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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现范文1
宏观经济学认为：短期决定国民收入水平的因素是社会总需求。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中，社会总需求由三部分组成，即：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和政府支出。在国民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个人消费和私人投资有不断下降的趋势，总需求与社会生产能力之间出现缺口，国民经济增长受到抑制。政府可以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膨胀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但是在货币供给量保持稳定的情形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使利率水平上升，从而挤出私人投资，政府扩大需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效应下降。这就是挤出效应的一般理论模型。为了克服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应当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混合使用，以便使市场利率水平保持稳定，弱化或者完全避免政府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挤出效应的理论模型表明，政府在对经济增长进行调控时，一定要注意政策的一致性，避免政策上的矛盾，也就是减少政策的成本支出，增加政策的收益。
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大小，决定于市场经济中的多种因素，如用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均衡模型，即“IS-LM”模型分析，它决定于IS和LM曲线的斜率。斜率主要反映的是市场经济中私人投资对利率变动的反映程度。由于投资是利率水平的减函数，投资对利率的变动十分敏感，通常所讲的投资利率的弹性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就大；投资利率的弹性小，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就小。如利率不变，即在凯恩斯陷阱区域，挤出效应为零。如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利率上升的非常高，即在古典区域，挤出效应将无限大，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等于零。在一个完全由政府配置资源的市场，挤出效应问题不存在，因为政府支出的变化，不受利率水平的影响。
挤出效应也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考察。从总需求的角度看，政府扩大投资需求，一定会引起利率的上升，反而使私人投资下降，这就减弱了政府支出的扩张效应。我们可以把这种挤出效应界定为需求型挤出效应。从总供给的角度看扩张性财政政策也有挤出效应。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为应对社会总需求的不足，短期内大幅度增加政府开支。如果产出效率很低，必会引起社会物价总水平上升，在名义货币供给不变的情形下，实际货币供给减少，实际利率水平上升，个人投资需求减少，积极的财政效应减弱。如果社会产出率高，供给型的挤出效应可能不存在。
二、挤出效应在我国市场经济中的转型
在第一部分讨论的挤出效应仅仅是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讲的。实际上挤出效应在我国目前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中出现了转型。宏观经济学上讲的挤出效应并不明显，但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挤出私人投资需求、政府与民争利、弱化积极政策效应的倾向确是实实在在存在的。长期观察供给型的挤出效应在我国表现的将会更为明显，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挤出效应的转型问题。
第一，由于我国目前的利率并没有完全市场化，政府支出的增长并没有引起利率水平的上升，民间投资的成本没有增加。宏观经济学意义上的挤出效应不会出现。事实上，从1995年起，在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了扩张的货币政策，市场的货币供给量不断增加，利率水平呈不断下降的趋势。
第二，由于在我国每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个体和私人经济投资占的比重仍比较小，即使利率水平上升了，对总体的投资规模影响也不大。实际上从1996年起，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大体上保持稳定。（见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我国不同经济类型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重从1996年以来变化并不大，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仍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绝大比重。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对私人投资影响比较小，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不明显。
第三，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中，又确实存在着挤出效应。从1995年开始，政府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了积极的货币政策，连续地降低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不断增加货币的供应量，但个体经济的投资比重并没有增加，说明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又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
第四，由于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占绝大比重，因此国有经济投资的效率、国有经济投资的产出率是决定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大小的主要因素，是供给型挤出效应是否出现的关键。
政府投资重点是公共基础设施和部分国有企业新建和改建项目。这些投资项目逐渐到位以后，一定会拉动社会需求的增长。但由于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还没有到位，长期制约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一时难以解决，这就制约了政府投资效率的提高，限制了社会总供给量的扩大。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不断实施，社会总需求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如供给不能乘数地增加，通货紧缩就会转化成通货膨胀。积极的财政政策就达不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这就是目前扩张性财政政策中的一个令人忧虑的、独特的“挤出效应”。根据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总资产额度及外汇储备数量，近期内即使出现了私人投资热潮，市场利率也不会波动太大。宏观经济学上的挤出效应也不会太明显。因此防范由于投资效率太低而出现的供给型挤出效应是我们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特别应当注意的问题，而且是一个需要长期注意的问题。
三、当前我国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表现
虽然近几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在周边的国家和地区经济普遍出现萧条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仍保持了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虽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却又是存在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1995年以来，我国个体经济的投资增长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说明了政府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努力扩大投资的过程中，引起了私人投资增长率的下降，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是明显的。根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1995年个体经济的固定投资增长率为上年的19.2%，1996年下降为11.3%，1997年为5.5%，1998年为8.9%，1999年下降为3.5%.80年代以来，一直到1995年，个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都高于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但从1995年以后，个体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都低于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这说明了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确实存在着挤出效应。
第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问题，国内的许多学者认为：由于我国目前利率尚未市场化，政府增发国债，扩大投资的举措，不会影响利率水平，不会增加私人投资成本，因而没有挤出效应。同时我国商业银行具有充分的资金供给能力，增发国债不会导致资金供应紧张，从而也不会存在与民争夺投资资金的问题。笔者认为仅凭上面几点就断定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目前无挤出效应的论断是不全面的。从市场利率来看，虽然我国利率仍未市场化，但从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利率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目前在同业拆借市场、债券市场以及其他有价证券市场的利率已经市场化，国债招标发行方法中利率的确定也已市场化。这样随着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等有价证券发行量的不断增加，国债发行的规模及国债利率水平的高低肯定会影响到同业拆借市场和其他有价证券市场的利率水平，影响到私人的投资成本，影响个体经济的投资规模。以上的分析说明，以大量增发国债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肯定引起了挤出效应。实际上1995年以来个体经济投资增长率的下降就是例证。
第三，扩张性财政政策方向的不一致，即在扩张性财政政策中，有些政策属于扩张性的，但同时有些政策又是紧缩性的；或者存在政府的扩张财政政策与民争利的情况，是目前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又一独特表现。
如1998年，政府在增发1000亿国债的同时，当年税收却增加了约1000亿元。可能从加强税收征管的角度是合理的，但增发国债的扩张性政策应在很大程度上被紧缩性的增加税收政策所抵消了。对于非国有企业，紧缩性的政策效应甚至大于扩张性的政策效应。又比如，政府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时，不断鼓励居民增加消费需求，但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又出台了许多增加居民负担的改革措施，或者是降低居民收入的措施，使居民想扩大消费而又不敢消费。特别是城市下岗人员的增加，农民收入增加的减缓，都弱化了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应。再比如2001年，政府又在证券市场上，盲目地推出了高价减持国有股以补充社会保障基金的方案，导致深沪股市全面下跌（该方案目前虽已停止执行，但受到重创的深沪股市仍处于低迷状态），筹集到的社保基金不足百亿元，股价市值却蒸发了好几千亿元，90%多的股民亏本，居民收入下降。在此情况下，居民怎么能扩大消费需求呢？
第四，至于扩张性财政政策供给型挤出效应，它的表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出现的原因就是国有投资的低效率，如果国有投资的效率提高了，这种挤出效应就不会出现。在此不再赘述。
四、弱化挤出效应的对策
宏观经济学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混合使用，可以克服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为了财政政策效应的最大化，拟提出以下对策。
第一，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要一致，避免政策本身的内耗和效应的抵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一方面要求扩大政府支出（目前表现为发行国债），同时要求政府减税，并且努力增加居民的收入。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要求减少政府支出，同时增加政府的税收。这个基本的政策组合不能颠倒。
第二，政府应努力避免与民争利、与民争投资。应通过经济的持续增长，不断扩大经济总量来增加政府收入。
第三，增强居民收入增长的预期。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时期，要增强居民的收入预期。保证政府在扩大支出的同时，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经济体制改革的举措要有灵活性，在经济紧缩时期，增加居民负担的改革项目要暂缓，使他们不断地扩大消费需求。
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现范文2
1、城镇失业率居高不下且趋于上升趋势，实际失业率更高
随着社会经济转型，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快速增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以及城镇下岗再就业难度的加大，中国城镇失业现象日益严重。据国内有关研究机构和世界银行专家估计，中国城镇实际失业率大约8~10%之间。[1]按照国际上较为流行的划分标准，失业率在7~8%为失业问题突出型，9%以上为失业问题严峻型。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城镇失业问题已相当严峻。
2、农村就业问题突出，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任务十分艰巨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农村就业问题突出，就业形势更为严峻。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作为劳动力蓄水池，积淀了大量的富余劳动力。
3、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与结构性矛盾并存
具体表现为：一是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突出。二是结构性就业矛盾突出。从劳动力供求的技能结构上看，一方面，非熟练、低技能人数基数过大、比例过高、供给过多；另一方面，熟练、高技能、新兴技术就业者得不到满足，且工资增长率过高；就业困难群体在扩大。从劳动力供求的地区结构上看，东部地区、大城市和部分中心城市就业压力相对较小，而广大中西部地区、中小城市的就业压力大。从劳动力供求的产业结构看，传统行业出现大量下岗失业人员，而新兴产业、行业和技术性职业却人才短缺，劳动力素质与岗位需求的矛盾十分突出。
4、显性失业与隐性失业并存
隐性失业是指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只有形式上的结合而没有内容上的结合或结合不充分、不合理的现象。我国隐性失业大量存在于国有企业和农村。据估计，我国国有企业隐性失业约为20%左右。[2]在农村，农民就业更不充分。
二、我国现阶段财政政策解决失业促进就业问题上存在的不足
我国近几年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效的促进了就业，但也存在某些方面的不足，具体表现在：（1）我国的产业结构现阶段正逐渐由劳动密集型转向人力资本密集型，但是财政政策没有对就业需求结构性变化进行及时有效的调整，导致财政政策导向仍以需求拉动型为主，创造长期性就业岗位的能力下降。（2）我国处于制度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政策实施的效果由于制度性扭曲的原因而未达到预期结果。例如，劳动力市场的地区性分割，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高昂的转移成本剥夺了劳动力市场的弱势群体的就业机会；信息市场的不完善无法为求职者提供充分的求职信息等，制度降低了财政政策对就业的促进作用。（3）就业政策实施需要财政政策给予充分的物质支持，但我国当前财政政策对它们的支持力度过低，且法律制度约束力不强，并带有明显的随意性。
三、通过财政政策解决失业促进就业的对策
采取各种积极的政策措施，扩大岗位供给，有效促进就业，通过再培训和再教育，二次上岗，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就业和失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二者此消彼长，有效地解决了就业问题也就从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失业。
（一）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促进国民经济较快增长
我国从1997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内需求，扩大了社会投资，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今后一段时间，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通过努力扩大内需，增加投资，保持国民经济协调健康地较快发展，从而提高经济对就业的吸纳能力，增加就业，解决失业问题。
（二）实施稳健财政政策，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建立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
在稳健财政政策框架下，应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调整财政投资方向和重点。在促进就业方面，要注重各种财政政策手段之间的配套实施。从促进就业的长效机制看，政府应在城市基础设施、环境污染治理、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方面加大投入力度，以解决这些纯公共产品供给不足问题。利用目前生产资料及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的有利时机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一方面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而有利于失业问题和未来就业问题的解决。
（三）在财政支出政策上，侧重于结构调节，支持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
稳健财政政策的基本思路是“控制赤字、调整结构”。从促进就业的角度看，稳健财政政策在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过程中应重点强调：第一，加大实施消费型财政政策的力度，通过各种政策培育和引导消费。第二，完善向农村和农民倾斜的财政政策，缩小城乡差距，增加农民的消费能力，增加消费需求，促进就业。第三，加强对外资和民间投资的引导，优化社会投资结构。外商投资和民间投资在扩大劳动力，需求促进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政府应通过财政补贴和税收等手段合理引导其投资方向。[4]
（四）优化劳动力供给的财政政策
主要体现在：完善教育财政政策普遍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加强职业培训增强劳动者对劳动力市场的适应能力两方面。首先，财政应优化教育投资结构，加强对基础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比重。其次，运用税收手段，鼓励劳动者接受教育和培训。一方面可以刺激劳动者用于教育投资，有利于推迟劳动者就业时间，提高劳动者素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劳动者实际消费水平的提高，扩大消费需求，有利于促进就业。
（五）扩大劳动力需求的财政政策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在扩大劳动力需求上要坚持经济效率与就业兼顾并重政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资本技术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以发挥中小企业吸纳更多就业岗位的作用。对中小企业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和适当的引导，使其更好地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创造公平税负的良好竞争环境，引导非正规部门就业。
（六）完善劳动力市场的财政政策
政府完善劳动力市场应充分维护和尊重劳动力市场机制，努力改善就业和创业环境，为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发挥创造条件。首先，财政政策要为劳动力市场的高效运行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补充市场机制的缺失。其次，财政应有足够的资金用于社会保障体系健全与完善，逐步扩大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为劳动力市场的发育提供充分的保障。最后，针对特殊群体进行就业扶持。
参考文献：
[1]中国失业问题与财政政策研究课题组.中国失业问题与财政政策研究[J].管理世界,2005(6)
[2]夏杰长等.增长就业与公共政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现范文3
论文摘要：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的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在各国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下，全球经济开始稳步回升。目前来看，危机最严重的时期已经过去，通过努力稳定出口和刺激国内需求来达到既定的经济目的。
论文关键词：财政政策；金融危机；经济
全球经济尚未完全走出衰退，许多潜在风险可能尚未显现。2009年末爆发的迪拜主权债务危机和希腊的主权信用危机引发了全球的普遍关注和担忧。如何在后金融危机时期选择合适的财政政策，保持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并借此机遇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是当下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
1 财政政策的内涵以及近年我国财政政策的运用
2004年至2008年考虑到在国民经济已发生经济周期阶段转换和出现局部过热的形势下，如果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和减轻通货膨胀压力。2005年主要的改革措施是继续在东北进行增值税转型政策试验。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彻底取消农业税。
2008年末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全球性金融风暴由虚拟经济蔓延到实体经济，严重影响了我国出口贸易和国内投资信心。2009年，中央提出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围绕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上水平，抓改革、增活力，重民生、促和谐的要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2 金融危机对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影响
美国的次贷“飓风”，引发了国际性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不仅仅损害到美国的经济发展，更严重的是逐步蔓延到世界各国。危机发生后，各国纷纷采取不同程度的应对措施，包括：金融监管、国有化、高管限薪、扶助就业、降息、退税、注入资金、收购股权、提供贷款、政府接管公司等，以拯救本国经济。
（1）从国际看来，当前的金融危机对全球各国经济都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冲击。
对美国来说，主要有三大方面的影响。第一，房地产投资的萎缩严重拖累美国经济。第二，消费的下滑加快美国经济回落的速度。第三，如果美国经济出现持续衰退，美国政府继续采取大量发行美元的政策来刺激经济，那么，就可能会导致美元的大幅贬值。
对欧盟来说，也遭受到了本次危机的影响。危机发生后，欧盟各国股市纷纷大幅下跌。美国房市的不断跌深引起市场对欧洲房价的担忧，欧洲房贷市场抽紧。
对新兴国家来说，受美国次贷以及华尔街大公司破产所引起的金融危机影响，新兴国家金融市场遭受重创，股市普遍下跌。越南、南非等国家的信用风险加大，已经难以应对由于对外账户失衡和经济减速带来的不利影响。
（2）从国内看来，自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逐渐成为一个开放度较高的经济体，经济发展的外贸依存度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制造业规模巨大但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等因素，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中国出口业遭受重创。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国进出口出现下滑、部分出口企业出现经营困难，不少沿海外向型企业纷纷倒闭。目前，对我国的实体经济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其次，使得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形势更加严峻。我国的经济结构确实存在着不合理之处，也早已采取措施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比如说限制“两高一资”企业的投资和出口，适度降低劳动密集型企业商品出口退税率等。
再次，威胁到我国外汇资产的安全。我国目前拥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总量位居世界第一。这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有7000多亿美元表现为美国的国债。在危机因素的作用之下，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节节下降，目前已趋近于零。
最后，影响我国国内投资信心。危机发生后，国内相关的投资受到牵连，国内的就业压力骤然增大，目前已经对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3 选择财政政策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1）政策的连续性和适度性。
我国制定财政政策必须要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适度性。
2010年3月初召开的两会要求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2月份，2.7%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逼近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3%价格调控目标，也使得市场对加息的预期有所增强。
此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注意这一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及其可能带来的消极效果，财政政策本身的局限性主要是其内在滞后较长，存在“挤出效应”（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私人消费或投资降低的效果）。
（2）适当调整财政投入的重点取向。
去年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最具有代表性的措施，是大规模举办政府投资的六大基础设施建设，即农田水利、江河治理、生态环境，铁路、公路、电信设施，城市公用事业，国家储备粮仓，农村电网，经济适用房。这些方面的建设是必要的，对促进经济增长意义十分重大。
（3）地方性的“隐形财政风险”。
据估算，目前我国地方投融资平台负债超过6万亿元，其中地方债务总余额在4万亿元以上，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6.5%，财政收入的80.2%，地方财政收入的174.6%。一些地方政府投资的项目本身不具备充分的还款能力，主要依靠综合效益来还款，这里蕴含着城市政府以及财政性的风险。
4 财政政策的选择和运用
由前文的分析看来，世界金融危机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在波动与回升中，我国的国际发展环境将有所改善。但是我国国内经济尚未从次贷危机的阴影中走出，因此在宏观政策的基本框架上，还有必要保持扩张形态必要的连续性，并注意适当按实际经济走势进行宏观微调。
（1）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与产业结构升级的结合。
从目前情况来看，前期为“保增长”出台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及时有效，但外需仍显疲弱，总需求仍然不足，产能利用率仍处于低位。未来一段时间内，需要在财政政策实施中，把落实好已出台政策和加快结构调整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我们必须更加注重产业结构调整。
（2）运用财政政策扩大我国国内需求。
调整我国产业结构也需要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避免对于出口贸易的过度依赖。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下，扩大国内需求主要从以下个方面出发：一，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消费不足特别是农村消费不足一直是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虽然2007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现金收入的增长均超过GDP增速，但中国社科院的蓝皮书却指出，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仍然较低。二，建立社会保障扩大内需。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所谓“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制度，战后各国财政预算用于社会保障的经费稳步上升，逐渐成为政府支出中的最大开支项目。
（3）大力支持“三农”，促进农村发展和劳动力转移。
理论界普遍认为，推动农村消费和投资，积极的财政政策比积极的货币政策更有效;新农村运动的倡导者也主张通过加大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来扩大农村的有效消费需求。
首先，建立健全政府农业投入制度，积极调整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和政策性信贷投放结构，确保各级财政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入不断增长。
其次，完善农业补贴政策，增加对农民的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抓紧研究建立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波动挂钩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并总结经验改造能繁母猪补贴机制。
（4）规范地方政府融资。
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现范文4
一、为什么政府投资的乘数效应减弱
刘国光说，去年我国面对国际 金融 形势动荡、国内经济形势走势变化和市场化所引起的消费需求不足，采取了扩大内需的方针，在适当的货币政策配合下，着力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对于去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回落的扭转和推动今年上半年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乞今，国家实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所启动的主要是政府的公共投资和一些相关的投资品产业，而对真正的非政府社会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则不很明显。内需不足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仍然存在。主要表现在：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负增长的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失业下岗情况仍在 发展 。刘国光指出，过去我国中央政府在经济低谷时采取财政投资来启动经济是很灵验的，很快就能把地方和部门 企业 的投资及居民消费需求带动起来。那么，为什么这一次增加政府投资对于启动社会总需求的效应不如过去那样明显呢？
刘国光认为，从投资需求看，经过20年的体制改革，我国投资主体趋于多元化，投资行为趋于市场化，投资风险机制逐渐强化，企业、银行的财务约束逐渐硬化。所有的这一切，使中央政府的投资决策不能够象过去计划经济 时代 那样容易启动地方部门和企业的投资行为，再加上当前供大于求，最终需求拉动不足以及逐渐走低的市场形势， 影响 了投资者的投资收入预期和投资意愿，导致社会投资启动缓慢。
从消费需求看，经过20年的改革，我国居民从过去被动的配给对象转变为自主的消费者，居民消费行为逐渐理性化。在传统的低收入、低消费的观念仍然主导着经济决策的条件下，随着住房、医疗、 教育 、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原有的实物性、集团性、福利性消费逐渐减少，原有体制内居民自主性支出逐渐增加，而货币性收入却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应同步提高，减收增支的预期、下岗失业的上升、收入差距的拉大都导致了居民可支配收入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边际储蓄倾向上升。由于现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触及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消费需求也不可能对扩大内需的客观调控作出迅速反应。
因此，刘国光说，由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机制上的变化，政府财政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有所减弱，再加上供给方面的激励机制和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迟迟未能形成，国有企业一般缺乏必要创新的动力，供给结构不能迅速调整，以适应新的需求格局，这更加限制了现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社会投资和消费需求的实际效果。
二、要不要继续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
刘国光提出，在 目前 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相对于政府投资来说启动比较缓慢的情况下，强调直接鼓励民间投资和消费并增加金融支持的力度，这是很正确和必要的。刘国光进一步说，今年的经济工作在这些方面已经安排了不少的积极措施。一季度以来，货币供应量增幅比上年同期明显上升，但是这些都是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进行的。去年预计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国债拔款1000亿元和银行贷款1000亿元，没有用完的部分今年上半年仍在支用，并且增发了国债用于增加今年的赤字预算投资。那么，从今年上半年起，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不是将不再作为启动经济的主要支撑政策呢？对此，刘国光认为，这样的判断现在还早了一点儿。他说，首先，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费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社会投资的主要制约因素一是资金，二是市场。目前问题更大的是市场不振，居民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目前，中央提出来的启动居民消费的招数很多，但大多数不能立杆见影。就拿当前人们议论最多的消费信贷来说，这一直是促进消费的一个好办法，从长期来看也是一个发展的方向。然而从近期看，遇到了居民消费观念的障碍，所以消费信贷增长的步伐并不尽如人意，在居民最终消费需求和社会投资还未有效启动成功之前，以政府投资为主导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显然还不能放弃。
其次，去年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开启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项目，工期长、规模大，需要继续投资才能够坚持，近期项目建成以后，还要有后续项国接替，这样才能保持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合，否则就会发生建设投资断层现象，造成损失，影响经济增长波动幅度。这就要求我们继续注入必要的政府投资，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再有，政府投资乘数效应的减弱，并不意味着政策失灵、失效，这里有一个实施的问题。去年2月份国债和银行贷款实际到10月份才真正到位，有相当大一部分转在今年一季度使用，其带动经济增幅回升的效应已经显现，只要力度、时间适当，形成中不发生断层的现象，那么推动经济增长后续作用的增强是不容忽视的。
基于以上的认识，刘国光指出，在直接启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措施还没有发挥足够有效作用以前以及在出口的需求不振局面还没有扭转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必要的经济增长幅度，今年下半年以及明年上半年继续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是十分必要的。
三、扩张性财政政策与 社会 民间投资关系的 问题
刘国光说，1998年宏观调控的实践证明，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未能很快启动非政府的社会投资和居民消贫。这其中有前面所讲的乘数效应减弱的问题，也有财政支出和投资本身的导向及结构问题。去年以来，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安排中，一般比较偏重于资本密集、规模较大并且由政府全资包揽的重点建设项目，而对于劳动密集型、中小规模以及其他社会民间资本参与的生产建设项目则比较少地考虑。以上种种原因，再加上 金融 体制和信贷政策的运用上存在的问题，导致了去年以来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难以取得迅速带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倾向。因此，刘国光表示，今后如果进一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需要考虑调整财政支出的结构和政府投资的方向，放开投资领域和市场准入的门槛，使之有利于民间投资和消费的启动。
四、摆脱低工资、低收入、低消费的传统观念束缚，大力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启动最终消费
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现范文5
政策推动中国率先复苏
记者：为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同其他各国一同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您觉得中国所采取政策的内在背景、取得的效果与西方各国有何差异?从目前政府发出的信号来看，中国似乎走在了复苏的前列，您觉得这其中政策有多大贡献?或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小的缘故?
连平(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西方国家由于银行体系受到沉重的打击，市场流动性紧张，信用体系急剧恶化，信贷被冻结，所以刺激经济首先是给金融机构输血，给货币市场输血。但在中国却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中国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还比较稳健，市场流动性比较宽裕，中国需要的是扩张内需。中西部地区有很大的投资发展空间，同时国民的消费水平较低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而内需扩张首先要财政政策的拉动，但单靠财政政策还不够，还需要积极的货币政策配合，因此，我国推出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可以说，中国之所以受冲击相对较小，政策的逆向操作贡献很大，中国的投资，消费有很大潜力，但潜力不等于现实，有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推动，这种潜力就能够得到较好的发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政策具有决定性作用。
彭兴韵(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货币理论与货币政策研究室主任)：与其他国家将大量的财政资金用于收购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给金融机构注资不同的是，中国在应对这次危机时是将巨额的财政资金投入到了实体经济之中，而不用修复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可以说，中国是面临着国外金融危机的冲击，但自身并没有真正亲历这次金融危机，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在宏观政策的刺激下领先于那些真正的危机国家而复苏。
郭世坤(建设银行研究部总经理)：西方采取的更多是货币政策，主要是进行了一系列的降息甚至降到零利率，再有向市场注入资金，向一些企业，金融机构的借贷，或通过资金的注入来实施货币政策与坏账清理等。
中国采取的政策更多的是直接针对实体经济，比如“四万亿”政策的出台，还有相应的一些产业和经济规划，对有关重点经济领域包括对外贸，房地产、消费等领域的政策支持，这些都直接作用于实体经济，比西方政策效果更直接。
政策退出不是“猛踩刹车”
记者：目前各国在探讨未来货币和财政政策退出的可能，但有人认为，因中国信贷及投资的大幅扩张，且投资主体多为中长期项目，未来两三年中国实质性的退出将很困难，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没多少回旋余地?在经济企稳回升之后，中国还有多少政策操作空间可弥补?
陈道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四万亿元的财政政策是以两年为基础设计的。从目前来看，世界经济的复苏将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实现以市场真实需求为基础的经济复苏，对我国而言，也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中国的宏观政策能否顺利退出，关键是这些政策能否有效激起民间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推动经济进入新的良性循环。以投资为主体的财政刺激政策，有利于在短时间内缓解经济过快下滑，但在产能过剩 消费率不足的情况下，却可能会进一步积累不利于经济良性循环的新的因素。如果是简单提高消费率，却有可能陷入杀鸡取卵的困境，因此需要从经济循环的角度来平衡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总之，长期问题在当前具有短期意义，制约着中国退出政策。
彭兴韵：退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猛踩刹车”。中央银行早前提出的货币政策动态微调，实际上已经表达了货币当局对上半年信贷过于快速膨胀的容忍度已经到了极限。就货币政策的具体操作而言，中央银行重新加大了公开市场操作力度，重启了一年期的央行票据，就表明中央银行逐渐退出了去年11月中旬国务院关于金融促进经济发展若干意见中的“货币政策策略”，最近两个月在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的控制之下，信贷增加额的迅速回落，更是退出的大刀阔斧之举。
连平：通常应对危机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基本上是短期的，比如美国推行的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旦经济状况出现好转，就可能会较快地退出。但中国这次实施的政策我认为不完全是短期的。中国的情况和欧美有较大不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是配合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但积极财政政策不完全是短期的，它涉及到中国经济结构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比如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消费提升等等。以前在这些方面真正实施的力度不大，但这次财政政策的重心是在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开发是一个长期的战略问题。所以这次实际上是短期和中长期相结合，短期的政策达到预期的目标之后，会逐渐地退出，而中长期政策则需要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表现范文6
一、围绕财政赤字这个“轴心”认识和理解积极财政政策的施行
在书中，作者明确指出：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实际上也就是利用财政赤字刺激经济增长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财政政策的采行其实反映了人们对财政赤字的认识转变，亦即从“赤字有害”到主动利用财政赤字。
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内理论界对于财政赤字一般持否定态度，认为赤字有害。步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根据我国经济增长明显趋缓，社会总需求严重不足、通货紧缩成为经济运行巨大压力的宏观经济状况，决策层审时度势，果断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举措扩大内需，实施反周期操作。考虑到社会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接受问题，把扩张性财政政策称作积极财政政策。相应地，赤字财政也一改多年来“有害”的常态，开始以“积极”的面目出现。这就涉及到究竟应当如何评判赤字财政的问题。作者认为：评价赤字财政有害无害，因时因地而异，不能笼统地、简单地作结论。财政赤字的“是”与“非”、“好”与“坏”，要看宏观经济状况，只有在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的状况下，财政赤字才属于“是”和“好”，因为它通过国债这种国家信用工具把城乡居民暂不使用的资金转变为政府资金使用出去，弥补了总需求缺口，刺激了经济。
既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就必然会发生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赤字，相应地也就产生了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问题。在没有财政节余可以动用，且财政不允许向银行透支的条件下，当前我国发生的财政赤字全靠增发国债弥补。由此，财政赤字也就成为增发国债的同义词。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发国债，对于经济增长是有利还是有害，取决于当时的具体条件，同时也取决于增发国债的规模是否合理。在合理规模之内是有利的，超越了合理规模则是有害的。相应地，也就引申出发债规模的度的把握问题。
至此，作者围绕财政赤字这个轴心，由积极财政政策的施行——采取的主要政策举措（增发国债）——引申出发债规模度的把握——进而探究国债市场化建设问题，环环相扣、逻辑连贯，一条清晰的主线、脉络跃然书中，展现于读者面前。
二、在具体的宏观经济背景下分析、评价积极财政政策的绩效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变化：告别“短缺经济”之后，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外部冲击，使得国内本已存在的后短缺经济的新问题显性化，物价持续下跌，通货紧缩迹象明显；失业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经济增幅下降，货币政策连续、密集运用，但政策效果不够明显；等等。上述几方面的情况综合在一起，使决策层于1998年为力求实现8％的增长目标而采取增加投资、扩大内需方针，并且把增加投资的重点掌握为基础设施建设（以求避免形成生产项目上的重复建设，优化结构和增强发展后劲）。为有力地贯彻这一思路，启动财政政策便是必然的选择。之所以把运用赤字财政进行调控作为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这是因为，与其它宏观经济政策相比，财政政策不需要中间传导过程就可以直接扩大社会需求，时滞短，拉动经济增长作用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讲，积极财政政策的表述，是含有财政政策更为主动和主要发挥对经济增长的调控作用含义的。
书中通过实证分析方法，对积极财政政策的绩效进行了较为客观的概括与评价有效地扩大了投资需求?促进了经济发展，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办成了一些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大事；技改贴息取得了良好效果，加快了企业技术进步，促进了产业升级；增加了就业机会等。
三、从宏观调控的战略角度把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
我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就是在经济增长乏力、增长速度下滑时，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增加政府支出，把社会的闲置资本利用起来，从而刺激经济，变下滑为上升。这种做法是在当今世界市场失灵现象反复出现、经济活动复杂化和国民经济景气循环的不规则化条件下，政府对经济活动进行的调节，以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其包括的总体政策含义是，在主要确保金融稳定、安全运行的同时，相对更多地发挥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支持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因为在市场经济“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中，财政政策是货币政策之外唯一可以仰仗的“主力型”工具和手段。
书中同时指出，中国目前的通货紧缩是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深化改革、调整结构和加快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由此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决定了我们不能照搬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财政与货币政策的“松”“紧”组合，因而必须加强研究，探索如何避免政策相互掣肘与效果彼此抵消，如何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效组合，把握政策的合适力度与实施时机，进而保持经济系统的动态稳定性。
四、通过相关问题的研究深刻体味积极财政政策
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一系列相关问题亟待探索，诸如资源配置趋向的变化、利益关系的调整，对投资、对消费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宏观调控从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时政策手段的运用。书中辟出专门章节，对财政支出的合理安排、收入分配的调节、三农问题、基于供给调整的税收政策、出口退税以及财政制度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其相应的政策结论是：合理安排财政支出，提高国债资金使用效益；通过收入分配进行宏观调控具有不可持续性；支持农民调整产业结构，促进农业现代化，鼓励农村居民向非农产业转移；税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增值税的完善、内外企业税负的统一，远期目标是实现“税费归位”；完善出口退税的管理机制，保证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改革预算管理制度、逐步实施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推行政府采购制度。
五、以前瞻性的眼界探寻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及后续政策取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