资关系处于激烈的对抗之中。这期间，瑞典工人举行了多次罢工，其中1909年30万人举行长达一个多月的全国总罢工，规模之大超过欧洲历史上任何一次罢工。
尽管这一时期劳资关系以“冲突”为基本特点，但从经济效上来看，受出口拉动的影响，瑞典经济增长速度很快。1866-1910年间，北欧诸国属于工业化国家中增长最快的，瑞典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50％以上，而丹麦和挪威分别是200％和150％。1870-1913年，瑞典人均GDP增长率为1.46％，而同期的欧洲平均水平仅为1.33％。在社会效方面，尽管劳工组织和政党都已建立，但由于资本力量处于明显的强势，劳动者生活水平、劳动条件、社会地位等方面没有明显改善。
三、瑞典共享型劳资关系模式的
萌芽时期(1914-1945年)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典经济受世界经济不景气的严重影响，失业率1921年达到了26.6％，随后，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出现另一次失业率高峰，1933年高达23.3％，这种经济环境显然不利于劳资关系的稳定。这一时期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瑞典技术进步没有明显变化，“从生产函数看，‘剩余量’、‘技术进步因素’所占的贡献份额并没有持续地增长，而劳动要素的贡献则发生了显著增长”。这说明经济增长主要不是依靠分工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是依靠劳动的增加。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雇主在对劳动力的选择上，更倾向于有文化、有知识和有技能的劳动力。
在制度层面，这一时期瑞典劳资关系在斗争过程中探索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劳资合作的制度安排。工会力量增强，对资本力量有了一定的限制；劳动力市场各方组织起来，劳资双方探索出了既斗争又妥协的谈判机制；工作日缩短已经制度化。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制度方面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社会不仅影响力提高，而且于1932年上台执政，此后连续执政44年，为瑞典模式的形成在上层建筑方面奠定了重要基础。瑞典社会在其纲领中增加了缩短工作日、社会保险、男女普选权等方面的内容。1920年社会新纲领提出了福利制度的具体要求，包括：实行事故保险、医疗保险、妇婴保险和失业保险目标，实行养老金制度，对残疾、孤儿、寡妇给予抚恤金，“把自建家园运动完全控制在社会手中。在保证归还的情况下，社会对自有住房者扩建住房提供贷款”。这就是所谓的“人民之家”运动的重要思想在党的纲领中的体现，这个纲领包含了瑞典模式的萌芽。
这一时期瑞典经济增长仍然是世界上最快的国家，1913-1950年，瑞典人均GDP增长率为2.12％，同期西欧平均水平为O.83％，美国为1.61％。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来看，1913-1950年，瑞典增长幅度为2.76％，同期的西欧平均增长幅度为1.56％，美国增长幅度为2.48％。当然，瑞典这一时期经济增长效高，除了劳资双方的合作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瑞典都保持了政治上的中立，因此对于以出口立国的瑞典经济来说，其增长不仅没有受战争影响，反而从中受益。
在社会效方面，这一时期工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劳动条件都有一定的改善。主要包括1920年产业工人获得了8小时工作日权利；1921年男女都拥有了普选权；1932年社会上台执政，“人民之家”思想开始在政治层面实施。瑞典社民党支持工人组织起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支持总工会与雇主协会谈判，1938年达成了通过谈判解决工资问题和劳动条件问题的协议，使瑞典迅速成为劳动市场较为平静的国家，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1934年政府在资助工会建立了失业基金后，又通过了人民养老金法案，实行产妇补贴、儿童补贴和建房贷款制度，使大多数社会弱者的经济条件都有所改善，1938年瑞典开始实行休假两周制度。瑞典建立的这些以人的自身发展为中心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走在世界前列。
四、瑞典共享型劳资关系模式的
形成时期(1945-1975年)
战后发生了新科技革命，瑞典也紧跟其步伐。新技术使瑞典生产组织出现了新变化，一些有竞争能力的跨国公司相继出现，不仅迅速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还增加了出口竞争力，瑞典财富积累速度随之加快。加之瑞典在二战中保持中立地位，不需要花费经济资源和社会剩余弥补战争创伤，这些都为瑞典建立共享型劳资关系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制度层面，这一时期瑞典依靠社会的执政地位，进一步推行了有利于劳动者自身发展的政策。充分就业被提升为社会最高利益，1944年社会纲领中明确提出“经济政策的方向是均衡就业，防止失业，通过公共部门工作和其他可以为就业做准备的措施与失业作斗争”。经济民主被认为是建立稳定劳资关系的重要手段，在1960年纲领中，强调“经济民主”在瑞典劳资关系中的作用，这些民主形式包括消费领域的合作社，生产领域的共决制以及重要公共领域的公共经济和集体经济。政府还推行在必要的范围内将自然资源、信用机构和企业等置于社会所有或社会控制之下。
瑞典独特的劳资利益共享关系在制度安排上，是通过企业和社会两个层面的合力作用共同实现的。在企业层面，劳资双方的利益共享关系
是通过雇主联盟和行业工会(或工会联盟)的集体谈判来实现的。瑞典劳资双方通过集体谈判，决定工资水平、劳动条件、劳动时间、工人参与度等重要内容，这些内容既包括与劳动过程相关的问题，也包括与分配过程相关的问题。瑞典总工会甚至提出通过立法对企业超额利润进行征税，工会购买企业股份，建立职工基金，从而使企业在各个层次上为职工提供真正的权力，这就是所谓的“基金社会主义”的共享形式。在社会层面上，劳资双方的利益共享体现在完善的公共政策上。瑞典的公共部门在发达国家中比例最高，这些公共部门主要为解决就业(尤其是妇女就业)、社会福利和收入差距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政府建立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对失业人员提供信息服务、职业技术培训，使他们尽快找到合适的工作；政府和社会各种力量推行团结工资(solidarity wage)政策②。为了防止劳动力市场因为学历或者技术知识等原因引起的劳动市场分割，造成就业不平等，瑞典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建立发达的职业培训制度，增加工人的知识和技能，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为平等就业和公平工资创造条件。瑞典社会范围的共享还体现在社会公共福利和保障方面，瑞典拥有发达国家最完善的福利体系，社会福利深入到每个人日常生活的纵横各个方面，其目的是保证每个人不必为了生存而接受不合理的工资和工作条件，从而提高了工人工作和生活的质量。
这一时期，瑞典的经济效和社会效都得到了大幅提升。瑞典经济在发达国家中属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1950年到1973年，瑞典GDP增长率为3.73％，人均GDP增长率为3.07％；而同期的美国GDP增长率和人均GDP增长率分别为3.93％、2.45％。180-181)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瑞典每工作小时创造的GDP，在1950-1973年增长率为4.14％，同期的美国的增长率为2.77％。这表明瑞典劳动生产率非常高。从就业水平上看，瑞典1950年就业人数为总人口的48.8％，1973年为47.7％；同期的美国就业人数为总人口的40.5％、41％；同期的西欧就业人数为总人口比例平均水平分别为43.4％和43.3％。这表明这一时期瑞典就业水平在发达国家中也最高。
从社会效上看，这一时期瑞典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劳动者的劳动条件、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明显提升。瑞典工人实际工资在上升，“瑞典工厂工人实际小时工资在1946-1961年间上升了87％”。同时工作时间在减少，从1950年到1973年，瑞典工人年工作小时从1951小时减少到1571小时，减少幅度为24％；同期的美国工人工作时间从1867小时减少到1717小时，减少幅度为8.7％，远远低于瑞典工人劳动时间的减少幅度。
五、瑞典共享型劳资关系模式的
调整时期(1975-2008年)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出现了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为特征的新科技革命。新科技革命进一步深化了国际分工，把人类经济活动带入了全球化时代。瑞典在这一时期科技创新经历了从削弱到增强的变化。在20世纪80年代金融自由化时期，瑞典经济主要靠金融泡沫推动增长，在科技创新方面却有所削弱。1994年瑞典经济在经历了危机之后，开始重新定位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制订发展规划，1994年3月17日成立了国家信息技术委员会，其宗旨是到2010年，瑞典信息技术在各领域的普及应用程度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增强瑞典的竞争能力，提高瑞典人民的生活质量。经过多年努力，现在瑞典已经成为了新一轮技术革命的领头羊。
在制度层面上，瑞典经历了从运用新自由主义政策到限制和削弱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变化过程。1982年，重新执政的社会也采取了一系列偏向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政策，包括限制工会权力、降低工人工资、削减社会福利、放松市场管制、减少政府干预、缩减政府公共支出等等。这些主张显然损害了劳方利益，强化了资本力量，影响了瑞典分享型劳资关系的内核。
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给停滞不前的瑞典经济注入了强心剂，1983年经济出现了回升迹象，1983-1988年间，GDP增长13％，工业生产增长-了20％，失业率下降到2％以下，政府财政开支走向平衡。然而，这种增长仅仅是昙花一现，20世纪90年代初期，瑞典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给瑞典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
金融危机使瑞典经济模式进行了重新调整，瑞典人认识到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并不适合瑞典的国情，瑞典政府在坚持劳资合作、利益共享的基础上，采取了一些削弱新自由主义主张的措施，比如通过增加资本税、完善劳动力市场政策、推进集体谈判等，限制资本力量，提高劳动者的地位。同时强化了技术创新的作用，为拥抱全球化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在这次模式调整过程中，瑞典政府在支持工会力量的同时，也对工会权力进行了限制；在坚持全民福利的基础上，调整了一些社会福利的具体内容；在维护“同工同酬”工资原则的基础上，增加了工资的灵活性，适当拉大了收入差距。“同工同酬”是维护劳动者经济上平等的重要条件，但标准到何种地步，这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过于平均，会使员工工资走向平均主义，过高的税收也会使资本所有者的动力不足，资本出现外逃。所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70-80年代的团结工资政策走得太远，工资差别缩得太多。同工同酬的目标在实际中成了‘所有工作都同酬’，这样一来，灵活性缩小了，利润太低，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负担过于沉重”。瑞典劳资关系的调整，并没有否定其“企业一社会共享型”的内核。
这一时期，瑞典经济效经历了短暂滑坡后，开始持续增长。自1994年以来，瑞典经济稳步、健康地发展，GDP年均增长率约为3％。2007年瑞典GDP增长2.6％，2000-2007年，瑞典GDP增长率年均为2.8％，而同期被认为增长强劲的美国仅为2.7％，德国和日本增长更为缓慢，分别为1.1％和1.7％。瑞典经济的增长大大改善了瑞典政府的财政状况，到2007年，瑞典政府财政状况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负债占GDP的25％，发展为净盈余占到GDP的20％。养老金改革方面，瑞典也走在其他OECD国家的前列。
在社会效方面，瑞典仍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从微观评价指标上看，在工作时间上，瑞典明显少于美国：1992年，每个工人的总工作时数美国为1914小时，而瑞典仅为1485小时。在收入的平等性上，如果把中间阶层定义为收入接近国家平均水平的人群，那么，1991年，这些人群在美国所占的比例不到50％，而在瑞典则为80％。在健康保健方面，瑞典更为健全：1990-1999年，每十万人中医生的拥有量瑞典为311人，美国为279人。在教育、培训和再就业政策方面，瑞典更为出色，它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教育体系，包括义
务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瑞典的小学和中学不仅提供免费教育，甚至提供免费午餐，令世人羡慕。
再从反映人类发展水平的三大综合指标上看，以2004年为例，人类发展指数(HDI)的世界排名，瑞典第1名，美国第8名；按人类贫困指数(HPI)排名，瑞典仍然排在第1名，而美国则下降为第17名，属于经合组织国家中的最后一名；按性别赋权尺度(GEM)排名，同样发生了很大变化，瑞典第2名，美国则为第14名。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从经济效和社会效综合衡量，瑞典企业一社会共享型劳资关系总体上效较高。那种认为公平和效率不可兼得的观点，在瑞典模式中是不成立的。正如斯蒂格利茨指出的：“美国式的经济体系有着巨大的优点，但是它并不是唯一有效的体系；其他体系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也许能够运转的更好。例如，尽管瑞典人修改了传统的福利制度，但是他们并没有抛弃这一制度。该制度所提供的社会保障减少了极度贫困(极度贫困在美国依然随处可见)，鼓励人们承担风险，这对新经济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在瑞典，同美国一样，生活水平都获得了尽可能的提高，新技术也获得了尽可能的扩散。实际上瑞典在上一次全球经济下滑过程中的表现要好于美国的表现。”
六、2008年金融危机后瑞典共享型
劳资关系的新变化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风暴，给世界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瑞典作为外向型经济的小国，其经济增长也同样受到了重创。瑞典GDP出现了明显下降，特别是2008年第4季度，GDP同比下降了4.9％，出现了14年来首次负增长(－0.2％)。金融危机在瑞典股票市场上的反应很敏感，2008年斯德哥尔摩股票指数下跌创纪录，全年下跌近42％，改写了1931年世界经济大萧条时创下的40％的历史纪录，瑞典银行业股票跌幅高达60％-70％。
面对危机和失业，劳资双方展开了谈判。根据工会与雇主协会的协定，本轮工会和雇主协会谈判的协定是2010年3月到期。依据这个协定，工人的工资在协议期内要提高10％，也就是每年要涨3％左右。但在危机情况下，雇主协会认为，企业面临困难，不仅2009年很难涨工资，2010年也不可能涨，而且目前要允许一些地方企业减工资，或在协议工资底线以下雇人。工会则坚持2009年加薪可以推迟，但不能取消；不能在协议工资外雇人，也不准减薪。因瑞典有三大工会联盟，分别代表蓝领、私企白领和政府雇员，不仅它们各自的立场略有不同，而且每个工会联盟内部的各行业工会也意见不一。因此劳资双方谈判几次都无果而终。可见，当利益共享的微观经济基础被削弱以后，劳资之间的关系就必然会变得紧张，而要缓解这种紧张局面，维护利益共享模式，政府通过宏观政策弥补利益共享的基础就变得非常重要。
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为了应对金融危机，瑞典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在金融政策方面，政府为金融机构和银行储户提供担保；在产业政策方面，政府分别向国有的瑞典出口信贷公司(SEK)、中小企业风险基金公司(ALMI)增资，以便利出口工业和中小企业贷款。在就业方面，瑞典政府2008年12月5日宣布，在未来三年内计划投入约230亿瑞典克朗(相当于28亿美元)，采取“就业与再培训”措施，以尽量减少经济疲软带来的影响。为防止救助中的道德风险，瑞典政府明确限制金融领域发奖金，对国有企业高管加强监督。
危机并没有削弱瑞典的技术创新能力，2010年伊始，伦敦商学院教授维夫曼(Leonard Waver-man)依据2008年建立的连通性记分表(Connec-tivity Scorecard)，按照科技技能、通讯技术应用等多项指标对全球50个国家评分，瑞典超越美国，成为年度全球通讯科技运用最高的国家，包括网络、手机、电脑技术等。所以，英国《金融时报》指出，经济学家预测，所有欧盟国家中，瑞典可能最先看见经济复苏的萌芽，因为瑞典起点很高，拥有良好的制度结构、工业体系和国际竞争力，这是国家富裕的基础。
实践证明，瑞典经济的确复苏很快。瑞典中央统计局2011年3月1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家庭消费和投资大幅增长的推动下，瑞典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9年增长5.5％，创1970年以来的最高增幅。统计显示，瑞典2010年家庭消费比2009年增长3.5％，其中家庭用于购买轿车、家用电器和出国旅游等方面的费用增幅明显，有力地拉动了整个家庭消费市场。统计数据显示，瑞典全国2010年投资总额也出现6.3％的增长，其中企业投资增长6.8％；公共投资增长4.3％。数据还显示，瑞典2010年进出口额分别比2009年增长13％和1l％，其中商品进出口增长势头较强劲，而服务业进出口的增幅则相对要缓慢些。
可以说，瑞典“企业一社会共享型”劳资关系具有很强的竞争力，但在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种劳资关系模式还面临着诸多新挑战。从外部来看，瑞典经济受到国际经济的影响很大，国际垄断资本的力量不仅削弱了瑞典国内工会组织力量和劳资合作的基础，也使工人阶级内部出现分层，影响了工人阶级的团结，甚至国际资本之间的竞争演变成国际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从内部来看，瑞典的基本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维持劳资之间的利益共享关系要靠企业微观效率和政府的高额累进税，这二者本质上是同一经济基础，一旦瑞典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利益共享关系将会受到挑战。
简短结论
瑞典“企业一社会共享型”劳资关系模式是瑞典在工业化过程中，结合自身国情逐渐形成的，具有历史必然性。在这一过程中，瑞典社会的长期执政对这一模式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瑞典劳资关系模式发展的经验表明，执政党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对市场经济中的劳资关系向着合作与共享方向进行有意识的调节，是保证经济效和社会效协调发展的重要条件。实践证明，瑞典共享型劳资关系对促进其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企业一社会共享型”劳资关系，已经成为瑞典人的共识，在瑞典，不管哪个执政党上台，他们的政策取向都不能动摇这个内核性的内容，否则瑞典选民就会“用脚投票”。瑞典劳资关系中“共享”的具体内容会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有所调整，但这不意味着是对瑞典模式自身的否定，劳资双方“利益共享”内容会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趋势。瑞典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其共享型劳资关系无法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限性，但其中所渗透的社会主义因素值得我们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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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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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0)07－0026－05
一、货币价值基础是发行货币的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
货币价值基础是指货币作为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商品交换的媒介)其所代表的物化的价值。也就是说，货币在表现和衡量商品或劳务价值的大小时，代表什么价值行使价值尺度的职能。国际社会在探讨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时，几乎没有人关注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国际储备货币的价值基础问题，正因为国际社会由于政治的或制度的原因忽略了它，才使得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一直不能修成正果。其实，只要国际储备货币的价值基础得到世界公众的认可，就像当年世界公众认可国际储备货币的价值基础是黄金一样，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那么，国际储备货币的价值基础是什么?国际储备货币的价值基础与货币的价值基础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首先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纸币流通条件下货币的价值基础问题。
(一)货币价值基础具有演变性，不是固定不变的
在纸币流通条件下，货币价值基础也就是货币的物化内涵究竟是什么?有人认为是黄金。有人认为是商品百物价值。实质上，货币价值基础具有演变性。不是固定不变的。这一点马克思早就有所预料：“事实上，被用作交换媒介的商品，只是逐渐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一个象征，在发生这样的情况后，这个商品本身就可能被它自己的象征所代替。现在它成了交换价值的被人承认的符号。”“社会的发展，在产生出这种象征的同时，也产生出日益适合于这种象征的材料，而以后社会又竭力摆脱这种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89－90页。)在这里“以后社会又竭力摆脱这种材料”就非常明了地说明货币价值基础具有演变性，不是固定不变的。纵观货币发展的历史，不同的币材都充当过货币的价值基础，黄金显然不是货币价值基础的惟一。也就是说，随着币材和社会条件的变化，发挥价值尺度职能的货币的价值基础可以是贝壳、青铜、黄金，也可以是别的。
(二)在纸币流通条件下，货币价值基础的物化形态是发行货币的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
我们把国家和非国家性质的地区通称为经济体。二十世纪的货币发展史，是发行货币的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取代黄金担负货币价值基础责任的探索、实践史。进入二十世纪，国际社会普遍发行纸币，纸币作为国家强制发行的货币价值符号，作为货币价值基础的物化形态――黄金的代表执行着货币的职能。但由于黄金产量增长的速度远远低于经济交易规模增长的速度，导致金币本位制无法正常运行。1922年的意大刹热那亚世界货币会议决定实行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预示着黄金开始退出货币价值基础地位，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启了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与黄金共享货币价值基础地位的历史，1971年8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停止履行以美元兑换黄金的义务，切断了美元与黄金的联系，开启了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独占货币价值基础地位的全球实践，1999年欧洲联盟的欧元诞生，则开启了区域性经济体集团的综合经济实力独占货币价值基础地位的历史。从此。货币的价值基础完全进入其物化形态实质上由货币发行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做后盾的时代。
(三)货币价值基础的内涵
随着纸币代替金属货币行使货币职能，再发展到纸币取代金属货币独享货币特权，货币所代表的物化价值就开始由价值的实物实体逐渐转换为价值的象征性形式。
我们从纸币象征性地代表物化价值行使货币职能的实证中，看到三点本质的内涵，一是现代社会已经“产生出日益适合于这种象征的材料”，货币不可能再回到由价值的实物实体代表物化价值的时代。也就是说，货币价值基础的内涵已经进入纸币象征性地代表物化价值行使货币的职能的时代。二是作为交换的媒介。货币只要在社会公众、世界公众中的社会信誉度得到认可。就能正常地发挥货币的所有职能。纸币象征性地代表物化价值行使货币的职能，说明无论货币价值基础的物化形态如何(无论它是实物形态还是象征性形态)，它作为交换的媒介的社会信誉度只要得到社会公众、世界公众的认可，就能正常地发挥货币的所有职能。三是货币的社会信誉度则取决于它作为价值尺度的可靠性、公正性，以及给予社会公众、世界公众的财富安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人民币、美元、欧元的价值波动的历史得到反证。
(四)货币价值基础的稳定性依赖于货币发行经济体给予社会公众的财富安全保证
自国家产生以后，国家就作为管理者对货币发行实施了相应的管理。从对铸币的铸造标准到纸币发行的管理，对货币进行管理，体现了国家对货币价值基础的稳定性向社会公众担负安全保证责任，实质上是国家对社会公众的财富安全给予保证，提高社会公众对货币的信心，树立货币在社会公众中的信誉。尤其是国家垄断纸币发行权以后，纸币作为国家强制发行的货币符号行使着货币的职能，国家将纸币作为交换媒介既强制地要求社会公众接受，又采取一系列措施保证纸币的合法性和货币价值安全性，这些措施主要包括法律手段、行政经济手段、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等等，不仅国家如此，所有的经济体都是如此。如果没有经济体对货币价值基础的安全保证措施，在一个经济体内部不可能形成统一、稳定的货币制度。货币价值基础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发行货币的经济体给予社会公众的财富安全保证。
(五)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充当货币价值基础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是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相适应的
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造和影响自然并使之适合社会需要的力量。生产力具有客观现实性和社会历史性。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的价值基础正是人类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形成、并适应社会对商品交换需求的一般等价物的物化形态。这种物化形态的产生和发展必然要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以适应社会对商品交换的媒介的需求。货币的价值基础从贝壳发展到青铜、黄金等物化形态，以致发展到表面显现为象征物而实质却隐藏着巨大物化力量的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正反映了生产力具有客观现实性和社会历史性，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
一是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充当货币价值基础的历史，证明了其在稳定国内经济、国际经济形势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自黄金退出货币价值基础的历史舞台
以来，唯有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在充当货币价值基础，国际社会别无选择。二是由于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充当货币价值基础，获得本国社会公众的认可。才使各国的货币发行与流通状况稳定，国内社会经济平稳：三是由于某些经济体或经济体集团的综合经济实力充当货币价值基础，获得国际社会公众的认可，才使国际社会形成了多元的国际储备体系。才使得欧元在其产生以后迅速获得成为多元的国际储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是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充当货币价值基础，能够解决日益增长的国际经济交易规模对国际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需求，也就为国际社会解决国际货币价值基础的问题找到了一个重要途径。
(六)世界货币的价值基础是发行世界货币的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
从能够充当世界货币职能的货币发展的历史来看，充当世界货币职能的货币都是综合经济实力比较强大的经济体发行的，尽管这些货币在执行世界货币职能的过程中，它们的币值由于经济体的经济形势的变化都出现过一些问题，但只要货币发行者的综合经济实力没有退出世界强大经济体之列，这些货币充当世界货币职能的客观现实就没有改变，而且由发达经济体组成的新的经济体集团所发行的货币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以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作为货币的价值基础，即货币是经济体综合经济实力的代表，有四个特点：一是长期性。在人们还不能找到能够破解“特里芬难题”的货币的物化形态以前，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将会长期作为货币的价值基础；二是币值含量难以准确确定。以现有的技术手段，人们还无法计算货币的综合经济实力含量，货币与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的固定比价难以确定；三是币值的波动性。货币价值随着经济体经济形势的波动而不断波动；四是币值的保证性。货币价值基础的稳定性依赖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和政治权利双重保证。
二、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作为货币价值基础是解决国际货币体系问题的钥匙
(一)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作为货币价值基础是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建立的基础
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是国际储备货币，而建立国际储备货币的根本问题是解决其价值基础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任何建立国际储备货币的方案都不可能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因而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就只能是梦想。
国际储备货币作为世界各国政府持有的可直接用于国际支付的国际通用的货币资金，是各国政府为维持本国货币汇率能随时动用的对外支付或干预外汇市场的一部分国际清偿能力。这就要求国际储备货币作为国际支付手段和国际清偿手段，必须具有国际价值并能得到货币发行经济体的财富安全保证。而这个财富安全保证实质上就是货币发行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
从多元国际储备体系实施的现实来看，正是由于货币发行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为多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提供了安全保证，才使得世界各国和世界公众普遍接受美元、英镑、加拿大元、日元、欧元等等，并使之成为多元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如果这些充当世界货币职能的国家的货币对于世界公众和国际社会没有任何安全保证，它们是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的。可见，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作为货币价值基础，为我们解决建立新的国际储备货币找到了一个有效的途径：这就是建立以经济体集团综合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国际储备货币。
(二)经济体集团的统一货币是形成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动力
自欧洲联盟发行欧元，形成经济体集团以来，国际社会建立区域性经济联盟步伐开始加快，非洲货币联盟、东加勒比货币联盟、玻利瓦尔美洲联盟、东盟“10+3”会议、海湾货币联盟等区域性经济体集团都在创造条件加快本地区的货币联盟建设。这些经济体集团创设区域性货币的共同特点，就是区域性货币币值实质上以本区域内各个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为基础，也就意味着经济体集团的统一货币是建立在经济体集团的综合经济实力之上。各个经济体集团统一的货币制度，必然带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重大变革。
首先，单一经济体的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将会成为历史。由于单一经济体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独特地位，它们的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导致的货币霸权，给世界经济带来了种种不良后果，严重地损害着世界各个国家的利益。但在经济体集团产生以前，由于这些单一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处的无可替代的地位，使得国际社会很无奈。经济体集团的不断产生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取代单一经济体霸权地位的可能性，再加上某些单一经济体的经济实力不断衰退、货币地位的不断走弱已经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不满，使其退出历史舞台变成历史趋势。随着经济体集团的不断成熟，全新的区域性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必将成为世界潮流。
其次，建立世界货币必然会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随着各个经济体集团统一的货币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一方面，各个经济体集团之间的货币汇率折算上的不便，另一方面，单一经济体货币与本区域外的经济体集团之间的货币汇率折算上的不便，必将带来建立世界货币的要求。因此，建立世界货币必然会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愿望。
再次，建立新的世界货币有了货币的价值基础和制度基础。各个经济体集团统一的货币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为国际社会建立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建立新的世界货币提供了货币的价值基础和制度基础。由于各个经济体集团的货币制度综合了其内部各个单一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这就使得经济体集团的货币制度成为最稳定、最可靠、最可信赖的国际储备货币。这样，以经济体集团的货币制度为基础建立的国际储备货币和世界货币必然有着可靠的经济基础和制度保证，使国际货币体系不再受任何单一经济体综合经济实力的影响，不再因个别经济体的经济形势、经济地位、货币制度的变化而波动。
(三)国际货币体系价值基础的财富安全保证
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是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既然我们找到了建立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途径，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也就变得容易了许多。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具体内容包括：建立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确定世界货币制度及国际储备货币管理机制、确定国际汇率制度、确定资金融通机制、确定国际收支的国际履约及约束机制。在这些内容中，世界货币的价值基础必须得到安全保证，只有这样，世界货币才能得到国际社会及其公众的认同。
无庸置疑，在各个经济体集团的统一货币基础上建立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价值基础具有很高的安全保证机制。不难看出，一是各个经济体集团的统一货币的价值安全是建立在各个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的基础之上的。经济体集团的货币价值是由集团内部各个经济体的货币价值组成的，而世界货币价值是由各个经济体集团的货币价值组成的。可见，世界货币的价值是建立在经济体集团的综合经济实力的基础之上，世界货币产生的层层环节都得到了价值安全保证。二是在这种机制基础上建立的世界货币不再受任何国家或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的制约，任何单一
的、个别的经济体的经济形势影响世界货币币值的力量都是微小的，因此，世界货币的价值基础有着很高的安全性：三是世界整体经济形势变化对世界货币币值的影响较大，但是，世界经济的总体衰退的周期很长，整体经济形势变化对世界货币币值的影响又是偶然才发生的。而且，由于世界货币不再受任何经济体综合经济实力的影响，个别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衰退很难影响世界经济的整体走势，因此，世界货币的价值基础有着很高的安全性。
三、未来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复合货币体系
(一)经济体综合经济实力论是国际复合货币体系建立的理论基础
首先，复合本位货币制(Multiple-Currency Stan-dard)的价值基础是经济体集团的综合经济实力。复合本位货币制是指其价值由多种货币的汇率加权确定的用于国际之间债务支付和储备资产的超越国家的国际本位货币制度。如欧元(EUR)就是一种复合本位货币。复合本位货币是建立在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基础上的，是由区域性的经济体集团内部各个经济体的货币价值综合组成的，反映了各个经济体的综合经济实力，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经济体集团的货币体现了经济体集团的综合经济实力。
其次，国际复合货币体系(Intemastional Multiple-Currency System)的价值基础是复合本位货币制。国际复合货币体系是指由若干个复合本位货币组成的。完全超越国家而独立存在的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国际本位货币制度。国际复合本位货币是经过经济体综合经济实力层层保证而设立的复合货币体系，是一种超越国家的国际本位货币制度。这种货币制度不再受任何国家或个别经济体的经济形势的制约，货币币值因而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二)国际复合货币体系是国际社会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必然选择
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国际社会几十年的孜孜追求，国际社会苦于一直找不到最佳的方案而不能实现。国际复合本位制作为国际社会长期探索与实践的结晶，必定成为组成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主流，作为世界上第一次出现的本位货币，复合本位货币制在欧洲的诞生，标志着复合本位货币制将成为国际货币发展的潮流，之后不断出现的创设新的国际货币的思路，亚元、苏克雷、非洲统一货币、南美洲统一货币等等都基本上采用复合本位货币制的模式，说明复合本位货币制已被许多国家和地区接受，接受复合本位货币制并依此建立的区域性货币制度本身就是国际复合本位制。
国际复合本位货币较高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特征，对于稳定国际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国际复合本位货币的稳定性和安全性，能够确保国际储备货币价值的安全与稳定，价值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对于重建固定汇率制，维持国际汇率的稳定，稳定国际经济贸易的结算关系，稳定国际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国际复合货币体系是到目前为止所有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方案中，既符合国际社会追求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要求，又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还符合国际金融货币合作发展要求及趋势的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方案，是国际社会建立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必然选择。
当然，就目前而言，由于各个区域性的经济体集团还没有真正形成，区域性的统一货币还没有完全形成。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建立国际复合货币体系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但是这些丝毫不影响国际复合货币体系成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必然趋势。
(三)国际复合货币体系是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
国际金融体系的内容包括国际收支及其调节机制。国际储备资产的选择与确定，汇率制度的安排，国际金融监督管理机制，国际间金融事务的协调与管理等五个方面。其中，国际储备资产的选择与确定，汇率制度的安排构成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
国际储备体系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当然也是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它必须能够担负起确保国际社会和世界公众的社会财富安全与稳定的责任，而担负这个责任非常重要的是国际储备体系自身的价值保证、价值稳定和价值安全。在国际储备资产无法用某种物质实体做保证的条件下，以经济体集团的综合经济实力这种物化的物质实体的代表(或象征)的表现形式――经济体集团的统一货币，即国际复合本位货币就成为国际社会对国际储备资产的最佳选择。国际复合本位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具有价值保证、价值稳定和价值安全的特性，能够担负起确保国际社会和世界公众的社会财富安全与稳定的责任。
同时，具有稳定价值的国际复合本位货币能够担负起恢复国际固定汇率制的重任，为国际社会提供稳定的汇率机制。从国际复合货币产生的路径来看，它不仅解决了国际储备货币的质的问题(价值基础、价值稳定)，还解决了国际储备货币的供应量的问题。
国际复合货币体系解决了建立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问题后，建立新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其他问题如国际收支及其调节机制、国际金融监督管理机制、国际间金融事务的协调与管理等就变得容易了许多。这些问题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的制度安排，是国际金融合作的产物，是围绕着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围绕着国际经济金融稳定发展而不断合作的，不断合作的过程就是国际收支及其调节机制、国际金融监督管理机制、国际间金融事务的协调与管理等内容不断完善的过程。
(四)国际复合货币体系破解了国际储备货币的“特里芬难题”
我们知道，以经济体综合经济实力为价值基础的货币制度，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货币的质和量成正比发展，即货币的币值随着经济体综合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而愈加稳定，货币供应量随着经济体综合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而不断增长。以经济体集团综合经济实力为基础的国际储备货币的质和量更是成正比发展，因为与经济体的货币制度相比，国际复合货币的价值不受个别经济体经济发展形势的影响，个别经济体内部的经济状况基本上不影响国际复合货币的价值和货币供应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