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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1
关键词：经济增长；财政政策；作用；局限一、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的概念
经济增长是指一定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总量的扩大，经济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也包括伴随着经济增长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观念形态的变化。
财政政策，通常是指政府根据宏观经济规律，以实现某些目标而制定的指导工作的基本方针、原则和措施。财政政策是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政策目标是通过实施财政政策达到目的或影响，它的核心内容包括如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公平分配。目标选择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二、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财政中政策的主要工具包括税收政策、支出政策等，单纯的运用这些政策或者是将其加以综合，都会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一）税收政策促进经济增长
在财政政策的主要工具中，税收政策是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理论角度来看，税收政策主要是通过对经济增长、稳定经济和收入分配等各方面对经济进行调节的。税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财政政策通过政府的权利进行筹集资金，以达到为公共投资提高充足资金的目标；第二，引导和刺激私人将更多的收入用于储蓄和投资。公共储蓄的角度来看，税收收入增加的越多，用于公共投资的资金也就越充足，税收政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就越明显。
（二）财政支出直接影响经济增长
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比税收政策的效果更直接，一方面它可以通过对公共储蓄的资金重新配置来达到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还可以同时起到示范效应，使社会上的资源能够朝着合理的方向流动。另一方面，财政支出还可以有效的调节收入分配，因为税收政策可以让有钱人的收入不断的减少，而财政支出可以让穷人的收入不断的增加。
（三）宏观层面上，财政政策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上有不同的导向
根据在调节国民经济总量的过程中，财政政策有不同的导向，可以将财政政策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每一种财政政策都是与具体的宏观经济形势相联系的。通常来说，当经济发生衰退时，总需求不足，国民收入低于充分就业时的水平，此时，政府就应该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减少税收和增加财政支出等手段，来扩大社会总需求；反之，当经济过热时，社会总需求过大，国民收入高于充分就业时的水平，此时政府应该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加税收或者减少财政支出等手段，来达到控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在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时，由于经济发展总体平稳，物价稳定，就应实施中性的财政政策。
除了总量政策以外，还有结构政策，宏观层面上来看，财政政策可以通过对结构进行优化来达到效果，即在财政收支一定的情况下，通过对财政收支的结构进行调整，来使经济增长的方式发生转变。尤其是通过对支出的分配，比如直接加大对科技、新能源等各个方面的资金支持力度；或者通过对公共服务的质量的提高，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经济增长中财政政策的局限性
扩张性财政政策是以一定数量的空闲资源为前提。也就是说，这部分闲置资源单纯的依靠市场的力量无法有效利用，必须依靠国家权力，运用债券的形式，才可以有效利用。但经济资源的数量毕竟是有限的，伴随着经济发展，资源瓶颈约束早晚会来。如果累计赤字和累积的发债规模很大，扩张性财政政策由于惯性效应无法立即收缩，金融市场筹集资金的过度，就可能导致经济过热，甚至引发通货膨胀。因此，有限的经济资源，确定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长期的执行。换句话说，从长期来看，我们仍然需要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此外，理论上来说，作为一种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积极财政政策最初的定位是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总量失衡在短期内进行反周期调节，控制的主要目标是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关系。
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的局限性主要是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是直接的，它直接作用与总量；但是财政政策的调节是间接的，它一般是通过改变总量中的比例和分布来调节。②对经济的调节力度上来说，财政政策的力度更大，但容易对市场机制产生冲击力，而货币政策与市场机制结合紧密，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比较平缓，不易引起剧烈震动。③财政政策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上，没有货币政策的刺激力度大，主要是由于它的这个作用过程主要是靠市场的供求关系和机制的，而不是靠经济行为主体竞争作用的。④财政政策的制定不仅是一个政治决策的过程，还是一个经济决策的过程，它是需要遵循一定的法律程序的，真正制定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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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2
1政策因素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1.1农业政策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导向影响
农业政策能够引导农村投资的流向，以取消农业税来讲，其改变了农村公共投资的来源，使农村投资方向发生了改变；农业政策能够引导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善，如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主的农业政策，改变了单一的种植格局，实现了农村经济微观环境的调整；农业政策能够引导农村劳动力的流向，如在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时，制定农业补贴政策，以引导农村劳动力的流向[1]。
1.2农业政策对于农村经济发展具备激励效能
以家庭联产承包制政策的颁布为例，其确立了农民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使农民以更大的热情参与进去，由此实现产权的调整和改善；农业政策对于农村经济具备需求激励的效能，激发农业生产积极性，增加农产品供给，实现市场价格的稳定；农业政策对于农村经济具备创新激励的效能，在农业科技创新方面的决策和政策，会实现农业技术集成化、机械化程度的提升，以推动我国农村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2]。
1.3农业政策对于农村经济发展的调控影响
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农业政策能够间接地调整农产品的供需，如结合市场粮价走势，利用粮食市场发展特点，实现各种农产品低价收购，可以使农产品的供需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农业政策在调整农产品价格方面也起着一定的作用，由此影响到农民的实际收入结构，起到调节收入水平的效能[3]。
2制定科学农业政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革新
从上述农业政策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探究来看，农业政策的科学性会对农村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农村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需要结合当前农业政策，以保证两者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格局效益。为此，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2.1注重对农民的激励和支持
首先，针对于农产品的收购问题，形成健全的补贴和最低收购价的联动机制，切实保护好农民的切实利益，避免其受到市场风险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讲，在制定农业补贴政策时，要执行价格支持政策，并针对部分主要粮食品种建立最低收购价制度，保证粮食储备的同时，实现粮食市场供应的合理化。其二，不断提高农民补贴力度，实现补贴方式的改善和调整，以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直补，农机购置补贴和良种补贴的方式来进行，引入综合性收入补贴和农资价格，农产品价格联动补贴机制，并实现粮食生产与补贴形式之间的挂钩，切实保护农民利益。
2.2引导各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
一方面，要加快现有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形成健全的土地流转机制，为土地资源的规模效益发挥打下良好的政策基础，依照法律规定，积极推动以承包、转让、租赁和入股为主的农村土地经营权合理合法流转，使土地资源的效益得到发挥；另一方面，不断促进农业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调整，发挥财政支出在农村经济发展方面的效能，在保证当前农业生产规模的基础上，实现农业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以提高资源利用效能，发挥农业财政支出的最大功效。
2.3处理好不同农业政策之间的关系
处理好不同农业政策之间的关系，发挥各项政策的合力作用。主要可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其一，破除城乡二元机构，淡化城市和农村之间的界限，推动农民增加收入的长效机制，构建城乡统筹发展的机制；其二，积极推动现代化农业发展，实现城乡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工业给予工业提供技术支撑，农业给予工业提供劳动力资源和农产品资源，由此实现两者政策之间的兼并，以发挥政策的最大效能；其三，建立农业投入的长效机制，争取采取各种措施实现农业综合生产力的全面发展。
3结语
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3
[关键词]营改增；效应；发展方式转变
[中图分类号]F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7-0080-05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将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之中。我国当前实施的“营改增”对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一、提高发展的质量与效益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现实要求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以提高发展的质量与效益作为核心任务，深化产业分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国民经济竞争力。具体而言：
（一）以深化产业分工作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前提
早在1776年，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就在其《国富论》中对分工与经济增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指出专业化分工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源泉。在此，斯密主要分析的是企业分工。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技术的进步以及需求的多样化，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分工远远突破了企业内和企业间的古典分工形式，发展为包括产业间、产业内等多种形式的复杂的分工链条或分工网络。企业所承担的职能越来越趋向于专业化，企业的纵向分离、外包、外购中间产品或中间服务迅速发展。产业分工的不断深化以及所带来的产业链整合，提高了发展质量和效益。从我国情况来看，很多企业内部专业化程度不高，尤其是为制造企业内部提供生产所需的各种生产业发展较为滞后，没有发挥出专业化分工的优势和效益。从国际分工发展的趋势来看，国际分工已经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转变为产品内分工。国际产业分工呈“U”型曲线状，一端是高利润的研发、设计、标准制定等，另一端是高利润的品牌、销售和服务，中间是低利润的加工生产。目前，“中国制造”居于产业链低端——低利润的加工生产。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升级，必须要深化产业分工，促使生产向生产链的中高端环节转移。
（二）以结构优化升级作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关键
经济结构决定资源消耗结构、收入结构、人口结构，影响着城市功能、环境质量和生活品质。结构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抓住经济结构问题，就抓住了经济的主线，调整经济结构就真正推进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成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关键。促进结构优化升级，不仅要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三大产业之间及其内部关系协调，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而且还要处理好消费、投资、出口三者之间的比例关系，改善需求结构，提高消费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结构优化升级，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三）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益作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基础
当前，资源和环境的硬约束不断增强，转变发展方式的成本越来越高。资源和环境这两块短板，是伴随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整个过程的硬约束。随着中国人口增加，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经济总量不断扩大，资源消耗呈刚性增长。中国的能耗占世界能耗总量从2000年的不到8%，提高到2010年的20.6%。但是，从资源储量看，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低。中国与世界人均水平相比，淡水为28%，耕地为43%，森林为25%，石油为7.7%，铁矿石为17%，铝土矿为11%。根据国土资源部的《2011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虽然中国主要矿产品产量总体保持增长态势，但是大宗矿产品的供需缺口依然较大，对外依存度居于高位，石油对外依存度为56.7%、铁矿石对外依存度为56.4%。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一方面，必须改变高消耗、高排放的发展模式，降低消耗，提升资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优化资源在区域、行业和企业之间的配置，提升资源的配置效益。
（四）以创新驱动作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推动力
长期以来，由于自主创新不足，造成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物质资源的投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是要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这需要发挥创新驱动的推动力作用。通过创新驱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和物质资源消耗转向创新驱动、科学发展的轨道。发挥创新驱动的推动力作用，有利于重点突破核心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带动产业转型和技术升级，有利于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使企业真正成为研发投入主体、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有利于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必须以创新驱动作为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推动力，没有自主创新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营改增”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
“营改增”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营改增”的分工深化效应、结构调整效应以及资源配置优化效应等方面。
（一）“营改增”的分工深化效应
在“营改增”之前，一些为生产提供服务的外部企业需要交纳营业税，并且那些分工越细、交易环节越多的行业的营业税税收负担就会越重，而如果这些生产由内部提供，则不需要交纳营业税。由于增加的营业税，无法实现抵扣，企业为了减少税收负担，宁愿放弃专业分工，不考虑劳务外包，选择由内部提供生产，因而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企业的分工，不利于生产业从生产企业中有效分离。实行“营改增”，为深化企业分工解除税制上的障碍，其分工深化效应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制造业主辅分离的促进效应
实行“营改增”，可以改变大部分生产型服务业内化于第二产业内部的情况，有利于实现主辅分离，促进一些研发、设计、营销等内部服务环节从主业剥离出来，成为效率更高的创新主体，提升产业能级，实现主业更聚焦、辅业更专业，促进工业转型升级。从已经实行试点改革的上海市，就可以看出“营改增”的这一效应。例如，上海华谊集团财务总监常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改革试点“最大的好处就是：降低了主辅分离的成本。营业税改增值税之前，集团有个下属公司的物流费用每年超过1亿元，如果全部外包给物流公司，就要新增加营业税60多万元，而在企业内部自己做，这笔税收是不会产生的，结果谁也不想承担该项费用，只好采用内部结算的方法解决。这不是市场化的做法，亦造成了内部之间的账务不清致使集团的生产性产业无法做大做强。营改增之后，通过相互抵扣部分税收有利于将生产业从主业中剥离出来，大大降低了主辅分离的成本。”实行“营改增”，通过打通二、三产业增值税抵扣链条，在制造业实现主辅分离的基础上，能够促进工业领域专业化分工，做大做强研发和营销，使企业结构从“橄榄型”真正转变为“哑铃型”，产业层次从低端走向中高端。
2.生产的精细化效应
企业分工的精细化，特别是生产的精细化是现代产业分工的一个趋向。实行“营改增”，可以避免营业税重复征税，从税制上解决了企业长期以来存在的“大而全”、“小而全”问题，促进生产业的精细化发展。特别是受制造业主辅分离的促进效应的影响，制造业的专业化分工产生了很多服务性外包业务需求，如技术研发、设计、信息咨询、人力资源培训、售后服务等。实行“营改增”之后，增值税抵扣链条完整，企业税收负担减少，都会进一步促使产品价值链的分解，进而促进这些生产业向纵深、精细化方向发展。
3.产品内分工的催化效应
在全球竞争更趋激烈的情况下，能否在产品内分工占据有利的位置，对一个国家保持竞争优势和实现长期稳定发展至关重要。“营改增”具有产品内分工的催化效应，并可以促进价值链跨区域重组。由上述分析可知，“营改增”可以促进生产业向纵深、精细化方向发展，显然这种发展带来了生产业能力的增强，从而使我国在国际产品分工体系内的竞争能力增强，这就为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产业链低端、增值率低的不利地位创造了条件。生产业竞争能力的增强，也必然带来价值链跨区域重组，使我国逐渐由制造业的聚集地转为生产服务业的聚集地。
（二）“营改增”的结构调整效应
结构问题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问题，也是影响发展质量与效益的关键因素。虽然近些年来，我国一直将解决结构问题放在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位置去抓，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仍存在一些结构矛盾，突出表现在需求结构失衡、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出口结构不平衡等方面。因此，要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提高发展质量与效益的主攻方向。“营改增”具有结构调整效应，对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发挥着积极作用。“营改增”的结构调整效应，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优化效应、需求结构调整效应及出口结构优化效应等方面。
1.产业结构优化效应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上来看，以大机器的使用和能源的消耗为核心生产方式必然过渡到以知识的运用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为核心生产方式，亦即由工业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逐步转向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我国产业结构情况来看，三大产业比例失调与产业内部失衡并存的特征愈加凸显。优化我国产业结构，就是要在加快发展新型工业化基础上，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实现三大产业之间及其内部关系协调。
“营改增”对产业结构优化效应传导的机制是，以消除商品和劳务流通中的重复征税、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为核心，在引导产业分工与协作深入开展的基础上，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效应实际上是分工深化效应的进一步延伸。这一效应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1）“营改增”对工业转型升级的促进效应。一是实施“营改增”，通过打通二、三产业增值税抵扣链条，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加快技术改造，用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改造企业的产品开发、工艺流程、市场营销和企业管理等环节，全面提升工业层次和水平。二是实施“营改增”，有利于工业企业实现主辅分离，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大而全”、“小而全”问题，使其专注于自身核心技术的发展，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进而带动整个工业转型升级，使产业层次从低端走向中高端。
（2）“营改增”对服务业转型升级的促进效应。一是实施“营改增”，有利于突破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税制瓶颈，使由于增值税抵扣和营业税等税制因素引起的工业企业内部自我服务与外部购买服务相对价格差异逐渐消失，消除产业分工细化带来的重复征税问题，促使企业主动将生产业务外包，加速了生产业与制造业的分离和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从而实现服务业的转型升级。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对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具有重要意义。二是实施“营改增”，总体来说对服务业具有减税效应，有利于降低服务业企业的经营成本，减轻其生存压力，特别是对于对分工细、链条长的现代服务业，减税效果会更明显。同时，对服务业实行与工业同样的增值税，是国际通行做法，可以为服务业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使我国逐渐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3）“营改增”对产业融合的促进效应。随着科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产业之间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的趋势日益明显。由于受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以及交易方式的变化，不仅带来了各大产业内部不同行业间出现相互融合和渗透，而且引起产业间的延伸融合，即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融合。增值税和营业税并行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产业之间的融合和渗透。一方面，增值税和营业税呈现典型的产业特征，它们分别针对不同产业而实施的性质相同的税收制度安排，不利于产业之间，特别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另一方面，同一产业链条上不同环节也存在税率不同、税负不均的问题，不能适应产业内的融合发展。实施“营改增”，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取消营业税，不仅消除了产业之间的税收差别与歧视现象，而且消除了同一产业链条上不同环节、税负不均的现象，减少了税制对生产经营者经济行为的扭曲问题，这既是有利于促进产业间的融合，又有利于促进产业内的融合。同时，也提高了因产业融合而引起的税收征收和管理效率。
2.需求结构调整效应
我国需求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弱。改善需求结构，重点在于优化消费、投资和出口三者的关系，扩大消费需求，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形成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改变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状况。
“营改增”对改善需求结构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联动减税效应和政策引导来实现的，即：“营改增”的作用不仅仅在于个别行业或企业税负的减少，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连带性减税，所有向实行“营改增”的纳税人购买应税产品和服务所产生的进项税额可以抵扣，由此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等相关行业的整体性减税，从而引导需求结构的调整与改善。
（1）“营改增”的联动减税效应。一方面，可以减少大部分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的税负；另一方面，通过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带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等相关行业的整体性减税。减税，意味着政府分配比例和分配数量的减少，影响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政府分配比例的减少，必然导致企业和居民收入所占比例的增加，反之亦然。因此，“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将会增加企业和居民收入，进而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
（2）“营改增”的联动减税效应。有利于降低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刺激消费，特别是可以有效刺激关于健康、文化等方面的服务性消费，从而改变和优化消费需求结构。
（3）“营改增”的联动减税效应，能够发挥对投资主体的激励作用，增加对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投资，从而实现以需求为导向，引导、优化投资结构。从另一角度而言，投资结构的优化，必然会促进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形成完备的现代服务业体系，进一步丰富满足人民群众多种需要的产品，从而对扩大消费需求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出口结构优化效应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获得了迅猛发展，2012年外贸总额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但我国出口结构仍不合理，存在服务贸易发展滞后、出口工业制成品档次较低、高附加值和高科技含量的产品比重偏低等诸多问题，特别是服务贸易发展滞后、水平相对较低已成为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2011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4，191亿美元，居世界第四位，其中出口居世界第四、进口居世界第三，但无论是从总量还是从结构上都存在一些问题。从总量上来看，2011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5.2%，与排名全球第一的美国相比，还不到其总额9，600亿美元的一半，与美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从总体贸易结构上看，我国服务贸易呈现逆差，2011年逆差额为549.2亿美元，与货物贸易相比其发展水平偏低。从服务贸易内部结构上看，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保险服务、金融服务、咨询服务等高附加值服务贸易在服务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仍然偏低，运输、旅游、建筑等传统服务贸易仍占据我国服务贸易的主导地位。因此，我国要把发展对外服务贸易作为优化我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要提高服务贸易的比重，尤其是要大力发展生产业，提高服务行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改变服务贸易出口发展相对薄弱的问题，力争尽快实现从“外贸大国”向“外贸强国”的飞跃。
“营改增”的出口结构优化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直接效应。对出口劳务实行零税率，是国际通行的做法。“营改增”之前，我国对服务业全额征收营业税，这不仅使劳务业税负过重，而且使劳务在出口时无法退税，导致含税出口，使其难以按不含税价格进行国际竞争，从而使我国的服务出口在国际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营改增”之后，对国际运输服务、向境外单位提供的研发服务和设计服务，适用增值税零税率、实行免抵退税办法，有效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增强了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2）间接效应。“营改增”消除了产业分工细化带来的重复征税问题，可以促使企业向专业化细分和升级换代迈进，这对于提高服务行业整体素质和竞争力，特别是提高高端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积极作用。
（三）“营改增”的资源配置优化效应
资源配置状况，是决定能否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基础，因此，转变发展方式，需要提升我国资源配置的水平和能力。“营改增”所带来的减税、税收抵扣、制度引导等作用，以及所产生的分工深化、结构调整等效应，对于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国际资源配置能力都起到积极作用。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国内资源优化配置效应
国内资源优化配置效应主要体现在资源整合效应和劳动力优化配置效应等方面：
（1）物质资源整合效应。一方面，在产业协同发展提高中整合资源。实施“营改增”，外购的燃料、修理费和设备等取得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可以进行抵扣，通过打通二、三产业增值税抵扣链条，能够促进工业领域专业化分工，做大做强研发和营销，而且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促使企业增加采购设备、购买服务等，以此促进资源在产业、行业间流动。因此，实施“营改增”有利于加快整合资源，在促使产业升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中，引导要素资源向先进产业、行业和优势企业集中，从而提高物质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益。另一方面，在区域协调发展中整合资源。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不仅促使资源向城市聚集，而且会促使资源在大中小城市之间、城市与乡村结合部及周边地区实现合理分工、资源整合，逐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营改增”的实施，在促进服务业发展与升级的情况下，必然也会产生区域资源优化、整合效应。
（2）劳动力优化配置效应。对劳动力优化配置效应，以及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是“营改增”所带来的一个较为突出的改革效应，对城镇化发展起到有力的促进和支撑。一方面，促进劳动力资源在空间合理配置。在总体上来说，“营改增”对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具有减税作用，增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空间。减税将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由于中小企业是城镇就业的主渠道，其发展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截至2011年底，我国工商登记的中小法人企业超过1，100万家，占法人企业总数的99.8%，提供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因此，“营改增”有利于促进劳动力资源由农村向城镇转移。另一方面，促进劳动力资源在产业间合理配置。“营改增”对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带动就业效应。服务业就业弹性较高，起到了劳动力蓄水池的重要作用，特别对吸收在城镇化过程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营改增”有利于促进劳动力资源由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有序转移。
2.国际资源配置效应
国际资源配置效应，主要是指资源集聚效应，或称之为“虹吸效应”。“营改增”的实施，打通了增值税抵扣链条，增加了国外投资的意愿，从而起到了吸引国外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国内聚集的效应。
（1）总部集聚效应。“营改增”的实施，有利于国外的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一些城市，特别是在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的大城市设立总部，吸引国外资源聚集。总部集聚效应主要是由于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引起。例如，在上海设立一个地区总部，通过总部去境外集中采购特许权，这一进项税额可以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若上海总部再将这一特许权分销到各地的生产性公司，则上海总部所开出的增值税发票仍然可以继续用于抵扣。与原先各地分公司分别采购特许权，各自缴纳营业税的做法相比，在上海设立地区总部不仅能够降低企业的实际采购成本，还能通过管理职能的集中，协同效应的发挥，提高企业自身的管理和生产效率[1]。从实践上来看，上海试点的成效，也显示了“营改增”所具有的这一效应。“营改增”之后，随着税制瓶颈的破除，跨国公司落户上海的意愿明显增强，对提高上海的全球资源配置能力起到了可喜的“乘法”效应。2012年上半年，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上海新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27家、投资性公司13家、研发中心14家，总部聚集效应进一步显现[2]。
（2）技术吸引效应。“营改增”所带来的制造业主辅分离的促进效应、生产的精细化效应以及产品内分工的催化效应，对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及产业换代升级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这实际上是为形成开放性技术体系增强了内在动力。自身技术及产业的发展，又为在全球范围内吸引关键性技术、加强技术交流与合作，增加了技术和服务平台，提升了技术吸引和集成能力，有利于整合内外部技术资源。这是“营改增”改革所带来的不容忽视的一大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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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of Replacing Business Tax with VAT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Chen Long
（Research Institute for Fiscal Science， Ministry of Finance，P.R.China，Beijing 100142，China）
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4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实证分析；预测
一、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对全省经济带动作用的定量分析
1.方法说明
本文用投入产出技术分析农村居民消费对全省经济的带动作用。投入产出技术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于1936年提出。该方法是利用高等数学和电子计算机，综合考察与分析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之部数量依存关系的方法。在用投入产出法分析居民消费对全省经济的带动作用时，我们应用了投入产出行模型：。式中，
表示居民消费带动全省各产业增加的总产出（是一列向量），这是我们要计算的。
称为里昂惕夫逆矩阵，其元素（用表示）表明j部门增加一个单位最终产品通过直接和间接消耗对i部门总产品的需求量。其中，为单位矩阵；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直接消耗系数的计算公式为，表示部门生产单位产品直接消耗部门产品的数量，它反映了各产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在本文中，我们是用河南省2002年42部门投入产出表资料计算直接消耗系数的。因为我们考虑到在短期内产业之间的技术经济联系不会发生本质变化，故用2002年的直接消耗系数测算和分析2005年居民消费对全省经济的带动作用是可行的。
为各部门最终产品列向量，又可分解为总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三大项。在本文中，主要分析“总消费”中的“农村居民消费”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消耗关系对全省经济的带动作用。“农村居民消费”列向量（即）是这样得到的：借助2002年投入产出表中第二象限“农村居民消费”一列计算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列向量，并假定这种消费结构到2005年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用这样的消费结构乘以2005年河南省经济核算中的“农村居民消费总额”便得到。同理，“城镇居民消费”列向量也是这样计算的。
然后，借助于专用统计分析软件就可以用公式分析居民消费带动全省各产业增加的总产出了。
2.测算结果及其说明
(1)农村居民消费带动全省增加的总产出。结果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农村居民消费带动全省增加的总产出是增加的，2005年比2002年增加12.62%，增长414.7亿元。但农村居民消费带动全省经济发展不如城镇居民强劲。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带动全省增加的总产出分别占当年居民消费带动的总产出的比重其变动是反向的。
(2)农村居民消费带动各产业增加的总产出。从绝对量上看，农村居民消费对三次产业的带动作用都不及城镇居民消费的带动作用强，这又一次反映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较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低的事实。从相对量上看，农村居民消费带动第一、二产业增加的总产出所占比重均高于城镇居民消费带动第一、二产业增加的总产出所占比重；同时农村居民消费带动第三产业增加的总产出所占比重低于城镇居民的同类指标。这表明，我省农村居民消费还主要以物质性消费为特征，对以服务为特征的第三产业产品的消费规模和水平明显低于城镇居民。
（3）与农村居民消费关联度最强的部门分析。农村居民消费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关系对各个产业都会有带动作用，但对不同产业的带动作用是不同的。
二、河南省农村居民消费状况预测
根据现行统计口径，我们用“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代表农村居民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1．对“河南省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预测
从有关资料可以看出，自1991年以来，河南省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是波动中上升的。为了对其进行预测，我们通过反复试算，拟采用戈帕兹曲线先预测人均纯收入的发展速度，再预测人均纯收入的方法。戈帕兹曲线的一般形式是：
为了使估计的参数更适合于预测，这里我们用加权平均数法估计上述参数。其意思是给时间数列资料中近期的数值以较大的权数，给远期的数值以相应小的权数。因为近期数值离预测期较近，因而对预测值的影响也大些，故给以较大权数。同理，远期数值的权数就相应小些。求参数lgk、b、lga的公式如下（为节省篇幅，这里不予证明）：
上式中R、S、T是以各年“人均纯收入”的对数为变量、以从远到近1、2、3、4、5为权数计算的加权平均数。
由河南省1991年至2005年人均纯收入资料可计算加权平均数：
R=(0.0099+0.0412+0.1117+0.0589+0.1971)÷15=0.02793
S=(0.0561+0.0620+0.0820+0.1078+0.0831)÷15=0.02607
T=(0.0208+0.0432-0.0052+0.1353+0.1570)÷15=0.02341
把R、S、T分别代入上述公式，即得lgk=0.032254，则k=1.0771；b=1.0742，可计算得P=0.7662；lga=-0.003313，则a=0.9924。所以，为河南省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环比发展速度建立的戈帕兹曲线为：
该式表明，随着时间的进展（即t值的增大），河南省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发展速度会有所降低。因为基数越来越大，发展速度有所降低是符合实际的。
同时注意到时间序号1991年时t=1，把t=1、2、3……分别代入上式即计算出以后各年的环比发展速度（本项目中只计算到2015年，即t=25）。为了预测以后各年的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还有一个基数的问题。我们虽然已经有了最近期的人均纯收入实际值，但我们并不以该期实际数值为基数，原因是考虑到某期实际值包含有偶然性因素。因此，我们用2003、2004和2005年的实际值计算平均数，即：
(2235.68+2553.15+2870.58)÷3=2553.14，作为2004年的理论值，又作为预测的基数。这样，对今后若干年份河南省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以2004年价格计算的预测结果如表2所示：
2．对河南省“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预测
本文用“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代表农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现行统计资料中没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可比价发展速度资料可用。我们是这样处理的：先根据现价“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计算现价发展速度（上年为100）；再分别除以各年的以上年为基期的“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其结果就可大致作为“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可比价发展速度，从而在此基础上进行预测。
用上述同样的方法为河南省“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可比价发展速度拟合的戈帕兹曲线为：
由该式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进展（即t值的增大），河南省“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发展速度会有所降低。有了“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发展速度预测值，即可预测各年“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了。预测结果2010年和2015年可望分别达到1410.8亿元和1912.9亿元。到2012年河南省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望比2004年翻一番，达到1633.9亿元。
作者单位：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1]河南省统计局.2004年河南统计年鉴[Z].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4.
[2]胡国强.戈帕兹曲线在预测经济发展速度中的应用[J]. 统计与决策,2006,21:26-27.
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5
［关键词］经济矛盾 经济政策 宏观经济 利率
矛盾无处不在，矛盾无时不在，一个矛盾的解决伴随着新的矛盾的产生。整个社会系统如此，经济同样也不能例外。经济矛盾不仅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还有层次之分，不同层次的矛盾各有自身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不同层次的矛盾的解决需要不同的条件，不同层次的矛盾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但从总体来说，还是应当遵循从特殊到一般的路径。即先解决当前经济矛盾的个性，也就是从现实经济体有的微观层面经济矛盾，再到结构、制度和一般人类经济矛盾的过程。因此，正确划分现阶段的矛盾层次和特殊矛盾的主要和次要方面，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存在的问题，推动经济的进步和发展。
自凯恩斯革命后，经济政策深入人心，政府频繁使用政策对经济进行管理，以实现一定的目标。政府希望借助经济政策这一工具达到控制经济按照预期路径运行的目的，同时也通过政策解决经济矛盾。一定的经济政策通常是针对某一经济矛盾而来，因此，正确认识和分析当前的经济矛盾，制定相应的合理政策是实现政府管理经济的目标的基础。
一、经济矛盾的特点和矛盾分析
经济矛盾对于每个具体的经济体来说都是有系统性和层次性。经济矛盾的系统性是指所有经济矛盾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体系内的矛盾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另一方面就是经济矛盾作为一个系统和其它矛盾体系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经济矛盾的层次性是指各矛盾由于自身在矛盾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而进行的归纳和分类，经济矛盾的层次性把整个盘根错杂的矛盾条缕清晰地从简单到复杂排列，简化了认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但是，矛盾的真实情况却是复杂的，各种矛盾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体现，形成矛盾的原因的交叉及影响程度的不同都会导致整个矛盾的复杂程度和本质与表象之间的偏差。
要正确认识和分析矛盾，首先必须认清矛盾的层次性，即认识一定经济矛盾问题的现象，然后分析导致这一现象的各种原因。在此基础上对矛盾的系统性进行分析，也就是把具体矛盾放在整体中，分析具体的环境和其它相关因素对某一经济矛盾的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认识经济矛盾，才能认识现实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和真正的联系，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并能够给出正确的解决方法。
二、经济政策的产生、作用和特点
经济政策的产生是源于一是经济事实打破了对经济系统能通过自身调节达到平衡的传统观点，经济危机是对这种观点的最大考验，而大萧条无疑是导火索，直接导致了该观点的破灭。二是对于某些关系民生和重大经济影响的矛盾的快速效应的期待，制定切实有效的经济政策，加速各种条件的成熟，使得问题得到快速的解决。三是由于民主社会的投票机制和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使得当权的执政者制定一些针对当前大多数人关注的经济矛盾，从而通过解决经济矛盾获得更多的政治选票。
经济政策的功能当然在于解决现有的矛盾或者使现有的矛盾在程度上减弱处于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这对经济政策提出几点要求，首先是对经济矛盾的正确认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才能制定合理正确的经济政策；然后是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也就是说充分了解在具体环境下，某一政策的实施带来的后果和影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保证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最后是在做前两方面分析时的客观性，排除主观方面的干扰。这样才能保证经济政策按照预定的方向行走，达到预期的目标，实现预期的目标。
鉴于经济政策的前述原因和功能，经济政策也就有了下述的特点。一是针对性，即每一经济政策都是针对某一具体的经济矛盾，为解决具体矛盾而制定和实行的，没有解决所有矛盾的一种通用的经济政策。多种经济矛盾必需采取多种经济政策，这就是目标、工具和经济政策之间的关系。二是加速性，经济政策的实施能加速矛盾解决的条件形成，促使矛盾得到解决或被缓解。这一速度往往是在自然条件下，系统通过自身调节走向新平衡来化解矛盾的速度所无法比拟的，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经济主体的目的。三是时效性，经济政策都是在分析具体矛盾上解决具体矛盾的方法，只有在各种条件相同条件下才有效的。一种经济政策，在时过境迁之后实行，可能非但达不到预期的目标，反而有可能恶化现有的经济矛盾，即当条件和环境变化之后，具体的经济政策必须重新分析、制定。四是时滞性，也就是说，经济政策的实行并不能马上解决经济矛盾，立竿见影的经济政策是不存在的。所有的经济政策对经济矛盾的作用后果都在实施一段时间后才能体现，从几周到几个月不等，与矛盾本身的状况、经济政策和主体等多方面因素相关。五是综合后果的不确定性，一种经济政策在解决某一经济矛盾的同时，可能加剧了另一经济矛盾，这使得经济系统恶化或没有变得更好。经济政策的特点决定了在制定经济政策时要公正、合理和科学，而在执行时则必须灵活和果断，时机稍纵即逝，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还必须在综合平衡中使用经济政策。
三、正确分析矛盾，合理利用政策解决矛盾
通过上述经济矛盾和经济政策的分析，可以知道，经济政策和经济矛盾本身是就是一对矛盾，经济政策之矛能否攻破经济矛盾之盾取决于经济矛盾的正确分析和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因此，在解决现实经济矛盾时，对经济现象的分析是重中之重，客观理性的分析经济现象，得出经济矛盾的分析，这样，实行针对性的经济政策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经济政策修正的是经济系统的主要矛盾和需要及时解决的问题，政策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即对经济政策的后果要有理性的期待，不能把政策的作用无限放大，不然只能导致政策的失控。
在正确分析了经济矛盾之后，如何判断和选择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对于每一经济政策的合理性，应当从其综合结果来判断，即以某一政策实施的总成本和总收益来衡量。总成本不仅包括某一政策实施的成本，还包括由于该政策的实施在其它方面造成的成本的总和；而总收益包括了执行该政策的直接收益和所有的间接收益之和，只有从总收益和总成本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衡量一项政策的真实结果。而当一项政策的总收益大于总成本时，那么该政策就是正向的或积极的政策，即该政策的实施不仅能解决问题，还能促进整体经济的改善；当总收益和总成本相等时，该政策就是中性的，即政策对解决矛盾是有益的但需要付出其它方面的代价；当总成本大于总收益时，该政策就是负面的，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矛盾，但会恶化经济系统的其它矛盾。对于政策制定和实施者来说，应该选择和实施积极的经济政策。
以事实为例，从去年开始中国经济的物价开始持续的小幅上扬，CPI指数连续攀升，存在着通胀的危险，政府针对这种情况今年连续上调利率，抑制物价的上涨，防止其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产生负面的影响。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一货币政策的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相反CPI指数反而以更快的速度上涨。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因为该政策虽然是一般情况下有效治理通胀的政策，但由于国内近来物价上涨的原因不同，所以该政策并没有对症下药，因此也就没有实现目的。引起当前中国的通胀是由于发币量的增加和长期累积的每年高额的对外贸易顺差，每个经济体从长期来说是平衡的，贸易顺差最终会转化为对国内产品的需求或顺差产生的人民币最终要以本国生产的实物换回。当前的通胀威胁只不过是贸易顺差风险的提前释放。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可以采取的经济政策是调整产品的出口结构或调整经济的产业结构，或者调整人民币汇率，从而可以真正遏制通胀的发生，或者预防通胀从轻微走向严重。另外，由于当前汇率重估的压力比较大，利率的上调使中国的利率和美国的利率进一步缩小，考虑到币值调整后收益，投资人民币的收益更加可观，将会有更多的热钱进来赌人民币升值，通胀的压力就更大。即使利率政策有效，利率发挥它在调整通胀的作用显现之前肯定有一段滞后的时期，利率政策的效果要在该政策实施后某一点才逐步产生。而最近，央行更是连续调整利率，在一个月内两次调高人民币利率，再加上利息税下调政策，相当于上调利息多次。在上一政策的效果出来之前连续出台同样的政策，容易造成调整过度，最合适的调整当然是在效果出现之后，其结果低于预期目标那时再次实施相应的经济政策才有比较现实的意义，而且对调整的幅度，经济矛盾需要修正的幅度等都有更好的判断，也真正实现一定政策的作用。
同样，对于房地产市场和股市的宏观调控政策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在于对矛盾分析的偏差，导致政策无效。房地产市场和股市是跷跷板，同时遏制两端才能起到效果，打击一端使另外一端高高翘起，再去压另一端时又失去对原来那端的控制，结果造成恶性循环。股市和楼市的问题只有在正确分析矛盾的原因，制定相应的政策同时控制，才能起到作用。
四、结论
新的矛盾不断产生，旧的矛盾不断被解决，这是经济运行的事实。而针对经济矛盾的有效利器是经济政策，政府必须有效和合理的利用经济政策，实现对宏观经济的管理，使得经济能够按既定的方向和目标前进。经济政策的特点和作用要求政策制定者必须正确、客观的分析经济矛盾，寻找出隐藏在经济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有效地解决经济矛盾。只有这样，经济政策才能成为无往不利的矛，破解任何经济问题的盾，保证经济运行稳定有序，完成各种经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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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的作用范文6
谈及经济法的政策性,就不得不提及“经济政策”这一概念。一般认为,经济政策是指经济政策主体在某种特定的经济秩序和经济结构的基础上,采用经济政策手段,去实现某种经济政策目标的行动或者行动方针。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法规都是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的职能都是为了实现对国家经济的管理,追求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共同目标。法律都来源于人民意志,统一于人民意志,是集中和体现人民意志的不同形式,经济法律、法规往往是把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规范化,可以说,经济政策是制定经济法律、法规的依据。但经济法律、法规不是经济政策的简单重复。因为在经济政策法定化过程中,要进行修改、提炼、废弃一些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不符合现实和发展需要的内容,所以定型化了的经济法律、法规,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经济政策。虽然经济政策和经济法律、法规一样,都是根据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要求制定的,但经济政策只是力求符合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而经济法律、法规则是比较正确地利用了客观经济规律,并把经济规律法定化、制度化。经济政策的“活跃性”区别于经济法律规范的“稳定性”。当国内或国际局势发生变化时,应对的政策会及时的随之调整变化,及时有效的解决各类问题和矛盾;与之相对的是经济法律、法规的稳定性,其调整的对象在一定范围内是固定不变的,这是由其法的本质所决定的。经济政策的“指导化”区别于经济法的“具体化”。由于经济政策是党和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工作的方针、原则和路线,不可能很具体,一般都较为原则。而经济法律、法规则是组织、管理经济的重要工具,具体规定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以及违反规定的法律后果及法律责任,用以调整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从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关系来看,经济法是经济政策在法律上的表现,也就是说,经济法体现了一国现行经济政策,是通过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政策,二者是一种“表”与“里”的关系。与此同时经济政策除了通过经济法表现以外,还有其他表现方式,如国家和政府的经济决定、经济通知、经济发展建议等,它们都是统一于一个国家总政策和基本经济政策的。但经济法不同于其他表现形式的是它以法律的形式将现行经济政策中适于实践与发展的那部分成熟的内容加以系统化、规范化,从而形成相对稳定的经济法律规范。法律化后的经济政策由于带有法律的“头衔”,因此具有强制执行力与规范性。所以,政策性是经济法的重要特征。经济法的其他一切表现,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政策性展开的,如灵活性、多样性、实践性等。
二、经济法的政策性
经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法的基本内容,同时经济法又体现了经济政策的各项任务。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条以“国家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扶持发展居民住宅建设,逐步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为发展目标。这一发展目标是经济政策,但通过法的基本形式将其固定下来,并在该发展目标的基础上对城市房地产的开发、交易等作了细化规定。又如,产业政策对经济立法也有很大影响。《反垄断法》作为“经济宪法”、“经济基本法”,虽然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之一,但它的重心是通过遏制垄断和限制竞争等行为以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我国自2008年实施的《反垄断法》标志着政府要充分发挥“市场之手”作用的政策取向。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自由竞争,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则仅为补充和纠正市场经济的自身不足,为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和环境。可以说,现代国家基本上都奉行这样的基本经济政策,即自由竞争和国家适度调节。而“适度调节”是因国情而异的,因时而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也是目前多数国家所认同,即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必须适可而止,绝不能过分干预市场主体的活动。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活力的根本所在。例如,以美国为例,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得美国政府不得不调整经济政策以应对社会问题,以国家干预理论为指导的政府出台大量经济政策解救美国经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过度的干预使市场本身的各项优化职能得不到充分发挥,故又不得不因时因事的调整各项政策以带动经济的发展,使市场的自身职能得到最优的发挥。政策的变化也推动着法律的变化,二者在变动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即都朝着能更快适应社会、更加切实解决现实问题、更加有效地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前进。正是顺着这条前进方向,如今美国、德国、日本等国的经济法现在基本已形成以竞争法为核心、以调控法和市场管理法为侧翼的法律体系。因此,政策因经济形势或其他社会需要而经常发生变化,经济体制也非一成不变,经济法也受其影响而处于变动之中。如为了应对国家保护中小企业的产业政策,我国《反垄断法》规定的垄断协议豁免事项包括“为提高中小经营者的经营效率,增强中小经营者竞争力的”,专门对中小经营者做出了垄断协议豁免规定;根据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条约,德国修改《联邦银行法》,把对货币和金融的控制权交给欧洲中央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起在巴黎签署《禁止超越国际的贿赂行为条约》后,缔约国则需相应地制定或修改国内法,以禁止企业为取得合约而向外国官员提供好处。经济法的政策性特征同样体现在执法与司法领域,并非所有的经济政策都要通过经济法的形式表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