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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型的货币政策范文1
【关键词】中国 经济形势 财政政策
一、我国宏观经济态势分析
（一）中国经济在动荡中前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卷入一场浩劫，各行各业都受到一定影响，很多企业濒临倒闭，社会失业人数增加，经济水平下降。此次金融危机持续了5年，其影响规模巨大，以至于众多经济学家将其称之为百年难得一遇，我国政府通过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改善经济，虽然近几年经济开始慢慢复苏，但依旧在动荡中前行。根据以往经济发展规律，金融危机具有周期性和结构性的特点，在二次大战之后西方国家出现的经济危机，我们总说它的突出变化是周期缩短，原来7、8年一次，后来5、6年一次，3、4年一次，甚至是2、3年一次。为应对金融危机，各国都开始积极调整经济结构，比如美国、欧洲、日本等，而中国的经济结构本来就没法和这些发达国家相比，因此，截至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还不是很合理，这也是中国经济在前进中充满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GDP增速持续回落
2011年我国GDP为473104亿元，2012年我国GDP为519322亿元，2013年我国GDP为588019亿元，2014年我国GDP为635061亿元，可以看出2011-2014年我国GDP整体呈上涨趋势，但增长速度持续下滑，2013年GDP增速为7.7%，2014年下滑为7.3%。虽然增长速度持续下滑，但GDP整体水平还是很乐观的，2014年我国GDP水平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这一结果虽然比美国要晚上13年，但对我国而言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截至2014年，我国和美国是全球仅有的两个国家GDP超过了10万亿美元。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美国一半；2013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约为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的两倍，经济总量已于超过了整个欧元区；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将意味着与美国经济总量差距进一步缩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我国2014年的GDP增长速度的预测分别为7.5%和7.7%，由于近几年我国GDP增长速度有所回落，2014年的增长速度并没有预期高，而是相对2013年有所下滑。
（三）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对于中国的经济形势的研究相当多，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探讨各研究者都提出了不一样的意见，有的认为经济运行规律呈V字型，有的认为呈W字型，有的又认为是呈L字型，但无论呈现何种规律，都持同一种观点，就是我国经济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例如，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经济运行规律呈V字型，就是说如果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从11%下滑到6%，未来还是会从6%上升至11%，国家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我国经济的调控使得经济发展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周期性。
然而，我国经济的发展除了带有周期性规律之外，还呈现结构性发展特点，并且这种特点的影响程度还超过了周期性特点。正如事态的发展具有阶段性，中国的经济亦是如此，会有发展初期，成熟期、发展期等结构，经济增长也不例外，就目前中国的经济形式而言，经济增长处于中速增长状态。
二、中国财政政策的配置
（一）积极财政政策是扩张性操作的“主攻手”
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低迷时期，政府宜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而具体的货币政策今年和往年有所不同，今年的广义货币供应量高于去年，货币供大于求，理论上会导致利率下降，物价上涨，带动经济的发展，但实际上，这种扩张型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影响却比以往下降了，这是因为政府在控制物价和防范金融风险两者之间中和了。这说明，财政政策对经济格局的发展相对往年有所增长。因此，2014年，国家在实施扩张型财政政策时，要考虑到其对整体经济的影响度有所增长，要合理使用。
（二）补赤、减税、扩支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三个支点
政府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无疑就是降低税收或增加政府支出，降低税收相比增加政府支出带来的扩张效益要小些，并且二者对经济运行的作用方式也是不同的。降低税收，意味着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居民消费增长，从而带动经济的发展，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用于投资的部分更多的是转移到市场而非政府，可以减少政府粗放型投资。政府的税收来自企业和个人，个人主要缴纳个人所得税，企业的缴税类型主要是流转税和间接税，政府在实施扩张型财政政策降低税收时，要充分考虑我国的税收结构，明确哪些税收该减，减税方面企业和个人减税比例多少更为合适，能更有效地影响经济，这都是政府实施减税政策所要顾及的。
增加政府支出在传统宏观调控政策中起到过重要作用，但今年相比往年也发生了一定变化，主要是经济形式和政策布局发生了变化。今年，在政府支出方面做出了严厉调整，要求各级政府要勤俭节约，严惩贪污受贿官员，将政府支持用于利民、惠民项目之上，增加对人民群众的补贴，通过法律制裁的强制手段降低贪污受贿带来的政府支出的流失。2013～2014年，政府扩大支出的重点主要是民生方面主要是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保障性安居工程，农业、水利、城市管网，社会事业，节能减排和生态工程。这说明，政府将政府支出重点用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提供社会保障方面，这种政府支出的增加是从两方面相互作用的，一方面政府直接增加政府支出，另一方面，通过缩减政府开支间接性增加政府对社会的支持，对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结语
分析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虽然经历2008年金融危机，经济一直处在复苏阶段，但整体而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是逐渐增长的，中国经济在动荡中前行，GDP逐年增长，每年都有一定突破，只是GDP增速持续回落，另外，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中速增长阶段。针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形式，结合中国政府的财政政策，我国目前实施的是扩张型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降低税收和增加政府支出。
参考文献
[1]高培勇.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与财政政策分析[J].中国流通经济，2013（8）：23-25.
扩张型的货币政策范文2
关键词:货币政策;中介指标;货币供给量;货币流通速度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
引言
所谓货币政策中介指标,就是在预测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方面能够提供有用信息,从而指引货币当局进行政策操作的变量。通过对中介指标变动的分析,货币当局也可以了解到国民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以及其偏离调控目标的方向和程度,从而为下一阶段的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指导。引入中介指标概念以后,货币政策实施过程就通常被划分为政策工具――中介指标――最终目标三个相互关联的阶段。
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是货币政策作用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中间环节,对他们的选择正确与否以及选定后能否达到预期调节效果直接关系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能否实现。通常中央银行以货币供应量或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目前我国中央银行仍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但货币供给量和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已经变得很不稳定,因此继续使用将存在诸多缺陷。
一般来讲,作为一个性能良好的货币政策指标,必须体现出其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相关性、可测性和可控性,目前对我国货币供应量中介指标的评价就是以此为基本依据,并且已经研究得较为成熟。而中介指标自身的影响因素也是左右其效果的重要方面。影响货币供给量的因素有很多,这其中又尤以基础货币、货币乘数、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最大,接下来就将从这三个角度对货币供给量作为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缺陷进行分析。
一、基础货币
基础货币又称储备货币或高能货币,是我国中央银行的主要负债,它在创造过程中具有货币信贷倍数扩张能力的货币,是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加上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通货的总和。流通中的通货及银行准备金与公众及银行的意愿有关,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不易于控制,但它们之和作为基础货币时,却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正是由于这种稳定性,中央银行在控制货币供应量方面通常把重点放在对基础货币的调控上。我国的基础货币具有以下的作用:一是基础货币中的存款准备金与金融机构的库存现金之和是金融机构流动性;二是基础货币与货币乘数共同决定货币供应量。
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三个主要渠道是外汇占款变动、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贷款。1994年以后,我国执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实际上是执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近年来,由于人民币大幅度的升值,国际资本纷纷以各种形式流入中国,给人民币造成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为保持外贸出口竞争优势,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外汇管理当局不得不通过在外汇市场上收购多余的外汇来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由此增加了等额的基础货币投放。正是由于这种外汇收购的刚性,使央行难以实现对基础货币的控制。
实际上,这一问题在现阶段并没有对货币当局调控货币供应量构成太大的压力。原因有三:第一,我国中央银行正逐步完成货币政策的调控工具由以直接调控工具为主向以间接调控工具为主的转变。但是作为货币政策间接调控工具的短期利率本身也存在着作为中介指标不可回避的缺陷;第二,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而过高的外汇储备会引发许多副作用。因此,从长期的角度看,无论是中央银行还是政府决策部门,都不会允许外汇储备的增长率长时间高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三,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还是一个扩张型的货币政策。通过收购外汇的方式投放基础货币,至少与当前货币政策的基本方向是相同的。但是,长期扩张型的货币政策本身就是不稳定的,会随着实体经济的转变而调整。
二、货币乘数
货币的供给量取决于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理论而言,基础货币中央银行可以较准确地控制。但货币乘数取决于通货存款比率、定期存款占总存款的比率、商业银行持有的超额准备金占活期存款的比率以及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等诸多因素,这些因素的变动不能由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确定,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导致最终货币供给量的不确定。
货币乘数的常用公式为:
k=
其中,k为货币乘数,C/D为现金存款比,r为银行准备金比率,ER/D为银行超额准备金率。
现金存款比率主要取决于公众的资产偏好,同时社会的支付习惯、银行业的发达程度、信用工具的多寡、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性。其他金融资产收益率的变动也会影响现金存款比率。经由货币乘数的扩张效应,流通中现金增加或减少会引起货币供应量多倍地减少或增加。
商业银行持有的超额准备金占活期存款的比率主要取决于商业银行的经营决策行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银行的股份制改造逐步完成,银行的盈利压力日益增大。而贷款业务所带来的利差收入仍然是我国银行最主要的利润来源。我国的宏观经济已经连续多年保持快速增长,银行在利润指标压力下放贷冲动越来越明显。
此外,法定准备金率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也经常调整。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已经10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使得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从2006年底的8.5%上升到2007年底的13.5%。
综上所述,由于通货存款比率、超额准备金率和法定准备金率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使得我国的货币乘数也不稳定,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
三、货币流通速度
货币数量论认为,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流通速度之积等于国民收入与价格水平之积(M•V=P•Y),货币供应量增长取决于名义经济增长和货币流通速度。只要货币流通速度比较稳定,那么只需根据预期经济增长率就可预测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如果货币流通速度变化莫测,就难以判断合理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中介指标的可测性就会下降,并影响政策的有效性。
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或上升意味着货币需求的上升或下降。近年来,我国货币流通速度总体上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考虑到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某种规律性,如果可以对这种变化进行事前量化判断,结合货币流通速度长期下降的趋势,就可以预测货币供应量增长率。
对货币数量模型进行微分处理,可以得到:
+=+
该式左边的货币供给量增长率与货币流通速度变动率之和实际上是指数化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右边的通货膨胀率与实际产出增长率之和实际上是名义产出增长率。该式表明,指数化的货币供给量增长率等于名义产出增长率并由其决定。对该式做等价变换,得到:
=+-
变换后的式子表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等于名义产出增长率扣除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率。在名义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一定时,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取决于货币流通速度的波动程度,相对稳定的货币流通速度有利于货币当局准确地预测和控制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效用程度就较高;如果货币流通速度波动较大,则不利于货币当局对货币供应量的预测。
四、结论
综上所述,由于货币乘数和基础货币供应量都不能由政府政策完全控制,因此央行不能完全控制国家的货币供应量。因此,以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对于实现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必然难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中介指标的选择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应当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进行调整,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作者单位:安徽农业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郭连鑫.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分析[J].辽宁经济,2009.5.
[2]李冬,谢敏.中国货币政策中介指标选择的理论和实践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9.7.
[3]张明,盛军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分析―从货币供应量到其他目标的讨论[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6.
扩张型的货币政策范文3
关键词：商业银行 紧缩性货币政策 存款准备金率 通货膨胀 对策分析
一． 引言
从2010年至今，我国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中央银行为控制由于市场流动资金过多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存贷款利率。这一系列措施的出台对以信贷为主的我国商业银行的基础货币环境、信贷结构以及收入等造成了不利影响。导致了商业银行资产质量下降，以及银行短期缺口导致的流动性不足。本文通过对现阶段我国施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分析，指出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并提出有关的对策建议。
二． 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一）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对商业银行的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大多以信贷业务为主要经营项目，以获得存贷款利息差依旧是其利润增长的主要来源。在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下，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致使银行向中央银行上交的存款准备金增加，导致银行有部分存款不能自主运用，特别是不能发放贷款，可供贷款量减少，银行资金流动性减弱，新增贷款量减少，贷款需求量也有所减少，新增贷款规模受阻直接影响到银行净利润。研究表明在我国信贷增速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净利润则会下降0.76个百分点。所以导致商业银行利息收入减少，收益水平下降。
（二）提高贷款利率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企业从银行贷款要支付一定的利息，然而，贷款利率的提高幅度往往高于存款利率，长期定期存款利率上调幅度低于短期存款利率。这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经营成本，导致了企业的可分配利润减少，较高的贷款利率会使那些拥有良好资信的企业不再申请贷款，使商业银行损失一批贷款老客户，而一些乐于从事投资但资信程度又低的企业将继续申请贷款，而这类企业到期不能按时归还本息的可能性大，从而增加了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在改变了商业银行信贷结构的同时增加了银行经营风险。
（三）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中央银行多次实施窗口指导政策，受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的影响，商业银行不得不限制对一些过度性投资行业贷款的发放，如降低贷款量，提高贷款利率，缩短贷款期限等。这严重降低了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量，抑制了信贷扩张，使银行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与此同时，银行的信贷结构也得到改善，资金投向开始向对环境污染小或者无污染的节能环保等绿色信贷倾斜，这也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健康发展有促进作用。
（四）宏观经济增长缓慢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宏观经济增长缓慢，加大了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在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对象以中小企业居多，这些企业在规模上比上市公司差很多，随着通货膨胀的逐渐高企，我国宏观经济增长逐渐放缓，使企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导致很多中小企业陷于财务困境中，从而增加了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
三． 商业银行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下应作出的对策分析。
（一）积极推进金融创新，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下，贷款量减少，为了吸取更多资金，增加存款量，商业银行应结合自身特点及地区性银行间差异，调整经营策略，制定出符合当前经济形势的金融产品，大力发展理财、基金、保险等中间业务，做到多管齐下，从多方面弥补因从紧政策给银行带来的损失，消除带来的负面效应。
（二）分析经济形势，适时调整信贷结构。商业银行应加强对当前以及未来宏观经济金融形势的分析，依照货币政策控制好信贷投放总量，维持信贷适度均衡增长。另外，各商业银行要加强对信贷客户的审核工作，严格控制授信准入标准，优化信贷结构。
（三）深化银行体制改革，实行差异化营销战略。建立以“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推进商业银行的股权多元化，积极调整优化存款结构，提高存款收益贡献率。实现商业银行的利润最大化经营目标。并且从银行内部资源和外部银行业竞争等两大方面综合分析，明确市场方向，最大限度满足客户需求。
（四）加强风险管理，提高员工风险防范意识。定期对应行员工培训，提高员工的职业素质和业务水平，及对风险的分析和防范意识。尤其是信贷部门要不断完善信贷评级制度，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下优化信贷结构的同时实现银行利益最大化，从而推进商业银行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许一览.从紧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经营的影响[J].新金融，2008（6）：48.
[2]胡妍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及其对策[J].新金融,2007,(06).
[3]报纸文摘.周萃.2008年“从紧”考验银行信贷业务.《金融时报》2008-01-07.
[4]米什金.货币金融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扩张型的货币政策范文4
关键词：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协调机制
中图分类号：F8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9—0099—04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对外依存度的不断增强，特别是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以来，我国金融宏观调控逐渐进人调整期，保持经济增长稳定、币值稳定既是转型调整的保障，又是我国今后发展的策略。在这样的背景下，金融调控面临更复杂的环境和更艰巨的任务，其中的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稳定币值和调控总需求的重要手段，是维持和调控内外贸易均衡的重要工具。我国未来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将会更加复杂，人民币升值和通货膨胀压力将持续增强，因而需要加强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调控力度，尤其是解决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协调问题。
一、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不协调的表现
1994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改革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总体看政策操作比较成功，不仅对内的需求管理效果显著，调控能力越来越强，给我国的经济快速增长注入活力，还有效抵御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但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对外依存度的不断上升，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操作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特别是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在实践中面临一定冲突，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外汇储备与货币量的冲突
1994年，我国外汇体制改革后确立了强制结售汇制度，在人民币汇率被低估、出口退税优惠政策和外商投资优惠政策等综合因素下，我国国际收支呈直线上升趋势，国际收支双顺差，外汇占款增加额约占当年基础货币投放增加额的75%，之后由于央行采取对冲操作，1995年和1996年外汇占款占当年基础货币投放的64%和45%。但央行的对冲操作效果并不明显，1994年M：增长率高达34.5%，消费者价格指数增长达24.1%，1995年和1996年M2也都在25%以上；同时，CPI也大幅超出安全通货膨胀水平。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打破了这种货币供给模式，我国国际收支直线下降，1998年5月出口在维持了23个月增长后首次出现下降，同时资本项目也出现大幅逆差，导致外汇储备急剧减少和外汇占款比例下降。由于1994年以来对以外汇占款为主的货币投放渠道依赖性较强，所以一旦外汇储备减少会给货币政策操作带来较大冲击，1997～2000年CPI基本维持在0～1%之间。外汇储备和货币量问的矛盾是我国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的最直接体现，货币供给机制的外生性程度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将会制约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现阶段，我国外汇储备已达到3万多亿美元，这给人民币造成一定的升值压力。
（二）资本流动与利率的冲突
1998年以来，我国国际收支受周边国家货币疲软影响呈下降态势，导致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对外竞争力减弱，但为了维持亚洲各国的信心，我国坚持人民币名义汇率不贬值，这种做法虽然对亚洲经济的迅速好转起到关键作用，但却使我国的利率水平与美国利率水平出现倒挂，六个月利率和一年期利率水平均低于美国；而在2005～2007年我国经济过热时期，利率水平又高于美国。这给货币政策操作带来极大阻碍，当我国央行采取扩张型货币政策时，由于本外币利率倒挂，国际资本会流出我国，更增加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而当央行采取紧缩货币政策时，资本又选择流入国内，从而增加了人民币升值压力，有违货币政策的初衷。现阶段，在人民币名义汇率升值压力下，利率是央行对冲操作的重要政策工具，结果却是利率的提高抵消了货币政策目标，同时造成更多国际资本的流入，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面对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冲突，我国货币监管部门通过加强公开市场操作收回流动性、给予出口退税更多优惠政策保持出口规模、对资本流动进行强制管制和对利率进行频繁调整等方法来缓解矛盾，但这些做法成本较高，同时也限制了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体系的完善。
二、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协调面临的现实问题
建立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有效协调机制，对我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既有利于保持和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抵御外部冲击，又有助于缓解当前通货膨胀压力、增强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进而完善我国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但要实现二者的协调还面临一些现实问题。
（一）内外部因素对人民币升值的持续压力
自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外界对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断增强。究其原因，可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中短期表现为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持续的双顺差，持续不断的外汇涌入我国市场给人民币带来升值压力；而长期的升值压力可通过“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来解释，由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持续，人民币升值的趋势在所难免。外部因素中包括我国外汇政策名义锚的转换，2005年7月之前人民币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由于当时美国频繁采取弱势美元政策来推动国内经济，所以直接导致人民币对于其他货币贬值；2005年7月之后人民币放弃美元名义锚，世界各大经济体普遍要求人民币升值。综合内外部因素来看，人民币长时期会处于升值压力之下。
（二）我国国内市场存在流动性过剩问题且金融市场机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货币量供给高于需求，存在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正是由于过多的流动性在商品市场中无法完全消化，有很大一部分资金流入资本市场，推高了资产价格，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我国房价的快速增长和股票指数的攀升是很好的证明。而我国金融市场总体上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各类金融机构治理机制尚不健全，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脱节”，对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反应具有非同步性、非均衡性。缺乏实体经济支持的金融资产价格其实是一种泡沫，所以一旦市场总体流动性减少，就会对资产价格造成不小的打击，这也给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协调提出严峻的挑战。
（三）利率——汇率联动机制失灵
利率与汇率的联动机制是一国经济内外平衡的重要机制，我国现行利率政策下适合的操作应是中央银行根据国内的经济状况制定利率政策：当需要实行扩张（紧缩）型货币政策以刺激（平稳）国内经济时，采取降低（提高）利率水平的政策，但利率下降（提高）通常会引起资本外流（回流），从而导致本国市场上外币数量减少（增加），外币升值（贬值）、本币贬值（升值），进而又增加（减少）了本旧产品的出口，促使经常项目出现顺差（逆差）和资本的回流（流出）。而在我国现行利率政策和汇率制度下，官定利率的政策效果会被汇率政策的效果所侵蚀，导致我国中央银行不能通过利率的调整来改善国际收支。
三、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有效协调机制的建立
随着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政策着力点会更多地转向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方面，将在兼顾内需管理和对外均衡管理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对外防御和对外影响，迅速提升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提升汇率管理能力，这是我国宏观管理实践中最为紧迫的现实问题。应在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方面有所突破，建立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有效协调机制。
根据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实际情况和整体宏观经济环境，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有效协调机制的建立，应以“稳增长、稳币值”为政策协调目标，以“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和“资本市场不完全开放”为“制度约束”，以“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为核心内容，以“国际收支抵补机制”为重点，以金融创新、金融发展和稳定为政策机制保障，来构建我国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协调机制框架（见图1）。根据这一框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短期内加强货币政策工具间的协调
目前，我国货币政策的短期有效性和长期中性矛盾比较突出。无论是货币政策工具还是货币政策规则，无论是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还是最终目标，都应兼顾动态性和内生性，并在坚持与汇率政策的相容性和稳健性原则基础上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并在货币政策规则的制定上将汇率因素考虑进去，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实行的以货币状况指数（MIC）来对各政策工具进行调整。
（二）逐步推进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
从长期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应逐步向更灵活、稳健的方向转变，探索实施一揽子货币独立浮动汇率的可行性，使货币政策真正成为独立有效调控需求、物价乃至汇率的工具，逐步实现利率市场化。面临国际经济环境日趋复杂和经济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的现状，我国要深刻认识其他国家政策调整和经济不稳定因素对我国的传染路径，以期“内外兼顾”地审视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的有效协调。我国央行在汇率传递效率（ERPT）偏低的情况下，应使名义汇率扩大浮动范围，从而给货币政策更大的自主操作空间。
（三）重视财政政策和金融创新工具等在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协调中的重要作用
我国应寻求依靠市场方法抵补国际收支的有效机制。这涉及外汇收支管理、资本市场创新及汇率制度和汇率目标管理对金融市场条件的约束等。为解决这一难题，央行应依靠财政购汇政策和金融工具创新来调整国际收支，积极探讨以汇率灵活浮动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长效机制来替代被动收支抵补操作。
（四）重视金融审慎监管对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协调操作中的风险控制
金融监管制度既是防范金融危机的主要手段，也是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有效实施的有力保障。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和准备金制度、资本市场流动性监管和外汇市场监管都是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相对独立性和有效性的重要保证。为此，要将金融审慎监管同货币政策操作联系起来，加强金融系统对汇率波动的反应能力和化解风险能力，完善协调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所需要的金融监管制度，运用逆周期、最低资本金要求等审慎监管工具对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进行控制与监管，为我国建立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安全网络打好基础。
扩张型的货币政策范文5
信贷增速放缓，货币供应先扬后抑
2013上半年货币信贷运行呈现三个主要特征：
一是信贷增速放缓，6月末余额同比增速为14.2%，较2012年年末低0.8个百分点。这是因为在供给端，央行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并对银行系统风险加大监管力度，总体信贷环境较为平稳，未有明显宽松。投资渠道多元化持续，使银行吸收存款的压力持续增加；企业活期存款占比有所下降，也表明在吸存压力下银行可能主动地提高了协议存款、定期存款等高成本负债的比例。总的来说，银行信贷投放能力不强。在需求端，由于经济复苏疲弱，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有所暴露，企业效益下降，上游企业经营状况更明显恶化，制造业信贷需求较往年明显下降。来自供需双方的压力形成了2013上半年企业信贷新增绝对值同比下降、余额同比持续下降的格局。
二是广义货币增速先扬后抑，2013年4月末M2余额同比增速一度达到16.1%，6月末则下降到了14%。这是由于外汇占款在1～4月大幅增加，但央行回笼现金规模较小，以及扩张型财政政策推动广义货币在年初加速扩张。但随着新增外汇占款大幅回落和基数效应，5～6月广义货币增速已明显下降。
三是企业中长期贷款在企业贷款中占比逐步提升，截至2013年6月末，年内新增中长期贷款占企业贷款比例为38.4%，较一季度末上升了6个百分点，较2012年年末上升了9.7个百分点。这一结构变化与去年由长期投资拉动的复苏的进程相一致，也是因为在存款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为避免存贷比超标准，银行通过压缩短期票据融资来减小贷款规模，从而使得企业中长期贷款占比“被动上升”（见图1）。
经济增长疲弱且政策维持稳健，信贷增速进一步放缓
2013下半年，预计信贷需求持续偏弱：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速将保持基本平稳，对信贷增长构成一定程度支撑，但制造业由于补库存周期延迟，企业盈利持续减缩，投资及信贷需求仍难以自发性扩张。此外，受上半年房产市场销售额的带动，居民中长期贷款增长将在三季度高速增长，但可能在四季度有明显下降，增量也将受制于银行信贷的总供应能力。而从银行信贷供给看，虽然货币政策有放松的压力，但大幅放松的可能性不大。银行总体信贷环境不会明显宽松。另外，在外汇占款增长放缓、金融市场发展和投资渠道增多持续分流存款的情况下，银行，特别是部分中小银行的存款压力依然很大，下半年总体信贷投放能力不强。总体来看，预计2013全年新增贷款8.5万亿～9万亿元，余额同比增长13.5%～14.3%。
固定资产投资将基本平稳，对信贷增长构成支撑
从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增速来看，2013年1～6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长20.1%，增速较2012年全年增速下降了0.5个百分点。由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投资周期长，一般将持续3～5年，2012年大规模的新开工计划将维持，固定投资总体增速基本稳定。但是2013上半年发展改革委新审批项目数下降和新开工项目计划投资金额相较2012年下半年大幅回落，将会对基础设施建设行业及行业新增信贷需求形成比较大的影响。不过，我国经济面临明显下行压力，国内外需求疲弱，三四季度GDP实际增速有较大概率出现进一步下滑。不过，为守住“下限”，不排除三季度政府推出温和刺激政策的可能性，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投资增长，带动信贷需求（见图2、图3）。
制造业信贷需求缺乏动力
信贷投放的主要行业——制造业，经营前景仍不会有显著改观，其信贷需求可能进一步放缓。2013年6月PMI库存指数、生产指数及新订单指数分别进一步下滑至47.4、52.0和50.4。显示制造业自2013年年初以来迟迟未进入补库存过程，生产过程有所放缓，及市场需求疲软。总的来说，制造业经营状况变差将很大程度上限制企业的产能扩张和投资，最终表现为信贷需求收缩。
四季度居民中长期消费信贷可能回落
中国房地产市场是影响人民币信贷需求的重要因素。2013下半年房地产市场将总体保持稳定格局，形成“量缩价稳”的态势，特别是受基数效应影响，房地产销售量下降可能性较大，同比增速或放缓至25%～30%。对于商品房销售市场，由于房价上涨趋于平缓及成交量有所下降，居民中长期消费贷款增速将在四季度出现下滑（见图4）。
货币政策保持稳健，存款压力限制信贷投放
2013下半年，货币政策大幅放松和出现大规模外生性信贷需求的可能性都不大，银行业在存贷两端都将面临挑战。在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下，预计存款准备金率不会大幅下调，基准利率将保持基本稳定，银行总体信贷环境仍不会明显宽松。而且，在外占款增长放缓、金融市场发展和投资渠道增多持续分流存款的情况下，银行特别是部分中小银行的存款压力依然很大。尽管银行会通过发行理财产品等方式加大存款吸收力度，但这更多地表现为存款在季末、年末大幅增加，存款平均余额并不会有显著好转。受限于吸存能力，下半年银行信贷投放能力依然不强。
金融国十条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给出了指引
国务院在2013年7月初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金融国十条）中对总理提出的金融政策新思路——“盘活存量、用好增量”——做出了进一步阐述，而其中四点指引尤为重要：
一是投放引导，即加强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持，把有限的金融资源分配给最有效的经济部门。在未来，“三农”、小微企业等信贷支持不足的领域将继续得到政策上的扶持，而有市场发展前景的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信息技术产业和信息消费、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绿色环保等领域，在建续建工程和项目的合理资金需求，铁路等重大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工程建设，新的产业增长点都将得到资金支持。预计2013下半年银行业将在相关产业进一步增加投放力度。
二是有扶有控、有保有压。对产能过剩行业将实施差别化政策。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违规建设项目被严格禁止获得任何形式的新增授信和直接融资，以防止盲目投资加剧产能过剩。
三是鼓励金融机构提高自身对信贷结构的治理。让不符合监管要求的存量贷款退出；把中长期信贷通过资产证券化流动化，将存量资金转变为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增量；最终通过加速资金流动，加快周转速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解决货币供给放缓问题和缓解资本补充压力。
四是促进消费升级，增加相应领域信贷投放。包括培育消费金融的新增长极，加强对新型消费品，以及诸如文化、教育、旅游、养老等服务消费领域的信贷支持，同时推进消费支付方式现代化，完善银行卡消费服务功能，优化使用环境。
企业贷款占比逐步下降，中长期贷款占比继续上升
目前，我国信贷结构正处于两个结构性变化之中。一方面，贷款增速贡献主要来自居民住房建设部门，企业贷款在境内人民币贷款结构中的比重逐步下降，2013下半年这一变化很可能继续。这一是因为当前制造业经营状况不佳，信贷需求较弱；二是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平台两大领域贷款投放受到限制；三是非信贷融资增长较快，解决了部分企业的融资问题；四是受房地产市场成交量回升的带动，居民住房贷款增长加快。尽管下半年增速会有所放缓，但仍会保持较高水平。另一方面，自2012年年中以来，对公中长期贷款在对公贷款中的比重有所上升。2013下半年，部分项目加快审批会对企业中长期贷款构成一定支撑。但更为重要的是，预计银行在存款压力下，仍会通过压缩短期票据融资来避免贷款增长过快和存贷比超标，从而企业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占比将继续上升（见图5、图6）。
新增贷款在社会融资规模中的比重将有所上升
2013年5～6月新增非信贷融资占比已有明显下降，其中新增信托贷款规模大幅缩减、承兑汇票连续两月大幅负增长。下半年信托项目审核、国资委、银监会对央企、银行重点行业融资的严格要求都不会放松，信托贷款、委托贷款、承兑汇票等融资难有扩大，而银行贷款将保持平稳增长，占比将有所提高。预计全年社会融资总规模将达到17万亿～18万亿元，较2012年15.8万亿元的规模增加了约11.0%（见图7）。
新增外汇占款将明显减少，货币供应增速下降
下半年，贷款增速将有所放缓，外汇占款增量下降继续对货币增长构成限制，但企业债券融资规模扩大和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款快增有利于货币扩张。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预计2013年末，M2将同比增长13%～14%，M1则同比增长9%左右。
下半年新增外汇占款将明显减少
受益于2012年末中国经济回升势头及预期以及海外超宽货币周期，2013上半年外汇占款激增。1～5月共新增外汇占款1.6万亿元，是2012年同期2536亿元增量的6倍多。2013下半年，由于热点领域融资需求和能力减弱、境内人民币利率水平进一步回落、人民币升值预期放缓、海外经济有所好转、美国超宽货币政策的逐步退出预期，以及外管局对虚假贸易的严格管理，每月新增外汇占款将明显减少，全年新增外汇占款2万亿元左右（见图8）。
财政存款同比减少形成对M2的正效应
财政存款对货币存量有直接影响。在税制结构调整、土地财政转型，以及宏观积极财政政策的多重原因影响下，我国财政存款自2012年开始进入了负增长时期。根据全年财政收入增速7%左右和财政支出增速13.5%左右以及新增国债规模约5500亿元的判断，预计2013年全年财政存款约有1万亿元的下降。综合以上三个核心驱动因素，取近三年数据进行参数估计，测算出2013年新增M2约为12.6万亿元，余额同比增长约13%。
应该指出，在短期存款增量中，可能包含了银行为完成时点考核目标、达成合规的存贷比要求，短期吸收的虚增存款。在当前吸收存款难度加大的背景下，银行往往采取短期同业市场拆借、争取企业财务公司短期存款和以贷吸存的方式增加考核点存款基数，这部分存款在名义上会推高M2在年底的增速，但其稳定性比较差。综述，2013年M2增速可能在13%～14%。
M1增速下滑，M2和M1“正剪刀差”持续
扩张型的货币政策范文6
全球央行的QE和购债到达极限了吗？伴随着12月份美联储加息脚步日近，市场开始担心货币政策是否进入拐点，短期来看，这样的担忧是确实的，这也带来了美元走强以及债券收益率的快速攀升。但从基本面来看，央行的量化宽松进入“平滑QE” （Smoothing）状态的可能性更大，货币政策距离真正紧缩为时尚早。 为何担忧政策拐点？
对于全球货币政策的担忧，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美国经济数据保持持续强劲，这大幅增加了美联储在12月份加息的概率。美国三季度增长2.9%，这创下了2014年以来的最高值，与此同时，美国失业率持续下降，并已经落入美联储认为的长期失业率4.5%-5.0%的区间。就业市场表现良好的同时，美国的核心通胀率、核心PCE以及平均时薪等关键指标，都处于温和改善的区间。联邦利率期货显示，美联储在12月份加息的概率已经达到了70%，这也是近一年以来最高点。
第二，全球通胀数据在近期都有抬头的迹象，除日本外，主要经济体的通胀水平都表现出上升的趋势。美国核心CPI通胀率已经持续高于2%的水平，中国的CPI也开始向2%的水平进军，欧元区通胀率在10月份上升至0.5%，按照目前的趋势，欧元区CPI在明年初将突破1%。在英镑大跌的推动下，英国的CPI也到了1%的水平，澳大利亚的CPI在三季度达到了1.3%，显著高于二季度1%左右的水平。
伴随着CPI上升的，是房价的持续走强。除英国外，主要央行都在担心房价的持续上涨。美国房价从2010年以来持续温和上升，目前已经创下自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点。而在德国，房价创下了1975年以来的最高点，在今年上半年其同比上升了5%，这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快增速。由于担心房价的持续上升，澳大利亚央行甚至开始考虑暂停减息的步伐。
中国市场无疑是本轮全球房价上升的领头羊，根据笔者的测算显示，中国主要城市的房价综合指数在9月份同比上升了15%，这是2005年以来的最快增速。
在中国一线城市的房价带动下，香港房价也在过去的两个季度出现了大逆转，一举抹去了自2015年三季度至2016年一季度大约12%的房价跌幅。
在这样的背景下，市场开始担忧货币政策的转向。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的国债市场的收益率开始大幅反弹，整个10月份，美国10年国债收益率上升了25个基点，英国10年国债在10月底攀升至脱欧以来的最高水平，德国10年国债收益率也摆脱了负利率。国债利率的上扬带来了美元的走强，并开始明显影响市场的情绪。 “拐点说”言过其实
但市场对于所谓的货币政策拐点的担忧有些言过其实，从目前的趋势来看，美国经济在今年的增速大约为1.7%-2.0%左右，与去年的增速大致相同，但仍然显著低于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大约2.5%的潜在增速。欧洲经济在二季度和三季度环比仅增长了0.3%，显著低于此前两个季度0.5%的增长水平，按照目前的水平，欧洲经济在今年大约同比增长1.3%-1.5%，也低于去年1.9%的增速。中国经济今年预期增长6.7%，低于去年的6.9%，更加重要的是，一旦房地产市场失速，那么中国经济在明年将面临更加严峻的增长难题。
此外，尽管主要发达市场的国债收益率出现反弹，但新兴市场的国债收益率并未出现明显的升势，这与美元的走势也大致相同。由于美元指数由欧元、日元、英镑和瑞士法郎组成，简单分析可知，美元指数的大幅上升，其实主要是因为欧元和英镑的大幅走弱造成，在新兴市场，美元的强势并不令人信服。今年1月-10月，JP摩根的新兴市场货币指数对美元反而上升了4.3%。
与新兴市场货币走强相对应的，是资金的持续流入，彭博监测显示，年初至今，大量海外资金流入巴西、俄罗斯、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以及韩国等债券市场，即使在政局动荡的土耳其，国际资金也在持续流入。资金流入新兴市场，一方面表明“资产荒”在全球市场依然广泛存在，资金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追逐实际收益率；另一方面也表明市场的实际风险偏好仍然很低，除了房地产和金融资产，资金并不愿意进入实体经济。
由于在发达市场上，企业多数通过资本市场融资，因此银行对于家庭的信贷支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美国银行对家庭的信贷投放规模从2014年开始出现明显回暖，这也印证了美国经济的逐步复苏。但在欧洲市场上，商业银行对于家庭的信贷投放规模持续下滑，到2016年上半年，其存量仍然不到2011年底的一半水平。而日本商业银行对家庭的信贷投放则保持极为缓慢的增长，其增速从2014年至今也处于下降通道中。
另一方面，极低利率的长期广泛存在，导致了债券和房地产这两类资产出现价格井喷，这两类资产不仅体量巨大，同时对利率又极其敏感，利率的持续上升很可能带来这两类资产出现严重的抛售，这又会带来金融危机的风险，这又意味着央行可能被迫选择再度放松货币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造成了政策选择的困境，也导致了央行面临“被绑架”。
总体而言，全球央行仍然在苦苦寻找经济增长的动能，这也意味着所谓的政策拐点并不会很快出现。考虑到央行们已经大幅扩张的资产负债表，任何的资产出售都可能带来极大的市场不确定性，这意味着央行仍需要支撑其目前的资产规模。这种情境下，我们更有可能看到的是“平滑QE”（smoothing），而非政策转向。 “平滑QE”是最可能选项
所谓的“平滑QE”，可能并不像此前数年提出的“逐步退出”（Tapering），在平滑状态下，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可能并不会大幅度缩减，甚至仍然会增加一定规模的购债，但伴随着GDP的增长，央行资产负债表与GDP的比率可能会保持平稳。
这样的一种平稳状态，事实上已经在美联储产生，从2013年至今，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升十分缓慢，其与GDP的比率也保持得相对平稳。主要央行中，资产负债表扩张较快的，是日本和欧洲央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其相对激进的扩张型货币政策。与此相反的是，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扩张相对较慢，总资产与GDP的比重甚至逐年出现下滑，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商业银行仍然有较强的扩张冲动，这与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有根本的不同。
展望未来，由于美国经济表现得相对较好，因此美联储不具备扩大量化宽松的可能性，但也不得不考虑收缩资产负债表可能带来的风险，因此总资产规模可能会保持在目前的水平附近。相比而言，欧洲和日本央行面临经济困难，加上商业银行的扩张动力不足，量化宽松将被迫持续，这也意味着这两家央行的总资产规模仍将进一步上升。
对于欧洲和日本央行来说，其面临的一个困境是，市场上可供购买的债券可能会出现短缺。对于日本央行来说，这样的威胁现实存在，日本央行已经持有了本国债券市场80%的份额，继续大规模购债的空间有限。当然，日本央行可以转向股票市场来进一步延续宽松货币政策。对于欧洲央行来说，其持有的债券大约为市场总规模的9%，继续购债并不存在问题，只是由于存在着购债的评级要求，因此欧洲央行可能会达到持有单一债券的上限（目前的上限为33%，按照目前的节奏，欧洲央行可能会在2017年中无法继续购买德国等国的国债），当然，这一规则并非不可修改。
毋庸讳言，量化宽松实施至今，其实际效果存在着很多疑问，同时，各国的经济复苏道路也难言平坦，这导致了市场上广泛存在对量化宽松的质疑。这些质疑的存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导致量化宽松的力度在某些时点可能会弱于市场预期，但在更好的替代品之前，量化宽松仍然是唯一的可行选项。面临着各种批评，央行自辩之余，也开始作出一些调整。比如说，日本央行提出的“收益率曲线控制”（yield curve control），就是应对市场差评的一种方式，其通过所谓对债券收益率曲线进行调节的方式，向市场表明其并非希望利率越低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