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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经济政策范文1
关键词：经济民族主义；俄罗斯东部；经济开发战略
中图分类号：F1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9)06－0040－04
一、引言
俄罗斯东部地区主要包括西伯利亚联邦区和远东联邦区，与我国东北地区毗邻。在苏联时期，该国政界人士秉持追求地区发展平衡的政治理念，凭借行政手段来降低以列宁格勒(圣彼得堡)为中心的传统工业区在全苏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推动生产区向东部的转移。这种漠视国内差距(domestic disparities)而一味抑制竞争以强行拉齐各个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水平的做法，反而导致空间低效(spatial inefficiency)的愈演愈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探索之旅即告开启。尽管俄有希望通过尊重市场作用、发挥竞争机制来求取效率、促进增长的决心，但对市场和竞争的错误理解与实践却造成其国内各地区在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方面的差距不断拉大，而此前一直因循指令经济模式来保持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的东部地区所面临的形势尤显艰困。
与俄罗斯在外交方面的定位波折相契合，它的经济政策在转型过程中也经历了先以西方为师、重视欧洲到“重新发现”亚洲的思路调整。师法西方表现为对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的机械模仿，主张俄罗斯经济转型必须遵从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而这种一边倒政策的“集大成者”就是“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这剂追求快速、整体的私有化猛药，非但未能使俄罗斯经济转型“毕其功于一役”，反而使得俄罗斯经济在20世纪90年生全面衰退，人民生活水平随之骤降。而这种激进改革虽然落幕，但其催生出一批利用私有化改革，通过寻租行为来廉价攫取原国有资产从而实现财富极大化的财团企业和特权阶层。从叶利钦时代直至今天，结合政治权力与垄断资本的工业财团仍然对俄罗斯经济政策走势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之所以回望亚洲则是立足于俄罗斯的地缘现实。从表面来看，这源于俄罗斯早已有之的传统思潮――“欧亚主义”，主张该国具有既不同于欧洲也区别于亚洲的超然性，是为“欧亚俄罗斯”。欧亚主义投射于俄经济政策层面而形成的主要诉求包括该国应该充分利用自身的地缘优势，善于抢搭欧亚经济快车，以实现本国经济振兴的“左右逢源”。然而，虽然欧盟是俄外资与技术输入的最大来源，但北约和欧盟东扩给俄加诸的安全环境压力，以及俄在尝试与欧盟进行一体化经济合作时所处的劣势地位，使得它意识到“不能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加强与亚洲国家的经济联系是分摊风险的必然选项。而最重要的是，俄担心其东部地区的长期积弱会威胁到该国的边疆稳定，当地如果沦为“地缘经济真空”地带，势必危及俄地缘政治利益及国家安全。再加上以中日韩等国组成的东北亚地区所焕发出的经济活力以及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趋势，也使俄看到了借助于外部力量来解决东部地区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希望。而东部地区本身在自然资源和科技实力等方面的原有基础也使其具备一定的合作诱因。由此，在经过几年的筹备酝酿之后，俄罗斯政府于2007年4月提出了东部地区开发战略。而开发政策的落实重点正是谋求推进俄罗斯东部地区与东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合作。
由上观之，无论是哪一项经济思路，究其实质，皆为俄罗斯“国家利益至上”思维的呈现：国家利益是经济活动的首要目标，经济活动必须为国家的建设目标和整体利益服务，亦即经济民族主义。而俄罗斯为此所采行的政策手段也反映出它摆脱了“休克疗法”所推崇的经济自由主义做法，而改用为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s)所成功实践的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这一手法，这些政策与战略皆带有强烈的经济民族主义色彩。本文从俄罗斯东部地区的开发战略来进行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对一体化的尺度效应分析，正是因为以这一地区为镜，可以管窥三类地理尺度(geographic scales)上的地理单元，(geographicunits)，亦即地方尺度(10cal scale)上的区域(area)，比如一个国家内部的省或州；全国尺度(national scale)上的国家(country)；以及国际尺度(international scale)上的地区(re－gion)。通过分析经济政策是如何作用于各类地理单元来探究其对致力于促进发展的一体化努力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具体来说，俄罗斯东部地区开发战略既是俄罗斯本国东西部区域平衡发展政策的组成部分，又是俄罗斯东部地区和中国东北地区在全国尺度上开展一体化合作的政策推手，同时也是俄罗斯融入东北亚乃至亚太经济～体化大潮的政策试验。而俄罗斯的经济民族主义诉求对这三个地理尺度上的一体化都产生了愿景良好却实效有限的尴尬效应，毗邻优势的发挥仍然面临诸多“瓶颈”。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对此加以分析，进而探寻对于一体化进程更具助推作用且行之有效的政策选项。
二、地理尺度效应的衡量基准：3D模式
经济转型或发展的地理维度(geographic dimensions)是指密度(density)，距离、(distance)和分工(division)，它们分别是人文地理(human geography)、自然地理(physical geog-raphy)和政治地理(political geography)的表征，构成了地理尺度效应的衡量基准。本文取这三个概念的英文首字母缩写，将它们统称为“3D模式”。其中，密度这一维度主要有助于分析经济政策对地方尺度的效应，具体表现为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所谓人口密度(population density)，指的是在一定时期内一定单位面积土地上的平均人口数，用以表示人口分布的密集程度。而经济密度(economicdensity)则用来反映一定时期内一定单位土地面积的总产出，其值等于GDP与土地总面积的比值，是检验土地利用率的重要指标。地方尺度的衡量通常在国内的一省或州之中进行，关注的是城镇与农村的经济发展和布局。而在区域这一地理单元之内，物理距离相对较近，文化和政治因素所导致的分工差异也较小。善用密度维度的政策挑战在于能否做到利用市场力量以鼓励集中(eoneentra-tion)，并促进城镇与乡村居民在收入水平上的趋同(conve-rgenee)。距离维度则主要与国家这一地理单元密切相关。这一维度具体表现为经济活动集中的主导区域(leadingareas)和落后区域(lagging areas)之间的距离。善用距离维
度的政策挑战在于能否帮助企业和工人缩短其与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高的区域的间隔。这就有必要依靠制度建设来增强劳动力流动性，通过基础设施投资来降低运输成本。分工维度对于国际尺度的地理单元互动而言最具分量。从全球范围来看，生产集中于少数地区的态势十分明显，这之中表现最为亮眼的是西欧、北美和东亚地区。在这几个地区，分工较为细化，专业化程度较高，由市场力量推动的一体化进程明显快于其他地区。尽管从直观来看，距离维度更能说明世界市场的准入条件。但是国境的不可渗透性和通货与管制的差异是比距离远近更为难以突破的一体化藩篱。国际分工的强化有助于缩短差异，进而提升一体化的发展水平。
地方尺度、全国尺度和国际尺度这三个地理尺度都揭示了区位与繁荣之间的关联性。它们共同蕴含一个潜在问题所形成的内在张力：人员在此地，生产在彼地。不同地理位置对于吸引人员和生产的速度与效果差异，决定了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地理差距。而3D模式中的每一维度，恰是衡量地理尺度效应的基准工具。
三、3D模式视域中的俄罗斯东部开发战略
(一)俄罗斯东部地区：三个地理尺度的凝结地
从地方尺度上来看，俄东部地区的城市化程度有限，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本来就不高。自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来，大量人员向更宜于生产的俄西部迁移。从全国尺度上来看，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产品的75％输入俄中部地区和独联体国家，而2000年，由于运输价格和能源价格的上涨，俄东部地区的对外经济活动几乎停滞了，有3／4的产品是用来满足本地区需求，对俄中部地区的供货缩减到10％。从国际尺度来看，其与毗邻的中国东北地区的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也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从2001年起，俄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势头重现。中国东北经济区对俄贸易整体快速跃升，激增几十个百分点，而直到2007年前后，中方在中俄贸易中一直处于逆差积累之中。中国已占俄罗斯东部地区外贸总额的28％。此外，俄还一直寻求密切同韩国和日本的经济联系，希望搭上东北亚经济快车进而融入亚太一体化经济。
(二)主观构想：俄罗斯东部开发战略的具体内容
在普京总统任内，俄罗斯日渐重视西伯利亚与远东的开发，试图依托该地区的自然资源、科技实力和交通设施来深化与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的一体化合作。从2000年年底到2007年8月，俄罗斯政府提出了一系列围绕东部大开发的战略构想，并进行了必要的制度准备。其中包括，制定《关于西伯利亚长期发展的构想》，修改和补充《1996－2005年和2010年前远东与外贝加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联邦专项纲要》，成立远东和外贝加尔地区发展问题委员会，以及批准了联邦专项纲要――《2013年前远东与外贝加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纲要》。由此，俄罗斯东部地区开发战略系统启动。概言之，这套方略力求通过与东北亚诸国的合作来建设和改造俄罗斯东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秩序。这种地区发展政策借鉴了外向型经济体的做法，其主旨在于推动出口贸易和吸引外部投资。结合该地区富含的大量自然资源和能源，利用外资的力量来建立更多与能源开发和输送相关的基础设施成为这套方略的重中之重。
(三)客观实际：俄罗斯东部开发的3D“瓶颈”
从密度维度来看，自苏联解体以来，本就地广人稀的东部地区又遭遇了人口大量流失，工业企业未能适应经济转轨的新形势而导致生产滑坡、经营状况恶化。而从1989年到2004年，几乎所有的新企业都选择了最为接近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区位，以便于融入世界市场。
从距离维度来看，俄罗斯广袤的东部地区与相对富庶发达的西部地区之间相隔的自然距离，自不必赘言。甚至有西方专家认为俄罗斯东部地区发展的唯一障碍就是其与本国主导区域的遥远距离，这也说明了东部很难通过与西部经济一体化来缩短发展距离，达到区域平衡。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俄罗斯政府积极从东北亚地区寻找经济合作机会的根源，指望由外力来促成内部的平衡。而俄罗斯东部地区虽然与中国东北地区毗邻，但是在交通运输方面仍然有相当大的改善空间，距离维度的问题依然存在。
从分工维度来看，俄罗斯东部地区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苏联时期所奠定的技术和工业基础。但是在经济转型期，俄罗斯这个昔日超级大国的衣钵继承者在对外贸易方面呈现出“第三世界化”的趋势。靠向欧洲和东北亚国家出售能源来赚取外汇成为弥补本国财政赤字的重要收入来源。俄东部地区原有的产业优势一无发挥空间；再则，当地恶劣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得能源资源的开采很难在短期内快速收效，须不断投入大量资金，改进技术条件才行。
综上所述，俄罗斯东部开发战略如果真要行之有效，必须充分意识到上述的3D"瓶颈”，切实从化解这些问题的角度人手。但是，在开发战略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俄罗斯经济民族主义的政策倾向反而成为更大的发展“瓶颈”。
四、俄东部开发战略中的经济民族主义倾向对一体化的尺度效应
按照经济地理学的观点，俄经济活动在地理分布上的失衡格局极为明显。相对于西部地区而言，东部地区在俄经济版图上处于边缘地位。俄东部地区的工业基础建立于全国经济一盘棋的计划经济时代，而东部的主要经济使命是为西部中心地区提供能源。随着俄经济朝市场化方向转轨，这种格局日渐趋近于保罗・克鲁格曼(PaalKrugman)所建构的“中心一边缘模型”(CP Model)。这个模型的内在逻辑在于空间集中(spatial concentration)的自我强化，揭示的是一种以彼此间联系为基础且不断自我强化的经济聚集。也就是说，企业必然希望将它们的生产定位于最大的市场，以此来节省运输费用与远距离销售等其他各项成本。然而，市场规模取决于当地拥有多少企业。而企业是否选择进驻的依据在于当地的常住居民数量以及他们的收入水平。反过来，企业数量的多寡又决定了当地能提供多少工作岗位。而就业状况的优劣又是当地居民选择留守还是迁移的主要考量。
从地方尺度来看，俄东部地区的特点可以简要概括为如下三点：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在计划经济时代，该地区从企业数量、居民数量和收入水平以及经济规划与部署等，都受控于中央行政指令。远东地区就是国家财政重点支持的地区，居民的工资、津贴和住房等政策都相对优厚，而这种发展局面在转轨时期已难以为继。由于体制束缚与气候等自然条件的限制，俄东部地区的日用消费品自给率很低，该地区的进口商品大多数为日用生活品和轻工产品。计划经济时期围绕资源开采而形成的重工业布局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该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即使在农村中也有约三分之一的居民并非农业人口，这也限制了当地的农业发展水平。乍看起来，经济民族主义倾向对地方尺度上的区域单元所施与的效应并不显著，但回溯历史，依然可以发现一些痕迹。自有人口统计
以来，俄东部地区就处于劳动力稀缺的状态。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政府加速向该地区移民以进行资源开发。而在斯大林主政时期，当地所建立的一些劳动营，就是主要由“被清洗分子”组成，而犹太人等少数民族也被强制迁至此地。可以说，东部地区在苏联时期的开发战略就已经具有了民族主义色彩。
民族经济政策范文2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创业民主是以创业组织为基本经济单位的经济民主，是民主原则向经济领域创业组织之延伸和扩张。本文以杭州市科技创新、文化创意创业组织为例，对组织内部治理层面、作为组织互动层面以及作为组织与政府部门互动层面的创业民主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把握创业民主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推进创业民主发展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 ：创业民主；经济民主
中图分类号：F27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5-0243-02
民主具有多面向的特征，它不仅是抽象的理论，宏大的政治蓝图，而且是具体的生活方式。正如萨托利所言，“通过建立不同的民主单位，可以从非政治或准政治的意义上来谈论民主，例如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社会民主和反映财富平等的经济民主等。”[1]可见，作为微观领域的生活民主、经济民主同样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部分，可以起到提升民众的政治认知能力、政治行动能力、共同体意识以及认同感。而在经济民主中，创业组织作为一种最主要的单位，其组织内部民主程度、作为组织互动平台的行业协会的民主程度，以及组织借助行业协会与政府互动的民主程度都将对整个社会领域的民主发展和社会治理产生巨大影响。因此，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努力把握创业民主在当前的发展状况，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无疑对促进基层民主建设与城市治理都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一、创业民主的理论渊源与内涵
创业民主的研究源自于经济民主研究。早在巴黎公社结束后，马克思就认为“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2]他主张通过劳动者的经济解放，即“劳动者主权”来建立劳动者“自由联合体”。当代西方政治学者达尔指出：“如果民主有正当理由统治一个国家，那么，它一定也有正当理由统治经济社会”，“在经济企业中，为了满足民主的标准，公司的公民必须拥有平等的投票权，而且民主治理企业的原则将排除和确保实践中大量减少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敌对和对立关系。”[3]科恩则对经济民主给出了精确的定义，他称“经济民主就是经济领域的民主，当社会成员有权选择他们所要追求的经济目标及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时，就算有了经济民主”[4]。萨托利则主张“经济民主的政策目标是重新支配财富并使经济机会与条件平等化。”[5]可见，西方学者更多地是从微观层面来研究经济民主，即选择企业组织这一微观经济单位为研究单元，主张把政治民主原则运用于企业组织的决策、管理、监督以及分配等一系列治理过程中来。我国学者则主张经济民主的“微观—宏观”研究，例如，蒋一苇认为“从经济组织的角度看，它的实质是实现经济民主，即把经济行为的主题由个体转化为群体。宏观经济依靠人民民主决策，使其符合劳动者的整体利益。微观经济更是依靠劳动者的自由联合、自由经营而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6]。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也指出，“宏观上讲，经济民主是将现代民主国家的统治原则——‘人民主权’贯彻到经济领域，使各项经济制度安排依据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建立和调整。微观上讲，经济民主旨在促进企业内部与企业之间观测‘后福特主义’的民主管理和民主协商，依赖管理者的创造性提高经济效率”[7]。基于以上中西方学者对经济民主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所谓创业民主就是以创业组织为基本经济单位的经济民主，是民主原则向经济领域的创业组织之延伸和扩张，是在创业组织内部治理和外部互动两个层面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民主分配活动。创业民主的内涵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组织内部治理层面的创业民主，它是创业组织成员运用民主原则来实施决策、管理、监督和分配等组织治理。二是作为组织互动层面的创业民主，它是创业组织通过行业协会来进行的，依据民主原则开展的互动。三是作为组织与政府部门互动层面的创业民主，它是借助行业协会这一中介组织，运用民主原则而进行的互动。
二、创业民主发展状况与困境
为了解我国当前创民民主发展状况，我们选择杭州市主要城区的科技创新或文化创意产业园中的创业企业为调研对象。并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发出问卷300份，回收问卷296份，回收率99%，其中，有效问卷233份，占比79%，问卷容量为233。
（一）创业组织的基本发展状况
创业组织，是指在一位或多位创始人的领导下，以创业为目的而组建的经济组织。随着我国对鼓励和支持自主创业政策支持力度的加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投入到创业中来，创业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在经济领域出现。创业组织逐渐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微观经济单位，对繁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高社会就业率以及满足人们多样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需求发挥着重要作用。经过调查发现杭州创业组织主要有以下四个特征：第一，规模较小，76%多一点的创业组织都在10人左右；第二，年均收益较低，78.4%的创业组织年均收益在400万以下；第三，成立年限时间不长，76.4%的创业组织的成立年限在8年以下；第四，从事的行业领域相对集中，84.6%的创业组织从事第三产业中的科技创新或文化创意行业。
（二）创业民主发展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首先，从创业组织内部民主发展状况来看，我们发现，组织创始人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问卷题目“您所在的创业组织决定扩大经营规模、启动新项目等重大事务的方式是？”的分析结果中可以看出，大部分创始人在创业组织中仍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虽然很多创始人引进了民主的制度，但权力并没有被分散，而是形成以创始人为中心的决策模式。而从组织规模、成立年限、和年均收益三个重要因素来分析其对创业组织内部的影响来看，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年均收益的增长或成立年限的增加，创始人在创业组织内部民主的作用逐渐被弱化，协商讨论等民主原则和民主方式将进一步扩大和强化。
其次，作为行业协会层面的创业民主实践呈现出“精英化”倾向和代表制取向发展趋向。在回答问题“如果行业协会在日常管理活动中，（如财政支出、场地安排等）发生分歧时，更倾向于采取哪种方式解决？”时，67.3%的协会是由理事会来解决分歧问题、24.5%的协会是由全体成员来解决分歧问题。可以很明显地看出，行业协会在日常管理活动中实施民主决策时，更多的是把决策的权限，即民主的范围扩展到理事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协商或讨论等形式。只有小部分的行业协会民主是涉及到了协会中的所有成员，大部分仍是止于理事会。行业协会民主发展的“精英化”倾向和代表制取向是由那些因素造成，创业组织的组织规模、年均收益和成立年限是否对行业协会民主发展有影响？通过分析，我们发现，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或年均收益的增长或成立年限的增加，这种趋势得到一定的遏制，“协商讨论”的民主方式受到愈加重视，但是行业协会内部的直接民主发展持续停留在较低水平。
再次，在作为创业组织与政府民主互动层面的创业民主实践中，因为需要借助社会中介组织而进行民主互动，行业协会会长或理事会的影响要明显大于一般成员的影响。在回答问题“当有关政府部门就行业发展政策或行业规范的制定向行业协会征求意见时，行业协会采取哪种方式向相关部门提议”时，接近60%的行业协会选择由协会理事会成员商讨提议，其次为协会会长向相关部门提议，其余的方式比例均不足10%。就其影响因素来看，虽然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年均收益的增长或成立年限的增加，二者的作用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但是，二者对创业民主实践的影响依然不容忽视，此外，创业民主的“商讨色彩”逐渐浓烈，“商讨”作为一种民主方式备受青睐。
三、推动和改善创业民主的对策分析
基于以上实证分析，针对目前创业民主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了四条相应的对策：
第一，国家应加强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促进和鼓励创业组织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针对创业组织的发展现状，地方政府应依据国家政策细化具体运行的规范与措施，从而不断地促进创业组织的发展壮大，更好地促进创业民主的发展。
第二，地方政府鼓励和推动创业组织进行企业民主制度和文化建设，一方面要铸造创业组织的“灵魂人物”，使其来凝聚团队成员，发挥团队合力。另一方面，伴随着创业组织的不断壮大，逐渐弱化创始人对创业组织的垄断性干预，充分发动创业组织成员广泛参与组织内部的民主活动，活跃组织内部民主氛围，做到集思广益，提高组织内部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水平。
第三，加强行业协会的规范化与制度化建设，强化行业协会自律，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中的中介桥梁作用。一方面，要防止行业协会的“民主失败”，即要遏制行业协会民主中的“精英化”“自利化”倾向和代表制取向；另一方面，要扩大行业协会普通成员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方面的权限和范围，通过鼓励行业协会普通成员的协商讨论来促进创业民主之发展。
第四，地方政府在充分借助于行业协会与创业组织进行互动沟通的同时，还应该采取多种渠道与方式，如政企创业创新民主恳谈会、民主听证会等，对拟出台的有关创业的重要政策和改革举措开门纳谏，广泛征求基层群众的意见建议。同时倾听来自创业组织的需求与建议，进而不断完善与创业组织的互动协商机制，增进双方的理解与沟通，实现和谐创业与民主创业，促进创业活力竞相迸发。
注释：
[1] [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8.
[3] Robert A .Dahl，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Berkeley：U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p100.
[4] [美]科恩.论民主[M].聂崇信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14-118。
[5] [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10.
[6] 蒋一苇.从企业本位到经济民主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66.
民族经济政策范文3
笔者的这种想法，很大程度上与当代西方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权威――罗伯特・吉尔平――不谋而合。在他眼里，基于自由市场之上的、对外开放和成功的国际经济有赖于稳定和友好的政治基础。因而，笔者在其撰写的《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一书中，受到很大启发。
一、跨国投资取决于双边政府的政策导向
由于国际贸易量增加和贸易越来越深入地渗透到各国社会中去，国际贸易愈发与社会生活水融。很多人认为，跨国公司是市场运作、贸易自由的自然产物，认为它可以摆脱政府的干预，独立一方，从事纯粹的世界性的市场行为。然而，各国政府，无论是母国还是东道国，却都总是想控制跨国公司的资产、左右跨国公司的战略，以求其能在本国付出代价最小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为本国谋取利益。
事实也正是如此，跨国公司能否顺利出征、能否长驱直入、能否站稳脚跟，又能否达到其扩大市场的最终目的，来自其母国和东道国在政策上的导向甚至决定作用不容忽视。
二、东道国--我的地盘听我的
印度由官方出面，命令可口可乐公司公布饮料配方；尼日利亚将英国石油公司收归国有……还有这样一组数字，1960年，共有22个资本输出国的1535个公司在76个国家的511次行动中被征用；外国投资总额的12% 到1976年被东道国收归国有……从这些实例中不难看出，东道国为维护本国自身利益对跨国公司时常以各种方式或借口加以控制，而跨国公司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东道国的经济特征、现有的贸易壁垒、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它有多么开放，都不会容忍外国公司无限制地渗透到本国市场和经济中去。
我们固然承认这样的投资会给东道国带来诸多外溢效应，例如对本地工人的培训、转让技术、增加本地就业、带动民族经济发展、解决资金短缺问题等等。然而，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政策干预却是不无道理的：谁能保证外国的直接投资不会削弱甚至阻碍本国公司在同一行业竞争？谁能保证跨国公司的“定居”不会引起对国家安全及文化的威胁？谁又能保证这些“异乡客”不会冲击民族经济，不会侵害东道国的经济独立？所以说，东道国认真地权衡外国直接投资的利弊并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是无可厚非的。
东道国可以通过很多政治上的手段，来达到自身利益团体的政治目的，以最终为本国谋取最大限度的利益，诸如我们常听说的东道国对跨国公司施加的“业绩要求”、国家的产业限制等等。吉尔平也曾提到，“其中东道国施加的最为重要和最令跨国公司苦恼的要求是本地化程度……几乎每个东道国都谋求跨国公司的产品尽可能本地化”。很多国家会担心由于跨国公司母国政府的干涉而造成国家自的丧失；担心跨国公司的进入造成了和本国公司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因为外国公司通过补贴和工业政策得到母国政府得支持……基于这种种潜在威胁，东道国自然要凭借自身东道主的政治优势，限制跨国公司，至少限制到本国企业强大得足以能够抵挡外商竞争时为止，然后用这种方式刺激并带动本国附属产业的发展。
我的地盘听我的。引进外资对东道国来说，除了直接成本之外，还可能要付出间接成本。那么支付了成本的东道国政府必将在充分利用跨国公司想降低成本、占领市场的趋利心理的同时，适时地平衡好自己的政治环境、政治决策，既保护本国的相关领域，又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分得一杯羹。所以说，跨国公司要想摆脱东道国的政治干扰，无忧无虑的赚着自己的海外巨资，似乎是根本不可能的。
三、母国--我的财产我做主
从事跨国投资与经营的国际企业，其实不仅关注东道国的政治环境，他们对来自其母国的政治风险也丝毫不敢马虎。
90年代以来，很多企业为了能在全球市场上占据有利的竞争位置，都逐渐增加对外直接投资，或是为了更接近原料供应地，或是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抑或是为了寻找更具购买潜能的市场……总之是以求降低生产成本、拓展市场、谋取利润。这样的经济行为源于市场的驱使，它的自由性、随机性和不稳定性给母国政府必然带来不安。因为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解释，任何厂商的经营活动，都不能摆脱政府作为其“守夜人”的监督与服务，但跨国公司却使其经济行为游离于母国政府的监控之外，其结果是使母国的国家受到某种程度的侵蚀。因此，母国政府必然会采取措施，对到外国进行直接投资的跨国公司予以多方面的限制。
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意味着本国工厂向外转移？是否会削弱母国的经济基础？是否是慢性且变相的技术优势的遗失？又是否会引起母国相关产业的“产业空洞化”……虽然这些问题在长期范围内尚不得而知，但母国对这些跨国公司加强干预却是必要之举。
笔者认为，母国对它们的限制最主要体现在要求各跨国公司与本国的国家经济、政治利益保持高度一致。也就是说，无论跨国公司在世界市场上多么的国际化，它都要不折不扣地遵循来源国对它的政策要求，否则就可能在源头上丧失自。由于跨国公司是母国的“财产”，因而，无论是付出什么代价、做出多少牺牲，跨国公司都必须遵守母国的政策、与母国的政治立场保持一致、对母国产业结构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举个例子来说，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国不允许任何美跨国公司在伊拉克开展业务。于是，正值走向全球战略的摩托罗拉通信公司，虽然预计将在伊拉克获得巨大利益和广泛市场，可还是要不得有半点迟疑地与伊拉克断绝一切经济联系，只因为它是美国的公司，要听从美国的政策要求，与美国的立场保持一致。所以，到今天为止，虽然美国的通信公司在全球横扫千军，但在伊拉克的通信领域，仍只有一家法国公司。
我的财产我做主。母国对跨国公司进行限制和干预，是母国维护国家必不可少的行为，这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安全，而且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在母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上，政府主动采取各种措施，从而提高国内就业率、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防止“技术外溢”等等，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母国有这个权利来尽力维护自己的利益。而跨国公司是母国“财产”的一部分，它没有能力脱离母国的支配，即便因此造成损失，它也别无选择。
民族经济政策范文4
[论文摘要]国家经济主权主要体现在自然资源维护权、经济发展权、经济安全权等方面。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的经济主权受到了国际经济组织、跨国公司的挑战。国家必须从经济安全、化解外资风险、加强国际合作的角度维护经济主权。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给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认识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主权的内涵，正视其面临的挑战，采取措施维护经济主权，成为当前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为此，本文以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主权的体现为切入点，探讨经济主权面临的问题。
一、 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主权的内涵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的条件下，国家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革，随之而来的是，经济主权这个新概念得到广泛传播，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给予这个问题以高度的重视。在传统的政治安全以外，经济主权的提出表明国际关系的重点开始向经济领域转移，国家经济安全显得日益重要。
经济主权出现以来，对于其体现及其内涵有不同的理解。其中主要有四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从国家经济自然资源的角度来认识，具体表现在以下两种观点：一种是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的提法，即经济主权是指“所有公民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自由地处置他们的天然财富和资源的权利”…；另一种是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的观点，即经济主权是指“每个国家对其全部财富、自然资源和经济活动享有充分的永久的自主权”，“它包括拥有权、使用权 和处置权在内，并可自由行使此项主权”。二是从经济发展权的角度来认识，认为它是指“经济繁荣、科技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权益”。三是从国家处置内外经济关系的角度分析，认为“经济主权主要体现的是发钞、征税和各种经济政策的制定与调整”_4 J。四是从保护民族经济能力、保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谈经济主权问题，认为“国家经济主权主要是指国民经济完整权及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自主管理权。比如，如何调适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个人之间、国家与国际巨型投资之间的诸种关系等，都需要相关法律规范的确立、健全、完整和切实践行”。
以上人们对经济主权的认识，从不同侧面揭示了经济主权的表现及其内涵，它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人们对国家主权认识不断深化的产物，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笔者认为更为完善的提法应是，经济主权是国家主权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中的体现，是一国“所有公民为他们自己的目的自由地处置他们的财富和自然资源的权利”，“它主要体现在发钞征税和各种经济政策的制定与调整等方面”。笔者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主权的思考，也正是以此为基点，着重探讨发展中国家的主权问题。
二、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经济主权面临的问题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挑战是多领域的，最重要的是体现在经济主权方面，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面临更为严峻的问题。肯尼亚总统莫伊说：“经济全球化削弱了发展 中国家确立宏观经济政策 的自主权。”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影响力上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越来越多地涉足各国国内经济问题，这一切向国家经济主权提出了挑战。例如，一国的发展规划、债务、贫困、资源生态环境等越来越多地受到国际组织的干预。其次，国际经济机制的建立限制了民族国家的经济主权。例如由于当前国际上普遍采用市场经济体制，因此，绝大多数国家也必须在国内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否则，就会受到国际社会的限制和排斥。中国加入 WTO谈判受阻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西方 国家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市场经济的国家。同时，国家在决定本国经济体制时的决策权受到限制，要对同国际体制不相适应的外贸、金融、税收体制进行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再次，要参与经济全球化，国家就必须对外开放跨国公司如果投资于土地和资源，就会侵蚀一国的“自由处置他们天然财富和资本”的经济主权。另外，引进的资金技术也会影响一个国家对经济的调控力，从而影响国家经济的宏观决策权力。最后，随着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出现了“无国籍论”，再加上民族国家企业的所有权多元化，使国家经济主权保护本民族经济发展的能力弱化，国家经济主权 日益受到新的国际生产和国际分工的潜在威胁。此外，目前世界上大量人口的贫困化大范围的粮食危机，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超出了一个国家或部分国家的能力范围，必须通过所有国家的努力，包括“让渡”“自由处置天然财富和资源”的绝对经济主权。
三、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主权的维护
经济全球化给国家经济主权提出的挑战表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主权已成为国家主权的主要内容之一，维护国家主权最重要的是要注意维护国家的经济主权。首先，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经济安全概念出现于 20世纪80年代，到了20世纪90年代，伴随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 ，经济安全引起全球各国的重视。一般认为“所谓经济安全，指的是在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相区别的经济领域 里，各国为实现本国的经济独立、内部发展的可持续 、各个部门的平衡等 目标所确立的保障和过程，涉及金融安全、贸易安全、投资安全，避免世界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冲击，本国经济开放的速度和范围等内容”。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经济安全，国家的经济主权就无从谈起，维护经济安全就成为维护经济主权的重要任务。各国不仅在维护经济主权的考虑中，重视把经济安全战略纳入统一的国家整体安全战略之中而且都对经济安全保持了高度的戒备和警惕。越来越多的国家清醒地认识到“保障国家安全应把保障经济安全放在第一位”。参与经济全球化，意味着本国经济发展处于国际动态环境之中，政府调控难度加大，受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更深，不注意经济安全，世界经济动荡就会使国家经济陷入混乱。因此，各国都注意采取措施防范经济风险，维护经济主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更应注意防范外国资本投机，以保证国家经济安全。其次，化解外资风险。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国际资本流动量增大，各国都坚持对外开放，加大力度吸引外资。外资的大量涌入，为本国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解决了资金问题，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应，往往是一国的经济速度是数量型、粗放型增长，结果导致国家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资流入量，宏观经济决策力下降，使本国经济形成虚假泡沫，使国家陷入经济困境。爆发在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就与外资的流动有关，这个惨重的经验教训，使许多发展中国家认识到，在引进外资时，要重新审视经济增长方式，采取措施防止对外贤的依赖，尽量避免泡沫经济的出现。再次，注意进行国际合作。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国际间的经济联系不断增强，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事情，单靠自己一国的努力难以实现。经济安全往往和政治军事安全相互交织，日益成为跨国界的世界性的综合因素构成的复杂的整体。这就需要通过全世界不同发展程度、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共同合作，达成一致共识，共同努力。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必须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是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密切相关的，如果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得不到保障，也会影响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应注意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存性，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机制的重建和改革，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对话，不断提高维护经济安全和经济主权的能力。总之，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条件下，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日益重要，成为各主权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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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经济政策范文5
关键词：新重商主义；出口导向；经济民族主义；国家干预
“重商主义”是由亚当·斯密提出，后来用以描述16～17世纪的欧洲资本原始积累下的贸易扩张和重金主义，主要表明扩大出口以增加财富。“新重商主义”是由经济学家丹尼尔、麦金农、克鲁格曼、萨金特等用来描述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外贸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政策提出来的，现在也用来描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亚国家建立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及所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以体现新时期国家干预下的经济民族主义和出口导向政策的特征，以此区别于“重商主义”。
一、中国新重商主义的主要特征
1.出口导向扩大贸易顺差
出口导向是指以出口产品创汇来带动本国经济的发展，由于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且成本低廉，有利于产品和劳务输出， 因而形成了较高的贸易顺差。2006年中国外汇储备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2009年， 中国外汇储备总额首次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达到2.399万亿美元；2012年年末，中国外汇储备为3.31万亿美元，增长速度相当快，这得益于我国长期以来的出口导向战略。这种带有新重商主义性质的出口导向战略所创造出的贸易顺差为中国的发展积累了资本，高额外汇储备客观上表现出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是中国“新重商主义”模式的主要特征之一。
2.经济民族主义
张志梅曾指出：“民族主义是在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长期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 是对本民族文化、传统、利益等的认同， 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化的民族情感， 是为本民族求生存、求发展、求繁荣昌盛的集中体现。”“经济民族主义”主要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致力于发展民族经济， 维护国家的经济利益。从改革开放开始，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其实就是充当了经济民族主义下的“重商” 角色， 把经济发展放在国家各项工作的首位或重心， 这也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所表现出来的内容。同时，我们还强调拥有相同的意识形态，这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知道，中国带有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宣传，诸如“振兴经济，走向复兴之路”、“大国崛起，走向繁荣富强”、“中国梦，我的梦”等口号，还有《歌唱祖国》、《走进新时代》等具有励志性的歌曲，无不表现出中国经济民族主义具有的特点，这些都来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表现了民族经济发展的内容。
3.财政货币政策推动出口
为了刺激出口，中国长期实行出口退税、出口减税和出口奖励措施，通过这一措施，对货物实行出口退税减税，对有关企业实行亏损补贴，扶持企业走出去扩大出口，设立相关出口信贷鼓励出口。1994年1月，中国一次性汇率贬值，对美元的名义汇率长期保持在8.27 左右的水平，2005年实施了新的汇率制度，此后缓慢升值，从一定程度上还是表现出了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减轻了出口风险，利于企业进行发展生产规划，刺激了出口。2012年中国内地的出口退税额度达到1万亿元，从总的退税额度来看，这在一定程度方便了企业的资金周转，利于企业生产产品，推动了出口。
4.国家干预经济
国家干预主义主张国家干预社会经济，指导和提供相应的市场引导信息，规范市场，稳定市场需求，推动结构优化，保证市场的健康和稳定发展，最为明显的表现是美国处理经济危机的做法。但是，中国并不完全如国家干预主义所述，这里不考虑政治因素，仅就中国的国家干预经济加以阐述。
以来，中国开始重视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并将其引入国家经济管理活动之中。通过宏观调控，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维持市场健康发展。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2001年年底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因而在这种全球化步伐不断加快的新背景、新形势下，国家干预主义的吸收和运用不可避免。我国宏观调控下的国家干预经济表现为在市场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的前提下实行适度干预，把“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有机结合起来，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更好地维持经济稳定和经济发展。
二、中国新重商主义面临的新困境
中国经济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民经济三驾马车之一的净出口，取得的贸易顺差也被西方国家打上了“多出口，获取贸易顺差，进而获得财富”的标签。但是，片面认为中国在原始的贸易积累下只是为了财富而采用顺差这一方式的观点显然是荒谬的。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经济相对来说并不发达，而要维持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更重要的是保证自身的经济完整，保持贸易顺差是一种不得不采取的次优选择。改革开放政策下的中国，企业通过走出去，加大对外贸易，解决了经济发展的问题，增加了国民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在国际贸易中争得了话语权。但在当前新的国际经济社会形势下，中国新重商主义又面临着一些新的困难。
1.面临反倾销调查，贸易摩擦频发
中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中国已经连续17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2003年至2012年9月，中国总共遭受国外贸易救济调查案件达到758起。近年来全球47%新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和已完成的案件都针对中国。截止2012年4月，美国正在实施的对中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产品就有114件，件数之多，令人咂舌。2013年5月10日，哥伦比亚对中国电镀板反倾销立案调查，美国产业申请对中国预应力混凝土轧钢丝进行反倾销调查，加拿大产业申请对中国钢板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中国面临的反倾销调查问题越来越多，涉及越来越广。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反倾销最大的调查对象，减少国际贸易摩擦已经成为当下必须重视而且亟待解决的问题。
2.世界工厂背后的代价
中国是当今的“世界工厂”这一说法并不过分，但可怕的是，我国制造业大都处于低端制造环节，赚取的利润非常少。富士康是电子加工制造业的航母，其低端制造微薄盈利的模式付出的是高昂的劳动力代价，近年来频发的富士康“跳楼事件”是对其低端制造的高代价血的控诉。此类位于产业链低端的加工业工厂在中国数不胜数，其高昂的代价不只是利润少而已，更为严重的是，这是以消耗高能源、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如珠江三角洲出现了雾霾天气、珠江污染等。各地以牺牲透支环境来发展经济，忽视经济规律做事，最终得不偿失。中国的大多数制造企业发展处于被动的地位，无法突破工厂低端制造模式，分享的利润只有极小的一部分，换来的却是惨重的环境代价，其现状令人担忧。
3.外汇成本增加与经济持续发展的挑战
截至2013年3月，中国外汇储备高达3.44万亿美元。如此高的外汇储备，会加速提高持有外汇储备的成本，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更是威胁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用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方式得到的贸易顺差获得不断增多的外汇，结果又通过购买外国国债回流发达国家。我国外汇储备仍以美元为主，近年来美元汇率低迷，使主要持有美元的我国外汇储备严重缩水。同时，过多的外汇储备对人民币汇率形成很大的升值压力并进一步加大贸易摩擦。中国已成为全球反倾销调查的头号目标国，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的稳定性。
4.东西部发展差距扩大
使用廉价的劳动力方式取得生产上的优势，进而扩大产品促进出口，这主要还是通过吸收外资来完成的。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就避免不了在发展经济的大背景下产生地区之间的差异。为了促进出口，吸引外资，我国设立了相当优越的政策环境来支持东部地区的发展。东部地区的地理优势是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中国在新重商主义模式下发展经济、推动民族复兴，客观上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地区差异。东部经济相对发达，中西部相对来说经济较为落后，这与缺乏资金和劳动力外流分不开。
三、中国新重商主义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1.必须提高自主创新的能力，加快“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中国大部分制造企业所处的地位仍然是加工行业，获得利润低，必须依靠国家扶持政策进行产业创新升级，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通过增加产品的科技附加值，增加利润。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把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发展绿色经济、文明经济。大胆实践走出去战略，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尽可能地降低持有外汇储备的成本，增强经济发展的自主性，促进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充分重视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努力调整好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平衡，通过多方面的发展模式逐渐摆脱持续贸易顺差的难题。合理适当地提高劳动力的待遇，维持社会稳定。注重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发现国外原料和加工市场，进而逐渐转移相关产业，应对反倾销制裁和贸易摩擦。
3.增强货币稳定。我国应该加大人民币与一些重要贸易伙伴的货币的互换，相应地促进以人民币为核心的贸易结算体系，缓解持有外汇成本的压力。重视出口信贷，建立起与我国香港地区类似的人民币流通体系，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高经济的自，维持本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加快和重要贸易伙伴的货币联系和经济联系，维持进出口贸易的平衡，推动双边贸易的发展。
4.落实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统筹地区发展。因地制宜，加大对中西部的扶持力度，积极吸引外资到中西部投资，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支持民族产业发展，加大民族产品的推介与宣传，增强地区的综合竞争力。加强中西部的基础性设施建设，逐步提高我国对外的开放水平，促进全面发展，共同进步。
5.积极参与各种国际性组织和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居于世界第二位，因此中国有必要参与各种国际性组织，争取更多的世界经济规则话语权和制定权，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以给自身创造更多的发展空间和争取更多有利于自身的经济利益，保证国家的经济安全。世界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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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经济政策范文6
[关键词]新形势；政府采购；政府采购法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2.077
[中图分类号]D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7）02-0-02
1 关于政府采购
1.1 政府采购的特征
1.1.1 政府采购主体的特定性
采购的主体由政府采购法决定。换句话讲就是政府采购的主体具有一定的特定性。可以利用政府采购法进行物资采购的企业必须要满足具有公共职能的功能，也就是政府采购主体。因而有一些国有企业等都不能利用政府采购法进行采购，这是由于其不具备公共管理的职能。
1.1.2 政府采购的公共性和非营利性
这里所说的公共性，是政府资金来源具有一定的公共性：众所周知，政府的资金是由税收构成的。政府采购资金的来源是区分政府采购与私人采购的重要标准，其支出是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财政管理体制的新形势下，严格管控政府采购资金的来源、支出等使用程序具有重要的意义。另外，政府采购的非营利性是指政府采购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政府自身的正常运转或者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需要，这也是区别于私人采购的一个重要方面。政府采购的公共性及非营利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但在采购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
1.1.3 政府采购的规模较大
政府采购不仅涉及的范围广泛，且采购的规模也非常大。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政府在某些物资采购方面已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用户。据统计，欧盟各成员国政府采购总额占其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2%，美国政府在1989-1992年间每年用于采购（仅仅是生产和服务方面）的总额占GDP的26%～27%，而全世界的政府采购金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0%以上。虽然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成熟，还处于建立和完善的阶段，但政府采购已经成为政府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1.4 政府采购过程的公开性
我国有不少地方的政府出现以及权力寻租的现象，追根究底，是由于其低的公开性和非盈利性而导致的。因此，为避免这一现象的发生，国家建立了严格的政府采购程序与监督机制，如公开与政府采购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政府采购活动的相关信息；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并及时记录与采购活动相关的事宜，同时还要自觉地接受国家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司法机关等部门的监督。
1.1.5 政府采购行为的政策性
国家在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时，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而不能单纯的考虑某一个因素。如保护民族工业、扶持中小企业和不发达地区的发展以及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等。在政府采购法的指导下，政府采购行为的优势有两点：一是可以对经济市场的发展进行宏观调控，进而使经济市场平衡健康的发展；二是政府将其纳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使其作为一个政策对采购行为的控制具有了一定的针对性。
1.2 政府采法的运行基础
政府采购法是一项约束和规范政府购买活动的财政支出的管理法律，其建立和运行都有一定的基础。运行基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政府采购资金的来源是主要是税收，税收是由纳税人向国家进行缴税，而政府则利用税收为社会提供服务。纳税人有纳税的义务，而政府有提供公共服务的义务，这便构成了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只有维持好这种契约关系，才能保证政府采购的正常运行；②公平竞争、秩序井然的市场体系：政府采购市场是市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政府采购要严格遵循市场的一般性规则，同时还要有自身的一套约束规则，这样才能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政府采购法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个公平竞争、秩序井然的市场体系有利于政府采购法的运行；③明确的法律：明确的法律是进行政府采购的重要基础和保障。
2 关于政府采购法
2.1 适用范围
①地域范围：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②主体范围：各级国家机关、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社会服务组织及其他一些非营利性社会组织；③资金范围：来源于财政资金（主要包括预算资金、政府基金等）；④调整范围：货物法之外的货物、工程、服务。
2.2 基本原则
不是任意购买物资时都可以利用政府采购法，在利用采购法进行物资的购买时应遵循一定的原则。①遵循公开原则是第一要素，只有相关的法律法规，采购相关的信息具较高的透明度，才可以推进政府采购法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②公平原则。俗话讲，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应履行相应的义务，一旦两者的关系不对等，很容易带来恶性效果；③公正原则：要求采购人、采购机构及其人应不偏不倚、平等对待每一个人，不厚此薄彼，不以身份而区别对待；④政府采购人与供应商利益兼顾的原则：招标集中采购制度既要保护采购人的合法权益，还要兼顾供应商的合法权益；⑤效益原则为主，兼顾社会政策原则：最大限度地节约纳税人的资金，增加纳税人的福利，既要为采购人节约成本，也要为供应商节约成本。采购过程应充分考虑消费者保护政策、劳动者保护政策、环境和自然资源保护政策，优先发展中小企业和民族企业等。
2.3 立法目的
笔者通过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参考相关的文献，认为我国有关部门应对其进行立法，其立法的主要目的有三个方面：一是为了防止在采购的过程中发生不良的行为，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的利益，进而在一定的程度上维护个人的合法管理。二是可以提高商业的竞争，进而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三是可以促进政府的廉政建设。
3 新形势下政府采购法的意义
新形势下政府采购法的意义，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积极意义，一方面是消极意义。
3.1 积极意义
3.1.1 优化了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
利用政府采购法进行物资采购，优化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的具体表现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使政府采购的规模得到了规范，众所周知，供应商对采购者的依赖程度取决于采购者所采购的量，利用政府法采购进行采购，政府的采购量会比其他机构的采购量所占的市场比重要大，一旦政府参与市场采购活动，其对市场的影响也就会越大，在采购的过程中获得物美价廉的产品的几率也就相应的更高，所以说优化了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
另一方面，将商业竞争的优势最大化地发挥出来。政府采购法更为细致地、明确地规定了采购过程中的方式和监管制度，进而将采购活动的具体方式利用文献的形式表达出来，并对其进行监管，强化对具体采购者职责的约束，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财政资金浪费，从而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
3.1.2 推进了政府的廉政建设
政府采购法不仅规范了政府采购的行为，也实现了对政府自身的约束和对供应商的约束，从而使政府采购中的行政权力同经济活动相互协调，制衡行政权力，杜绝腐败现象，推进了国家的廉政建设。
3.1.3 有利于实现国家的经济目标
笔者认为我国经济的健康运营得力于政府物资采购法的诞生。政府采购，顾名思义，它无论是在性质上还是在数量或是采购规模上都不是企业采购所能比拟的，它属于国家性质的采购，因而从其采购的一些细节就可以看出政府政策的变化。
对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有着重要的影响。政府采购法能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推动科学技g的进步和创新。据研究，政府采购法能有效的保护民族产业，并发挥良好的导向作用。政府采购法及其相关法的实施可有效调整、协调经济发展中资源配置的规模和结构，从而使产业朝着理想化的方向发展。
3.2 消极意义
由于政府采购具有资金来源的公共性和采购行为的非营利性等特征，一些地方官员抱着“天高皇帝远”的心态，进而在采购过程中权力寻租、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此一来，不仅不利于政府廉政建设的推进和发展，还对提升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有害。
4 结 语
新形势下政府采购法的推行对国家财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不仅规范了政府的采购行为，优化了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还推进国家的廉政建设，促进了国家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但同时也有着不好的影响。政府应以正确的态度去对待新形势下政府采购法产生的意义，好的方面继续保持和完善，不好的方面则要不断地进行改进。
主要参考文献
[1]姚聪莉.政府采购制度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