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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传播学重点范文1
关键词：网络传播；社会传播实践；新闻传播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2-0173-02
一、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概况
1997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将新闻学由过去的二级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自此，我国的新闻传播学进入了跨越式大发展阶段[1]，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在学科设置方面，1997年，新闻传播学被调整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1998年，新闻传播学下设专业调整为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告学和编辑出版学4 个专业；2000年，又增设了传播学和媒体创意两个专业[2]。这表明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得到了国家主管部门的正式确认，也得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认同，这对于新闻传播学教育和研究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培养规模方面，1996年，有55所高校经国家教委批准设立新闻类本科专业，新闻学类专业点达到88个，在校学生人数9000余人。2006年，有448所高校经教育部批准设立新闻传播学本科专业，新闻学类专业点达到737个，在校学生人数超过10万[3]。在新闻研究机构设立方面，1996 年仅有新闻学博士点两个，硕士点20个。2006年，新闻学、传播学博士点分别为11个、10个，其中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6个，另有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3个。同时，有新闻学硕士点66 个，传播学硕士点75个，其中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达到了28个[4]。
二、社会传播实践全面进入网络时代
事件一：牛津大学出版社行政总裁奈杰尔•波特伍德于2010年8月29日告诉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受互联网影响，《牛津英文词典》将来可能仅以电子版形式出现。他说，“印刷版词典市场正在消失，每年缩水10%”。波特伍德预计，随着电子图书和类似美国苹果公司平板电脑iPad等工具的普及，印刷版词典可能还有大约30年“货架寿命”。
事件二：纽约时报公司董事长小亚瑟•苏兹伯格于2010年9月表示，《纽约时报》将停止推出印刷版，今后主要通过网络版来吸引读者和拓展营收来源。苏兹伯格在国际新闻峰会上表示：“我们将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停止印刷《纽约时报》，日期待定。”苏兹伯格也表示，将探索新的、与时俱进的、符合当代文化的新闻获取和报道方式，并努力争取受众，扩大营收。
众所周知，传统媒体的发展在互联网广泛应用之初就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挑战，并且早有大量学者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和反思[5]。而以上事件再次凸显传统媒体在当今网络传播时代所面临的困境。近年来，随着报纸发行量不断下滑，报纸发行商的营收也迅速减少。2008年到2009年，报纸行业的广告营收同比下滑了27.2%。尽管传统媒体陷入困境，但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并没有减少。在此期间，互联网Web2.0技术与应用蓬勃发展，这也给传统的新闻传播方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人们接受信息和获取新闻的方式发生剧变，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大型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日益强大
雅虎、新浪、搜狐等大型门户网站已实现了种类齐全、内容丰富、更新迅速的信息采集和生产能力。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实现了信息的实时性和个性化查询等功能。
（二）新型网络社交社区层出不穷
类似于国外的facebook、twitter，国内的开心网、QQ空间、人人网等具有网络社交和个人信息实时功能的一系列应用在缩小人类物理社交空间的同时，完成了信息的网络人际传播，包括新闻信息的传播。网络人际传播的信息传播方式属于传统的人际传播范畴，而互联网则充当了人际传播的介质，例如twitter和新浪微博均属这种传播方式。网络人际传播模式突破了传统人际传播空间和载体的限制。由于网络人际传播相对更为对等和朴素的性质，它对于新闻事件的传播速度已经大大超越了电视媒体、平面媒体、门户网站等其他媒体，这一点在美国9•11事件和汶川大地震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三）网络和廉价智能移动设备的普及
随着3G网络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以及免费无线网络wifi的广泛应用，当今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网络无处不在的时代。随着美国苹果公司的iphone、ipad等高用户体验的智能移动终端和谷歌公司开发的免费开源手机智能操作系统Android在大范围智能手机领域爆炸式的应用，人们拥有个人智能移动平台已经成为一种普遍趋势。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将会进入普适传播时代，即人们拥有在任何空间和时间高质量高体验接入互联网的可能性，其中包括获取新闻和其他各类信息的可能性。
以上三种剧变，第一个方面的转变，是已经发生过的，它带给传统的新闻传播方式的冲击，我们有目共睹；第二、第三个方面是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它们也必将导致传统新闻传播模式的深刻变革。图1所示为转变后的金字塔型社会传播模式，即以广泛的、海量的、即时的网络人际传播为基础，进行无所不在、无时不刻的新闻信息传播；以各大门户网站和各种印刷媒体作为大众传播的主流渠道进行信息聚类和分类，实现新闻信息的再度挖掘；以国家级传播机构为新闻传播和舆论传播的主导方向，实现新闻信息的权威与深度剖析。
图1金字塔型新闻传播模式
随着社会传播实践的变化，我国新闻传播人才的传统培养模式逐渐表现出某些不适应性，应当做出相应调整和修改。
三、传统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不适应性
长期以来，我国新闻传播事业都处速发展中，但是随着网络传播时代的来临和新型社会传播模式的建立，传统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的不适应性日益凸显。
（一）学科设置未能紧跟时代潮流
从2000年到2010年，经过10年时间的发展，社会传播模式剧变，而关于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设置未再进行任何正式变动，仍然建立在旧的社会传播模式之上，对于新出现的传播方式和方法，未能深刻涵盖。
（二）人才培养重点与传播实践之间存在偏差
随着金字塔型社会传播模式的确立，新闻传播尤其是叙事性的新闻传播逐渐变得平民化、对等化和简单化，普通新闻传播人才在数量上出现供大于求的局面，而高层次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又很缺乏。另外，由于合理严格的培养过程管理监督机制和科学客观的培养质量评价体系的缺失，新闻传播人才培养质量整体堪优，既有的人才培养重点与传播实践之间存在偏差。
（三）新闻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联合培养不足
在传播技术飞速发展和社会传播实践中出现各种复杂问题的背景下，如果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依旧按照专一学科发展的思维，不注重与其他学科联合培养专业化的新闻传播人才，使得现有模式培养出的人才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进而造成传统的新闻传播市场逐渐萎缩，将不能实现新闻传播事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并且有悖于新闻传播学诞生时兼容并包广泛交叉的学科传统，也会阻碍学科自身的快速健康发展。
四、传播人才培养新模式的关键因素
立足社会传播实践新模式，检视传统新闻传播模式的长处和不足，促使新闻传播学教育的整体结构水平得到提升，使新闻传播学教育和研究更加规范，走上更为专业化、科学化的道路，有能力迎接全球化等种种现实挑战，应该从以下几个关键因素入手：
（一）完善学科设置，鼓励与其他学科交叉培养
笔者认为在社会传播实践新模式下，新闻传播学教育和研究涉及到的学科专业至少包括新闻、报刊、广播、电视、通讯社、广告、编辑出版、影视传播、公共关系、网络社会、互联网/3G/4G、新媒体、普适计算等。国家和教育部门应该考虑从以上这些学科中选择部分学科纳入新闻传播学的学科设置中，完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层次和结构。鼓励新闻传播学与其他相关学科，比如计算机网络、网络社会、普适计算、金融学、统计学、拓扑学、新型媒体、语言学等的交叉培养，孕育新闻传播新的学科增长点。
（二）调整人才培养重点，注重市场动向
由于进入网络传播时代后，没有受过专业化系统化新闻传播教育的人，也可以通过移动终端结合社区和微博实现新闻与接受，所以应当适当提高高级新闻评论人才、新闻聚合和分析人才、网络新闻传播人才等的比例。这是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与新闻传播机构、事业单位和企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建设发展相结合，是从市场需求出发、从传播实践出发，是真正的理论培养和实践培养相结合。如图2所示，调整重点后的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能够促使社会实践中进行新闻信息传播的人员比例趋近于更为合理的分布。
图2新闻信息传播人员比例图
（三）与国际接轨，避免闭门造车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日益强盛和世界各国之间越来越激烈的“软实力”较量，培养国际化新闻传播人才成为国家最迫切的需求之一。新闻传播的国际化战略需要国际化的新闻传播人才去实现。
总的来说，随着社会传播实践新模式的出现，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方法和理论还需要不断创新。展望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和研究，只有不断调整结构，挖潜内涵，促进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大力培养面向时代的复合型人才，才能实现新闻传播学教育和研究的全面繁荣。
参考文献：
[1] 赵玉明,庞亮.从新闻学到新闻传播学的跨越――近十年来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和研究新进展评述[J].现代传播,2008(5).
[2] 伍静,刘海贵.从中美比较看我国新闻传播学学科专业设置中存在的问题[J].新闻大学,2006(4).
[3] 焦育楚.我国新闻后备人才培养的现状与思考[J].新闻大学,1998(3).
网络传播学重点范文2
从国际视野研究网络传播理论深刻而有预见性
该书最大的特色，莫过于其具有国际视野的研究模式。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网络传播学术领域内，不管理论还是实践都很需要国际化的借鉴和交流。而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在当前也倍显意义重大。张咏华教授对国外传播学领域富有启示性的理论及研究案例进行介绍和分析，不仅为我们带来了国际上传播学领域学术成果的展示，也提出了很多有创见的想法。
文章的第一个主题“传播学研究的理论视野”，就体现了作者对国外传播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以及对传播学问题的深刻思考。尤其是她对媒介分析领域系统、深入的研究更是给读者提供了研究媒介分析的理论、系统的思考途径。《媒介分析领域的重要理论成果――贝尼格的“控制革命”论评析》《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一种独辟蹊径的大众传播效果理论――媒介系统依赖论评述》等文章，系统地介绍了国外对于媒介分析领域的理论成果。为其后来以媒介为主体进行的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具有国际视野的媒介研究在新媒体纷纷崛起挑战传统媒体及传统传播学理论的今天，有巨大的启迪意义。只有站在国际视野的研究高度，才能促进我国与其他国家在传播学方面的学术探讨。单纯的放眼国内研究问题，尤其在网络传播时代，是闭门造车的行为。
网络在拓展海外华文媒体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潜力巨大。而面对英文的西方文化信息在网上的强势地位，加强传播中国文化，加强中文信息的网络化建设显得非常迫切。《试论跨文化传播的合理化维度》一文在描述了当今时代跨文化传播的特征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轨迹之后，围绕跨文化传播的合理化维度进行了讨论。指出学术界不仅应该在描述性的层面上对跨国文化传播中的不平衡现象的历史和现状作更多的研究和深入的分析，而且学术界还应在前瞻性的层面上创造不同文化之间和平相处、平等互动的世界文化作出贡献。
研究方法多样，深入实践调查以小见大
该书的另一个重大特点就是不光有很多理论、思辨性的文章，更有很多采用调查法、内容分析法、框架分析法等对有关观点、现象进行理性、客观分析调查的实证性文章。有理有据的论述让人信服。
“国际化背景下中国传媒业提高竞争力的策略”主题文章就调查了境外媒体进入上海的情况，并选取案例对上海报业媒体如何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策略进行了探讨。真正做到了理论来源于实践，并且指导了实践。而“传媒内容与国际传播研究内容考察”主题文章则从各个案例出发，采用多种实证性方法，对国际传播中的中外媒体、新闻传播学刊中的国际传播篇章等进行深入剖析。在实践层面上揭示了国内外传播的一些报道框架问题，对于加强和改进我国的对外传播，改善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在理论层面上，通过整理分析国际传播研究界关注的议题，梳理国际传播方面学术论文，总结了以往的概况和成就，为后来学者进一步完善国际传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用张咏华文中的话说：“从研究方法上来比较，国外学者更多地使用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想结合的方法，对定量分析的重视度较高。”“国外学者重视以数据说话的做法，对我国学术界具有参考价值。”这也是学术界跨文化交流的一个基础。
网络时代的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交流
跨文化交流问题在当今的国际社会极为重要。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都需要全方位、多渠道地与外部世界进行沟通。我国同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方面迥然不同。这就需要我国在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交流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随着互联网的崛起和各种信息传播高新技术及其应用的飞速发展，当前可利用的国际传播渠道途径手段比以往更丰富、更先进；并且呈现出传统和新兴传媒渠道并存，政府渠道和民间渠道并存的局面。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我国对外传播与跨文化交流提供了多样化的渠道，它们各有其自身的特点，如何有效地、整合协调各类渠道，全方位地展开对外传播，改进国外对中国的认知，不只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传播学研究课题，也是重要的外交课题。为完成网络时代国际传播的大任，我认为可以在政府的引导下从媒体渠道和公共外交传播两方面进行努力。传媒渠道：构建完备的对外传播体系
传媒方面，由于因特网的崛起，社会传媒环境产生了急剧变化。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国的传媒机构应该紧跟世界的大趋势，上网拓展其内容服务。用张咏华教授在一文中的话说：“中华大地的网站，责无旁贷地负有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重任。中华大地的媒体，近年来大量上网拓展发展新天地。网络使这些上网的媒体的内容，有可能传向世界各地的用户，因而，即使它们中许多在上网前仅是地方性媒体，上网后也就具有了为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作出贡献的巨大潜力。”在传媒上网方面，我国媒体尝试得很早，许多媒体也都想到了，一旦上网就成为面对全球的媒体，纷纷开办了英文等外文版本。如人民网，依托中央级传统媒体《人民日报》，以向世界传播中国的声音为己任，目前已推出6个外文版本；《经济日报》下属的中国经济网、上海的东方网和广东省的南方网等很多著名新闻网站都办有英文版。从媒体数量来说，中国目前已形成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共同发展的、颇具规模的对外传媒体系。我国的一些对外媒体，尤其是人民网、新华网，已在国外具有相当的知名度或产生较大影响。
我国这些对外媒体拥有政府的官方渠道，对政策和重大事件信息的掌握具有权威性，无论在国际政治中的重大时刻，还是在介绍本国概况、发展动态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但由于我国同外国尤其是西方国家在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方面迥然不同。官方信息源不符合国外受众接受习惯。对于崇尚自由民主的西方受众来说，凡是对贴上“官方”标签的媒体，总是要持怀疑态度。而且一部分网络媒体的新闻报道确实政治色彩较浓。我的建议是媒体在对外传播过程中，可以尝试以接近西方风格的模式进行传播。比如突出信息性、资料性。以权威的信息、数据资料向世界展示中国作为开放、合作、负责的大国的形象。在具体报道中尽量中立、平衡、多角度的进行报道，避免众口一词和过度的宣传和“官方”色彩。
公共渠道：增强公共外交意识
网络传播的发展使公民的声音有了更多的传播渠道。信息化背景下，公民和公民团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政治。各国政府正纷纷把通过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活动同国外公众沟通，视作其外交战略及其所追求的目标之一，通过一系列形式对国外民众展开外交活动，即“公共外交”活动。
网络传播学重点范文3
孙永良：面对这样的天灾，灾区电话通信等消息不通，传统媒体的优势很难发挥出来，网络媒体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新闻网派出了50多人的报道队伍赶赴灾区现场，将灾区信息及时的传递出来，做到了最新、最快。
从新闻学和网络传播学的角度上讲，这种重大、突发性新闻事件的报道，是非常适合网络新闻传播的。我们的快速反应一方面来自于中国新闻社有应急机制，另一方面是我们把传统媒体的优势与中国新闻网的网络媒体优势进行了整合，提高了我们滚动播出新闻的效率。
地震发生后20多分钟，我们就发出第一条消息，接着了震中示意图和汶川的背景资料并展开滚动报道，随即成立了一个临时报道小组。一个小时之内我们就推出了专题。当天下午，4点左右，我们四川、重庆的分社记者就开始动身赶往震区；我们北京总社的3名记者(1名文字，1名摄影，1名视频)也在下午4点到达机场办理登机手续。
行动快速，这既符合通讯社的特点也符合网站滚动播出的特点。地震造成的伤亡情况如何?政府有何措施?这些都是广大网民第一时间想知道的，而现场或前方的情况又瞬息万变，只有快速滚动播报才能满足网民的需求。在充分提供大批量信息的同时，中国新闻网推出了各种专题和策划，对纷繁的资讯进行分类归纳梳理，便于网民了解相关情况。
此外，我们注重考虑与海外华文媒体的联动，这是因为多年来，我们在海外华人圈有很大的影响力。
还有就是我们在报道的进行中不断加强对国际舆论的报道，适时反映国际上的发应。
《网络传播》：如何巧妙地利用互联网的特性?
孙永良：通过几个大的策划，比如寻亲、祈福、在现场亲历、悼念死者、倡议支援灾区等大的专题活动，把视频，论坛，bbs等手段全部用了起来，并多方产生互动。
5月21日，我们就全球华侨华人烛光悼念中国地震罹难同胞进行了特别策划，不同国家的华人在当地时间晚上8点举行烛光悼念中国地震罹难同胞活动，中国新闻网和中国侨网持续进行了滚动报道。
《网络传播》：精心策划的报道出台后的效果如何?
孙永良：反应相当明显。从12日开始到28日，我们的日均访问量翻了五番，由此我们的带宽也不得不扩了5倍还多。
迅速、客观的把真实的震区情况传遍全世界，也真实的反应了中国政府在重大灾难面前迅速行动。果断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抗震救灾的形象。
如果没有包括中国新闻网在内的网络媒体的大批量的、适时的报道，海外对中国地震情况的了解将是不全面和不及时的。
5月13日，中国新闻网联手海外100多家华文媒体发出“情牵中国震区”的活动，引起广大海外华侨华人的关注。到28日，共有200多家华文媒体参与进来。我们美国分社的同事告诉我们，华侨拿着从中国新闻网上打印下来的稿子赶来捐款，到目前海外华侨、华人捐赠超过9亿元人民币。
网络传播学重点范文4
本次会议主题为网络传播及新媒体发展与个性化传播，来自全国著名院校的新媒体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彭兰教授、中国传媒大学的陈卫星教授、华中科技大学的钟瑛教授、暨南大学的范以锦教授，南京大学的杜骏飞教授、上海大学的张咏华教授等作了大会主题报告。清华大学的熊澄宇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张国良教授分别对本次大会召开的意义做了充分的肯定。无疑，通过与会学者的研讨、碰撞与交流，本次年会对网络传播与新媒体领域研究的长足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新媒体发展与探索
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是近年来媒介领域发展的一个亮点，从网络电视、车载电视、楼宇电视、手机媒体到网络视频及数字音乐，各种新媒体的共栖传播态势不但引来了媒体技术方面的全新革命，而且对媒介的产业管理、受众心理及价值文化方面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与影响。
南京大学杜骏飞教授通过对中国五大代表性城市的调查研究，集中描述和讨论了新媒体环境下中国中产阶级潜在的媒介素养特征，他认为中产阶级是“网络依赖症”和“电视疏离症”的一群，这些特征导致了数码淘的加深及社会阶层新的不平等；面对中国的媒介国情，中产阶级通常以均衡的接受策略来展现媒介素养及文化自信，但其中的知识中产则更为激进；中产阶级在媒介的使用上是功能主义的，但是他们的阶层先进性和社会进步意义值得预期。
手机媒体在中国尤其引人关注，但在发展中也遇到诸多的困惑与难题。中国人民大学匡文波教授从手机媒体最发达的国家日本人手并结合中国当下的发展实际，分析了手机媒体在中国迅猛发展的原因、特别是手机短信如此发达的原因。他认为，手机媒体今后的健康发展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近年来，在国家政策、广电改革和市场竞争的多重推动下，中国的数字电视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伴随而来的是对数字电视专业人才需求的不断增长。上海大学严三九教授和王虎博士以上海当前唯一的一家数字电视运营商为调查对象，采用发放问卷和深度访谈的方式，重点调查了上海市数字电视人才的职业环境和各岗位人才的能力素质要求，指出数字电视专业人才培养和行业用人需求之间需要一种契合点，并分析与探讨了创新新媒体人才培养的模式及服务上海乃至全国的新媒体产业和现代服务业。WEB 2.0时代的门户差异化竞争
在新媒体产业中，我国商业门户网站的差异化竞争越演越烈，华中科技大学钟瑛教授在会上对我国三大商业门户网站新浪、搜孤、网易的差异化竞争与发展做了集中的探讨与分析，她认为三大门户网站的竞争特色为：新浪以博客带动内容，广告领先；搜狐以技术驱动娱乐平台，体育赛事令人瞩目；网易则以开发与运营网络游戏独领。其发展趋势是网站定位个性化追求是核心竞争力；网站技术创新是新的增长点；网络盈利模式的探索是发展的主导。
对于WEB2.0的社会意义与影响，中国人民大学彭兰教授在发言中认为，不管业界是吹捧还是贬低，这些反应的背后都是各种各样的商业动因。作为研究者，既要注重业界的动向，又要摆脱商业的喧嚣，超越商业的视野，来研究新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及长远影响。彭兰还进一步指出，关于WEB2.0，目前并没有个统一的定义。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观点是，WEB2.0是互联网的一次理念和思想体系的升级换代，由原来的自上而下的由少数资源控制者集中控制主导的互联网体系转变为自下而上的由广大用户集体智慧和力量主导的互联网体系。
数字技术与网络技术的出现与发展是新媒体迅猛发展的动力和根本原因，本次年会，很多学者就此问题作了专门探讨。华中科技大学舒咏平教授从《老鼠爱大米》和《馒头》这两个个案出发，从Web2.0到Work2.0，对网络的创意在线整合进行了梳理与分析。
网络侵权与权力博弈
互联网是变革生产关系的生产力，互联网背后存在着权力的博弈。对此，中国传媒大学陈卫星教授的看法是：互联网是一种权力的竞争，互联网传播使得权力关系和挑战权力关系的过程呈现在传播的领域中，而技术、传播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反映价值观和利益的冲突，社会行动者的挑战。上海大学张咏华教授认为互联网的社会应用发展进程中交织着各种社会力量的竞争博弈，这种进程背后有意图的社会行动之影响作用。她提出：任何工具，即使威力效能再大，本身也无法保证其恰当的社会应用；对于互联网这样一种在发展中充满变量和不确定性的创新事物，人类社会的决策和行为决定其发展的方向。从这个角度来说，在互联网给社会带来什么的问题背后，在网络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问题上，有一个社会决策者和网络世界的参与者让互联网给社会带来什么的问题，而思考这个问题，思考我们让互联网沿着什么方向前进的问题，不仅是管理者的责任。而且也是作为当代社会组成部分的各社会群体和具有积极参与精神的公民的责任。
网络传播学重点范文5
【关键词】网络传播;知识沟;扩散
所谓的“知识沟”(Knowledge-gap)(有的文章也称为“信息沟”)就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系统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同的群体或个人之间所形成的知识差距。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传统大众媒介的发展使信息流的迅速增长成为可能,但这并未使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如预期般地等同受益。相反,一些研究者指出:“信息流的增长往往产生负效果,即在某些群体知识的增长远远超过其他群体;‘信息沟’将会出现并扩大一个社会群体与另一个社会群体之间在某一特定问题上的知识距离。”①最早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的是美国传播学者蒂奇纳(Tichenor)、多诺霍(Donohue)和奥利恩(Olien),他们指出,“当一个社会体系中的信息流量增长时,那些受过较好教育,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们比教育较少、地位较低的人们更好地吸收信息。这样,信息增长导致了‘知识沟’的扩大而不是缩斜。②
网络的出现曾使传统大众传播时代长期处于信息匮乏,信息接受不均,形成严重知识差距的人们充满了憧憬:传播技术的改进将会缩减传播成本与费用,节省资源,实现信息与知识的均化;传播速度的加快与信息流量的增大使受众面临着一个更易接受与丰富的界面,从而提高个人的知识与信息总量;国外一些学者甚至勾画出“网络大学”、“虚拟教育”、“知识超文档”、“模拟系统”、“自动学徒系统”等设想,并称之为“没有围墙的学校”。
然而,令人遣憾的是,现实并未如人们想象的那般理想。也许在某些特定知识方面,网络确实缩小了人们的知识差距;但从知识总量来看,不得不悲哀地承认网络以其快速、高效、便捷的媒介优势进一步加剧了传统大众媒介下业已形成的知识分布的不均衡。
进入网络的经济和文化壁垒
当一种新的传播技术产生并试图普及时,面临最严峻也是最现实的问题就是经济水平的制约。报业如此,广播如此,电视如此,网络更不会例外。信息与知识传播的民主与自由常常只是针对那些能挣脱经济束缚的进入者而言。这样,在媒介可进入者与不可进入者之间便形成了和媒介接触程度及几率的差距,这种差距不可避免地导致“知识沟”的形成。显然,与传统大众媒介相比,网络所面临的经济壁垒要坚固厚实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网络成为有经济能力者享有的特权。据了解,目前网络的普及率仅约为1%,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成为网络普及的瓶颈:70%以上的农村人口造成了中国大量文盲、半文盲的存在,他们甚至不知电脑为何物;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地区性网络接触程度的差异;即使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由于上网费用仍较高,用户也不得不考虑其有限的经济支付能力。正如美国旧金山一位咨询专家所言:“我们很难想象不花很高代价就能普遍访问计算机服务。对于计算机行业的人来说,每月支付17美元的服务费不算一回事,但对于收入较低的人来说,可能成为负担。”据2002年1月《第九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显示,在中国,网络用户主要集中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北京、上海等地,分别为10.4%、9.8%、9.2%,而在经济落后的、青海、宁夏等地分布极少,分别为0.1%、0.2%、0.3%。③特别是在某些贫困山区,教育经费的投入量与实际需要还有相当一段差距,计算机普及难以提上教学日程。因而,这种媒介分布率与接触度的强烈反差,引起知识、信息接近程度的差别,从而形成地区间的“知识沟”扩散。
除去上网费用,地区性经济差别因素之外,额外服务费用的支付对于一般用户而言也是一个难以攻破的经济壁垒。随着技术革新的日益发展,新的网络技术和基础设施的价值将逐渐为受众所接受。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建立在这些基础设施上的软件内容、服务成本使人望而却步,某些网站在接纳新用户时以高昂的进入费用作为条件,从而设置了又一道经济关卡。为此,美国传播学者马克·利维如此悲叹:“我常常为传播与技术正日益冷酷无情地把世界隔离成两个营垒而深感忧虑。一座营垒由那些受到良好教育而且极具经济实力的信息贵族把持据守,他们是计算机系统的经营者,控制着传播工具与条件。另一座营垒则属于传播圈的‘下层阶级’,这里成员文化水平有限,他们在巨大的传播机器的摆布下过着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的生活。”④
从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的角度来看,网络传播中“知识沟”扩散的趋势也在所难免。前文已述,中国农村仍存在大量的文盲半文盲,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仍相当低,而网络作为一种新技术,较之于传统大众媒介,在使用与操作方面,对用户的要求更高,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阅读能力。网络虽然具备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如文字、声音、画面、图像、音乐等,但总的说来,文字是基础,其他手段是辅助,很难想象一个大字不识的人仅从画面中能领悟出某些东西,更何况文字往往又是搜索网站、资料的必然途径。2)语言能力。网络90%的信息使用的是英语,虽然在中国,英语被作为一个重点科目加以普及,然而由于教学方式的不到位和学习目的偏差等多种因素,到底有多少人能通畅流利、毫不费力地阅读英文网站并获取信息还得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即使一部分大学生在进入英文网站时也会显得手足无措,更何况尚未接触过英语的人不计其数。3)专业技术操作能力。简单地打开机器,阅读新闻,收发邮件,这是每一个接触过网络的人都能轻而易举做到的事,然而如何高效、快速、准确地从网上获取特定资料就不会显得那么轻松,势必要求使用者具备熟练的操作技能和对网络的充分认识。同时,文化水平高的人一般接受新技术也较快,且他们有一种主动获取知识的欲望和积极性;而文化水平低者囿于自身能力所限,无法充分利用或有效利用网络来获取资源。然而,文化水平的高低与网络使用有效与否并不是一个全然正比的关系,实证经验告诉我们,由于年龄、学习状况等原因,最善于使用网络的是高中、大专与
本科生,而具有博士学历的用户仅为0.4%。⑤在这里,知识的专业化成为知识总量增长的阻碍。 进入者的错识与迷途
正如一位传播学者所说:网络可以提供平等机会和民主传播,但仅限于那些可进入者。那是否意味着所有的进入者在相同的硬件设备、社会条件下获取同质同量的信息与知识呢?当然不是。这里的平等、民主仅是指可能性意义上的平等、民主,而不是必然的平等、民主。也就是说,即使在进入者中,由于对网络不同的态度、观念及使用方式同样会形成知识与信息摄取的不均衡,这时,“知识沟”就会产生或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扩散。
众所周知,传统大众媒介具有信息供应、娱乐休闲、文化教育、舆论监督等多项功能,但网络的出现将媒介功能的形式多样性发挥到极致,并扩展出许多新内容。这种功能选择空间的扩大为用户接触媒介的兴趣、动机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用户的注意力不再局限于知识的学习或信息的获取,而是被分散到其他诸如时尚流行、娱乐等更具吸引力的功能上去。据了解,在中国相当一部分拥有电脑的家庭,其主要用途不是用来帮助学习,获取信息或处理文件,而是用来玩电脑游戏和看影碟。台湾学者在网络个案研究中发现大学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网虫”,他们连续20个小时在线而乐此不疲,然而并非在阅读或查询资料,而是昼夜不分地玩游戏或网上聊天。与此对照,那些非“网虫”的学生则主要通过信息检索系统和万维网来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和资料。不仅如此,研究还发现这种在线时间的过度和网络使用方式的后果是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学习。⑥于是一条横亘在“网虫”与“非网虫”,“非理性者”与“理性者”之间的“知识沟”便形成了。前者非但未能获取有效的知识或信息,而且放弃了通过其他途径或媒介获得信息以缩邪知识沟”的机会。而能正确使用网络并充分发挥其功能的正是那部分理性而有节制的人。
信息需求的差别与网络的反合拢力
网络传播学重点范文6
关键词：应用型大学；《传播学》；转型；升级
应用型本科教育是以培养知识、能力和素质全面而协调发展，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的高级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定位的高等教育[1]。于应用型大学教学而言《，传播学》课程需要切实转型与升级，以适应社会、企业、学生的需求。因此，分析应用型《传播学》目前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找到转型升级的具体方法，对应用型大学做好转型与升级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应用型本科教育背景
2015年11月，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印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明确类型定位和转型路径，加快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抓住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技术发展机遇，建立行业企业合作发展平台，创新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改革，加强实验实训实习基地建设，促进与中职、专科层次高职有机衔接，广泛开展面向一线技术技能人才的继续教育，加强‘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提升以应用为驱动的创新能力，完善校内评价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等主要任务。其实在此之前，浙江、四川等地的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就已经向应用型转变。
2应用型大学《传播学》课程现存问题
2.1课程教学以理论知识为主，导致学生动手实践能力较差
与应用型大学设置的诸如采访、摄像、后期编辑等新闻传播动手实践的课程不同，《传播学》课程中涉及的相关理论众多，因此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会重点介绍《传播学》中关于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对象、传播效果等的相关理论。而这些理论知识又更需要学生主动去理解、记忆、消化，再转化为具体的操作技巧，但这一过程往往比较漫长，在课堂上花费的时间也较多，就占用了学生动手实践的时间，从而导致学生真正动手等的能力较差，难以适应新闻传播一线需要。
2.2课堂教学以讲授方式为主，导致学生的知识接受度较差
就目前而言，《传播学》课程的课堂教学主要还是以讲授为主。这主要是因为即使像中国传媒大学这样的学校，在整个教学课程设置中，《传播学》课时也仅有48个课时，而其他学校的课时也一般在32个学时左右。换句话说，传播学所占的课时相对较少，导致教师为完成基本的理论教学任务只能偏重采用讲授的方式教学。但是《传播学》相关理论于学生而言，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最终使得学生的知识接受度较差。
2.3教学双方关注点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导致学生课堂失去兴趣
讲授《传播学》课程的教师职称至少都是讲师，年龄最小都是27岁。看似年龄小的教师能够与学生打成一片，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修《传播学》课程的学生一般也就18、19岁，与27岁的教师依然差八九岁，二者之间的代沟较为明显。这就更别提与年龄较大的教授之间的代沟了。27岁以上的教师关注社会传播实践更注重深度，而十八九岁的学生关注传播实践更注重感官、直觉。另外，由于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传播信息的及时性、丰富性与传播媒体的多样性，二者之间关注的传播事件也就存在极大的差异。
3应用型大学《传播学》课程转型与升级策略
3.1学校要培养、提高教师动手传播的能力
整体而言，应用型大学对各学科教学的要求都更倾向于培养应用型人才，也就是希望学生能够在校运用，到单位就上手，甚至独当一面。这就首先要培养能够真正动手的教师。只有教师本身具有动手能力才能将操作的具体方法、技巧、捷径等通过讲授、实验、讨论等方式传授給学生。因此，应用型大学一方面要安排好薪资、待遇等问题，制定适当考核机制、奖励措施，让教师轮流前往报社、电台、电视台、网站与新媒体担任传播工作的相应职位，掌握传播工作流程，做出实质性的传播事件；另一方面，要制定专门的专家演讲、座谈、论坛等制度，设计好流程邀请传媒业界精英不流于形式地到学校与教师近距离交流，将优秀的传播技巧、策略、细节等与教师沟通，让教师真正接触到各级、各地、各类媒体的成功经验，打开教师的视野，实现提高动手传播能力的目的。此外，应用型大学还要经常开展业务培训会、举办优秀教师经验交流会等，让教师之间相互沟通、学习，增长知识，提高能力。
3.2教研室要增加课时、调整教学时间，研究改善教师教学方法、内容、手段等的策略
教研室作为推动《传播学》课程要积极发挥基础作用的纽带。因此，面对网络传播迅猛发展亟需专门的传播人才，但《传播学》课程教学课时偏少，学生难以及时消化传播理论知识、传播技巧等问题，教研室一方面要迅速结合报社、电台、电视台以及网络与新媒体的传播特性，尤其是要结合互联网的传播技巧、策略、特性等，调整课程课时分配，适当增加《传播学》课时，调整教学时间。另一方面要通过开展《传播学》教师教学研讨会、交流会，开展教师与学生座谈会，邀请报社、电台、电视台以及互联网与新媒体业界的优秀传播人才到教研室座谈，从而实现研究改善教师教学方法、内容、手段等的目的，帮助教师真正掌握教学的规律。
3.3教师要改变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作为应用型大学的《传播学》教师要十分清醒地认识到所授课程需要特别强调实用性，授课对象也更想掌握具体的传播技巧的现实，及时调整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3.3.1结合学生关注的事件讲授相关理论，奠定他们动手操作的基础
无论何种年龄的教师，都要尽量采用微信、微博、QQ等非面对面沟通形式，座谈等面对面沟通的形式，与学生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以掌握他们比较关注的事件。在掌握他们关注的事件基础之上，将传播学的理论知识点与他们所关注的内容相结合，才能真正让他们在聆听自己关注的事件时感受到传播理论的重要。这样他们认知并运用传播理论时，就会更加得心应手。
3.3.2鼓励学生运用传播学理论思考事件并绘制分析
事件进展图、传播策略图，增加学生们在课堂上的动手能力鉴于学生现在不太积极配合老师思考，而是求助网络问题，教师一方面要跳出书本，结合当下最火热的事件，鼓励学生运用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层层分析传播者的目的、传播的内容、针对的传播对象、具体的传播技巧、传播的效果等。另一方面，应尽量在课堂上腾出时间，让每个学生绘制已经发生的事件进展图、传播策略图。此外，教师应同学生一起依据相关传播理论分析事件可能的新进展，推测传播事件的新情况，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加他们在课堂上的动手机会，从而实现提高学生动手能力的目的。
3.3.3邀请学生动手运用传播学理论策划类似传播事件，增加他们课后的动手机会，提高动手能力
课堂教学毕竟时间有限，所以想让学生们真正学好传播学知识、传播的技巧、掌握传播的方法，教师要适当留课后作业。这就要求教师一方面要根据国际国内重要的事件以及学生们关注的事件，结合传播理论布置课后相关作业。另一方面要建立奖惩机制，形成学分对换体系，比如采用实践学时与课堂学时、实践学分与课堂学分对换的方法鼓励学生们在课后主动参与系、校的相关传播活动，报社、电台、电视台等传统媒体的策划传播活动，网站与新媒体等的传播活动，广告公司以及传媒公司的传播活动，积累传播经验，以增加他们课后动手的机会，提高他们运用传播理论动手传播的能力。
作者:车南林 单位:四川传媒学院新闻与网络传播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