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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的基本特征范文1
[关键词] 国际金融体系 IMF改革 金融监管体系 区域金融合作与监管
一、当代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的基本特征
1.美国的金融体系的基本特征:美国金融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联邦储备银行系统,商业银行系统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系统起中央银行作用。具有发行货币、国库及对私人银行进行管理监督职能,更为重要的是为美国政府制订和执行金融货币政策。联邦储备系统可以通过它所制订的政策直接影响货币的供应和信贷的增长,从而影响宏观经济的各个方面。美国商业银行在美国金融体系中占有主要位置,1980年,美国共有商业银行15082家,总资产为21147亿美元,占金融界资产总额的30%左右。商业银行以存款和贷款为主,70年代以来各主要商业银行为扩大业务经营范围,增强生存能力,积极开展存贷款以外的业务。由于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业务,也不能经营证券发行和买卖,故许多商业银行都设立信托部,参与证券经营活动。
2.日本的金融体系的基本特征:日本金融体系由中央银行、民间金融机构,政府政策性金融机构等组成,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民间金融机构为主体,政府政策性金融机构为补充的模式。
3.德国的金融体系的基本特征:德国是典型的银行主导型国家,其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而金融市场很不发达。由2001年的统计数据发现,股票市场总市值只占GDP的24%,而银行资产占到GDP的152%。
二、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弊端
1.牙买加国际货币体系弊端
牙买加货币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间再次建立起来并运行到现今的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牙买加货币体系克服了国际固定汇率制度僵化导致的种种弊端,促进了国际金融创新业务、资本国际流动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除保留并加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外,它同布雷顿森林体系有许多重大的不同: (1)黄金非货币化; (2)储备货币多样化; (3)汇率制度多样化。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区域化的深入,牙买加体系潜在的矛盾日益深化,多次爆发的国际及区域金融危机便是牙买加体系内在矛盾激化的表现。国际区域货币的创立、国际区域货币合作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缓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将成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变革趋势。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缺陷
首先,IMF放弃了维护固定汇率的职能。其次,IMF资金短缺而难以对逆差国或受金融危机冲击严重的国家提供资金援助。IMF拥有资金相当于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目前只及1945年的1/3,可见随着成员的增加和需求的扩大,IMF的资金拥有量实际上在减少。再者,IMF仍被少数发达国家控制,美国所占份额和投票权占绝对优势,同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提款权(SDRs)分配也不平衡。最后,IMF对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和对危机发生后的救援系统表现出落后性。
3.全球金融市场网络化带来的挑战
首先,使金融市场的风险上升。网络系统的可靠性与安全性一直被质疑,使金融市场更敏感,加上网络的高传播速度和规模的难以控制性,使市场的可预测性下降而风险上升。其次,使国家或国际社会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变得困难。法制具有滞后性特征,而金融机构通过网络而数量倍增,同时也使得金融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的比例严重失衡而不利于监管。最后,各国对网络金融市场的监管容易导致国家矛盾。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动向
1.趋向货币体系多元化或创造统一、单独的国际货币,改变一国货币同时为国际基础货币的格局,并遏制美元的自由发放。创造国际货币,则国际金融市场和货币体系会相较稳定,美元不再自由、任意的发放;也能在此基础上更好的建立国家责任体系。但目前创造国际货币的能力有限,所以将基础货币扩大,形成多元化货币体系为多数国家所推崇。
2.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完善其职能。首先,增加IMF的资金规模完善其"最后救援者"的工作。此条在G20峰会上已经得到各国的广泛认同,并统一增加对IMF的出资,用于对危机国进行救援。其次,增强IMF的信息收集权力。IMF近年对危机预警的滞后有一方面原因来自危机国信息不够透明和及时。IMF应被赋予对基本信息进行收集并透明化和公开化的权力。再者,减少美国在IMF的发言权和投票权或增加欧洲和亚洲国家的发言权和投票权。最后,重新制定IMF的危机预警体系指标,赋予其危机时期进行国际协调的职能。危机发生后IMF的国际责任除了自身提供救援资金外,还应赋予其进新国际协调的能力。
3.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督。1998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发表经济问题声明:"增加各成员国财政、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对资本流动实行必要的监督,进一步完善国际性的规范和准则以及建立对各国金融阵地的多变监管体系,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国际资本中,投机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投机性决定了在一国经济发生不利转变时,它们很快撤出致使该国的宏观经济产生外债清偿和国家信用等严重危机,引起金融市场混乱甚至货币贬值。相比过去,机构投机成为主流,目的是套利和套汇,对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造成了很大冲击。
参考文献:
[1]孙 刚 齐佩金:《当代国际金融体系演变及发展趋势》,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
[2]高松涛:《国际金融体系重构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3]朱淑珍:《国际金融:理论、应用、创新》,华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
货币政策的基本特征范文2
国际经验显示，高增长低通胀环境滋生资产价格泡沫具有普遍性。20世纪中主要工业国家提供给我们的重要经验教训是，当局的货币政策如在泡沫形成的时期过松，当泡沫已成规模之后将不得不追赶性地提高利率，而泡沫在高位破裂，造成金融市场乃至整体经济的动荡。这些国家之所以在资产价格泡沫形成过程中货币政策过松，是因为其货币政策仅仅关注传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而忽略了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也未能充分预期未来通货膨胀的上升。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资产价格上升到一定水平，通货膨胀压力便开始显现？通货膨胀是否可以永远保持温和，而使得加息没有必要？产生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是资产价格大幅上扬带来的财富效应刺激了消费，导致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也可以是包括工资和资源价格在内的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造成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就我国目前情况看，需求和财富效应拉引的作用较小，通货膨胀压力更多来自于成本推动因素，包括粮食和资源价格的上升。向前看，还会有新的通货膨胀因素：2008年开始实行企业所得税工资全额抵扣将解除企业对于提高工资在税收上的顾虑，工资可能出现跳跃性上涨；环保成本的提高也将推高通货膨胀。而数年后我国人口红利消失，储蓄率和工作年龄段人口占比的下降将进一步推高工资和市场利率水平。
我国近期A股市场大涨，通货膨胀开始上扬，但仍然处于低位，而且目前的利率水平远远低于投资回报率。中国目前的宏观环境很容易催生类似日本等国曾经历的资产价格泡沫。目前我国A股整体市盈率已高于40倍，这不仅是周边国家与地区中的最高水平，也在不断追赶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泡沫顶点的水平。国内A股市场经历调整只是时间问题，其触发因素将主要来自政策调控，包括加息和股指期货的推出。而根据一季度的宏观数据，货币政策的进一步紧缩在所难免。
货币政策的基本特征范文3
如何评价货币政策传导中存在的阻滞
信用途径是我国目前货币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1998年，为适应市场化进程的变化，我国取消贷款规模管理，转而通过调控基础货币从而调节货币供应量；在实行稳健货币政策的过程中，对调控手段进行改革，调控方式从行政计划控制逐渐转向市场间接调节，目前公开市场操作已成为调控货币供应量的主要手段；推进利率市场化，加大运用利率手段的力度等。应当说，近几年货币政策的改革是成功的，货币政策实施也是成功的。但在实践中，货币政策的传导不畅，存在阻滞，特别是对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
货币政策传导阻碍的根源主要来自于实质经济。因为企业微观经营机制发生了变化，企业对于市场风险大、收益难以确定的项目不再盲目投资，也就不愿再像以前那样盲目贷款；银行机制也逐渐转变，风险意识增强，也不像以前那样重放贷轻收贷。因此，在目前生产能力过剩，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企业慎借、银行惜贷的情况较为普遍。
对于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变化，应该从负面评价多一点，还是从正面的评价多一点，这是目前货币政策传导争论的实质。
当前的货币政策调控的数量指标是否应重新确定
从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在1998年～2001年期间年均增长7.5％，保持了相对较高的增长。货币供应量M2增长基本在14％以上，远高于经济增长与物价变动之和。"高增长、低通胀、适度货币供应"构成了我国当前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
但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主要是针对当前物价下降，贷款增长相对过去的高速增长时期的回落，认为货币政策实施不成功，提出当前应放弃稳健的货币政策，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目前这些人之所以持有以上看法，主要是以过去的经验为参照衡量的结果。在昔日的短缺经济时代，要求经济快速增长，计划经济内部也存在扩张机制，因此，宏观经济"一管就死，一放就乱"。那些年货币供给大起大落，出现过几次高的通货膨胀，总体看，货币供给和物价增长水平都很高，物价平均增长超过0％，有些年份货币供应量增长在30％以上。当时一般认为物价波动的合理区间为3％～5％，货币供应量波动的合理区间在23％～25％。。
我国处于经济结构调整阶段，经济年均增长7％～8％，比前些年降下一个阶段，这是由当前经济结构状况决定的。而对于物价变动，根据人民银行统计司的实证分析，物价平稳波动区间为－1.4％～4％，其中0％～4％为物价波动的最优区间。目前消费物价增长在－1％～1％之间波动，这种物价低增长状态基本上是合理的。与之相适应，货币供应量的增幅也应是平稳的，目前的年均增长13％～15％的调控目标，从实践看，处于既保证了经济增长的需要，也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合理区间，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是充分考虑了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现状的。
在物价低位平稳的情况下，是否应调整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
过去的几年中，我国的物价基本上是围绕零增长上下波动。因此，货币政策制定要考虑为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双转变创造条件。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货币政策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将使亏损企业继续得以喘息，不利于企业的优胜劣汰，会使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失去压力；过于紧缩的货币政策不能满足经济增长需要，会对就业产生更大的压力，不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影响社会安定，最终影响我国战略任务完成，也是行不通的。
取消中介目标时机与条件是否成熟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实际上是整个货币政策框架的选择。当前，货币供应量仍然是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最佳选择。主要是因为：
首先，西方国家放弃货币供应量，转而采用利率，甚至直接盯住"通货膨胀率"，主要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使货币与货币替代品之间的转换十分便利，货币供应量层次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中央银行已经难以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达到调控宏观经济的目的。而目前在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与经济增长速度和物价水平变动的关系密切，中央银行具备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能力，货币供应量是可控、可测的。
其次，从我国现实来看，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处于发展阶段，尚没有形成一个有企业和社会公众参与的真正的债券市场，利率没有市场化，汇率也是"有管理"的，长期执行稳定汇率政策，使汇率变动的弹性很小。而采用利率目标和通货膨胀目标，要有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体系和稳定的银行体系；要求一国的经济结构基本稳定，中央银行能够对货币政策制定和预期目标有一个前瞻性的预测分析框架；也要求中央银行具有很高的独立性。这些条件在中国目前尚不具备。
另外，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依据分析，如果放弃货币供应量，目前我国也没有其他可以替代的金融工具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的中介目标。
资本市场的发展对货币政策的冲击有多大
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已有较大发展，但其对消费、投资、经济增长从而对货币政策影响多大，需要研究。
一是，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对我国居民需求的影响有限。股票价格的变动对消费的影响在美国表现得尤为突出，但有学者实证分析认为，在90年代后期，消费支出对股票净市值的弹性在0.03～0.07之间，且这一效应要在1年～3年的时间实现。在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相对较小，占家庭资产的比重也远低于市场发达的美国，股价波动的财富效应对我国消费的影响要小得多。
二是，资本市场的投资效应对企业的影响有限。首先，我国股票筹资与贷款增加额的比重不到10％，数量不大。其次，企业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真正用于实物投资的数量也很低。2002年前7个月企业发行股票筹资用于企业实物投资的比例为13.1％，从1996年～2001年间这一比例基本上在10％左右波动，最高的1998年为14.1％，最低的2000年为5.9％。企业从资本市场中筹集了大量的资金，却没有真正用于实物投资，上市企业的机制仍然存在问题。
另外，资本市场的发展产生的一块用于证券交易的货币需求，这部分货币与用于实物交易的货币的波动规律不一样，因此要研究它的数量、变化规律，这是货币政策研究所不能忽视的。目前看，其数量不足货币供应量的10％。如何处理增加贷款与防范金融风险关系
今年以来，由于经济增长势头较好，在苏南、浙江等一些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区，由于经济结构调整比较到位，社会信用环境较好，企业运行机制比较完善，中小企业贷款难的矛盾大大缓解。但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缓慢、企业效益差，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高，对贷款项目的审查比较谨慎，贷款增长相对比较缓慢，企业喊"贷款难"的声音也相对大一些。
要解决贷款投放中的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应该正确处理好商业银行贷款增加与金融风险防范的关系，应该认识到经济不发展，贷款的风险更大。特别是在一些落后地区，不应片面强调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降低比率。目前应引导商业银行将经营目标转向利润最大化，在经济发展中消化不良贷款，防范金融风险。
一旦财政政策淡出货币政策如何应对
财政政策的取向直接关系到货币政策的选择。从1998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弥补了民间投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们的预期，对保证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银行配合这一政策购买了大量国债，增加货币供应量。一是银行持有国债而创造的货币，这一部分大约占货币供应量的10％左右；二是银行部门为国债投资项目发放的配套贷款，带动货币供应增加。另外一块是由于国债资金的使用，使企业资本金增加，以及财政贴息而带动的银行贷款。这三部分加在一起，不低于近几年货币供应量的20％。
有专家提出，目前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还很大，民间融资仍处于收缩状态，投资主要还是依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结构性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这些问题的解决主要靠财政政策，因此应慎重考虑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出问题。但从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需要出发，货币政策应有应对预案。
如何应对世界经济的冲击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用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中国的国际化进程已经不低。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的开放度进一步提高，国际经济的风吹草动都势必会在中国有所反映。外部的不确定性加大，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国内的情况，还要考虑到国际经济波动的影响。
货币政策的基本特征范文4
关键词：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博弈论；新凯恩斯主义；体制转换模型
中图分类号：F810.2；F8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70（2014）05-0005-10
作为凯恩斯主义总量调控工具箱中最重要的备选工具，宏观经济政策理论研究长期假定，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由唯一的政策当局控制，用以实现彼此矛盾的增长、就业和物价等宏观经济目标。实践中，财政货币政策的操作模式通常遵循如下原则：出现以总需求小于总供给为基本特征的经济衰退时，政府应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和货币供给水平，增加有效需求；出现以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为特征的通货膨胀时，政府应减少财政支出规模和货币供给数量，减少有效需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央银行独立性程度越来越高，财政与货币当局权力划分趋势愈加明显的政策实践，凸显联合考虑财政货币政策并进而研究其交互作用的重要性。某种程度上，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渠道及运行机理，有助于深入理解财政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指导财政和货币政策设计，并进而形成对宏观经济总量调控模式的有力支持。
一、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综述
与依据财政和货币政策当局扩张或紧缩各自政策工具界定“积极”、“消极”财政货币政策的传统研究范式不同，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从财政货币政策当局相互影响制约的政策行为角度，重新界定财政货币政策类型[1]，并集中于以特定类型财政货币政策组合为基础的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两方面。简单地说，当财政和货币两个政策当局中的一个可以自主追求自己的目标而不被另一个政策当局政策行为约束时，其行为是积极的，而被约束政策当局行为则是消极的。在财政货币政策规则语境中，货币政策是积极（消极）的，当货币政策工具（通常为名义利率）对真实通货膨胀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或称泰勒相关系数）大于（小于）1，也即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多于（小于）一对一时；财政政策是消极（积极）的，当财政政策工具（通常为总付税率）对实际真实政府债务偏离其目标水平的反应参数大于（小于）稳态真实利率时。易言之，税收对债务的反应超过真实利率时，财政政策是消极的，税收不充分地对债务反应用以确保真实利率支付时，财政政策是积极的。
（一）突出积极货币政策和消极财政政策组合的泰勒规则
泰勒规则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迅猛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研究重要分支之一，并获得作为宏观经济学标准推断的常识性结论。概括而言，名义利率多于一对一地随通货膨胀上涨的泰勒规则有助于经济稳定[2]，在大量常见模型中产生良好经济绩效；通货膨胀率高且易变可能是由于中央银行没有遵守泰勒规则，从而价格水平不确定并受约束于自我实现预期[3]。值得注意的是，泰勒规则文献通常出于便利基于积极货币和消极财政政策假定财政赤字（和/或税收）针对真实政府债务变化强力反应，或更苛刻，政府预算在所有时间都是平衡的，Woodford（1994）和Sims（1994）称其为“李嘉图主义”财政政策体制。组合，假定简单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规则并研究货币和财政规则交互作用[4]，其对应的是欧洲货币联盟诸国倾向于彼此脱节的财政货币政策实践。根据Leeper[1]论述，货币和财政政策制定的联合设计问题可被简化为两个递归解决的独立问题：首先，与财政方面隔离开来，货币政策参数单独决定局部均衡确定性条件，理由是货币当局仅应关心通货膨胀稳定性，货币当局越独立就越可信，并就更能成功降低并稳定通货膨胀。其次，在确定货币均衡动态学的基础上，财政政策是‘消极的’，使政府债务动态学以稳定方式演变。
政府不违背预算偿付能力约束的李嘉图等价假设下，泰勒规则理论和实证文献都集中于与财政政策相隔绝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唯一渠道是总付税（lump-sum tax）变化，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是传统的货币主义和李嘉图主义。由此，货币政策规则获得广泛深入研究，财政政策规则研究相对滞后：与货币政策泰勒规则相比，财政政策规则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实证结论，甚至不存在广泛认同的简单财政政策规则识别。原因在于：只有少数国家能获得财政政策指标的可靠季度数据；宏观经济数据难以识别未预期的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的存在使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反应的识别非常复杂[5]。明显不对称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规则分析，使得泰勒规则文献框架中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只能是初步的。
（二）突出消极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组合的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研究
与泰勒规则文献相反，价格水平财政理论[1，6]遵循一般均衡价格水平由以确保政府清偿力为目标的财政和货币当局的政策行为组合决定的理论逻辑，探究积极财政政策规则下实现债务动态学确定性均衡所引发的一般均衡价格水平变化及决定。将确保政府跨期偿付能力作为实现价格稳定性的前提意味着，不断上涨的通货膨胀压力要求提高利率并承担更高政府债务偿还水平。因此，源于政府跨期预算约束与私人部门最优化条件结合，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的关键就是处处成立动态均衡条件通常又被称为政府跨期预算约束。Buiter（2002）认为，就所有正向价格序列而言，政府应选择满足约束的政策变量序列，Leeper & Yun（2005）则将合并的货币和财政当局视为选择与均衡条件一致的政策变量序列。：全部名义政府债务（高能货币加未指数化债务）的真实价值等于扣除利息的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贴现现值。均衡动态条件影响均衡价格水平过程时，价格水平财政理论广泛存在于包括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动态模型，无论政府以本币标值出售债务，如绝大多数OECD国家，还是发行真实债务，如指数化通货膨胀或以外币标值的国家。
引入收入税和弹性劳动供给，Leeper等[7]在总付税禀赋经济和比例收入税生产经济模型中强调税收的供给方面的效应，通过Slutsky-Hicks分解将税收变化全部效应计算为替代效应、财富效应和资产再评价效应，前两者是常见的，而第三种效应发生在税收变化通过改变均衡价格水平并因而改变私人行为人持有发行在外名义政府债务真实价值时，给出价格水平财政理论的微观经济视角。通过发行名义政府债务为税收削减融资如何影响通货膨胀和价格水平，则取决于与均衡一致的当前和未来货币和财政政策如何对税收削减反应的假设。扭曲性劳动收入税情况下，税率和政府预算间的跨期联系产生对确定财化的经济影响至关重要的两条拉弗曲线：一是拉弗强调的常见高税率抑制效应；一是财政理论独有的，长期税收增长总是提高主要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贴现现值时价格水平下降。税收增加能降低或提高价格水平并且再评价效应可正可负，取决于经济处于拉弗曲线的位置。若税率足够高，较高税收可能降低主要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贴现现值并提高价格水平。因此，税收长期增加提高还是降低价格水平取决于是否提高或降低盈余加铸币税的预期现值。
二、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初期研究的逻辑矛盾
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集中于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两者共同的逻辑矛盾在于，遵循简化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方便假设，基于特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组合，具有有限的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渠道，未考虑财政和货币政策体制转换。
（一）特定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带来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
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对应积极货币/消极财政以及消极货币/积极财政两个政策组合，有力捕捉财政货币政策运行的两种常见形态，但各国财政货币政策实践都可能存在其他政策组合对应的时期。因此，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仅是财政货币政策实践的片面和局部刻画，而局限于特定政策组合的原因则是为满足理性预期均衡存在性和唯一性的要求。若财政和货币政策都消极，则可能存在自我实现太阳黑子均衡，因而均衡不确定；若财政和货币政策都积极，则财政货币当局都不确保满足政府预算约束，或因为违背债务横截条件而不存在均衡，或因为债务产出比率无限上涨而不存在静态均衡[1，8]。
（二）以简化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方便假设为基础
泰勒规则和价格水平财政理论都建立在简化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方便假设基础上。其中，最重要同时也影响最大的是与李嘉图等价有关的理性消费者、无限期界和总付税假设，故仅存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有限渠道。比如，泰勒规则对应的政策组合主要考虑经济的总量需求扰动，而未考虑税收和债务政策的经济供给方面扰动。为正规考虑政府债务、扭曲税和资本积累等宏观经济变量的供给方面的宏观经济影响，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最新进展，为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改进研究方法和扩展影响因素，提供便利条件和基础，并应体现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理论和实证研究中。
（三）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研究范式
初期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研究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假定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这暗含着行为人总是预期当前财政货币政策体制持久不变，即使发生变化也完全是意外。长期以来，固定财政货币政策体制研究范式屡受挑战。继卢卡斯批判最早论证应根据体制转换考虑政策变化后，Cooley等[9]也认为把政策行为和决策视为政策当局一劳永逸选择的结果存在逻辑不一致性：若政策当局预期到体制正在发生变化，则体制不是持久的；若已然存在政策体制变动的历史，则私人行为人将为这些体制分配概率分布，并反映在行为人预期及其决策规则中。Hamilton[10]开创的马尔科夫体制转换模型方法解决了建模经济体制结构性变化的技术难题，在过去的20多年里被广泛应用并产生深远影响。基于财政货币政策体制不断发生变化的大量实证证据[3，11]，必须存在明确为体制变化建模的理论。可以预期，在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分析中尝试引入体制转换方法，将加深对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本质的理解，并足以产生对现有研究构成挑战的新结论。
三、财政货币政策交互作用的博弈论方法及其实证研究
（一）财政货币当局博弈论方法的代表性观点
货币政策的基本特征范文5
当前货币政策运行所面临的困境
货币供应量居高不下总体来看，近年来广义货币和狭义货币总量均呈现大幅增长态势，居高不下的货币供应量已经形成了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这是我国央行紧缩性货币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2007年以来，央行连续15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从9%提高到17.5%。通过这一操作，约冻结货币1.8万亿元。这期间，央行还连续6次提高利率，利率水平翻番，发行央行票据超过1万亿元，“对冲”资金接近3万亿元。无论就操作频度还是操作力度而言，2007年以来中国货币政策都是相当紧的。
2008年上半年，在上述调控政策的影响下，流动性过剩问题有所缓解，到6月底，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为44.31万亿元，增长17.4%，比上年同期加快0.3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为15.5万亿元，增长14.2%，回落6.7个百分点。由于M2增长仍然高于以往央行所提出的目标(即16%，08年没有这个指标)，而其增长的幅度比上年末有所加大，所以目前流动性并没有由于从紧的货币政策而减少，反之，市场的流动性仍然十分充足。
由此可见，货币政策的操作和货币政策的实绩存在着较大的矛盾。
信贷增长过快，投资增速继续在高位运行目前，我国宏观经济整体保持着较快的发展势头，对投资的需求持续快速增长，由此导致贷款需求旺盛，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总额不断攀升。2003年全部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总额为15.9万亿元，2006年这一数字扩大到22.6万亿元，2007年为26.17万亿元，同比增长16.1%。目前，这种快速增长的势头仍在持续，如2008年上半年新增贷款2.45万亿元，占全年目标3.6万亿元的69％，与去年上半年的新增贷款相比仅“从紧”了10％。由此可以看出，人民币贷款基本上保持在2007年的水平上，虽然略有减少，但要注意的是，2007年是银行人民币贷款快速增长的一年，既然以银行信贷快速增长的一年作参照，那么2008年银行信贷也同样发放不少。
伴随着信贷投放的快速增长，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07年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势头迅猛，达13.72万亿元。2008年上半年，该指标为6.84万亿元，同比增长26.3%，比上年同期加快0.4个百分点。贷款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使我国经济趋热的风险逐步加大。
物价持续走高，通货膨胀风险加大 近年来，我国物价水平总体处于上升趋势。2006年以来，针对物价上涨过快的情况，中央银行多次提高利率和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但仍未能抑制住物价的上涨趋势。2007年一年，物价不断节节攀升，今年2月达到8.7%的高位。
经过持续一年多的调控努力，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有所下降。从年初的8.5%左右降到6月份的7.1%，8月份回落到4.9%，但是价格过快上涨的压力仍然较大，尤其是工业品出厂价格和投资品价格指数逐月攀升。而且下半年上游产品价格向下游传导的压力将出现加强的趋势，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国际石油和铁矿石等价格继续上涨；二是国内农产品价格仍维持在高位；三是资源环境价格改革迫在眉睫；四是劳动力成本进一步上升，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高物价侵蚀了居民实际消费购买力，高成本导致部分企业经营出现困难。
人民币升值压力依然较大 2005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持续升值，升值速度逐年加快。特别是进入2008年以来，人民币升值走上快车道，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突破了“7”的历史性关口，跨入“6”时代，累计升值高达6.5%，接近2007年全年的升值水平。截至2008年7月3日，人民币累计升幅已接近20%。
从未来的趋势看，人民币仍面临着较大的升值压力，今年人民币兑美元有望升值10%，年底可能升到6.6附近。业内人士预计，人民币的升值进程还会持续一年以上，达到5左右可能才是这一轮升值的歇脚点。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来自国内外两方面。从国内来看，宏观经济的快速高位增长，进出口贸易顺差的居高不下，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持续扩大以及流动性过剩等问题都对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构成了强大的压力。从国外因素来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主要来自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面对巨额的美中贸易逆差，美国政府不断给我国施加压力，表面上是为了减少贸易逆差，实际上是想迫使人民币继续升值，遏制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势头。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存在，使我国货币政策调控面临更为复杂的内外部环境。
我国货币政策调控面临困境的
原因分析
国际收支持续顺差 流动性过剩的产生与我国国际收支的持续顺差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国际收支顺差的条件下，中央银行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必然要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在购买外汇的同时大量投放基础货币，从而导致金融市场上资金存量增加。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国际收支一直保持着顺差，且规模持续扩大。1994年，我国国际收支顺差仅为403亿美元，2004年突破千亿美元大关，2005年达到2238亿美元，进入2007年以后顺差规模进一步激增，当年突破4000亿美元大关，达到4453亿美元。从来源上看，我国国际收支的持续顺差是由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前，出口贸易仍然保持着旺盛的增长势头，预期人民币继续升值也将进一步刺激国际资本的流入。在此情况下，预计短时间内我国国际收支顺差的状况不会得到明显改善，控制流动性过剩仍将是今后货币政策调控的重点之一。
以总量调控为主的货币政策难以从根本上解决投资增长过快的问题 投资增长过快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个明显特征，也是宏观政策调控的重要对象之一。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驱动现象十分突出。2001-2006年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2.2%，投资率从38%提高到42.7%；但此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却仅为13.3%(按现价计算)，投资的增长远远高于GDP的增长。2007年以来，中央政府加大了宏观紧缩的力度，但投资增长偏快的问题仍然未得到有效控制。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存在着许多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工业化的加速发展使投资率居高不下。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都会对投资产生较大的需求，使投资的快速增长具有客观的阶段性特征。
其次，地方政府存在着较强的投资冲动。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伴随着权力的不断扩大，地方政府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也成了其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为了实现收入最大化，必须加大投资力度。据统计，2000-200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比重下降到4.4%，而自筹和其他资金来源的比重则上升到74.1%，这其中有相当部分来自地方政府。可见地方政府在投资扩张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再次，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使投资膨胀成为一个难以克服的顽疾。粗放型经济的基本特征是过度依赖资本和要素的投入，而忽视消费和技术进步等因素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结果使投资率不断上升而消费却维持在较低的水平。
正是由于投资增长过快是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单纯依靠货币政策从总量方面进行调控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经济主体的行为与货币政策意图相背离，使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降低在连续出台多项紧缩性政策的情况下，物价上涨、投资增长居高不下以及资产价格不断上升等现象得不到有效缓解，在一定程度上与商业银行和企业的经济行为背离有关。
从商业银行方面来看，中央银行所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没有使其信贷规模得到有效控制。2003-2007年，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总额呈不断攀升的趋势，年均增长15%左右。在央行不断加大紧缩力度的情况下，贷款规模仍然不断增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商业银行在行为目标上和央行并不一致。这是因为，我国主要的商业银行都先后实现了公司化改造，受利润目标的引导，同时基于其资产和负债的庞大规模，它们规避央行调控的动力和能力都是相当强的。
从企业角度来看，投资的利率弹性较低，利率的提高并不能使投资扩张速度放缓。目前，我国企业尤其是一些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风险意识相对较淡，加上其粗放式的经营方式，使得其规模扩张的意愿比较强烈，利率的提高难以从根本上抑制企业的贷款需求。另一方面，目前中小企业融资并不完全依赖金融机构等正规金融途径，企业之间的拆借、股权和债权私募，或通过小额贷款公司、高利贷组织、地下钱庄、私人票据中介和垫款公司等非正式金融途径融资的比重在不断扩大。
货币供应的可控性不断下降我国从1996年开始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迄今为止已经12年了。但近些年来，M1和M2的增长率较大幅度地偏离了预定的调控目标，就是说，我国货币供应增长的计划与实际经济业绩一直存在巨大的偏差，货币供应走势同信贷供应走势也不尽一致。比如说，上半年M2增长17.4%，人民币贷款增长15.7%，而GDP只增长了10.4%，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大大超过了GDP的增长。这说明，我国货币供应的可控性在不断降低。究其原因，就在于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
这些年来，国内针对人民币的计价资产品种不断增多、境内金融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居民金融资产的选择具备了多样性和多变性的特征。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城市房地产市场价值从2001年底的17.4万亿元上升到2006年底的35.2万亿元，城市住房价值/GDP到2006年上升到168%；二是股票市值波动上升，2006年底股票流通市值/GDP达到43%；三是各种债券和其他金融产品规模上升，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占GDP的比例由1996年的9.5%上升到2006年的25.9%，基金规模在1998年到2006年间扩张了50倍。中国金融市场深化引起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分化，越来越多的货币资产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使得货币政策的传统数量目标失去可控的基础。
基于上述事实，即便央行对货币供应量实施了有效控制，亦难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目前，理论界就有人对我国的货币统计口径的适当性提出质疑，并建议应当在现有货币统计口径之外增加新的统计口径如M3或M2A等。这说明，我国货币统计方面的问题目前已经十分突出。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问题我国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在行使时受到多方干扰。一方面，总行赋予分支机构相当大的贷款权，央行分支机构、专业银行分支机构和地方政府三者合谋，形成地方政府通过专业银行向央行分支机构贷款，分支机构向总行争贷款的“倒逼机制”，刺激央行多发基础货币以满足资金需求，这十分不利于实现货币稳定的目标。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向中央银行透支或直接借款来弥补巨额财政赤字，而中央银行难以对冲其影响，导致财政赤字货币化，这是形成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也使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了不利的影响。
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
应对之策
从进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两方面入手，逐步恢复国际收支平衡第一，加大对进出口贸易调整的政策力度，不断减少贸易顺差。这包括：1.调整出口贸易政策。一直以来，我国实行“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战略，利用出口退税、出口补贴等办法鼓励出口贸易的发展，使出口贸易增速不断提高，贸易顺差逐年扩大。要恢复贸易收支的平衡，首先要进一步改变现有鼓励出口的贸易和产业政策，实行中性的产业贸易政策，避免资源过度向出口部门倾斜。2.改变出口贸易结构。从贸易方式来看，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是在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贸易方式，在我国出口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加工贸易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足够的竞争力，发展的可持续性较差。今后，应当将加工贸易的重点放在规模控制和结构调整方面，适当提高加工贸易的门槛，推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3.继续扩大内需，适度增加进口。长远来看，贸易顺差的纠正还需在扩大内需上下功夫。扩大内需有助于增加进口，平衡贸易顺差，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由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状况。要扩大内需，需要引导居民的储蓄和消费倾向，适当降低储蓄率，使消费水平稳步提高。
第二，限制与鼓励并举，尽快实现资本账户平衡。要改变国际收支不平衡的现状，还需要在资本账户上下功夫，而且从短期效果来看，对资本账户的调整更容易使国际收支顺差下降。资本账户调整的思路应该是限制与鼓励并举。一方面要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适当限制，尤其要对一些高污染、高耗能、技术层次低、对国内相关产业缺乏示范效应的外商投资项目加以限制。另一方面要加快境外投资的步伐，鼓励境内企业到国外投资，进一步加大对QDII的审批力度，使更多的境内投资者能够到国际市场上寻求投资机会。
继续深化投资体制改革，严格控制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 投资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建立严格的投资约束机制，规范各类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重点包括：减少各级政府对投资活动的参与，优化政府投资结构；建立政府投资项目决策责任追究制，从制度上约束政府的投资行为，避免投资过程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合理引导企业投资方向，要通过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限制高污染、高耗能、技术含量低和发展过快的行业与项目，重点鼓励企业对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农业等领域的投资。
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认为，在一国存在内外经济不均衡的情况下，恰当地使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搭配，有助于恢复经济的内外均衡。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率较高、经济运行过热与国际收支顺差等内外不均衡现象同时存在。从政策调控方面看，近年来我国采用了较多的货币政策手段，重点解决流动性过剩问题，但财政调节的力度不够。根据蒙代尔的政策搭配原则，应该让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财政政策可以在结构调整和扩大内需等方面加大调控力度。一方面控制财政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并将投资重点转向扶持中小企业和产业升级项目。另一方面加大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扩大财政对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规模，切实提高国内居民的消费水平，增强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纠正经济增长中投资与消费结构失衡的不合理现状。
完善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完善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要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市场化是货币政策间接传导的基础和前提。目前，由于利率市场化尚未彻底完成，货币政策要转向以利率调控为主的操作范式，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关隘。因为，利率手段充分发挥作用要以利率的完全市场化和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为前提，而我国却存在着对存贷款利率的部分管制、市场分割以及汇率形成机制不完善等诸多缺陷，从而严重制约了利率手段发挥作用的空间和传导渠道。因此，必须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当务之急是扩大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并逐步推进国债发行和存贷款利率的全面市场化。
二是要不断完善金融市场。现阶段，我国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均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仍需要继续发展和完善。从货币市场来看，一方面要扩大交易主体，另一方面应创新货币市场工具，票据市场和短期政府债券市场应该是今后发展的重点。从资本市场方面看，则应注重债券市场的发展，改变我国目前资本市场结构不合理的状况，并为央行的宏观调控提供良好的操作平台。
三是要继续深化商业银行和企业的改革。商业银行和企业改革的重点仍然是制度创新，通过股份制改造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增强它们的市场化运作能力，使商业银行真正发挥货币政策传导的中介作用，提高企业的投资利率弹性，从而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
四是要合理引导居民投资和消费。当前对居民投资和消费的引导重点，是通过对房地产和证券投资的严格监控与规范管理，降低居民的投资预期，抑制资产价格的过度膨胀；并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对未来的支出预期，进而提高其消费倾向，扩大内需。
货币政策目标的重新选择 现代国家的经济目标通常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个方面。虽然从长期来看，这四大目标是一致的，但就短期而言，却有可能会产生矛盾。比如高的经济增长率并不必然意味着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在短期内有可能并不一致，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少见。这正是现代国家主张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基本理由。只有一个独立的货币政策架构，才能够保证物价的稳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的观点最为直接：控制通货膨胀是央行的惟一职责。
鉴于此，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主要发达国家均先后放弃了将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政策范式，转向一种更为实际的操作范式，而今中国也面临货币政策范式转型的问题。在转型过程中，不宜过于强调与传统范式相关的各种调控指标。当前，较为可行的是认真研究并尽快公布我国货币供应统计的新口径。另外，尽快改革准备金制度、取消对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的做法，由此使得准备金制度真正发挥约束存款金融机构资产运作行为的作用。
切实加强货币当局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这其中，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把货币政策委员会由目前的咨询议事机构提升为决策机构，并通过规范的投票表决方式进行决策，使之独立于政府、独立于企业、独立于市场，进而创造使得货币当局能真正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态势来决定并实施货币政策的体制和机制。
货币政策的基本特征范文6
波动是市场的基本特征。因为波动，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经济金融学者开发出了很多的理论，帮助人们解释和预测这种不确定性。遗憾的是，并不存在一种理论可以解释所有的现象（甚至互相之间还存在着矛盾），预测的功能就更牵强了。因此，我们发现，经济学家之间的争论很多，大家对他们的观点也是半信半疑。
经济金融学作为一种软科学，确实难以做出“1+1=2”这样斩钉截铁的结论。如果我们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决定某种经济结果的因素，有一些是硬条件，还有一些软条件。比如，从根本上说，利率作为货币的价格，货币供应数量是硬条件。如果货币超发，利率应该下降，但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反而带来利率的上升。汇率作为外汇的价格，经济产出是硬条件。如果该国的经济实力强，汇率应该上升，但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强出口国家的汇率却走低。股市更是这样，尤其是中国股市，经济基本面比较好，货币供应也正常，但股市表现却萎靡不振。究其原因，人们的心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心理因素作为决定经济表现的软条件，所起的作用有时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所以，我们的投资理财行为，必须做到随势而动，即便理性的分析认为市场不应该是这样，你也要迎合这种感性趋势。否则，在这个区间，“深刻”的你也很难得到收益。
人是最复杂的动物，对事物的看法会随着各种可得信息的不同而变化。经济学家之所以成为经济学家，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比较丰富的经济理论，并试图据此理论来预测市场。但是，经济学家不是神巫，他们很难掌控人们的心理，以及一些突发的影响因素。所以他们的预测也很难精准，甚至有时会自相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