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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政策范文1
一、国际经济协作下的中国经济现况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财政收入绝对数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而且增长的速度不算慢，但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相对数来看，则是 1995年以前逐年下降，1995年以后才逐步回升，2000年以后回升速度开始加快。因此，根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划分，中国财政运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年～1995年，这一阶段的特征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第二阶段是1996年至今，特别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逐年上升。2007年，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突破20%，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比上年的18.79%提高了约1.89个百分点；2012年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有望升为22%左右①。目前，我国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是积极的，具备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和有利条件。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国内需求潜力巨大；各项改革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活力迸发；财政金融运行稳健，调控回旋余地较大。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一是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受外需明显减弱影响，出口面临的困难加大。刺激消费的政策效应逐步减弱，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较大，消费增速稳中趋缓，新的经济增长点需加速形成。二是经济结构调整任务艰巨。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在“八连增”的基础上继续保持稳定增长难度较大。“两高”行业扩张依然偏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淘汰落后产能、促进科技创新仍面临制约。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问题日趋尖锐，节能减排形势更趋严峻。三是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仍然较多。2012年需求拉动和2011年价格翘尾的影响虽会有所减弱，但劳动用工、节能环保等成本上升趋势短期内不会改变，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和国内部分农产品供给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部分资源性产品价格关系亟待理顺，加上全球货币流动性仍比较宽松，物价上涨的压力较大。此外，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就业总量压力与结构性矛盾并存局面更加复杂，经济金融领域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
总的来看，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但面临的形势将更为复杂严峻。在此大背景下，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需要继续发挥财政政策的支持作用。同时，“十二五”规划中有些重大项目需要开工，已经开工的项目要保在建、保工期、保民生，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支持重点领域改革等都需要进一步增加财政投入。近几年我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始终注重通过加强财政管理，控制和防范财政风险，目前我国的赤字率和债务负担率还处在安全的区间。综合分析，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二、国际经济协作下的中国财税政策的具体实施
（一）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从本质上说，积极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主要归因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以需求管理为主，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调节的政策主张。其政策工具的操作方向主要是减税和增加政府支出。在国际经济协作的时代背景下，我国近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措施主要有：
第一，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也就是说，要继续运用税收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国家财政对低收入群体的各种补贴和转移性支出，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提高城乡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通过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支持力度，促进农民增收。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促进消费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引导消费。
第二，着力优化投资结构，加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十二五期间中央基本建设投资主要是用于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建设，增加以水利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促进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的发展。增加节能减排和生态环保投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要积极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入，安排好这些公共投资，既扩大内需，也为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三，综合改革和优化税制，实行结构性减税。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消费型增值税，完善增值税制度，调整小规模纳税人的划分标准，降低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促进企业扩大投资、加快技术改造。顺利推进成品油税费改革，公平税费负担，推动节能减排，促进科学发展。对住房转让环节暂定减免一年营业税。进一步提高纺织、服装、石化、电子信息等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多次调整部分商品进出口关税。取消和停征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第四，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我国在编制国家预算的时候，始终注意加大对民生财政的支出。压缩一般性的支出，重点加大对三农、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的支出，增加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环境保护以及科技创新，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国家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第五，大力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国家需进一步加大对科技的投入，推进自主创新，促进企业技术改造，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继续大力支持节能减排，加快建立生态环境的补偿机制，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工作。进一步落实各项财政税收优惠政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推动地区区域发展。尤其是大力支持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革命老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灵活运用各种税收政策，增加财政收入，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1. 调整出口退税政策，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2005年，财政部等5部门联合发出通知，下调了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其中涉及很多“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此次出口退税率的调整，有利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贸易顺差。这次调整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降低了部分原材料和消费品的出口退税，另一方面提高了装备工业、高科技产品的退税，由此有望改变长期以来中国出口产品过多依靠价格优势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贸易顺差过大的局面。
2. 降低企业税负，增强企业活力，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
扩大进口是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促进贸易平衡的重要举措。调整部分商品进口关税，为进口企业提供多元化融资支持，清理进口环节不合理的限制措施。进一步优化进口国别和地区结构，积极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进口，适度扩大消费品进口②。我国政府应立足于促进贸易增长方式转变，优化进口商品结构这一目标，对所得税和关税领域的某些税收政策进行调整，如取消给予外商投资企业的全面税收优惠政策，实现“两税合一”；根据外商投资企业对民族经济的拉动作用灵活调整所得税税率；按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适当调整进口关税的行业结构等等。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前11个月，中欧双边贸易总值为3，929.4亿美元，增长22%。2010年中国国际贸易进出口总值为29，727.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7％，对外贸易总体向基本平衡的方向发展③。
三、国际经济协作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
在对外开放的条件下，特别是在国际经济协调的大背景下，随着商品与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越来越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国内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不仅取决于本国的经济周期和宏观经济政策，而且更多地受到来自外部的冲击。因此，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配合不但要有利于维护国内经济的稳健运行，还应当促进更有效的国际经济协作机制的建立，应对来自于外部的冲击。
（一）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变可划分为七个阶段：
1. 从1979年至1992年
这一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更多着[于影响总供给，并且以“松”为主的扩张性政策搭配出现更多。
2. 从1993年至1997年
该阶段财政货币政策一直采取“双紧”配合，政策协调目标就是通过紧缩性政策来控制赤字、减少发债、压缩政府开支、控制货币总投放量等。
3. 从1998年至2005年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应对当时的严峻经济形势，中国开始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1998年至2002年，中国面临通缩压力，那时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是增加货币供应量。2003年以来，面对经济中出现的贷款、投资、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等新变化，稳健的货币政策内涵开始发生变化，适当紧缩银根，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2005年，鉴于国内社会投资明显加快，经济活力充沛，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7年后正式退场，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
4. 从2005年至2007年
从抑制潜在通货膨胀，防止经济过热，保证经济稳定的目标出发，中国在2005 年实行了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双稳健”政策延续至2007年，当年第三、四季度，通货膨胀迅速上升，四季度中三个月通胀率分别达到6.5%、6.9%、6.5%，全年经济增长率达到11.9%。由此，中国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担心超过经济下滑的担心，每月一次提升存款准备金率成为央行抵御通胀的必需手段，面对当时国家经济中存在的过热风险和不断增加的通胀压力，200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适时提出，要把“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向明显的通货膨胀”作为2008年国家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向“从紧”。
5. 从2008年年初至2008年年中
2008年初开始实行稳健财政政策和从紧货币政策，年中，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位置。
6. 从2008年年中至2010年
2008年9月份以来，美国金融危机迅速恶化与扩散，已对世界实体经济造成实质性影响。国内外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通货膨胀的压力迅速缓解，预计第二年经济面临的风险主要是经济下行风险。基于经济形势的变化，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宏观调控的基调确定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经济政策相应调整为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
7. 从2011年至今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继续回升向好，工业生产强力反弹，国内需求强劲，三大增长动力协调性增强，经济发展总体上呈“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中国社会科学院表示，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货币政策转向稳健、消费刺激政策逐步淡出等综合因素影响下，2011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将有所放缓，预计gdp全年增长速度将达到9.2%左右，增速比上年回落1.2个百分点。我国经济将由政策刺激下的快速回升转入稳定增长阶段，总体策略是“审慎、灵活、积极、稳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④。
从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方式的历史]进，我
们可得出以下启示：一般说来，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在运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应选用另一种搭配取而代之，形成相互交替运用的政策格局。一方面，经济形势是不断变化的，固守一种配合方式，有可能因不适应变化的形势而达不到预期目的；另一方面，即使经济形势是稳定的，也不能一成不变的长期使用某一种政策，否则往往是正效应递减，而负效应递增，不仅不利于预期目标的实现，而且还可能产生相反的作用。因此政府本文由收集整理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济运行不同阶段的特点，适时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加强宏观调控。
（二）协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建议
1.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必须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
根据宏观调控目标、国民经济运行状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来选择恰当的政策、措施和合理的搭配方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产生政策效应的关键之一就是要根据宏观经济走势及微观经济状态，确定合理的政策取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财政政策主要通过税收和政府支出直接影响经济运行，调控效果更为直接、力度更大。但长期采用，容易引起过度赤字、贸易逆差和挤出效应。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属于间接性的经济调控政策，货币政策工具具有灵活性、伸缩性的特征，可以频繁使用。但由于传导过程复杂，政策传递带有时滞，其作用发挥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对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应用，既要区别开来，又要配合使用。
2. 积极推进汇率机制改革，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在资本持续大量流入的情况下，作为货币政策工具之一的汇率机制是否完善，对于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选择合适的时机，推进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已经成为共识。人民币汇率机制的调整应采取逐步和有序的方式推进，而且，要与宏观经济政策和相关的结构改革密切配套进行，以避免政策可信度的丧失和经济成本加大。
3.适时调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是我国宏观调控面临的难题之一。财政政策要以国债手段为主转向以税收和财政贴息手段为主刺激总需求；货币政策要更多地运用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等间接手段调节总需求。要进一步加快国债市场发展，改革国债发行交易制度，建立统一的国内债券市场，活跃短期债券市场，增加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的空间和灵活性以有效控制货币信贷的扩张；在现有资金市场的基础上，组建由中央银行调控的资金市场系统，包括短期拆借市场、融资券市场、短期票据市场以及贴现市场等，为中央银行运用货币市场工具调控金融市场提供基础，增强债券市场对信贷市场的传递性。
4. 建立和完善财政、银行的配合机制，优化宏观调控体系
要健全和完善国家规划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国家规划明确的宏观调控目标和总体要求，是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主要依据。要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统筹安排和政策协调。财政政策要在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重要功能。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经济总量平衡方面发挥作用，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要完善统计体制，健全经济运行监测体系，加强各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的功能互补和信息共享，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5. 完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结构问题甚于总量问题，经济结构不合理造成局部需求过高和局部供给不足成为主要矛盾，必须重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调。我国产业政策要通过鼓励、限制或禁止某些产业、产品和技术发展，合理配置利用资源，优化经济结构。目前部分信贷资金流向低水平重复建设领域，与产业政策导向出现了偏离，要求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要适时、适度进行调整，形成动态协调配合机制，更好地发挥综合调控作用。发展改革委要定期和适时调整相关产业政策；人民银行和银行监管部门要配合提出加强和改进信贷管理、优化信贷结构的政策措施，为商业银行适时调整信贷投向提供支持；商业银行要严格按照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发放贷款。为解决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增长不平衡现象，要重视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消费需求增长。要加快进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抑制由地方政府推动的某些行业和地区出现的投资热。只有各项经济政策协调配合，我国经济才能步入自主增长的良性循环。
四、国际经济协作下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用的经验总结
财政政策与货币的搭配模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采取何种搭配模式，主要取决于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在此基础上，还要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变化，确
国际经济政策范文2
[关键词]国际政策协调 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2－0015－07
引言
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指以各国(或地区)政府或国际经济组织为主体，在承认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前提下，就宏观经济政策展开磋商和协调，或适当调整现行的经济政策，或采取联合干预市场的政策举措，以减缓各种突发事件或经济危机所形成的冲击，维持和促进各国经济稳定增长的过程。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单个国家(特别是主要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通常具有很强的“溢出”效应。系统性危机爆发后，单个国家的利己行为不但难以达到“利己”的目的，反而可能因损害他国利益而最终不利于危机治理。Copper(1968)指出，在“溢出”效应存在下，国际政策协调往往有助于帕累托最优的实现。一致的、共同加强的宏观经济政策通过避免负外部性而有利于整体经济运行。
2008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扩展为系统性金融风暴，世界经济也因此遭受沉重打击。2008年美国GDP于第三季度负增长0.5％，第四季度负增长3.8％之后正式进入衰退。而在此之前，欧洲和日本在2008年第二、三季度就已连续负增长。“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也正遭遇双重打击，一方面出口下降，另一方面援助资金更难获得。那些经常项目处于严重逆差、财政状况不佳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可能陷入经济危机。来势汹汹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已使单个国家的抵抗苍白无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成为重振市场信心、遏制金融危机进一步扩散以及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
当前金融危机下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以七国集团(G7)为主体的发达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主要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主体都频频行动，出手救援。其中，主要发达国家在国际政策协调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IMF则主要对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进行了危机救援，发展中国家在政策协调中的作用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显现。
1 发达国家间的政策协调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国际格局逐渐向“多极”化转变，美国及美元的霸主地位受到显著削弱。1975年G7产生，多极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局面形成。此后G7在国际宏观经济协调中日显重要。在经济领域，其磋商的最频繁、效果最显著的领域主要涉及各国货币政策的协调、外汇市场的联合干预以及金融危机救援等。此次金融危机中，G7及其他主要发达国家通过采取同向救市措施、扩大货币互换、政府间紧急贷款等方式进行了广泛的政策协调。
(1)主要国家采取了同向的救市措施。此次金融危机中，欧美国家的金融系统遭受了最直接、最严重的打击。为拯救金融系统，欧美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解决问题资产和银行的重新资本化。以美国为例，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迅速接管了房利美、房地美和美国国际集团(MG)等濒临破产并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大型金融机构，以防危机向全球迅速扩散。2008年10月初，美国出台了7 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法案”，基本服务于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2008年11月份，美国又通过8 000亿美元救市方案，其中6 000亿美元用来购买由联邦住房贷款银行、房利美、房地美和吉利美等机构发行的债券或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其次是提供广泛的流动性支持。为了激活货币市场流动性，美联储创造了包括TAF、TSLF、PDCF、AMLF、CPFF以及MMIFF等一系列新工具，政府还为市场提供了各种担保。与美国相对应，欧洲也对金融系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2008年10月初，英国推出5 000亿英镑救市计划。除了用500亿英镑购买主要金融机构的优先股之外；英国央行和政府还联手为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其中央行向银行系统提供了2 000亿英镑的短期融资贷款，政府为银行间拆借提供约2 500亿英镑的担保。英国在2009年1月份的第二轮经济刺激方案中政府将增持银行股份，为银行存在的风险资产和债务提供担保，并通过资产收购计划帮助金融机构融资。欧盟各国的救市计划基本上以英国模式为蓝本。
随着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渗透不断加深，各国的救市重点由金融市场转向实体经济。首先是协调性降息举措空前密集。在2007年6月29日至2008年5月16日期间，主要发达国家央行政策指向相去甚远：美国、加拿大和英国降息，欧洲和日本中央银行保持利率，其余国家则升息。随着全球通胀压力的显著降低以及金融危机的恶性影响逐渐显现，主要发达国家逐渐认识到，为了刺激经济，除了降息别无选择。2008年lO月份以来，C7以及瑞士、瑞典、澳大利亚等国纷纷加入全球性联合降息的行列。到2009年初，美、日两国利率接近零，而英国等主要发达国家也有向零利率迈进的趋势(见表1)。
除了降息之外，发达国家还纷纷推出实体经济救援计划。美国在2008年11月份推出的8 000亿美元救市方案中，就试图通过2 000亿美元的定期资产支持证券借款工具(TALF)计划帮助消费信贷。2009年2月，美联储将该TALF计划的规模提升至1000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参众两院又通过一项总额7 870亿美元的新方案，旨在通过增加开支与减税创造就业机会。欧盟于2008年11月份出台的2年期欧洲经济复苏方案，动用20004L欧元来提振消费和商业信心。具体内容涉及进一步降息、减税、增加财政支出以及一系列惠及中小企业的政策。2009年初，欧洲各国继续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救援力度，着重加强对能源、基础设施、汽车行业的投资与扶持，竭力阻止失业率的迅速上升。与此类似，日本早在2008年10月底就公布了价值约27万亿日元(约2 75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2009年初，日本又提出75万亿日元经济振兴方案，着眼于刺激内需。
(2)国际经济政策协调。除了在国内采取同向的救市措施外，主要发达国家政府还通过跨越国界的协调――货币互换和紧急贷款来应对全球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问题，遏制危机的进一步扩展。
首先，提高货币互换安排额度。由于各国银行纷纷需要储备美元以防御对手之违约风险，美
元资金需求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位。为配合欧洲各国政府的救市举措，美联储通过货币互换安排允许全球各央行从美联储获得美元资金注入国内银行体系。2008年10月13日起，美联储通过与欧洲三大央行(英国、欧洲和瑞士央行)的货币互换安排向市场“无限量”提供美元资金。欧洲三大央行随即把与美联储的美元互换额度扩大到与美元融资需求所匹配的水平。此后，美联储与其他央行的临时货币互换协议也频频达成。截至2008年10月底，美国与各大中央银行的临时货币互换总额已达7 550亿美元。
其次，政府间提供紧急贷款援助。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冰岛遭受了沉重打击。2008年10月底，冰岛总理吉尔・哈尔德宣布金融危机给该国带来的损失达1.1万亿克朗(约合94亿美元)，相当于其2007年GDP的85％――冰岛濒临破产边缘。对此，一些国家(地区)向其伸出了援手。2008年10月初，俄罗斯向其提供4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法罗群岛于10月底承诺了3亿丹麦克朗(约5 100万美元)的贷款；芬兰、瑞典、挪威和丹麦等北欧国家向冰岛提供25亿美元贷款；欧盟也声明将提供少量资金支持。此外，巴基斯坦、白俄罗斯和匈牙利等国因遭遇了类似于冰岛的巨大不幸，均在不同程度在得到他国政府的支持。美国、英国、阿联酋等国承诺帮助巴基斯坦稳定金融市场；俄罗斯向白俄罗斯提供20亿美元的贷款；欧盟则向匈牙利提供65亿欧元的紧急财政支持。在2009年1月底的达沃斯世界经济年会上，日本承诺提供1.5万亿日元(约170亿美元)帮助亚洲地区应对金融危机，主要流向湄公河及南亚地区。
2 国际经济组织的危机救援
战后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IT)以及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uN)的有关职能部门，一直以来都是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和监督的主要机构。其中，IMF在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曾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布雷顿森林体系下，1MF主要致力于维持固定汇率制度，协助成员国调节国际收支以及提供技术援助等目标。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1MF的职能重点逐渐转向对各国汇率政策的监督。同时它还继续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贷款助其平衡国际收支，也致力于减债减贫、技术援助和培训。在此次金融危机中，IMF的协调作用主要体现于对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危机救援上。此次危机受冲击最为严重的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东欧国家，其次是巴基斯坦、韩国等亚洲国家。拉美的形势相对乐观，但阿根廷仍处于经济减速和债务危机的双重阴影之中。IMF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使用了不同的贷款工具实施救援。
(1)备用信贷安排(sBA)。2008年中期以来，乌克兰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笼罩之下步履维艰，汇率大幅贬值，双赤字严重，银行系统存在巨大风险，实体经济遭重创。2008年11月5日，IMF为乌克兰提供为期2年的164亿美元的SBA。按照惯例，接受IMF贷款，乌克兰必须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胀；逐步取消外汇管制，并在2009年实现本币汇率自由浮动；大幅削减财政支出以实现预算平衡；政府资金须介入银行业重组，以避免经济减速进一步延长和加深。
除了乌克兰以外，2008年10月份以来，冰岛、匈牙利、巴基斯坦、拉托维亚、塞尔维亚、白俄罗斯等多个国家都已求助IMF这一道“最后的防线”。IMF已先后向冰岛、匈牙利和巴基斯坦、拉托维亚等国分别提供21亿美元、157亿美元(匈牙利获得251亿美元的贷款援助。其中，IMF提供157亿美元，欧盟和WB分别提供81和13亿美元)、76亿美元、23.5亿美元期限各异、附加条件不一的SBA。2008年11月14日，塞尔维亚与IMF达成了总额为5.2亿美元的应急信贷协议。12月31日IMF向白俄罗斯提供25亿美元紧急贷款以帮助其渡过全球金融危机。
(2)贷款安排创新――短期贷款安排。欧美国家的严重信贷紧缩使得部分经济基本面良好的新兴经济体也陷入了短期资金困难的尴尬境地。由于接受IMF的SBA往往需要附带各种限制性条件，并且，SBA的申请国会被认为陷入了严重的经济问题，从而对国际市场信心产生冲击。针对这一问题，1MF于2008年10月底推出名称为“短期贷款安排”(SLF)的新计划，面向那些虽陷流动性困境但基本面依然强劲的新兴经济体提供总额至多1 000亿美元(有资格获得该项贷款的国家最高贷款金额为其向IMF缴款份额的5倍)的3个月期资金。SLF并不要求受援国对国内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但是，为了获得这种基本无附加条件的救援贷款，各国必须展示其公共和外部债务处于可持续水平，并且必须在IMF拥有良好的过往记录。比如，IMF认为阿根廷不符合救援条件，因为该国已有一年多没有接受IMF的财政状况评估，并且在2001年曾出现贷款违约。根据IMF对SLF对象的限定，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巴西、墨西哥、希腊、葡萄牙、土耳其等国有可能符合条件。但由于该项贷款的申请是保密的，因此，最终哪些国家接受援助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3 发展中国家在协调中的作用
C7作为发达国家政策协调的重要平台，由于缺乏杰出新兴市场的代表，自20世纪90年代始，其协调作用已日趋下降。为了更好地倾听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早在1999年9月，七国财长就创造了G20(二十国集团)，作为G7的有益补充。这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主要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个非正式对话机制。19个国家、欧盟以及列席会议的IMF和WB不仅探讨工业化国家、新兴经济体的政策议题，也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
在2008年11月中旬的G20峰会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决定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以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此次峰会的最重要成果《高峰会关于金融市场与世界经济的宣言》总结了当前金融危机的根源并提出改革全球金融市场的共同原则。虽然宣言达成的原则只是框架性的，但是此次峰会意义重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首次以首脑会议的方式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并商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案，这象征着发展中国家在政策协调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效果及缺陷
国际政策协调各主体的不懈努力在短期内对提振市场信心，遏制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以及稳定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 主要发达国家间的政策协调提振了市场信心
危机爆发以来，美、欧加大存款保险政策实施力度，并积极发挥中央银行最后贷款功能。主要发达国家的政府和中央银行参与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政策协调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全球市场信心。以美国为例，拥有“隐性”国家担保的政府支持企业(GSE)“两房”由政府接管之后，其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纽带”作用得以继续发挥，避
免了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信贷市场乃至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在全球投资者中的相对吸引力也得到提升。发达国家之间大规模的流动性政策协调也使银行间的拆借意愿大大提高。TED息差(Treasury-EurodollarSpread)作为3个月美国国债收益率与3个月伦敦银行间拆借利率之差，是观察全球金融市场信用风险感受度的最重要指标之一。通常情况下，该值越高表明银行间的拆借意愿越低。从1986年到2007年上半年，它平均维持在0.5左右。2007年夏天次贷危机爆发后，它迅速飙升，并曾一度达到最高纪录4.63(2008年10月10日)。2008年10月份以来，各国加强了政策协调后该值逐步下降，至2009年2月13日降为0.948(图1)。
此外，各主要发达国家针对实体经济的一揽子救市计划将为今后的经济复苏奠定良好的基础，但其积极效果的充分显现还需要一定时日。
2 IMF的救援避免了部分国家的经济崩溃
2008年10月份以来，IMF为冰岛、匈牙利、乌克兰、巴基斯坦和拉托维亚等国提供了总额超过440亿美元的SBA。其中，匈牙利、乌克兰和拉托维亚所获得款项数额分别高达三国在LMF份额的1015％、802％和1 200％，大大高于从前125％的限定。IMF贷款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金融危机的快速蔓延，防止了“重灾区”小国陷入经济崩溃。同时，涉及1 000亿美元的SLF因能克服SBA的某些缺陷而有利于新兴经济体。一方面，它只会提供给经济面良好的国家，能够起到安抚市场信心的作用。另一方面，与SBA的分阶段拨付资金相比，SLF采取快速审批通过大额款项的方式能够更有效地应对信心崩溃导致的流动性危机。
国际政策协调在遏制金融危机扩散和蔓延，稳定经济方面发挥作用的同时，也暴露出一定的缺陷和不足，主要体现为：
(1)发达国家政府间政策协调的不足。首先，危机爆发初期，对金融危机认识的不一致使各国错过了集体救市的良好时机。此次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危机爆发时由于各国所受冲击程度不同，对危机的严重性以及危机救援的看法也相去甚远，因此危机初期并没有引起各经济体的足够重视。除美国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雷曼倒闭后，仍认为本国的银行系统运行健全，能充分应对信贷紧缩。因此，各国曾在是否参与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协调以及在何种层面上参与等问题上意见相左。在危机爆发之初，美国政府曾呼吁西方各国协同救市以拯救陷入流动性困境的金融机构，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完全及G7机制本身的非正式性，发达国家首脑之间的会晤并没有出台有效的经济政策，错过了集体救市、共渡危机的良好时机。
其次，从危机爆发直至2008年10月初，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危机救援方面的政策协调明显不足。2008年10月初，美国通过《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并呼吁各国政府及中央银行积极参与救助美国的金融机构，以共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而德国曾明确表示欧盟不会参与美国的金融救助计划。事实上，即便是在欧盟内部，系统性应对措施也不够迅速，不够有力。在银行担保问题上的协调不力曾致使国家间相互埋怨。爱尔兰于2008年10月2日正式立法为银行资产提供全面担保。但英、法等国随即严厉指责爱尔兰的担保计划导致原本位于伦敦的资金流入了爱尔兰，从而加剧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性。尽管欧盟最终于2008年11月份出台了2000亿欧元经济刺激计划，但其并未真正改变“各自为政”的局面。扩大公共开支以及减税等扩张性财政政策难以在欧盟内部取得广泛一致，各国因财政赤字超标幅度以及何时纠正等问题存在较大分歧。
(2)国际金融体系的局限。国际金融体系的局限也从根本上限制了金融危机中国际政策协调的效率。首先，IMF对此次金融危机负有责任。其一，IMF监督不力。亚洲金融危机后，IMF进一步加强了对新兴市场国家、对汇率问题的监督，而对发达国家，特别是发行储备货币的国家监督不力。其二，IMF欠缺预警体制，对金融危机预警不及时，致使各国政府没有充分的意识到金融系统存在的问题。其三，应对措施不及时。直至2008年10月中旬，IMF基本上尴尬地置身于金融危机之外。其次，1MF的资金有限。随着此次金融危机不断向纵深发展，IMF的资金短缺问题异常突出。其可贷资金总额仅约为2 500亿美元，且其中的大部分在危机救援中已有明确的安排。尽管日本在2009年2月份与IMF正式签署注资1 000亿美元的合约，但要根本上改变IMF的窘境，需要更为广泛、更为系统的改革。此外，IMF对受援国苛刻的融资附加条件也使不愿放弃经济政策自主性的国家望而却步。
(3)发展中国家的力量仍不够强大。此次危机中，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逐渐显现，但这绝不足以说明它们已有能力主导国际政策协调。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G20以及IMF中的地位仍有待于大幅提高。G20是由七国财长会议创造的，这一历史事实决定了C7各国仍在G20中占据主导地位。在IMF中的投票权总额中，发达国家约占60％，其中美国占16.77％，美、日、德、法、英仍是投票权最多的5国。相应地，中国、俄罗斯及印度三国的发言权总占比却不足8.7％(中国的发言权占比为3，66％，俄罗斯为2.69％。印度则与孟加拉、不丹和斯里兰卡三国共同拥有一个执行董事，其发言权占比为2.35％)。目前，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宏观经济协调中所能起到的作用仍然是很有限的。
金融危机与国际政策协调机制的完善
随着次贷危机的加深和蔓延，全球金融体系陷入困境，实体经济遭遇寒冬。对此，世界各国加强了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以尽快稳定全球金融体系并确保世界经济的平稳增长。应该说，政策协调在短期内一定程度上提振了市场信心，遏制了金融危机迅速蔓延。但在协调过程中其弊端也进一步暴露无疑。从长远来看，国际社会间加强宏观政策协作，对现有的国际政策协调机制进行全面、有效的改革，建立一个公平、公正、有序的新秩序成为必然。
1 完善发达国家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
此次危机过程中，发达国家虽然都采取了力度较大的救市措施，但却也暴露出了种种问题。一方面，危机起始阶段，各国对危机的严重性以及危机救援的看法的不一致，使各国在是否参与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协调以及在何种层面上参与等问题上意见相左，错过了集体救市、共渡危机的良好时机。另一方面，危机爆发并蔓延后，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危机救援方面的政策协调明显不足。2008年10月8日，虽然出现了六大央行联手降息的空前之举，之后各国也基本采取了同向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总的来说各国的政策均是根据本国经济运行的需要做出的决定，较少考虑该政策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在世界主要经济体集体陷入
衰退之际，西方大国又在酝酿着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金融保护主义风潮。这不仅将大大削弱各国已采取的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协同效应，也将对世界经济复苏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因此，发达国家间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进一步协调，加强各国协商与合作的“互信”基础，进一步完善G7等发达国家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就显得十分必要。
2 改革国际金融体系
作为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政策协调主体，IMF在危机防御方面，当务之急是加快监督框架的现代化进程，加强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监督。同时，1MF应充分发挥国际金融组织的作用，加强对各国金融机构的监管，特别对业务覆盖全球的大型金融机构，加强交易透明度及信息披露，减小系统风险，起到及时预警的作用。此外，应该拓宽多边视角，更深入地考察国家之间的政策溢出效应，以便更迅速、准确地识别世界经济系统中的潜在风险。加强与其他机构(如国际清算银行以及跨国金融机构)的协作，也有助于IMF更出色地完成全球性监督工作。在危机治理上，IMF应大力拓展资金来源，除了出售部分黄金储备、发行债券之外，若能继续通过制度创新，吸引更多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成员国加入类似于日本的“注资”行列，将大大提高IMF的救援能力和可信度。
国际经济政策范文3
关键词：潜在增长率；增长因素分析法；贸易顺差
中图分类号：F124
2012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呈现增速持续下滑、通胀率逐步走低、国际收支顺差增加的格局。但进入四季度后，经济呈现了企稳回升的态势。针对目前学者们对宏观经济形势的讨论，结合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发的先行指数课题，对于中国经济形势做下文的分析判断。文章分为四部分。一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讨论；二是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理论与证据；三是对2013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测；四是对2013年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一些建议。
一、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讨论
关于2013年经济形势的判断仍有很大争议。最主要的争议围绕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问题。在这个基础上对于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会有不同的判断。2012年经济增长率在前三季度走低，四季度有所回升，但未必能够回到8%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判断存较大分歧。根据前些年国内外分析资料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国内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有可能在9%～10%，有的研究报告甚至认为2001-2007年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有可能在11%左右。如果根据以往的经验，7%的增速明显偏低。但现在争论的焦点问题是中国潜在增长率是否已出现明显下降，归纳起来看国内有几派的观点。
一是以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未来20年，中国还具备保持8%以上的增长可能性。二是复旦大学韦森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将出现明显下降，中国经济增速在未来能够保持5%～7%就不错了，与他观点类似的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教授认为，2011-2015年期间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降到7.2%左右，2016-2020年期间只有6.1%，跟他观点类似的还有卡内基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佩蒂斯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很可能将会下降到3%～3.5%。中信出版社的《大拐点》一书，从几个方面判断中国可能已经非常接近于经济上的大型拐点。蔡昉教授也提到这方面的情况。
二、经济增长率是否偏低的理论与证据
对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视角来研究。 根据国际经验，把不同的国家发生经济增长速度转折的时间段归纳总结，进行国际比较研究，以此判断中国是否会出现类似的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转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艾臣格林和两位韩国学者根据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数据进行了总结，在最新的报告里，他们认为，以2005年为基准的国际价格水平来测算，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在达到10000～11000国际元和达到15000～16000国际元这两个时段中，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速有可能出现下降的两个风险时段。过去的研究认为只有15000～16000一个风险时段，近期的研究分为两个风险时段。
对于中国来说，按照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购买力评价，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7146国际元，按照近两年中国经济和人口增速，我们估计2012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了8500国际元。按照近期中国的增长态势，2015年中国人均GDP可能达到10000国际元，这是购买力评价测算，以2005年购买力评价为基准的国际元水平。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5000国际元左右。按照这样的经济分析，2015年前后是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第一风险时段。2020年前后是中国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第二个风险时段。这个分析和另外一种分析方法——增长因素分析法所提供的一些分析结论、论据大体上是一致的。
增长因素分析法由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索罗、以及后来美国的经济学家丹尼森等开发应用。2012年，亚洲开发银行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联合撰写了《超越低成本优势的增长：中国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报告，认为2010-2020年期间中国的年均增长速度是8%，2020-2030年期间年均增长是6%。国内其他的研究报告分析结果也与之比较类似。例如，2012年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曾经联合的报告一些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分析也比较相近。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报告中使用增长因素分析法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做出了判断。认为在近阶段，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应该还在8%以上。采用“菲利普斯曲线”方法也可佐证该判断。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的缺口与通胀之间有关联关系，当总产出高于潜在产出水平的时候，价格水平将上涨，当总产出增长率持续高于潜在增长率，尤其是增长率大幅度增加时，价格上涨率压力增大，将会提高。
2009年底至今，中国经济出现了接近于一个周期的演变过程。2009年底至2011年初，我国石油价格上涨压力较大，2011年以来价格上涨幅度走低，对照这样的运行过程，应该说中国现在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还在8%以上。否则，对2012年经济增长速度略微低于8%的情况下，价格上涨幅度和价格上涨率持续走低的现象就不好解释了。还需注意的是2012年中国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工业生产者的购进价格都是同比下降的。
追溯我国经济运行的历史情况，工业品的出厂价格（现称为生产价格）、生产者的购进价格在1998年前后出现一次下降情况，2002年、2008年、2009年均出现过同比下降的情况。这是统计数据可查的四次同比下降。同时，消费价格的涨幅在不断走低，工业品价格同比出现了长时间持续下降。对于反证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否低于潜在增长速度具有说服力。2012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还不到8%，可能还是低于目前这个阶段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文章开篇提到我国目前经济增长速度是否偏低，从这个角度来看有了答案。低于8%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低于潜在增长速度的。因此，2012年放松货币政策、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是基于经济增长速度偏低的判断。
除了从经济增长、价格对判断形势的论据外，还有另外一些方面的论据。如在2012年全球经济较低迷的情况下，中国贸易顺差比2011年明显增大。2012年的顺差比2011年实际上增加了700多亿，增长幅度接近50%。在整个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的贸易顺差较2011年同期有明显扩大，反过来也只能说明国内需求扩张的步伐和放缓的势头比较严重，这也是能够支持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偏低的结论。
可能还有一些指标能够支持这样的判断。如财政收入明显减速，货币供应量较2011年同期大幅下降，发电量和用电量指标争论特别激烈。发电量曾经出现过零增长，年终用电量指标稍微有些增长。最近已有好转。企业的销售收入增速比2011年同期降了10个百分点以上，出现了负利润。
以上分析说明，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并非如有些经济学者所言，纯粹是长期性、结构性因素导致的经济增速偏低；中国经济增长到了换挡期等。虽然有这方面的原因，但主要因素还是来自周期性方面的，因需求不足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确实应当适度放松宏观经济政策来刺激需求，提升经济增长。
当然，经济低迷的原因是有共识的，如内外需都在放缓，外需放缓主要是因为国际经济形势不佳，内需放缓是因为整个国内投资都在放缓。体现在：2012年上半年基础设施投资出现了负增长。这与2012年抑制通胀，货币政策收紧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开发的中国经济综合动向指数也表明，尽管进入2012年四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一定幅度的反弹，但与经济比较低迷时候的状况仍较一致的。这也支持了前文提出的中国经济实际上还处于周期性低谷的判断。
三、2013年中国经济预测
2012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已经出现反弹，但仍处于低谷阶段，未来将会是怎样的情况。学者们的主要分歧是经济反弹会持续到什么时间。借鉴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开发的先行指数，下文将进行一些分析判断。
（一）出口形势的预测
出口形势的分析判断有一定的难度。2012年5、6月份以来，出口增速月度之间波动非常大，10月是1%左右，12月变成14%左右。这也许与我国出口订单短期化的趋势有关。总的来看，2012年整个出口的形势走低，到现在出口形势应该说还是很严峻的。笔者判断2013年会有一个小幅反弹，最主要的是国际经济形势会有一定幅度的好转。
目前，整个国际经济形势应该说还是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没有找到很好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基于这样的背景，美国、欧洲国家、日本近期纷纷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发展中国家也放松货币政策等。在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下，2013年世界经济形势会出现一定幅度的好转。欧元区三大经济体德、意、法三家著名的研究机构做了一个预测，认为2012年四季度和2013年一季度欧洲经济还有可能持续下降。2013年一季度有可能持平，同比下降的。2013年二季度环比有可能出现轻微正增长，扭转目前连续环比下降的状况。
据美国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预测，2012年四季度，美国受财政悬崖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有可能跌至1%以下。2013年上半年两个季度也将处于低迷状态，预计在1.5%以下。但2013年下半年经济增速将上升至2%以上。整体来看，2013年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因受财政悬崖的影响，速度会有所放慢。
日本证券机构判断2013年的增长速度有可能与2012年大体持平。总的来说，随着欧洲经济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美国经济在2013年下半年也有可能出现好转，再加上随着政策效能的发挥，新兴经济体可能未来也会有一些好转的情况。
因此，整个中国的出口的外部需求将受到一些正面因素的影响。但是仍需考虑的因素是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总的来看，认为中国出口仍然比较低迷，但增长速度总体来看可能与2012年持平，有可能会有略微好转，尤其是2013年下半年，出口增速有可能会有轻微加快的情况。
（二）投资形势的预测
中国经济最主要的拉动力量除了外需，内需主要还是投资方面的情况。2013年投资的反弹态势有望延续。材料表明，一方面中国近期投资增速有一些小幅反弹，尽管幅度不大。2012年以来基础设施项目增速均在反弹，原因是新开工项目增加，如高铁项目原来停止，而年终前后恢复施工，整个投资项目资金到位的情况有所改善。房地产方面，2012年下半年房地产成交有所活跃，预售房和售房所获得的资金使整个资金状况有所改善，成交活跃对于促进投资也有一些积极的作用。
总体来说，整个投资增速有可能将目前这种小幅反弹的情况持续下去。不太有利的因素来自保障房建设。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保障房的开工增速比较快，但是按照整个保障房计划来看，2013年之后保障房开工和建设规模都有可能较2012年有所下降，这可能对整个房地产和整个投资会产生一些不利影响，但由于保障房的建设规模在房地产投资和整个投资中所占的比重还不够大，如果下降的幅度不那么大，还不会影响到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步反弹的趋势。
因此，2013上半年整个宏观经济渴望继续保持反弹的势头，全年的GDP增速应该高于2012年，预计 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有可能实现略微超过8%的增速。
（三）消费形势的预测
从消费价格来看，2013年CPI较上年上涨2.5%。当然国家统计局解释，有短期因素的影响，但随着需求扩张步伐的加快，加之国际因素，如美欧量化宽松政策对全球价格的影响，国内工业品和原材料价格2012年持续同比下降的情况会逐步得到扭转。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形势变化对此影响较大。
前文提到外贸形势可能会出现一些好转，但反复波动的态势有可能会延续。外贸顺差随着国内需求扩张步伐的加快，国际变化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外贸顺差较2012年会有所下降。国经中心研究开发的先行指数现在处于持续反弹的态势，一致指数也出现了反弹。根据两者之间有一个超前滞后的时差，我们判断目前这种经济增速反弹的态势会至少延续到年终。直到2013年三季度，这种经济增速反弹的态势都会延续下去，到四季度增速反弹的态势有可能会停止下来。
2013年价格上涨的态势有可能会有所加强，考虑到国内需求扩张步伐加快，以及国际上价格上涨的压力可能会有所增大的因素，判断2013年消费价格上涨幅度有可能比2012年要快一些，但应该还在可控的范围内，估计在3%～4%的范围内。
国内外工业品和原材料的价格联动关系比较明显。中国工业品的价格和国际上的变化同步性比较好，幅度上有时有一些差异。2012年，中国的工业品价格以及原材料购进价格同比都是下降的。比如美国、欧洲的经济那么不景气，也没有出现同比下降的情况。一开始我们把这两类价格指数下降作为佐证中国经济比较低迷与潜在增长速度差距较大的一个证明，同时也参考了国际上一些价格变化的情况。随着2013年整个国际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这种下降的态势有可能会出现扭转，CPI价格指数、中国工业品生产价格指数、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同步性比较强的情况，给我们做出判断提供了一些支持。如，中国和美国的PPI的走势比较一致，2013美国量化宽松政策还持续下去的话，美元有可能会出现一定幅度的贬值。至少不会出现原来因受风险因素影响，短期曾经走高的情况。随着全球经济风险减弱，加上美国的量化宽松的影响，美元汇率有可能走软，对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有推高的作用，对中国经济也会有一些影响。量化宽松对美国的货币供应业会有一些影响，同时通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变化传导到国内。
四、政策建议
第一，财政政策方面。要继续落实2012年初提出的结构性减税措施。为了保障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2013年在安排财政收支目标的时，就应考虑这方面的因素。由于没有考虑到要实行结构性减税这方面的需求，对2012年经济形势的判断有一些偏差，把财政收入的目标制定得偏高，财政支出有时跟不上收入变化的步伐，财政政策未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2013年财政政策的力度应该加大一点，财政赤字的规模适当扩大。
第二，货币政策方面，2013年国际形势比较复杂，美、欧、日都在实施量化宽松政策，2012年中国为了稳增长，也放松了货币政策。2013年是否继续放松，恐怕要保持灵活审慎的态度，监测国际形势的变化与国内经济形势运行的态势。必要时，可以考虑适当加大货币政策的力度。如降低准备金率，在价格上涨幅度没有那么大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降低基准利率，但是这个可能性相对会小一些。
第三，出口政策方面，要稳定出口的政策，2012年国务院提出了稳定出口的一系列政策，重要的是把稳定出口的政策落实好。
第四，稳定投资的增速。目前整个投资增速仍快于投资资金来源的增速。说明投资的资金来源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因仍赶不上投资增速，所以资金方面还需要把这方面的工作落实好，能够保持投资较快增长，才能对经济增长起到较好的拉动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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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袁剑.大拐点[M].中信出版社，2012.
国际经济政策范文4
作者简介：郭 婧（1990-），女，河北人，主要从事宏观经济、财政理论研究。E-mail：
摘要：本文首先考察了战后美国经济周期波动和货币政策的演变历史，并利用HP滤波法分离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GDP和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波动成分，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在更多的时候，反周期的货币政策反而成为经济波动的触发因素之一。因此，在利用货币政策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同时要注意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特别是要避免因调控产生新的市场扭曲，从而引发新一轮的经济波动。
关键词：经济周期波动；货币政策；HP滤波法
中图分类号：F1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6-0111-05
工业革命以来，在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现实经济活动（主要表现为经济系统中的宏观总量）总是围绕着其自身稳定的增长趋势呈现循环往复的起伏波动，换句话说，经济增长是在经济扩张和收缩的交替运动中实现的。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经济周期”［1］。虽然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对经济周期的定义不尽相同，但概括起来讲，古典经济周期时期强调的是经济总量的扩张和收缩，而现代经济周期时期则强调经济增长率上升与下降的交替变动。现在普遍认为，经济周期是经济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一般趋势或长期趋势的偏离。在长期中，随时间的推移，经济沿着一种稳固的GDP增长趋势运行，这种趋势基本上由技术进步、资本积累等供给方面的因素决定。而在短期，经济将围绕这种增长趋势波动，这种波动既可能来自总需求，也可能来自总供给的冲击。
自凯恩斯之后，反周期的宏观政策开始在世界各地流行。货币政策的设计与实施旨在应对经济周期，熨平经济波动：利率、储备金率和贴现率等主要货币政策工具逆经济周期而动。当经济增长过快、通胀压力加大时，就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提高利率或者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紧缩货币供给与信贷；反之，当经济增长率下滑，或者有衰退风险的时候，货币政策则要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总量，刺激投资和消费，为经济增长提供相对宽松的金融环境。由此观之，货币政策工具完全是逆经济周期的走向使用的。大多数国家都试图通过货币政策进行需求管理，以期达到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熨平经济波动。然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却一直存在争议。货币主义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就认为，由于货币供应量反复无常的变动，是造成经济周期的根本性原因［2］。本文将从美国经济周期波动和货币政策的演变以及美国GDP和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波动两个方面来考察其经济周期波动和货币政策的关系。
一、经济时间序列波动的测度方法
Taylor和Woodford［3］提出，衡量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波动的方法就是看总产出和其他相应经济指标的时间序列对于它们长期趋势的偏离程度。可是，这类指标相当多，如何选取其中最重要的指标是关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经济波动周期确定委员会使用了总产出、收入、就业和贸易等等指标来测度经济波动周期，但是其中最基本的指标就是GDP，对于其他指标的研究一般需要建立在对GDP指标的研究分析基础之上。所以，在判断宏观经济波动是否出现时，我们主要考察实际GDP偏离潜在GDP的程度。因此，测度经济波动的关键是估计经济时间序列的长期趋势。然而应用何种方法进行估计，经济学家们众说纷纭。
总的来说，根据不同经济理论对于长期趋势概念的理解，大致可以将估计经济时间序列长期趋势的方法分为两类：一类是统计分解趋势法，另一类是经济结构关系估计法。前者试图把经济时间序列分解为趋势性成分和周期性成分，而经济周期表现为周期性的成分偏离长期趋势后的波动；而后者则试图用经济理论分离出结构性和周期性因素对产出的不同影响，解释经济周期就是结构性因素决定的潜在产出的运动和周期性因素决定的各种冲击共同作用下的表现结果。统计分解趋势方法不需要经济理论的支持，数据容易获得，计算相对简单，因此很多学者利用这类方法对经济时间序列的长期趋势进行近似估计。
综合考虑各种方法的利弊，本文将利用统计分解趋势方法中的HP滤波法来估计经济时间序列的长期趋势。这种方法是Hodrick和Prescott于1980年分析战后美国商业循环的论文中第一次使用［4］。从上个世纪末开始，HP滤波法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其原理是把样本点的趋势值当作潜在GDP，通过最小化实际GDP和样本点的趋势值，来估算出潜在GDP，即：
由此可以得到趋势成分：
Tt［1+λ（1－L2）2（1－L－1）2］Yt
目前对于HP滤波法存在的最大争议就是λ的取值。λ0时，满足最小化问题的趋势等于序列Yt；λ增加时，估计趋势中的变化总数相对于序列中的变化减少，即λ越大，估计趋势越光滑；λ趋于无穷大时，估计趋势将接近线性函数。一般经验地，λ的取值如下：当使用季度数据时，经济学研究者们一般都认同Hodrick和Prescott［5］的意见（λ取1 600），但是当使用年度数据时，学术界对λ的取值存在着不同观点，Backus和Kehoe［6］认为应当取100，而OECD则提出应当取25。
二、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演变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美国经济的主要推动力量是工业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固定资本更新是导致美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基础性原因［7］。由于受到自然资源、生产规模、管理手段和信息化程度等的影响，美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供求背离比较明显，经济波动幅度比较大。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技进步使主导技术的更替日益加速，成为导致新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波动的基础性因素。在信息及通信技术革命的驱动下，经济增长率较高而通货膨胀率较低，并持续了整整10年。投入要素的知识化减少了自然资源稀缺对经济发展的制约，知识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增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网络化管理和柔性化生产增强了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正因为如此，1990年以来，美国经济运行具有了明显的内在稳定机制，保持着相对适度、稳定的增长。但是，信息及通信技术的发展也为虚拟经济的迅速膨胀提供了技术支持，在金融创新的不断驱动下，美国虚拟经济严重背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直至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引起美国历史上又一次经济大衰退。
为了准确刻画美国这一历史时期的经济波动状况，我们利用HP滤波法对美国1960―2009年GDP进行分解，得到经过HP滤波过的经济增长趋势和周期波动图。
从图1中可以看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了3次较大的经济衰退：第一次始于1973年，由于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中东主要石油输出国为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国，决定收回石油定价权，将油价提高两倍之多，从而引发了全球的经济危机，美国首当其冲。第二次始于1978年，由于伊朗政局动荡以及随后爆发的两伊战争，石油输出量锐减，引发油价出现暴涨走势，再次造成西方国家经济的全面衰退。第三次始于2007年，由于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致使西方国家出现严重的衰退，至今还未完全复苏。资料来源：历年GDP数据来源于美国经济分析局网站（bea.gov）。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7年金融风暴发生之前，美国曾持续20多年的时间没有出现严重的衰退或通货膨胀，这一时期被美国经济学界一度称为“大稳定”［8］时期。在这种背景下，很多学者提出了美国经济波动微波化问题并探讨背后的原因［9-10］。有的学者则将这种现象归因于货币政策，认为沃尔克和格林斯潘时期的货币政策成功地熨平了经济波动［11］。可是，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表明，美国的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延缓而非熨平了经济波动。
三、美国货币政策的演变
1952年以前美国实行钉住利率政策，财政部成为主体在操纵货币政策，而朝鲜战争爆发后引发的通货膨胀最终使钉住利率被放弃［12］。艾森豪威尔上台后美联储才能够完全自由地操纵货币政策。此后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的货币政策是以反经济周期和刺激经济增长为显著特点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由于该时期经济状况的复杂性，导致政府政策目标变换不定，货币政策时紧时松，使经济基本处于“松―胀―紧―滞―停滞”的恶性循环中。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以来，美国的货币政策以现代货币主义为指导，使货币政策较充分地发挥了稳定币值和物价的作用，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稳定的宏观政策环境。但“里根经济学”经济政策执行的结果同时也带来了高赤字、高利率和高汇率等严重的“三高”现象，直接导致了美国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1987年上台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1993年放弃了执行了十多年的以货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货币政策操作体系，转而力求实行以泰勒规则为基础的、以联邦基金利率为操作目标的中性货币政策。2005年伯南克接替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新主席后，提出了美国货币政策的发展方向：基于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一致性与一贯性的要求，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
美国货币政策的转变，既有货币政策在实践中遇到的困难而迫使它转变的客观因素，也有大量的实证研究与纯规范理论的发展为货币政策的转变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每一次货币政策的转变其实都对应着一个理论认识上的发展。虽然美国货币政策的演变有时看似是对以前货币政策的回归，但实际上却是货币政策理念上的根本转变，是美联储对经济运行规律认识螺旋式上升的过程［13］。
货币供应量是货币当局重要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它的变化也反映了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变化。本文用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作为反映货币政策变动的指标，并利用HP滤波法对美国1960―2009年货币供应量进行分解，得到经过HP滤波过的货币供应量趋势和周期波动，如图2所示。从图2可以看出，与经济波动一样，美国的货币供应量也存在着周期波动的现象。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出现了3次大的货币供应增长高峰：第一次是1970年代末，货币供应增幅大幅上扬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1978年的通货膨胀率为9%，1979年为12%）。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为了应对美国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第三次是2004年，美联储出于对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忧，加大了货币供应量。2008年次贷危机发生以来，美联储通过直接注资、降低利率等手段加大了货币投放量，使得货币供应量扭转了之前的向下波动的趋势，进而掉头向波峰挺进。资料来源：历年M2数据来源于美联储网站（federalreserve.gov）。
四、美国货币政策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
关于货币政策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已经有学者进行过研究和考察，但还没达成共识。Friedman和Schwartz［14］指出货币增长能引起经济周期变动，且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有长而可变的滞后；Tobin［15］认为，总产出的变动引起货币增长率的变动，但反之则不然；而且正是这样一种逆向因果关系导致出现Friedman和Schwartz［14］所发现的那种时间序列关系；Hodrick和Prescott［5］的研究认为没有证据表明货币和经济周期存在上述关系。
为了定量考察美国货币政策和经济周期波动的关系，我们将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美国经济波动和货币供应量波动进行了比对，如图3所示。从图3可以看出，货币流通量的增长并不是呈直线式上升，而是螺旋式上升，呈现出一定的周期规律。2000年以前，美国经济波动与货币供应量的波动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每个货币周期都对应着一个经济周期，只是存在一定1―2年的滞后或超前期。2000年以后，美国货币供应量的波动才具有明显的反周期特征。尽管货币政策具有反周期的特性，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货币政策并不总能达到熨平经济波动的效果。更多的时候，货币政策的频繁变动成反而为经济波动的触发因素之一。
上世纪末，美国曾经历了技术进步主导的“高增长、低通胀”的新经济周期，同时也滋生了美国股市较长时期的非理性繁荣。然而，2001年由高科技泡沫破灭引发的美国股市繁荣的终结，加上“9・11”事件，美国经济笼罩着衰退的阴影。为阻止经济下滑，美国政府采取了激进的经济政策。2001―2003年美联储连续十余次降息，将联邦基金的目标利率由6.5%降至1%，贴现利率由6.0%降至2%的历史性低水平，并在此基础上维持了近一年时间，2004年中起才逐步加息，恢复到正常化水平。长期的低利率，刺激了房地产投资，而房地产市场上涨抵补了股市下跌的负财富效应，继续支撑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复苏。而事后看来，美国政府对上次高科技泡沫破灭的救赎，埋下了次贷危机的隐患。甚至有人将此次危机归为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政策遗产［16］。正是由于他在任上采取先发制人的货币政策，长期实行低利率，延缓了经济周期的正常调整，用一个泡沫弥补另一个泡沫，结果酿成了一个更大的泡沫，最终难以维系以致崩溃。另外，美国长期的扩张性经济政策，还导致了美国乃至全球的流动性过剩。在市场投资风险溢价普遍低估的情况下，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进一步对美国房地产泡沫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周期波动和货币政策的演变历史，并利用HP滤波法分离出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GDP和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波动成分，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分析表明，宏观经济调控的代价不菲，特别是美国反周期的货币政策在很多时候并不是真正反经济周期的，而是为下一次经济波动埋下了隐患。由此提醒我们，政府在利用货币政策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同时，尤其要注意处理好短期和长期的关系，特别是要避免因调控产生新的市场扭曲，从而引发新一轮的经济波动。
回顾2008年9月爆发金融危机之后，我国货币政策的变化，值得深思。当时，货币政策从“从紧”突然转变为“适度宽松”，银行存贷利率全面下调、信贷规模放松、按揭贷款利率过度优惠等。在这些政策引导下，2009年我国银行业全年新增贷款高达近9.5万亿元，差不多相当于2006―2008年3年的信贷增长总和（为10.52万亿元）。这实质上属于“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必将引起新一轮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尽管在2009年下半年，我国货币当局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立即采取一定信贷规模管制政策，但其对中国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资产价格泡沫和严重的通货膨胀）依然存在。
因此，在实施反周期的货币政策时，货币当局至少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要慎用货币政策，过度频繁的货币政策调整反而会干扰正常的经济运行次序；第二，要轻用货币政策，不要低估经济的自我恢复能力，货币政策用得太猛反而会成为经济过热或低迷的重要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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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政策范文5
【关键词】 宏观经济； 政府消费； 贸易平衡
从我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运行状况来看，外贸进出口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上世纪末我国对外贸易持续出现顺差现象。进出口贸易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留下了一系列的问题，后遗症的出现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系列问题。特别是进几年我国日益扩大化的经常项目和相关的金融项目、资本项目出现了双向顺差。导致我国与其他国家产生的贸易摩擦越来越多，同时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愈来愈高。
可以看出，我国对外贸易产生的双顺差现象导致国际经济出现收支不平衡的问题很严重，同时产生宏观经济的外部失衡问题。所以要解决当前的问题，我国政府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首先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进行改革，转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依靠扩大内需来带动我国经济增长，达到进出口贸易的和谐、平衡发展。此方法的具体实施必须依靠国家相关政策来支持，政府必须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来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从我国当前的实际状况来看，外汇盈余情况明显且在不断增加，持续增长的外汇导致我国的物价一直不稳定，从控制通货膨胀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当前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扩大内需的力度远远不够。所以为解决和纠正外部经济失衡的状态，减轻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采取积极相关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税收政策是非常有必要的。我国宏观经济失衡的内在因素是深刻的，失衡的矛盾也在不断加大，从内在因素分析要解决此种矛盾仅仅依靠一些财政措施是很难实现的，如当前的金融体制效率低下、不健全等，一些地方官员的相关考核体系不完善、政绩考核不科学等。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宏观经济外部失衡的问题、缓解矛盾，必须把财政和税收政策同时利用起来。
一、提升公共消费的能力，通过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发展
首先，拉动内需的主要动力之一就是政府消费，所以政府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内需从实现形式上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依靠投资来扩大内需，另一种依靠消费来扩大内需。二者只要有一个方面扩大需求，都会对经济发展起到带动作用。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以往通过投资方式带动经济发展可以起到很明显的效果。
从当前状态看政府消费是集中式的，我国居民消费比较分散、很难起到明显效果，需要时间的积累和沉淀。从我国居民实际消费状况来分析，居民的消费能力主要取决于收入，居民的收入可以分为短期收入和长远预期收入二种。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一直不健全、不完善，导致我国当前的收入差距拉大，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的水平，此状况导致我国很有消费愿望的人没有能力消费，购买能力、消费能力相对很弱，此部分在我国人口比例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因此我国依靠居民消费来带动经济发展的压力是巨大的，当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居民的未来收入很难保证，因此其消费愿望更加难以实现。所以从带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来看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要好于消费，但由于我国的钢铁、房地产、水泥最近几年投资增长速度过快，导致原材料供不应求，因此原材料价格上涨过快，导致煤、电、油等出现紧张的局面。因此，从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实现当前经济发展，必须把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从投资转移到消费。从消费的形式来分析，消费主要有二种，一种是居民消费，另一种是政府消费，从我国的实际国情来看居民消费的效果不是很明显，自然把消费的问题落在政府身上。从长远角度来分析整个社会消费能力的提升必须依赖国家好的公共财政政策。所以，政府在整个消费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当前我国的居民消费之所以如此难以启动，主要原因是我国居民未来的一些消费是必须的、具有刚性的特征。我国社会保障体制没有完善，居民的未来收入具有很大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所以当前要想扩大居民消费支出，必须从政府入手，政府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建立完善的公共财政保障机制，消除广大的居民的担心，解决他们的未来若干问题，如此状态下居民可以放心消费、大胆消费、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
二、完善外资税收政策，提高外资利用效率
我国当前的外资导向不合理，主要体现为对区域导向比较明显而对产业的导向比较弱。对我国的沿海地区投放力度比较大，而内地的关照程度较低。从经济特区到经济开发区再到经济引导区逐渐递减投放，从我国的东部到西部投放也是依次降低。此种不均衡发展状态导致我国的外资税收政策具有很强的不合理性，我国的东部税收政策优惠比较明显，中西部很难享受到更好的优惠政策。我国外资利用的区域不平衡状态导致其产业导向较弱，我国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导向不平衡，从高新技术产业到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的优惠政策大都体现在沿海地区，中西部落后地区基本享受不到。外资的投放具有很强的不合理性，部分外资还流入投机性较强的股票、房地产等行业。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起到拉动作用的行业和一些基础设施领域很难享受到好的待遇。我国的外资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向保险、银行、电信、证券等领域流入，而这些领域对国民经济发展一般起到操控的作用。
我国加入wto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流入我国的外资依然在享受超国民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此状况在国外是很少见的，也给内资本带来了很大的不公平性，因此出现内资通过国外注册公司，最后把资金通过国外转入国内，形成所谓加外资现象。我国的外资税收优惠政策和国际社会倡导的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的局面是不一致的，给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带上了一个无形的枷锁。外资税收优惠政策给我国产业发展和升级带来了很多问题，产业无法转型，外资优惠政策不一致导致国际收支失衡，因此我国当前必须积极调整外资优惠政策，达到有效利用外资的目的，提升外资利用水平，减轻资本贸易顺差给我国人民币造成的升值压力，为我国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根据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来看，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为经济发展带来了若干问题，为提升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调整产业发展方式。对于一些具备优势但又缺少资金的产业，要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重点扶持，防止所谓假外资现象的产生。对于高污染、高消耗的产业进行逐步淘汰，促进整个社会的产业升级。
三、对出口退税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保证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协调发展
我国持续贸易顺差的局面要求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来调整税收政策，达到进口贸易出口贸易的平衡。从我国与美国欧洲等国的贸易摩擦来看，日益增长的贸易顺差对我国的发展来看不仅不是福音，反而成了一种负担。因此西方国家一直要求人民币升值，其实从本质来看我国贸易顺差的加大，主要原因是我国的内需不足，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我国经济出现降温的一种表现。因此我国的未来一段时间如果内需问题不能很好的解决，净出口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所占的比例依然会很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会更加明显。如此下去导致与国际贸易伙伴之间的争端和摩擦会进不断加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更大，所以我国政府必须在进出口贸易方面找到一个平衡点。
对我国当前的对外贸易状况，如何更好的调整对外贸易的方式是我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通过认真思考，全面分析，必须通过优化对外贸易的方式来达到贸易的协调发展，我国的对外贸易注重自主创新品牌产品出口，加大自主创新品牌的出口力度，控制高污染高消耗产品出口比例。进口方面我国更加重视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国内短缺资源。我国采取的对外贸易若干政策中，出口退税对我国经济运行起到很重要的杠杆作用。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更好的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增强了我国出口贸易的质量，有效的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发展。我国通过一系列的措施限制高污染、高消耗产品的出口，其中最显著的措施就是通过控制出口退税，我国已经明确提出，在特殊情况下还要对一些高污染、高消耗产品征收出口税，为我国出口高质量、高技术含量产品提供重要的税收政策支持。因此积极的财政税收政策对我国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从具体实施状况来看，无论是对出口退税还是对出口增税，都是调整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的手段，通过政策的调整可以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国际社会风云变幻，客观上要求我国必须在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上找到平衡点，才能减少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才能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才能更好的促进国内经济持续发展。政府的财政税收政策其实就是一个杠杆，通过此杠杆可以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矛盾，同时我国产业结构需要优化和调整，才能促进结构优化和升级，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我国是人口大国、资源大国，只有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才能更好的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
[参考文献]
国际经济政策范文6
要防止经济由偏快转为过热，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避免出现大的起落，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第一，加强金融政策协调配合，改进金融宏观调控。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流动性管理，搭配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等多种方式回收流动性，协调运用好多种流动性管理工具，保持对冲力度，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维护总量平衡。加强人民币利率和汇率政策的协调配合。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推动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进一步增强价格杠杆的调控作用。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继续推进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继续推进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多层次､多渠道的对外投资体系，加快“走出去”步伐。拓展外汇储备管理模式，提高储备经营管理水平。着力优化信贷结构，继续加强对三农､消费､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节能环保以及就业､助学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
第二，加强财税､外贸､投资政策协调配合，调整结构､刺激消费。要加人财政对社会保障､教育和地区间转移支付等方面的投入，提高居民收入，加强社会保障，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充分发挥财税政策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方面的突出优势。要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减少对出口的过度激励，积极扩大进口，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抓紧清理和调整“奖出限入”的外贸政策，“宽进严出”的外汇和投资管理政策，填平补齐､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切实维护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并加快落实以消费需求为主扩大内需､降低储蓄率､市场开放､扩大进口等一揽子结构性调整措施。要完善投融资体制，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加大劳工保护､能源保护､环境保护等执法力度，逐步消除内外资企业的差别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