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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的主体范文1
德国的货币一体化过程，大体上分三个时期。首先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两德统一前。此期间两种货币（西德马克，东德马克）并行使用，国内货币还没达到统一。第二时期为两德统一后至欧元启动前。此期间德国推动了欧洲货币的一体化。第三时期为欧元启动，马克退出流通。
中国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了二十多年，至今仍增长势头强劲，成为世界瞩目的亮点。中国外汇储备高达6000亿美元，且人民币汇率保持稳中有升。由此有人提出人民币应主导亚洲货币合作。其步骤应借鉴由马克到欧元的过程，大体也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也就是目前，人民币还没有实现国内统一。奋斗目标是实现大陆、港澳台两岸四地货币的一体化，创造新货币“中华元”（或叫“中元”）。第二阶段是“中华元”经历一个巩固及发展时期，再联合亚洲的中国周边国家，共同实现货币的区域合作，促成亚洲统一的货币“亚元”。第三阶段为“亚元”正式流通，“中华元”退出历史。
二、国内货币统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政治问题
1、两德货币统一具有强制性和政策协调性
德国在国内货币统一的几乎同时实现了政治统一。两德统一是彻底的。中央政府可以用行政手段强制执行货币政策。统一前，一个西德马克可以兑换四个多东德马克。1990年德国政府用行政手段，强制东德马克以1：1的比率兑换为西德马克，使东德马克一夜之间升值400%。统一后，对东部财政补贴的酬资主要来源于西部公民缴纳的“团结税”。团结税是为了支援东德建设而开征的独立税种。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当时的东西矛盾，但这是改革中必须的。
德国政府的宏观调控使德国的地区经济发展较为平衡。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为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与货币国际化的政策实施提供保障。
2、中国目前无法实现货币的强制统一
中国要想实现人民币和台币的统一，也必须要实现政治统一。而目前两岸的正常对话进展缓慢，不容乐观。大陆与港澳虽实现了政治统一，但货币并未统一。《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都规定，特别行政区政府自行制定货币金融政策。其货币发行权属于特别行政区政府。
中国目前要实现人民币的国内统一，需要与特区政府和人民协商合作。最奏效的办法是使他们得到经济上的好处，而难以实行强制手段。况且人民币的国际化，客观上也需要用资金和政策扶植像法兰克福这样的区域金融中心。因而香港必然得到扶植。
三、区内货币统一仍面临政治问题
1、欧盟政治经济一体化具有协调性
欧盟政治经济一体化具有同步性。当然不是完全的同步。首先是由于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等的共性有了政治上统一的愿望。这个愿望在欧洲人心中由来已久。
目前欧盟在经济领域已有85%以上事务实行主权共享。欧盟范围内法规一体化的覆盖率已达60%以上。在财政政策协调上，欧盟建立了每年高达数百亿欧元的各种基金。《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还明确规定了欧洲中央银行是一个独立的机构。
各国让渡了货币主权，放弃了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采取趋同的财政政策。在统一货币生成过程中，有核心货币（马克）起主导作用，有核心国家（德国）起推动作用，有“轴心国”（法德）的通力合作。欧盟之所以能够成功实现政治经济一体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法德两国尽释前嫌，彻底解决了历史问题，共同推动欧盟向前发展，成为欧盟前进的两大发动机。
2、亚洲政治的复杂性阻碍货币的一体化
但是，综观亚洲，谁是发动机？日本、韩国，还是中国？这3个东亚大国之间错综复杂的问题使它们似乎都不具备成为发动机的条件。中日也难以成为“轴心国”。无论是政治发动机或者经济发动机，日本不二的作为了中国的竞争对手放在台面上。
由于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上的矛盾，日本不会欢迎人民币成为亚洲的主宰。因而日本，这个GDP占东亚地区2/3的世界强国，成为人民币实施区域统一计划的最大障碍。而综合国力与中国相差不是特别遥远，人均GDP是中国数十倍的韩国，也是不会轻易地让渡出自己的货币主权的。
3、德国有能力承担区域货币核心国家的责任
货币国际化可以获得“铸币税”的好处。但在获得利益的同时，也要承担起相当的国际责任。在欧元诞生的道路上，德国对其他欧盟国家以大量援助，使其金融指标符合“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约束条件，使欧元顺利启动。德国是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欧元区最大的财政贡献国。因而德国承担了经济大国的责任，从而使欧盟其他国家能够从货币的统一中受益，他们才会自愿放弃货币主权。
在欧元统一的过程中，与马克最具竞争力的是英镑。英国的经济实力虽逊于德国，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伦敦成为目前世界最大的外汇交易中心和最活跃的美元离岸金融市场。但英国自愿放弃加入欧元区。最终欧元以马克为模板，欧洲央行总部设在法兰克福，央行的货币政策也以德国中央银行为蓝本。说到底这是经济和政治实力决定的。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及中央银行独立的货币政策成为欧洲的典范。“欧元之父”蒙代尔指出：最强的货币是由最强的政治实力提供的。
4、中国目前还不能扮演区域货币核心国的角色
中国虽然目前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但经济增长中伴随的问题也很多的。如外贸进出口结构不合理，贫富差距加大，社会保障体制滞后等。所有这些增加了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如果贸然实现人民币的自由兑换，会使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
人民币目前尚未实现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国际化进程尚未起步。政府多次表示，我国资本项目的自由兑换没有时间表。日元的国际化进程的起步比人民币早的多。日本于1986年设立东京离岸金融市场。到1990年，日元已成为仅次于美元、马克的国际货币。
而中国是否具有承担起类似德国这样的大国角色的能力呢？笔者认为还远未达到。目前中国自身仍属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是世界银行最大的借款国。中国甚至接受周边国家（如韩国）贷款。中国人均GDP很低，居世界100多位。因而“打肿脸充胖子”是不明智的做法。
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三步现在讨论尚没有实质意义。
四、人民币主导亚洲货币合作的当前形势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说目前中国不具备担任区域货币一体化的核心国家角色的能力，人民币还不具备国际化货币所应具备的相关性质。人民币国际化和亚洲货币一体化的道路还有很远。
货币政策的主体范文2
摘 要 近年来，我国股票市场的迅速发展已影响到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实施效果。本文以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为视角，从微观基础的角度研究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效率的影响。通过跨期效用限制模型分析我国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机制。
关键词 货币政策 传导机制 跨期效用限制模型
一、微观基础分析
要研究货币政策效率，首先要弄清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由于利率一直受政府管制，没有完全市场化，使得中国的货币市场需求不能完全反应到利率上来，利率传导受阻，因此笔者认为，目前中国主要的传导渠道是信贷和金融资产价格，本文将通过分析微观个体的经济行为，从股票市场来揭示资本市场以及金融机构对于货币政策效率的影响。
由于微观经济主体资产调整将改变对不同资产的供求，引起消费需求和货币需求的变化，改变货币政策的微观基础，因此会影响货币政策效率。
本文采用跨期预算分析方法的2期模型来研究其作用机制。在微观经济主体的预算约束中加入股票资产。根据货币效用理论，货币可以给持有者提供流动性，是决定微观经济主体效用的重要因素。本文在效用最大化的框架下，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货币需求问题。假设家庭各期之实际所得分别为给定值 ， ，存在借贷市场，并且初始借贷值为 ，市场名义利率为 ， 为名目所得， 为各期消费， 为各期股票成交量， 为各期股票价格， 为实业投资量。通过化简，得到最终的跨期预算限制式：
（1）
通货膨胀率为：（2）
则实际利率为：（3）
由（1）（3）式得：
（4）
此式的左边是终身财富，右边是合计支出。
另外，假设微观经济主体将自己所有的财富在两个时期里花费，微观经济主体的效用函数是：
（5）
称为时间偏好率，为了便于计算，我们在此假设效用函数是二次函数的形式，即：
由无差异曲线和限制线可知，效用最大时应满足的条件是效用函数与限制线相切，即两者斜率相同，因此对效用函数（5）求全微分，得到：
（6）
代入二次函数的导数得：
（7）
整理可得最优未来消费水平：
（8）
我们再假设第二期的预期收入由预期变卖股票资产所得，预期实业投资所得和其他预期收入组成，即： 。由（8）以及限制函数（4）可得当前最优消费水平：
（9）
由（1）得，通货膨胀率为：
（10）
由（8）可知，由于微观经济主体根据跨期效用最大化原则决定当前消费、未来消费和储存货币，在效用函数中各参数不变时，当前消费的提高将引起未来消费的上升。由（9）和（8）可知，未来预期的股票价格和成交量 越是比当前的股票价格和成交量大，则当前的消费和未来消费也越大。长期中，投资者投资股票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投资收益，当预期股票价格上升的时候，投资者将加大投资量，因此，预期股票价格将影响未来的投资量。由式（10）可知，在各参数不变的情况下，当期的股票投资额与预期的股票投资额的比率越大，当期的通货膨胀率就越大，说明消费者的预期对通货膨胀率有很大的影响，并且本期投资额也将影响物价稳定。
正因为股票价格变化情况影响股票投资，而股票投资量又影响消费，货币需求和通货膨胀率，股票价格才能通过消费和货币需求渠道影响货币政策效率。
由于微观经济主体在决策时，并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未来收入 ，只能根据自己的预期来安排消费和货币需求。从（8），（9）和（10）可知，当股票市场不完善时，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未来收入不确定，那么股票价格上涨并不会提高预期未来收入。因为不完善的股票市场上股票价格变幻莫测，只要微观经济主体没有将自己的股票变现，那么股票价格的暂时上升就不能提高微观经济主体的预期未来收入。另一方面，如果股票的市场价格上升，微观经济主体就会增加股票投资.但是，由于预期未来收入没有提高，那么股票价格的上升将迫使微观经济主体减少当前消费和货币需求，以购买更多的股票。在公式（9）中， 上升，而 不变， 下降。
由此可见，股票市场的发展在对货币政策的效率上有如下影响：（1）股票市场的发展影响了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决策。（2）如果股票市场发展不完善，则股票价格的上涨反而会降低当前消费，股票市场财富效应无法显现；如果股票市场发展完善，那么股票价格的上涨就会提高当前消费，产生财富效应。（3）股票市场的健康发展将避免微观经济主体对未来股票市场的过分悲观，从而稳定物价，使货币政策更为有效，反之，将阻碍货币政策的微观传导途径。
二、结论与建议
由于股票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一条重要的信息传递渠道，货币当局可以利用这一渠道向微观经济主体传递货币政策信息。在这种情况下，道义劝告等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提高。理论分析表明，股票市场的发展改变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资产结构，影响了货币政策的传导，改变了货币供应量与经济活动的相关性。若货币当局以货币供应量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将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的唯一最终目标，这将加大货币当局通过调节货币流通量进行宏观调控的难度。因此，货币当局必须根据股票市场发展状况不断完善货币供应量的统计方法，提高货币当局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
货币政策的主体范文3
关键词:货币政策;有效性;影响因素
1、 货币政策工具
货币政策工具即中央银行为实现货币政策而采取的政策措施。中央银行只有通过选择合适的工具进行操作,才能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各国中央银行所使用的货币政策工具通常是依据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结构及其运行状况和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做出的不同选择。总体上,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两种类型:(l)一般性的调控工具,又称为数量型的调控工具,从理论上说,这些工具主要是基于对货币供给总量的调整,对某个固定的部门或产业不能单独发挥作用。主要包括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政策和法定准备金制度,即所谓的货币政策的三大法宝。(2)选择性的调控工具,又称为质量性控制工具,主要包括道义劝说,信贷分配控制、利率控制以及不动产、证券、消费等领域的信用控制。这些调控工具着重对个别信用领域进行调节,从理论上其调节的主要是货币供给的结构。中央银行的主要调控工具是一般性的调控工具[1]。利率工具是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整各种利率,影响资金的使用成本,进一步调整货币的供应量,最终影响实际投资,从而影响产出。
2、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货币传导是指货币政策当局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过程,其与货币政策目标一起决定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包括:货币政策当局操作一―货币市场一―企业和消费者三个环节。通过不同渠道和途径来影响作为杠杆的投资支出,消费支出和对外贸易三类总需求变量,从而间接的影响实体经济。具体的传导渠道主要有两种: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2]。货币渠道是货币传导机制中最早的理论,它又包括利率和汇率等方面,出自凯恩斯的IS一LM模型的利率理论指当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时,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导致利率的降低,资本成本的降低,从而投资相应的增加,促使产出和总需求的增加,最终导致国民收入的增加。此外还包括预期渠道和汇率渠道,预期渠道强调人们对利率所得和通货膨胀变化的预期,从而使得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减小。利率是货币渠道传导中的关键因素,而弗里德曼也提出货币供给增加对利率有四种影响,分别是流动性效应、收入效应、价格水平效应和通货膨胀预期效应。在四种效应当中只有第一种是导致利率下降的,而后三种则会由于货币供给的增加导致利率的上升,所以货币渠道发挥作用实际上是以货币供给的增加产生的流动性效应至少在短期内大于其他三种效应为前提,而信贷渠道发挥作用则是以市场的不完善或存在缺陷为前提。
信贷渠道是指经济中的银行贷款与债权和股票的不可完全替代时,货币供给变化影响银行的信贷资金的可得性,从而影响信贷供给并进一步影响投资和消费需求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3 、微观主体理性预期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以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R.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提出了一种以理性预期为假说的基础理论、方法和政策的新的思想体系。“所谓理性预期是指人们在预期到未来经济的变化趋势时,利用了一切可以获得的相关信息,尤其是当前信息,并按照合理的原则处理这些信息,以达到使预期与经济变化趋势相一致的目的。”典型的例证出现在1988年的夏天,因为有关部门提出了“价格闯关”的思路再加上以前人们对物价的上涨还存在预期,使得从南到北掀起了一股“抢购”狂潮,出现了极为严重的挤兑银行存款现象。
4、 货币政策的时滞
货币政策的时滞指从政策开始制定到政策目标最终实现所需经历的时间。而时滞的长度是难以预测的,中央银行从认识到问题出现到制定政策需要时间,而从政策实施到对经济产生影响也需要时间,这些长而变动的时滞使得实施货币政策变得极为困难[3]。很明显,如果货币政策时滞较短或者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时滞能够准确预测,货币政策的效果就容易确定。货币政策工具实施后首先作用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作用于金融市场,接着又进一步作用于企业和个人家庭等经济主体,通过经济主体投资、消费活动的变化使政策目标实现。在政策工具与政策目标之间,必须经过由利率、货币供应量、基础货币、超额准备金等作为中间指标的复杂的传导过程。在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宏、微观经济背景、经济管理体制、货币政策力度的大小以及货币政策实施的时机、投资者和消费者对市场变化及信息的反应灵敏度等诸多因素都会是导致货币政策的时滞期趋长或趋短,增加货币政策实施效果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
5 、金融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是影响政策效果的一个长期因素,我国由原来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必然会涉及到各项制度的变革。在经济发展中连续的、具有实质意义的体制改革如财政、金融、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对经济主体的行为和预期所带来的影响,以及由此给宏观政策实施带来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特别是金融制度的变革,对于我国的货币政策实施的影响尤其巨大,也增加了我们对于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判断难度。
6 、结束语
中国货币政策的效果如何,是中国特定时期各种环境变化的综合反映,这些变化包括金融体制、微观经济主体行为、政府政策的配合、货币政策工具的协调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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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立.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金融体系重构.第一版北京:中国计划出版
社,2005,49一56
货币政策的主体范文4
关键词：异质预期；公众学习；溢出效应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0）12005304
预期理论作为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领域的基础理论之一，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由此得到迅速发展。预期理论主要研究微观主体根据已有信息对未来经济发展路径做出判断以及这一判断与实际经济走向的相互影响关系，其中蕴含着微观主体利用学习能力进行信息更新的意义［1］。随着学术界对预期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接触到了异质预期的概念,异质预期的基本含义是指由于不同主体在认知能力以及信息占有量等方面的差异，对同一信息产生的不同预期。异质预期会随着主体学习能力的提高以及获取信息的增加最终收敛于理性预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异质预期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不同主体之间的预期有差异，这就意味着有不同知识和学习背景的主体对同一种信息的理解不同；二是主体会通过学习不断更新自己的预期，而学习更多是一种交流过程，这就意味着微观主体的异质预期会相互影响，微观主体的学习因此体现为一种公众学习形式。本文首先总结异质预期与公众学习方面的代表性研究，然后分析存在异质预期的微观主体在学习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最后以中国实例总结异质预期对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
一、异质预期的基础理论
1.异质预期的分析基础
程均丽［2-3］系统地介绍了异质预期理论以及在货币政策信息沟通领域的应用。对于异质预期的模型分析有两种形式：（1）预测者选择动态型，可以理解为不同预期主体所用方法的博弈均衡。假设对后期变量的预期取决于对前期经济情况的不同判断方式。以对通货膨胀率e的判断为例，假设人们对et+1的预期来源于两种形式：一是根据et-1的数据推算，我们设这种情形为A；二是根据历史上通货膨胀的周期波动来推算，设为B，那么对未来通货膨胀的总体预期即为et+1=pA+（1-p）B，其中p（0＜p＜1）为选择A的可能性，（1-p）为选择B的可能性。对未来的通胀预期取决于人们根据经济变化对不同方法的选择。（2）学习收益型，主体了解自己所处的不完全信息环境，因此会通过不断地学习来获得新的信息收益。这种学习收益会产生收益递增与收益递减两种情况。
以货币政策信息沟通为例，当货币政策可信性较高，主体对未来货币政策的预期逐渐与实际情况接近，经济主体便不会对新信息表现得敏感，即不依靠新信息也能依靠以往的判断预测货币政策的走向，学习收益较低，相应地获取和甄别新信息的成本也很低；当货币政策可信性较低，经济主体无法凭借经验形成准确预期时，经济主体就会对新信息表现得非常敏感，学习收益较高，相应地获取和甄别新信息的成本也很高。
进一步，在经济主体的学习过程会呈现两个方向的反应，其一是由于主体理性有限，尤其是将自身偏好因素结合到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中时难免会出现错误，但是通过持续的学习这些错误会消失，异质预期最终收敛于理性预期。但是North［4］认为，学习是一个取决于诸多要素的累加过程，因此学习中产生的预期误差也可能会不断增大，对最终理性预期的形态可能偏离得比以前更大。因此Orphanides 和 Williams［5］指出，异质预期可能会延长经济波动的周期，即由于异质预期的不完全信息环境，经济主体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和甄别能力，需要不断学习，尤其是当经济出现自己预期之外的波动时，会对信息更加敏感，便更需要花费时间去学习以减少自己面对的不确定性。然而这个渐进过程会导致经济回归到均衡水平的时间被拉长。
2.公众学习与异质预期
徐亚平［1］认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知识的更新所依靠的不是学术研究性质的模型分析，而是从传播中获取。有效的信息沟通并不是指信息量的多少，而是信息的鉴别和理解能力。在经济社会中，人们的学习是内部性和外部性的综合作用，既有自身的知识，又要依靠外界资源充实更新知识。Fuka［6］认为，异质预期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传递机制，由于不像理性预期那样高度抽象，异质预期所造成的经济变化是隐性的，即无法通过公开的信息渠道来观察异质预期的变化而只能直接观察结果。一个经济中预期的波动取决于乐观预期与悲观预期的均衡性，样本空间越大，这种均衡性对经济的影响就越大。
3.异质预期与中央银行预期管理
关于中央银行应该如何对存在异质预期影响的公众预期加以引导，程均丽［3］认为存在一个“最优相机政策”，即货币当局在货币政策的决策模型中利用适应性学习的性质将预期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对待，通过平滑引导将异质预期逐渐收敛于理性预期。从中国实际来看，货币当局在近几年开始注重微观主体预期的观测，但是对预期的调节效果并不明显；在货币政策信息的获取上，微观主体缺乏一个具有高度可信性的权威渠道。中央银行所的信息与微观主体实际接触到的情况并不相符，导致公众对中央银行实际意图信息比较敏感，一有相关消息放出便会引起盲从行为。
二、存在溢出效应的异质预期模型
溢出效应可以理解为人们行为出现相互影响现象。异质预期出现混同，是由于在学习过程中人们更多地通过与他人的交流来对自身原有的信息进行改进，因此我们可以将这一过程看做一个含有溢出效应的学习过程。但是在溢出效应存在的情况下，如果微观主体本身判断能力不强、信息获取渠道又过于混乱的话，信息量的增加反而会使微观主体无所适从，产生盲从效应。我们通过一组公式来阐述这一问题。
按照徐亚平［1］所提出的，公众学习模型可以体现为yet=kyet1+lyet2+φgt+et，其中决定预期的基本变量包括不同权重的经济主体自身对信息的判断kyet1、他人对信息的判断lyet2、经济信息φgt以及随机扰动因素et。我们将该式进行简化，能够更加明确地表现出学习过程中的相互交流情况。假设个人预期取决于经济主体自身的判断以及与他人的交流，并且假设一个只包含两个微观主体a与b的学习环境，主体所得到的信息只有两个组成部分，即自身信息与外界信息，面对的信息环境相同，但二者禀赋不同，因此采用程均丽［3］提出的不同的经济预测方法，此时我们得到这样一组关系：
从上式可知，溢出效应k越大，即交流越多，微观主体所要付出的学习努力就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微观主体不需要付出太多成本就能够获得足够的信息，但是微观主体坚持自身判断的空间也就受到挤压，尤其是当学习成本很高时，微观主体就会放弃自身判断转而屈从一般信息进行经济活动。这一点我们在下文中用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作为对象进行实证考察。
三、异质预期与货币政策执行效果
1.对模型的延续思考
从上述分析出发，我们也可以将信息的处理与信息的数量拆分考虑，用一个极端的假设来阐明这个想法，即个人本身是没有任何信息的，只具有信息判断和甄别能力。上文中提到的个人信息是人们依靠自身的甄别能力从外在信息中筛选吸收作为自己的知识。从这个角度入手就能明确如下问题：（1）沟通并不意味着信息的多少而在于信息被理解的程度。当人们本身理解能力欠缺时，货币政策就没必要发送更多的信息而只需要保证已经的信息被准确地理解和执行。（2）当理解和甄别能力受限后，就要保证信息来源的权威性。信息来源混乱会大大增加信息接收方的鉴别成本，当信息接收方无法承担这种鉴别成本时，就会放弃鉴别产生盲从效应或羊群效应。以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当我们急于做出判断时听到的却是来自不同渠道的、内容相互不一致的并且具有不可验证性的信息时，我们会采取无所谓的态度来跟随自己的直觉或者追随多数人的行为［7］。（3）当多数人的行为引起的经济波动超出货币当局预期时，货币当局就会采取措施将其逐步引导到自己设定好的轨道中来。经过这样一番循环后，人们对信息的判断鉴别能力由此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人们的学习能力的话，可以看出人们的能力之所以提高是由于经历的相关事件不断增多，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经验。在一个特定的金融体系中，人们对金融信息的判断如何取决于人们参与金融活动的多少，因此，在公众学习理论中，我们不可忽视国家宏观制度因素在此间扮演的重要角色。
2.对我国实例的分析
由于我国金融活动的普及性以及市场化程度都处于有待完善的初级阶段，微观主体对于金融行为的理解较浅，缺乏丰富的金融经验，因此当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信息并且这一信息经过商业银行发生延迟或放大时，大多数微观主体并不能理解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博弈过程而只能充当看客［8］，并且对中央银行应该何时采取何种动作进行不断的猜疑，此时多方信息交织杂乱，公众更加无所适从。以我国货币当局既要保增长又要稳物价的政策目标来说，这实质上是中央银行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按照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计划，对物价、就业等经济变量的关注与调控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微观主体一般只关心短期内自身收益情况（例如公众更愿意关注短期内收入、物价和就业的变动情况，而不是宏观的远期通货膨胀控制计划），而此时如果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控能力不强，短期内公众会对中央银行行为以及独立程度产生质疑。由此微观主体便更倾向于忽视中央银行的官方信息而依附另一方向的信息并产生羊群效应，而此时一旦货币政策的变动与这一方向相左，本来正常的货币政策调整反而会出现超出公众预期的情况。
首先，以2004―2007年9次提高存贷款利率的政策操作为例，。数据主要来自于1993年、2000年、2005年、2008年《中国金融年鉴》以及1995年、1998年、2000年、2008年、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央银行提高存贷款利率的意图显然是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投资增长逐年增加，信贷投放过快的宏观形势加以控制。从理论上看，中央银行进行利率上调之后，理应降低公众的通胀预期，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由于中央银行对存贷利差的调整不够科学，使短期存贷利差加大，反而刺激了银行继续投放贷款。同时，由于国内融资环境不健全，就算是贷款利率提高，很多企业也只能选择银行贷款来进行生产，致使贷款成本增加，进而推动产品价格上涨。而直接观察到价格上涨的公众自然会持续自己的通胀预期。因此，中央银行在这一阶段尽管公布了政策操作的一些具体信息，在货币政策透明度方面取得了进步，但是对公众预期的引导仍然谈不上有效。
其次，以2007年的连续政策变动为例，为了警惕房地产市场、基金市场价格上扬造成的经济过热，中央银行于2007年3月、5月、6月、7月、8月、9月和12月分别就基准利率和准备金率做出调整，但是市场反应并不明显。此阶段中国物价上涨、经济波动等问题并不完全与货币发行量有关，商品供求、融资制度等因素相较货币发行量更能解释此阶段的经济波动，2007年猪肉价格上行是物价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而此时中央银行连续收紧货币政策使一些中小企业面临融资困难，同时大企业的融资过量导致大量富余资金流入股市楼市，使资产泡沫持续膨胀。并且随着信息传播媒介的发展，此时公众也通过各种渠道接触到了各个方面的信息，面对复杂的原因集合，结合中央银行当前政策调控效果的不明朗，公众对信息的判断成本迅速提高，导致跟风投机现象盛行，也是2007―2009年股市大幅波动等经济动荡现象的重要原因。
四、结 论
关于微观主体预期与中央银行之间的信息沟通问题，本文认为应明确三个方面：
第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决策体现出的是货币当局对政府利益与微观主体利益，宏观经济长期战略和微观主体短期预期之间的利益协调，并且以或单独、或多重的政策终极目标来体现各方的博弈均衡。
第二，微观主体预期显示出的信息不一定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关注的最终目标重合，因为中央银行所关注的是整个国民经济，包含所有行业的整体信息，而微观主体进行信息反馈的途径，一定是微观主体本身能够驾驭的途径，可能不会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固定或显著的影响关系，不需要中央银行利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但是却可以比较明确地反映出微观主体的预期，是货币政策预期引导过程中必需的信息来源。
第三，中国中央银行在行政决策以及目标设定等方面尚不具备足够的独立性，中央银行实际上是作为以国务院为核心的诸多主宰转型期经济发展策略的政府部门的人身份出现，受其委托对物价、就业、国际收支、经济增长加以调控以实现政府意图。因此，在货币政策信息沟通过程中就会出现政出多头的现象，本属于中央银行专有职能的货币政策控制权被分散到对中央银行具有委托关系的各个部门，以至于国务院、发改委、统计局以及其他权威组织成员的言论都会对微观主体理解货币政策信息构成影响。从第二部分的公式以及中国实践中我们都可以看出，如果微观主体学习成本过高导致对信息缺乏判断能力，就会放大异质预期产生的预期冲击，导致中央银行对微观主体预期的管理更加困难。
因此，本文认为对中央银行信息沟通能力的改进，不仅仅要强调货币政策信息的透明度，更应该强调微观主体对所公布信息的理解。在当前中国特殊的转型期经济政治背景下，强调货币政策的科学性、前瞻性以及信息沟通效率，要比单纯强调货币政策信息透明度更有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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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的主体范文5
关键词 货币市场 资本市场 货币政策有效性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1 我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
从我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现状来看，两市场间以及两市场内部均存在发展不均衡。首先，从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关系看，由于采取了“先资本市场，后货币市场”的政策取向，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资本市场在市场规模、市场主体、市场法律法规建设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相比之下，货币市场的发展则大大落后。其次，从货币市场自身的发展看，不仅规模较小，而且各子市场的发展也缺乏均衡性，表现为债券回购和同业拆借市场发展较为迅速，而票据市场、短期国债市场与其他市场相对缓慢。以短期国债市场的发展为例，虽然目前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已由1997年的7.5%上升到了2002年的18.9%，但是基本都是中长期的，1997年以来发行的25 711亿国债中只有200亿是2000年发行的1年期短期国债，所占比例不到1%，而发达国家短期国债占全部国债的比重一般为40%~50%。第三，从资本市场自身的发展来看，存在着“强股市、弱债市，强国债、弱企业债”的结构性非均衡。一方面，债券市场的发展慢于股票市场，如2002年末我国股票总市值为37 526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6.6%；国债(包括凭证式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和企业债的未到期余额为34 910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4.1%，而该比值在主要的市场经济国家为106%，在亚洲市场经济国家为86%。另一方面，债券市场本身的发展也具有非均衡性，企业债券在整个债券市场中所占的规模一直很小。
2 我国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非均衡发展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2.1 货币市场发展非均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货币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短期融资功能以外，还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功能。由于货币市场是短期金融工具的交易市场，具有敏感性高，能及时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和利率变动的特点，因此是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场所。但是，我国货币市场发展十分滞后，且各子市场发展不均衡，使其作为政策市场的功能远未充分发挥。
目前我国主要的货币政策工具包括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再贴现、公开市场业务等。首先，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对经济、金融运行的冲击力强且能否发生作用还要取决于商业银行、居民等经济主体的行为，具有一定的被动性，一般认为不适合作为一种调节手段经常使用。其次，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改变再贴现率和再贴现条件来影响商业银行的再贴现行为，从而达到调节货币供应量的目的。然而，再贴现政策的有效实施需要一个完善而发达的票据市场。虽然近年来我国票据市场取得了长足发展，央行改革了再贴现利率生成机制，并连续下调再贴现利率，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票据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票据市场业务量小、票据市场工具单一等问题，同时由于社会信用机制不健全、商业票据使用不广泛、再贴现始终未能形成规模，中央银行难以利用再贴现政策发挥对货币进行调控的作用。第三，中央银行人民币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应主要是在国债市场尤其是短期国债市场上，但如前所说，我国国债品种不多且短期国债数量较少、公开市场业务缺乏载体，同时持有大量国债的商业银行将国债视为低风险、高效益的优质资产，不愿出售，市场交易不旺，使中央银行难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影响基础货币的供给；另一方面，我国外汇市场交易主体较少、市场规模偏小、市场发展滞后的状况也使得外币公开市场操作难以成为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
2.2 资本市场发展非均衡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当前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资本市场的发展一方面影响了传统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介目标、政策工具及传导机制，导致货币政策的影响对象多样化和实施过程复杂化，使现行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的效力减退，并因此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而另一方面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和“资产负债表效应”又已经成为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机制，资本市场上的货币需求已经成为影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重要因素。
但是，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不均衡，使得资本市场传导货币政策受到了各种制约。虽然我国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发展相对较快，但在股票市场存在的上市公司素质不佳、发行过程中的过度包装甚至欺诈行为、市场参与主体缺乏机构投资者、股市运作不规范等问题使股票价格难以真正反映企业经营业绩和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从而使证券价格的变化影响银行、企业和居民的资产负债结构进而影响投资、消费决策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的“资产负债表效应”难以实现。目前股市所产生的通过“财富效应”刺激需求的功能也十分有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中央银行利率政策的有效性。
2.3 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一体化程度不高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
在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双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并存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不仅取决于两种机制各自的货币政策传导效率，而且受制于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资金只有在两个市场间自由流动，使两个市场保持高度的一体化程度，才能最大限度地缩短货币政策时滞，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同质性客观上要求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必须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融合与渗透，而人为地分割两个市场只能导致市场价格机制及资源配置机制低效率甚至失灵。由于我国自1993年金融体制改革后一直采取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因此自1997年6月商业银行从证券交易所退出以及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建立以来，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分割情况严重，资金在两市场间流动手段受到严格管制。由此造成了市场间的资金流动困难，从而使两个市场形成的利率及收益率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无法准确、迅速地反映市场资金的供求状况，也无法形成基准的利率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有机相连的利率结构，货币政策效果不佳。
3 促进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均衡发展，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对策
3.1 大力发展货币市场
进一步规范同业拆借市场，在严格管理的基础上，继续加快市场主体的培育，完善同业拆借市场结构，使其逐步发展为存款机构之间调节短期头寸的主要场所。大力发展票据市场，从引导和规范我国商业信用入手，培育和发展规范化的商业票据市场，为扩大中央银行再贴现业务创造市场运作条件。增加短期国债品种，为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提供载体。加快培育完善的短期国债和外汇市场。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和逐渐开放，外国资本进入我国资本市场的数量将会大幅度增加，汇率对实体经济、资本市场和货币供应的影响增大，公司债券和金融债券等替代资产经过金融创新后也将充实到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工具中，因此公开市场业务会逐步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其运用的市场也需要相应的建设。此外，还要加快货币市场各个子市场间的融合，最终建成集同业拆借市场、贴现市场、国债市场于一体的统一的货币市场。
3.2 调整资本市场结构
在培养优质股票市场主体，为资本市场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微观基础的同时，还要加强债券市场尤其是企业债券市场的建设，改变目前企业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模式。一方面应取消企业债券额度管理，放宽对企业债券的期限、种类、利率的有关规定，另一方面要丰富债券种类，增加企业债券类型。在进一步实现资本市场的融资的同时，充分发挥其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改变目前上市企业以传统产业和国有企业为主且不能市场淘汰的状况，保证不同的市场主体能享有同等的待遇，使有限的资金配置到更富有效率的产业中，从而提高资本市场运营效率。
3.3 开辟货币政策与资本市场的沟通渠道
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存在必然联系，是资金流动性的一种客观规律。为了增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关联性，使中央银行的各种货币政策工具能够协调运作，从而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需要有条件地使银行与证券业、信贷市场与资本市场资金互相融通，适时建立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票市场的合规渠道。目前，我国银行资金主要通过股票抵押贷款等渠道少量进入资本市场，即使这样，由于理论上存在误区和认识上的不足，也没有真正做到两个市场的对接。因此，目前首先应该着眼于现有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有效对接，将资本市场纳入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其次，进一步扩大券商进入同业拆借市场的数量，完善股票质押贷款办法，允许券商进入银行间的国债回购市场；再次，优化银行资产结构，开展个人质押贷款。
3.4 完善货币政策运作体系
首先，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应关注以包括资产价格在内的广义价格指数稳定。应适应新形势下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和资本市场发展的要求，增大如服务产品、信息产品、房地产产品等在价格指数中所占的比重，并适度考虑资产价格水平。其次，加快利率市场化步伐，提高利率变化对金融资产价格的传导效应，央行也应适时把市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利率具有稳定性、可测性、可控性和即时性等一系列特征，作为资金价格，能够通过资金供求双方不断变化的交易及时地反映出来，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较好的操作目标。随着经济的市场化、货币化及金融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利率、汇率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将加强，因此，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和利率弹性的增大，中央银行适时地把市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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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的主体范文6
关键词：保险业金融功能货币政策
保险公司，尤其是寿险公司，开发促销新产品，经历了“储蓄型——保障型——投资型”的演变。最初，将保险单的利率与银行存款相比，渲染保险单的储蓄回报功能。在银行利率一再下调的压力下，保险公司不得不放弃高利率的保单，重新回归保障功能。而后开始大力引进国外投资型险种，如投资连结保险、分红保险，曾一度红火了沿海各大城市。
但是仅从防范利差损目的出发开发投资型保险产品，进而要求拓宽投资渠道；或者，仅从繁荣股市目的出发，鼓励保险资金入市及保险公司上市，都患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近视病，过多资金入市也可能引发股市过热的危险。因此，强化保险业的金融功能需要从更宏观的视角出发。笔者认为，强化保险业的金融功能还可以从货币政策体系入手。
货币政策的新发展
货币政策目标是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来实现的。但从中央银行动用货币政策工具到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间要经过许多环节。中央银行为了随时掌握经济状况的发展变化，必须利用一些能反映经济发展变化的金融变量，作为观察从货币政策工具到最终目标的实施过程和效果的指标。长期以来，美联储把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以公开市场业务作为调节货币供给量的主要手段。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货币政策作用的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一，金融创新的发展，特别是各种衍生金融工具层出不穷，一方面使美联储的货币供应量统计越来越困难，货币供应量渐趋失控；另一方面使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大大下降。第二，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融资方式的创新，使中央银行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以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规模，进而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政策意图难以见效，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的传导功能弱化。第三，经济金融全球化及金融市场深化导致的大量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使传统的货币供应量与产出之间的联系被打破。正是以上原因使得美联储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指标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严重限制。
在我国也出现类似情况，中央银行为了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加，连续8次下调利率，希望通过利率机制对银行储蓄分流，鼓励居民、企业贷款、消费，或进入证券市场进行投、融资，获得更大的利益，发挥资本市场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重要功能，实现中央银行刺激投资消费的货币政策的目标。然而，操作效果不尽如人意。利率政策的杠杆效应以及由此带来的债券、股票市场上的财富效应均难以奏效。
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不通畅或发生扭曲的因素较多，其他金融机构不受中央银行的约束、贯彻落实货币政策的意识和动力不强是原因之一。由于在我国目前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原则，在金融机构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情况下，中央银行能够直接监督和调控的只有银行、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对证券、保险、投资基金等机构则难以直接调控。这些机构的行为是否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意图一致，中央银行无力进行直接约束，从而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金融创新实践证明，中央银行只控制商业银行的活期存款而忽视非银行金融机构在信用创造方面的作用，其结果是导致了大量的金融和信用失控现象，导致货币政策的失败。为此，中央银行必须扩大货币政策调节和作用的范围，把控制的触角逐步伸展到商业银行体系以外的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调控范围扩大到全部金融资产，并注意政策的均衡性。
保险业对货币政策的作用
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业务综合化和金融机构同质化趋势，模糊了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界限，混淆了这两大类金融机构在创造存款货币功能上的本质区别。随着融资证券化程度的提高和金融市场的日益发达、支票帐户电子资金划拨系统、可转让存单、电话存款、证券化贷款等业务的逐渐完善，使得存款货币的创造不再局限于商业银行，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也有创造货币的功能。金融创新以后，在开始混业经营的国家里，货币供给由过去的中央银行提供通货和商业银行提供存款货币二类主体扩展为中央银行、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三类主体。货币供应主体增加，包括保险公司在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也成为货币供应主体。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多层次的货币应包括有些流动性好的金融工具，如短期政府债券、储蓄债券、具有现金价值的人寿保险单、互助基金股份等。由于在金融市场发达的情况下，这些金融工具可以随时转化为现实的货币，即货币化，因此，一些国家也把这些近似货币计算到货币供应量之中。
货币政策制定后广泛地通过信贷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传导。保险业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表现在：
对利率政策的反应
利率政策是中央银行根据货币政策目标和宏观经济调控的需要，所制定的调整利率水平和利率结构的政策、措施，以此引导各微观经济主体向宏观经济需要的方向从事经济活动。作为重要的经济变量，利率一直是中央银行调节干预经济的工具之一。
在利率政策发生作用的过程中，保险，特别是长期寿险业务，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当中央银行采用扩张货币政策，市场利率下调，在其他各因素不变的假设下，保险公司长期险（寿险）资金运用收益预期下降，寿险产品的预定利率下降，寿险产品价格上升，通过价格效应，居民的保险需求下降，实物消费可能增加，最终推动货币政策的预期目标实现。这在金融市场不发达的国家表现得尤其明显，而在发达国家，保险公司可通过多渠道运用资金均衡收益，因此费率可不必依附于利率。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因为保险运行机制配套问题而发生扭曲。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为抑制通货紧缩，我国央行连续8次降息。但在名义储蓄利率大幅变动时，保险监管政策未能及时作出反应，加上寿险公司自身缺乏风险意识，假定的预定投资回报率高估，部分公司甚至渲染这种差价，造成居民对保险商品的抢购，将央行利用货币政策希望从银行“分流”的储蓄，部分重新流入了寿险公司，没能实现扩大实物消费的作用，抵消了央行货币政策效果；而由于投资渠道狭窄、能力受限，寿险公司自身面临严重的“利差损”风险。
保险业通过货币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作用
理论上，市场利率以资金供求为基础，保险公司的同业拆借、债券买卖业务等资产业务表现的逐利性，为中央银行利率杠杆作用的发展提供了微观基础。保险公司通过从事政府债券的买卖和同业拆借活动，可以直接成为央行公开市场操作的交易方，完成央行吞吐货币的重要过程；也可以与其它金融机构交易，间接影响央行的货币政策传导。在这一过程中，保险公司广泛参与了整个市场利率的变动过程，即保险公司的资金供求变化带来的信贷、货币市场的资金流动，成为影响货币市场银根松紧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最终影响长期国债收益率、同业拆借利率的形成。
根据西方金融理论，货币政策通过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托宾Q效应传导至实体经济，因此保险资金的直接入市、间接入市，甚至保险公司上市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资本市场的资金量，并通过影响股票债券价格来影响企业居民的行为。
保险业还通过迂回的途径，间接地影响企业和居民的货币需求。由于保险为企业和居民提供了保障，他们缴纳保险费而得到预期财富效应，节省出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和消费。
影响货币乘数和货币流通速度
保险公司作为金融中介，其信用扩张不同于银行体系。
与银行贷款不同，保险公司的贷款在其资产负债表上表现为资产一增一减，并未产生派生存款。但在我国，保险公司的银行存款并不像企业存款一样计入货币供应量，因此，保险公司提供贷款时，保险公司存款的减少带来的商业银行负债方企业存款的增加就事实上增加了货币供应量，等同于派生存款。若此时中央银行仍只调控商业银行信贷，忽略了非银行的信用扩张，就可能造成过多的货币供应。如1995年《保险法》出台以前，我国的保险资金可用于流动资金贷款，1984-1989年，累计运用保险资金37亿元，其中投资贷款占97%，1991年才开始有所调整，应该说这对当时的通货膨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保险法》规定保险资金运用限于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等，这又矫枉过正，杜绝了派生存款的同时却在另一方面延长了资金的流转，降低了货币流通速度。
虽然保单质押贷款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贷款，事实上它是在保单现金价值内预支，并未超出保单现金价值。但这意味着保单权益的支付期限缩短，体现了保单资产的流动性和变现能力。因此，它虽并未非派生存款，但起到提高货币流通速度的作用。
随着保险业的发展，保险公司广泛地支付高比例的佣金通过人、经纪人推销产品，保险公司自身的业务费用及层层机构的收入分流就形成了不容忽视的现金漏损，也即减小了保险公司的信用扩张能力。
将保险业的宏观调控纳入货币政策体系
从中央银行来看，中央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过程中必须有更广阔的视野，而不是只盯住基础货币，应当面对多样化的包括保险资金在内的金融资产。虽然目前，我国保险资金相对于上万亿的银行存款来说，作用较小，但随着我国保险业的壮大，保费的增加，保险单作为居民的金融资产的作用也将逐渐增大；且保险公司的风险控制能力增强，保险资金运用规模也将增加，成为不可忽视的金融资产。
由于各种金融资产在影响价格水平和经济过程的程度、途径不同，因而，中央银行在调节和控制货币供应量时应有所侧重，划分货币层次分别控制。重点控制基础货币的同时，密切关注货币资金在不同市场间的流动，对货币政策的效果评估应包括资产价格如股票、债券和房地产及生产、消费和服务在内广义价格指数。要加强与三大金融监管当局的沟通与交流，协调相互间的政策措施。
从保险业来看，首先，应建立风险机制，积极参与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引导货币政策的顺利实现。其次，制订正确的保险政策，促进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增强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再次，充分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促进资金的快速顺利流通。保险公司不仅可作为资金的提供者，还作为资金的需求者；不仅为证券市场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保险公司上市又从证券市场募集资金，通过保险证券化、巨灾债券在筹集资金、分散风险的同时，为证券市场提供多样化的金融资产，促进资金快速流通。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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