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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性财政政策范文1
理论上，国际市场的急剧衰退对各国的影响应无分轩轾，但实际上，由于中国出口对GDP的贡献高，所以中国所受冲击要超过一般国家。
再者，出口增长剧降导致失业增加，而同样的失业人口或比率在中国所形成的麻烦与压力亦远大于发达国家，因后者有相对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
尽管如此，当全球每一个国家面对国际经济大衰退从而都不得不“反求诸己”，回过头来寻找及开发内需市场时，中国肯定还是比较幸运的，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有一个全球最大规模人口的市场，还有因为政府有相当丰裕的财政收入及庞大的社会储蓄，更有许许多多亟待投资及建设的项目。所有这一切，都为中国在面对更严峻的出口及就业形势时，提供了让人较为放心的保障。
现在的问题是，相对于国际经济形势急剧恶化下所导致的中国就业问题可能来得既迅又猛，传统拉动内需的扩展性的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在减少失业与创造就业上能不能做到：
决策过程直接而不是过多的迂回；
政策效果立竿见影而不是过于滞延；
政策效应足够大，以吸收产能过剩下释放出来的持续不断新增出来的富余劳动力。
坦白说。能否做到这三个方面，恐怕都不能十分乐观。换言之，面对当前国际经济的“非常”形势，及在此一形势下可能出现的“非常”影响，中国政府宜以“非常”的思维与作为来应对。
我在这里，很愿意提出一个政策过程直接、政策效果立即、政策效应巨大而又能符合中国发展短、长期需求的拉动内需策略。
这个策略，应该比教科书里当年凯恩斯向各国政府建议的政府花预算、雇大量失业劳动力挖地洞再填回去的办法更为实际。具体做法是：政府拔庞大财源，调动及雇用大量失业尤其是农村地区的劳动力，进行大范围(包括沙漠地区、黄土高原)、长期性(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的大规模造林工程。
此政策的基本理念是：
1 造林是相当劳力密集、资本密集及技术密集的工作。今天的中国，需要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花出大笔预算以拉动需求；至于技术，在中国也不是问题，必要时，向他国如以色列引进就是。
2 粗估费用，假设每一劳动力一天工资20元，一个月600元，一年7200元，加上原材料、设备、杂项，一个人一年约1万元。若动员1000万劳动力，一年所费1000亿元。
政策效果的估计是：
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中，缓解巨大失业压力；
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中，创造消费与投资。这1000亿元比许多国家采行的消费券(仅是一次性的，且除了消费无其他任何意义)有意义得多。
长期有利于改善中国整体环境生态(所以是世纪性的)在全球暖化压力而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又高居全球第一的情况下，大大有助化解中国面对的国际议论压力；
扩展性财政政策范文2
内容提要: 将受教育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虽然社会权利的实现需依赖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政策,但肯定其可诉性是权利保障的必然趋势。受教育权应在行政诉讼程序中得以确认。在具体落实受教育权的法律保护问题上,协调法律保留与教育自主之间的关系,是目前我国立法规制与司法救济的核心。
一、性质分析基础上受教育权的可诉性判断
(一)受教育权作为社会权利的可诉性
将受教育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这种权利不同于传统以“财产”与“自由”为核心的自然权利,因其需借助国家、社会保障得以实现,故称“社会权利”。自然权利的目的在于划定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的界限,以摆脱公共权力对个人自由的干涉,并通过独立的司法裁判制度得以实现。而社会权利则恰恰相反,要求国家及社会积极介入,扶助个人获得发展的能力,以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与自由。虽然产生目的及实现途径上存在不同,但在尊重人类尊严及价值这一出发点上,两者是统一的。自从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颁布后,社会权利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政治上的普遍承认,但对于一个需要提供的社会保障来说,社会权利的实现需依赖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政策,并非单纯的司法保障能够实现的。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对受教育权的保护给与了确认。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条对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作出了原则上的限定,其核心在于“具体行政行为”和“合法权益”。为使其更加明确,《行政诉讼法》第11条对此作出具体规定。综观上述条文,我国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具有特定性和扩展性两大特点。根据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第2条与第12条之规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限定于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对象的能反复适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这一限定反映在原告资格上,表现为作为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之间必须具有“特定”而非“普遍”的关系,即只有“特定”的相对人才能具有提起行政诉讼的起诉资格。依照这一规定,只有当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特定相对人的受教育权时,该相对人方可援引此项权利提起行政诉讼。对于非特定性的、具有普遍效力的行政行为,如有关入学资格与条件等规定,如果公民认为违背我国法律规定的平等享有受教育权的原则,而该违法并未对其形成直接的、现实的侵害,则无权请求法院予以撤销。同时,《行政诉讼法》第2条将该法的保护范围限定为“合法权益”,《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第8项以及第11条第2款进而规定“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以及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结合这两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本法在立法技术上将我国行政诉讼的现实性与扩展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从现实性出发,基于我国行政法治的现状,将“权利”(主要指人身权与财产权等自然权利)作为法律保护的核心;另一方面,又未将法律保护的范围限定于“自然权利”,赋予行政诉讼的起诉资格充分的发展空间与余地。同时,1999年颁布实施的《行政复议法》第6条已明确地将受教育权列入可以提起行政复议的范围。这意味着在我国受教育权的保护已成为政府的一项法定义务,公民有权援引此项权利提起行政诉讼。
(二)受教育权作为积极权利的可诉性
作为传统基本权利的财产权、自由权,其属性属于消极权利,体现为对抗国家权力的防卫权,并由此构架出传统的国家义务,即不得侵犯公民自然权利的消极义务。而社会权利则属于一种积极权利,它建立于国家的积极保障义务之上,要求国家不仅承担不得侵权的不作为义务,而且承担积极的作为义务,从而保障该社会权利的实现,即“基本权利之规定,是一种价值理念,欲创造出一个价值的秩序,因而,基本权利,虽仍不免是免于国家权力侵害的消极权利,但是,国家权力应该积极地维护之,是现代法治国家之特色”。[2]受教育权作为公民享有的一项积极权利,对该权利的实现给予保障是现代社会中政府的义务,这意味着政府不仅应当承担消极的不得侵犯公民受教育权的义务;而且有义务承担保障公民实现受教育权的积极义务。对此,我国《教育法》第18条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各级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学。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及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有义务使适龄儿童、少年接受并完成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为保障此项义务的落实,《行政复议法》第6条有关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第9项规定,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权利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这一规定表明,我国法律肯定受教育权是公民享有的积极权利,对此,国家承担着积极的保障义务。作为一项积极权利,公民有权利要求政府履行保障其受教育权的义务。无论是政府侵犯公民受教育权的行为,还是拒绝履行保护公民受教育权的不作为均是违反该项义务的体现,相对人有权对此提起行政诉讼。
(三)受教育权作为直接请求权在行政诉讼中的落实与限制
作为一种宪法所赋予的基本权利,受教育权是否能够产生直接的法律效力,以及在何种范围内产生直接的法律效力,这一问题关系到受教育权这一社会权利的实践与落实方式。
对于受教育权等社会基本权利的实现方式,理论界存在不同的理解。主要的分歧在于是否承认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承认社会权利的直接实证效力。有观点将其视为方针条款,指出“所谓方针条款,指宪法的规定,是给予国家公权力(尤其是予立法者)一种日后行为的方针指示。这些方针指示的作用,政治及道德意义大过于法律意义”。[3]也有观点将社会权利视为宪法委托条款,即立法者由宪法获得立法委托,另外一种观点将其视为一种公法权利,认为社会权利应当同其他的宪法自由权利一样,具有直接的、强制效力。这种认识将社会权利理解为公民可以直接主张的公法权利,并可通过司法救济实现其请求权,但这种意见引起的争议很大,并且受到事实上的制约。无疑,任何社会权利的实现都涉及到国家的资源掌握与分配,依赖于国家经济的繁荣、国库的充实,以及国家财政的现状,这些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社会权利实现的现实可能性和实现程度。折中的观点认为社会基本权利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1)可直接请求的权利;(2)具有宪法委托、制度保障以及方针条款性质的权利。前者为主要社会权利,如最低生活保障权、受教育权,它是个人最起码的生存依据权利,应当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权利人可以援引此项权利,请求国家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其余的则应当归为第二类,并指出:“至于新近兴起之受益权,其中有关经济、社会之给付请求权,因系要求国家必须积极有所作为,而非如自由权所要求之消极不作为,然此既涉及国家之财力负担及有限资源之利用与分配,亦须进一步由法律予以具体之规定,始有运作之可能,故除非系属人民生存之“最低限度保障”,或基于平等权所生之“参与请求权”,人民此类公权利存在之可能性甚为有限”。[4]这几种观点的分歧主要在于应当如何理解宪法所赋予公民的社会权利的法律效力,这决定了社会权利是否是公民享有的直接请求权,以及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转化为一种直接请求权。
在我国,根据《宪法》以及相关法律规范的规定,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救助权、劳动权等社会基本权利不单纯是一种方针、政策意义上的基本权利,而且已经体现为具体的法律制度,如《教育法》、《劳动法》已将公民的受教育权和劳动权作为一项具体的权利、义务加以落实。因此,在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公民所享有的受教育权应当是一种具有法律效力的直接请求权。将受教育权界定为一种直接请求权,意味着权利人可以援引此项权利,请求国家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以保障其权利的实现。这种直接请求权的法律效力同时应当体现为起诉权,即对行政主体阻碍其权利实现的行为,包括以作为的方式侵犯其受教育权和拒绝履行保护其受教育权的不作为,权利人均可通过诉讼的方式获得司法救济,从而保障其权利的实现。在行政诉讼中,受教育权作为一种直接请求权,其法律效力首先直接体现为起诉权,但是这种直接请求权是有限的,决定与限制其范围的因素主要来自现实可能性。受教育权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国家保障,如国家对教育的投资,而这种投资同国家的财政状况、工作重心等直接关联,因此,权利人所享有的请求权必然是有限的,绝对的、无限的直接请求权显然是不现实的。在着名的定额案(nunerus-clausus-entscheidung)中,德国联邦明确指出,公民申请入大学就读,是一种宪法所保障的受教育权,公民有权援引此权利提起行政诉讼。法院认为学校即使因为名额等编制之限制,必须拒绝其他人学申请人时,亦必须有法律依据。理论界对此持赞同意见,但是,权利人是否可以因大学入学名额的有限,从而具有要求国家增加投资教育,以实现其受教育权的直接请求权?对此,理论界持否定态度,因此,现实可能性决定了公民所享有的受教育权是一种有限的直接请求权,决定了其只能在法律保护的范围内行使。只有当实定法赋予行政主体相应义务时,这种权利才具有法律保护的效力,权利人方可援引此项权利请求义务人为或不为一定的行为,并具有保护其权利实现的起诉权。
二、自由裁量、法律保留的协调与冲突对受教育权保护的影响
(一)立法保护的疏漏—教育自由裁量的宽泛化根源
扩展性财政政策范文3
关键词：NOEM框架； 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消费信贷； 货币政策冲击
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6004107
一、前言
本文所使用的是一个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即DSGE）方法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New Open Economy Macroeconomics，即NOEM）框架下的模型。其首先具有DSGE方法所具有的一般性质。而DSGE与其说是一个模型，不如说是一种方法。方法，是在框架之上的一个概念，不同的学派，不同的框架可是使用的是同一个方法。比如DSGE方法，最先是由真实经济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 即RBC） 学派提出的，但很快就被新凯恩斯学派所吸收融合，并在这个方法下提出了自己的框架。而框架，是一个分析问题的结构，属于在方法之下的一个概念。研究人员可以在特定的框架下建立自己的模型，对他人建立的模型进行修正和完善。DSGE方法首先是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上的，具有的性质就是动态性。而一般均衡方法，主要的推动者是阿罗和德布鲁。所谓动态性，就是指采用跨期的方法，在最优化时考虑的是最优路径。 资源和各约束条件不再是只受一期的约束。DSGE方法下的模型都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DSGE方法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模型是由随机差分方程组构成的。换言之，NOEM框架具有DSGE类方法的一般特征。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New Open Economy Macroeconomics，即NOEM首先是一个DSGE类的框架。由于DSGE方法本身是由新古典学派创立，其中包含着新古典学派的思想，所以也有人将新凯恩斯动态一般均衡（New Keynesian-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即NK-DSGE）模型划入新新古典综合学派（New Neoclassical Synthesis，即NNS）。 在NOEM框架下，我们可以讨论消费、投资、产出、关税、劳动力供给、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其他大量的经济问题。过去我们在某一领域内的研究人员，在相关领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却对经济学整体的分析框架有所忽视。而如果我们将每一个经济问题都放在一个系统的框架内分析，无疑会促进经济学各学科之间的整体联系，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更加系统和完善的科学。各学科之间也不会再各自为战，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是在从经济学整体的高度完善各自领域内的专业工作。NOEM指的并不是一个学科，而是为了区别于在国际经济学中以M-F-D传统为代表的“旧”的研究范式。和被称为“新魏克塞尔主义”、“新凯恩斯主义”和“新新古典主义”的研究方法相比，NOEM模型更贴近于货币经济学，更关注开放经济中的情况。所以基本的NOEM模型也融合了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中的不完全竞争、名义刚性和最优价格设定导致的时变利润。NOEM模型还试图搭建起与近期国际贸易研究之间的桥梁，虽然这两个研究领域都还是不完善的。例如，NOEM模型中对于开放和相互依赖的宏观分析主要考虑国际贸易中的既得利润，而忽略了进出口新品种产品而产生的利润。后者在新贸易理论中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分量，而且是近期比较前沿的问题。大部分的NOEM模型研究没有允许内生新进入的公司和新品种产品的产生，也不允许变动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序列。NOEM框架本身还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首先，它是一个开放的框架，即在NOEM的框架下，我们可以进行汇率、经常账户的分析。其次，在这个框架中，还包含着货币当局的设定，从而使我们可以对货币政策规则进行福利分析。在开放条件下，由于引入了进口品，使得国内部门的分析变得复杂。进口品改变了边际成本和工资，进而影响了真实国内变量。进口部门主要是使进口品按一定比例进入最终产品市场。本文的模型是一个具有着新凯恩斯主义观点的模型，因为该模型的设定中包含粘性价格和工资的假定。
二、模型设定
在本文的模型设定中，国内中间商和进口商采取垄断竞争的形式设定价格。家庭通过Calvo[1]ADDINCNKISM.Ref.{8C51E323861C4595A52B929D35CE437E}的交错价格方式设定工资。这有助于解释通胀惯性和产出持续性。资本积累、资本强度和国内外要素投入比均受限于调整成本。货币政策通过货币供应量规则和利率规则两种方式进入模型，并对比相应的差异。货币采取MIU（Money In Utility）的形式进入模型。关于国内部分的设定参考Adolfson等[2]ADDINCNKISM.Ref.{EFA1181B55374af8ACE778D765308500}关于封闭经济的模型，但减少了随机冲击的个数。模型删去了偏好冲击、通胀客观冲击和劳动供给冲击。另外，扭曲的税收添加在了劳动收入上，个人消费和资本收益被政府征税，用来抵消政府花费，而一部分税收通过一次性转移支付回到家庭。模型的开放经济体现在商品和资产的国际贸易上。不完美国际资本市场具有随机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背离非抛补利率平价假说（Uncovered Interest-Rate Parity，即UIP）和短期内较高的汇率波动。模型初始的不完全传递只是由名义价格刚性引起。经常项目由跨期预算约束决定。为了解释进口品和消费品价格的通胀和折旧率，引入了一些新的变量和冲击。在本文中，为了保持模型的简洁，我们尽量保持原模型的初始设定，并在契合中国实际、模型简洁、未来的可扩展性和所研究问题的鲜明性之间做了权衡。关于“本国歧视”的假说可以用来解释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间的替代弹性。本文在这各方面参照了Corsetti和Dedola[3]ADDINCNKISM.Ref.{67EE01A54E7549f6A92963C8327A3E10}的设定，通过引入一个估计的在本国服务部门中进口商品的份额来决定替代弹性的值。之后代表行为人的最小化成本的目标函数就可以通过替代弹性和相对国际价格来决定最终产品中不同商品的比例。对于中间产品的需求弹性并没有采用常见的Dixit-Stiglitz方式进行设定。本文并不讨论替代弹性高低的区别，因为这还是一个理论界争论的议题。不过我们用估计的参数模拟了低替代弹性下的情况，结果显示其表现要稍微好一些。在特定的假设下，两种情况都是有效的，区别非常小。我们的初衷是观察放松了消费信贷约束后，脉冲响应函数是如何变化的。在本文的模型中，我们用厂商替代了常弹性的需求函数的常见设定。参照Eichenbaum和Fisher[4]ADDINCNKISM.Ref.{EB7682C2E6144a80B492093011144D03}的设定，在价格设定中增加了一个参数。本文的模型求解和参数校准均通过Dynare软件
Dynare软件是由法国的Cepremap机构中的研究员们开发的，可以在Matlab平台下运行的用于求解DSGE模型的软件包。实现，由于篇幅所限，未能提供Dynare[5]ADDINCNKISM.Ref.{F2DE31E875BA4a37ABADDD1E9C6BC036}代码，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来信索取。从总体上讲，本文的研究思路是在宏观经济模型中研究货币政策。以往的研究大多是以货币论货币，即使是有的文献将货币政策置于经济模型中研究，这些经济模型也往往是相对粗糙的。 笔者认为，对于货币政策的研究，应该是将其置于宏观经济模型中，而因为DSGE方法下的模型都是具有着坚实的微观基础的，所以可以用于分析某个特定的微观结构改变后，会对货币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 其实现手段就是通过货币政策方程（Monetary Policy Equation， 即MPE）实现的。 不同的货币政策，可以设定不同的货币政策方程， 有相机抉择型的，有规则型的， 每一种类型下，也可以设定不同的参数和变量， 可扩展性很强。从模型的角度来说，NOEM框架可以看做是Clarida等[6]ADDINCNKISM.Ref.{17B0A37888AA4250B64C135A5918E54F}封闭的新凯恩斯主义的一个拓展。该框架在DSGE方法的基础上在开放的条件下建立，并引入了名义和实际刚性来描述市场的摩擦。 该框架对于进口品和出口品的价格形成机制、贸易品在国内市场的分布、国际资本市场和消费者对于本国商品和进口商品的歧视都有着独到的设定。不同的随机冲击在DSGE方法下解释了主要经济指标的波动。研究者们不断探索和寻找合适的工具来解决经验证据和新凯恩斯模型的契合问题。Leeper和是用贝叶斯方法估计开放经济的先行者。Walque等建立了一个具有20个冲击和时间序列的大尺度模型，解释了本国商品和外国商品的替代弹性、跨期选择影响下的经常项目、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并通过引入一个随机成分解释了利率平价假说。闫思[12]ADDINCNKISM.Ref.{C249D835CA234b0f90EC43E84CAAF99B}简单构建了NOEM框架下的基本模型并进行了相对较全面的宏观性经验检验。
三、模型
最基本的 NOEM 框架是以 Obstfeld和Rogoff[13-14]、Coresetti 和 Pesenti[15]为基础提出的。该框架假定世界经济中存在两个国家，即本国和外国， 所以该框架最初是两国模型。 两国各自生产一种可贸易品，分别记作 H （ Home） 和 F （ Foreign） 。每个国家都居住着永久生存的同质家庭，这些家庭最大化其一生的效用。每个国家的厂商都由家庭掌管， 并最大化其收益。家庭、厂商均为连续统，其中 （ 0，n] 在本国，其余在外国。家庭拥有相同的消费偏好。商品市场的市场结构为垄断竞争，商品为异质性商品。厂商只投入一种生产要素――劳动， 并假定劳动不能进行跨国转移。本文将两国模型变为小国模型进行分析， 即n趋近于零的情形， 并尝试放松家庭的消费信贷预算约束。 变量名称上加一个横杠的为稳态变量，如Y-，变量名称上加一个折线的为对数线性化变量，如。为了方便阅读，表示时间的下角标有时被省略了。本文的理论模型承继了Christiano， Eichenbaum和 Evans[4]ADDINCNKISM.Ref.{C6CF66F253A24907ABF58C6E2F58110E}带有习惯的封闭经济DSGE模型，将其在NOEM的框架扩展到小国开放经济中， 辅以具有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方程， 考察冲击带来的模型反馈。
1.家庭
家庭的效用函数如下：
其中，β为主观贴现因子，代表着消费者在未来消费和现在消费之间偏好的数值。C 为复合消费指数，M 为居民持有的名义货币量，P 为价格指数，Mt（ i） /Pt为实际货币余额，V 为外生货币需求冲击，ε 为货币需求对消费的弹性，L 为劳动供给（一般表示为实际劳动时间占总劳动时间的比重），E0为基于零期的期望算子。关于消费的效用函数形式我们采用了对数效用形式。消费指数为：
消费函数的形式采取常替代弹性函数（CES）的形式：
其中，θ>1，代表不同商品间的替代弹性，Cj（i）是商品i的消费数量，参数θ是不同商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价格指数为：
鉴于目前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日益深化， 所以我们设定模型含有资本市场， 并假定其市场结构为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完全竞争的。
家庭的预算约束为：
其中，Mt为家庭在t期的货币资产， Qst+1|st为一单位债券在t期和状态st下的本币表示的价格，Bt为家庭在t期持有的无风险债券资产， Mt-1为家庭在t-1期的货币资产， Wt为名义工资。家庭的另一部分收入来源于资本市场。 他们手中持有债券Bt，债券为一期收益，名义价格为1/Rt， 在t+1期到期，付给家庭Bt。现期收入和金融资产可以被用来投资或者消费。由于目前我国消费信贷市场的巨大发展， 在楼市、车市以及其他贵重消费品市场中， 消费信贷的影响日渐深远， 家庭的预算约束不再只是现期的收入，还可以从银行借贷进行消费，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就是在家庭的预算约束中引入消费信贷变量Dt， 其受信用度ω 的影响， 为上一期的货币持有量和消费的函数：
劳动市场的描述参照Smets和Wouters[9]ADDINCNKISM.Ref.{323154C7AFBB45a6A349129C77367C57}的设定。单个劳动供给的需求弹性假定是常弹性的。参照Calvo[1]ADDINCNKISM.Ref.{2D3D0F541E61420dAC6D225738BF36F2}的设定，家庭是劳动市场的工资制定者。于是家庭在跨期预算约束的情况下通过选择跨期最优工资来最大化他们的跨期目标函数。在本模型中，由于引入了信贷，使得预算约束得以放松。
2.厂商
产品市场的环境被设定为垄断竞争和带有粘性价格的。市场中有一个连续统的厂商进行生产。Calvo为了常弹性需求函数进行了许多特别的设定。厂商的生产函数是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 即CD）形式的，其生产函数如下：
其中，A为外生技术水平，外国类似。yt为产出，L1-αt为劳动供给，Kαt为资本投入，其变化形式为：
其中，λ为折旧率。此处将模型与王胜和邹恒甫[16]ADDINCNKISM.Ref.{CB1DC9DF59FF442fB505C017A41CD03A}的模型相融合， 引入了私人部门的资本要素。 在垄断竞争的市场条件下， 厂商还需面临需求约束的限制， 一般有类似如下方程定义：
本模型采用Calvo[1]ADDINCNKISM.Ref.{5C7868D61FD64c89BBA18CC621F99154}交错价格的方式引入粘性。 在交错定价假定下， 每一期有1-γ个会重新定价。 厂商根据价格在未来能够实现的可能性最大化其未来收益的净现值。国内厂商最大化其利润函数，即目标函数为：
商品的价格为：
边际成本MC的表达式为：
3.货币政策方程
根据谢平[17]ADDINCNKISM.Ref.{525D848FE13E4832A3113126DCEB9131}中国央行目前采取的货币政策规则是货币量规则， 本模型就采取这种比较复合中国实际的货币政策设定方式， 货币政策方程（Monetary Policy Equation， 即MPE）可用于扩展， 对比不同的货币政策的优劣。 方程为：
4.冲击
事实上从理论上说， 由于软件包的特殊性质， 研究多个冲击也是非常方便的，但为了使分析更加明确， 本文只研究货币政策冲击。假定冲击的对数值都满足随机游走过程AR（1）：
所谓永久性冲击，即模型在受到冲击后，会达到一个新的稳态，而暂时性冲击则会使模型最终回到原来的稳态。
四、参数校准与模拟
DSGE方法下模型的参数校准与模拟从技术上来看是十分复杂的。 其大体步骤为先要确定模型的稳态，考察稳态下的参数情况， 之后在稳态附近进行对数线性化，得到模型的动态方程， 最后对模型进行求解、数值模拟和校准。 通常在这之后还可以通过极大似然法或者贝叶斯方法结合数据对模型的全部参数或者稳态下的参数进行估计。 而其中贝叶斯方法是和DSGE方法类模型契合度最高的估计方法， 但由于贝叶斯方法对于先验分布的要求较高， 在没有取得相对稳定的参数校准的情况下， 设定不同的先验分布对估计的结果影响较大，所以本文并没有进行最后的数据估计。索性的是， 由Dynare开发团队开发的Dynare软件大大简化了技术难度， 只需要在mod文件中输入相应的代码即可以实现对模型的求解和数值模拟， 所以我们利用Dynare软件包进行了参数的校准与模拟。
为了观察如产出缺口等变量长期的响应情况， 本文将脉冲响应周期设定得较长，为50。 首先来看通胀权重为0.250而产出缺口权重为0.750时的情形。 当一单位正的货币政策冲击该经济模型时， 产出缺口、消费、劳动、通胀、名义利率和货币政策冲击持续性的表现分别如图1所示。
图1脉冲响应图
在图1中， 当受到一单位正的货币政策冲击之后， 产出缺口会经历一个上升，之后在第12期左右的时候下降至0， 之后成周期性震荡衰退。 消费会经历一个短暂的下降， 之后上升。 货币政策冲击在第10期之后就已经基本上持续为0了。 其他变量的变换均如图1所示。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含有习惯养成因素的模型在初期的表现和不含有这个设定的模型相比具有较大不同， 而粘性的存在， 也使得模型和灵活价格下的情形相比有所区别。
当通胀权重为0.750时，产出缺口权重为0.250时， 名义量的变化都变得更加陡峭。 随着通胀权重逐渐增大， 产出缺口权重逐渐减小， 各个变量的震荡都变得更加陡峭。 由于篇幅所限， 就不再列出脉冲响应图了。 通过谢平和罗雄[22]ADDINCNKISM.Ref.{222C25145B7A4b0dACF960B589C69550}、奚君羊和刘卫江[23]ADDINCNKISM.Ref.{311140B223FB40a3A95EB3CC3122BA90}等的文章可以发现， 我国货币政策对通胀的反应系数较小，对产出缺口的反应系数则较大， 那么重点的权重测定范围， 对于通胀来说就应该在0.1―0.5之间， 而产出缺口则应该在0.8―1.0之间。
五、结论
扩展性财政政策范文4
关键词：新经济；货币政策；经济增长
Abstract:Thehumanintothenewcentury,theeconomicdevelopmentofthewaytherehavebeenfundamentalchanges.Industrialapplicationofthenetworknotonlychangedpeople’swayoflife,butalsochangedthestructureoftheelementsofeconomicgrowth.AndCairns,includingSamuelson,andothertraditionalmainstreameconomics,itseems,tomeasurethefourmacroeconomicindicators-economicgrowth,pricestabilityandfullemployment,balanceofpaymentscannotbeachievedatthesametime.However,intoday’sfashionableneweconomycannotbecomepossible.Inthemoderncentralbanktohavefourobjectivesincludedinthebasicobjectivesofmonetarypolicy.Thisalsomakesthefunctionsofthecentralbanktransportandtheneedtodotochangethewayinordertomeettheneedsofmoderneconomy"."
Keywords:theneweconomy;monetarypolicy;economicgrowth
前言
本文重在探求新经济中货币政策是否还象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家解释的那么有效，进而探询如何运用货币政策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而不是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并从美国的经验中探寻中国货币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究竟什么是所谓的"新经济",新经济一词是从美国泊来的，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但又实实在在地在美国出现，而且迅速席卷世界。归纳起来，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以数字化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标志的技术变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识创新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个人信誉基础上的风险投资制度已经成熟，被投资者所认可；
互联网的普及速度超过了以往过去的任何发明，它以其开发性、可扩展性和互动性，迅速成为了客户需求的新平台，成为了一个新标准；
服务业替代制造业主宰产业发展；
全球化的各种规则开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动的摩擦；
资本市场是这一创新时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结构调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业社会中集中控制资源进行结构调整的方式已经过时；
在新经济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递增的轨道。这些新经济的趋势性特征涉及到技术、商业模式、客户标准、产业、规则和金融工具，它们综合贡献给了经济增长，构成经济增长的新要素，这些新要素正在改变着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从而构成了所谓的“新经济”。
而从传统经济学来看,经济的发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是主体随即错误的结果，所以政府在货币政策上不宜干预过多。而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经济周期是外部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所以货币政策对于克服危机，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是大有裨益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周期的发展是政治压力的结果，所以在货币政策上趋向于比新凯恩斯主义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为具体的运行，我觉得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的趋向不是明显的偏向于一种派别的，而是一种综合各种观点杂糅的体系。在强有力的实现对经济的预期良性运行的控制的同时，尽量采取比较含蓄的，市场化方式。这种理念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对经济部分失去发展表示忧虑。并认为美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是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使企业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无法使企业的损失在市场中得到弥补。而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由金融资产缩水导致的家庭和企业的支出疲软。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担心美国经济趋向硬着陆，格氏此番抚藉言语正中他们的下怀。美国经济减缓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术股泡沫显然已破灭。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对近期任何经济数据都不应该大惊小怪，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正是必要的。几年来，需求一直超过供应。美联储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形势，防止通胀上升，1999年中期来已将利率提至6．5％，累计加息幅度达1．75％。格林斯潘似乎认为随着股价下降，金融市场趋紧抑制了消费者支出，经济正走上软着陆的轨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话语刚出，萎靡的纳指马上大涨274点，创下近三十年的单日最大涨幅。且我们也曾经看到，格林斯潘在过去的美国所谓的新经济的高速列车行进中不时的用针尖刺破将要被吹涨的气球——通货膨胀的虚假繁荣。而我觉得他的行为正好暗合了萨缪尔森的用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与加速度原理对经济周期的假设——萨氏以为在边际消费趋向和加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总是上下波动。那么，一旦边际消费发生改变，经济的良性轨迹就极可能被改变。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渐的方式警告人们，什么时候有通胀的危险。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担心"软着陆"变成"硬着陆"。我个人认为仅凭这一点格林斯潘便称得上是金融监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见得？君不见八十年代的日本虽然经济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虚假繁荣背后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将在未来严重的侵害日本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费苦心的挤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无法拉升经济的起飞。而我们中国在经历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长中"通胀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经济的过热中，施行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其后虽然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现今的通货紧缩中，货币政策实行却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但我觉得与那时的过紧是有联系的。
而在今年，繁荣了十年的美国新经济也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我们观察美国经济的视角一般有三个：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费趋势；三是明年的投资趋势。而美联储在12月19日宣布维持现有利率不变。而很多经济学都认为利率下调是在所难免的，为什么联储没有行动呢？央行不愿意改变多年来谨慎的多看少动原则，他们要观察多年的高投入，生产率增长及股市走强是否发生了逆向转变并形成恶性循环。不过美联储也承认新经济的威胁已经由通胀变为疲软。而消费趋势离不开收入的预期，
我们知道在宏观经济学中有带动消费的财富效应。从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每年因股票和房产升值而使家庭财富平均每年上升2.26万亿美圆。而储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长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国国民的股票收入几乎为零或负增长，而今年初对于股市的高预期造成家庭贷款消费的上升，预期的不理性将使明年的消费减少。还有就是投资，自96年以来，信息技术与通信行业吸纳了大量的资金也使劳动生产率上升。新经济的低通胀高增长也要主要归功于资金支持——特别是在风险投资制度下的融资途径下的电信与高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从目前来看，这些行业投资已经近于饱和。
所以，新经济毕竟没有超越过去的工业革命，电气时代中所固有的经济周期的制约。高利率，利润下降，消费需求的收缩都是周期性的，少一点震荡，快一点复苏就是货币政策大有可为的地方了。经济减速的迹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阴影，这一事实仅仅提高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已有人担心格林斯潘讲话可能导致以下一种循环：由于投资者认为明年初会减息，导致股价上扬。但必须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费者支出的下降。问题在于，如果股市反弹过高，消费支出仍将强劲，如此，就不会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这样今天的货币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尽管美联储可能调控美国经济，使之软着陆，投资者同时也明白美联储任务的难度之大。历史经验显示，事实上央行是鲜难做到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处于增长减缓中的经济比繁荣强劲的经济更不堪经受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增长减速会使各种经济、金融失衡状况暴露无疑。随着增长减速，原先那种以为利润会永远增长、股价会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费将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同时，悲观情绪也可能过度。今后的风险在于，美国的实际高投入、大幅提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增长、股市走强等一系列良性循环会变为恶性循环。出现这种情况，美联储就需要采取减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对新经济的新，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可以认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连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国银行家协会成立125周年的纪念大会发表的演讲中认为，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已经导致美国现有的许多银行监管条例显得十分陈旧和过时。
同时，他呼吁发达国家应该紧密合作，修订各国现存的银行监管条例以适应在新经济中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的各项金融交易活动。但是，格林斯潘也没有提出如何修订银行法规的建议。他只是强调，目前的银行监管部门在实行监管行动时更多地依靠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自律性，运用条规开展监管活动效果大不如前。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从银行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加强对银行的监督管理应该始终作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这是银行发展历史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一条千真万确的关键的经验和教训。”格林斯潘对去年出台的银行业监管改革法案大加赞美，并指出这是“通向未来变化道路上的一面开路旗帜而已”。他还认为，全球所有的银行监管部门都会发现现有规定条例的改革势在必行。根据格林斯潘的估计，将来监管部门会将注意力从考虑银行的债务比例转向发现银行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格林斯潘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之中，要求监管部门能够不断调整以适应新变化。同时，随着新经济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统变化的日新月异，要求监管部门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相当准确的反应和行动，否则经济形势将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演变。正是这种情况，要求银行监管条例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国新经济的"剪不断，理还乱"后，再想想咋们亚洲和中国，其实发展水平还低了许多，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吸取教训，将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当年，就在美国新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亚洲却出现了经济危机，这意味着东亚的以产量为目标的“集中干预型”资源配置方式的失灵，传统产能大规模过剩。中国则在工业化还未完成的时候，又赶上了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政府还有很多集中配置资源的要求，如西部大开发。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从货币政策来看，既有贷款的优惠，也有大量的特别国债；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知识时代提出的创新问题。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调整必须与国际调整的趋势相一致。中国的各种产业从汽车到住房，实际上连基础设施都有产能过剩问题，而现在中国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础设施外，已经没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资源突破产业瓶颈的老办法在现时条件下已无处着力，是改变配置资源方式的时候了——应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高层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间创新的动力上，比如减免知识型创新企业所得税等类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还要在有利于新经济成长的软环境建设方面加强，以求有更多的知识创新企业在本地区成长，带动经济从旧到新的转变。
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推动技术变革和产业重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国一方面要实现工业化，承接生产力的转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术创新时代，积极改变国内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中国1999和2000年初资本市场中股市的两次快速攀升都与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有关，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做出了最积极的反映，这也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在调整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当然，这也与借鉴美国新经济中的明显的财富效应的政府行为有关系。但是，由于没有二板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空间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进行并购调整结构的手段也就不足，如无法在资本市场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业退出产能等，从而使得结构调整缓慢。
新经济的概念是与网络化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新经济将带来更先进的交易设备和交易手段，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金融产业在这个大趋势下必须要面对新的挑战。一方面，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必须给金融产业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经济大大增加了金融产业的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又要求我们中国政府加强对金融产业的监管。事实上，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我觉得这对于我国来说尚有一定的优势——集计划与市场于一体的货币政策或许会比较有效。
新经济下金融产业发展的另一个趋势是各大证券交易所的合并，纽约、日本和香
扩展性财政政策范文5
而本文重在探求新经济中货币政策是否还象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家解释的那么有效，进而探询如何运用货币政策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而不是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并从美国的经验中探寻中国货币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究竟什么是所谓的"新经济",新经济一词是从美国泊来的，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但又实实在在地在美国出现，而且迅速席卷世界。归纳起来，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以数字化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标志的技术变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识创新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个人信誉基础上的风险投资制度已经成熟，被投资者所认可；
互联网的普及速度超过了以往过去的任何发明，它以其开发性、可扩展性和互动性，迅速成为了客户需求的新平台，成为了一个新标准；
服务业替代制造业主宰产业发展；
全球化的各种规则开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动的摩擦；
资本市场是这一创新时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结构调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业社会中集中控制资源进行结构调整的方式已经过时；
在新经济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递增的轨道。这些新经济的趋势性特征涉及到技术、商业模式、客户标准、产业、规则和金融工具，它们综合贡献给了经济增长，构成经济增长的新要素，这些新要素正在改变着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从而构成了所谓的“新经济”。
而从传统经济学来看,经济的发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是主体随即错误的结果，所以政府在货币政策上不宜干预过多。而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经济周期是外部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所以货币政策对于克服危机，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是大有裨益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周期的发展是政治压力的结果，所以在货币政策上趋向于比新凯恩斯主义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为具体的运行，我觉得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的趋向不是明显的偏向于一种派别的，而是一种综合各种观点杂糅的体系。在强有力的实现对经济的预期良性运行的控制的同时，尽量采取比较含蓄的，市场化方式。这种理念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对经济部分失去发展表示忧虑。并认为美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是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使企业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无法使企业的损失在市场中得到弥补。而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由金融资产缩水导致的家庭和企业的支出疲软。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担心美国经济趋向硬着陆，格氏此番抚藉言语正中他们的下怀。美国经济减缓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术股泡沫显然已破灭。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对近期任何经济数据都不应该大惊小怪，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正是必要的。几年来，需求一直超过供应。美联储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形势，防止通胀上升，1999年中期来已将利率提至6．5％，累计加息幅度达1．75％。格林斯潘似乎认为随着股价下降，金融市场趋紧抑制了消费者支出，经济正走上软着陆的轨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话语刚出，萎靡的纳指马上大涨274点，创下近三十年的单日最大涨幅。
而且我们也曾经看到，格林斯潘在过去的美国所谓的新经济的高速列车行进中不时的用针尖刺破将要被吹涨的气球——通货膨胀的虚假繁荣。而我觉得他的行为正好暗合了萨缪尔森的用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与加速度原理对经济周期的假设——萨氏以为在边际消费趋向和加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总是上下波动。那么，一旦边际消费发生改变，经济的良性轨迹就极可能被改变。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渐的方式警告人们，什么时候有通胀的危险。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担心"软着陆"变成"硬着陆"。我个人认为仅凭这一点格林斯潘便称得上是金融监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见得？君不见八十年代的日本虽然经济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虚假繁荣背后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将在未来严重的侵害日本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费苦心的挤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无法拉升经济的起飞。而我们中国在经历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长中"通胀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经济的过热中，施行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其后虽然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现今的通货紧缩中，货币政策实行却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但我觉得与那时的过紧是有联系的。
而在今年，繁荣了十年的美国新经济也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我们观察美国经济的视角一般有三个：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费趋势；三是明年的投资趋势。而美联储在12月19日宣布维持现有利率不变。而很多经济学都认为利率下调是在所难免的，为什么联储没有行动呢？央行不愿意改变多年来谨慎的多看少动原则，他们要观察多年的高投入，生产率增长及股市走强是否发生了逆向转变并形成恶性循环。不过美联储也承认新经济的威胁已经由通胀变为疲软。而消费趋势离不开收入的预期，我们知道在宏观经济学中有带动消费的财富效应。从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每年因股票和房产升值而使家庭财富平均每年上升2.26万亿美圆。而储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长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国国民的股票收入几乎为零或负增长，而今年初对于股市的高预期造成家庭贷款消费的上升，预期的不理性将使明年的消费减少。还有就是投资，自96年以来，信息技术与通信行业吸纳了大量的资金也使劳动生产率上升。新经济的低通胀高增长也要主要归功于资金支持——特别是在风险投资制度下的融资途径下的电信与高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从目前来看，这些行业投资已经近于饱和。
所以，新经济毕竟没有超越过去的工业革命，电气时代中所固有的经济周期的制约。高利率，利润下降，消费需求的收缩都是周期性的，少一点震荡，快一点复苏就是货币政策大有可为的地方了。经济减速的迹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阴影，这一事实仅仅提高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已有人担心格林斯潘讲话可能导致以下一种循环：由于投资者认为明年初会减息，导致股价上扬。但必须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费者支出的下降。问题在于，如果股市反弹过高，消费支出仍将强劲，如此，就不会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这样今天的货币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尽管美联储可能调控美国经济，使之软着陆，投资者同时也明白美联储任务的难度之大。历史经验显示，事实上央行是鲜难做到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处于增长减缓中的经济比繁荣强劲的经济更不堪经受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增长减速会使各种经济、金融失衡状况暴露无疑。随着增长减速，原先那种以为利润会永远增长、股价会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费将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同时，悲观情绪也可能过度。今后的风险在于，美国的实际高投入、大幅提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增长、股市走强等一系列良性循环会变为恶性循环。出现这种情况，美联储就需要采取减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对新经济的新，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可以认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连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国银行家协会成立125周年的纪念大会发表的演讲中认为，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已经导致美国现有的许多银行监管条例显得十分陈旧和过时。
同时，他呼吁发达国家应该紧密合作，修订各国现存的银行监管条例以适应在新经济中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的各项金融交易活动。但是，格林斯潘也没有提出如何修订银行法规的建议。他只是强调，目前的银行监管部门在实行监管行动时更多地依靠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自律性，运用条规开展监管活动效果大不如前。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从银行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加强对银行的监督管理应该始终作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这是银行发展历史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一条千真万确的关键的经验和教训。”格林斯潘对去年出台的银行业监管改革法案大加赞美，并指出这是“通向未来变化道路上的一面开路旗帜而已”。他还认为，全球所有的银行监管部门都会发现现有规定条例的改革势在必行。根据格林斯潘的估计，将来监管部门会将注意力从考虑银行的债务比例转向发现银行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格林斯潘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之中，要求监管部门能够不断调整以适应新变化。同时，随着新经济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统变化的日新月异，要求监管部门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相当准确的反应和行动，否则经济形势将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演变。正是这种情况，要求银行监管条例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国新经济的"剪不断，理还乱"后，再想想咋们亚洲和中国，其实发展水平还低了许多，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吸取教训，将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当年，就在美国新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亚洲却出现了经济危机，这意味着东亚的以产量为目标的“集中干预型”资源配置方式的失灵，传统产能大规模过剩。中国则在工业化还未完成的时候，又赶上了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政府还有很多集中配置资源的要求，如西部大开发。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从货币政策来看，既有贷款的优惠，也有大量的特别国债；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知识时代提出的创新问题。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调整必须与国际调整的趋势相一致。中国的各种产业从汽车到住房，实际上连基础设施都有产能过剩问题，而现在中国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础设施外，已经没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资源突破产业瓶颈的老办法在现时条件下已无处着力，是改变配置资源方式的时候了——应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高层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间创新的动力上，比如减免知识型创新企业所得税等类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还要在有利于新经济成长的软环境建设方面加强，以求有更多的知识创新企业在本地区成长，带动经济从旧到新的转变。
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推动技术变革和产业重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国一方面要实现工业化，承接生产力的转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术创新时代，积极改变国内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中国1999和2000年初资本市场中股市的两次快速攀升都与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有关，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做出了最积极的反映，这也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在调整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当然，这也与借鉴美国新经济中的明显的财富效应的政府行为有关系。但是，由于没有二板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空间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进行并购调整结构的手段也就不足，如无法在资本市场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业退出产能等，从而使得结构调整缓慢。
新经济的概念是与网络化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新经济将带来更先进的交易设备和交易手段，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金融产业在这个大趋势下必须要面对新的挑战。一方面，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必须给金融产业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经济大大增加了金融产业的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又要求我们中国政府加强对金融产业的监管。事实上，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我觉得这对于我国来说尚有一定的优势——集计划与市场于一体的货币政策或许会比较有效。
扩展性财政政策范文6
・ 牵手房产商,结成战略联盟
・ 智能家居在对讲系统中的应用前景
・ 危机下的企业战略调整和市场规划
深圳市视得安罗格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总监 侯东山
对讲市场细分 服务及功能性需求凸显
伴随着房地产行情缓慢爬升,对讲市场发展也随之增长,但细分市场会提出更多的服务需求和功能性需求;市场在经历了纷杂产品的无序竞争后,大家对品牌与服务的关注会突出显现,竞争比拼的不仅仅是产品功能的满足,而是服务的及时性和系统的稳定性,即企业对品牌的负责任的态度。
视得安罗格朗与开发商的战略联盟合作数年前已经开始,现在双方的合作领域也更加深入,例如不同市场定位小区中的上万户大型联网项目;大型城区综合智能化建设以及未来五年乃至十年以上的智能化系统整合方面都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实际的合作,通过这种战略联盟,使对讲企业对未来房地产市场定位的把握上更加的准确,通过与战略合作伙伴的深入合作,从其设计、研发、市场定位等多角度的配合,引申到未来五至十年的房地产市场的合作,这才是企业战略的长远定位。
随着近几年来,家电、IT、对讲、电气领域国内外各类厂商不断进入智能家居市场。各大品牌不约而同的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智能家居”这一概念之上。“智能家居”开始成为可视对讲行业新的差异化概念。原因在于,可视对讲成为了智能家居的一个功能或者终端,功能、外观以及概念都有了延伸。
楼宇对讲行业进入智能家居行业,要选择合适的团队来销售合适的产品,还需要选择合适的方法与手段,也就是一个合适的宣传推广方案,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广告词、宣传册、成功案例、演示工具、体验样板间、电视、广播等多种宣传媒体、宣传方法来达到让合适的渠道自愿合作,让终端用户愿意购买我们的产品或服务的整体宣传方案。
各对讲厂商应当正视这种符合市场发展潮流的市场变化,同时在规范市场标准和技术支持服务上对我们的目标客户负责任,给整个智能家居行业带来的是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并让客户能够体验的综合享受型产品。
关注开发商的市场定位,适应市场的变化和需求,维持多品牌的市场需求定位,提升服务质量,保持我们对市场战略定位的延续性和严谨性、以及对市场一贯的规划策略,加强对内部员工的技术支持的培训,练好内功,更好地服务我们的销售市场,让我们的合作伙伴了解我们产品的不同市场定位。给我们的客户更加稳定的系统、更加专业的服务、更加及时的响应和更加有竞争力的产品市场需求。
福建省冠林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朱莹
从初级产品推广向品牌推广转变
2008年下半年和2009年年初的房地产市场是比较低迷的,的确也给楼宇对讲市场带来了一些影响。但今年上半年我们的业绩呈现稳中有升的势头,年初房地产市场出现了“小阳春” 开始逐渐回暖,随着国家一系列拉动内需政策的出台,一些宏观政策开始初见成效,让前两个季度的交货量都有所增长,因此我们对这个市场还是充满信心,此次房地产危机对安防业来说也是一次新的挑战和机遇,很多不规范的小企业、小作坊将被淘汰出局,整个行业将会面临重新洗牌。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多对讲厂商都在谋求自身的突破和发展,很多企业开始更加注重自身的品牌和企业形象,这对整个对讲行业来说都是一个促进,有利于整个行业脱离以往低水平、低层次的价格战、关系战等,从而朝着健康、积极、良性的方向发展。
对福建冠林来说,这也是一次实现跨越式飞跃发展的大好时机,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发展,冠林也迫切需要从初级的产品推广转变为更高层次的品牌推广。品牌建设做好了,企业的认知度能得到进一步提高,这样不仅有利于销售,做为有影响力的品牌,将更容易得到大型房地产商的认可,从而建立合作关系。和知名的房地产商合作,也反过来可以提升我们的品牌和品质,并保证销售量的持续增长。
随着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开始步入网络时代,数字化浪潮席卷了各行各业,楼宇对讲也逐渐朝着数字化、网络化的方向发展,它不再只扮演一个访客身份确认系统的角色,而是成为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集对讲、家居安防、家电控制、多媒体影音娱乐等为一体的智能化家居平台。
许多对讲厂商在数字化对讲的平台上将可视对讲系统扩展成为智能家居系统,组成一个由家庭安防、远程控制、家庭自动化、娱乐化、社区服务等系统组成的家庭综合管理平台。数字化对讲产品更注重产品的外观和制造工艺,在选材和设计上都更加的精美,以适合家居搭配,操作界面和使用都更具人性化和个性化,并有可能发展成为继电脑等数码产品后进入人们家庭生活的又一高科技产品。
当前智能家居行业在标准化接口和通讯协议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各个厂商各自为政,彼此的产品不能兼容,为智能家居的普及留下了很大的障碍。因此,冠林正在积极参与关于国家智能家居产品技术规范的制定,希望这一标准能早日出台,促进整个智能家居行业的健康发展,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走进智能化住宅,成为智能家居的主人。
厦门市振威安全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营销中心总经理助理 郑斌
构建更为完善的营销服务体系
受楼市回暖影响,2009年上半年对讲市场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当然,我们也应当理性的认识到,这一市场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原本受压制的刚性需求在短时间内集中释放的结果,并不能如实反映楼宇对讲的用户需求。随着房地产行业的理性回归,相信楼宇对讲行业也将会回归平稳。另一方面,随着对讲产品用户需求的不断提升,市场也正不断步入成熟,行业所蕴藏的市场潜力巨大。
消费层次方面,对讲产品将由占据中档消费主力的黑白可视对讲逐步转向趋于更高档次的彩色可视对讲产品,并逐渐呈现出选用大屏幕产品的趋势,较之以往,需求层次有了很大的提升。
技术层面上,楼宇对讲的半数字化、全数字化TCP/IP技术已经被大力推广及应用,从而使产品逐步从原有的模拟传输走向了数字传输的过程,从功能上更大的实现了智能家居等功能。同时更多的项目需求倾向多功能的集成产品,楼宇对讲产品将实现更多功能,如电梯控制、图像过程存储、留影留言等多种功能的集成。
从产品外观上来说,楼宇对讲产品已从原来的一种功能性的安防产品转向为家居装饰的时尚品,因此现在的产品外观工艺设计方面讲究外表美观时尚,要求超薄、大屏幕显示、造型多样化等特点。同时外观工艺方面也注重产品的模具细节,注重人机一体的视觉感观。
此外,从市场渠道来看,由原来市场的城市化逐步走向二三级以下的城市,市场重心的下移,要求所有的对讲厂家需要构建更完善的营销服务体系,能够为更细化的终端客户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
智能家居囿于技术、价格、市场等方面的原因,多年来始终在市场低位徘徊,由于前几年国内的产品技术还不够完善,要想实现智能家居功能选用的多为国外产品,其直接衍生出的价格偏高等因素也致使智能家居难以实现大范围的推广应用。
近年来,在楼宇对讲厂家技术投入的作用下,楼宇对讲产品正日趋走向与智能家居功能的有机结合,这从整体上大大降低了智能家居功能的实现成本。加之,智能家居系统的技术和稳定性方面的不断提升,智能家居功能在楼宇对讲产品中的全面应用也逐渐成为现实。较之以往,现阶段智能家居的功能性需求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地产商和集成商开始密切关注智能家居。
对讲厂家利用好自身日趋成熟的楼宇对讲客户资源和渠道网络优势,定能将智能家居的应用推上一个新的台阶,为普及智能家居提供强大的市场推动力。
对于外部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企业也需要积极建立完善内部机制。面对去年“寒冬”和今年“暖春”出现的市场需求波动的情况,振威公司及时调整了经营策略,加强大客户服务部的职能和功效,积极与全国各大地产商进行接触与沟通,实现与各大地产商的强强联合;同时强化人力资源的配备,以强有力的专业化队伍介入终端市场,为终端用户提供细致完善的销售和技术服务。产品技术方面,则拓展新外观、新模具的开发,为客户提供多样化的产品选择,定制化服务满足多方市场需求,并加强与国际知名企业的技术合作,不断提升核心技术竞争力。
厦门狄耐克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 缪国栋
战略调整 技术创新 全面满足市场需求
在过去的半年里,楼宇对讲市场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磨砺与考验后,随着房地产市场新一轮的升温,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预计,在房地产市场的逐步复苏和国家财政政策适度宽松的支持下,楼宇对讲市场将会逐步回补因经济危机产生的需求滞后,我们看好楼宇对讲市场接下来的发展走势,当然,在这过程中也面临着许多不确定因素的挑战,因此,可以说机会与挑战仍然并存。
分析目前的对讲市场,首先,从普及率上来看,无论是普通住宅、经济适用房、商住房到中小城市的民用住宅几乎都配上了楼宇对讲产品,人们对楼宇对讲系统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其次,从需求层次上来看,受经济环境的影响,中低端住宅对楼宇对讲产品的需求受到抑制,原本计划选用数字对讲产品的住宅,最终选用了普通模拟彩色对讲,原本打算选用彩色对讲的住宅,则选择了黑白对讲系统,这都是经济萧条环境下开发商对楼盘造价的控制措施,而与此不同的是,高端住宅对楼宇对讲却呈现出相当活跃的需求,数字社区和智能家居被纷纷列入高端住宅的智能化设计中,因此今年的对讲需求两级分化现象较为明显。
随着楼宇对讲纳入现代住宅的必备设施,楼宇对讲厂商与地产商之间的合作也更加紧密,从行业合作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楼宇对讲厂商与地产商之间的合作使得楼宇厂商的竞争力得到提升,我们知道,从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几大知名地产几乎占领了全国近一半的开发楼盘,这无疑提升了与之结盟的楼宇对讲厂家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楼宇对讲行业内至今仍未形成完全统一的标准,市场上各种对讲产品品质参差不齐,选用品牌知名度高、性能稳定的对讲产品,对地产商来说也是对其楼盘品质的保障措施。因此,从长远来看,这种部品供应商与开发商之间的战略联盟将是双赢的合作,对未来楼宇对讲产业化的发展将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智能家居与对讲产品都是以家庭用户作为目标用户,两者的相互融合是数字网络技术和智能家居技术发展的必然。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楼宇对讲已经不再只是为简单的呼叫、开锁而安装,它承载了楼宇对讲、安防报警、家居控制、家庭娱乐等在内的多功能、个性化综合家庭管理内涵并逐步渗透到居民生活的每个细节。目前,对讲厂商通过采用自主研发或厂商合作的方式,将智能家居技术应用到楼宇对讲领域,此项应用受到了众多地产商和消费者的欢迎,从中也透射出人们对智能家居的巨大潜在需求。可以说,智能家居成为了楼宇对讲行业向着科技化发展的支撑技术。对讲厂商涉入智能家居领域,极大促进了住宅产业智能化的发展,让智能家居的从少数高端消费群快速扩大到千家万户。
针对楼宇对讲普及率的增长和需求差异的现象,狄耐克从战略角度做了调整,首先,加强了中低端市场的渠道建设,为进一步扩大市场面,建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作出积极的努力。其次,强调技术创新,我们在今年陆续推出全数字智能家居800系统、无线可视对讲系统、家庭智能终端等高端数字智能化产品,满足高端市场的需求。其三、加深与知名地产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升企业的竞争力,树立产品稳定、技术先进、服务良好的品牌形象。
深圳市TCL高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市场部经理 郑冠华
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走得更远、更好
在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一些开发商的项目进度受到了影响,在我们所跟进的项目中,设备的选定时间也是有所延长,产品定位也相对调低。有些是从国外设备变成国内产品、有些是一线品牌改成二三线品牌、更有些直接从数字产品改成了模拟黑白产品。但是对讲设备是楼宇必须采用的系统,而从长远考虑,数字系统的优越性包括:档次、品质、布线便利性及后期的扩展性考虑,数字对讲系统仍然有无可比拟的优势。而且较之模拟系统,采用TCL数字系统每平米的造价成本实际上并不会产生太多的额外支持。因此在我们看来,数字对讲产品在今年仍然有一个非常大的增量,初步判断至少是去年三至五倍。随着地产环境的回暖,将会有更多的地产开发商来选用数字对讲产品。在这样的环境刺激下,越来越多的公司参与到了数字可视对讲的行业中来,也涌现出越多的新功能、新概念。竞争也是不断加剧,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立足产品本身,把产品做的更好。金融危机带来的另一方面影响就是优胜劣汰的竞争,我们只有让自己的产品更加完善,性价比更高,才可以在这场“优胜劣汰”中就能够走得更远,也会走得更好。
厂商联合地产商共同合作,是双方规模扩大产生的效应。一般大型地产商每年都要开发很多项目,这就要求了他们需要选定产品质量稳定、性价比高的产品,以减少前期的选型测试流程,同时形成集团采购,更有话语权,成本也就更低。而厂商为了寻找稳定的出货渠道,加快现金流的周转速度,同时扩大在市场上的影响力,也愿意以更低的价格与大型地产商达成战略合作。最终这种模式将越来越常见,应用的产品范围也更广。
但是市场的需求是不断在变化的,尤其突出的是各个不同的客户对数字化的产品接受程度的提升,以及各种各样需求的突显。这些个性化的需求对数字对讲厂家是个严格的考验。首先,小厂家或是没有足够的研发实力去支撑定制开发,或是通过购买方案的方式实现,响应速度自然非常慢,难以满足客户需求;其次,国外的厂家不可能针对小批量的产品进行底层软件的修改。在此形势下,具备实力的国内品牌厂家才能充分的满足到日益多变的客户需求。
智能家居产品的范围非常广,任何与智能相关的住宅产品都可以归纳到智能家居范畴,但现实的情况又是不可能由一个公司可以把所有的技术都给以实现并市场化;每个公司都有自身的短板和强项,因此寻求与自身相匹配的厂商达成合作,形成合作联盟,共同开拓市场,实现资源的共享是必然之路。
应用方面,随着3G技术的不断成熟,会有更多的功能应用到家庭里面,TCL很早之前就在进行数字家庭的技术储备,数字可视对讲产品也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才正式推出市场,在未来的智能家居领域,将会整合更多的高精尖技术融入到数字家庭生活中去。
对讲厂家如果还只是单纯的去做对讲产品,市场道路只会越来越窄,毕竟技术是发展的,最终走的是大融合的道路,只有基于目前的技术不断革新进取,才能长远的发展下去。家庭智能化应用中,因为不间断的待机状态、家庭的必须品的特殊形态,可视对讲是最适合作为“心脏”部件的。这就必然要求对讲厂商要有足够的综合实力去满足日益增加的智能化应用,成为提供各种服务的平台。势必推动国内智能家居行业标准的制定进程,实现统一的标准下,不同品牌的产品共存。
深圳市来邦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部经理 洪炜
销售模式调整应对市场变化
上半年红火的楼市价量齐升,很大程度上是刚性需求所致,这同样也是一个去库存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房地产公司可以通过去库存化回笼资金,投入到新的楼盘建设当中。楼宇对讲作为房地产的标配产品,楼盘销售升温对楼宇对讲的成长有积极促进作用。
半数字化对讲系统成功解决了小区联网和不易干扰等模拟对讲系统联网存在的主要问题,增加的成本对整个楼宇对讲系统而言却微乎其微。目前半数字楼宇对讲系统,即单元内模拟系统,联网部分数字系统成为很多楼盘的首选。网络楼宇可视对讲系统功能强劲,布线简单,系统稳定等特点,越来越多被客户接受;主要用于住宅小区、别墅、办公楼宇等场所。基于局域网,以TCP/IP协议传输视频、音频和多种控制信号,易于网络连接和访问。采用嵌入式硬件平台和嵌入式操作系统,图像编码采用H.263、H.264压缩标准,音频采用G.711、G.726压缩标准,有别于传统模拟楼宇可视对讲系统。
房地产行业在中国不过十多年的时间,智能化系统在楼盘的整体成本中所占份额还比较少,房产商对其的开发经验不多,智能化占地产楼盘直接成本在3―8%不等,楼宇对讲占智能化成本60%以上。以往的楼宇对讲渠道基本上“厂家-商-集成商-地产公司”。随着地产公司开发楼盘不断增多,成本控制随着地产开发经验增多而越发强力,因此“甲购”成为事实。地产集团选择“甲购”缩短渠道,降低成本,楼宇对讲厂家也同样需要适应市场变化,在目前的市场环境下,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楼宇对讲现在作为楼盘的标配,以往只能实现可视对讲开锁,使用率很低。室内机集成智能家居功能是提高室内机的使用率很重要的一方面。厂家对智能化有引导的义务,也有适应开拓市场的动力。来邦公司2009年加大产品开发和增强市场开拓力度,相继开发了网络楼宇可视对讲系统和网络对讲系统,并将在全国11个中心城市巡展。保证了来邦在经济危机情况下销售额的继续增长。
麦驰
深圳市麦驰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研发副总经理许益美
对讲市场之于楼市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金融风暴确实给这个行业的海外需求产生很大的冲击,但是海外市场的产品定位和国内市场有不同的侧重点:单户型、别墅型产品是海外客户需求重点。而国内的重点在联网型可视对讲系统产品方面。麦驰公司在产品开发规划时充分考虑到这一需求特点,针对海外市场开发出多款功能丰富实用、外观时尚、性价比高的产品,确保了麦驰海外市场的竞争优势。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可视对讲从模拟向IP数字化的发展成为必然,从有线走向无线也是该系统产品发展的大趋所势并无法逆转。所以可视对讲产品的移动化、数字化、系统信息传输协议的标准化、多功能集成化以及基于互联网资源的增值服务等必须作为每个厂商在产品规化时首要考虑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