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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货币化范文1
一、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积极的财政政策、迅猛增长的外汇储备、探寻中国高货币化现象之谜，并深究出其内在的原因，对我国的金融发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等，具体材料详见：
1、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中国金融市场上一个引人注目、同时也是广受争议的一个现象，就是广义货币（M2）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值不断高攀，M2/GDP比率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2005年的1.98，为世界之最。这样的增长态势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见下图1和图2.从下图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国经济中广义货币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以至于M2/GDP增加是一个长期现象。
从增量上看，改革开放以来，M2的年增长率几乎都高于GDP的年增长率，直到近年来才有所趋近（见下图），这表明长期积累带来的M2规模大于使得M2/GDP这一比例在近几年仍不会得到明显的改观。
通过分析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第一，我国M2与GDP比率不断上升，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已进入较高级阶段。第二，我国M2与GDP的比率成为世界之最，并不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水平最高，这是我国金融体系还不完善的结果。我国银行业相对发达，而非银行金融业比较落后，社会货币收入过多地集中在银行，造成M2过度膨胀，而不能及时、合理地分流到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和社会保障系统，以促进货币供应量级次不断提升。第三，货币对经济的推动力呈弱化趋势。
2、M2与GDP高比率的原因分析
2.1经济的货币化
经济的货币化是指通过货币进行的经济活动比例的不断增加，而与传统的物物交换相联系的非货币化经济比例则不断下降。货币化的关键之处在于它会引起对货币的额外需求。改革开放以前，在广大农村地区，实物交易较为广泛地存在；其后，随着农村市场的开放，改革向城市和国有企业推进，商品交易领域的扩展和交易媒介货币化程度加深，对货币需求也迅速增加。有学者估计，在我国改革初期，为了满足经济货币化对货币的需求，每年需要增加货币供给6%-8%.居民储蓄行为的增加，从而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发展中国家由于货币进程较低，所以其M2/GDP增长速度较快。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M2/GDP有不断上升的趋势，但是国内学者一般公认到1993年，中国的货币化已经差不多，因此可以推断中国M2/GDP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2.2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和居民储蓄的高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收入宏观分配格局明显向居民倾向，个人最终所得占GDP的比重上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再加上储蓄存款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居民首选的金融资产形式，所以从1978年以来我国的国民储蓄率一直保持稳定的增长，使得居民储蓄迅速增长。因为高的储蓄率会导致储蓄存款余额和准货币总额增加，从而使得M2增加，成为推动M2/GDP上升的主要动力。
2.3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
在中国货币流通速度不是一个常数，由于经济的货币化以及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高等原因，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迅速下降。在货币流动性下降的情况下，要维持正常的经济增长，货币存量就必须相应的扩张，从而导致M2/GDP的居高不下。由于银行体制、金融市场不发达等各种原因，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在改革的20年中迅速地下降，由1978年的3.13骤降到2002年的0.55.
2.4以银行为主导的融资模式以及金融工具的单一
当前，尽管我国债券市场及股票市场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仍然比较滞后。公司债券市场不发达，商业票据市场不发达，企业融资主要靠银行。导致我国直接融资所占比重仍然较小，企业融资过多的依赖于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倒闭机制的影响，银行体系只能被动供给货币以满足社会对资金的需求，广义货币M2不断膨胀，由此导致M2/GDP居高不下。
另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的收入普遍有大幅度地增加，但居民的投资渠道却相对匮乏，居民缺乏多样性的投资渠道，再加上国人具有高储蓄的偏好，及银行存款的高安全性，使得居民储蓄余额长期增长。从而导致M2/GDP越来越高。
2.5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金融配置效率的不足必然表现为同等的GDP增长需要更多的货币供给来推动，致货币化比率的畸高。就其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金融资源对国有经济的过度倾斜以及对非国有经济投入的相对不足；二是占有大量金融资源的国有经济的效率却又相对不足。对于我国，银行主导型的融资结构决定了金融资源的配置主要是通过银行进行的。由于传统和体制上的原因，我国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融资服务对象仍主要面向国有经济，以致国有经济一直是宝贵信贷资源的主要占有者；在直接融资领域，国有经济也是股票市场和企业债券市场的融资主体，非国有经济总体上仍然较难通过直接融资方式获取大量金融资源。这种金融资源过于向国有经济倾斜的现实无法与我国当前经济结构的变化相称。与此同时，大量向国有经济倾斜的金融资源，却由于国有经济的预算软约束和整体效益的不足而形成大量无法回收的贷款。在这种局面下，为了给经济运行提供宽松的货币环境，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又必须不断提供新的信贷，导致M2的膨胀，并自然表现为高的M2/GDP比率，而从中反映出的却是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不足。
2.6积极的财政政策
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下国债的大量增发，即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得大量增发国债，当居民认购国债时意味着M2准货币的减少，但是当政府用出售国债的钱全部用于投资和购买时，通常会形成M1增加，同时由于政府投资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这时M2的供给规模恢复原来的水平并且继续递增。导致M2大幅增加并且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得金融深化指标持续走高。所以，我国金融深化指标M2/GDP走高并不代表我国金融发展的结果，而是我国特定的财政政策制度。
2.7迅猛增长的外汇储备
近几年来我国外汇储备的迅猛增长（见下图，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也是导致货币化比率上升的重要因素。根据货币经济理论，一国的货币供给M是国内信贷D与外汇储备F之和，即：在当前信贷投放增长相对减缓而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下，外汇占款已经成为了我国投放基础货币的主要方式。
我国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但在双顺差中，资本账户顺差占据主导地位。这说明我国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除了来自进出口贸易增长外，更多的应归因于利用外资和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进出所带来的资本项目净流入，特别是国际游资对人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而大量流入。很明显，现阶段央行在外汇市场被动地购买外汇储备已成了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灵活性面临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挑战。这种被动的基础货币投放方式所带来的问题是，有外汇收入的企业因为结汇而具有较为充裕的资金，这些资金除部分进入生产流通环节外，其余则成为了银行资金流并大量地反映为银行存款，从而导致货币化比率的进一步上升。
3、总结
总之，造成我国货币化比率畸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更无法从我国较高的货币化比率中得出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已经处于较高水平的结论，相反这种高货币化现象却说明我国金融发展中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不可否认，在我国M2/GDP比率不断攀升并居高不下的这些年，也恰是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年份。但从长远来看，其中所反映的金融结构失衡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等问题必然会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羁绊；并且，这种依靠增发货币维系粗放型金融资源配置的模式终究是非良性的，必然会造成风险向银行体系的过度集中并极易酿成通货膨胀，不利于宏观金融的稳健运行与经济的稳定增长。探寻中国高货币化现象之谜，并深究出其内在的原因，对我国的金融发展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新晨论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M2/GDP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从1978年的0.32增长到2005年的1.98，这样的增长态势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对于M2/GDP比率居高不下的原因，经济学家从各种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解释。通过分析发现，是我国的经济的货币化、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金融机构结构不合理、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迫使人们偏好储蓄，而且储蓄资金主要集中在银行业机构、迅猛增长的外汇储备等原因导致M2与GDP比率偏高。而且，中国的高货币化现象在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持续。
关键词：高货币化；M2/GDP；原因分析
参考文献[1]欧阳珍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M2/GDP比例研究[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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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殷孟波。我国经济货币化比率畸高的经济学分析[J].学术论坛，2006，（5）：9093.
财政政策货币化范文2
《时代》 2009年6月11日
前雷曼兄弟的首席分析师保罗・肖特和野村一道比较了目前全球主要国家的金融体系的杠杆率,结论是:杠杆率越高,风险越大。美国银行在资产泡沫产生之前的1993年,其杠杆率是20,但现在是24.8。野村估计美国银行业若降低杠杆率需要出售2.8万亿有形资产(借出物投资组合、子公司和其他持有物)或者新注入1410亿的资本。
欧洲银行业更糟糕,比率为40.5。他们必须出售9.7万亿美元财产或注入4850亿资本以降低经济杠杆的作用达到20。
目前最具充足力量的是亚洲银行。中国银行的经济杠杆作用比率是15.8,香港为14.3,印度是11.6,韩国是16.7。历经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的修复,这一地区的经济制度通过健康的资产负债表,进入了先行大萧条的状态,这样他们就可以利用获得西方国家银行业流失的财产进行经济杠杆操作,中国银行业更是大尝甜头。
中国银行业可能会将重点放在亚洲和其他新兴市场,尤其是那些有助于中国商业全球性扩张的地方。2007年,中国工商银行支付56亿美元购得南非渣打银行20%的股权,以服务于中国资源公司。
灾难的身影
《经济学家》2009年6月18日
联合国营养常设委员会最近估算了金融危机将给最贫穷的人群造成多大的伤害。
在1990-2007年期间,挨饿人口增加了大约8000万,尽管这是发展中国家收入一直在上涨的一个时期。仅仅是2008年这一年里,这个数字就又增加了4000万,达到了 9.63亿。报告认为,如果世界经济规模不变的话,到 2010年体重下降的儿童数量会从1.21亿增加到1.25亿。
最贫穷的人面临的是双重困境:世界范围的萧条以及食品价格的新一轮上涨。世界食品价格在2008年12月走出低谷,在此之后上涨了26%。在最贫穷的国家里,主食价格上涨50%会推动家庭的食物预算占到家庭收入的50% - 60%。
最初,人们通过削减食物品质和摄入种类来减少副食品方面的开支,紧接着就是食物数量和安全性。现在,发展中国家中大约有5000万或是40%的怀孕妇女患有贫血症。亚洲患有贫血症的准妈妈人数可能会再增加120万人,而非洲的增加人数是70万人。
使事情变得更糟糕的是,以上这些都发生在全球大萧条正在引致大范围的失业及工资缩减时期。
财政政策货币化的危害
《华尔街日报》 2009年6月29日
在去年下半年5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和4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后,实质上名声很响的中国财政刺激政策已经“货币政策化”,中央的4万亿投资计划以及地方投资计划,无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都需要商业银行补充大量的资金缺口,这将在未来引发一系列问题。
首先,尽管避免了直接的财政风险,但风险并没有消失,只是分散到了商业银行和相关债务人的手中,未来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风险有可能急剧上升。
其次,由于货币政策在为财政政策服务,这将使银行资金更多流向了有政府背景的大项目,而中小企业贷款难的现象将更加严重。尽管今年以来,新增贷款已经达到了以往全年的5万多亿的水平,但中小企业贷款增加额只占不到5%。
最后,由于商业银行有自身的利益诉求,有可能会产生虚增贷款,从而让货币供应量虚增,这将误导宏观调控。而且,如果贷款过多流向了虚拟经济,也将带来衰退下的资产泡沫,这将伤害实体经济的复苏。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经济从衰退到复苏需要政府开源节流真正刺激经济,而不是把风险转嫁给银行、企业和公众。目前中国经济唯一值得欣喜的指标就是货币供应量,可是货币供应量增加的同时也是债务人债务的增加,银行创造了货币,但并没有创造财富,谁是未来的倒霉蛋呢?
人民币要小试身手
《福布斯》 2009年6月29日
在由美元占据主导地位的全球储备货币体制中,中国人正在崭露头角。
随着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SDR,目前仅包括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将在2010年举行修订谈判,中国人显然会致力于将人民币加入到新的SDR篮子之中。巴西也声称,如果人民币加入,巴西的货币同样也可以做到。另外,金砖四国正在史无前例地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以SDR命名的债务。
因此,这一进程将在中长期导致一向作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的美元面临挑战。美元的债主们――金砖四国、海湾诸国等等,正越发惊恐于美国将通过通胀转嫁其难以为继的财政压力,并通过贬值降低美元的价值。
财政政策货币化范文3
[关键词]财政状况；财政赤字；规模
一、财政赤字规模的决定因素
人们对财政赤字的担心和恐惧主要是因为害怕财政赤字会引起通货膨胀，有人甚至把财政赤字与通货膨胀等同起来。其实，财政赤字只有在赤字融资手段运用的时空不当（导致经济体系中需求过度膨胀），财政赤字的规模超出实际需要（导致货币供给量过剩）时，才会最终引致通货膨胀。
要保证财政赤字在不发生价格的通货膨胀性上涨的情况下，促进资本形成，加速经济增长，其安全界限的确定必须要考虑到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社会经济因素，二是资金来源因素。
（一）财政赤字规模的社会经济制约因素
1.经济增长率的提高程度。如果经济持续增长率比较高，即使政府施以较大规模的财政赤字用于发展经济，对国民经济也没有危害，或危害很小。这是因为本国经济的吸纳能力随着国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而相应加强，价格水平不会出现明显上涨。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frieman，1971）所言，在实际产出增长的经济中，实际国民收入的增加会引起货币需求的相应提高。由于货币需求增加得越多，通货膨胀越低，因此，增长的经济中的通货膨胀率相对较低。但是，如果经济增长率很低，即使存在少量的赤字，它对国民经济也有可能造成危害。
2.货币化部门的增加程度。在商品货币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当中的非货币化部门将不断地转化为货币化部门，这一进程就是这里所说的货币化。货币化进程有两个明显的作用：（1）引起人们持有货币的交易动机、谨慎动机和投机动机（资产动机）的增强，从而引起相应形式的现金余额增长；（2）对实物工资、租金、利息、税收或其他对消费者支付的替代，显然会使货币交易余额增长，货币储蓄对实物储蓄的替代也将引起现金余额的增加。虽然由货币化进程本身引起的货币需求的净增量比由已经货币化部门经济活动水平提高而引起的货币需求要小得多，但是，它毕竟为由赤字引致的“额外货币供给”减轻了通货膨胀压力。因此，由货币化进程引起的额外货币需求量，就是政府在确定财政赤字规模时所要考虑的指标之一。
3.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力的未利用程度。政府以赤字为经济发展融资是否产生通货膨胀压力，在产出方面，首先要看经济中是否有未加利用或者利用不充分的现成资源存在，包括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如果在国民经济中，特别是农业和工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未利用或利用不足的资源和能力，那么，预算赤字可能会使闲置的资源和能力得到充分利用，增加本国的生产水平，而不会对价格水平产生上抬的压力。
4.赤字支出的投资项目性质。一般而言，只有在更多的货币与更少的产品交易时，赤字融资才会引致通货膨胀压力。因此，通过预算赤字筹集的资金，如果用于周期短、见效快的建设项目上，就不大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压力。其最简单明了的理由是，生产的增加或多或少地抵消了公众持有货币购买力增加的影响。
5.国际贸易的逆差程度。如果一国的国际收支是逆差，那么，该国的赤字财政就可能是非通货膨胀性的。这是因为：（1）一般而言，一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表示该国的货币供给量将趋于降低，而赤字财政则表示货币供给量将趋于增加。货币供给量的增减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抵消，价格水平不会明显提高。（2）大量进口外国商品和劳务，并以较高的价格出售给国内市场，从而吸纳家庭部门超额的货币收入，缓解供求紧张状况。（3）把有些资源从出口产业部门转移到为国内市场供应商品和劳务的产业部门来增加国内商品和劳务（例如，土地可以从生产出口原材料转向生产国内消费的食品），减少出口的机会，增加国内的商品和劳务的供给。由此可见，在不造成通货膨胀的前提下，赤字财政促进经济增长是以国际收支恶化为代价的。
6.政府自身的管理能力。一般来说，财政赤字只要出现，就有可能产生通货膨胀压力。重要的问题是：政府有无适当而有力的管理措施和廉洁高效的管理机构来防止以致消除赤字财政塑成的通货膨胀压力。政府的这种管理能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举债能力与征税能力。作为促进资本形成的一种工具，赤字融资在导致公众的额外收入增加时，政府如果有能力通过举债和征税等手段把这种额外收入的绝大部分筹集上来，那么赤字财政的实施将是成功的（lewis，1955）。（2）工资和价格的控制能力。政府对工资的控制应与对物价的控制同步进行。为了不使工资上涨过快，物价应首先得到严格的控制。一般而言，价格水平上涨，尤其是供给弹性不大的食品价格的上涨，迟早会导致增加工资的要求。在必要时，还必须对消费品的分配加以管制，甚至对有些消费品实行配给制、凭票制。
7.公众的牺牲精神。赤字融资安全线的确定还不能忽视这样一个因素，即广大民众的理解和牺牲精神。如果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通货膨胀变得不可避免，政府部门就有责任向社会做出宣传，求得社会各界的配合。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如果政府坦诚地告诉人民，要保证将来能持久地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平，惟一的办法就是忍受今天的低生活水平，那也许是更明智的做法。
（二）财政赤字规模的资金来源制约因素
作为一种特殊的融资手段，财政赤字的规模自然要受经济体系当中有关因素的制约。但是，即使在各种因素允许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有时却发现，某一财政年度伊始所计划的财政赤字水平，在该财政年度终了时，要比计划的水平低。其原因何在？原来，财政赤字的规模还要受到本国能为赤字融资的资金来源的限制。财政赤字的资金来源渠道大致可划分为两大类，即国际资金来源和国内资金来源。
1.国际融资的限制
财政赤字的国际融资渠道至少可以划分为四种，即国际援助、优惠贷款、商业贷款以及外债拖欠。不难看出，前两种方式似乎更好一些，它们可以使赤字国（债务国）不负任何或少负财政负担而使赤字得到部分弥补。所以，赤字国应尽可能地争取这类国际融资方式。但是，一国在—定期间内可供利用的外援和优惠贷款的规模不是赤字国轻而易举就能左右的变量，其规模主要取决于债权国。
外债拖欠虽然在一定时期内也能弥补部分财政赤字而不增加财政负担，但是这一融资渠道无疑使赤字国（债务国）的信用扫地，将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寸步难行，只能作应急之用。商业贷款虽然比较容易得到，但它成本高风险大，如果超过一定规模，会发生外债危机。因此，利用这种融资方式的关键是要掌握好借款的总额度。
可见，国际融资的规模是否适当，关键在于商业贷款是否适度。衡量外债规模是否合理，国际上通用三个指标：（1）外债余额占当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总额的比率即债务率不能超过100％；（2）外债余额占当年gnp的比率即负债率要小于25％；（3）当年外债还本付息额占当年贸易和非贸易外汇收入总额的比率即偿债率要小于20％。当然，一国的外债举借规模不仅取决于该国的出口创汇能力，还与本国的经济增长状况有关。以往研究外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的文献指出（alter，1961），在经济增长中外债的累积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外债余额的增长速度不得高于gdp的增长率。
2.国内融资的限制
国内融资规模可以分两部分进行讨论：一是国债融资的规模；二是货币融资的规模。
衡量国债规模是否合理，一般用四个指标：（1）国债余额占gdp的比率即国债负担率，欧盟各国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各国的国债负担率不得超过60％，这是衡量整个国民经济承受能力的指标；（2）当年国债发行额占居民储蓄余额的比率，这是衡量居民应债能力的指标；（3）当年还本付息额占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比率，这是衡量政府偿债能力的指标；（4）当年国债发行额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率，这是衡量国债依存度的指标。
倘若政府向中央银行借债，赤字融资就非常容易，但这种融资方式的危险性也最大。因为这种融资方式会直接导致货币扩张，若货币扩张提高一般价格水平，就会降低货币单位的实际价值。这种实际价值的减少可以看成是对货币持有者的课税，即所谓的通货膨胀税。（1）当一国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如果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其他一些融资来源就将被迫减少。例如，该国得到外国商业贷款和在国内出售债券将更加困难。（2）通货膨胀有可能降低政府的税收收入和出售公共服务的收入（tanzi and blejer，1982）。（3）即使通货膨胀不影响其他融资来源，较高的中央银行融资的比率所增加的实际收入也只能达到一定的通货膨胀率水平。超过了那个比率，通货膨胀再高也只是降低实际税收收入，因为构成通货膨胀税税基的实际余额相对于其通货膨胀前的水平有所降低。
二、我国的财政赤字成为低通胀的发展手段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改革开放20年，几乎伴随20年的财政赤字，这种持续的财政赤字为什么没有引起恶性通货膨胀？如何评价赤字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
（一）我国的财政赤字已成为一种发展手段
回顾我国20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财政赤字有效地动员了社会资源，积累了庞大的社会资本，支持了国有企业的制度变革，促进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我国财政赤字的这种发展作用主要体现在三种效应上，即增长效应、改革效应和拉动效应。
1.财政赤字的增长效应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财政政策的贡献非常突出。鉴于到目前为止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和健全，税收制度因个人所得税比重微乎其微而缺乏弹性，因此，财政政策中的自动稳定政策效果不彰，甚至可以忽略不计。而相机抉择政策措施主要是减税和增加支出（结果必然是财政赤字），但这些措施不仅是出于短期调整不景气、稳定经济的目的，更重要的是长期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来使用的。史永东（1999）曾利用我们修正后的汉森模型，就中国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经验研究，结论是过去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
我们对史永东的计算结果作了修正，至少可以得到两点结论。（1）1981—1996年，实施财政赤字的政策总体上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1.32个百分点，贡献率为13％，而其中的相机抉择政策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2.36个百分点，贡献率达23％。特别是1990—1996年，这种财政政策总体上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2.01个百分点，贡献率近20％，而其中的相机抉择政策使经济增长率提高了3.8个百分点，贡献率高达37％。（2）在16年经济转型过程中，前9年的财政政策效果远不如后7年的财政政策效果。这说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加强，运用财政政策的技巧日臻成熟，技能大大提高了。
2.财政赤字的改革效应
中国的财政赤字极大地支持了经济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改革，二是价格改革。
首先，财政赤字支持了企业改革。（1）减税让利。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从微观经营机制的改造人手，实行了“简政放权、减税让利”政策，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为中国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收统支”政策，到1983年开始的“利改税”，再到1994年的全面税制改革，政府对国有企业利润的分配比例，从100％下降到55％，再降到33％。这些改革措施，在为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巨大财力支持的同时，也相应地减少了政府的财力。而在有关支出并没有同步缩小的情况下，财政赤字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2）企业亏损补贴。为了使关系到国计民生企业的生存，为了减轻失业压力，政府对国有企业亏损特别是政策性亏损给予补贴。近20年来我国企业亏损补贴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情况：1985年高达25.3％，1986—1990年为18.9％，1991—1995年为9.2％，1996—1998年为4.0％。从财政自身运行的结果来看，减收与增支没有区别，都会使已有的财政赤字加大。
其次，财政赤字支持了价格改革。中国在“利用双轨、走出双轨”，逐渐从计划价格走向市场价格的改革进程中，为了保证价格改革的顺利进行，保障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在价格改革的关键10年（1981—1990年），财政的价格补贴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平均高达13.1％。
3.财政赤字的拉动效应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国的财政赤字不仅不具有排挤效应，反而可能有拉动效应。从排挤效应理论来看，财政赤字对民间部门（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的排挤效应是通过利率机制实现的，即赤字支出推动利率上扬，抑制了民间部门的投资支出。但是，我们认为，由于我国目前的利率管制制度使得利率水平对财政赤字的反应灵敏度很小，公债利率对银行利率没有推动作用，因此，财政赤字不会通过影响利率水平而排挤民间部门投资支出。即使利率与财政赤字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但目前经济运行中的民间部门投资对利率变化缺乏弹性。很多经验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私人投资对利率反应不灵敏的现象（rama，1993）。
不仅如此，中国的财政赤字还可能具有拉动效应。学术界认为，拉动效应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财政支出的生产性、投资函数的形式以及资产的替代性。（1）格鲁斯曼和卢卡斯（grossman and lu—cas，1974）在分析生产性财政支出对价格水平的影响时指出，倘若财政支出具有生产性，赤字支出就具有拉动效应。中国在1981—1995年间，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平均占近一半，即48.7％（国家统计局，1998），财政支出具有很强的生产性。况且，绝大部分赤字支出一般都用于为民间部门生产经营活动提供基础设施的投资。（2）巴罗和格鲁斯曼（barro and grossman，1976）认为，如果投资函数的形式为i（r，y）（其中，i为投资，r为利率，y为国民收入），利率上扬虽然会使投资减少，但国民收入增加却使投资增加，投资最终是增是减，需要考虑这两种相对力量的大小。具体到我国的情况，如前所述，民间投资对利率缺乏弹性，而经济又是长期持续增长，故赤字支出通过国民收入增加而产生拉动效应。（3）在人们现有的财富主要由货币、公债和股票构成的情况下，如果股票相对于公债的风险越大，以公债融资的赤字支出就会产生拉动效应。在我国目前股票市场尚不完善，投资者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股票的风险大于公债，这也是理论上早已证明了的。
（二）我国的财政赤字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
按照中国现行统计方法，（1）1979—1997年，财政赤字比率年均0.88％，同期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7.47％，如果算上1998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0.89％和6.97％；（2）1985—1998年间，财政赤字比率年均0.84％，同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9.93％；（3）如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口径，财政赤字比率年均2.03％，同期消费价格指数为11.43％。可见，无论以哪种口径计算，最终结果都表明，尽管我国的财政赤字连年不断，但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
我国的连年财政赤字为什么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需要根据赤字规模决定因素及其相关理论、积极的调整措施进行解释。
1.有利的社会经济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中国20年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 9.8％（国家统计局，1999）。这种持续的实际经济增长大大减轻了财政赤字造成的通货膨胀压力。况且，近20年来，国际学术界逐渐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即只要实际产出增长率大于实际利率（我国的情况正是如此），长期赤字就是可行的（feldstein，1976；hamilton and flavin，1986）。（2）在转轨过程中，财政赤字动员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闲置资源和能力，再加上货币化进程加快，既提高了产出水平，又增加了货币需求，而没有通货膨胀效应。（3）政府的管理能力，特别是工资和价格的控制能力很强。（4）我国民众对政府非常信任，而且具有牺牲精神。经验研究表明，在一个其储蓄者对政府的偿债能力有信心的国家，很容易容纳较大的预算赤字（congdon，1985，1987）。
2.大规模的财政补贴对于平抑物价起到了很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把财政补贴作为保证经济改革和社会稳定的积极手段，形成了以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为主，以财政贴息、税前还贷、税收支出、房租补贴等为辅的多种形式的财政补贴体系。就价格补贴和企业亏损补贴而言，1986—1997年间，这两项补贴支出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率年均17.3％（国家统计局，1998），无疑是财政赤字的主要原因之一。不管人们对这种“规模大、范围广、渠道多”的财政补贴如何评价（陈共，1998），正是这种财政赤字的成因，不仅支持了价格制度和企业制度的改革，更重要的是直接缓解了物价上涨压力。
3.及时而迅速的财政政策调整保持了宏观经济稳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于1988—1989年出现经济过热现象，这两年的平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高达18.2％和 18.4％。中央政府从1990年开始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比率从1989年的0.94％降至0.8％，降低了近15％。再加上货币政策等其他政策工具的配合，使1990—1992年的经济运行迅速恢复正常，这三年的平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降至3.5％和4.3％的低水平。1993—1995年出现了第二次经济过热现象，这三年的平均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平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高达16.6％和18.6％。为此中国实施了“软着陆”战略，财政赤字比率从这三年平均的 1％降至0.78％，降低了近29％，1996—1997年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可见，及时而迅速的政策措施调整是避免财政赤字引起持续通货膨胀的有力保证。
三、如何正确认识我国财政赤字规模
首先应当说明两点：第一，无论在哪个国家，财政赤字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棘手的政治问题，是经济与政治的接合点（重森晓，1988）。只要一定时期内的财政赤字规模（以及由此导致的公债规模）促进了经济增长，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并且没有引起政治危机，那么，这种赤字规模就可以说是适度的。第二，只有全面考虑一国自身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阶段、社会文化传统等种种复杂因素，选择科学的方法，才能真正确定合理的财政赤字规模。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公认的科学方法。因此，财政赤字规模的国际比较不失为判断一国赤字规模是否适度的一种可行方法。
（一）赤字规模
1.赤字比率。1991—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和英国），赤字比率比较高，平均为3.8％；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巴西、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赤字比率平均为6％；我国的赤字比率为2％。比较来看，我国的赤字比率低于工业化国家，虽然比发展中国家赤字比率比较高的国家也低很多，但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表明，我国的赤字比率比较适中。
然而，如果与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包括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同期情况相比，我们就面临解释困境。这些国家在同期不仅没有赤字，反而有1.2％的财政盈余比率。其实，这正是这些国家刚刚完成工业化的成果。如果作比较的话，也许同它们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赤字比率进行比较更为适当。1968—1986年（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时期），这些国家的赤字比率平均为3.2％，大大高于我国目前的赤字比率。
2.赤字依存度。1990—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赤字依存度平均为11％，比80年代中后期（7％）提高了57％；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3％，比80年代中后期（30％）下降了23％；我国的赤字依存度接近23％。比较来看，我国的赤字依存度显然大大高于工业化国家，也高于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依存度（17％），与发展中国家赤字依存度比较高的国家不相上下。这表明，我国的财政支出中赤字支出所占份额较大，财政状况不佳。
（二）内债规模
1.国债负担率。1991—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国债负担率平均为30％，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债负担率平均为34％，就是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1968—1990年为18％， 1991—1995年为15％）也大大高于我国的国债负担率5.5％。这表明，我国的国债负担率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欧盟各国不得超过60％的标准相距还很远，国债规模还有很大的拓展余地（龚仰树，1998）。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我国的国债负担率虽然比其他国家低，但它们的高国债负担率是债务余额滚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结果。倘若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按目前的势头发展下去，再过三五十年，国债负担率也会很高。第二，更重要的是，我国目前的国债余额增长率已经大大高于实际gdp增长率，甚至比名义gdp增长率高。这表明，我国在非经济衰退的正常经济运行时期，要注意控制国债的发行规模。
2.国债依存度。1991—1995年，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国债依存度平均为10％，赤字规模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5％，新兴工业化亚洲国家（1968—1990年）为9％，都远远低于我国的国债依存度53％。这再次表明，我国中央政府财政支出过多地依赖债务收入，财政处于脆弱状态。
（三）外债规模
1990—1997年，我国外债的负债率、偿债率和债务率平均分别为14.9％、8％和80.7％，各指标均低于国际公认的安全线20％、25％和100％。再从外债余额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来看，1991—1998年我国外债余额增长率平均为13.7％，名义gdp增长率平均为20.4％，这说明，外债余额增长速度没有超出经济发展需要和承受能力。若从实际gdp增长率平均为10.8％来看，外债余额增长速度稍快了些。总之，可以得出结论：我国目前的外债规模不会造成债务危机。
（四）综合分析
我国的赤字比率比较低，而赤字依存度比较高；国债负担率比较低，而国债依存度却很高，这种现象说明：第一，中央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率相对较低，或者说，中央财政动员的社会资源相对要少；二是财政状况本身不佳，但赤字对经济的影响还不会造成严重影响。从中，我们是否能够得出这样一种政策选择：政府目前担心的并不一定是赤字会给经济造成多么严重的不良后果，而是应当采取主动的财政调整措施，改善财政状况。
改善财政状况的措施主要有三：第一，扩大中央财政支出，提高中央财政支出占gdp比率；第二，在中央财政支出占gdp比率不变或有所提高的情况下，增加赤字融资渠道之外的融资来源，即增加税收收入；第三，压缩财政赤字。可是，在这三种途径当中，前两种途径都意味着要增加税收收入，而在短期内要使税收收入大幅度提高是很难的。因而，倘若政治经济形势需要，政府也打算改善财政状况，那么，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压缩赤字。但是，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摆在决策者面前的是一种两难选择：要改善财政状况，就得使1998年以来的经济不景气状况延长存在，下岗职工增多，已下岗的人再忍受更长时期的无工作痛苦；而要尽快走出经济低谷，刺激经济增长，可能就需要以中央财政状况的恶化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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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什么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减弱
刘国光说，去年我国面对国际金融形势动荡、国内经济形势走势变化和市场化所引起的消费需求不足，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方针，在适当的货币政策配合下，着力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对于去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回落的扭转和推动今年上半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乞今，国家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启动的主要是政府的公共投资和一些相关的投资品产业，而对真正的非政府社会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则不很明显。内需不足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负增长的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失业下岗情况仍在发展。刘国光指出，过去我国中央政府在经济低谷时采取财政投资来启动经济是很灵验的，很快就能把地方和部门企业的投资及居民消费需求带动起来。那么，为什么这一次增加政府投资对于启动社会总需求的效应不如过去那样明显呢？
刘国光认为，从投资需求看，经过20年的体制改革，我国投资主体趋于多元化，投资行为趋于市场化，投资风险机制逐渐强化，企业、银行的财务约束逐渐硬化。所有的这一切，使中央政府的投资决策不能够象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那样容易启动地方部门和企业的投资行为，再加上当前供大于求，最终需求拉动不足以及逐渐走低的市场形势，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收入预期和投资意愿，导致社会投资启动缓慢。
从消费需求看，经过20年的改革，我国居民从过去被动的配给对象转变为自主的消费者，居民消费行为逐渐理性化。在传统的低收入、低消费的观念仍然主导着经济决策的条件下，随着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原有的实物性、集团性、福利性消费逐渐减少，原有体制内居民自主性支出逐渐增加，而货币性收入却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应同步提高，减收增支的预期、下岗失业的上升、收入差距的拉大都导致了居民可支配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边际储蓄倾向上升。由于现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触及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消费需求也不可能对扩大内需的客观调控作出迅速反应。
因此，刘国光说，由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机制上的变化，政府财政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有所减弱，再加上供给方面的激励机制和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迟迟未能形成，国有企业一般缺乏必要创新的动力，供给结构不能迅速调整，以适应新的需求格局，这更加限制了现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社会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实际效果。
二、要不要继续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
刘国光提出，在目前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相对于政府投资来说启动比较缓慢的情况下，强调直接鼓励民间投资和消费并增加金融支持的力度，这是很正确和必要的。刘国光进一步说，今年的经济工作在这些方面已经安排了不少的积极措施。一季度以来，货币供应量增幅比上年同期明显上升，但是这些都是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进行的。去年预计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国债拔款1000亿元和银行贷款1000亿元，没有用完的部分今年上半年仍在支用，并且增发了国债用于增加今年的赤字预算投资。那么，从今年上半年起，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不是将不再作为启动经济的主要支撑政策呢？对此，刘国光认为，这样的判断现在还早了一点儿。他说，首先，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社会投资的主要制约因素一是资金，二是市场。目前问题更大的是市场不振，居民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目前，中央提出来的启动居民消费的招数很多，但大多数不能立杆见影。就拿当前人们议论最多的消费信贷来说，这一直是促进消费的一个好办法，从长期来看也是一个发展的方向。然而从近期看，遇到了居民消费观念的障碍，所以消费信贷增长的步伐并不尽如人意，在居民最终消费需求和社会投资还未有效启动成功之前，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显然还不能放弃。
其次，去年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开启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项目，工期长、规模大，需要继续投资才能够坚持，近期项目建成以后，还要有后续项国接替，这样才能保持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合，否则就会发生建设投资断层现象，造成损失，影响经济增长波动幅度。这就要求我们继续注入必要的政府投资，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再有，政府投资乘数效应的减弱，并不意味着政策失灵、失效，这里有一个实施的问题。去年2月份国债和银行贷款实际到10月份才真正到位，有相当大一部分转在今年一季度使用，其带动经济增幅回升的效应已经显现，只要力度、时间适当，形成中不发生断层的现象，那么推动经济增长后续作用的增强是不容忽视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刘国光指出，在直接启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措施还没有发挥足够有效作用以前以及在出口的需求不振局面还没有扭转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必要的经济增长幅度，今年下半年以及明年上半年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十分必要的。
三、扩张性财政政策与社会民间投资关系的问题
刘国光说，1998年宏观调控的实践证明，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未能很快启动非政府的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贫。这其中有前面所讲的乘数效应减弱的问题，也有财政支出和投资本身的导向及结构问题。去年以来，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安排中，一般比较偏重于资本密集、规模较大并且由政府全资包揽的重点建设项目，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中小规模以及其他社会民间资本参与的生产建设项目则比较少地考虑。以上种种原因，再加上金融体制和信贷政策的运用上存在的问题，导致了去年以来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难以取得迅速带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倾向。因此，刘国光表示，今后如果进一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需要考虑调整财政支出的结构和政府投资的方向，放开投资领域和市场准入的门槛，使之有利于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启动。
四、摆脱低工资、低收入、低消费的传统观念束缚，大力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启动最终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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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在政策透明度和政策组合设计上，的确做出了许多建设性的举措，这对于经济和市场都是有益的。不过以笔者的观察，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却在下降。今年经济出现了一些下行风险，正常情况下，国务院会用公共开支作出逆周期的政策运作，不过这次却不见财政部有多少刺激措施出台，倒是中国人民银行通过定向宽松政策，将流动性注入到国家开发银行等机构，再由它们向特定领域投放资金做基础设施建设。人民银行在为财政政策背书，越俎代庖地推动财政扩张。令财政政策货币化，似乎有违银行法。
更有趣的是，经济下行风险上升、地方政府债务高企、房地产市场低迷、企业资金链紧张之下，银行贷款意欲下降再正常不过，央行却想尽办法逼银行贷款。调整贷存比率未能达到增加信贷规模的目的，就抛出SLF向银行注入流动性，就改变首贷优惠的限制条款，央行推动贷款的拳拳之心略见一斑。
经济出现周期性下滑，央行采取措施舒缓下行压力本身无可厚非，不过此时此刻，作为监管者似乎应该警示风险，而不是忽悠更多的资金进入房地产。而且货币政策应该面向整个经济，为整体利益服务，而不是定向鼓励投资方向，更不应该注资流动性来扶植特定产业（那是财政政策的范畴）。人民银行此番作为，似乎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的大原则不相匹配。
中国经济政策，好像越来越依赖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好像都在指望着货币政策出彩。
这个其实不是中国的独家现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迄今已经6年，各国在改革上裹足不前，政治家们纷纷试图通过货币政策来解决结构性难题。印钞票在不同语言中讲法不同，在美国叫QE，在欧洲叫TLTRO，在日本叫安倍经济学，在中国叫定向宽松。在技术层面上，各种宽松有所不同，但是实质上都是以非常规手段超发货币。
如果超发货币可以解决结构性问题，令经济重回繁荣，罗马帝国就不会崩溃了，津巴布韦早已成为世界一流强国了。非常规货币扩张，对稳定市场情绪有一定的短期效果，但是试图以此来替代改革则属缘木求鱼。
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十分简单，旧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新的增长模式尚未形成，导致内生增长动力不足，民间投资裹足不前。为维持社会稳定（一个未经实证的假设），政府以公共财政替代民间投资，以房地产繁荣替代实体经济繁荣，这些举措一时可以稳住GDP增长率，但也催生了地方财政、房地产市场、影子银行的一片乱象，埋下金融稳定的隐患。显然，这条道路不可持续。中国的债务/GDP杠杆在短短十年间，由120%暴涨到240%。如今中国的经济杠杆率已经接近日本，债务风险度（资产质量、债权人结构）甚至超过日本，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宽松政策其实已经没有太大进一步扩展的余地了，难以长期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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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房地产 去库存 住房保障 政策改革
房地产去库存是2015年整个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中心，也是2016年房地产行业发展的关键所在。2015年11月10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持续健康发展，主席提出打响楼市去库存“歼灭战”，房地产去库存的重要性已经上升到国家最高层面，楼市库存形势严峻，严重影响到了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健康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一、我国房地产库存现状
截止到2015年11月底，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6.9637亿平方米，这一数据还不包括报告期已竣工的拆迁还建、统建代建、公共配套建筑、房地产公司自用及周转房等不可销售或出租的房屋面积。此外，全国商品房在建未售面积约为48亿平方米，待开工面积为8.5亿平方米，以2.4的容积率计算，全国整体库存约为63亿平方米，按人均住房面积30平方米来算，可供2亿多人居住。
楼市库存形势严峻，而不同的城市房价表现完全不同。以2015年11月份为例，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30049元每平方米，环比上涨11.5%，同比上涨28.0%，成交价格再创新高。相比一线城市的火爆，很多二、三线城市楼市仍然陷于艰难的去库存之中。虽然全国总体上商品住宅去库存压力并不大，但是各类城市分化非常严重。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对包括北上广深在内的35个一、二、三线城市监测数据显示，11月份，一、二、三线35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存销比分别为9.8、11.9和19.3个月。
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目前我国楼市库存展现出了区域分化的趋势，不同城市的楼市去库存面临着不同的背景和市场环境，化解之道不能一刀切一把抓，只能因地制宜。
二、化解房地产库存的对策
（一）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
对于一线城市而言，城市之间甚至城市内部都出现了高度分化，呈现出多维度分化的新动向。以北京为例，通州、大兴、顺义、昌平、房山等远郊区的整体库存将近7万套，相比较市中心的朝阳区只有7000套左右，远郊区楼市去库存压力明显大于市中心。
据此，一线城市一方面要减少一般性优惠政策，在保证改善下需求和刚性需求的情况下，遏制投机投资者大量涌入，从而避免刺激房价不良增长引起的过度开发，减少库存的产生；另一方面则有必要对房地产市场实施精细化调节，从商品房销售的后端控制转为前置规划，包括商用土地供应、户型结构转变等等，引导楼市良性布局。
对于部分二线城市来说，城镇化的进程决定了房地产市场有一定的增长空间，它们将持续处于去库存时期，适当的优惠政策能够释放合理自住的购房需求，有利于库存消化，让市场法则自行调整和缓和供需矛盾。
（二）三、四线城市
对于承担了楼市去库存主力军的三、四线城市，则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渠道：
1.从源头限制住房市场的快速扩张。三、四线城市以及部分二线城市库存高企的原因都离不开过度开发和商业地产过剩的问题，如果不能控制城市住房库存过高的源头，那么库存就会不断涌现。而在高库存的背后则反映出了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惯性依赖以及追求GDP业绩的偏好。因此，当前三、四线城市及部分二线城市去库存的核心就是要切断住房市场快速扩张的根源。由于地方政府长期过度依赖土地财政，致使实体经济被边缘化，造成社会资源利用效率大幅下降，使得资金过多滞留于房地产、城市建设项目等非生产性固定资产项目，然而这些项目产生了大量的库存，导致了资金的恶性循环，从而使得实体经济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艰难局面，限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造成了楼市的过剩。因此，要解决三、四线城市的库存问题，首要任务就是通过一系列的重要改革制度，改善当地政府对土地的依赖性。
2.完善城镇化进程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双向长效机制，提升农民进城购房的热情。购房落户一直是大多数城市落户的主要来源。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为54.77%，但2014年底我国的城市户籍率仅为35.9%，按全国人口数量计算，这则意味着有2亿人需要或可能需要城市房屋，这无疑是巨大的住房需求。但是，农民工进城化解楼市存量必须得有政策层面的配套措施，一方面，各地政府必须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吸引产业和人口的集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民进城务工，提高农民收入，为农民进城买房、安家立业打好基础；另一方面，增加对农民与农民工购房的支持力度，如给予财政补贴、税收减免、利息补贴等支持政策，降低信贷购房门槛以及研究扩大公积金缴存基本面，将农民工纳入公积金缴存范围。从长远来看，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有望进一步推动农民进城的购房热情，与此同步的产业配套、就业需求也将成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的保证。
3.进一步推行保障房市场化与棚改货币化，满足刚性购房需求和投资购房需求。2015年，保障房市场化已经逐渐步入实质阶段，如石家庄政府调整了保障房的建设节奏，回购中小户型商品房改造成保障房，从而合理利用了现有库存，满足了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但是，为了防止市场供应的保障房断链、质量不合格、服务不标准等现象，政府要加强管理，与有意愿的开发企业签订供房协议，严格审批，防止保障性住房边缘化。在推行保障房市场化的同时，不少二、三线城市也开始实施棚户区改造，但是在商品房供过于求、房地产库存高企的城市，大规模的棚改项目一不小心就会造成资源的双重浪费。因此，在棚改的过程中，采用经济补偿的手段实施货币化安置就显得尤为重要，让棚户区居民拿着拆迁后得到的补偿款去市场上购买商品住房，对中小城市的去库存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在该安置方法下，资金是最为核心的问题，由于棚改资金规模巨大，一方面，各地政府必须设立专用账户，实时跟踪资金使用情况，严格审查，保证专款专用；另一方面，可以考虑信贷资产证券化，加快打造独立、高效、低成本的融资平台，保障棚改及其货币化安置的可持续性。
4.实施宽松货币政策与积极财政政策的组合拳，营造良好的购房市场。从国家层面出发，可以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让利让税调整税费结构，刺激购房消费；同时，放宽货币政策，通过降息降准、降低首付比例等增加资金流动性，缓解购房资金压力，营造良好的购房市场氛围。
三、小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