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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污染存在的环保问题范文1
而后，温州商人金增敏春节期间回家乡考察，发现自己童年游泳、母亲洗衣服的河流已面目全非，河水发黑发臭，河面上漂浮着大量的垃圾。工业污染非常严重，污水直接排入河流，附近居民癌症患者人数高得离谱。金增敏在微博中叫板：“环保局长只要敢在河里游二十分钟，我就拿出二十万元。”接着，有记者采访了温州瑞安市环保局局长包振明，包告诉记者，该河流是受生活垃圾的污染，并非工业垃圾，环保局今后将加大生活垃圾收集力度，在农村设立指定的垃圾存放点。
分析上述两条新闻，就能发现，网友和地方政府视角不同。网友痛斥企业排放污水至河中，污染的源头是企业；而地方政府的环保局否认是企业排污，明指是老百姓的生活垃圾乱排放至河中，污染的源头是老百姓。这似乎有些各说各话。
然而常识告诉我，工业污染和生活垃圾污染，应该是共同存在的，不应该只看到一面而忽视另一面。
前些日子，韩国一家报纸发表评论说，中国环境污染严重，是因为中国成了全世界的生产组装基地，中国生产了许多价廉质优的工业产品供应给全世界，却承担起环境污染的代价，世界上很多地方环境优美，也有着中国的贡献。不过我们还不至于愚蠢到被所谓的“中国贡献论”所捧杀吧？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分工，中国成了全世界的工业生产组装基地，这是和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没有什么不对，但这不能成为环境污染的理由，不能因此降低环保的标准。一些附加值很低、靠污染环境才能盈利的企业，还是应该早日关停并转。我们说过很多不要带血的GDP、经济发展不能牺牲环境的漂亮话，地方政府不能只是嘴巴上说说，不能闭眼不看工业排放严重污染河流的现实，把责任一股脑儿推给老百姓。
不过，生活污水及生活废弃物不经处理直接排放至河中，也是事实。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来解决。将生活垃圾分类，做到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许多发达国家都做到了，中国就是做不到，也应该正视这个问题。
河流被严重污染问题的解决，必定要靠官民合作才能做到。
工业污染存在的环保问题范文2
（一）地表水污染问题是影响湖南发展的关键因素
纵贯湖南省全境的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四水”和“八百里洞庭”的地表水资源，造就了历史上的“湖广熟、天下足”，是湖南省的生命之源。然而，因地表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以及一些人为的破坏，特别是随着湖南省工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城镇化加快以及在此过程中相应的预防、保护、治理措施不到位，使得湖南省的地表水污染问题日渐突出，“水脏”问题已成为关系湖南发展的制约因素。
（二）湖南省地表水环境污染现状
湖南省地表水环境质量近年来总体上保持稳定，但水污染仍较为普遍，特别是流经城镇和工业区江段水质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岸边污染带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少数城市存在饮用水源安全隐患。全省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偏低，2007年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为27.4％，在全国位居26位。2007年水环境监测中心在全省主要江河上设置了水质监测站点132个，监测河长5540公里，比2006年增加监测河长1154公里。根据监测及分析，全年Ⅱ类水质河长1481公里，占监测河长的27%；Ⅲ类水质河长2479公里，占监测河长的45%；Ⅳ类水质河长410公里，占监测河长7%；Ⅴ类及劣Ⅴ类水质河长1170公里，占监测河长的21%。在2007年降水明显比2006年偏枯的情况下，2007年Ⅳ类水质及劣于Ⅳ类水质河段总长仍然比2006年减少了99公里，这说明湖南省局部地区水环境严重污染的局面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遏制和治理，水资源保护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三）投融资问题是湖南省地表水污染治理的关键
水脏是湖南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要花大力气彻底解决湖南地表水污染防治工作。目前湖南省地表水污染治理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加强环保部门对工业污染企业排污的执法监察；二是从行政角度加大力度进行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和保证运营；三是加强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和生态农业建设。湖南省的地表水污染防治，属于典型的跨地区水域污染治理，面临的问题较为复杂，资金投入的需求量也非常大。水污染防治的投资渠道及治污工程运行机制的不完善，是湖南地表水污染治理发展的制约因素，是“水瓶颈”。
二、湖南省地表水污染治理投融资现状
（一）湖南省地表水污染治理投资现状
湖南省地表水污染治理投入2003年为516013.88万元，占省GDP5010.95亿元的1.03％，2004年为722419.4万元，占省GDP5612.26亿元的1.29％，2005年为899138.8万元，占省GDP6468.64亿元的1.39％。经省人大提议，湖南省2005年到2007年实施的“环保3年行动计划”，省政府在3年内对省内水环境实施92个重大环保整治项目，三年里投资287多亿元。
（二）湖南省地表水污染治理融资现状
随着经济的发展，湖南省的城市污水排放量和生活垃圾产生量也日渐增加，预计到2010年，全省县城以上城市年污水排放总量将达到20亿立方米，生活垃圾年产生量将达到1000多万吨。而目前湖南省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难以满足污水和垃圾处理的基本需求，为解决这一矛盾，湖南预计投资186亿元，力求到2010年，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8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5％。全省规划出“十一五”环境治理重点项目共154个，总投资达325亿元。为解决湘江流域七市污染问题，“十一五”期间，湖南省拟安排在湘江流域的环境治理重点项目有108个，总投资244亿元。此外，为加大对工业污染最集中、最严重的长株潭地区污染防治力度，“十一五”期间，拟在长株潭地区实施环境治理重点项目36个，占全省项目总数的23.4％，总投资149亿元。十一五期间是湖南省环境建设的重要期间，投资需求大。目前，湖南省水污染治理资金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中央财政投入；（2）湖南各级地方财政投入；（3）污染企业环保投入。我国环保相关法律法规及水资源管理相关法规对企业污染治理的强制性规定，便利污染企业的治污资金形成了水污染治理资金来源之一。（4）排污费收入。（5）国际贷款。
三、湖南省地表水污染治理投融资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资金总量不足，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由于水环境保护历史欠债多，各水域水环境质量要达标，需加大投资力度。水污染治理资金缺口量大，其主要原因有：
1.融资渠道狭窄。受“环保靠政府”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水污染治理融资渠道单一，还是政府唱主角，市场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资本游离于市场之外，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地方财政和排污收费。地方财政受各种因素制约，投入不足，远不能满足污染治理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排污收费项目单一，标准偏低，收费资源流失严重，收费金额很有限。
2.融资机制落后。水污染治理的投融资机制应该与经济体制相协调，这是世界各国的共识。主要依靠市场化手段解决水污染治理的投融资问题，已是公认的大势所趋。但目前我国水污染治理项目的投入机制基本是延续计划经济体制，政府预算资金和预算外资金仍然是其融资的主渠道，环境保护市场化程度明显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
3.融资权责不分。现行的水治污投资体制没有明晰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环境责权和环境事权，没有建立投入产出与成本效益核算机制，没有体现“污染者付费”原则和“使用者付费”原则，污染治理责任过多地由政府承担，企业和个人免费使用环境资源、环境公共物品和环境设施，没有或过少地承担相应的责任、成本和风险。
（二）治污投资效率低，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管理体制改革滞后。
水污染治理设施投资及运营效率总的来看还是不尽人意的，其主要原因为：
1.没有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民营企业参与水污染治理投资的良好市场竞争机制。在水环保基础设施领域，长期以来，我国采用的是政府投资建设、事业单位管理运营设施的模式，这种政府垄断模式从制度上排挤竞争，缺乏效率。
2.污染治理的社会化程度低。在工业污染治理方面，大部分污染企业都是自己建设处理设施自己运行管理，较少考虑通过委托合同方式充分利用社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效应，让专业化企业治理污染。由于规模不经济原因，中小企业采取“自己建设和运营设施”的分散治理模式也导致了投资效率的低下。而与此同时，我国环境保护服务业的发展又没有及时跟上，没能为工业污染治理设施的正常运转提供良好的外部营运环境。
3.水污染治理设施运营管理方式不合理。现有的污水治理投资基本上体现为固定资产投资，而真正促使这些设施运转起来并产生环境效益的运营费用，在目前的投融资体制中却无法体现，现有的环境经济政策还不能够为企业投入足够的运营费用提供切实的激励。尽管近年湖南污水处理厂建设步伐有所加快，但却普遍存在重投资、轻运营的现象。一些企业为了生存或为了追求更大限度的利润而对污水处理设施开开停停，尽管有环保部门的执法检查，但污水处理设施时停时转的现象仍较为严重。
四、解决湖南省地表水污染治理投融资问题的对策
“十一五”期间湖南省水环境质量的改善，关键取决于地表水污染治理投入能否及时到位，为此必须疏通已有投资渠道，开辟新的资金来源。
（一）积极探索多元化投融资机制，加大污水治理资金总量
1.建立多元化的融资形式。发挥环境财政的主渠道作用，继续加大国债资金和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环保的投入力度，并重点解决跨行政区的水域污染治理问题，从水域尺度统筹资金使用在加大政府对环保财政投资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区域污水治理专项基金、从事环境保护的企业优先上市发行股票，以及企业的股份合作等形式，实现多元化的治污融资机制，使政府投资和社会融资相互结合、互为补充、扩大治污的资金来源，解决目前治污资金紧张，投入不足的问题。
2.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各级政府要把污水治理投入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除环保专项资金外，各级财政安排的污水治理等经费要逐年增加，并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同时，各相关部门要积极争取国债和其他资金用于环保。企业要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加大治污资金投入。落实工业污染治理的主体责任。以推进污水处理、垃圾处理产业市场化为突破口，加快治污投融资体制改革，积极吸引国内外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和社会资本投入环保事业，形成政府主导、市场推进、多元投入的格局。
3.形成多样化的投资方式。在多元化、社会化的治污投融资体制下，为各类治污投资主体创造了多样化的投资方式和服务方式，不同的投资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和技术能力，选择直接的投资方式或间接的投资方式，也可选择两者相结合的投资方式参与环保投资。
（二）建立、健全水污染治理投资的市场机制，提高资金运作效率
1.明确污染治理市场化的法律地位。尽快修订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明确“谁污染、谁负责、谁付费”；“谁污染、谁付费，谁治理、谁受益”，明确工业企业可自己治理污染，也可委托专业化的治污企业来治理污染。要明确排污企业和治污企业在污染治理中的相关法律责任。污染治理市场化后，针对不同的委托方式，都能找到法律的责任主体。
2.创新治污市场机制。按照产业化发展、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经营、法制化管理的要求，深化水域内废水、垃圾处理管理体制改革，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确保社会公众利益和城市环境效益。建立和完善污染治理设施的投融资机制，无论是工业企业的污染治理设施还是城市污染治理设施，其建设和运行都应按企业方式来运作，鼓励各种社会资金投资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实现产权的股份化、投资的多元化，明确投资者之间的责、权、利，增加污染治理投资能力，保护投资者利益。在治污领域引入“特许经营”模式，将治污特许权给专业化污染治理公司，鼓励专业化治污公司实行治污设施的投资、建设、运行和维护管理等，吸收有实力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跨入治污领域，加快治污市场化进程。
3.转变政府在环保领域的职能，建立公开、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机制。因外部性的存在，企业生产和个人生活消费对所处的环境的污染，导致市场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失灵，这就需发挥政府的作用，用政府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不足。政府在环境保护中扮演的应是裁判员的角色：健全监管体系，实施严格的行业监管，制定切实可行的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建立并逐步完善公开、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机制，提高投资效率。
工业污染存在的环保问题范文3
关键词：环保投资；投资规模；融资渠道；效益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1)01－0043－07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1.10
环保投资是控制环境污染和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保障。因此，有意识的掌控其规模、扩大其来源、完善其结构、提高其效益使之达到最优水平是十分重要的。欧洲的环境保护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本文以欧盟为样本空间，选取了作为老牌发达国家的瑞典和近年来从发展中国家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匈牙利两国的环保投资与中国的环保投资进行比较分析。一方面，明确各国的优势，并作为源于实践的理论依据，提供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的经验；另一方面，凸出各自的劣势与差距，以帮助各国的环保投资得到快速改革，尽快达到最优水平。
一、有关环保投资的理论概述
（一）环保投资的定义和内容
目前国内外已有的环保投资定义可以归纳成两类：一类是“费用说”，持这一观点的通常是较早进行环境治理的发达国家，他们把环保投资解释为环境保护费用，即社会为维护一定的环境质量付出的控制污染和改善环境的总费用；一类是“投资说”以我国学者张绅民为代表，借鉴经济学“投资”的概念，认为环保投资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各有关投资主体从社会积累基金和各种补偿资金中支付的，用于防治环境污染、维护生态平衡及与其相关联的经济活动，以促进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投资[1]。
各国的环保投资包含的内容不尽一致，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特点。美国环保投资包括预防费用、损害费用（用于受污染后的赔偿）、治理费用和管理费用；在日本环保投资包括工厂治理污染投资以及很大一部分公用基础设施的投资；在德国不仅包括污染处理设施投资，还包括处理设施的运转费用；在瑞典除企业治理投资外，还包括环境保护事业、污水处理厂建设、野生动植物保护以及风景区建设的投资；在我国环保投资主要包括环保产业投资、环境基础设施投资、环保机构自身运作费用，新建项目和老企业的污染治理费用。各国环保投资的相同之处是都包括污染防治和一部分城市公用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但不包括植树造林、兴修水利、防治灾害、水土保持等恢复生态和改善生态的投资[2]。
（二）环保投资的构成
衡量环保投资的范围、力度及效果一般从投资规模、资金来源、投资方向、投资效益四个方面考察，这四个方面构成了环保投资的主要内容。一是环保投资规模。它反映了环保投资对社会环境与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环保投资不足，将不足以控制环境污染和改善环境质量，环保投资过多又会挤占社会其他投资，进而影响经济发展。因此，需要通过分析寻找一个适合各国国情的环保投资规模。二是环保投资的资金来源。它是指环保投资的融资渠道，包括社会各类投资主体对环境保护进行的投资，它体现了各类投资主体在环境保护中所发挥的职能和承担的责任。三是环保投资的使用方向。它是各类环保支出占总环保投资的比重，它直接反映了环保支出的结构是否合理。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不同阶段环保支出的侧重点不同，所以环保投资的资金投向应跟随不同阶段的不同目标而不断调整。四是环保投资的使用效益。它是环保投资所取得的效果的最终体现，是对环保投资的定性分析。
（三）有关环保投资的指标
要正确反映环境保护的投资规模、资金来源、投资方向和投资效益，需要运用各类指标来具体分析。本文采取了以下指标来分别衡量。
环保投资规模有绝对与相对之分。通常采用以下指标来衡量其规模：一是环保投资，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安排的用于环境保护的资金绝对量；二是环保投资占GDP的比重，是对环保投资规模进行动态分析、纵横向比较的重要指标；三是环保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它是衡量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重要指标；四是环保投资弹性，指环保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反映环保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敏感程度。
本文按照不同的投资主体对环保投资的资金来源进行分类，并选取其分类指标进行探讨：一是企业自筹资金占环保投资的比重，它反映企业在治理与保护环境问题时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二是政府补助资金占环保投资的比重，它体现了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职能；三是其他资金占环保投资的比重，包括家庭和个人的投资、国际援助等。
本文以环保投资的用途为基础对环保投资的使用方向进行分类探讨，鉴于国际上对于环保投资使用方向的统计口径不一致，本文拟用工业污染治理资金作为环保投资的替代变量进行研究：一是用于治理废水的资金；二是用于治理废气的资金；三是用于治理固体废物的资金；四是用于治理噪声的资金；五是其他资金。
由于环保投资效益的多样性，本文通过以下两方面为代表比较分析各国的环保投资效益：一是废水处理投资情况。治理工业“三废”一直是环保投资的重点，而且各国的环保投资也都包含治理工业三废。本文选取废水处理投资增长率以及废水处理量增长率为指标来比较分析中国与匈牙利的环保投资效益。二是主要空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二、中国与瑞典的环保投资规模比较
通过分析比较表1的各项数据可看出，中国与瑞典的投资规模无论是从各自历年的发展趋势，还是从当期各个指标所反映出的两国状况都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本文中各项投资额均以当年汇率的平均价折算成人民币。
（一）中国与瑞典环保投资的绝对规模比较
环境保护投资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环保投资是改善环境质量的有效手段。按当年价格计算，2003―2008年中国环保投资绝对量稳步提升。由2003年的1627.3亿元上升至2007年的3387.6亿元，增长了2.08倍。其中2007年增长较快，其绝对量增长819.8亿元。2007年较2006年增长了1.31倍，这种趋势的变化与经济发展观念的转变有很大关系。2003―2007年瑞典的环保投资在基本维持不变的总体趋势上，有小幅度的提升，从2003年的104.8亿元增长至2008年的122.9亿元，增长了17.2%。与瑞典相比，中国的环保投资增长上相当快的，但由于中国环保事业起步较晚，环保历史欠账较多，环保投资总额与粗放型经济增长带来的治污需求相比仍显不足。而瑞典一方面环保事业起步较早，经历四五十年的发展已进入了稳定阶段，前期的环保投资也已取得了一定成效，传统环境污染问题大部分得到了解决；另一方面瑞典的产业结构比较合理，污染性较小的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最大，因此尽管它的环保投资绝对量基本维持不变，但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瑞典依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瑞典素以空气清新、环境优美著称，64%以上的国土覆盖着森林。同时瑞典又是世界上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拥有一大批如爱立信、丽都、沃尔沃等享誉世界的跨国公司。瑞典在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的同时保持了优美的生态环境，成为了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典范。
（二）中国与瑞典环保投资的相对规模比较
反映中国与瑞典两国环保投资相对规模的指标主要有以下3个。
1．环保投资占GDP的比重
表1数据表示，中国与瑞典的环保投资占GDP的比重均比较稳定，不同之处是中国在稳定中略有上升，从2003年的1.2%上升至2007年的1.36%；瑞典在稳定中略有下降，从2003年的0.4%下降至2007年的0.35%。从同期指标来看，中国的环保投资占GDP的比重均远远高于瑞典，并始终维持在3倍以上。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政府和企业对环境问题重视度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观意识的增强；另一方面从侧面反映了瑞典在环境保护上取得的成功有它的独特和先进之处，这主要是依靠完善的环境保护法律和政策。
瑞典环境法典的第二章阐述了瑞典环境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举证原则、信息采集原则、预防原则、适用最佳技术原则、污染者付费原则、选择适当地点原则、资源管理原则、生态循环原则、产品替代原则、合理原则、停止原则等[3]。而我国环境保护法的基本原则仅为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原则；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谁污染谁治理、谁开发谁保护的原则；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的原则；依靠群众保护环境的原则。相比较，瑞典环境法典对环境保护基本原则的制定更细致更具体。
2．环保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
它是衡量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重要指标。表1数据显示，2003―2007年我国环保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一直保持在2.5%～3%之间，有小幅下降，但未出现大的波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在某方面代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加快，环保投资所占比例相对稳定是指我国环保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同步增长，表明我国的环保投资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紧密相关，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环保事业也在快速发展。因此虽然经济发展很快，却未对环境造成破坏性的灾难，可见我国的环保投资的逐渐增加还是起到了很大的减少和控制污染的作用。瑞典环保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比重从起点上高于我国，2003年为4.66%，但经历了连续5年的下降后，与我国所占比重大致相当。从瑞典的环保投资绝对量基本稳定可推知，其环保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比重的下降是由于瑞典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上升造成的，这说明瑞典经济在快速的发展。
3．环保投资弹性
环保投资弹性系数大于1说明环保投资对经济增长敏感，否则为不敏感。2003―2007年5年间，我国大多数年份环保投资的弹性系数是大于1的，这说明我国实现了“保证环保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的目标[4]。对比我国的环保投资弹性，瑞典的该组数据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趋势。2004年和2006年瑞典的环保投资弹性均为负值，这主要是由于这两年随着瑞典GDP的增加，环保投资反而出现小额减少造成的，这更加体现了瑞典的环境保护不仅仅依靠环保投资，更多的是依靠完善健全的法律系统。根据瑞典官方介绍，50―60年代瑞典的环境污染比较严重，从60年代起瑞典政府开始有计划的制定各种环保法律和政策，环保纳入法律轨道。各种各样涉及环保的法规有100多个，其中基本环境保护法有14个。近年来，瑞典又在西方国家中较早的制定了保护环境的经济办法，即对环境排放实行征税和收费的办法，如二氧化碳税、硫税、磷费和氧化氮费等，以控制有害物质的排放，并刺激环保产业和技术的发展。经过实践证明，这种征收环境税和收费的办法对改善环境、促进环保产业和技术的发展确实是有益的。
综上所述，我国与瑞典两国2003―2007年5年间的数据显示出各自的环保投资规模是比较合理的，基本上没有出现剧烈的不合理的波动，但两国因为经济发展和环保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同，环保投资规模各有特点。相比之下，我国现阶段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更多，这主要是出于我国经济与环境的现状考虑而安排的，一旦环保投资下降，环境的破坏最终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三、中国与匈牙利环保投资资金来源比较
环保投资的资金来源按照投资主体不同可分为三类：企业自筹、政府补助和其他资金。环保投资最初全部由国家财政拨款，这给国家财政造成了非常大的负担，而且单靠财政拨款很难解决环境保护所需的大额资金。由于环境污染问题的负外部性以及环保投资的正外部性，单一的依靠政府拨款还会造成地方和企业逃避防治污染的责任，通过对投资主体的划分很好的体现了“谁污染谁治理”和“谁收益谁付费”的原则。
（一）从纵向来看
2003―2007年5年间，我国和匈牙利企业自筹资金所占比重都呈现递增趋势。我国从2003年的64%上升至2007年的85.8%，匈牙利则从2003年的39.26%增加至54.2%，这说明“污染者负担”原则是环境保护问题中的基本原则。在环境事权的分配上，企业应承担投资经营风险（包括环境污染的风险）按照“污染者负担”的原则直接削减产生的污染或补偿有关环境损失[5]。
2003―2007年两国政府补助资金所占比例都有所下降，中国从2003年的18.75%下降至13.61%，匈牙利从2003年的17%下降至13.71，但下降幅度均不大。这说明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的方针政策未出现实质性的转变，其细微的下降说明了公共支出的结构微调，使其投向更加适合经济发展的方向。
5年间，我国其他资金来源比例急剧下降，究其原因是企业自筹资金比重的急剧上升，污染者承担了大部分责任，因此其他部门承担的责任会相应减小。匈牙利在该项指标上下降幅度不大，说明其环保投资资金来源渠道未发生本质上的改变。
（二）从横向来看
1．企业自筹
表2的数据显示，2003―2008年企业自筹资金在环保投资中所占比重最高，是环保投资的最主要资金来源，我国占到60%以上，2007年更达到了85.8%。企业成为了最大的环保投资主体，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命令控制”型直接管制手段的施行。尽管“命令控制”手段在许多情况下都能达到目的，但其实施、强制执行的成本费用很高。在很大程度上企业还处于政府主管部门的附属地位，反映在环保投资上就是企业向政府“等、靠、要”治污资金，在环保设施特别是环境公用设施的运行管理上难以划清责任，不能形成有效的风险约束机制[6]。企业作为环保投资的重要投资主体应当化被动为主动。同时，5年间我国的企业自筹比例均高于匈牙利，且差额很大，都在20%以上，这虽然与“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相符合，但我国企业正处于成长期，过大的资金压力有可能会阻碍企业的发展。比较而言，匈牙利在该指标上更为合理。
2．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资金在三大投资主体所占比重最小，究其原因是政府在环境保护问题上职能的转变，政府对环境保护的作用不是主要体现在对环境污染治理的直接投资，而是动员社会资金治理环境的能力以及对环境保护工作的协调、规划、管理、监督能力。在政府补助上，两国差异不大，上下浮动范围为1%~4%，这说明两国政府对待环境保护态度是统一的。
3．其他资金
在匈牙利其他资金来源主要由家庭部门承担，我国则主要是利用外资，家庭和个人承担的很少，这主要是由于随着环境问题进一步发展为全球性的问题，一些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用于环境保护的贷款和赠款的增加。5年间匈牙利其他资金所占比例均远高于中国，其原因是匈牙利环保投资的融资渠道多样化和投资主体多元化。除了企业自筹和政府补助外，匈牙利还采取了环境基金和环境保险等方式来筹集资金。
通过对比图1和图2可看出，匈牙利环保投资资金来源结构比较合理，同年相比基本上有企业、政府和其他投资主体三分天下，中国的环保投资资金来源结构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国基本上是企业自筹独当一面，这反映了中国环保投资来源渠道狭窄，融资方式简单等问题，社会、民间等方面的资本参与中国环保投资十分有限。现有的环保投融资方式一方面造成了中国环保资金的缺口大，投资资金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大量的社会闲置资金找不到投资方向。相关部门需要引起重视，并积极改善这种不合理的结构。
四、中国与匈牙利环保投资使用方向比较
按照目前我国环保投资统计的口径，环保投资使用方向主要包括建设项目“三同时”、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三方面。“三同时”是指“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经原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环保部门验收合格后，该建设项目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鉴于国际上对于环保投资使用方向统计口径不一致以及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是各国环保投资都包含的内容，本文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的资金投向来具体比较分析我国与匈牙利环保投资的使用方向情况。
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主要用于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噪声以及其他的治理。而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统称为“三废”。“三废”一直是工业污染治理的重点对象。在既定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水平下，应合理安排结构，突出重点、兼顾一般。
（一）从纵向来看
表3的数据表明，我国用于治理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的投资都在逐年增加，分别从2003年的87.4亿元、92.1亿元、16.2亿元增加至2008年的194.6亿元、265.7亿元和19.7亿元。匈牙利情况则不同，用于治理废水、废气的投资逐年减少，分别由2003年的26.6亿元、14.7亿元减少至2008年的16.1亿元、8.4亿元，用于治理固体废物的投资由2003年的10.2亿元上升至2008年的14.3亿元。这种投资方向的变化趋势说明两国都在调整资金的使用方向，使其趋于合理化。
（二）从横向来看
2003年作为起点年份，我国的情况是用于废水和废气的资金占投资的大头且两者规模基本相当，固体废物相对较少。匈牙利2003年用于废水处理所占资金最多，用于废气与固体废物基本相等。可以看出该起点年份，两国投资于“三废”的结构都是不合理的。6年间两国都在调整资金的使用方向，至2008年，我国的情况改变不大，依然是废水、废气所用资金占多数，固体废物所用资金偏少。通过对比图3和图4发现，至2008年我国用于固体废物的资金所占比例比2003年更少了。图6显示2008年匈牙利投资于“三废”的资金所占比例相差不大，结构已比较合理。噪声污染由于波及范围不如“三废”广泛，紧迫性也相对较低，因此两国投资于噪声污染治理的资金最少，而且没有规律可循，很容易受其他各类污染物使用资金的影响。
综上分析，匈牙利的工业污染资金使用方向比我国合理。我国忽视了对固体废物的处理，目前我国固体废物存在乱堆乱放和处理效益低下等问题。两国都应当优化资金的使用方向，使有限的投资发挥最大的效用。
五、环保投资效益的比较
分析环保效益是在进行环保投资分析时的一个必然步骤，它是投资结构是否合理的集中反映，也是投资所取得的效果的最终体现。由于环境保护项目的准公共性，政府在环保投资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公共领域投资的绩效衡量一直存在难题。鉴于环保投资效益的多样性，本文通过以下方面为代表衡量我国与匈牙利和瑞典环保投资的使用效益。
（一）中国与匈牙利废水处理投资的效益比较
表4的数据显示，2003―2007年我国废水处理投资额年增长率均维持在20%以上，但同期废水处理量的年增长率最高值仅为16.4%，废水处理量的增长跟不上废水处理投资额的增长，即我国1%的废水处理投资增长并未带来1%的废水处理量增长，这说明我国废水处理设施运行效率低下，进而揭示了我国环保投资使用效益低下，相当大的一部分环保投资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用。2008年受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废水处理投资额较上年下降，但废水处理量却不降反升，这说明该年我国废水处理投资的效益是比较好的。与我国相比，匈牙利的情况大有不同，2004―2008年匈牙利废水处理投资额都是负增长，但废水处理量却是正增长，以2008年为例，每减少1%的废水投资，废水处理量竟然上升300%，可见匈牙利的废水处理投资效益相当高。但相关部门也应当适当加强对投资额的管理，避免连续负增长。我国2008年废水处理投资效益有所提高，但与匈牙利相比还是相形见绌，我国相关部门应当在加大环保投入的同时注重提高环保投资的使用效益。
（二）中国与瑞典主要空气污染物排放情况比较
由于环境质量的改善是环保投资效果的最直接体现，因此，本文只分析环保投资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当然，污染物排放量的减少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环保税费的征收促使企业进行清洁生产，从而减少排污量。本文为了简化分析，假定企业还是按原来的生产工艺进行生产，即假定环境质量的改善取决于治理资金的投入。
随着瑞典环保投资的持续投入，以及严格空气质量环境标准的执行，瑞典的环境状况日益改善。图7的数据和趋势表明，1990―2006年瑞典主要空气污染物的排放量急剧减少，特别是氮氧化物的排放量下降十分明显。这说明该段时间瑞典的环保投资有效的控制了污染物的排放量，达到了主要空气污染物排放低于国家设定的环境质量标准的要求。
图8显示，2000―2008年我国的的主要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均有小幅度的下降，但在个别年份如2003―2005年还出现了上升趋势。从这种小幅度的下降对比我国在该阶段环保投资大幅度的增加来看，说明总体上我国环保投资的效益不尽如人意。
导致我国环保投资效益低下的原因很多：一是环保资金管理不善，使用不合理。存在对环保资金的挤占和挪用现象，缺乏对环保建设项目的可行性论证。二是排污收费制度不合理。处理费用低于治污成本，只对超标进行收费，而不对排放总量进行收费[7]。三是环保设备技术含量低、治污效果差。这主要是由于环保技术开发投入的资金有限，品种单调，大多数企业投资于环境治理设施是迫于“三同时”制度的要求，缺乏主动保护环境的动力。四是环保产业水平较低。我国的环保企业90%是中小企业，没有形成规模经济。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中国、瑞典、匈牙利三国的环保投资体系的比较分析，发现总的来说瑞典和匈牙利环保投资的规模和使用方向都是比较合理的，它们在环保融资机制方面具有投资主体多元化，融资渠道多样化的特点。从投资使用效益来看，瑞典和匈牙利环保投资效益比较好。通过环保投资，环境污染和自然生态破坏的损失明显减少，环境质量显著改善，自然生态系统趋于良性循。目前中国环保投资主要存在投资总量不足，资金来源渠道狭窄、使用结构不尽完善、投资效益低下等问题，瑞典和匈牙利在环保投资实践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做法，这些经验对如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环保投资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针对目前我国环保投资存在的问题，借鉴瑞典和匈牙利环保投资的经验，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拓宽融资渠道，提高环保投入
我国面临的环境问题十分严峻，确保环保规模的适度增长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单靠目前的融资渠道，难以满足巨大的环保投资需求。因此，要在现有的融资渠道基础上，积极开发新的融资渠道，使环保投资市场化，才能切实提高环保投入。
拓宽融资渠道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开征环境税。环境税是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社会成本内化到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中去，再通过市场机制来分配环境资源的一种经济手段。税收作为政府的经济干预手段，对保护环境是不可或缺的。自20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征收环境税，目前已经形成一套相对完善的环境税收政策，为我国开征环境税提供了经验借鉴。二是加大排污收费力度。一要把城镇居民作为收费对象，征收生活污水和垃圾处理费。二要改革排污收费方案，改革的内容主要包括排污收费标准体系、排污费资金使用政策、排污费资金管理政策等三个方面。排污收费标准体系主要由目前的超标收费向排污收费转变、由单一的浓度收费向浓度与总量结合收费转变。三是利用市场手段扩大投资，利用发行债券、企业上市、环境基金等新型融资手段进行融资。四是扩大利用外资的范围。一方面应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调整环保利用外资的项目结构，选择出一批确实应由政府负责的城市环境基础建设项目来利用国际官方援助贷款，其他的污染治理项目则按市场经济法则来处理；另一方面要加速培养国内环保产业，建设一批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好的环保示范项目，以此来吸引国际资本。
（二）优化环保投资的使用方向
一是解决工业污染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找出路，从源头抓起。我国工业污染的治理基本上停留在“末端处理”的模式上，应在开展“末端污染治理”的同时，大力实施清洁生产、清洁技术，促进企业从产品开发、原料选择、工艺设计、技术进步和生产管理等诸多环节着手，把工业污染尽可能消除在生产过程之前和之中，逐步实现“末端管理”向“全过程管理”的转移。二是要平衡环保投资使用的各个方向，有重点但不能偏废任何一方面。三是优化经济结构。经济结构决定环保投资的使用方向，工业的产业结构必须优化。根据国家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和有关产业政策的要求，所有大量耗费资源、能源，投入产出效益低下，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业必须限制发展，限期调整；所有技术落后，浪费资源、能源，缺乏市场竞争力，严重危及环境安全和人民健康的生产工艺、技术和产品，都应限期淘汰和替代；所有产品滞销、经营困难、资不抵债、严重污染环境又治理无望的企业都应予以取缔；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绿色产业。通过结构调整和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提高环保投资的使用效益
一是不断制定与完善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从严执法，促进环境的实质改善。目前我国在环境保护方面虽然也制定了一些如《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但有些涉及环境（下转第62页）
（上接第49页）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制定，没有形成完整配套的法律体系。另外，在环境保护过程中，要依据法律、法规从严执法培养一大批素质好、执法如山的队伍。二是建立环保开支账户，实行专款专用。环保开支账户的范围可以包括发生在污染治理和控制、环境监视、环境评价和环境审计、等方面的费用,环保开支账户能够清楚地显示对与环保有关的商品生产和服务的最终需求和中间消费的结构与特性。三是提高环保设施的技术含量。增加环保技术与设备开发研究方面的投入，研发适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环保使用技术和设备。四是加快环保产业的发展，推行环保产业的市场化。首先要培育包括政府、企业、外资为主的多元环保投资主体，改变目前我国环保产业投资单一的局面；其次要在环保产业引入竞争机制，促进环保产业规模的扩大以及环保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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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of Survey Research on Invrionment Protection Investment between China and Some EU Countries
WANG Li-ya， ZHANG Yan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China)
工业污染存在的环保问题范文4
一般性环境技术的产业化为农业环境技术产业化提供了经验。当前,国内外针对工业污染的环境技术基本都已经产业化,并行成庞大环保产业。1990年11月,原国家环境保护委员会了《关于积极发展环境保护产业的若干规定》,为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奠定了政策基础。尤其是“十五”以来,环保产业投资多元化、运营市场化拉动环保产业快速提升,大规模社会资本和外国资本投资环境保护,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服务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发展,涌现出一批研发、生产、运营一体化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环保设施运营服务业也呈现加快发展态势,一批有实力的环保公司开始采用市场化模式操作环保项目。目前,我国环境产业已形成门类齐全、领域广泛、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体系,成为国民经济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我国环保产业的年收入总值达8800亿~10000亿元左右,其中资源综合利用产值6600亿元,环保装备产值1200亿元,环境服务产值1000亿元。据预测,到2015年将达到GDP的7%~8%,到2020年更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3]。环境技术产业化促进了我国工业污染的有效治理。在环境技术产业化的推动下,我国环保产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工业污染的有效治理。根据国家环保部、统计局和农业部三部门于2010年2月2日联合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4],在工业三废的最终排放量只占产生量很小的份额,绝大部分三废在产生后都得到了有效的处置。
发达国家农业环境技术已实现产业化发展。发达国家对农业面源污染主要采用源头控制的对策。源头治理技术包括两类,一类是能够以产品、仪器、设备设施或咨询服务等形式存在的技术,例如生物农药、有机肥料、微生物饲料添加剂、农田水利设施工程建设、有机农业生产配套技术等,这一类技术已经实现产业化的发展。另一类是以方法和知识形态存在的技术,例如农田最佳养分管理技术、高线条带种植技术、农业水土保持技术措施等。这一类技术由于无法进行排他性使用,农业经营者既不需付费,技术提供者也无法收费,所以无法实现产业化。当农业环境问题需要进行末端治理时,环境治理一般就具有明确的责任主体,从而环境治理的受益就具有排他性,这就形成了环境治理的市场需求,并进一步促成治理技术的产业化。末端治理技术包括环境问题的监测、检测,污染物回收、处置以及环境修复等技术,这些技术基本上都能够以产品、仪器、设备设施或咨询服务等形式存在,相关技术在发达国家基本都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产业。联合国《综合环境经济核算手册2003》(简称SEEA),是经联合国统计委员会批准,由联合国、欧洲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联合,是综合环境经济核算的最新权威文献。SEEA对环境产业的分类,反映了发达国家环境技术的产业化发展。列出了SEEA中与农业环境相关的产业。[5]这些产业实际上就是农业环境技术的产业化结果。
我国农业环境产业发展现状及其原因
目前,我国市场化主体参与农业环境技术研发、推广和应用还非常少,农业环境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对解决农业环境问题缺乏有效支撑。《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2010)没有农业污染源的治理情况,就反映了这一现状。2007年,我国开展了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07年12月31日,时期为2007年度。普查对象是我国境内排放污染物的工业污染源、农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和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普查内容包括各类污染源的基本情况、主要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数量、污染治理情况等。公报中数据显示工业源污染和城市生活源污染得到了有效遏制,但缺乏农业源污染的治理情况。我国农业环境产业发展的严重滞后导致农业源污染无法有效治理,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对农业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不够。农业环境问题从行为开始到危害结果的显现,往往需要较长的周期,不像工业和城市环境问题来得猛烈,而等到危害结果显现时,其治理的难度又相当大,另外农业环境技术的应用短期效应并不显现,再加上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越来越小,致使农业环境问题长期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从而其技术的产业化也难以有所进展。
对农业环境技术产业化认识不足。长期以来,农业环境技术就如其他农业技术一样,被认为技术推广的主体是政府,并且由于农业环境问题具有更强的外部性,这一倾向得到了加强。事实上,技术的推广和问题的解决,市场比政府有更强的力量和更高的效率。这一点在一般性环境产业的迅速增长得到验证。部门职责真空导致产业支持不足。对农业环境问题负有监管责任的主要有环保部门、农业部门和卫生部门,由于三个部门的职责范围和问题解决方式不同,导致农业环境问题的解决存在真空。基于环境责任,环保部门重点关注必然会影响环境的污染行为和导致重大生态退化的行为和事件。那些只是有可能造成微观环境问题的行为和事件,不在环保部门关注的范围内。农业部门的主要责任在于促进农业生产。农业部门主要从生产技术的改进上去强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科学投入,其推动的环境技术一般是依附于农业生产技术。基于卫生部门的责任和工作内容,卫生部门只能按照卫生和疾病标准从检测、监控、隔离和治疗的角度去解决这一问题,发展起来的技术也只能是在人群聚居区域和食品环节的检测、监控、隔离技术和疾病治疗技术,对于生产环节基本上无能为力。我们发现,农业节能技术、环保技术和资源循环技术缺乏相关部门的有力支持。
工业污染存在的环保问题范文5
关键词:农村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环境保护;问题;对策
Abstract: The environment question i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mportant origin， must process the new rural reconstruc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question reasonably correctly in the countryside urbanization advancement. This paper analysis the environment question which in our country countryside urbanization advancement exists， proposed in the countryside urbanization advance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untermeasure.
Key words: countryside urbanization; new rural reconstruc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question; countermeasure
农村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农村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的不断优化。但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必须注意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环境问题是事关国计民生和子孙后代的大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渊源，在开发利用和保护上必须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致使环境污染的趋势出现由城市向乡镇蔓延，再向农村扩展的势头，与农业生态环境的污染息息相关。如何科学地处理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是正确合理地处理新农村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键所在。
1农业生态环境的特征
我国的农业主要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等，是一种产业环境，直接主体是农业类产业的生存发展。从农业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农业生态环境具有多样性、广延性、区域性、复杂性，同时又有半自然、半人为调控的特征。
农业由于分布面积广，光、热、水、气等外界环境因素又是农业生产所必需的条件，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地改变环境的组成和结构，从而影响着环境中物质和能量的循环系统。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自身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农业生态环境，农业生产上盲目过量施用的农药、化肥、除草剂等化学物质，也会对农业环境造成污染，加上病害、虫害、气候等自然灾害，使得农业环境问题更加复杂。
2农村环境的状况
目前，农村环境状况不容乐观。随着农业的发展，农药、化肥对农产品的污染及农膜产生的“白色污染”大量增多，村镇居民产生大量的生活污水和垃圾，焚烧秸秆造成大气污染，规模化养殖及水产养殖造成的污染也愈加严重。以山西运城市为例，该市是全省粮、棉、果基地，小麦、棉花、果品等诸多农产品的商品率均占全省的80 %以上，农业生态环境质量不容乐观，土地利用率已达80 %以上，耕垦指数为43.7 %，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化学农药的大量使用，破坏了生态平衡与生物种群的稳定，化肥农药施用极不平衡，农药残留量增多，农药中毒人数逐年增加，还造成土壤板结，作物贪青晚熟，淋溶下渗流失，造成水质污染。超标污水的灌溉，大气降落物的污染，工业固体废弃物的堆存，污染事故的增多，使土地和作物污染增多。恶劣的环境使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和损害，农业环境污染纠纷事件逐年上升。
改革开放给乡镇企业带来了蓬勃的发展，带动了农村小城镇的复苏和兴起，但乡镇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粉尘和固体废物的排放量占全国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比重均接近或超过50 %。农村工业中从事汞制品、砷制品、铝制品、联苯胺等产业，以及噪声和振动污染的行业，由于技术工艺落后，设备简陋，管理和各种制度不健全，有毒有害的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允许排放标准的几十倍、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直接危害职工健康。比如运城，近年来随着工业的发展，经济结构有了很大变化，已由单一农业大区发展为门类较全，农工并举的组合区域。环境污染特征是以二氧化硫污染为主，烟尘和二次扬尘为副的大气污染，以有机物质和氮素为主要污染物质的水质污染，以工业固体废弃物为主的固体废物污染，且污染趋势趋于加重，并由城市向乡村蔓延扩展的势头，从而影响农业生态环境。
3农村城镇化中的环境问题
3.1城镇周边农村及农业污染严重
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中，城镇周边农村及农业污染严重，特别是以化学肥料替代有机肥料造成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目前，我国耕地化肥施用量约每公顷375 kg，而发达国家化肥施用水平约每公顷200 kg。氮素化肥过量施用，会流失进入水体。研究证明，婴儿发生亚硝酸盐中毒或变性红血素症以及成人消化道内由于形成亚硝胺而致癌的现象，都与饮用硝酸盐含量高的河水有密切关系。磷肥含有多种有害物质，过量地施用磷肥，使这些有害物质在土壤中不断富集，进入“食物链”。
3.2工业“三废”排放的影响
近些年来，农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企业增加较多。但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具有布局分散、规模小和经营粗放等特征，从而造成工业“三废”排放居高不下，呈增长趋势，使得周边环境污染严重。据统计，全国每天排放的污水量超过1亿 t，其中80 %以上未经过任何处理就直接排入水域，使河流、湖泊、水库遭受污染，许多水库也开始进入富营养化状态，城郊水库的富营养化问题最为严重，给城市供水带来严重危害。
3.3城镇乡村基础设施滞后
这方面突出体现在城市气化率低、热化率低、绿化率低、烟尘控制区发展水平较低，烟尘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控制力度、治理资金投入较低。目前，山西农村的能源消耗主要是煤炭，不合理的能源结构。同时由于集中供暖建设滞后，居民取暖、做饭及餐饮业的耗煤多为直接燃烧，低空排放，大量的由煤炭消耗产生废气直接排放到大气中直接影响着环境质量状况。
3.4农村生态环境脆弱
目前我国农村环保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农业投入品使用不合理，农业面源污染有增无减。伴随着养殖业的快速发展，畜禽粪便70 %未经处理直接向外排放。农作物秸秆资源浪费现象较为普遍，近30 %的秸秆没有得到资源化利用。农村生活垃圾乱堆乱放和生活污水随意排放现象突出等。
3.5大量农田被占用和毁坏
如今我国可以开垦的荒地所剩无几，而现有耕地却被大量侵占，其中农村工业的占地面积是惊人的。除直接占用耕地外，农村工业还污染和破坏了大量农田。据统计，全国每年因工业废水而污染的耕地面积达2亿多亩，占耕地总面积的15 %左右;每年因污染而减少的粮食超过了100亿 kg，直接经济损失125亿元，其中因为农村工业污染和破坏而引起的达47 %以上。
4农村城镇化中的环境保护对策
4.1持续发展必须兼顾环境目标
生态环境的良好状态，是农村农业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基础。农村城镇化能否实现持续发展，最根本的影响因素是自然生态环境的状况。如果自然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失去了基础，建立在农业健康发展基础上的农村城镇化也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4.2强化农村环保法律手段
我国农村环境管理法制化建设已取得可喜进步，颁布实施了一批有关资源与环境保护的法律，但相对城市环境保护和工业污染防治而言，农村城镇化后的环境保护工作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基础较为薄弱。从总体上看，尚未建立起适应小城镇特点和环保工作实际需要的法律法规体系。而且，由于绝大多数小城镇环境保护机构不健全，监督执法工作不到位，难以将小城镇环境保护工作任务落到实处。因此，我国农村环境管理的法律手段还必须强化，真正确立法律手段在管理农村环境中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3创新环保思路，科学制定规划
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和中央加强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创新思路，科学制定规划。把新能源技术、农村节能技术、垃圾无害化利用技术、农作物秸秆资源化技术、无害化农产品的生产技术、污水处理利用技术、生态保护等技术有机地结合到一起。
4.3.1创新思路，切实做到管理到位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们在还处于相对贫困的情况下，环境保护意识十分淡薄。面对农村环境保护的现状，加强宣传教育。让广大农民群众了解环境保护知识，掌握环境保护方面的政策及法规。结合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和目标，广泛宣讲农村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各乡镇要组建相应的环境保护机构，配备专职环保工作人员，将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形成县、乡、村三级环保管理网络，以确保农村环境保护机构和工作人员落实到位。农村环境保护具有分散、面广、量小的特点，必须加强管理，积极服务于农村环境保护。农民建房选址定点、畜禽圈舍的布局、农药及化肥的使用等都是新农村建设中环境保护不容忽视的问题，以更好地控制农村新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4.3.2制订规划，切实做到投入到位
治理农村环境污染，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因此，农村环境保护必须要有合理的规划，要有短期、中期和长期规划。通过这些规划，有步骤地实施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有计划地安排资金的投入。在争取国家投入的基础上，发动广大群众，增强自主意识，加大自身对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加快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步伐。
4.4纳入政府目标管理，形成环保工作合力
农村环保是内涵丰富、涉及面广、任务量大的一项系统工程。应纳入地方政府目标管理责任制中，并将目标转化到经济社会发展评价范围和干部政绩考核。抓好环境规划、执法监督，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密切协作配合，形成环保工作的合力，同时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
4.4.1确立农民主体地位，建立长效机制
农村环境建设的主体是农民，要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满足农民的需要、尊重农民的意愿。不搞统一模式、统一标准、不搞“一刀切”。努力探索既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又适应农村特点的长效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服务制度。
4.4.2科技领先，切实做到技术到位
农村环境污染因素复杂，污染源分散不集中，治理难度大，对治理技术的要求较高。因此，必须坚持科技领先的原则，加强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以及先进治理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目前运城推广的农村沼气利用技术具有很好的环境效果。大力发展沼气、风能、太阳能、秸秆气化生物质能等新型清洁能源。
4.4.3协调配合，切实做到参与到位
农村环境保护工作需要环保、农业、林业、水利、畜牧等部门的通力协作和配合，积极参与，才能有更大的整体性的收效。按照农村环境保护规划，发挥各自的职能和职责，做到力度到位、措施到位，真正承担起保护环境的重任。
4.5结合乡村建设实际，开展环保综合整治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农村环境污染由以乡镇工业污染为主转变为乡镇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农业污染等污染并重的态势。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要做到与环保责任状相结合，与乡村建设规划相结合，与绿色创建相结合，与改变种植结构相结合，与提高村民环境意识相结合。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倡导绿色生活、绿色生产，树立全新的环保理念，在全社会形成保护环境的良好氛围。
4.5.1与村庄建设规划相结合
把农村环境污染治理、清洁水源、清洁田源、清洁家园和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农业生产清洁化、城乡环保一体化、村庄发展生态化等内容纳入规划之中，并因地制宜、因村制宜，充分反应地方特色，努力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4.5.2与绿色创建相结合
创建环境优美的乡镇、生态村、绿色村镇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4.5.3与改变种植结构相结合
积极发展有机农业，这不仅能解决农村面源污染，提高农民收入和人民健康水平，也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根本举措。
4.5.4与提高村民的环境意识相结合
建设新农村的主力军是农民本身，要通过广泛宣传，让广大农民从“要我建”转变到“我要建”，主动为建设美好家园尽职尽力。使其对新农村建设规划和经济发展规划同时进行。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加大乡村工业污染防治力度;要以发展生态农业为主线，在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结合点上做活文章，发展生态安全农业;解决农药、化肥过量使用的问题，有效地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5结束语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通过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解决农民的出路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举措。随着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我们必须重视农村环境保护问题，否则就会出现农村环境污染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的局面，这与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目标是不相吻合的。所以，只要我们重视和积极应对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加大力度对其进行有效的治理，我们是能够让广大农村真正实现“生态良好”的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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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污染存在的环保问题范文6
一、引 言
十以来，为了增强经济与社会长期发展后劲，中国政府以科学发展为主题，通过鼓励引导社会与企业节约资源和积极参与循环经济发展的方式，有效地推动了经济结构转型。由于中国以高能耗为依托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治理工作间存在着不和谐甚至是矛盾关系，导致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给自然环境带来了严重的污染并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1]。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更应承担相应的环境保护与治理责任。中国应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高度重视改善经济增长本身的质量和从本质上杜绝经济增长背后隐藏的环境污染的隐患[2]，力求实现在经济有序增长的同时，有效地培养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间协调关系的宏伟目标。因此，中国经济发展在从传统粗放型向绿色可持续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应高度注重调整和改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间长期存在的互动关系[3]。政府通过改革和创新，能否将两者关系转变为和谐与正向影响关系是实现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宏伟目标的重要前提。
近几年来，关于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协调关系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围绕经验模型众多学者展开了大量研究，试图验证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间存在脱钩关系。胡宗义等[4]采用半参数模型结合中国二氧化碳排放情况对KUC进行了再检验，研究表明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间不存在脱钩现象，FDI成为了中国环境质量恶化的显著影响因素。苏为华和张崇辉[5]采用面板数据对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间的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在利用聚类分析克服KUC同质假说的基础上，验证了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间存在互动关系，不同聚类分组模式下经济与环境间互动关系也呈现多样性，不同区域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间的脱钩程度及方向存在着不一致。Hsiap和Chung[6]利用协整模型对EKC理论的适用性进行了再检验，结果表明巴西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耗量都分别与经济增长存在脱钩现象，充分验证了EKC理论在巴西的适用性，并在此基础上利用灰色预测和ARIMA模型对未来几年巴西的能源消耗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了预测研究。在后续研究中，Hsiap和Chung[7]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金砖四国”的KCU进行了再检验和比较，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FDI和二氧化碳排放量间互为因果关系，“金砖国家”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间的脱钩现象并不明显。
综上所述，大多数学者对EKC理论的适用性进行了再检验，借此分析经济发展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程度。对现有实证性研究成果对比发现，虽然由于选取的研究对象、环境指标和曲线拟合方法各不相同，直接导致研究结果验证的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脱钩程度也呈现出不同的状态，甚至出现了背离EKC理论的情况，但大多学者基本上肯定了经济发展过程中EKC理论存在的事实。也就是说即使现阶段没有出现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脱钩现象，但在未来发展过程中经济与环境间也将会出现脱钩趋势。综上所述，前期研究方式主要归为两类：一是围绕着EKC理论的适应性进行再检验，并试图解释EKC理论的形成原因；二是在曲线拟合的基础上，通过相关预测方法对未来几年内环境质量水平进行推算，为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提供科学合理依据。对比以上两种研究方式，前者比较注重对EKC理论的解释，而后者则更加注重为宏观政策调整提供现实性的实证依据和相关数据基础。
2013年，中国废水排放量695亿吨，工业废水排放量210亿吨，占废水排放总量的30%；二氧化硫排放量2 044万吨，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1 835万吨，占二氧化硫排放总量的90%；烟（粉）尘排放量1 278万吨，工业烟（粉）尘排放量1 095万吨，占烟（粉）尘排放总量的86%。由此可见，工业污染已经成为导致中国环境质量下降的重要因素。因此，研究分析中国经济发展与工业污染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对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本文高度重视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和实用性，为了提高未来对中国工业污染水平的预测精度和为政府调整与完善宏观经济发展政策提供准确的科学数据，本文将借助参数优化算法改进传统预测模型并进行精确度较高的检验。
二、模型设定和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在借助EKC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间的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对未来中国工业污染的水平进行预测。本文将通过协整模型对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间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检验，并通过误差修正模型对协整检验结果中偏离长期均衡关系的短期波动进行修正；在验证中国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协整关系基础上，借助不同的参数优化算法优化灰色预测模型以提高预测精度，通过比较分析对未来几年中国工业污染水平进行预测。本文分别采用了粒子群参数优化算法和布谷鸟参数优化算法。
1.粒子群优化算法
粒子群优化算法（Particle Swarm Optimization，PSO）是一种基于鸟群捕食行为研究的现代启发式优化技术，PSO的不断修正和迭代计算方式使之成为研究非线性回归优化问题最有效的方法之一。PSO从生物种群行为特征中获得启发并用来解决优化问题。在PSO中，待优化问题的潜在解被想象成n维搜索空间中的某个粒子，每个粒子的搜索方向和距离都由相应的目标函数来决定。
2.布谷鸟搜索算法
布谷鸟搜索算法（Cuckoo Search，CS）的思想源于模拟某些种属布谷鸟的寄生育雏行为，其采用相关的Levy飞行搜索机制，达到有效地求解最优化问题的目的。
在CS中，面对着n维搜索空间的多个候选解，CS以随机游动方式在当前候选解的基础上通过Levy搜索机制寻求新的方程解，经过目标条件的筛选后保留最优解，通过周而复始的不断迭代，实现最优解的不断优化。在CS中，为确定Levy搜索的最佳方式，随机游动生成的新解需带入相应的目标函数，其表达式为：
（二）指标选取和数据预处理
1.指标选取
基于中国工业污染的EKC理论适用性再检验，本文选取工业污染三废排放量作为EKC理论的环境指标。具体如下：工业水污染选取指标为工业废水排放未达标量；工业气体污染选取指标分别为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固体污染选取指标为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考虑到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产生规模效用，因此，选取人均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本文使用的指标数据均源于官方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环境统计年报》。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指标的完善性，数据选取的时间跨度为1986―2013年。
2.数据预处理
为充分验证EKC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本文经验研究的时间跨度长达28年，但是在此期间中国的环境统计指标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具体如下：为了更加准确地反映工业生产对环境的污染程度，本文选取工业废水排放未达标量指标，但是2010年以后由于工业废水排放达标量和达标率不再被统计，本文利用趋势外推法推算出2011―2013年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分别为96%、97%和97%，对应的工业废水排放未达标量则分别达到96 967万吨、73 123万吨和65 038万吨；同理，2010年以后工业烟尘和粉尘排放量也不再对外公布，本文也利用趋势外推法并结合历年两种排放量比重，分别推算出2011―2013年工业烟尘排放量分别达到639万吨、607万吨和668万吨，而工业粉尘排放量则分别为463万吨、422万吨和427万吨。
为了反映经济增长对工业气体污染的影响，本文并未采取单一指标拟合方式分别检验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粉尘排放EKC理论的适用性，而是将三种指标进行数据降维处理，合成反映工业气体污染的综合指标。采用KMO检验法发现样本的KMO值为0.7320>0.5000，适合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三种单一指标进行降维处理。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当选取两个主成分时，方差的累计贡献率达到了90%以上，因此，最终提取两个主成分并根据主成分矩阵获得反映工业气体污染的综合值。
三、经验研究
（一）中国工业污染与经济发展协整关系检验
本文分别对三种工业污染指标与经济增长指标建立协整关系方程，将检验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的过程汇总，进一步验证中国工业污染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着脱钩关系。
1.平稳性检验
目前，序列平稳性检验所使用的两种常用方法分别为ADF检验法和PP检验法。单位根检验的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2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在5%和1%显著性水平下，废水、废气和废固三个被解释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都是一阶差分平稳的。LGDP、LGDP2和LGDP3分别表示人均GDP取对数后的一次方、二次方和三次方形式。根据ADF检验结果，LGDP、LGDP2和LGDP3都是二阶单整。
2.协整检验
由于自变量的单整阶数高于因变量的单整阶数，所以变量之间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通过对环境污染变量和经济发展变量进行协整检验，发现两者间确实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中国工业污染指标与经济发展指标间的三个协整关系成立。根据协整方程拟合的结果可知，中国工业废水污染指标与经济发展指标间存在正N型的变化趋势，而中国工业气体污染指标和工业废固污染指标都与经济发展指标间存在倒N型的变化趋势。
3.误差修正模型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得知，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为了解决变量间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的偏离，更加准确地检验中国工业污染与经济发展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本文将使用误差修正模型对短期波动进行动态修正。在协整方程的基础上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并使用OLS法对相应参数进行估计，根据AIC准则和SIC准则确定最优滞后期为0，最终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Δln（watert）=-0.0980+0.4440Δln（watert-1）+4.6430Δln（GDPt）-0.4820Δln2（GDPt）+0.0170Δln3（GDPt）-0.2240ECTt-1（6）
Δln（gast）=0.1090+0.1990Δln（gast-1）-5.0690Δln（GDPt）+0.5880Δln2（GDPt）-0.0260Δln3（GDPt）-0.9860ECTt-1（7）
Δln（solidt）=0.3540+0.1690Δln（solidt-1）-23.1730Δln（GDPt）+2.6460Δln2（GDPt）-0.1140Δln3（GDPt）-1.1190ECTt-1（8）
在误差修正模型中，误差修正项系数代表了对协整方程长期均衡偏离的修正速度。式（6）―式（8）所有的校正因子在1%水平下均显著，表明误差修正项在对短期偏离的调整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总体上来说，工业污染物排放趋势变化一部分是由误差修正项的修正力度决定的，另一部分则是由短期人均GDP的振动导致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再次验证了工业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二）中国未来工业污染水平的预测研究
为了给宏观经济政策和环境治理工作提供更加科学合理的依据，本文不仅使用传统灰色预测模型对中国未来几年内三种工业污染的排放情况进行预测，而且使用PSO和CS对灰色预测的结果进行修正。在此基础上，通过预测精度比较确定最优的预测模型。首先，本文使用1986―2004年工业废水排放未达标量、工业废气排放量综合得分以及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数据作为预测模型建立的训练集；其次，使用2005―2013年的相应数据构建预测模型的验证集并使用后验误差检验（Posteriori Error Test）和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MAPE）检验来检验模型的预测精确度；最后，根据建立的预测模型来推测未来五年内三种工业的污染水平。
通过表4可以比较三种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比照最小的后验误差C值和相对平均误差可知：灰色预测模型的预测精度较好，除了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的预测结果以外，其他的相对平均误差均小于25%，C值均小于0.3500；使用PSO优化算法和CS优化算法对灰色预测结果进行优化后，预测精度进一步提高，所有指标预测结果的相对平均误差值都小于20%，C值均保持在0.3000以下。
由表4可知，经过PSO和CS优化后的灰色预测结果更加接近于真实值。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三种预测方法对中国2014―2018年的工业废水排放未达标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以及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5个指标进行预测，预测结果如表5所示。
本文通过协整检验和预测分析结果验证了三种工业污染排放与经济增长间脱钩现象的存在，但三者间脱钩程度最为明显的是工业废固的排放总量。从表5中可以看出，PSO和CS的结果分别表明，2014―2018年随着经济增长工业废固排放量减少程度超过50%，经济增长对工业废固排放量减少的影响程度相当显著；2018年工业废水未达标排放量的PSO和CS的结果分别为46 321万吨和48 256万吨，相比2014年工业废水未达标排放量分别减少29%和26%，工业废水的减排效果低于工业废固的减排效果；通过对三类工业废气预测结果的比较分析可知，除工业烟尘排放量随经济增长脱钩程度显著外，
通过使用PSO和CS对中国未来工业烟尘排放量进行预测发现，相比2014年而言，2018年的工业烟尘排放量将分别减少40%和30%。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粉尘排放量随经济增长减排效果不明显，使用PSO和CS对未来中国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粉尘排放量进行预测发现，相比2014年而言2018年的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减少了2%和0.37%，而工业粉尘排放量则分别减少了10%和3%。综上所述，虽然工业废气排放随经济增长呈现下降趋势，但相比工业废水和废固污染而言，其排放量伴随经济增长出现的脱钩现象并不明显。因此，未来几年工业废气排放的有效治理应成为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的主要方向。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中国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相关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1.EKC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通过对中国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与经济增长数据进行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工业污染物排放量总体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趋势。虽然通过协整检验表明，三种工业污染排放曲线的拟合并没有呈现出典型的EKC理论倒N型趋势，但三种曲线都验证了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间脱钩现象的存在。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增长环境质量出现了一定的改善，这种现象基本符合传统的EKC理论的假定。
2.中国工业污染排放总体呈下降趋势，但污染水平仍处于高位
协整分析表明，中国工业废水排放未达标量、工业废气排放量综合得分以及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结合预测分析结果可知，三种工业污染的排放都存在下降趋势，因而由于工业污染带来的环境质量下降问题将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即工业废水排放未达标量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出了正N型的变化趋势。即虽然废水排放量未达标量在2011年后出现了上涨的趋势，但通过预测分析结果看，未来几年内废水排放未达标量将会随着经济增长出现下降趋势，即环境质量将得到相应改善；工业废气排放量与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将会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出倒N型的变化趋势，即随着经济增长，工业污染将会呈现出先改善后恶化然后再改善的变化趋势，虽然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工业废气和废固排放呈现出了恶化的趋势，但恶化程度已经逐渐趋缓。通过预测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工业废气和废固的排放量在未来几年内将继续保持下降趋势。整体而言，中国工业污染排放总体呈下降趋势，但经PSO和CS的预测结果可知，中国工业污染水平和工业排污总量仍处于高位，因此，需要通过政府的宏观政策调整来实现快速减少工业污染排放总量和有效治理环境的目标。
（二）政策建议
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发展观虽然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却给生态环境和资源利用造成了巨大危胁。国家并未把自然资源合理开发、自然环境妥善保护、环境污染的有效补偿等纳入发展机制中，只是单一片面地追求暂时性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不仅不具备可持续发展动力，而且也将会使人类在生存环境和自然资源方面付出沉重的代价。
经济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核心是对以经济增长为单一衡量指标的传统发展观的本质性转变[8]。该发展模式在推动经济有序增长过程中实现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协调发展等目标的同时，更注重改善经济增长本身的质量和培养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政府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采取相应措施。
1.依靠制度创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技术创新和借鉴及引进多种形式的创新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结构合理转变的战略支撑。但是科学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都是以制度创新为前提的，因此，中国政府应遵循合理、竞争与公平的原则进行制度创新。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将来自于扩大的内需消费与现代化第三产业的发展，政府应在产业调整中科学合理地降低第二产业的比重，适当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为实现经济稳步发展、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及推动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2.提高传统能源利用率，加大环保能源的开发与推广
积极研发与推广核电、太阳能、潮汐能及风能等清洁能源，最大程度降低经济与社会对化石能源的使用与依赖。政府应通过大力推广和普及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从本质上实现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和减缓全球变暖速度的目标[8]。但是由于特殊国情、技术和资金等复杂因素的限制，目前中国政府无法在短期内全面地在经济领域内推广新能源的使用。因此，应在加快新能源开发与推广工作的同时，高度重视提高传统能源利用率，加大对工业与生活污染排放的监督和管理以及对自然环境保护与环境污染补偿等方面的工作，促进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间和谐关系的形成。
3.加大对环保事业的关注与财政投入
政府应高度重视环境治理与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复杂且相互影响的关系[9]。在司法层面上，政府应完善和解决《环保法》相关的技术与执行问题；在新《环保法》的执行环节上，政府应加大对环境污染企业的打击与处罚力度；在具体管理环节上，应通过实施激励和评价机制来鼓励与引导企业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及新型能源使用，以提高政策的实效性；在社会文化方面，政府应通过多种宣传与教育途径争取在社会上培养一种节约资源、爱护环境和发展循环经济的文化氛围，为环境治理与环境质量改善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
4.明确政府、社会与公民的环境保护责任
虽然环保政策在国家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但是目前国内特殊的产业结构与发展模式对中国调控型环保政策的反映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和局限性。全能政府已不复存在，公民和企业的积极参与已经成为了政府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中国环境体系尚未完善的情况下，公众对环境污染和能源合理消费方面的意识仍十分单薄，在造成了大量资源被浪费的同时，进一步降低了环境质量[10]。另外，政府对企业环保责任履行情况监督不力，企业更加重视经济效益，这种忽视生态系统保护的行为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新能源技术普及率低和工业污染频发，而且导致了政府与公民和企业间的关系因环境污染而变得日益紧张。因此，政府应通过管制和引导双重手段敦促公民与企业朝着履行环保责任的方向转变。三方责任主体应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和沟通交流机制，进一步明确各个主体在环境保护与能源消耗中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并通过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与协作实现推动中国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宏伟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