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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的局限性范文1
企业财务会计的存在和发展必然受到本国多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客观因素的情况直接决定了企业财务会计发展的途径和方向，所以这也就造成了全世界各国企业财务会计的的不同和差异，这就使得企业财务会计这一概念带有非常明显的社会特征。本文主要探讨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对企业财务会计发展及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方面的影响，认为企业财务会计在经济管理活动中应与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协调发展。
二、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对企业财务会计发展的影响
在众多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因素当中，能够形象到企业财务会计的有很多，例如：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和法律等，其中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是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对企业财务会计发展的影响主要有：（1）经济体制。纵观世界各国的企业财务会计准则，其产生和发展的轨迹都与经济体制息息相关，可以这么说，体制的不同导致了企业财务会计理论和方法在各国的不同，这也就使得每个国家所指定的企业财务会计规范也不尽相同。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整个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制经济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在宏观上要求市场作为经济活动的风向标和主体，政府在经济活动中主要利用各种经济杠杆作用来对市场进行引导调节，把好机制关；在微观的层面，就要求无论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都应该建立完整的现代企业制度，以市场为导向，遵循市场的规律，独立自主的完成经营活动。为与此种特征相适应，企业财务会计计量的客观公正性就显得至关重要，相关财务信息能否及时有效的反馈对企业的发展决策是息息相关的。（2）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财务会计的发展水平一定是受到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的，企业财务会计的发展和水平必须与社会的实际经济状况相适应，可以说商品经济的发展需求就是企业财务会计产生和发展的源动力。任何新的企业财务会计思想的发生发展和企业财务会计准则的确立，都是和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及社会的经济状况密不可分的，可以说企业财务会计就是经济发展的伴生物。由此，我们可知经济水平的高低，发展速度的快慢是企业财务会计制度发展的主动力。（3）知识经济。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知识经济的时代已经到来，在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模式下，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企业财务会计这一领域也面临着改革和发展的严峻挑战，这种挑战带来的不仅仅是压力，更多的带来的是发展的机遇。知识经济的核心就是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核心和依托，摒弃了以往一贯的依赖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传统细想。知识经济不断的发展，必将带来新一轮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契机，当然作为经济伴生物的企业财务会计也必将获得巨大的发展机遇。另外知识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也为发展企业财务会计提供了可能，为其提供诸如计算机、网络等一系列便捷的设备，这些东西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提高了企业财务会计工作的手段。
三、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对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的影响
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是指企业对未提供的反映企业某一特定日期的财务状况和某一企业财务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现金流量等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文件。从这一概念我们不难看出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对企业决策的重要性，对企业财务会计报告起到根本影响的因素主要有两项：一是国家的经济状况以及相关的政策法规；二就是使用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使用者的实际需求。现如今，随着科技和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的认知观、思想观都在发生着深刻而巨大的变化。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导致传统的企业财务会计信息与实际的社会经济严重脱轨，甚至与现实的经济发展需求背道而驰，这种情况的出现和愈演愈烈都已经说明传统企业财务会计报告制度的改革刻不容缓。（1）社会经济状况和国家经济政策对企业财务会计发展及对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的影响。所谓知识经济是一种直接依靠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的经济，由传统的工业经济发展而来、并与其相区别。与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相比，它有如下特征：一是落知识资本取代资本资产的首要地位，提高了无形资产的重要性。它们取代了传统经济形态下资本资产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二是新经济形态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社会责任观”日益受到重视，它要求经济、高效的利用资源；三是信息高速传递，信息产业崛起为改革传统的信息传递手段提供了条件。（2）知识经济条件下的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的内容。新经济形态对企业财务会计的贡献在于它扩大了传统企业财务会计的视野，弥补了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系统的不足，它是对传统企业财务会计继承基础上的新发展，它把企业财务会计特有的确认、计量核算和报告拓展到了知识的领域。一份完整的财务报告在报告之外还应该涵盖和说明与之相关的情况信息以及先关资料。其中，财务报表有报表本身及其附注两部分构成。附注是财务报表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报表至少应当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3）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财务会计报告的表现形式。在传统的信息传输技术条件下，以报表的方式来交换信息已被实践证明是最有效和最节约成本的方式。这种方式一直沿袭了几千年，成为国际通用的信息传递方式。但这种方式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表现在：一是以数字为主，只揭示少量的非数字信息，一方面导致许多难以定量的信息不能充分批露，另一方面，这种方式不直观，它要求信息使用者有较高的素质；二是时效要求严格，企业财务会计是否重要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的状况，简言之就是经济发展的水平越高，其企业财务会计的作用就越大，在企业财务会计界当中始终不变的话题就是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问题。在新经济经济形态下，要提高企业财务会计信息质量，我们不但要研究新经济时代的企业财务会计环境的特征，完善企业财务会计理论，还要加强企业财务会计队伍的培训，把现代化的技术应用于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模式之中。
新经济政策的局限性范文2
[关键词]法国 竞争法 欧洲化
法国的竞争法理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大革命时期的经济自由主义理念，这一理念是竞争法产生的核心依据。可以说，在欧洲，竞争自由的观念首先在法国获得政治地位。但直到1986年法国才对卡特尔进行立法控制。在法国，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一直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从价格管制到处理经济萧条，指令性计划一直是法国经济政策的重要方面。虽然在大多数经济领域，市场的开放度和竞争的活跃度都很高。在这种背景下，大力的竞争政策举措也姗姗来迟。
1986年以前的竞争立法概念不清，目的不明，体制混乱。具体而言，1791年颁布的《制帽法》禁止同一个商业组织成员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进行结社。1810年，《刑法》419条禁止通过串通操纵食品或其他商品的价格，使其高于或低于自然形成的价格，违反者将被罚款或监禁。这条是针对拿破仑战争期间，商人操纵短期商品的价格的问题而制定，直到1986年才被废止。在19世纪下半叶，法国开始展开有关竞争制度的讨论。法院在适用《刑法》419条时开始试着区别好的和坏的卡特尔，并在后者中找出几个进行制裁。1926年法院的司法解释被吸纳到419条的修改中，这样做的结果非但没有加强国家对卡特尔的控制，反而缩小了419条的适用范围。次年（1927年）法国代表团在世界经济大会上提出了一项控制卡特尔的计划。但正当其他国家对竞争立法产生兴趣时，法国国内却反应冷淡。到了30年代，欧洲开始流行兼并主义，卡特尔被当成增强国家竞争力的手段得到政府的推崇。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又出现了对卡特尔的怨言。《1945年法令》规定拒绝交易、价格歧视和其他一些类似行为是非法的，事实上将竞争问题归结为非法定价问题。虽然该立法并非一部竞争法，但却成为未来法国竞争法的基础。至少从形式上说，法国的竞争法是通过修改价格管制法发展起来的。1953年政府颁布了一项法律来执行《1945年法令》，这个新法令看起来更像是一部现代的竞争法。但此法令只适用于对价格造成影响的联合行动，并不针对单一的公司行为。同时法令规定了例外情况，如果影响价格的联合行为符合其他法律法规或被官方批准可以得到豁免。该系统在1963年将滥用支配地位包括进来。但直到70年代末期，1963年的修改规定没有正真被适用过。
执行机构方面，战后价格管制的决策者是经济财政部，该部门的部长是发表价格指导意见的决策人。此外1953年的法令还增设了一个合同技术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外部专家负责调查被指控的违法行为并向经济财政部提供建议。这个机构的作用看起来像一个设置在政府之外的法庭，不同的是他缺少了司法的强制执行力。该机构被认为是一个行政机构之下的附属部门，作用有限。
20世纪70年代，外部经济环境的冲击使法国政府认识到行政计划的局限性。放松价格管制成为刺激经济的手段之一。1977年和1978年，推崇自由经济的总理雷蒙·巴尔开始用竞争法体系取代价格管制。这时期的变化包括制定了禁令和罚款，将技术委员会改名为竞争委员会并扩大其资源，最关键的是规定了对合并进行控制。这些变化为以后的改革做了有益的准备。
总结1986年以前的法国竞争法可以发现，这时期的竞争法是边缘的。法国更关心的是如何控制价格、推行产业政策，而对于竞争的认识模糊，以至于竞争规则始终处于另外一些法律范畴下。这种现象有助于我们理解法国官员在欧共体竞争法的立法过程中，总是表现出不愿意建立严格的竞争法规则的原因。
20世界80年代中期，法国政府一改过去的传统，开始减少管制和促进竞争。1986年法令的颁布使法国竞争法改革迈出了一大步。这次法案遵循了《罗马条约》的第81、82条的基本结构。为了将行政干预改变为依靠市场的竞争，政府重点改造了执法机构。竞争委员会提升为竞争审理委员会，使其成为独立的权力机构。该机构可以主动提讼、命令并实行罚款。法国的变革被许多人认为是各国竞争法以欧共体竞争法为中心时代的开始。
2001年的《新经济规制法》对竞争制度进行了全面整理编辑。同时《新经济规制法》改进了调查的程序和决策，增加了通知义务，加大了制裁的力度以及豁免的规定。这些措施的提出主要是源自欧共体的相关法律和执法实践。目前，法国竞争法有关限制性协议，占支配地位垄断和合并问题都是按照欧共体竞争法模式和原则规定的。不同的是，在法国，企业不必提交申请批准或得到豁免（除了合并）就可以直接从事相关行为，经济利益的平衡可以导致滥用垄断地位得到豁免。虽然被豁免的实例很少见，但法国的法律还是残留着独特的遗产。商法中还有关于价格控制和针对反不正当竞争的政府权力。
目前有两个机构负责执行竞争法，一个是竞争、消费政策和制止欺诈总局，属于公共经济财政工业部的一个机构。另一个是竞争审理委员会，属于独立的行政机关。虽然它并非司法系统，但它的执法程序和司法程序相近，而且有关裁决可以被上诉到巴黎法院。两个权力机构的并存虽然会导致冲突的出现，但习惯对经济进行行政控制的法国还是不愿意完全排除政府对竞争政策的干预。
参考文献：
新经济政策的局限性范文3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增长；要素流动；新经济地理学；状态空间模型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XX.XX
中图分类号：F062.5 文章标识码： 文章编号：
The Research about Urban-rural Income Gap， Factor Mo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YANG Meng-yua， YANG Fangb
（a.Institute of Regional and Urban Econom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b.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6）
Abstract：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benefits from the rational flow of urban and rural elements. The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still exists despite the economy getting better. Assuming that the behavior of economic agents， it discusses the inhe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factor mobility， and analyzes the spatial evolvement in above both element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oretically by the methods of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Finally， taking Chongqing as an example， it builds state-space model to testif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s an inverted "U"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and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the elements flow and participation in economic activities of the Government have time-lag effect and time-variation effect on narrowing the gap， and the gap have an impact effect on economic growth ，but slowing down. Based on above， it is feasible to strengthen 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promote the rational flow of factors， deepen the reform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djust fiscal expenditure and the policy of land transfer， activate the rural factor markets， and ensure the rural economy growth.
Keywords： urban-rural income gap； economic growth； factor mobility； New Economic Geography； state space model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城镇化水平快速发展、经济开放程度逐渐提高、要素流动日益加快的发展时期，但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善、区域资源禀赋差异和政策倾斜等原因，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二元经济结构依然突出。十报告指出“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因此，准确解析城乡收入差距、要素流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充分发挥城乡优势、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前提，对全面深化改革和统筹城乡具有重要意义。
主流经济学家看来，并不存在一个以劳动力要素无限供给为特征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但Hayashi和Prescott（2008）承认了在“马尔萨斯”和“索罗”之间存在着一个关键任务，即消除约束劳动力流动障碍的过渡阶段。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强调要素积累作用，但是忽略了要素流动本身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张幼文等，2013）。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从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看，存在一个向心力发挥主导作用，这种向心力就像“黑洞”一样吸引的要素和厂商向中心集聚。假定经济主体均是理性的，消费时追求多样的产品选择；农村劳动力为了增加收入，倾向于从农村流转至城市；政府除经济职能外，还具有社会职能；资本流动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要素在空间流动过程中存在运输成本。基于上述假定，试图将城乡收入差距、要素流动与经济增长三者纳入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以城乡二元结构为逻辑起点，着眼于城镇经济增长，以农村劳动力价格比较优势和城市资本要素比较优势为前提，忽略城市资本向农村流入。重庆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于一体，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长江经济带的建设和促进中东西部协调发展中具有重要战略性作用。因此，经验分析部分将选取重庆对理论分析结果进行验证。
1 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增长理论和计量经济学的发展，有关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不断丰富。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一是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Perssson & Tabellini（1994）3和Knack & Keefer（1997）4认为收入分配越不均等，转移支付率越高，经济增长率则越低；同时存在相反观点，如：K.Forbes（1998）5。另外，Barro（2000）6发现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之间存在某一阀值，低于此阀值时负相关，反之；二是经济增长中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
国内研究总体上延续了国际趋势，地区差异形成原因方面，陈钊、万广华、陆铭（2010）7认为差距的形成在于垄断行业。定量研究方面，吕炜、储德银（2011）8研究表明城乡差距与经济增长总体上呈现显著非线性关系，但存在地域差异，东部城乡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正，中西部则相反。另外，国内学者对倒“U”曲线对中国的适用性展开了实证研究，王小鲁、樊纲（2005）9则认为虽然城乡居民收入变动趋势在数学上具有库兹涅茨曲线特征，但从现实角度看很难确切证实；陈宗胜、高玉伟（2012）0提出中国收入差距正呈现“阶梯形”上升，但上升趋势已趋缓。刘田（2013）[11]认为教育水平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很可能呈现倒“U”型，但未给出理论证据。
现有学者在研究收入差距成因时，多专注于单一方面的联系，缺乏多维视角。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要素在区域、产业、部门之间发生了大规模转移，直接影响了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因此，将要素流动纳入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中，从空间演化视角，注重分析空间演化结果，对三者的关联性进行探讨实为必要，以区别于现有研究。
2 理论分析
2.1 经济主体行为假定
借鉴刘易斯（1954）的二元经济模型和田新民（2009）12建立的三部门分析模型，本文拟建立由生产率较高的城市与生产率较低的农村两区域组成的两区域模型，农村转移劳动力、城市劳动力和政府部门构成经济主体。政府部门的目标为追求总收益最大化。假设城市和农村两区域的就业条件等环境变量恒定和各经济主体理性，农村劳动者为实现收入最大化，选择迁移至城市，城市劳动者则要与政府转移支付意愿达成一致。
假设农村劳动者获得的收入为 ，为实现收入最大化，将满足以下假设： ，其中 为二值选择变量， 为选择函数， 为农村劳动者收入， 为城市劳动者平均工资，与劳动者边际产出相等。 为农村劳动者迁移的预期成本，农村劳动者收入最大化选择行为可描述为：
（1）
政府行为可描述为：
（2）
其中 为城市经济效率指数， 为城市部门聚集系数， 为城市最适人口规模，由自然条件 和人口承载力 决定， 与 为农村转移人口和城市人口。可见，农村劳动者的迁移决策取决于城乡收入差距与迁移成本，一般而言，短期内迁移成本假定为常数，那么农村劳动者的迁移决策则取决于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越大，迁移意愿越强。政府在对待城乡二元关系中，以GDP增长为目标。城市劳动者收入由市场决定，实现集体收入最大化，需要政府支持，当集体意愿足够强烈且与政府目标一致时才能实现。
2.2 城乡收入差距、户籍松动与劳动力流动
泰尔T指数既考虑了收入占比变化，又考虑了城乡人口结构变化，因此用“城乡人均收入比”来衡量城乡差距更加合理。设定农村人口 ，城镇人口 ，农村人均收入 ，城镇人均收入 ，则人均收入为 ，城镇化率 ，农村人口比重 。根据泰尔T指数的定义：
（3）
（4）
令（4）=0，得：
（5）
令 ，则
， （6）
推导可知，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率呈倒“U”型关系 。
假设条件下，若农民“农转非”后，收入为 ，转变前泰尔T指数为：
（7）
转变后泰尔T指数为：
（8）
实践中，“农转非”并非一视同仁，反而具有门槛。如重庆2010年对户籍准入要求是：在主城区务工经商五年以上，或购买成套商品住房，或投资新办实业三年累计纳税10万元或一年纳税5万元以上。因此，户籍松动拉大了统计意义上的城乡收入差距，不难得出 。由城乡人均收入比与泰尔T指数在反映城乡收入差距时的一致性，可得出：
（9）
由（9）可知，城乡人口比与城乡人均收入比值决定临界值的大小，城镇人口越多或城乡人均收入比越大，临界值越小。当y大于转入城镇以后人均收入的某个值时，城乡差距会扩大；而该值随着转入城镇人口比例的扩大而逐渐减小，即“农转非”过程中需要的y越来越小，更多农村人口将转移至城市；反之，如果y小于该值时，城乡收入差距将缩小。
2.3 城乡收入差距、要素流动与经济增长
从空间演化上看，城乡之间的要素禀赋差异成为城乡收入分配不均的最初原因。随着社会发展，城市聚集人口越来越多，生产生活条件逐渐改善，要素流动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新经济地理学派认为，本地市场效应与价格指数效应构成的向心力导致经济要素的空间集聚，促进了经济增长。城乡差异引起要素向城市集中，加强了向心力作用，城市经济环境的改善则进一步强化要素集聚，引起规模效应，加大城乡发展差异，其中政府支出偏向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从经济增长驱动力上看，城乡收入差距将通过消费、投资与出口三个中间环节促进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引起要素集聚，促进社会投资和消费，应对要素集聚的负影响，政府对于城市基础设施的支出也随之增加，外资也会因为要素集聚带来的廉价劳动力而增加。
因此，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如果城乡收入差距给定，城市向心力作用将发挥主要作用，另外，要素集聚带来的规模经济和其他外生作用将使集聚作用进一步加强，促进经济增长。同时，生活和生产成本逐渐上升，产生离心力，经济增长趋缓。如果技术进步不能控制成本，产业不能及时升级或转型，经济增长会进一步放缓。因此，城乡收入差距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首先表现的较为强烈，当达到某一峰值后放缓，峰值取决于城市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具有典型的门槛特征。
3 经验分析
3.1 指标设定与数据来源
本节将对上述理论分析的结果进行计量检验，重庆直辖（1997）后行政区划发生巨大变化，因此，直辖前（1993～1996）的数据按照现有重庆行政区进行了整合，截至2013年共21年。模型Ⅱ的数据则直接采用了自然年份为1985-2012年共28年的数据，以下分别了分析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与政府经济活动参与度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指标设定、计算方法及数据来源见表1，样本描述性统计见表2。
3.2 相关结论验证
3.2.1 劳动力流动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倒“U”型关系的初步检验
（10）
R2= 0.701，SE= 0.024，DW=0.538
进行残差的LM检验后发现回归方程存在序列相关。为此采用AR（1）模型，以城乡收入差距的一阶滞后变量来表示未纳入模型的其他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估计结果 为：
（11）
R2= 0.847，SE= 0.018
LM检验及上述结果表明，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存在倒“U”型关系，为证明上述结果的稳健性，在此基础上加入政府支出、产业结构以及对外开放度等控制变量，结果表明城镇化率平方项的系数为负，结果稳健。
3.2.2 模型1：城乡收入差距与要素流动的关系检验
传统经典回归模型与ARIMA模型，虽有良好的分析与预测效果，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状态空间模型一般用来估计不可观测的时间变量，如：理性预期、测量误差及长期收入等，不仅具有良好的统计性能，而且能够反映变量间的动态关系。状态空间模型表示动态系统的优点是将不可观测变量（状态变量）并入可预测的模型并与其一起得到计量结果。一般而言：
设 为包含k个经济变量的 维可观测向量，这些变量与 维向量 有关， 被称为状态变量，则量测方程为：
（12）
T为样本长度，xt为 矩阵，dt为 向量，ut为 向量，其均值为0，协方差矩阵的连续不相关的扰动向量，即 。不可观测的 可表示为：
（13）
表示 矩阵， 为 向量， 为 矩阵， 为 向量，其均值为0，协方差矩阵为Qt，即 ，假定 满足AR（1）或随机游走过程，具体视模型的拟合程度而定。
Philips-Perron test检验表明，原数据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但在二阶差分时，1%显著水平下均拒绝含有单位根的原假设，说明各变量归于I（2）单整，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以上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建立的状态空间模型为：
量测方程：
状态方程：
方程最终估计稳定结果如表3：
根据SV1、SV2、SV3在考察期内的变动情况，可以看出，1997年直辖后，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和政府经济参与度三个因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可分为三个阶段：1994～1999年，三个变量的弹性系数变化率均为负，表明直辖第3年，变量才开始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一方面说明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依赖性，另一方面则验证了影响的时滞性；2000～2007年，表明重庆直辖后制度优越性逐步显现，经济增长势头良好，三个变量弹性陡升，变化率为正，城乡收入差距逐渐拉大，2007年达到峰值，其中土地城镇化率作用最为明显，说明土地城镇化是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表现形式。期间，政府经济参与度变化率为正，说明经济政策更有利于城镇发展； 2008～2012年，2007年重庆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三个因素对拉大城乡差距的作用迅速降低，土地城镇化率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大，人口城镇化率的影响逐渐凸显，表明户籍改革作用明显；而政府经济参与度的影响弹性基本保持平稳，但弹性为负，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表明偏向城镇的财政支出政策更有利于重庆经济增长。总体来说，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发展看似呈现矛盾的局面时，从近20年的人口、土地及财政支出指标看出，重庆直辖后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2008年开始略有缩小趋势，但并不明显，政策有待改进。
3.2.3 模型2：门槛效应验证
STR模型是门槛模型的一般形式，其主要特征是回归参数发生缓慢的变化，符合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主要特征。具体方程为：
（15）
（16）
（17）
其中 为解释变量的矩阵， 为P+1阶列向量， ， 阶列向量， 。T为转换函数， ，是关于 的函数， ，为平滑参数，表示模型一个状态从另一个状态的调整平滑性； 为转移变量， 为门限参数，是决定模型动态变化发生的位置参数， 为模型的线性与非线性部分。
对（16）而言，K=1（LSTR1），当 趋于负无穷时，转移函数T=0，方程变为 ，当 趋于无穷时，转移函数T=1，方程变为 ，也就是说，随着 变化，方程在两个极值之间平滑的变化。K=2（LSTR2）时，转化函数T达最小值，方程中的参数围绕着 对称变化，当 趋于无穷或0时，转换函数为常数，此时方程为线性模型。因此，STR模型可以有效的表征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单调关系或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的动态特征。
为了确定自回归部分的滞后阶数，分别选取响应变量PGDP的滞后项1-3，RD为0-2阶，共9种组合，从最高开始依次根据检验结果的AIC、SIC准则及变量的t、DW值来选取，检验如表4所示：
注：表中变量对应的三个数字从上到依次为系数，标准误差，P值。
表4可以看出，lnPGDP滞后3阶与lnrd滞后1阶的条件下，SIC与SC之和最小，其他参数也较为理想。所以确定该模型的最终解释变量为lnPGDP_1、lnPGDP_2、lnPGDP_3、lnRD、lnRD_1。由此平滑转换模型STR的AR部分可记为：
已经确定了STR模型的线性部分AR模型的滞后阶数，但二者之间是否在存在非线性关系，需要模型参数检验，得以下方程：
（19）
设原假设为H0： ，拒绝原假设意味着原序列是非线性，否则为非线性，意味着城乡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存在着非线性关系。确定转换函数后，函数的选择依赖于以下三个序贯检验：H04： ；H03： ； H02： ；
检验结果如表5：
根据上表的检验结果，当转换函数为Trend时，接受线性函数假设的P值为2.8919e-02，小于5%，因此在5%的显著水平上，检验拒绝了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线性关系的假设，而接受呈非线性关系的备择假设。在F4、F3、F2中，F3的P值为1.0754e-01，故转换函数为LSTR1。
在对STR模型进行估计时，为了得到一个合适的c、 值，必先在一定范围内随机赋值，然后带入LSTR1模型中，使其残差最小。本文构造的 ，c [0，36]（c一般在转移函数序列的0.15到0.85之间），步长均为0.0003，构造一个二维空间，依次取遍二维空间上的值，并计算残差，使其最小值为c、 的初始值。用二维格点搜索法取得的平滑参数（ ）与位置参数c的初始结果，如表6：
从表6可看出，c、 初值及区间内的最小残差平方和。Terasvirta（2004）指出如果c、 的初始估计值在构造的区间范围内，则可以作为模型进一步优化的基础，否则不能作为非线性优化的初始值。由格点搜索的等高线图及格点搜索的平面图（如图1、图2）可知，c、 在所构造的平面内，可用于模型估计的初始值。
图1 格点搜索的等高线图
图2 格点搜索的平面图
确定平滑参数与位置参数后，利用递归方法可求出方程（15）中的各参数。表7显示模型的相关参数合意，符合经济理论，表明从长期看来，重庆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具有差异性，其中位置参数落在了构造区间内，说明构建的非线性关系符合解释要求。当经济增长率低于位置参数时，城乡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增长，系数为0.6507；当经济增长率高于位置参数时，促进效应减小，系数为0.4538。平滑转移参数为215.4283，说明转换速度快。此外，转移函数的拐点出现在位置参数为23.7586处，从拐点两端看，分布较为对称，见图3。
图3 STR模型的区制转换时间序列图
综上，重庆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正，但很明显这种作用在放缓，具有非线性转换特征（门槛值为位置参数23.7586，2004年后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从0.65变为0.45），城乡收入差距促进重庆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量已经减弱。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4.1 研究结论
理论分析表明：城乡收入差距与人口城镇化之间长期存在倒“U”型关系；特别是对人口城镇化的作用机理分析显示，户籍改革推动下的人口城镇化初期会缩小城乡差距，但当达“临界值”时将出现逆转，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间存在门槛特征。
经验分析表明：重庆自1997年直辖以来，人口城镇化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政府更加注重产业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支撑作用，政府参与度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城镇空间功能局限性逐渐显现。总体而言，改革对重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促进作用仍有改善空间，应该认识到以保障民生为导向的财政支出政策效果明显，但土地城镇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逐渐趋于平稳。随着城乡收入差距、要素流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不断演变，农村劳动力的输出方式、结构以及城市就业吸纳能力和生活成本会发生相应变化，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同时形成进城务工者收入分配不合理、城镇就业不稳定甚至乡村衰落等问题。
4.2 政策含义
新经济政策的局限性范文4
关键词：开发式扶贫方针；参与式扶贫体系；完善与拓展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期评估结果显示，纲要实施5年来，全国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2927万减少到2365万，减少了562万；低收入贫困人口从6102万减少到4067万，减少了2035万。同时，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较大改善，各项社会事业有了长足进步。论文百事通2005年，时任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福威茨在访问中国时说：“自1980年以来，中国的脱贫人口在发展中国家脱贫人口中占75％，这是一个惊人的事实，中国的减贫成就举世瞩目。”
与此同时，数据也显示，我国减少贫困人口的速度明显趋缓。20世纪80年代，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年均减少1370万；90年代年均减少620万，进入2l世纪年均减少只有150万。于是，对如何解决剩下的2000多万绝对贫困人口的问题，有关讨论提出了多种解决办法，集中在两个方面：一种观点认为开发式扶贫为主的方针已不适应新阶段的扶贫形势，扶贫应以救济救助为主。目前农村有2000多万贫困人口，只要国家财政给每个贫困人口提供1000元生活保障，也就是每年拿出200多亿元，农村的贫困问题就可以彻底地解决。另一种观点认为，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于统筹城乡发展、消除农村贫困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简单地用低保的方式解决现有2000多万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否定开发式扶贫方针，这种观点并不符合我国农村目前贫困问题的实际，也不符合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的基本方针，不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笔者在同意后一种观点的同时认为：国际经验与国内实践表明，开发式扶贫方针是我国政府农村扶贫政策的核心和基础，必须坚持。但是，在新的形势下，开发式扶贫也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需要进行完善与拓展。
一、坚持开发式扶贫的必然性
回顾我国扶贫工作的历程，根据推动减贫的主要手段，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一是从建国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8年)，我国基本采取传统的社会救济扶贫方针，政府通过一系列强制手段和制度变革实现城乡居民之间分配平均化，总体上避免了贫困程度的加深；二是1978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增长实现大规模减缓贫困，这一阶段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三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逐步形成了我国农村扶贫的基本方针，即开发式扶贫。
开发式扶贫是对过去传统的救济式扶贫的改革与调整。经多年的实践，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政府农村扶贫政策的核心和基础。2001年我国政府公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指出，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支持、鼓励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改善生产条件，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增强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据此，开发式扶贫方针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内容：(1)倡导和鼓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克服贫困农户中普遍存在的“等、靠、要”思想；(2)针对贫困地区基础设施薄弱、抵御自然灾害能力较差的实际情况，国家安排必要的以工代赈资金，鼓励、支持贫困农户投工投劳，开展农田、水利、公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条件；(3)国家安排优惠的扶贫专项贴息贷款，制定相关优惠政策，重点帮助贫困地区、贫困农户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种植业、养殖业以及相应的加工业项目，促进增产增收；(4)开展农业先进实用技术培训，提高贫困农户的科技文化素质，增强自我发展能力；(5)扶贫开发与水土保持、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相结合，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的发展后劲。
从国内外实践看，二十多年扶贫开发的巨大成就证明了这一扶贫方针的正确性。现阶段乃至一个更长的时期，我国扶贫工作仍然需要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为主的方针。
首先，开发式扶贫符合目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实际构成情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研究，在目前农村2000多万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中，只有7％是丧失劳动能力需要救济救助的。而93％是有劳动能力、可以通过开发式扶贫脱贫致富的。同时，这2000多万人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群体，其中87％在l亿多人的群体中波动出现。国务院扶贫办通过建档立卡，基本摸清各地扶贫工作对象的总量为10698．9万人。只有逐步提高这1亿多人的自我发展能力，才有可能稳定地解决贫困问题。
其次，开发式扶贫不仅是为了解决贫困农户的温饱问题，而且是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基础。解决贫困问题，最根本的要靠发展。坚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一贯坚持的方针。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解决温饱问题，而是到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以救济救助为主，显然难以达到这个目标。而且，过于强调以救济救助为主，不利于贫困人群增强自尊心和自信心。
最后，开发式扶贫已成为国际反贫困领域的共识。是采取救济救助的办法，还是实行开发式扶贫，在国际反贫困领域一直存在争论。现在，即使是实行普遍福利制度的西方国家，也在对过度的社会保障进行检讨，强调通过加强培训、促进就业等方式帮助有劳动能力的人摆脱贫困。经过几十年实践，美国经济学界和政府在扶贫问题上形成的主流认识是，必须以提高贫困群体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主。2004年5月，世界银行在上海召开全球扶贫大会，就是肯定和推广我国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的经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我国共建中国国际扶贫中心，也是为了推广中国的扶贫模式。
国际经验进一步显示，无偿援助或补贴无益于穷人的发展和摆脱贫穷，反而会助长他们的依赖思想。应当使扶贫项目最终能促使穷人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从而使其经济发展即使在外力援助撤出以后仍能持续进行(外力帮助在开始阶段不可缺少)。只有采取措施从以下方面建立和培养穷人的能力和素质，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穷人的贫困问题，步入良性发展轨道。这些能力和素质包括：认识到摆脱贫穷主要靠自己，而不单靠外援；掌握实施发展项目的必要认识；挖掘自己的资源，如储蓄，从小规模项目开始，然后再利用外部资源；获得管理和技术技能，包括提高文化水平、掌握会计知识和有关生产技术等；建立能保证穷人有充分参与机会的组织，发展横向和纵向联合，形成组织网络；学会使用政治手段，如争取实施法律赋予的权利，向政府争取新权利，与各种盘剥作斗争，让社会能耐心倾听穷人的要求等。这些是救济式扶贫方式无法达到的。
当然，应该看到的是，传统的开发式扶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未能覆盖全部贫困人口；相对注重生产性活动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对贫困群体的人力资源开发及能力培养关注不够；扶贫活动的设计与实施全过程贫困人口参与不足；总体上扶贫效果可持续性不足等。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开发式扶贫的内容需要拓展和完善。
二、开发式扶贫的内容拓展与完善
(一)以人力资源开发为重点，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贫困人口的能力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首要因素是人。重视教育和教育设施投资，尤其是初等教育和技术培训，对贫困地区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是世界各国扶持贫困地区发展的普遍经验之一。研究表明，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除了经济收入的差距以外，更显著的是人的思想观念和教育水平的差距，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文化、劳动、技术素质和创业精神的差距。因此，进行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从长远看是减轻贫困的根本性措施。马来西亚在20世纪70～80年代，发展经济和减轻贫困方面的成就举世瞩目，其中对教育的投资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从60年代中期起，马来西亚政府就开始增加教育投资。70年代初马来西亚实行新经济政策后，1972～1977年间，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占国家财政预算总额的22％，提高了国民教育水平。1987年全体国民平均受学校教育的时间，男子为7．5年，女子为6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970年的50％降至15％。教育对贫困的减轻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他国家或地区(如印度尼西亚、韩国、我国台湾、泰国等)的经验也都证明了教育投资对于经济发展和减轻贫困的重要作用。
根据新的扶贫任务，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开发主要包括：一是在继续从事自然资源开发的过程中通过实用技术的教育来增强开发的技术含量。这样既可以提高资源开发的效率，又可以更多地顺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二是增强农民适应市场、参与竞争的能力。三是提高贫困人口流动与就业能力，这是今后人力资本开发的主要方向。
目前在扶贫工作中，能力建设的主要障碍，一是观念：扶贫规划长期以来是上级行政部门及技术支持部门操作和控制的过程，缺乏以农民为主体和中心的工作经验，对村级参与式规划还存有疑虑。目前，14．8万个重点扶持贫困村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规划，如何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配合，需要统一认识。二是支持村级参与式规划及其实施的能力建设还是空白：一方面，扶贫系统领导部门能力与技能的建设亟须加强。很多扶贫领导部门的有关人士对村级参与式规划、实施等缺乏必要的认识和知识。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以往的扶贫方法上。另一方面，村民是村级扶贫规划与实施的主体，也是扶贫的主要对象。几乎所有的村民都不知道参与式，更不要说参与式的真正含义和具体操作方法。村民对参与式的理解就是投劳、投工参加到项目实施中。能力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给予重视，始终贯穿扶贫工作的每一个环节。
(二)构建参与式扶贫体系。促进贫困村自组织管理能力的不断提高
就贫困村而言，参与式扶贫体系建设的基本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行政村为基础，采用参与式的理念、原则和方法，组织、引导、发动群众制定、实施、管理贫困村扶贫开发规划，并监测、评价每一个项目的质量、效果和影响；二是以参与式村级扶贫开发规划为载体，培育基层组织参与扶贫开发的程度和能力。参与式扶贫体系建设的主要对策包括：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参与式村级扶贫开发规划的质量；转变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方式与运行机制，充分发挥贫困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在参与式扶贫开发中的作用；为参与式村级扶贫开发规划实施管理小组和监测评价小组真正发挥作用提供制度支持；将培育贫困村基层组织参与扶贫开发作为党政机关定点扶贫的重要工作内容；以参与式扶贫开发规划为载体，全面提高贫困村现有基层组织的参与和管理能力；围绕扶贫开发规划项目的实施管理、监测评价，以及其他经济社会发展活动开展有效的培训；加强贫困村基层组织参与扶贫开发的制度建设。
(三)注重建立和完善社会安全网
对于大多数贫困地区来说，开发式扶贫是最有效也是唯一可行的途径。但那些处于极端贫困状态的穷人，或没有劳动能力而又无人赡养的老人、儿童、残疾人等，并不能从开发式扶贫中直接受益。由政府直接向穷人发放救济食品或衣物，是解决这部分人温饱问题的有效途径。因此，对于全部或部分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口，应当主要依靠社会安全网的建立来进行减贫。社会安全网的建立和完善，主要措施应包括：以保障城乡居民的最低限度生存需求为宗旨，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来确定合理的保障标准；扩大保障面，争取将所有应保人口都纳入保障的范围；在城市地区，应以完善失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医疗保险制度为核心；在农村地区，采取措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资金的筹集机制，增加上层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加强社会统筹的程度。
新经济政策的局限性范文5
关键词：资源整合；终端配送；模式；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F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8.014
物流业作为第三利润源泉，在我国发展的历史并不是很长，成长比较坎坷。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至今仍然没有一家能与国际四大快递巨头（UPS，FedEx，DHL，TNT）相抗衡的大型快递公司。一些小的民营企业和中国邮政近年来也在不断提升自身实力，奋起直追，力争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但出于科学技术、国家综合实力等多方面因素，在国际上连顺丰这样的速递企业也渺小得不值一提，虽然它是我国整个民营快递企业的领导者。
1 研究的必要性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强劲，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网购已成为年轻人购物的主流渠道。然而现阶段网购者对物流服务的不满相当突出，尤其表现在送货速度方面：客户网页显示物流信息为已到货或已签收或已在驿站，但迟迟不见配送人员的消息，这让客户很是头疼。因此，优化配送线路、提高配送效率、加快到货速度已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物流，并不是单独的一种运作方式，是由运输、储存、包装、装卸搬运、配送、流通加工等一系列环节共同组成的一个整体。解决终端配送难题成为当今物流界最有价值的课题之一。
目前配送的现状是乱、慢、安全性差、线路规划不合理、配送车辆空驶率高等特点。如果能解决这些问题，整个行业将会迎来一次大的革命。一是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二是提高配送效率、提高顾客满意度。
2 可行性
随着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经济迅速在转变发展方式，互联网经济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一股潮流。2015年全国两会上，总理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互联网+”将重点促进以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传统行业的融合创新。随之，一系列“互联网+xx”概念不断涌现。“互联网+流通”不断地出现在国家会议的议题当中，这更为物流业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地方政府和各企业也纷纷响应，出台了不少政策。
2013年5月，阿里巴巴集团和合作各方共同组建的“菜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深圳正式成立。“菜鸟物流”的问世为第四方物流打开了一扇光明的门，依托大数据、物联网和云计算，借鉴淘宝发展模式，将众物流企业织成一张“地网”，而互联网则是一张“天网”。“天网”+“地网”则是马云对新经济形势下物流行业的战略布局。
传统的出租车行业竞争力有所衰减，取而代之的便是如“滴滴出行”、“Uber”等网络约车，其优势在于匹配用户和司机的需求，减少司机的空载，提高效率。“滴滴出行”改变了传统打车方式，建立培养出大移动互联网时代下引领的用户现代化出行方式。利用移动互联网特点，将线上与线下相融合，从打车初始阶段到下车使用线上支付车费，画出一个乘客与司机紧密相连的O2O完美闭环，最大限度优化乘客打车体验。
大道相通，经发展也适用于这一条原则，“滴滴出行”的模式不仅仅可以运用到客运，同样适用于货运。出于目前社会法律法规不太健全以及国民素质的考虑，将这种模式应用于货运或配送上还有待进一步开发。但这是一项极具潜力的工程，一旦实现，将对整个行业产生深远影响。
“滴滴出行”仅仅看到的是可以载客的车，于货物而言，还可以考虑到人。假设甲的行程是乙专门要耗费成本去完成的，而甲完全可以在不影响自身的情况下替代乙完成这一行程中的工作，省掉乙的这一部分成本，乙可以付给甲一部分利益，这一利益是甲乙双方折中取得的。如果假设成立，快件就会真正搭上顺风车，人人可以做快递服务，顺手捎带快件。可以缓解交通压力，充分利用社会闲置资源，减少资源浪费。这样就利用了“共享经济”的思想。
就目前科技水平来说，要到达上述目标实属不易，不是简单地开发一款软件就能解决的问题，需要整个社会的进步才能推动实现。因此，政府部门有必要在新环境下适应发展，引导行业发展，发挥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各行业法律体系，制定相关领域内具体的法律法规，提升国民素质，有效解决各类亟待解决的问题。推动人类社会发展。
3 优势资源
3.1 我国的物流业显现出来非常强劲的发展力量
国内虽然没有一家像UPS或FedEx这样实力雄厚的快递企业来引领行业发展，但纵观近年来互联网对市场的冲击――电子商务在中国的强劲发展，我国民营快递企业和中国邮政等大型国企还是顶住了这一巨大的压力。仅2015年双11“光棍节”国际狂欢购物节这一天的快递业务量就达到了月4.67亿件，即便是有些快递公司在这期间发生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快递到货速度也成为客户吐槽的最大方面。但总体来说，我国的快递业发展速度是非常之快的，毕竟起步时间比发达国家完了好几十年。
3.2 我国经济发展活力良好
经济增长速度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经济总量在2010年一跃超过日本排名世界第二，现在也在不断地与美国缩小差距。不可否认，庞大的经济总量对物流业的支撑非常有力。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如“一带一路”战略、“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战略布局和亚投行的创办等等，为国民经济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产业升级加快推进整个经济环境的适应变化。第三产业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物流业作为第三利润的源泉，自然具有强大的发展动力。终端配送这一环节的成本也会在大众智慧的集聚下大幅降低，从而优化整个流通经济。
3.3 “共享经济”在新形势下的发展
互联网经济无疑是现今发展的一大趋势。传统经济也在这种环境下逐渐黯淡。“共8享经济”概念成为十八届五中全会后经济发展的新方向，这一概念发展成熟后，必将领导一场新的产业革命，无疑对经济发展理念以及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变革。配送业务配合共享经济会产生什么新事物呢？答案便是颠覆传统的配送模式。
4 发展局限
以上陈述都从发展前景方面分析了未来物流业发展的趋势。无疑是人人向往的一种模式。但限于各种原因，要达到上述目标，困难是显而易见的：（1）法律体系不够健全，不能满足现阶段经济发展所衍生出的不可避免的问题。对于一起具体案件来说，目前仅有对该案件在战略层面高度概括的解决办法，而缺乏具体的硬性指标；（2）行业从业人员的行业素质还不能支撑发展，其原因在于多个方面：个人修养，企业文化，价值观念等；（3）科学技术不足以支撑行业匹配，以“菜鸟”为首的第四方物流无疑是整合行业资源的巨大力量，出于各种原因，至今仍未发展成熟，不过前景一片光明。
5 现存的末端配送模式
末端配送模式主要有三种：快递员直接配送到位，第三方代收平台，自取快件收发系统。
5.1 快递员直接配送到位
这种形式是目前末端配送的主要形式，其特点一是需要大量人力、单人单次工作量大。二是现代网购主要群体工作繁忙，正常上班时间无法接货，这样就形成了送货者和收货者无法对接，进而影响一次性配送成功率。
5.2 第三方代收平台
第三方收货平台一般由物业、临时收货点、校园收发室充当。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物业、校园收发室都有意愿或责任来承担电商收货平台，这就有可能出现服务质量问题，进而影响电商品牌和客户利益。
5.3 自助快件收货系统
自助快件收货系统有三部分组成：一是快件柜，与超市储物箱相似，主要存放客户快件。二是快件柜管理系统，该系统有智能控制系统，主要工作能记录快件柜入货信息，分配快件柜收货信息并发送信息给客户。三是安全监控系统，主要功能是记录入货和客户取货流程。
6 研究模型
观察历史发现，任何新生事物出世之前必有先期的理论积累作为铺垫。同样，我们对未来物流业尤其是配送环节的发展方向做出大胆的研究猜想，为行业进步做贡献。
痛点：快递企业各自保护自己所有资源，共享受限。
该理念与“滴滴出行”等网约车模式的根本区别：“滴滴出行”是要求司机将客户专程运送至某一指定点。目的地由客户自定；而本理念是将快件通过过往车辆顺手捎带到客户手中或自提点，无需做专门的路线规划，成本低于当前“滴滴出行”。
研究模型实例如图1。
模型解释：甲为一快递分拨中心，乙为客户或第三方代收平台，A为司机前往B所经过的地点，且经过乙代收点。通过软件平台数据分析，甲地分拨中心、乙地（客户或第三方代收平台）和司机达成协同，同意在司机前往B点过程中（假定不影响司机个人时间）将司机可承载范围内的部分快件从甲地运送到乙地，并支付司机一定额度的报酬（额度小于甲配送中心专程配送这些快件所需成本）。这样就达成了双赢的效果，既节约资源又提高效率。司机与车辆任何具有承载货物的能力。
要实现以上分析所得模型的愿景，需要具湎喙匮细窦扒逦的法律法规约束作支撑。政府应发挥其职能，制定行业指导意见和行政法规，引导物流业更加辉煌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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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郑宁，孙有望.基于行业资源整合的淘宝网物流配送模式创建[J].物流技术，2013，（1）：117-119.
新经济政策的局限性范文6
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 二次调节 所有制改革 转型发展 道德调节
一． 引 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 。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
二．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 。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 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三．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 。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四．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 。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 。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 。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五．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 。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 。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 。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
六．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 。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 。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七．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 。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 ，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 。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八．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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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 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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