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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案例范文1
关键词：三元悖论；汇率制度选择；宏观政策搭配组合
中图分类号：F0196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06-05
作者简介：李莉（1973-），女，山东青州人，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金融、国际政治经济学。
基金项目：北京语言大学青年自主科研计划项目“基于不可能三角理论的中国金融安全问题研究”，项目编号：09JBT15。
作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三元悖论已经成为经济开放条件下许多国家研究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本理论依据。它反映了开放经济下宏观调控当局面临多重相互交织、相互矛盾的目标时，须针对各国当时的实际经济运行态势有所取舍。 从理论研究看，三元悖论被广泛地运用到汇率制度的选择、经济开放条件下一国宏观政策搭配组合研究以及金融危机研究之中。本文以三元悖论为主线，从下述方面梳理中外关于三元悖论理论的研究，以期对当前的相关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三元悖论”的理论渊源与原则
“三元悖论”原则的理论内涵经历了“米德”二元冲突――M-F模型――“三元悖论”这样一个发展历程。米德（1951）的二元冲突即内外均衡冲突，是指在固定汇率下，失业增加、经常项目逆差或通货膨胀、经常项目顺差这两种特定的内外经济状况的组合。米德的结论是在经济开放经济条件下，在汇率固定不变时，单独使用支出改变政策（主要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或支出转换政策（主要包括汇率政策），无法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目标；单独强调任何一种政策，往往导致一国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的冲突。从政策建议看，米德认为实行固定汇率就必须实施资本管制，尤其要控制短期资本的自由流动。从理论传承看，“米德”二元冲突指出了在保证支出改变政策（例如货币政策）有效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是内在矛盾的。这为后来M-F理论模型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
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和弗莱明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IS-LM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典M-F模型。该模型的结论是在资本完全不流动的情况下，当汇率不变时货币政策对内部均衡（总需求和产出）的调节是有效的；在资本有限流动情况下，当汇率不变时货币政策调节内部均衡的政策效应基本有效；在资本完全流动情况下，汇率不变时货币政策对冲操作是无效的，最终只会导致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而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在内部均衡调节中更加有效。由此得出了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的内在原理。
Rose（1994）、Krugman（1998）、Obstfeld和Taylor（1998）等，在M-F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元悖论”①，强调的是三元悖论维持了M-F模型的基本假设。三元悖论原则认为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以及资本自由流动三大政策目标，只能同时选择其中的两个。毋庸置疑，三元悖论的理论渊源――不可能三角是以一种否定角度来说明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三种状况的不可兼得。就理论模型看，三元悖论是建立在M-F模型基础之上的，该模型自身就有很多不足之处。例如没有考虑价格和工资的粘性，是一个典型的静态模型等。然而，正如Obstfeld和Taylor（2002）、Obstfeld等（2005）指出的，无论从经济学理论还是经济史的角度，三元悖论都不愧是分析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本模型。
二、三元悖论在汇率制度选择理论中的应用及发展
作为现代汇率理论之一，三元悖论被运用于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汇率制度选择问题的研究中。由于分析的侧重点不同，相关汇率理论研究演变出了以下几个理论分支。
第一，汇率制度二极论（又称“两极汇率制度论”，或“中间汇率制度消亡论”）。汇率制度二极论强调在金融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假设资本完全自由流动，此时一国的汇率政策和货币独立性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目标权重。二极论的重要前提假设是资本流动自由化程度越高，意味着短期利率越取决于抛补利率平价。在国外短期利率和远期汇率预先确定的条件下，国内货币政策调整引发的本国短期利率变动，将直接造成即期汇率的波动，也就是说货币政策目标和汇率政策目标之间存在内在的矛盾性。因此，汇率制度二极论的基本结论是随着一国汇率浮动程度的不断提高，该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会逐步增加，即汇率浮动程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新兴市场国家②爆发了金融危机，这些危机使得学术界在汇率选择问题的研究中更加重视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与以往的金融危机不同，发生危机的新兴市场国家几乎都选择了软盯住汇率制度。二极论将金融危机归罪于这些国家实行的汇率制度上，同时指出这些国家过度积累的未对冲的外币债务以及政治上的困难也是诱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二极论坚持认为这些国家应实行“角点解”（corner solution）――要么硬盯住，要么完全浮动。当然，浮动汇率制度是最好的选择，硬盯住应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使用。在此基础上，部分汇率制度二极论的支持者认为中间汇率制度缺乏“可核查性”，汇率的稳定是建立在政府以公开或不公开形式所做的承诺基础上，公信力不足。政府维持汇率稳定的能力最终取决于其国际储备规模以及政府外部融资的能力。一旦发生投机资本攻击，维持汇率稳定的承诺最终将被抛弃。在本质上，中间汇率制度消亡论是在给定资本完全自由流动这一前提条件下，在三元悖论原则的基本框架内探讨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
第二，中间汇率有效论。中间汇率有效论结合历史和现实部分修正了二极论关于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的假设，认为开放条件下即使存在资本自由流动，政府也可以通过各种资本管制措施、降低资本流动程度，从而使得该国在汇率政策选择和独立货币政策方面有更多回旋的余地。中间汇率有效论认为政府选择“一半一半”的中间制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最典型的做法是一国在汇率政策选择上可以通过软盯住汇率制度、管理浮动汇率制度等中间汇率制度安排，减少外部冲击对国内金融经济的影响，即走所谓“1/2，1/2，1”的中间路线，实现一国经济的内外均衡。Frankel（1999）就曾指出“并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为什么不能在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性两个目标的抉择中各放弃一半，从而实行一半货币政策独立性，一半汇率稳定（和完全的资本自由流动）”。所以，没有哪一种汇率制度对所有国家以及所有时期都适用。
与汇率制度二极论相比，中间汇率有效论为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选择问题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理论研究空间。Allegret、Mohamed和Leila（2007）从新兴市场国家的角度，对二极论的“角点解”共识提出了质疑，指出中间汇率制度并非一无是处。在国别研究中，Vijay（2003）认为印度20世纪90年代的宏观政策搭配验证了中间汇率有效论的观点，即“1/2，1/2，1” 的政策搭配下印度政府有效地协调了汇率稳定、汇率目标以及货币政策独立性之间的关系，并成功地应对了国内外冲击。而Bassem和Damyana（2005）则通过分析埃及2003年1月以来的汇率选择实践，指出发展中国家实行汇率制度二极论提倡的所谓“最好的”角点解――浮动汇率制，其结果可能导致当地货币“实际汇率的易变性增强”。他们的研究也从反面说明中间汇率有效论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可能是成立的。
第三，害怕浮动理论。Reinhart、Carmen和Calvo、Guillermo（2002）分析了汇率、国际储备和利率的表现以评价是否存在一国向角点解变动的证据。通过重点分析宣称浮动汇率的那些国家的言行，他们认为宣称允许其汇率浮动的这些国家绝大多数并没有做到，即呈现“害怕浮动”的情形。Jos Jansen（2003）利用前EMU期间荷兰盾和德国马克的案例分析，探讨了可信的目标区汇率安排下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狭窄的荷兰盾/德国马克目标区汇率安排下，德国央行仍然能获得中等程度的货币政策独立性。Jos Jansen认为中间汇率制度相比较角点解而言，可能提供了一个更具吸引力的宏观政策搭配组合，这一点与“害怕浮动”现象是一致的。
还有一部分学者试图另辟途径来解释“害怕浮动”现象，如Willett（2003）认为害怕浮动并不意味着一定选择固定汇率制度。他运用最优通货区理论阐述了三元悖论原则下中间汇率制度并不一定具有内在不稳定性的观点，指出中间汇率制度的关键在于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联合决定。Willett认为最优通货区理论不仅有助于解决如何在宏观政策搭配组合中确定上述两项政策的适当的政策权重问题，而且还有助于分析限制冲销干预的规模以维持两项政策在避免货币危机中的一致效应等问题。
三、三元悖论在宏观经济政策搭配组合中的应用及发展
三元悖论为开放条件下宏观政策选择提供了一个模糊的分析框架，它被运用于开放条件的一国宏观政策搭配研究中。根据三元悖论，如果小国选择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理论上该国应该能够实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Helmut和Roestel（2010）分析了这类国家货币政策独立的重要性，并利用20个小的发达国家的截面数据来分析，发现这些国家受外国利率变化而承担的风险暴露，取决于其在汇率稳定和资本流动程度的特定宏观政策搭配状况。
在经验上，发展中国家似乎更容易遭受三元悖论所描述的宏观政策搭配中存在的内在矛盾。少数学者选用大样本，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宏观政策搭配中存在的“困境”，其中Helen、Alex和Graham（2011）研究了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在三元悖论的分析框架下，他们发现那些实施资本管制和有限汇率浮动的发展中国家，其宏观经济政策更加稳定；那些实施浮动汇率政策和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家，政策的稳定性最差。此外，外汇储备的规模与政策稳定性之间弱相关，而在金融市场开放的发展中国家这种相关性明显被弱化。Ila和Ajay（2010）则以11个亚洲国家为样本，调查并检验了这些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的特点。被调查的11个亚洲国家名义上资本账户开放缓慢，但事实上这些国家资本开放的进展很快；与此同时，这些国家汇率弹性增长缓慢，汇率很大部分维持稳定态势，他们的结论认为这种宏观政策组合导致这些国家货币政策受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呈现出顺周期的特点。
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三元悖论被广泛运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国别经验研究，其中部分研究开始注重危机前后一国宏观政策搭配的变化。例如Hadiwibowo和Komatsu（2011）的研究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前印尼采取“固定汇率+国际资本流动+有限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危机后调整为“浮动汇率+国际资本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增强”。但是，他们的研究结论中有两点特别值得发展中国家关注：其一，危机发生后，国际资本流动并没有随着印尼国内利率的变化而出现人们所预期的变动（这一点与1992年EMS危机中英格兰银行的遭遇是吻合的）；其二，危机前后，印尼盾的波动更多地受利率之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③。
通过上述文献的梳理，笔者认为三元悖论在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搭配中的指导作用是值得肯定的，其实际效果尚有待于进一步验证。需要说明的是近几年中外关于三元悖论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搭配中的理论分析日渐丰富，代表性文献主要有Goldstein 和Lardy（2003），Eichengreen（2003），余永定（2004，2010），易纲（2001），孙华妤（2004，2006，2007），李小娟（2009），贺力平（2004，2011），谢平、张晓朴（2002，2007），Wang（2010）等。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目前正面临实际资本管制逐渐放松，人民币汇率政策调整压力加大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减弱的“政策”困境。
也有部分学者对此持有异议，如Graham、Mandilaras和Popper（2011）就认为中国实行的是高度的汇率稳定，高度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和低水平的金融开放。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还持有巨额的外汇储备。而胡再勇（2010）的实证研究却认为2005年7月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制度弹性增强，资本流动性减弱，同时利率政策自主性增强，但货币数量政策则由汇改前的具有自主性变为缺乏自主性。就政策建议而言，多数学者支持在资本流动性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中国应在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的同时，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
毋庸置疑，三元悖论已经成为很多国家开放条件下，研究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的基本理论依据。然而，在具体目标选择问题的分析中，由于“三元悖论”对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界定高度理论化，忽视了现实政策选择中的各种情况，因此也遭到了很多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批评。
四、三元悖论在金融危机研究中的应用及发展
在三元悖论的分析框架下，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不外乎于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国内宏观基本状况的恶化、资本流动的异常扰动以及不恰当的汇率政策选择等。事实上，第一代、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模型都集中分析了在三元悖论某一特定区域中（即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爆发货币危机的机理，其中第一代危机模型侧重于分析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宏观经济基本面状况的恶化与固定汇率制度之间的矛盾；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则强调了固定汇率制度下，投机性资本攻击的自我实现。
部分学者试图以危机事件的发生概率为标准，在三元悖论的框架内识别最优宏观政策搭配的区域。例如Esaka（2010）认为硬盯住汇率安排和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宏观政策搭配诱发货币危机的概率，远远低于实施资本管制和中间汇率制度的政策搭配，以及实施资本管制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政策搭配④。相反，Reuven和Michael（2002）则认为资本管制程度较低和汇率制度更加自由的国家不容易发生投机性攻击⑤。显然，学术界关于哪一种宏观政策搭配更有利于维持金融稳定的问题还存在争议。
传统的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推行资本自由化是导致其货币不稳定、诱发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Berly和Salotti（2006）运用行为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分析方法，研究了经济危机期间资本管制的有效性，指出具有公信力的政府威胁实施资本管制的举措能降低市场的羊群效应，从而避免出现最糟糕的金融危机态势。周晴（2006）从维护金融安全角度考虑遵循三元悖论的主要意义，试图说明在资本管制逐步放松和普遍趋向浮动汇率制度的大环境下，长期坚持固定汇率制度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坚守并蓄，会对金融安全造成威胁。她指出一旦金融监管不利、投机势头强烈，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就会上升。所以，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应该是坚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国家的长期趋势。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三元悖论和金融危机之间的实证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Aizenman J. M. Chinn和H. Ito（2008）运用1970年至2007年来自170个国家的数据，从货币政策独立性（MI）、汇率稳定性（ERS）和资本开放度（KAOPEN）角度，计算并衡量了这些国家过去近40年的“悖论指数”。在这一阶段，Aizenman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引入“悖论指数”，比较不同国家在宏观政策搭配中的差异，同时考虑国际储备在宏观管理中的作用。他们集中研究了三元悖论下一国宏观政策搭配如何对其宏观经济运行，例如产出波动性、宏观经济稳定性⑥（通货膨胀波动性以及平均通货膨胀率）等产生影响，认为发展中国家通常有相对较高的汇率稳定性，但这些国家的产出波动性往往高于工业化国家；如果发展中国家持有的国际储备高于其GDP的19%-22%，这种产出负效应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缓释。通过观察悖论指数，他们认为货币政策独立性较高的国家往往更容易出现高通货膨胀率，而汇率稳定性较高的国家通货膨胀率水平较低。此外，金融自由化能帮助一个国家降低通货膨胀率，因为全球化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施加更多的纪律性约束。
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了国际金融危机，Aizenman Joshua、Menzie D. Chinn和Hiro Ito（2010）将其悖论指数的研究成果扩展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的研究领域。结合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发生的多次重大的金融危机事件，他们观察了“悖论指数”的变化情况，认为金融危机往往会引起悖论指数的形态发生结构性变化。此外，他们还检验了三个指数之间的线性相关性，认为某一指数的变化会引致其他两个指数的加权平均值发生相反的变化。
五、研究展望
诚然，三元悖论反映了开放经济下经济体系内部蕴含的矛盾，三元悖论以一种否定角度来说明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三种状况的不可兼得性。但问题是，如果三元悖论是一个可信的原则，违背该原则是否一定会对国家的宏观金融安全造成威胁呢？如果上述命题成立，汇率政策、货币政策独立性以及金融自由化影响一国宏观金融稳定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呢？ 在现阶段，中国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已是大势所趋，伴随人民币国际化和热钱的冲击日益显著，有理由相信中国积累的金融风险将不断加大；与此同时，原有的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宏观政策搭配的难度越来越大。所以，如何化解内外失衡的矛盾，有效管理宏观金融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是中国现阶段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之一。
注释：
① 周晴认为蒙代尔并没有把资本流动、汇率制度以及货币政策独立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命名为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以Krugman为代表的学者归纳总结了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并将其命名为三元悖论。
② 根据Obstfeld（2004）的解释，新兴市场国家的特点是具有较高的人均收入，较高的长期增长率，较低的产出和消费易变性。
③ Hadiwibowo和Komatsu认为，这主要归因于印尼实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功效。
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案例范文2
关键词:应用型转型高校;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
宏观经济学是普通高校经济管理类专业本科教学的专业基础核心课程，是经管类专业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专业课和研究生入学考试的专业基础理论课。也是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和一些大型企业用人招聘的选考内容。宏观经济学是一门理论与经济实际结合紧密的课程，通过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的学习，能帮助学生更好地分析在特定的经济背景下国家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帮助学生更好地预测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了解与自身生存发展相关的就业、收入及消费等问题。尽管本科阶段的初级宏观经济学涉及的数学知识不是太复杂，但理论的抽象和严密的逻辑推理还是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困难。如果教师不能很好地将抽象的理论与现实中的实际经济问题联系到一起，不通过实践教学引导学生去关注和分析实际经济问题，就会使学生失去学习兴趣，也不利于学生经济学思维的建立，导致学生的学习效果下降。传统的宏观经济学教学以教师为中心，侧重于理论的传授，学生主动参与较少，对于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的培养明显不足，与应用型转型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需要不相适应。因此，有必要改革完善现有的教学内容、方式，使学生通过对宏观经济学的学习，明确西方经济学理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借鉴作用，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其他专业知识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1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教材内容侧重理论阐述，缺少本土案例引入
目前，涉及向应用型转型的高校主要是地方普通高校，这些高校本科阶段所开设的宏观经济学课程一般采用国内学者编著的教材，其中采用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宏观分册)为教材的高校居多［1］。高鸿业版《西方经济学》(宏观分册)介绍了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涉及的数学知识不多，叙述清晰，比较符合国内本科生的学习习惯。但是，由于理论的抽象，内容间逻辑较为严密，同时又缺乏案例的引入，形式呆板，学生学习起来还是感觉有些困难，大部分学生学习兴趣不高。而且，这本教材对宏观经济学前沿问题涉及较少，理论更新较慢。
1．2课时少，难以安排必要的实践教学环节
目前，国内大部分地方普通高校由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定位，宏观经济学授课时数基本上都是48学时左右［2］，有少数高校的授课时数甚至更少。即使是48学时也仅能保证宏观经济学基本理论和知识点传授的需要，难以在课堂教学中引入实践教学环节，如结合学生所阅读的经典案例资料以及国家的经济发展实际进行讨论分析等。如果授课时数少于48学时，那么教师连讲授基本理论和知识点的时间都不够，更难以在课堂教学中引入实践教学环节。由于宏观经济学理论较为抽象，学生自学困难，而如果学生对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都没有掌握，当然也不可能有运用理论去分析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而且，如果没有教师的引导，难以做到将所学经济学理论融汇贯通以及运用所学理论理解分析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背景及实施效果、观察分析生活中遇到的经济现象等，进而偏离培养学生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理解、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的目标。
1．3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学生主动参与较少
宏观经济学传统课堂教学方式是以教师讲授为主。教师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将要完成的教学内容制成PPT课件，在教学中，按照预先安排的教学进度，通过口头表述的方式逐章逐节地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知识点传授给学生。与这种以教师讲授为主的课堂教学方式相对应的是对学生学习效果考核方式的单一，基本是以期末闭卷考试成绩为主。教师在教学中，往往片面地以提高学生期末考试成绩为目的，而学生学习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取得好的考试成绩，在这样以提高“期末考试成绩”为“教与学”的终极目标的情况下，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应用经济学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积极性不高，虽然偶尔以课堂提问等方式与学生开展交流，但问题的答案是唯一的，并不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学生的参与也是被动的，缺乏积极主动的课堂参与。机械的学习方式、枯燥的学习氛围导致学生主动深入学习经济学的兴趣不高，难以做到学以致用。此外，尽管教学效果评价体系中有学生评教这一环节，但是普遍存在着“重评价、轻反馈”现象。
2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路径
2．1完善教学材料的选择，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在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下，安排课堂教学内容。教学达到的目标是“理论知识够用，应用技能得到提高”，因此，要选择好教学材料。目前，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比较适合作为地方普通高校本科生的宏观经济学入门教材。但在教学中，教师应根据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对授课内容的侧重点做适当调整，如可以略讲存在理论缺陷的IS—LM模型，同时，在借鉴国外学者初级宏观经济学教材，比如在曼昆的《宏观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增加宏观经济学前沿理论中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重大进展内容。为使学生更好地理解消化抽象的理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必须引入鲜活的经济学案例。国外学者所著的宏观经济学教材案例虽然丰富，但这些案例几乎都是以欧美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宏观经济实践为背景而撰写的，如脱离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去剖析这些案例，难以让学生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真切的、直观的认识，因而好的案例当然来自我国改革开发30多年来的经济实践。为收集这些本土化教学案例，应该组建高水平的宏观经济学教学团队，定期开展关于宏观经济学本土化案例建设的教研活动，集思广益，集团队之力构建本土化的宏观经济学案例库。
2．2保证理论教学质量的同时，引入多样化的课外实践
为了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知识点较为系统、完整的传授给学生，建议地方普通高校本科宏观经济学的授课时数不能少于48学时。与此同时，为取得好的教学效果，要引导学生开展多样化的课外实践活动，可以让学生以自愿组合的方式形成课外实践小组，然后，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布置一些经济专题或将收集到的案例背景资料介绍给学生，让学生在课外查阅相关资料展开调研，在小组成员间进行充分讨论后，每个课外实践小组形成一份专题研究报告或案例分析报告;还可以安排学生课后观看如“央视财经评论”等财经类节目，或邀请知名学者来校讲座。为保证学生课外实践效果，提高学生参与课外实践的积极性，教师要对学生提交的调研报告或案例分析结果及时审阅，并在课堂上点评和总结。
2．3探索多样化课堂教学方法，强化学生课堂参与
教学方法创新的目的在于提高教学效果。笔者通过多年的宏观经济学本科教学实践深深体会到，教师只单一地以讲授加偶尔穿插提问的方式组织课堂教学，而忽视学生的积极主动的参与，那么即使教师竭尽全力做到将理论知识讲解得清晰透彻，大部分学生也表示能够听懂，但由于理论的枯燥和抽象，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仍然不高，难以取得好的学习效果，因此，教师在系统教授理论知识的过程中，要改变“填鸭式”教学方式，探索启发式教学、问题式教学、案例式教学、专题分析法等多样化课堂教学方法，调动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首先是启发式教学方法。教师应该根据教学内容，以学生能够感知的经济现象和生活实际为素材，通过“开端引趣”“图片引趣”“新闻引趣”“视频引趣”等方式导入新课，引导学生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探讨现实问题，进而使学生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3］;其次是问题式教学方法。就是以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为线索，并把这一线索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4］。教师理论知识的传授要围绕这条线索展开，激发学生自主探究问题的兴趣。如在讲授“宏观经济的基本指标及其衡量”、“国民收入的决定:收入—支出模型”两章内容之前，可引入这样一个问题: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和“消费、投资、政府购买支出、对外贸易”有什么关系?带着这个问题，学生首先了解GDP的核算方法，再通过乘数原理了解“消费、投资、政府购买支出、对外贸易”对GDP总量的影响，进而能初步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促进经济发展，必须要扩大居民消费支出、企业和居民的投资支出、政府购买支出以及产品的出口。这样有助于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思维方式分析问题的能力;最后是案例教学法及专题分析法。就是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对典型案例及经济专题的剖析，让学生尝试用已经掌握的理论知识去分析现实问题。在学时有限的情况下，可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完成案例分析报告或专题研究报告，再通过教师在课堂上的点评和总结达到锻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目的。
2．4完善宏观经济学教学效果评价方法
教学效果评价是检测和反映教师教学水平及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也是评价应用型转型高校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和关键。宏观经济学课堂教学效果评价方法主要有学生评价、院系评价、教学管理部门评价以及考试评价等。由于学生是课堂教学的直接体验者，其对于教师课堂教学有什么意见和建议，能给教师提供最有价值的信息。教学管理部门应将学生评价结果及时反馈给授课教师。此外，授课教师也应在课堂教学中做好与学生的沟通，亲自了解学生的需要，及时调整教学方法。此外，要改变以期末闭卷考试成绩为主的考核方式，将学生在课内的学习态度及学生参与课外实践的成果及表现量化为学生期末总评成绩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1］陈银娥，王毓槐．《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来自课堂外的思考［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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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案例范文3
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更加复杂艰巨，政府宏观决策对宏观经济分析的准确性和时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借助大规模数据生产、分享和利用，以崭新的思维和技术去分析，将揭示海量数据背后所隐藏的宏观经济运行模式。
大数据方法和技术不仅可以被深度地应用在微观分析、行业研究领域，也可以运用在宏观决策之中。未来，大数据既是企业占领市场、赢得机遇的利器，也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国家治理、社会管理的信息基础。而大数据时代对数据的挖掘、处理和分析的方式，对于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无疑是一次大的革新。
大数据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的趋势
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通常是通过对比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建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仿真宏观经济动力系统，对宏观经济形势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判断与预测。
在当前的大数据时代，越来越多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和相关专家学者都已经意识到，大数据对宏观经济分析有着革命性的影响。目前，在宏观经济分析及预测中运用大数据方面，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从新型宏观经济指数构建，到建立新型大数据宏观经济预测模型，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早期大数据在宏观经济分析领域的应用，主要集中在建立新的宏观经济指数，以便更加准确的反应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这方面的工作主要基于个人的交易记录，包括像一些欧洲国家将销售点扫描数据纳入CPI指数编制。
特别引起关注的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利用网上购物交易数据创建的BBP项目 （Billion Prices Project），基于不断变化的一篮子商品所计算的日度通胀指数。这种实时的通货膨胀指数能够比相应的官方数据更好地反映实际经济运行的情况。当年，在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BPP 的数据显示，大部分美国企业几乎立刻开始削减价格，这就表明总需求已经减弱。而相比之下，官方通胀机构公布的数据直到当年11月，即在10月CPI数据公布后，才对通货紧缩有所反应。
“企业发展工商指数”是宏观经济分析领域中典型的大数据应用案例，也是我国政府在大数据挖掘领域的首创成果。该指数包括10 个对宏观经济具有显著先行性的指标，可以提前1～2 个季度预测宏观经济发展趋势。它改变了传统的抽样统计方式，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对工商全量、动态的全国企业登记数据进行分析，发掘大数据价值，并采用合成企业发展工商指数，以判断宏观经济走势。
除了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方面相关指数的建构，从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研究的国际趋势看，使用大数据集，建构监测预测的模型，进行经济预测越来越广泛，逐渐成为很多国家央行进行经济预测的新方法和新工具。
在应用互联网大数据进行经济分析及预测中，使用网络搜索引擎或网络社交媒体记录的关键词，会有数据获取及时、样本统计意义明显等优势，预测精度较高。
Google Trends每天都在产生大量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查询结果，且这些查询结果与当下的经济活动之间必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关系，或许可以对预测当下的经济活动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在此基础上，Choi H. &. Varian H.（2016）举例说明了如何利用Google Trends预测美国零售业、汽车、住房和旅游的销售情况。
还有相关机构引用专业数据分析软件公司SAS的研究数据，以社交网络活跃度增长作为失业率上升的早期征兆，帮助政府判断就业形势和经济状况，以更好地制定经济政策。在社交网络上，网民们更多地谈论“我的车放在车库已经快两周了”、“我这周只去了一次超市”这些话题时，显示网民可能面临巨大的失业压力；当网民开始讨论“我要出租房屋”、“我准备取消度假”这些话题时，显示出这些网民可能已经失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这些指标是失业后的滞后标志性指标。
样本统计转为总体普查
大数据的发展对于宏观经济分析最为显著的积极影响，莫过于使宏观经济分析从样本统计时代走向总体普查时代。大数据时代的宏观经济分析中，传统的样本假设方式被抛弃，转而以真实的海量数据来进行计算机的自动分析。
我们知道，传统的经济分析包括经济计量分析是建立在抽样统计基础之上的，在传统的抽样统计分析中，往往以假设检验为基本模式，依靠的数据主要是样本，将样本假设为整体，然而，这种分析往往与事实存在或多或少的出入。
与传统宏观经济分析总是局限于小规模样本数据有所不同，在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覆盖范围和数据量迅速提升，数据样本的体量会极大地提高，甚至可以达到样本即总体的程度。例如，就物价而言，每一笔在电子商务网站成交的交易信息都能记录在案。这样的情况下，宏观经济分析的可靠性必然大大加强。
同时，随着信息量的极大拓展和处理信息能力的极大提高，使得宏观经济的分析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统计分析模式，而是将抽样分析转变为总体分析。这一点对宏观经济分析意义重大，因为宏观经济系统纷繁复杂，如果能将对整体宏观经济变量的分析建立在尽可能多的关于经济主体行为的信息以及其他诸多经济变量的信息的基础上，无疑将会极大地提高宏观经济分析的准确性。
基于推特（Twitter）平台表达的公共情绪用来预测股市变动，是很典型的例子。2008年3月到12月长达九个月间，270万Twitter用户推送的多达970万条的消息，经过情绪评估工具――Opinion Finder 和GPOMS 被分别赋值并评估为“积极”与“消极”两种情绪和“calm（冷静）”、“alert（警觉）”、“ sure（确信）”、“vital（活泼）”、“kind（美好）”、“happy（高兴）”六种情绪。结果发现，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GPOMS中的“calm（冷静）”情绪之间存在相关性。进一步研究发现，“calm（冷静）”情绪可以很好地预测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未来2到6天的涨跌情况，而且这种每日预测的准确率高达到87.6%。
大数据时代，可获得大而全的可得数据，甚至可抛弃原有的假设检验的模式，这些优势是传统经济分析方法无法想象和实现的，无疑将会极大地提高宏观经济分析的准确性和可信度，不仅可以更加准确了解宏观经济形势，还有利于正确做出宏观经济发展的预测，从而更加合理地制定宏观经济政策。
变量个数无限增多
在当前大数据时代，数据的可得性和多样性导致样本量无限增大，同时变量个数无限增多，这有利于应用大量模型进行研究，并应用完备的数据信息，提高预测的准确性。
经济预测模型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传统的小模型预测，这类模型往往通过建立时间序列、横截面或面板方程来进行经济分析。传统的小模型预测的特点是仅使用较少的变量，像VAR模型的变量个数通常小于10个。二是大模型预测，这类模型往往使用成百上千个变量，因而大模型预测利用的信息非常丰富。
小模型预测理论比较成熟、方法相对简单。但是，小模型预测有天然的缺陷，那就是变量的完整通常是不可能的，而预测的效果受限于其所使用的变量。
使用小模型进行预测时必须仔细挑选预测变量，然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论是根据理论还是根据经验进行变量的选择，其过程必然会存在差异，其结果也更是可想而知，而且甚至会产生一些争议。比如，基于菲利普斯曲线预测通胀时，有的研究使用失业率作为预测变量，也有研究使用GDP缺口或者产能利用率。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所长刘涛雄教授就指出，由于模型变量选择、参数设置、估计方法以及滞后期选择等的不同，预测结果会产生很大的偏差。
小模型预测方法这一天然的局限是很难调和的，主要是因为数据样本有限而导致增加很多变量不可行。这使小模型预测的结论往往和经济现实严重脱节。我们很难想象中央银行会仅仅根据少数几个变量进行宏观预测，并据此做出决策。即便是一家企业也不会如此草率。
通过大数据挖掘，可以使得变量大大增加。这就为经济预测从小模型预测转变为大模型预测创造了条件，应用大量模型进行分析及预测，可以应用完备的数据信息，从而提高预测的准确性。
在美国，银行通常依靠FICO得分做出贷款与否的决定，FICO分大概有15-20个变量，诸如信用卡的使用比率、有无未还款的记录等。而一家名为ZestCash的金融机构，在决定是否向客户放贷的时，分析的却是数千个信息线索。ZestCash正是依靠其强大的对于大数据的处理和分析能力，形成了其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未必因果关系 而是相关关系
传统的经济计量分析以寻找相关事物（变量）的因果关系为核心，而大数据条件下的经济分析通常则着眼于挖掘相关事物（变量）的相关关系。
在复杂的宏观经济系统中，许多经济变量的因果关系往往难以准确检验，或者因果结论经常广受质疑。然而，在如今的大数据时代，更加重视可靠相关关系的发掘，并且充分利用相关关系对于经济预测、经济政策制定与评估的作用，则无疑为宏观经济分析打开了另一片广阔的空间。
在“小数据”时代，宏观经济中的因果关系分析其实并不容易，耗费的精力大、时间多。特别是，要从建立假设开始，进而不断地进行一系列假设的实验，而一个个假设要么被证实，要么被。不过，无论被证实还是被，由于二者都始于假设，这些分析就都有受偏见的可能，所以极易导致错误。
同时，由于计算机能力的不足，在小数据时代，大部分相关事物（变量）关系的分析局限于寻求线性关系。然而，实际上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在现实宏观经济中，总能够发现的是相关事物（变量）的“非线性关系”。
当然，在小数据世界的宏观经济分析中，相关关系也是存在并有价值的；不过，在大数据时代的宏观经济分析中，相关关系才将大放异彩。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与肯尼思・库克耶（Victor？Mayer-Schonberger &. Kenneth？Cukier）认为，建立在相关关系分析基础上的预测是大数据的核心。通过应用相关关系，可以比之前更容易、更快捷、更清楚地分析事物（变量）。
英国华威商学院为预测股市的涨跌，使用谷歌趋势（Google Trends）共计追踪了98个搜索关键词。这中包括“债务”、“股票”、“投资组合”、“失业”、“市场”等与投资行为相关的词，也包括“生活方式”、“艺术”、“快乐”、“战争”、“冲突”、“政治”等与投资无关的关键词。结果发现有些词条，诸如“债务”，成为预测股市的主要关键词。
“谷歌流感趋势”为预测季节性流感的暴发，对2003年和2008年间的5000万最常搜索的词条进行大数据“训练”，试图发现某些搜索词条的地理位置是否与美国流感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的数据相关。
谷歌并没有直接推断哪些查询词条是最好的指标，相反，为了测试这些检索词条，谷歌总共处理了4.5亿个不同的数字模型。将得出的预测与2007年和2008年美国疾控中心记录的实际流感病例进行对比后，谷歌公司发现，它们的大数据处理结果发现了45条检索词条的组合，将它们用于特定的数学模型，预测结果与官方数据的相关性高达97%。
在大数据时代来临之前，尽管相关关系已被充分证明大有用途，可是相关关系的应用很少。这是因为用来做相关关系分析的数据同用来做因果关系分析的数据一样，也很少，也不容易得到，并且收集有关的数据，在过去相对来说，也费时费力，也会耗资巨大。不过现如今，可用的数据如此之多，也就不存在这样的难题了。特别是现在，有关专家们正在研发能发现并对比分析“非线性关系”的必要工具。总之，一系列飞速发展的新技术和新软件从多方面提高了有关分析工具发现宏观经济变量相关关系的能力，这就好比立体画法可同时从多个角度来表现人物或事物。
在大数据时代，这些新的分析工具和思路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新的视野和有用的预测，使我们看到了很多以前不曾注意到的宏观经济中的联系，掌握了以前无法理解的复杂的国民经济动态。
时滞变即期
目前对宏观经济的分析研究所采用的资料，主要依赖于各种统计调查系统的统计数据，但面临的最明显的缺陷之一便在于关于宏观经济统计的数据具有很强的时滞性。而大数据经济模型可以充分利用数据的实时性，提高分析或预测的时效性，为经济预警和政策制定提供最快速的资料和依据。
一般来说，依赖统计部门的宏观经济数据的都存在时间滞后的问题。由于不能及时获取宏观经济发展的数据信息，也就不能对当下的宏观经济形势作出准确判断。例如，政府公布的季度GDP 往往会有1个月的滞后期，而反映全面经济社会状况的统计年鉴的滞后期会达到3个月左右，这对及时了解宏观经济形势、预测与预警都是非常不利的，基于此统计进行的预测甚至被认为助长了宏观经济波动。
在互联网技术的辅助下相关宏观经济的分析部门能够快速地收集到主要宏观经济发展数据，如全社会的用电量、全社会的商品销售总额以及商品房的购买量等。这些大数据的获取时间较短，有的数据甚至是立即可以获得。
而随着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即时传播数据，如企业通过微博、微信第一时间产品、人事等重要信息； 普通用户实时针对特定事件或对象发表见解和态度，等等。
这些即时传播的非结构化数据对宏观经济的走势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大数据软件处理平台，可以实时追踪和搜集这些即时数据，并快速对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从而提高宏观经济的时效性，为经济活动参与者赢得决策时间。
在日本北九州市八幡东区东田地区实行的“八幡东区绿色乡村构想”中，日本IBM公司除了设立城市整体能源管理系统、综合性移动管理系统外，还参与了控制整个城市的城市指挥中心建设。得益于该公司处理和分析大数据的高效工作，当地行政机关可以实时掌握城市能源的情况，并将分析的结果同气象信息结合，详细预测48小时之后电力等能源的供需状况。如果发现将有电力不足的情况发生，行政部门可直接采取抑制电力消费或让电动汽车释放电能等措施，提前进行预防。
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案例范文4
【关键词】网络化视角；宏观经济管理；经济发展
一、信息网络化影响着宏观经济管理
（1）减缓经济周期波动。经济发展具有复杂性和不稳定性，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跟人们所做出的决策有一定的关联。美国的经济学家曾经说过，经济周期性波动与人们不能完全了解经济信息有关。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如果对当前经济的发展不能做出很好的判断或者是不能掌握完全的市场信息，那么企业就有可能做出错误的决策，进而导致经济出现波动。然而，网络技术的发展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信息网络化主要是通过三个方面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首先，信息网络化引起了传统产业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指传统产业结构和运作方式的变化，传统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近年来，信息产业的发展使得传统产业的经济波动对于国民经济产业的波动逐渐减少；此外，网络信息化管理系统可以起到合理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这样有利于促进市场供给更加适应市场需求，减少了产品过剩状况的发生，加快了市场上各个要素的流通，克服了市场调节落后性的弊端；再者，信息网络化推动了我国的产业调整，信息产业的发展促进了我国传统产业的升级，合理地调整了一二三产业的比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因为产业失衡带来的经济波动状况的发生。（2）降低经济运行所耗费的资金。实践证明，对于网络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通过扩大网络规模减少网络运行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网络成本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建设网络时所耗费的成本，第二个是对信息进行传递所耗费的成本，第三个是对信息进行处理加工耗费的成本。扩大网络人数可以减少这方面资金的耗费。此外，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可以极大地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当市场交易主体进入到信息网络之中时，其获得更为准确的市场信息所花费的资金将会极大地降低，再者，网络处理信息速度极快，这就使得企业也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获得自己所需要加工整理的信息。其次，信息网络系统可以为企业生产销售资金服务，大大减少了企业内部信息系统的结算，可以使得企业对于当前公司存货等资产有一个很好的了解。（3）促进效益的增加。首先，网络信息技术的利用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这就可以促进资源效益的增加，有利于节约物质资源，促进经济的发展。我国当前物质资源耗费状况较为严重，推进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可以减少我国物质资源的消耗，减轻资源短缺的现状。其次，信息网络化的提高改变了劳动力的结构。信息网络化的发展带动了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而第三产业可以为广泛吸取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做出贡献，这样就使得体力劳动者减少，脑力劳动者增加，优化了劳动力的结构，从而节约了劳动力资源。此外，利用信息网络化还可以节约资本，现在大多的企业利用信息网络实现了电子支付，一些电子支付卡逐渐普及，一些金融产业推销电子转账业务之后，大大减少了流通过程中资金的使用，有利于加速资金的周转活动，可以极大地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信息网络化对于宏观经济进行管理需要政府角色进行转变
在信息网络化逐渐推广的今天，网络化加大了各个经济主体之间的联系，其联系更加方便快捷，另一方面，网络技术的发展对于政府监督经济运行以及合理解决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的能力做出了相关要求。（1）减少对于经济发展的干预程度。国家经济的主要调节手段是市场，政府必须明确这一点。在信息网络化的大背景之下，政府可以做好以下几件事：为社会发展提供充足的发展资金，合理配置资源，不同行业的发展对于资金和资源的需求是不同的，如果仅仅依靠市场，将会出现严重的弱肉强食的现象，一些产业根本无法生存，为了生产的平衡，政府应该做好管理人的角色；着力于向“中立型”政府转变，政府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起的角色是指导者，为此，政府应该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出发，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确保市场的公平竞争；再者，政府要遵循两个原则，一个是竞争原则，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享有平等的发展权利，政府要通过相关的立法工作来实现公平竞争，第二个原则是权力下放原则，政府需要通过权利的分开来管理，要发挥政府的“指导”方面的功能。（2）改变自身运作方式。政府要向电子化政府转变，转变的内容主要包括办公自动化、信息处理自动化等。就我国而言，我国政府掌握了大量的资源，但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利用，政府应该任用一些相关的网络技术人员来实现对于网络信息的利用，让信息充分流动。政府的采购也可以采用电子化，这样可以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并且有助于社会公众对政府进行监督，这就类似于电子商务，可以减少货币资金的使用，对于经济往来的记录也减少了贪污现象的发生。（3）直接与民众进行沟通。在以往的社会发展中，政府工作人员很难与群众进行沟通，网络信息化则为他们之间的沟通提供了桥梁。政府可以通过相关的电子调查问卷来切实了解民众的需求，这样就有利于减少政府决策的失误，也就知道如何才能更好地贴合群众的需求。再者，政府与群众的交流也有利于民众了解政府运行的现状，切实把握政府的政策，并且对于经济政策及时进行反馈，政府还可以集思广益，共同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
三、 信息网络化对于宏观经济管理的影响
（1）要求政府对于信息的收集和处理能力提高。宏观经济的运行是一个较为复杂的动态进行过程，信息千变万化，巨大的信息库的涌动需要政府对于信息的处理能力极大地提升。其次，政府要提高对于经济发展的预测能力，完善相关的预警系统，切实把握经济发展动脉。政府要充分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引导经济朝着健康发展。政府在对宏观经济进行管理时需要制定相关的宏观经济政策，而这些政策的制定需要立足于对网络信息所提供的数据之上。（2）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电子货币的大量使用可以减少纸币的使用，加速了资金的周转与配置。为此，制定正确的货币政策是必须的，要减少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情况的发生，要加强对于动态的金融系统的分析，合理控制电子货币的使用。（3）政府加强了对财政的控制力度。政府日常工作中电子办公的出现，有利于减少政府贪污受贿现象的发生。为了达到足额的财政税收入库，信息网络化为其提供了方便。信息网络化加强了对于税收的监督与管理。再者，从国际角度来看，利用网络来实现国际贸易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而言是极其重要的。税收跨国发展将有利于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税收发展差距。（4）信息网络化需要劳动政策。随着网络技术应用到工厂之中，使得工厂的生产与管理逐渐分离，其中不缺乏相关的跨国案例的影响。据此，对于劳动政策其也做出了相关的改变。在网络上进行工作人员的跨国分配为我国政府对于劳动力的管理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合理制定相关的劳动政策就显得至关重要，因为其关乎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以上关于信息网络化对于宏观经济管理的影响以及政府应该如何更好地转变角色只是初步的研究，相信经过众学者的讨论，可以得出更加深刻的看法。合理应用信息网络化为宏观经济发展服务将有利于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健康发展，政府及企业需做好迎接机遇与挑战的准备。
参考文献
[1]李晓东.信息化与经济发展[M].2000（1）
[2]萧琛.全球网络经济[M].2009（5）
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案例范文5
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开展全国涉企收费专项检查的通知》(发改价检[]830号)要求和省市有关文件精神，为了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促进我区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区物价局、区纠风办将在全区开展涉企收费专项检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安排
这次专项检查从现在开始，10月底结束。此次专项检查由区物价局和区纠风办统一部署和实施。
二、检查的范围和内容
此次专项检查的范围是国土、城建、房产、规划、交通等部门及下属单位年1月1日以来发生的收费行为（重大的乱收费行为可以追溯到上一年度）。检查的主要内容是：
1、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擅自设立项目、自定标准收费的；
2、违反国家收费政策规定分解项目收费、重复收费、扩大范围收费、延长时限收费的；
3、国家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继续收费的；
4、执行地方政府或政府部门越权制定的文件，造成多收费和高收费的；
5、违反规定以保证金、抵押金、集资、捐助、赞助等形式变相收费的；
6、不执行国家收费优惠政策或者减免政策规定多收费的；
7、委托或转移政府行政职能到事业单位、中介组织、行业协会或公司，违规收取费用的；
8、利用职权强行服务并收取费用的；
9、将行政事业性收费违规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强制收取经营服务性收费，或将明令取消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转为经营服务性收费收取的；
10、不按照规定提供服务而收取费用的；
11、其他违反国家收费管理规定的收费行为。
三、检查方式
检查采取听汇报、召开座谈会、问卷调查、上门访问、查看帐目、受理投诉举报等方式进行。各有关单位要在检查组检查前认真进行全面自查，自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纠正，违规收费要及时清退，自查结果在检查组检查时上报。
四、几点要求
（一）提高认识。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开展涉企收费专项检查是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促进我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具体体现，是减轻企业负担、促进经济平稳发展，保障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贯彻落实的一次具体行动。各有关单位要提高思想认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组织配合好此次专项检查，确保检查工作取得实效。
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案例范文6
【关键词】《投资学》；教学内容；案例教学；实践性教学
一、《投资学》的学科体系和教学内容
《投资学》是站在投资者的立场，以投资领域为客体，研究资本形成规律的一门经济学科。其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指导人们进行正确的投资决策和管理。自古典经济学派到现代经济学的各流派都十分重视对投资问题的分析，但是各派都是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总体上来研究投资的。投资经济理论是溶合在宏观经济理论和微观经济理论之中，而没有独立于经济理论之外。《投资学》涉猎的范围极广，投资学科体系因此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构造，比如，投资学科体系按照研究的范围不同可构造为：微观投资学、宏观投资学和国际投资学三个层次；投资学科体系按照投资主体的不同可构造为：家庭投资学、厂商投资学和公共投资学三种；投资学科体系也可以按照资产的形态不同构造为：实物投资学、金融投资学和人力资本投资学三种。西方国家对投资范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因此其《投资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也就不同。从狭义的角度出发，《投资学》研究的就是证券投资的学问；至于一些直接投资，如企业投资则属于公司理财；国家投资则属于宏观经济政策，均不在《投资学》的研究范围之内。随着期货、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的出现和创新，当今西方《投资学》研究的主流是以证券投资和衍生金融工具投资为主的金融投资。当前比较经典的西方《投资学》的教材诸如，滋维・博迪（Zvi Bodie）等人合著的《投资学》（第5版）的内容包括八部分：导论、资产组合理论、资本市场均衡、固定收益证券、证券分析和期权、期货及其他衍生证券、积极的资产组合管理和附录，威廉・F・夏普（William F.Sharpe）等人合著的《投资学》（第5版）的体系也大体相近。
我国1981年以前基本没有投资这一范畴，只有基本建设这一范畴，1982年以后出版的《基本建设经济学》就是作为基本建设经济专业的主要教材，1988年国家教委将基本建设财务与信用专业和基本建设专业改造为投资经济管理专业，随之相应出版的《投资经济学》、《投资学》和《投资管理学》等教材的研究对象仍然是固定资产投资，证券投资是被排除在外的。1998年投资学专业遭到了全面的撤并，但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迅速发展，以证券投资为主要形式的金融投资正在成为投资者的一个重要投资方式，近两年一些院校已经重新恢复了投资学专业，投资学专业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但是当前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是，投资学的学科体系还需重新构造，《投资学》的教学内容还需进一步规范。纵观当下出版的各类《投资学》教材，其体系各不相同，这也为《投资学》课程的教学带来了一些困惑和不便。有些投资学教材仍然沿用了我国传统投资学的内容体系，即主要以固定资产投资和宏观投资为主；有些投资学教材则完全采用西方以证券投资等金融投资为主的内容体系；有些投资学教材则兼顾了我国的传统投资学与西方投资学的内容体系。《投资学》作为投资学专业的入门课程或作为其他专业（如财政学、财务管理、金融、工商管理、国际经济等专业）的主干课程或选修课程，教学目的并非是通过这一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就能掌握如何去投资了，重要的是要通过这一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知道《投资学》的体系以及有关投资领域的一些基本知识、规律、投资理念和投资的思维方法。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投资学》课程的学科体系和教学内容应当包括投资学总论、实物资本投资、金融资本投资和宏观投资这几部分，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在讲授时可以有所侧重。学生通过本门课程的学习，首先入门投资这一博大精深的领域，掌握一些基本的知识、理念、思维和方法，进而为他们有兴趣进一步深入学习投资学奠定一个良好的学科基础，不同专业和兴趣爱好的学生可以进一步选学比如证券《投资学》、《外汇交易》、《国际投资学》、《金融市场学》、《金融工程》等后续课程。
二、案例教学与《投资学》
虽然目前关于《投资学》方面的教科书和参考书很多，但这些书要么是侧重于理论介绍，要么是侧重于实践操作，很少有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或者是运用案例加以分析，将理论深入浅出地介绍清楚的，这给讲授《投资学》的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如何将抽象的理论让学生能够理解并产生学习兴趣成为困扰教师的一个难题。《投资学》是作为本学科的一门入门课程，它不像一些后续课程（如证券投资学）那样有很强的实践性，它主要还是对《投资学》领域一些基本知识、规律、投资理念和思维方法的介绍，因此其理论色彩相对较浓。要想让学生真正理解和接受这些知识，必须要通过案例教学（这里的案例教学不等同于实践性教学）来实现这一目的。美国小劳伦斯・E・列恩在《公共管理案例教学指南》中关于案例教学的定义是“教师们以教学案例为基础，在课堂中帮助学习者达到特定学习目的的一整套教学方法及技巧。”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法既不能在教科书中找到，也不可能获得人人都赞同的‘正确答案’。案例方法为学习者设想了这样的一个世界，即通常在时间很短、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需要靠批判性思维技巧和能力来提出有说服力的论点。这种分析以叙事形式出现，并鼓励学生参与。”案例教学要针对课程中出现的知识点，由教师有目的地去搜集、整理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并设计一些问题供学生思考。案例教学应重视师生间的互动性。在传统的教学方法中，教师是课堂的主导者，负责讲解和向学生灌输知识，而应当作为教学主体的学生则是被动地接受知识，或是回答一些简单的课堂提问，学生习惯于用既定的思维和方法来思考和解决问题，缺乏自主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缺乏创新意识。在案例教学中，需要鼓励学生要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无所谓对错，重在思考，学会思考远比获知一个正确的答案重要得多。引导学生，看待同一个问题或案例，要摆脱“唯一标准答案”对自己思维的束缚，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应有辩证的思维。在课堂上，通过讨论，对各种观点的合理性进行分析，然后在各种合理的答案中寻找在现有条件下的最佳答案。还可以让学生去设想和探讨在各种其他条件下，该案例又会得出怎样的结果。对于案例教学，重要的不是学生能否得出正确的答案，而是重视探讨、分析案例的过程和培养学生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实践性教学与《投资学》
投资学理论源于实践，是对实践的提炼、总结和升华，学习《投资学》的目的是为了指导投资者的投资实践，因此，《投资学》的教学也应当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尽管《投资学》是一门投资领域的入门基础课程以及由于授课学时的限制，《投资学》课程所赋予学生的更多的应是一种关于投资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思考问题的方法，而不是一种实际操作能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投资学》课程的教学可以脱离实践，相反，《投资学》的教学需要紧密联系实践和让学生尽可能接触实践。笔者认为，实践性教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投资学》实践性教学是指在《投资学》课程开设之后所进行的实验教学。广义的《投资学》实践性教学应当包括在《投资学》课堂上的案例教学和在《投资学》课程开设之后所进行的实验教学。笔者更认同广义的《投资学》实践性教学。关于《投资学》的案例教学如前所述，关于实验教学主要针对投资学、金融学等专业的学生或者对投资领域感兴趣并且学习过《投资学》后续课程的学生而言。投资学实验教学的开展首先需要相应师资力量和相关的硬件和软件准备。实验教学应加强对教师的实践培训，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可以考虑聘请投资领域的资深从业人员担任一部分实验教学任务或开设讲座。《投资学》实验室的建设也是必不可少的（包括硬件和软件），利用相关软件，让学生模拟投资操作，并追踪投资市场的实际表现。投资实验室不仅可以让学生模拟证券投资实践甚至是期货市场实践，还可以让学生利用投资项目经济评价等软件进行投资项目经济评价等方面的实践。实验教学除了在投资实验室开展之外，还可以开设第二课堂，通过与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投资咨询机构等相关业务部门的合作，将学生带到真实的投资市场和环境中让学生亲身去体验各种投资活动的操作过程，让有经验的投资专家为学生提供现场指导，进行实战分析、市场预测或评估。
参考文献：
[1] 张中华，谢进城：投资学[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2] 刘茂盛：多媒体案例教学方法在投资学概论中的运用[J].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1）.
[3] 谢进城，张东：投资学导论[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4] 张仲敏，钱从龙：投资学[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