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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1
[作者简介]张丽莉（1980-），女，汉族，黑龙江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世界经济。一、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一致性
财政与货币政策作为最重要的两大宏观调控政策，是国家实行需求管理和调节经济的有力武器，两者间的紧密联系从根本上说是来源于服务最终目标的一致性。政府宏观调控的最终目标有四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这四大目标的本质都是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因而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作为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手段，其目标指向必定具有一致性。此外，两大政策的一致性还表现为政策手段的互补性和传导机制的互动性。众所周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某些领域存在交叉和重叠，如国债与财政存款领域等。在这些领域中，财政货币政策互为补充、互为影响：财政收支活动影响中央银行资产负债的变化，财政政策将资金运动的方向传递给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不同的融资方式也会对货币政策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反之，货币政策通过信贷等渠道（信贷收入的来源、信贷资金的使用方向等）影响着财政政策。总之，财政与货币政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和互动使二者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这在客观上必然要求两大政策进行协调配合。
二、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差异性
1两者调节的侧重点存在差异性
宏观经济得以正常平稳运行的基础是社会总供求相对平衡的实现。总供求的平衡包含总量平衡和结构平衡。财政政策更加侧重于调节经济结构平衡，货币政策更加侧重于调节经济总量平衡。从财政政策来看，在调控资金流向上相对自由度较高，可以通过收入机制和分配机制，直接调节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和部门结构的各个方面，从而达到优化国家宏观经济结构的目的。从货币政策来看，中央银行能够动用多种政策工具调节基础货币量和货币乘数，从而决定社会的货币供给总量，货币供给总量又决定着商品的需求总量，商品的供给总量反过来决定着货币的需求总量，由此可见，实现货币的均衡实际上也就实现了总供求的总量平衡，因此货币政策主要用于调节经济总量平衡。
2两者调节的手段存在差异性
一般地，宏观政策调控手段的选择是由政策本身的性质及其目标决定，即使同一政策在不同阶段，其性质和具体目标也不尽相同，因此采取的手段也有所差别。财政和货币政策作为两种不同的调控政策，它们在调控手段上存在较大差异。中国财政政策的基本手段主要有财政投资、税收、预算支出、财政补贴等，货币政策的基本手段主要有利率、汇率、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等。
3两者调节的领域存在差异性
货币政策的调节领域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而相比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调节领域更为宽泛，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涉及社会发展的非经济领域。具体地说，货币政策是通过改变货币供应量来影响国民经济，货币供应量的改变主要发生于流通环节，对流通环节的调控主要集中于市场经济领域，在这一系列的连锁反馈过程中，货币政策要发挥其功能需要商业银行的配合和传导，因此受金融系统边界的制约，由此可见这种政策的调节领域比较有限。财政政策主要发生于国民收入的分配再分配环节，通过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变动涉及社会稳定各个方面的实现，特别是在缩小收入差距，推动科教文卫事业的发展等领域，具有货币政策无法比拟的优势。
4两者调节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性
财政政策更关注经济公平，货币政策更体现经济效率。这是因为，尽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调控的都是货币资金，但其资金的性质明显不同。货币政策调控的资金为借贷资金，具有明显的偿还性，其资金使用效益的提高会使经济的运行更富有效率；相比之下，财政政策的货币资金较具有无偿性。通过资金的无偿占有和使用，调节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实现社会的公平。
5两者调节的时滞存在差异性
从政策制定角度来看，财政政策的制定时滞较长，而货币政策的制定时滞较短。政府制定和修订财政政策要经过立法机关审议和批准，有一整套极其严格的程序，不允许随意变动年初的财政预算，因此往往需要较长的周期。货币政策的制定和修订由中央银行决定，中央银行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政策的变动时滞较短。从政策执行角度来看，货币政策时滞较长，财政政策时滞较短。货币政策的实施要有传导渠道承载，无论通过利率渠道传导还是通过信贷渠道传导，都需要较长的传导链条，因而货币政策部分乃至全部效力的发挥要有较长的时间分布间隔。财政政策一般通过政府直接安排收支，且政策实施具有某种强制性，其达到的效果也较易在短时间内显现。
6两者调节的方式存在差异性
尽管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以间接调控为基本特点，但财政政策能够由政府直接调节和控制来实现，因而更具有直接性，特别是在调节经济结构领域，通过财政支出的增减变动和税率的大小变化，可以直接作用于投资和消费的结构与规模。相比较而言，货币政策的间接性较强。政策的实施不仅需要畅通的传导路径为依托，还需要商业银行的紧密配合，且政策效应的发挥还受到企业管理经营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以及居民的消费意愿等因素的制约。
综上所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既具有一致性也存在差异性，表明二者之间密切相关，在宏观调控中不可替代和相互补充。因此在实践中，只有根据自身特点将两者有效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容易和准确地达到国家宏观调控的目标。
三、财政与货币政策搭配的理论综述
1封闭经济条件下IS-LM模型
IS-LM模型是由John Richard Hicks和Alvin Hansen（1937）在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上得出的一个经济分析模型，用于反映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的条件下，国民收入和利率的关系，该模型广泛应用于财政与货币政策研究。
IS曲线用来描述产品市场均衡，根据封闭经济国民收入等式：
Y=C+I+G
可以获得关于收入和利率关系的向右下方倾斜的IS曲线。LM曲线用来描述货币市场均衡，根据等式M/P=L1（r）+L2（y） 可以获得关于收入和利率关系的向右上方倾斜的LM曲线。IS与LM曲线的交点意味着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均衡时的利率和收入水平。然而这一均衡并不是充分就业时的均衡，因此需要财政与货币政策进行调节，其中财政政策改变IS曲线的位置，货币政策改变LM曲线的位置，通过IS和LM曲线位置的变化，实现充分就业下的均衡状态。
伴随着IS-LM模型的诞生，经济学家对它的批评和指责就不绝于耳。例如，模型的创始人JRHicks就公开表达了对该模型的不满：IS曲线表示的是流量均衡关系，而LM曲线表示的是存量均衡关系。若要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在一年中同时达到均衡，则在整个过程中货币的供给必须与需求保持相等，这只有在不确定的预期每天都正确的情况下实现，这显然不可能。ALeijonhufvud的批评指出：IS-LM模型的一个假设是两种市场的均衡相互独立，一条曲线的变动不会引起另一条曲线的变动，这种假设不正确，IS和LM应该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尽管各种对IS-LM模型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并没有因此撼动该模型在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地位。无论是后来的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还是供给学派，其理论都没有取代正统的IS-LM模型，反而被纳入该模型，丰富和拓展了该模型。因而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证明IS-LM模型的巨大价值，是政府分析财政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
2米德冲突
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政策不仅要实现内部均衡，还要实现外部均衡。当一种经济政策面对两个宏观经济目标时，就会出现内外冲突的问题。詹姆斯?米德最早研究了这个问题，称之为“米德冲突”。他详细分析了两国为维持内外均衡的金融政策之间存在的冲突：设定两个国家A和B，在A国的国内支出上出现了自发紧缩，其结果导致了A、B两国国民收入的紧缩，并且使国际贸易朝着有利于A国的方向变动。在这种情况下，A国需要采取政策性膨胀来实现内外均衡。具体地说，就是一方面停止国内的萧条以实现内部均衡，另一方面抑制A国进口需求的缩减和A国的贸易差额移向顺差以实现外部均衡，对A国来说，这不会产生政策冲突问题。但如果A国不这样做，B国就会面临严重的政策冲突。为了实现内部均衡，B国的国内支出需要有政策性膨胀来制止经济萧条，但为了外部均衡，B国又要求国内支出有政策性收缩，以便在A国对B国出口需求缩减的同时，限制B国的进口需求。这就存在尖锐的政策冲突，稳定国民收入的政策性膨胀会导致国际收支更加不均衡，可使国际收支达到均衡的政策性紧缩又会加剧国民收入的下降。
可见，在米德的分析中，内外均衡的矛盾表现为国内总需求紧缩和国际收支逆差之间的矛盾。由于政府只能运用金融政策一种工具，因此必然导致调控中左支右绌的情况。以上米德的论述传递出这样一个信息：在开放经济中内外均衡的冲突十分常见和频繁，单一的金融政策无法解决内外均衡冲突的两难困境，运用政策搭配才是治本之道。米德的这一思想构筑了政策搭配理论的基石。随后经济学家们在此领域的研究都是以米德冲突理论为依据展开的。
3丁伯根法则
为解决内外均衡的冲突问题，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丁伯根（JTinbergen）最早提出将政策目标和工具联系在一起的数学模型，论证了要实现N个独立的政策目标，至少要有相互独立的N种有效的政策工具。这一理论被称为丁伯根法则。
丁伯根法则可以简单表述为：假设存在两个宏观经济目标T1、T2，可以使用两种政策工具I1、I2，政策调控追求的宏观经济目标T1、T2即为最优目标，经济目标是政策工具的线性函数，则有：
T1=A1?I1+A2?I2
T2=B1?I1+B2?I2
当A1/B1≠A2/B2时，可以求解出达到最优目标水平T1、T2时所需要的I1、I2的水平：
I1=（B2?T1-A2?T2）/（A1?B2-B1?A2）
I2=（A1?T2-B1?T1）/（A1?B2-B1?A2）
这说明，只要政府能够运用两种独立的政策工具，就可以通过政策工具的配合达到理想的经济目标。当A1/B1=A2/B2时，方程组无解，这意味着两种政策工具对两个宏观经济目标有相同的影响，可以视为一个独立的政策工具，因而不可能全部实现两个独立的经济目标。
丁伯根法则对经济政策理论具有深远意义，它的重要贡献在于研究了政策搭配的数量匹配性，并提供了一个可扩充性较强的数学模型。该法则还进一步强调了众多且广泛的政策搭配是实现经济内外均衡发展的客观要求。
4蒙代尔有效市场分类原则
在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匹配问题上，尽管“丁伯根原理”被广为认同，但缺乏可操作性。现实中政府在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对内外均衡两种目标时常常会遇到逻辑上和指导思想上的困难，不能实现政策目标。蒙代尔认为，造成这种困难的原因在于丁伯根原理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视为同等效力的政策工具，但实际上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和效果是不同的。蒙代尔借用两目标-两工具模型提出了绝对优势原则和比较优势原则，构成了蒙代尔有效市场分类原则的核心内容。该原则的政策决策模型可简单概括为：
T1=a1?I1+a2?I2
T2=b1?I1+b2?I2
常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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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朱小平，专著，金融危机中的美国、中国与世界[M]，新星出版社，2009，5-7。
④数据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计算所得。
⑤根据美联储的数据统计。
⑥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计算所得。
常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3
关键词：宏观经济环境；投资规模；投资效率
中图分类号：F27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3-0035-0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依靠投资而高速增长的特征十分明显，投资规模成为驱动我国经济发展重要因素之一，但投资规模的扩张没有带来投资效率的显著提高。在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投资规模扩张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日趋乏力，而投资效率的提高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亟待解决的问题。企业的投资行为不仅受到企业内部治理环境的影响，来自宏观经济环境的外生冲击也是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重要因素。我国企业的投资行为更易受到宏观经济环境因素的冲击。本文以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1-2015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试图从经济周期、宏观经济政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资本市场（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三个维度，实证分析宏观经济环境对我国企业投资规模与投资效率的影响，以期为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一）经济周期与企业投资
企业的投资规模在完美市场假设下仅与投资机会有关。考虑到企业的投资原则，只要满足期望投资收益率大于资本成本就会利用该投资机会。由于企业的期望投资收益率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经济周期可通过投资机会影响企业的投资规模。当经济周期处于恢复或者扩张阶段时，消费者收入的增加导致社会总需求随之增长，致使企业的期望投资收益率上升、投资机会增加，加之管理者对市场前景的预期更为乐观，企业往往会在此时做出扩大投资的决策。因此，经济周期对企业的投资规模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1]。但是，完美市场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企业的实际投资行为会受到诸多摩擦因素的影响，导致真实投资规模与最优投资规模发生偏离，即出现非效率投资。由于融资约束现象在我国企业中普遍存在，经济周期波动会导致资本成本的变化，进而影响企业投资是否能够得到充足的资金支持。在经济周期紧缩时期，信贷资本收缩，资本成本上升，融资约束现象更为严重，更容易导致出现企业的非效率投资：受融资能力所限，大批非国有企业在经济紧缩时期被迫放弃原本拥有的优质投资机会，进而出现投资不足；与之相反，对部分低投资机会的国有企业而言，它们即使在经济紧缩时期也能凭借其拥有的资源禀赋优势而保持较强的融资能力，进而出现过度投资[2]。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a：经济周期的扩张能够显著促进我国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大，反之亦然。
H1b：相对于经济周期扩张时期，经济周期紧缩时期更容易导致企业的非效率投资。
（二）货币政策与企业投资
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是货币政策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微观传导途径，货币渠道通过投资机会直接影响企业的投资规模：货币供给总量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下的增加引致市场利率、资本成本相应下降，从而增加了企业的投资机会、扩大了企业的投资规模；基于Tobin Q理论，股价在扩张性货币政策下普遍上升，致使企业的重置成本相对于市场价值趋于下降，企业更偏好于弃旧置新、扩大其投资规模（张超等，2015）。信贷渠道通过资本供给间接地影响企业的投资规模，扩张性货币政策不仅增加了信贷市场上的资金供给、降低了信贷成本，而且在金融加速器的作用下可通过改善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状况而提高企业的资产净值、增强企业的资产担保能力，进而促进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大。所以，货币政策对企业的投资规模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对投资效率不一定具有同样的影响。在紧缩性货币紧缩下，受货币供应量下降的影响，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供给出现明显缩减，企业获得信贷资本的难度加大、成本提高。面对有限的资金，企业只能通过合理的财务规划来保持一定的融资能力，同时更加慎重地选择投资机会，从而有利于投资效率的提高[3]；基于企业经营风险趋于增加的考虑，银行等金融机构会加强对授信企业的监督管理，从而降低了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发生。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a：扩张性货币政策能够显著促进我国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大，反之亦然。
H2b：相对于紧缩性货币政策，扩张性货币政策更容易导致企业的非效率投资。
（三）财政政策与企业投资
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的影响主要包括“刺激私人投资，产生带动效应”和“抑制私人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刘扭霞，2000），财政政策对企业投资规模所产生的影响会因为“带动效应”和“挤出效应”的大小而有所不同。摹按动效应”看，我国的政府投资偏向于产业链较长的项目，时间跨度大，波及范围广，对私人投资所产生的刺激作用更为明显；从“挤出效应”看，我国的政府投资并没有限制私人投资的领域，我国的利率也并非完全市场化，财政政策扩张所引起的利率上升幅度有限，加之货币政策的反向调节有效缓解了利率的上升，从而控制了私人投资成本的上升、削弱了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所以，我国的财政政策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刺激作用更为显著。
另外，关于财政政策对我国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还要考虑我国特殊的财政分权制度背景。财政分权的治理模式和缺乏良好的制度约束，导致我国的财政政策是一种在经济周期下行期比上升期更为积极的“扩张偏向型财政政策”（方红生和张军，2009）。地方官员在经济周期下行时会基于“晋升锦标赛”压力而加大财政支出，迫于地方经济增长压力而加大对国有企业的干预力度，此时国有企业往往因被迫扩大投资而导致出现非效率的投资；反之，对于没有政治关联的非国有企业而言，并没有在财政扩张中得到更多的投资机会。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a：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显著促进我国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大，反之亦然。
H3b：相对于财政政策收缩时期，财政政策扩张时期更容易导致企业出现非效率的投资。
（四）信贷市场与企业投资
信贷资本为企业提供了更为充足的资金，减轻了企业在投资中所面临的融资约束，同时也降低了企业的投资成本，提高了资本的整体配置效率[4]。我国金融市场制度欠缺、再融资门槛较高等问题导致我国大部分上市企业的外部融资渠道单一，面临不同程度的融资约束问题；我国的金融市场依然是以银行为主导，造成我国企业的外部融资更多地依赖于信贷资本。因此，信贷市场的扩张对我国企业投资规模的资金供给效应可能更为显著。我国的地方政府出于政绩考核的压力，往往会干预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的资金供给，导致国有企业出现严重的预算软约束现象。信贷资源在信贷市场的扩张时期依然偏好于国有企业，造成国有企业呈现出越过度投资越容易获得贷款的非正常现象；对非国有企业而言，信贷市场的扩张并没有让它们获得更多的信贷资金，投资不足现象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张敏等，2010）。另外，从信贷市场的监督和治理功能看，相对于信贷市场紧缩时期，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授信企业的监管力度趋于下降，也助长了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a：信贷市场的扩张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大。
H4b：相对于信贷市场收缩时期，信贷市场扩张时期更容易导致企业的非效率投资。
（五）股票市场与企业投资
在资本市场完全有效时，企业的投资行为与股票市场波动无关，但现实中的资本市场并非完全有效，股票市场发展可能影响企业的投资。股票市场对企业投资规模所产生的影响被称为股票市场的投资效应，主要包括两种传导机制：一是基于托宾的Q理论，股票市场的繁荣带来企业股票价格的上扬，企业的q值相应上升，投资者对企业前景的未来预期趋于乐观，进而带动企业扩大投资规模；二是基于非对称信息理论，股票价格的上涨给投资者传递了企业资信状况优良的信号，导致投资者对企业未来前景的预期趋于乐观，提高了企业从股票市场融资的能力，进而导致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张[5]。所以，股票市场发展对企业的投资规模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看，由于融资约束在我国企业中普遍存在，股市准入门槛和股权融资成本的降低有效缓解了这部分企业因融资渠道单一所导致的投资不足现象；股票市场的繁荣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完善，为企业提供了向社会融资的市场机制，进而推动了资本的市场化合理流动，提高了资金的整体配置效率，从而有效抑制了资金向过度投资企业的流动（王奇，2016）。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5a：股票市场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我国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大。
H5b：股票市场的发展有利于抑制企业的非效率投资。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我国沪深两市 A 股上市公司2001-2015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遵循以下标准对样本进行了筛选：（1）在选取样本企业时剔除ST、PT股票；（2）剔除了变量的异常值与缺失值；（3）按照研究惯例删除了金融类公司。最终选取在考察期内符合条件并一直存续的样本数为524家。本文所使用的财务数据主要来自于CCER和CSMAR数据库，市场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和2001-2015年的统计年鉴。另外，考虑到异常值对分析结果稳健性的影响，而选择对公司层面的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测度
为了分析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现构建计量模型（1）：
INVi，t=β0+β1Qi，t-1+β2Sizei，t-1+β3Cashi，t-1+β4Levi，t-1+β5Agei，t-1+β6GDPt+β7MONt+β8FEt+β9LOADt+β10DEFAULTt+β11STOCKt+β12SRt+Industry+εi，t （1）
模型（1）中的被解变量（INV）表示企业投资规模，借鉴连玉君等的研究方法，本文用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表示企业的初始投资规模，并利用总资产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模型（1）中的宏观经济环境解释变量包括经济周期、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信贷市场与股票市场，为避免出现解释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本文在指标设置中尽量剔除了可能的相互影响。经济周期变量（GDP），选用常见指标 GDP增长率衡量。货币政策（MON），借鉴Kashyap A. K.（1991）等的做法，选择实际货币供应量指标衡量，即M2 增长率减去GDP增长速度，减去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增长速度后所得到的差[6]。财政政策（FE），借鉴雒敏（2012）等的做法，选择财政支出增长率指标作为我国财政政策的变量（雒敏、聂文忠，2012）。信贷市场从信贷资本总量和信贷违约风险两方面进行刻画；对于信贷资本总量（LOAD），借鉴胡国柳（2014）等研究，以我国信贷资本总量的自然对数表示信贷资本总量指标（胡国柳、姜岩磊，2014）；对于信贷违约风险（DEFAULT），借鉴苏冬蔚（2009）等的做法，选取我国银行的整体不良贷款率表示信贷市场的风险[7]。股票市场从股票市场总市值和股票市场收益率波动两方面进行刻画；对于股票市场总市值（STOCK），借鉴刘思佳（2010）等的研究，采用上海与深圳证券市场股票总市值代表股票市场的总量情况，并用GDP对该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对于股票市场收益率波动（SR），借鉴周业安（2010）等的研究，用我国股票市场月收益率的标准差表示股票市场的波动性，代表股票市场的风险程度。
模型（1）中的控制变量选取企业规模（Size）、企业现金持有量（Cash）、资本结构（Lev）、企业投资机会（Q）和企业年龄（Age）的滞后一期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考虑到不同的行业具有不同的经营特点，本文还设置了表示行业差异的虚拟变量（Industry）。另外，在模型（1）中，i、t分别表示企业与年代，εi，t为随机扰动项。
为了分析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现构建计量模型（2）：
EFFi，t=b0+b1Salei，t-1+b2Share1i，t-1+b3ROAi，t-1+b4GDPt+b5MONt+b5FEt+b7LOADt+b8DEFAULTt+b9STOCKt+b10SRt+Industry+i，t（2）
模型（2）中的被解释变量投资效率（EFF），借鉴 Richardson（2006）等的研究方法，本文分两步测度企业的投资效率：第一步利用Richardson的资本投资支出模型来估计企业最优的投资支出规模；第二步用企业的实际投资支出减去模型估计的最优投资支出。所得差额的绝对值表示企业偏离最优投资的程度，该值越大表示企业投资的非效率程度越大[8]。另外，将其中所得差额为正的一组定义为投资过度（Over Inv），而所得差额为负的一组定义为投资不足（Under Inv）。模型（2）中的控制变量选择与投资效率相关的企业自身特征变量，包括销售规模（Sal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Share1）、资产收益率（ROA）。另外，模型（2）中其它变量的解释与上文一致。
三、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表1报告了公司层面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1中可以看出企业投资规模（INV）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0000和06022，企业投资效率（EFF）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00000和05327，说明样本企业的投资规模与投资效率都存在较大差异，这为本文的研究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表2报告了宏观经济环境因素的描述性统计，从表2中可以看出2001-2015年间我国宏观经济环境中的各个因素存在较大差距，这表明我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在不同的时期存在着较大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宏观经济环境的不同对企业的投资行为存在不同的影响。
（二）多重共线性检验
本文所设定的模型（1）中既包括公司层面的变量，也包括宏观层面的变量，现分别针对公司层面和宏观层面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结果见表3和表4。从表3的检验结果可知各公司层面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各控制变量均与企业投资规模或投资效率显著相关，说明本文在控制变量上的设置是有意义的。从表4的检验结果可知各宏观层面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初步证明了本文解释变量设置的合理性。
（三）假设检验结果
本文采用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并依据Hausman检验的结果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1.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
表5中式（1）表示的是控制变量与企业投资规模的回归结果，式（2）在式（1）的基础上引入了作为解释变量的经济周期，回归结果显示其显著为正，说明我国企业的投资行为具有显著的顺周期特征，本文提出的假设H1a得到支持。式（3）在式（2）的基础上引入了作为解释变量的货币政策，回归结果显示其显著为正，说明货币政策的扩张能够显著促进我国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大，本文提出的假设H2a得到支持。式（4）在式（3）的基础上引入了作为解释变量的财政政策，回归结果显示其显著为正，说明财政政策的扩张能够显著促进我国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大，本文提出的假设H3a得到支持。式（5）在式（4）的基础上引入了作为解释变量的信贷市场发展指标，回归结果显示信贷资本总量变量显著为正，而信贷违约风险变量显著为负，说明我国的信贷总量配置制度和信贷市场波动风险都能够显著影响企业的投资规模，即信贷市场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我国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大，本文提出的假设H4a得到支持。式（6）在式（5）的基础上引入了作为解释变量的股票市场发展指标，回归结果显示股票市场总市值指标和股票市场收益率波动指标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股票市场的发展不能显著促进我国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大，本文提出的假设H5a未得到有效支持，可能的原因在于我国的股票市场发展相对滞后，企业依然具有较强的信贷融资偏好，导致股票市场发展对我国企业的投资规模影响较小。
2.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
表6中式（1）表示的是控制变量与企业投资效率的回归结果，式（2）在式（1）的基础上引入了作为解释变量的经济周期，回归结果显示其显著为负，说明经济周期的扩张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本文提出的假设H1b得到支持。式（3）在式（2）的基础上引入了作为解释变量的货币政策，回归结果显示其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与货币政策紧缩时期相比，货币政策宽松时期更容易导致企业的非效率投资，本文提出的假设H2b得到有效支持。式（4）在式（3）的基础上引入了作为解释变量的财政政策，回归结果显示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本文提出的假设H3b未得到有效支持，可能的原因在于我国政府直接利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运行的力度越来越小，同时也减少了对微观企业投资决策的干预。式（5）在式（4）的基础上引入了作为解释变量的信贷市场发展指标，其中信贷资本总量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在于信贷资本总量的扩张缓解了非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有利于其投资效率的提高，加之非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中所占比重的扩大，信贷歧视的改善，导致信贷资本总量扩张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不确定性；信贷违约风险变量显著为正，说明我国信贷市场的风险能够显著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本文提出的假设H4b得到了部分支持。式（6）在式（5）的基础上引入了作为解释变量的股票市场发展指标，股票市场总市值指标和股票市场收益率波动指标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本文提出的假设H5未得到支持，可能的原因在于我国的股票市场发展相对滞后，股票市场融资对企业负债融资的替代效应并不明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也并不显著。
3.稳定性检验
（1）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投资规模的影响。首先，对被解释变量企业投资规模进行指标替代，用企业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和工程物资之和的年增长率表示企业的投资规模，进行稳定性检验，结果表明对前文的研究成果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其次，因为企业的投资行为往往时间跨度较长，具有一定的滞后效应，本文在所设定的模型（1）中加入解释变量企业投资水平的滞后一期变量，采用动态面板（GMM）的估计方法重做上述检验，结果显示与前文的研究结果并没有显著差异。
（2）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首先，对被解释变量企业投资效率进行指标替代，借鉴靳庆（2012）等的研究方法，用投资对企业价值的敏感性指标衡量企业的投资效率，依次引入宏观经济环境变量与企业价值的交互项，进行稳定性检验，结果表明对前文的研究成果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9]。其次，将样本按照解释变量投资效率的不同，分为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两组，重做上述检验，结果显示与前文的研究结果并没有显著差异。
四、结论
作为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宏观经济环境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企业的投资行为。在开放型增长模式下，投资的高速增长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投资规模的扩大并不代表投资效率的提高。基于此，本文从宏观经济环境视角入手，结合我国特殊的制度环境分析宏观经济环境对我国企业投资规模、投资效率的影响，并以2001-2015年间我国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我国企业的投资规模与投资效率具有显著的周期特征。第二，货币政策的扩张能促进我国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大，但不利于我国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财政政策的扩张能促进我国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大，但对我国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第三，信贷市场的发展能够促进我国企业投资规模的扩大，但对我国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股票市场的发展对我国企业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率的影响都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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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Scale， Investment Efficiency and Macroeconomic Environment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in China
MA Hong1，WANG Yuan-yue2
（1.Management College，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100，China；
2.School of Economics，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100，China）
常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4
[关键词]混合型通货膨胀；结构失衡；紧缩政策；扩大内需
[中图分类号] F123.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10-0009-05
通货膨胀可以被描述为经济社会在一定时期内价格水平持续地和显著地上涨[1]。为了控制通货膨胀对宏观经济的冲击，各国都把价格稳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作为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种常见的现象，通货膨胀不仅没有被消除，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在GDP连续五年以10%以上的速度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经济再度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威胁。
一、当前通货膨胀的形势及特点
由于价格的相对变化和变化时间的不一致性，温和的低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容忍的。许多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坚持这样的看法，温和的或爬行的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对产出和就业有扩大的效应。弗里德曼认为，最佳通货膨胀率应该是实际利率的负值。在欧元区和美国，中央银行所确定的通货膨胀目标是2%左右；在中国，公众的容忍度和央行的控制目标是3%左右。但是，在经历了连续几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以后，从2006年底开始，中国的CPI再度攀升。2007年3月， CPI涨幅突破3%的警戒线；到2007年7月，CPI增速达到5.6%，创出新高。2007年全年，CPI比上年累计同比上涨4.8%；进入2008年， CPI继续上升，1月CPI同比增长达到7.1 %，二月8.7 %，三月8.3 %。尽管下半年CPI有所回落，但大多数商品仍在高位运行或继续上涨。
当前的通货膨胀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发生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发生的时机与1994年和2003年的通货膨胀大体相似。二是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依然是物价上涨的导火索。我国历次通胀都伴随着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二者总是相伴而来。三是当前的通货膨胀发生在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下。次贷危机、美元贬值、全球经济衰退、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不可避免的对中国经济造成影响。
二、影响当前通货膨胀的因素
当前通货膨胀的成因很复杂，既有成本推进的因素，又有需求拉动的因素；既有国内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不合理的因素，又有国际经济形势影响的因素。
成本推进的因素主要是全球石油、粮食及其他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扬。2008年2月，纽约原油期货价格有效突破每桶100美元的大关，连创新高，5月初已经突破了120美元。低油价时代的终结不仅加剧了人们对于能源短缺和高油价引发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而且，乙醇汽油等替代能源的开发进一步推高了玉米、小麦等粮食价格和大豆、花生等油料作物价格。国际市场的粮价上涨直接影响了国内的粮食价格，并形成相互推动，持续上涨的态势。粮食价格的波动逐渐向下游传导，以粮食为原料的食品和猪肉价格加速上涨，直接推动了CPI的上升。尽管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基本面是好的，但是由于国际原油、谷物、石油、食用植物油、矿产品等初级产品价格持续上涨，不仅推高了国内以此为原料的企业的生产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大我国控制物价上涨的压力。除上述因素以外，推动成本上升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工资成本的提高。2007年，新《劳动合同法》的出台，短期内，部分企业尤其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用工成本增加，甚至超出了企业的承受能力。
需求对本次通货膨胀的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资产价格的过度上涨。2007年，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上升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资产价格上升主要表现为股票和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扬。目前，尽管股票价格已经回落，但房地产价格仍居高不下，房价的飙升直接拉动了与此有关的钢铁、水泥、建材等相关行业投资的增长和价格的上升。作为中国供求失衡最突出的一个部门，房地产市场的过热对本次通货膨胀的产生和进一步恶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按照货币主义的观点，通货膨胀归根到底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供给的迅速增长才是通货膨胀的根源。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主要是因为外汇储备的高速增长和现行的结售汇制度。截至2007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15，280亿美元。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和多年来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保持的双顺差格局。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削弱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一方面，央行不得不对增加的外汇储备按汇率投放等值的人民币；另一方面，为了抵消增加的货币供应对国内经济的冲击，人民银行实行对冲政策，通过发行央票对冲增加的基础货币供应。在当前双顺差的格局下，央行已经无法控制基础货币的供应，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的通货膨胀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复杂，最主要的是全球经济失衡和美元不断贬值的趋势以及2007年已经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中国现在所面对的人民币升值和通货膨胀压力，从全球的角度讲，都离不开美元被刻意贬值的结果。美国通过美元贬值向全球输出了通货膨胀压力，推动了国际市场上石油、矿产品等初级产品价格以及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
三、当前通货膨胀的类型及根源
确定通货膨胀的性质和类型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它直接关系到应该采取何种经济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以及政策的有效性。在现实生活中，单纯的需求拉动型和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是很难找到的。萨缪尔逊和索洛提出了“混合型通货膨胀”的概念，指由需求拉上和成本推动共同起作用而引起的通货膨胀。
关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源，贝多广和朱晓莉(2007)认为，当汇率和资本流动都受到管制时，压抑的对外升值趋势会成为对内贬值的直接原因。对内贬值的概念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CPI上涨，而是包括资产价格膨胀在内的广义通货膨胀[2]。周其仁(2007)认为当下中国的通胀不是政府滥发钞票的结果，而是现有汇率形成机制容纳不下中国国际竞争力的表现。汇率低估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3]。余永定(2007，2008)也将人民币汇率低估、国际资本流入、外汇储备过多作为中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认为中国的通货膨胀属于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4]。
目前导致我国目前物价上涨的因素是多重的，不仅仅是货币发行量过多的问题。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导致通货膨胀的包括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进等多种因素，当前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混合型” 的通货膨胀。在这种混合型的通货膨胀中，需求拉动的因素偏多一些。
作为经济社会一种常见的病态，通货膨胀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在物价上涨的表象下面，隐藏着经济制度的缺陷和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失衡，这才是当前通货膨胀的根源。
一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消费需求不足。尽管GDP连续5年以超过10%的速度高速增长，但是城镇居民和农民可支配收入却增长缓慢。与此同时，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这种收入分配格局，造成长期以来内需不足，消费不振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二是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某些地方政府为了当地的短期利益，将土地和房地产作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不遗余力的推动地价、房价的上升和房地产业发展；同时，在土地、税收等方面纷纷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大量招商引资。尽管在短期内带来了财政收入的增加和一时的繁荣，但增长的代价是环境恶化、资源过度消耗和贸易摩擦加剧。而房地产市场过热和外资的过多涌入正是当前通货膨胀的重要源头。
三是垄断力量对社会总体价格水平的影响。陈志武(2007)认为，普通民众并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受益者，经济增长的好处更多的分配给了政府和垄断性的国企。由于某些产品和服务缺乏竞争和人为的供应不足，其价格并未因市场规模的扩大而逐渐下降，而是显示出较强的刚性，这种现象在银行、石油、石化、铁路、电信、房地产等行业和部门表现的尤为突出。这种与民争利的利益集团的存在，使得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偏离最优，扭曲了价格形成机制。从表面上看，当前的通货膨胀是由于猪肉和食品价格上涨引发的，但在形成CPI的8大类商品篮子中，猪肉的权重是无法与房地产等产业相比的。
四、宏观经济政策面临的困境
无论通货膨胀的近因是什么，通货膨胀都是一种疾病，一种危险时会致命的疾病，一种如果不及时治理，会毁掉整个社会的疾病(弗里德曼，1991)[5]。在通货膨胀扩散的过程中，整个经济社会都受到它的冲击和影响。一是中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支出大幅增加，生活质量下降。国家统计局的公报数据显示，2007年恩格尔系数相比2006年以来罕见上升。恩格尔系数上升，意味着在通货膨胀的冲击下，居民基本生活支出增加，福利下降。二是价格上升与通胀预期相互推动。价格上涨导致消费者不断增加的恐惧，而消费者的恐惧又反过来使物价上涨更快。通货膨胀的预期已经形成，并与价格上涨形成互相推动的格局。三是进一步扩大了已经十分严重的收入分配差距。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 0.465的历史高点，2007年突破0.48。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不仅抑制了消费需求，而且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四是由于货币的破坏力导致价格系统紊乱，打乱了市场机制的一切有效秩序，干扰了市场信号的传递并使信号失真，造成资源配置失调，降低经济效率并使经济陷于不稳定状态。
为了避免通货膨胀形势的日益恶化，自2007年以来，中国政府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力求在降低通货膨胀率的同时，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是，政策实施一年多来，形势并没有明显的改善，CPI依然居高不下(2008年6月CPI增幅为7.9%)，而且正在与PPI正在互相推动、一起上涨，通货膨胀的压力持续增加。
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不明显，一方面通货膨胀具有一定惯性，另一方面，当前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本身就有局限性。更重要的是，当前通货膨胀还具有输入性通货膨胀的特点，对于美国经济衰退、美元贬值和油价、粮价、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仅靠国内的经济政策是无法消除的。
财政政策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财政政策易松不易紧。由于中国的财政支出具有不对称性，即扩张容易、紧缩难，财政政策抑制经济过热的职能并没有充分发挥。一方面，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党政系统和公务员队伍，公务人员工资及其他各项费用支出不仅不会减少，而且会随着通货膨胀率的提高而增加；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财政政策还具有产业政策的职能，某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点项目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不可能减缓。此外，2008年是一个多事之年，年初南方发生雪灾，五月份四川发生地震，灾后的重建工作及即将举行的奥运会都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而且，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低于8%，便会带来就业等一系列问题。综上所述，可以预测，2008年中国的财政支出减少的可能性不大。
尽管已有的研究显示，在通货膨胀严重时期，货币政策的效果比较显著，但是在实践过程中，货币政策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6]。一是货币政策的作用主要用于反对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而对于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货币政策的作用有限。由于本次通货膨胀属于混合型通货膨胀，对于推动物价上涨的成本推进的因素和国际传导的因素，如粮食价格、油价和工资等因素的上涨，货币政策无能为力。二是货币政策还有一定的外部时滞，中央银行通过变动货币供给量和利率来影响投资、收入和价格往往要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三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还受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例如，自去年以来，中央银行在继续对冲的同时，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以收紧银根。但此时，在住房危机、信贷危机与金融危机等三重危机的强力冲压下，为恢复公众信心和注入流动性，美联储已经多次降息。在中美存在利差和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推动下，国际热钱正加速流入中国，进一步加大了对冲的难度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外汇储备的增加和基础货币的供应不可控的情况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已经无法维持，物价上涨的源头也无法消除。
人民币升值无疑是紧缩的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2008年以来出口增速和贸易顺差的增长速度有所下降，但是，人民币升值的负面效应也开始显现。一是造成国家外汇储备的巨额损失。二是导致更多的国际资本流入，强化了其进一步升值的预期，加重了继续升值的压力。三是加大了出口企业的成本。人民币短时间内大幅升值削弱了中国自身的成本优势与竞争优势，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一些出口导向型外贸企业的成批倒闭、外企恶性抽逃资金的现象，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一旦出口减速，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就业问题、经济增长问题就会随之而来。因此，人民币升值也面临两难困境，快速升值还是缓慢升值?升值的幅度应该是多少?都不容易把握。
对冲政策是中央银行面对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不得已的被动选择，实行对冲政策的成本是高昂的。商业银行持有过多的央行票据，收益受到影响。而且，外汇储备的内生性是中央银行无法控制的，继续实行对冲政策可能会导致货币供给更大幅度的波动和经济的不稳定。
紧缩的货币政策影响广泛，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冲击，在执行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结构性的偏差。它的副作用是严重伤害中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严重收缩国内企业的资金流。例如，在紧缩的货币政策和其他利空因素的影响下， 沪深股市A股价格再遭重创，到2008年7月初跌幅已达60%以上，令大部分投资者财产急剧缩水，购买力降低。紧缩政策对企业的冲击更大，一些中小型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而言，不得不承受激增的生产成本，包括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取消、贷款利率上调等，生产经营陷入困境，甚至破产倒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企业多数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它们的大量破产不仅造成有些地区经济衰退，而且带来严重的就业问题。而且，一刀切的紧缩政策刺激了地下金融的发展，对正常的金融秩序造成冲击。
综上所述，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经济制度的缺陷和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失衡，而当前紧缩的货币政策只是一种短期的微调措施，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因此不能寄予太高的希望。
五、通货膨胀形势展望及政策建议
2008年下半年，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将更加严峻，并有进一步恶化的风险。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PPI的持续上涨。2008年5月，PPI增速达到8.2%，创下三年多来的新高。PPI正在通过流通领域传导到CPI。研究表明，PPI向CPI的传导有4～6个月的时滞。未来一段时期内国内PPI仍将维持在高位，CPI的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压力在继续加大。
二是全球能源、原材料和粮食价格仍在继续上涨。在目前国际原油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国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压力增大，虽然国家采取了一定的限价措施，但这种限制很难控制国内价格的上涨，只能使涨幅有所放缓而已。
三是在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预期不断强化，国际热钱仍在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四是房地产价格依然居高不下，价格泡沫破灭的风险依然很大。
通货膨胀形势的进一步恶化，不仅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经过多年的发展以后依然很脆弱，而且再次对现有的发展方式敲响了警钟。
通货膨胀危害社会公平和稳定，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和坚持紧缩的货币政策不能有丝毫动摇。短期内，具体政策措施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汇率政策
汇率政策在反通货膨胀政策中发挥的作用，除了对总需求和失业总水平的间接作用以外，汇率还通过进口最终产品价格、国内可贸易品价格、进口中间产品价格三条不同渠道直接影响总体价格水平。尽管从短期来看人民币升值的效果取决于进出口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弹性，但是，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是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减少过多的贸易顺差、抑制国际热钱流入的必要措施。如何应对经济崛起时期的货币升值压力，德国的经验和日本的教训已经做出了最好的回答。为了改变货币政策腹背受敌的现状，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步伐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是非常必要的。中国必须进一步减缓外汇储备增长势头，采取措施削减外汇储备存量。除了通过人民币升值减少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外，中国应扩大对技术、粮食、原材料以及其他资源类产品的进口，平衡国际收支，充实战略储备，平抑国内物价。
(二)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
由于本次通货膨胀属于混合型通货膨胀，依靠单一的货币政策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必须结合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以减轻紧缩的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冲击。财政政策主要应包括减税和增加转移支付，一方面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增加可支配收入和国内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完善社会保障，增加对低收入群体的转移支付，减轻通货膨胀对他们生活的冲击。产业政策的重点应该放在引导和扶持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上。
(三)房地产市场
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是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源头，日本和美国的教训值得深思。房地产市场泡沫严重不仅仅是一个需求过度的问题，人为的供应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要保证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防范金融风险，必须打破政府、银行和房地产商的利益链条。一是降低地价，降低土地和房屋交易的各项税费，减少地方政府对卖地财政的依赖；二是增加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市场供应；三是在房屋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严格限制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行为，尤其是境外热钱和国内投机资金的炒作。
(四)能源和原材料
近年来，中国在能源和原材料方面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原油对外依存度超过40%，中国也早已成为世界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尽管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上涨和长期以来国内能源价格的扭曲使中国已经错过了理顺能源价格的最佳时机，油价上涨也会增加治理通货膨胀的压力，但是理顺扭曲的价格机制仍是非常必要的。
(五)粮食
粮食价格上涨有其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因素，不应人为压制，农民生产农产品获得合理利润的要求应当被理解和尊重，靠价格扭曲牺牲农民利益得到的廉价农产品和物价稳定既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持久的。本轮全球农产品价格上涨，应使我们更加重视粮食安全，增加投入以提高农业生产力，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同时，建立保障系统缓解食品价格上涨对低收入者的压力。
(六)预期
预期主要包括通货膨胀预期和人民币升值预期。当前通货膨胀最令人担心的不是通货膨胀本身，而是公众日渐形成的通货膨胀预期(余永定，2008)[7]。通胀在无形之中剥夺全体人民的财产，引起预期的普遍混乱，增加交易费用。同时，人民币升值的预期正吸引国际热钱源源不断的流入，抵消紧缩政策的有效性。预期一旦形成，便会不断的自我强化，很难消除。要消除预期，必须要树立公众对政策的信心，“树立对规则的信心比规则本身更重要”。政府要通过不断加息、增加转移支付和减税来稳定通胀预期。
面对不断涌入的国际热钱，我们应在加快人民币升值的同时，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证明中国的资本管制是有效的，在没有更好的选择之前，资本管制不能轻易放弃。政府应密切关注和防范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国际热钱，最好出台政策在某些行业和领域对外资的流入进行限制，通过提高交易成本消减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在短期内，为了防范通货膨胀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措施并无法消除通货膨胀的根源。不解决制度的缺陷和经济结构的失衡问题，通货膨胀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挥之不去的阴影。而且，随着经济总量的扩大，治理的代价会越来越高。因此，必须在坚决治理通货膨胀的同时，加快推进市场体制改革，尽快纠正不合理的、扭曲的收入分配制度、税收制度、汇率制度、利率制度和土地制度等，通过结构调整扩大内需。长期政策主要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减税
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消费需求不足，不得不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这种结构性的失衡是无法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来纠正的。考虑到经济增长和就业的需要，货币政策紧缩的同时还要考虑到尽量减轻对经济的负面冲击。为扩大消费需求，增加国民福利，扩大企业和个人抵抗通货膨胀的能力，
国家应大幅削减企业和个人所得税，真正改变国富民穷的局面。
(二)放开垄断行业的准入限制
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不解决，即使通货膨胀率能降下来，过剩的流动性仍会不时地对经济造成冲击。为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应抑制新的过剩的流动性产生；另一方面，应当积极为已经产生的过剩的流动性寻找出路。除了推动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资本市场以外，政府应当积极推进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步伐，放开准入限制，引导过剩的流动性流向实体经济。这样不仅可以通过竞争降低某些垄断性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减轻整个社会价格上涨的压力，而且可以优化经济结构，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三)完善金融体系
对于中国而言，在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三难问题中，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尤为重要，不能让货币政策沦为汇率政策的附庸。如果在放弃资本管制之前建立不起健康、完备的金融体系，持续、稳定的宏观经济增长便无法保证。货币当局必须通过制度建设，让利息率在货币政策中发挥更大作用，同时引导过剩的流动性向国际资本市场回流。
综上所述，当前的通货膨胀是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矛盾中暴露出来的一个方面，其背后所存在的问题要比其本身要严重得多。我们应该借助这一事件，认真的审视我们的经济制度和增长方式。通货膨胀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使中国站在了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转变的十字路口。中国必须要完成这样一个转变，就是必须更多地依靠内需，依靠国内的消费，而不是靠投资和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真正改变那种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全球经济进一步放缓对于中国而言，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会，机会永远大于挑战。借助于治理通货膨胀，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这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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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ation and Dilemma of Macroeconomic Policy in China
Li Zhichuan
(Department of World Economy and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Beijing 100102， China)
常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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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西方主要经济体的中央银行――特别是美国联邦储备局、英格兰银行、欧洲中央银行、日本中央银行――先后推出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 QE）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但随着对这一非常规货币政策得失的讨论深化，其必要性也颇受质疑。 量化宽松还是空投货币？
量化宽松是非常规、甚至可以说是不正常的货币政策。在通常情况下，货币政策由央行通过调整短期利率来实现，下调利率有助于增加货币流通，从而鼓励借贷与投资，刺激经济增长，并提升通货膨胀率;提高利率的效果则恰好相反，货币流通量的减少能给过热的经济增长“降温”，控制通胀率。
现在的世界经济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发达经济体的央行短期利率已经普遍接近于零，有些甚至已是负利率。在这种情况下，下调利率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手段已经无法使用。二是世界经济现在面临的主要危险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所以央行的政策目标是刺激通胀率（一般认为最佳的是接近2%），防止经济陷入通缩的泥潭。
在常规货币政策已经不可用的情况下，美英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央行因此推出了量化宽松这样的非常规货币政策。按照他们的说法，量化宽松的目标是增加货币流通，鼓励银行与资本市场的借贷力度，促进企业投资与民众消费，从而拉大需求，刺激经济增长。
问题是，增加需求与刺激通胀的政策目标，只能由量化宽松来实现吗？在零利率的情况下，通过下调利率来刺激增长的常规货币政策已经失效，非常规货币政策只有量化宽松一途吗？在今年初欧洲中央银行决定推出至少1.1万亿欧元的量化宽松后，有不少人已经提出疑问。
在央行官员和专业经济学家看来，挽救金融危机后的西方经济的非常规货币政策非量化宽松莫属。从基本的经济常识出发，其实可以找到另一个非常规、但可能更直接有效的货币政策，这就是有时被称为“空投货币”的政策――政府或央行直接把用于量化宽松的钱发到老百姓手中。
比如，这次欧洲中央银行每月600亿欧元用于购买政府债券的钱，如果分摊给欧元区3.5亿民众，每人每年就能拿到大约2050欧元。这更能刺激消费、鼓励投资并制造通胀。
有没有某些经济体直接发钱给老百姓，直接刺激他们多消费呢？沙特阿拉伯就提供了一个例子。沙特新国王萨尔曼登基后，给老百姓发了总值超过320亿美元的红包。这些钱一部分用于公共事业投资，另一部分以补贴的形式直接发到老百姓手上。更妙的是，沙特私企也随即响应，给雇员发红包，又有几十亿美元到了普通人腰包里。
如果直接发钱不失为值得一试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为什么西方各大经济体的央行还是执着于量化宽松这一政策手段？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了解量化宽松是通过什么渠道影响经济的。 量化宽松如何影响经济
所谓的量化宽松，就是央行通过购买包括政府和市场债券等形式在内的金融资产的方式来扩大其资产负债表。无限量购买资产的一个直接目标是要影响相关债券的价格和收益率，为的是使债券价格上升而收益率下降。这样投资者手中的资产价值就能增加，如果他们把债券卖掉，收益就能通过银行存款的方式由银行放贷或者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的方式被企业用于投资。企业因此更易融资，拥有此类债券的民众手里的财富也由此增加。只要企业把融资得来的资金用于投资，或者民众把增加的财富用于消费，需求就能增加，经济就能增长。此外，央行购买商业银行的资产能增加银行资产的流动性，鼓励银行对外放贷。
这就是量化宽松影响经济增长的逻辑。但是，量化宽松完全是通过资本市场注入资金，对实体经济没有直接的刺激。这一政策寄望于通过炒高资产价格来促进企业融资，或以增加银行资产的流动性鼓励银行放贷，但资产价格升高，只能增加一小部分拥有此类资产的大投资者的财富，对于资本市场之外的民众并没有任何好处。
更重要的是，抬高资产价格是否能让资金从资本市场通过投资或消费进入实体经济，还是一个未知数，它导致股市泡沫的副作用倒是无可置疑的。也就是说，量化宽松要影响实体经济，没人知道这一方式是否真能奏效，其直接受益者主要是精通金融市场的银行家、资本家和股市投机商。
西方几大央行为何如此青睐量化宽松？因为这一政策体现的是西方大银行家和资本家集团的利益。
量化宽松的另一个背景是西方经济的高度市场金融化，这和上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自由主义在美英大行其道又密不可分。高度金融化的结果是央行货币政策被资本市场劫持，资本市场是央行政策绕不开的渠道。难怪每次量化宽松一推出，金融市场就为之欢欣鼓舞。
讽刺意味还不明显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国资本市场极端金融化的后果，但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却还要通过资本市场金融化来解决。金融危机应是经济和金融改革的好时机，但真正的改革在哪里呢？如果没有真正的改革，下一次金融危机离我们还远吗？
自由市场主义者会说，量化宽松有什么不好？美国和英国经济不就是因为量化宽松才恢复过来的嘛。但有什么直接证据表明美英经济恢复是量化宽松而不是其他政策（如财政宽松）的结果呢？美英经济真的恢复很好了吗？为什么日本的量化宽松就看不到明显效果呢？
实际上，量化宽松的副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导致资本市场泡沫，引发市场动荡，酝酿新的金融危机，而对实体经济并无实质性助益。其次，由于央行购买的资产大部分是政府债券，这无疑会加大相关政府的负债率，而高负债率又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有可能引发债务危机。再次，因量化宽松导致的资产升值获益的是有产的投资者，这会进一步加剧财富差距，而美国社会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财富差距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最后，量化宽松直接导致相关国货币的贬值，很有可能引发世界各大经济体之间的“货币战”。实际上，这样的货币战正在上演。
常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范文6
最新公布的7月信贷数据大幅下挫，在原本平静的市场引起一阵波动。7月人民币贷款增加3852亿元，市场预期7800亿元，前值1.08万亿元，同比少增3145亿元，并创下2009年以来的新低。
对此，A股以急跌的方式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反应；为稳定市场信心，央行也罕见地在第一时间官方解读，称7月季节性回落较以往更为明显，房地产下行、银行存贷比上升和控制不良贷款率是主要原因。总体来看，7月份主要金融指标仍在合理区间运行。
银行信贷投放能力未减
央行认为，新增贷款疲弱主要是因为银行惜贷、需求疲软和季节性调整所致。从贷款看，金融机构出于“早投放、早收益”的考虑，一般上半年贷款占大头，2016年上半年，贷款增加了7.53万亿元，同比多增近1万亿元，投放进度较快，虽然7月份贷款季节性回落，但累计来看仍然较多。
此外，还有几个特殊因素也需要考虑，一是2015年7月，为应对市场波动投放了一些贷款，剔除这一部分贷款后2016年7月贷款同比并不少；二是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对贷款数据有较大的影响，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以来，仅定向置换的大中型银行贷款已超过8000亿元；三是金融机构加大了不良贷款核销和处置的力度。因此，随着基数效应的逐步消失，8月、9月的M2同比增速将有所回升。
对市场而言，不能单看信贷增长者一个数据，还应关注各种综合因素的共同作用。首先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和落实“去杠杆”任务的大背景下，货币信贷增长的中枢水平可能比过去有所调整，对此也需要适应；其次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货币信贷月度数据出现一定的波动比较常见，应该避免对某个月的短期数据做过度解读；最后是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利率水平在低位运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将继续保持灵活适度，适时预调微调，为稳增长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适宜的货币环境。
具体而言，从住户部门贷款来看，2016年的增长确实比较突出，主要与不少城市房地产市场的升温有关，前7个月平均每月个人中长期住房贷款接近4000亿元，季节性波动也不大。从企业部门贷款来看，在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特别是“去产能”、“去杠杆”的背景下，企业总体信贷需求没有住户部门那么旺盛。
因此，市场无需过度解读个别月份的贷款数据。企业贷款季节性波动本身比较大，7月、10月是明显的贷款“小月”，“小”主要就体现在企业贷款上。而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减少的是存量企业贷款，不良贷款核销处置基本上也是企业贷款，2016年置换和核销处置的力度很大，还原后1-7月企业贷款同比还是多增的。此外，1-7月企业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达2.65万亿元，同比增加1万亿元，多渠道融资对贷款形成一定的替代，这与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方向也是一致的。
2015年下半年以来，M1的增速持续上升，主要是企业活期存款增速加快，这可能是以下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中长期利率降低，企业持有活期存款的机会成本下降；二是房地产等资产市场活跃，交易性货币需求上升，尤其房地产和建筑业公司持有的货币资金增加比较多；三是地方政府债务置换过程中会暂时沉淀一部分资金。
由于2014年和2015年上半年M1基数比较低，很多月份M1增速低于5%，也明显低于M2增速，所以近期企业活期存款多增加一些，M1增速就出现明显上升，这里面也有很强的基数效应。因此，M1与M2增速“剪刀差”主要反映货币在各部门分布以及活性方面的变化，这与“流动性陷阱”的理论假说之间相距甚远，并没有必然联系，不能作为衡量是否进入“流动性陷阱”的指标。
广发证券认为，信贷增速放缓显示央行维持中性货币政策的态度，其当前关注的重点转为如何将滞留的流动性转移传导至实体经济。当前整个流动性相对宽裕，持续的货币宽松刺激的边际效果减弱，央行强调了货币信贷增长的中枢水平可能比过去有所调整以求引导政策预期。此外，受汇率因素的制约，限制了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空间，后续政策的选择可能更倾向于财政政策，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协调稳定市场预期，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疏导流动性流向实体以稳定经济增长。
如果对新增贷款进行分解，可见新增贷款乏力，反映出汽车销售、房屋销售和企业实体融资需求的疲弱。居民新增短期贷款仅为259亿元，与7月汽车销售弱相对应。新增居民中长期贷款较上月回落，对应的是7月房地产疲弱的销售；企业短期贷款大幅下降，反映实体缺乏扩大再生产意愿，部分企业提前还贷减轻财务压力；值得关注的是，票据融资大幅增长1726亿元，反映实体融资需求并不强。
从银行间市场利率来看，银行体系的流动性依然较为充裕，信贷扩张能力没有问题。较低的信贷可能在于银行风险偏好回落，导致融资需求与放贷意愿之间存在不匹配。如果从企业中长期贷款仍算稳定来看，融资需求并未大幅萎缩，存款减少导致贷款额度受限的冲击可能更大一些。中金公司认为，在7月份低于预期的情况下，央行定向政策以及窗口指导可能推动8月份信贷增长较快反弹。
债务风险逐渐下降
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动荡加剧，央行货币政策定调倾向于稳健，银行通道监管成为二季度以来的监管重点，表外杠杆的持续压缩有利于行业后续风险的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