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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范文1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
一方面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实践压抑和刺激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经济理论。而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凯恩斯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自由主义受到了冷落的同时变得更加系统化。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资本主义陷入了“滞涨”的局面，新自由主义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此时，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新自由主义开始占据美英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地位。到了70－80年代，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国家由西方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至此，新自由主义已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性事件即为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召开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及拉美国家部分学术机构代表参加的会议，最终达成的“华盛顿共识”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
二、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从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学派可以看出其基本主张。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三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即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有如下主要特点:1.认为市场万能，抛弃“公共产品”的理论。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将一切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商品化，利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主张，解放私企，开放国际间自由流动。推行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的全面“私有化运动”。
2.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经济，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认为充分的经济自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反对任何形式的计划，反对政府国家干预，倡导政府功能最小化。
3.主张私有化，放松管制。认为应该把公有资产给私人，给私人经济活动以充分的自由。新自由主义认为只有私有制才具有内在稳定性和最大优越性。放松国家对经济的管制。主张减少一切形式的、可能会危及企业利润率的政府行为。
4.主张削减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弱化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作用和“福利国家”功能。
在削减政府作用的名义下，放弃对铁路、桥梁、供水系统的维护。
三、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但它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危机。从实践上看，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强制推行，产生了经济增长迟缓，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等消极后果。
(一)美国的新自由主义
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里根政府的上台，美国将新自由主义作为国家经济纲领，进行新经济改革，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重要践行者。反映在经济政策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市场化，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全部经济运行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自由化，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让市场放任自由发展，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化，主张全面的私有制。
这段时间新自由主义虽然给美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比如减少公共开支使得社会购买力降低，导致总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危机—27—货膨胀的危机，美国经济学家大卫．M．科茨也从GDP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两方面证明，新自由主义政策阻碍了经济增长;其导致的泡沫经济使资本主义经济面临了新的危机;加剧了西方社会结构的两极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美国当前这次危机是整个近30年来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延续。近30年来，无论是拉美各国的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危机，还是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都不过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产生的结果。
(二)拉美的新自由主义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很多拉美国家在“华盛顿共识”精神的指导下，已经开始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是拉美国家发生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一半。
新自由主义模式虽然为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也给拉美地区带来了不少经济问题，新自由主义模式通过把拉美地区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经济，使拉美各国更加依赖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经济地位变得很脆弱。此外，拉美各国经济相对国际金融繁多的变化也显得更为脆弱。拉美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虽然获得了经济增长，但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民众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而社会保障也在不断削减，社会贫困现象大量增加。新自由主义并不能解决拉美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虽然缓和了危机，但不能消除危机，甚至积累了矛盾，酿成了更大的危机。总体看来，社会福利机会的不平等性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一大特征。拉美无疑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
四、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流入中国并传播开来，在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和分歧很大，有大力宣扬也有全面否定，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客观地学习外来的理论与文化，批判地吸收和借鉴新自由主义。
在全球新自由主义一度严重泛滥的大形势下，世界各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也不例外。新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上都对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仅从经济角度加以论述。
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干预，对我国加速对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转变了政府职能并且提高了政府的效率，但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后果。
首先，其私有化的主张使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短时间内近90%的中小国有企业实现了事实上的私有化，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幅下降。
其次，“看不见的手”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自由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造成了我国严重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市场可以推动消费和创造财富，但不能公平地分配财富。
再次，新自由主义排斥政府干预和计划，主张自由化否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甚至有外国学者认为我国的宏观调控干预过多，认为应该仅实行财政和金融手段，放弃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这对于我国现在的发展状况是不利的。虽然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政府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后，在依赖外资的程度上有所加深。我国为了适应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浪潮，实施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外商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利于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竞争。
五、其他国家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从2006年春开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逐渐席卷全球，占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毫无疑问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思潮和理论已经逐渐在我国传播开来，我国应从其他国家的实践来吸收经验教训，防止新自由主义的悲剧在我国上演。
第一，要正确认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用以推动全球自由化进程的工具，它是为西方发达国家服务的。它强调市场化和自由化，主张私有化，既不适应我国的社会经济体制，也不适合我国当前的国情。
第二，警惕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贫富分配不均匀。从实践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及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看，它加剧了两极分化的现象。我国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制度，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这样才能达到缩小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的经济目标。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范文2
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了金融化资本积累模式。对于其形成机制，现有的经济停滞－金融膨胀因果推论解释被指责为过于简单化，而基于“行为”的分析思路需要具体阐释行为转变背后的动因。本文结合非金融企业利润率动态、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和国际货币体系等因素，分析了其实现机制。作为多因素危机论的利润率下降理论不仅能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危机提供解释，也设定了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和企业行为转变的经济背景。对美国非金融企业利润率的测算表明，利润率下降危机发生后美国实体经济利润率长期未得到有效恢复;在此背景下，新自由主义兴起，推动了金融监管的放松，并通过股东价值运动改变了企业行为，为金融化提供了制度条件和微观基础。然而，美国金融化资本积累模式的形成，关键在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即由于“美元霸权”的存在，它使美国能够维持一种由金融膨胀所支撑的经济，这是其他国家所无法实现的。
关键词:
金融化;利润率下降;新自由主义;美元霸权
一、引言
过去三十多年，美国经济出现的一个显著变化是金融部门兴起，取得了相对于产业部门的优势。一方面，金融资产的数量和金融交易量急剧增加，金融创新不断，涌现了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产品。另一方面，金融渗透到了产业部门，产业部门日益卷入了金融扩张过程。西方非主流经济学者用“金融化”描述上述过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都出现了金融化倾向，但只有美国形成了金融化资本积累模式。要深刻理解这一转变过程，需要结合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基本矛盾、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和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等因素进行分析。虽然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都出现了金融化倾向，只有美国在美元霸权的支撑下形成了金融化的资本积累模式。目前学界对金融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不同学者从自己的研究角度做了不同的阐释，包括资本积累模式角度、垄断资本角度、阶级关系角度、金融地位角度、新自由主义重构角度、资本主义长波角度、公司治理角度和资本主义当事人行为转变角度等。克里普纳(2008)在《美国经济的金融化》一文中将金融化定义为一种资本积累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利润主要是通过金融渠道而非贸易和商品生产生成”。
［1］以斯威齐、巴兰(1977)［2］和福斯特为代表的“每月评论”派基于垄断资本理论阐述了金融化兴起的内在逻辑。他们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下由于生产力进步与垄断的存在，资本家积累了大量经济剩余，巨大的剩余无法得到吸收，经济最终会陷入停滞，而金融资本的扩张是对过剩资本的吸收渠道之一，金融化是对生产停滞的反应;福斯特(2007)［3］沿袭了斯威齐的分析传统，用“垄断金融资本”形容金融化阶段的垄断资本。杜梅尼尔和列维(2011)［4］采用了阶级分析方法，认为金融阶级的上层一直在谋求建立自己的统治，并且它们善于利用资本主义的结构危机增强自身力量，以谋取更多利益;金融化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结构危机背景下金融阶层权利的恢复与扩张，是金融霸权的复兴;它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不仅获得对工人阶级的压倒性力量，而且取得了资产阶级内部的统治地位。爱泼斯坦(2005)［5］从金融在现代经济中地位的角度定义了金融化，认为金融化就是指金融动机、金融市场、金融参与人与金融机构地位的日益上升。结构凯恩斯主义者帕利(2007)［6］认为金融化是新自由主义下金融部门为实现自身利益而推动的一系列重构带来的，包括经济结构、经济政策和公司行为的重构。具体说来，金融部门为实现自身利益，改变了金融市场的结构与运行，取得了相对于实体部门的力量优势;理论反映了金融部门的利益，推动了公司行为的变化，经理利益与股东利益日益结合在了一起;在经济政策方面，金融部门为实现自身利益促成了一个政策框架———新自由主义盒子，它由四面组成:全球化、小政府、灵活的劳动市场和抛弃充分就业目标。阿瑞基(2011)［7］将金融化放在了一个资本主义跨越百年的长周期中考察，认为资本主义存在所谓的“体系积累周期”，每一个体系积累周期跨越百年，由一个核心大国主导;历史上先后有热那亚、荷兰、英国主导的体系积累周期;在周期的末尾，物质扩张停止，霸权国家积累的财富投入金融领域，成为靠食利维持的国家并最终衰落;此次金融化不过是美国主导的体系积累周期的衰落。拉佐尼克和奥沙利文(2000)［8］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将金融化看作是公司治理的转变，即公司治理中股东价值上升，公司开始面向金融市场经营。拉帕维查斯(2013)［9］认为成熟资本主义已经金融化了，应该从资本主义经济当事人的行为转变中探寻金融化的根源。过去三十多年，非金融企业日益摆脱了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独自在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银行集中于在公开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以赚取费用，并为家庭提供金融服务以赚取利润;个人和家庭则日益依赖金融市场获取关键商品和服务，包括住房、教育和医疗等。
然而，由于理论基础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各学派对金融化的阐释存在很大差异。以斯威齐为代表的美国新者，将金融化看作实体经济停滞的后果，这一点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他们认为垄断资本主义下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已经转变为剩余过剩规律，并用这一规律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停滞趋势，从而没有看到利润率下降规律仍在发挥作用，利润率下降危机为金融化兴起的背景。结构凯恩斯主义者帕利认为金融不稳定和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并非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对凯恩斯主义的违背。因而通过抛弃新自由主义、实行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促进投资社会化和让食利者安乐死等凯恩斯主义政策，就可以挽救资本主义。帕利的缺陷是没有看到金融化的兴起根植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矛盾，也没有看到他所主张的政策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的不可能性。明斯基的金融不稳定性假说很好地描述了金融危机周期性形成的过程，但是“他却没有考察金融的长期增长问题，实际的经验研究在他的著作中很少，因此，他未能发展可称为经济‘金融化’的理论，即经济重心从生产向金融的转移。他也没有考察经济停滞问题，即居于体系中心地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缓慢增长”(福斯特和迈克切斯尼，2010［10］)。正如拉帕维查斯(2011)［11］指出的，金融积累与实际积累并非简单的此消彼长的逻辑关系，金融与生产的关系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复杂的多，二者之间存在中介过程。目前许多非主流学者的金融化文献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没有解释清楚这个中介过程，简单地将生产停滞与金融膨胀归结为直接因果关系。此外，拉帕维查斯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并没有一个明显的食利者阶层，将金融体系与资本家阶级中的食利者部分混为一谈是错误的。金融机构首先是将社会闲散资金调动起来的中介者，而非一个食利者社会阶层———虽然其在当代的掠夺性日益增强。拉帕维查斯的解决方法是从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和家庭行为的变化出发，建立了金融化转变的“行为”机制。然而，行为的变化只是结果，是由背后的目的和动机驱动的。金融机构、非金融企业和家庭行为的转变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仅从行为转变出发分析金融化的形成机制仍有停留在现象层面的嫌疑。
拉帕维查斯集中于“行为”的方法克服了经济停滞－金融膨胀因果推论的缺点，但是我们需要解释驱动资本主义当事人行为转变的具体因素。资本主义的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是以盈利为目标的资本主义企业，从根本上说，它们的动机和行为反映了资本的内在要求———寻求增殖。因此，对资本主义当事人行为转变的分析不能脱离对实际资本积累中存在的问题的分析。笔者认为，在这方面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仍在发挥着作用。二十世纪七十年生利润率下降危机后，美国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并未得到有效恢复，金融化就是在此宏观经济背景下兴起的。新自由主义与金融资本的利益不谋而合，推动了金融监管的放松，并通过股东价值运动改变了企业行为，为金融化转变提供了制度条件和微观基础。此外，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实际资本积累遇到的障碍这个“推力”，以及食利者复兴、新自由主义重构的“拉力”，却往往忽视了另外一个重要因素———美元霸权的关键作用。本文试图结合实际资本积累遇到的问题、制度条件、公司治理和国际货币体系等因素，对金融化资本积累模式的形成机制进行阐释。对金融化的分析，不能脱离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基本矛盾，不能单纯分析金融膨胀过程，而是应该在利润率下降规律基础上将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有些学者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了金融化转型，而另一些学者只专注于美国经济的金融化。如果金融化只是描述一种变化趋势，那么无疑除美国之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都显示出了一定程度的金融化倾向。如果金融化特指资本积累方式的彻底转变，那么只有美国发生了这种彻底的转型。因为正如本文所论证的，美元的地位使美国能够维持一种金融化的积累模式，这是其他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本文提到的金融化为后者，即美国金融化积累模式的转型。
二、美国非金融企业利润率:1945－2013
(一)利润率下降危机二战后，美国形成的福特主义生产组织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扩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组织。它以大批量、标准化的生产和大批量、标准化的消费为特征，国家对经济整体进行管理和控制，在微观上倡导经济自由的同时，实施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管理政策，对金融实行监管，使之服务于生产资本。这一体制促进了战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资本主义经历了二十多年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加速，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能力得到了极大提高，大量的制造业产品开始充斥世界市场。另一方面，欧洲、日本和美国在国际市场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而第三世界国家较低的国民收入和沉重的外债制约了其购买力。生产能力扩大与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造成了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最终引发了一场利润率下降危机(谢富胜，2007［12］)。学者对于经济危机的成因一直有很大争议，因为并不存在一个一致的危机理论。危机每次发生之后，消费不足危机论者、比例失调危机论者、利润挤压危机论者和利润率下降危机论者都会从自己的角度作出不同的解释。然而，对于二十世纪七十年生的经济危机，者普遍认为危机之前利润率下降有经验证据。谢克(2014)［13］认为资本主义积累有其内在的节奏，由相互关联的总和因素与特殊的历史事件共同调制，特定历史阶段的积累模式从根本上都是由利润驱动的，利润是商业行为的核心调控者。因此，一个完整的危机理论需要综合考察一般因素与特殊因素。作为多因素危机理论的利润率下降理论能将劳资斗争、价值实现和资本有机构成等因素综合起来(谢富胜等，2010［14］)。利润率动态不仅能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危机提供解释，也设定了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宏观经济政策转向和企业行为转变的经济背景。尽管学者普遍认为利润率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对于利润率的测算方法依然存在争议，特别是在所涉及的企业范围和如何计算资本存量与利润流量方面存在很大分歧。杜梅尼尔和列维认为应该扣除利润税，并用重置成本测算资本存量;于松则将公司部门利润与业主收入都纳入进来，从而使用了最广泛意义上的利润概念———包括税收、利息、股息和金融部门的利润;与二者不同，克里曼主张用历史成本测算固定资产价值，从而需要校正通货膨胀因素(周思成，2011［15］)。文章采用杜梅尼尔和列维(2004)［16］的方法计算了1945－2013年美国非金融公司税前利润率。利润率公式的分母为非金融企业的非金融资产(按现行成本计算，包括建筑物、设备和存货等)，分子为净利息支出与企业税前利润(包含存货价值调整和资本耗费调整)之和。如图1所示，1965年之前美国非金融公司的税前利润率虽有波动，但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这一利润率从1965年开始下降，整个七十年代在较低的水平上波动，始终没有恢复到1965年前的水平。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利润率降到了谷底。资本主义世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陷入了危机之中，表现为经济停滞、利润率下降、通货膨胀加剧和企业大量破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二)恢复盈利的努力对于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下降危机，20世纪60年代还能起效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管理政策失去了效果。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两种方式来克服。第一种方式是将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第三世界国家。这使亚洲和拉丁美洲兴起了一批实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国家，使过剩资本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但这并无助于全球生产能力过剩问题的解决，反而最终会加剧这一问题，因为生产能力在这些国家中进一步扩大了。第二种方式是将资本转移到金融部门。这是资本盈利的要求对实体经济利润率低的自然反应，“当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低下，资本会自然涌向金融部门，通过对虚拟资产的全球性经营来获取高额利润”(高峰，2010［17］)。无论是在国家之间转移，还是在部门之间自由流动，资本都需要一个相对自由和宽松的环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资本的国际流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显然不利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同时，凯恩斯主义宏观管理政策实施的年代，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金融实行了必要的管制，不利于资本的自由逐利活动。要通过上述两种方式解决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生产过剩和利润率下降问题，需要抛弃过去的监管框架，为资本的自由逐利活动扫清障碍。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满足了这一要求。
三、新自由主义兴起———金融化的制度条件与微观基础
(一)新自由主义兴起与金融监管的放松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作为已破产的凯恩斯主义的替代品，新自由主义渐渐兴起，在理论和政策上都取得了支配性的地位。它主张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即对企业实行私有化，削弱工会，削减社会保障，减少政府的作用，开放商品和资本市场，让自由市场原则调节经济运行。在国际层面，它主张扫除一切对资本国际流动施加的障碍，促进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新自由主义与金融资本的利益不谋而合，它主张实行金融自由化，减少政府对金融的管制，为金融资本的扩张提供了理论和政策支持。科茨(2011)用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分析了金融化兴起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认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发生危机后，新自由主义成为最新的资本主义制度模式;它是一种社会积累结构，促进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润率的恢复与增长，为资本积累提供了一个新的制度框架。对于究竟是新自由主义带来了金融化还是金融化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科茨认为，“近几十年来推动金融化进程的直接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的重构，而并非金融化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产生”［18］。新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取得了统治地位，关于国家干预是坏的而自由市场调节是好的信条已经深入人心。在英国和美国，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开启了自由化改革。为了能够自由地追逐利润，金融部门积极推动了对自己监管的放松。美国1980年通过了《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1982年通过了《吸收存款机构法》，1987年通过了《公平竞争银行法》。这些法律逐渐放松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包括放松对存贷款利率的限制，打破对金融业务范围的限制，鼓励金融机构竞争和并购等。特别是1999年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代之以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打破了银行分业经营格局，为银行开展投资银行业务和涉足房地产行业铺平了道路。据福斯特估计，美国总金融利润直到1989年才开始超过1970年左右达到的20%的水平，即大约对金融业放松监管八年之后，金融业利润才出现快速增长(福斯特，2010［19］)。如图2所示，金融去监管化与金融部门的实际工资基本保持了同步变化，战后金融监管的加强抑制了金融部门的实际工资增长，然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金融去监管化使金融部门的实际相对工资急剧攀升。不言而喻，新自由主义的重构为金融化开辟了道路。金融化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发生，如监管的放松、一个完善的金融市场等，新自由主义为金融化提供了制度条件。
(二)股东价值运动除了对金融监管的放松外，新自由主义还以另一种方式推动了金融化，即通过股东价值运动改变了公司高管行为。新古典金融学家提出了“人理论”，它主张通过股票市场实现对经理人员的监督，使企业面向金融市场经营。这是与金融阶层的利益相符的。股东价值运动改变了人们对公司的看法，公司日益被视为是一种资产组合，可以出售效率不高的部分以推动股价上涨。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恶意兼并狂潮，侵蚀了企业组织的团结性，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股东价值运动最深刻的变化在于改变了企业的行为，企业由过去的保留利润与再投资，转为为股东分配利润，为了维持股价上涨而大量回购股票。克罗蒂认为股东价值运动使非金融企业管理者和金融投资家之间形成了一种新型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将股价上升的压力内化为非金融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自己的努力目标而实现的。对于这种压力，非金融企业的管理者并没有理由抵制，因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的时候，美国主要的非金融企业高管的收入主要是由股价决定的。从1979年到八十年代后期，股票期权收入占前100名首席执行官收入的平均份额从22%上升到了50%。一方面，金融投资家们要求非金融企业能够推动股价不断上涨，以满足他们客户的要求。另一方面，非金融企业的高管们也迫切需要企业股票价格上涨，否则他们手里的股票期权就会贬值，为此他们将利润的很大比例用于了股票回购(克罗蒂，2009［20］)。海因和特瑞克(2010)［21］在卡莱茨基增长与分配模型中引入股东价值增强影响经济的三种渠道———偏好渠道、融资渠道和分配渠道，阐释了企业层面上股东价值增强与劳动者压力增加、牺牲工资的再分配之间的联系，及其对产能利用率、利润和资本积累造成的宏观经济影响。具体说来，偏好渠道是指基于短期盈利和金融市场结果的激励机制弱化了管理者对增长的偏好，从而影响了对资本存量的长期投资;融资渠道是指股东迫使企业分配很大份额的利润，企业被迫减少了新股发行(会降低股价)并进行股票回购，从而减少了内部融资来源和实际投资;在中期和长期，股东价值倾向通过分配渠道使收入再分配牺牲了劳动份额。概括起来，在宏观经济层面上，股东力量增强会通过偏好渠道对产能利用率、资本积累和利润率产生负面影响;融资渠道则同时产生了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利息、股息支付既抑制了企业投资，也提高了食利者的收入和消费;同样，取决于利润份额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大小，分配渠道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
四、美元霸权———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可能性
在实体经济盈利受阻的背景下，新自由主义推动了对金融业监管的放松，股东价值运动重塑了微观层面的企业行为，二者共同促进了金融部门的扩张。然而，除了实际资本积累遇到障碍这个“推力”，以及食利者复兴、新自由主义重构的“拉力”之外，美国金融化资本积累模式的形成还需要一个其他国家并不具备的关键条件———美元准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
(一)“石油美元”的确立1971年美国取消了美元与黄金的挂钩，美元有失去国际储备货币的危险。但是美元与石油这种战略性资源的重新挂钩挽救了美元的地位，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石油美元体系”。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在1972年到1974年间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并成立了美国—沙特阿拉伯联合经济委员会。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将来欧佩克的石油销售只用美元来计价。石油美元的确立增加了对美元的需求，因为石油的计价和购买都用美元进行，其他国家为购买石油而储备货币。事实上，石油美元取代了之前的黄金美元本位制。这一制度重新恢复了美元的霸权地位，为美国带来了双重的好处，“一方面，美国可以制定国际石油贸易的条件;另一方面，美元的价值上升，而且不受国内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束缚。石油美元体系制造了对美元的需求，需求决定了美元的价值，因此美国不必放弃其他商品和服务，只需印制美元购买石油就可以了”(格卡伊和惠特曼，2011［22］)。
(二)美元的特殊地位与美国金融化积累模式的形成美元成为了事实上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支撑其形成了金融化资本积累模式，这是其他国家所无法实现的。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说明:第一，美元作为准国际储备货币，为美国吸引了大量资本流入，使美国可以用资本项目盈余弥补经常项目的赤字。同时，大量资本流入到金融部门，推动了一轮轮的资产投机泡沫高涨。当代世界经济运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全球的国际收支失衡。日本、中国和亚洲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出现了长期的经常项目盈余，积累了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作为美元霸权的结果，美国能够用其资本项目盈余为经常项目赤字融资。持有美元外汇储备的国家购买了大量美国金融资产，为金融市场注入了充足的流动性，助长了美国国内的金融膨胀。第二，美元作为准国际储备货币，支撑了美国的负债消费模式。根据美国2008年的财政报告，美国政府的债务累计总量已经达到了65．5万亿美元，是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倍，并超过了当年全世界的生产总值，而美国政府的净价值是－59．3万亿美元。试想一下，换做是任何一个其他国家如此负债的话可能早已破产了。美国却可以利用美元的准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通过债务让全世界为他融资，支持国内的经济发展和向全世界的扩张。第三，美元作为准国际储备货币，成为美国将国内经济问题转移给其他国家的工具。每当美国国内出现经济问题，发生增长减速或股市下跌时，美联储就开动印钞机，实行量化宽松的政策，大肆注入流动性，向全球输出通货膨胀。例如1987年10月美国股市出现了问题，道琼斯指数一日之内下跌了22．6%，美联储向银行系统注入了170亿美元。这一做法成为了美国应对国内金融危机的标准做法。
五、总结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范文3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 政府 市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极力鼓吹市场万能理论，反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新自由主义流派众多，主要有伦敦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弗莱堡学派、公共选择学派、产权经济学派等流派。其中以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哈耶克是最彻底的自由主义，弗里德曼则是影响最大的学派，它们构成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主流话语体系。
新自由主义学派内部流派纷呈，但是基本思想却大致相同。他们认为个人自由主义是自由市场制度存在的基础，也是经济自由的基本出发点。与之相关，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私有制是个人自由的保障，给了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
新自由主义不只是一种经济理论，在拉美、俄罗斯以及亚洲等诸多国家已经付诸实践，由此引发的这些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色彩，进而成为发达国家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自由主义主导着近30年来世界历史的发展。②
新自由主义的原教旨市场经济理论
新自由主义核心经济思想就是强调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实现竞争和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化。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新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基本研究方法。个人主义方法论认为，任何行为都是由具体的个人做出的，在面对外部世界繁杂的信息知识作出选择时，只有个人是实在的个体，所谓的“社会集体”这些概念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经济活动应当从个体行为开始分析。从个人入手，新自由主义认为个人自由是自由主义的基本出发点，只有一个人能够自由地选择实现目的的手段，才能保证社会的发明和创造。因此，个人应当掌握自己的命运，国家和他人应当少去干预。在诸多自由当中，经济自由最为重要，是一切自由的前提。弗里德曼认为：“由于经济安排对权利的集中和分散权力所具有的印象，作为获得政治自由的一个手段，经济安排是很重要的。”③而经济自由只有通过完全竞争的市场才能够得以实现。
原教旨的市场竞争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具有诸多益处。哈耶克甚至认为市场是“使我们的活动得以相互调节适应而用不着（政府）当局的强制的和专断的干涉的唯一方法。”④他进一步论述到，市场可以将分散于社会的资源加以利用，将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进行有益的比较，扮演了一种发现过程的角色。弗里德曼极力主张建立完全的无需政府指导且只有市场机制指挥和协调着千百万人活动的“听任自由选择”的市场经济。他说：“没有中央计划的自由市场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最有效途径，而且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唯一有效途径。”⑤
从市场发挥作用的范围来看，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机制几乎可以适用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主张经济社会一切领域都应实现市场化，遵循市场规律。弗里德曼就曾主张学校教育的市场化。新自由主义者还认为政府官员也可适用经济人的假设，他们也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新自由主义的最小政府理论
在将市场神话的同时，新自由主义也极力鼓吹“最小政府原则”。政府的角色定位在自由主义看来与个人权利息息相关。自由主义认为国家是个人权利的守护者，在这一点上新自由主义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传统。
新自由主义者的“最小政府原则”是针对凯恩斯的“大政府”主张提出的。他们认为，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只能是裁判、征税人和守夜人，其职能和作用是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情况下进行有限干预。国家对市场的干预，如果不是直接服务于资本本身的利益，就会被经济自由主义者视为这一体制顺利运行的主要障碍。弗里德曼说：“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市场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⑥政府只应从事如下两类事情：一类是市场本身不能从事的事情（如制定和强制执行竞赛规则）；一类是市场本身难以完成的事情（如制止垄断等）。哈耶克也说：“从事各种行业的机会应当在平等的条件下向一切的人开放，任何个人或集团企图通过公开或隐蔽的力量对此加以限制，均为法律所不许可。”⑦
弗莱堡学派也认为，在社会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角色既不能像计划经济中那样配置资源和调节经济，也不能像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那样，运用经济政策干预经济，而只是维护市场经济的秩序，就像在足球比赛中那样，政府仅仅作为裁判员维护比赛秩序，绝不是作为运动员参加比赛。
在供给学派看来，不管何种形式的政府支出都会或多或少地阻碍生产，高福利则会增加削弱储蓄的积极性，失业保险也会削弱人们找工作的积极性，滋长穷人的依赖心理和偷懒思想，这一切不但不会削减反而会增加贫困。政府管得越多成本也会越高，这就会加重企业的负担，提高产品成本。企业为了遵守政府制定的各项法律，也要削减研究开支和生产性投资，这也挫伤了企业投资生产的积极性，造成生产增长的停滞。
新自由主义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范文4
关键词:产业政策;市场失灵;能力建设;国际竞争力
现代西方经济学诞生以来，自由与保护之争就成为不同经济流派之间永恒的争论话题，而产业政策作为政府为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用来干预国家经济的重要手段，不同经济学派对于其有效性一直存在着种种争议，本文希望对于产业政策对于现代经济的作用的不同观点进行梳理，以期能够合理运用产业政策，从而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对于产业政策的批评
早在亚当·斯密的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诞生之前，在1705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中，孟德威尔就已经提出贪婪等个人劣行却能够达到好的公共利益，从而否定政府的干预，倡导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他的思想也直接对于斯密等后来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自斯密开始，众多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就一直推崇市场机制的功能，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发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因此，政府要做的事只是制定规则，保证市场秩序的正常运作则可，政府只需要充当国民经济的“守夜人”，而根本没有必要通过制定经济政策而对国民经济施加影响。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反对产业政策，主张经济自由化的学者的观点主要包括:
首先，一方面，一个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分配社会资源的过程相对复杂，需要太多的信息以处理社会经济事务。政府很难代替市场运行所必须的各个分散的信息过程，而市场机制自发的运行却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通常也是通过其人从事相关决策行为，其委托关系也缺乏足够的刺激，那么即使政府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也没有足够的刺激却保证他能够尽其最大努力去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换而言之，政府缺乏足够的信息去选择优胜者，反而容易诱使寻租行为的产生，从而扭曲政府政策干预行为的初始目的。克鲁格分析了对于进口的数量限制是如何导致企业间的竞争以获得进口许可证，从而产生租，进而把资源浪费在非生产性寻租活动之中。张五常在研究产权制度时，提出集权国家推行有别于私人财产制度的改革后，由于政府对于经济推行规则，如许口证等，往往导致普遍的贿赂现象(张鹏飞等，2001)。
其次，新古典主义推崇市场功能与最小政府，认为市场能够通过众多独立的决策行为自己组织运行。自斯密起，主流经济学家就主张政府仅仅充当守夜人，而尽量减少对于经济运行的干预，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能够保证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而政府干预，以及垄断等非市场因素只会扭曲市场的价格信号，从而损害社会的福利。因此，在经济自由者来看，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是能够保证效率的，政府的政策干预只是扭曲市场机制的运行，从而降低效率。政府只需要为市场机制的运行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而无需运用产业政策影响市场的运行机制(张鹏飞等，2007)。
第三，还有一些学者则通过实证研究，对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表示了怀疑(张鹏飞等，2007)。奥蒂通过对比巴西等拉美国家与东亚高增长国家的实践，指出尽管拉美国家更早的经济发展中推行了产业政策，可是由于国内购买力水平很低，市场规模不足，而产品的出口不拥有成本与质量优势，从而政府产业政策对于国内产业部门保护的结果却影响拉美国家的产业竞争力，从而导致其经济被东亚国家所超越。
日本以及东亚高增长国家一直被视为推行产业政策，促进其发展的成功典范，而一些国外的经济学家也对此表示了怀疑。如1993年比森和温斯坦通过整理1955年～1990年日本产业政策对于其各主要工业部门的扶持力度的数据，得出结论:日本产业政策并不影响日本各产业部门的发展速度，而与日本产业部门生产率和竞争力也没有显著的影响。
与之类似，维斯塔尔固然承认产业政策在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他认为日本的产业政策仅在上世纪50年代表现出其积极的意义，而自60年代开始，其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就开始下降，而到70年代后，日本的产业政策固然仍然表现出一定的积极的特征，但是从整体上已经是导致日本的经济表现恶化了。而8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成功，应该说不是得益于某些活跃的产业政策，而是得益于缺乏相应的产业政策。
拥有上述的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一般都认为新自由主义方法是对于所有国家最好的战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采取自由化，而不是其他战略融合进全球经济，应该通过自由市场分配资源，获得它们的自然比较优势，达成最优的动态优势，实现可达到的最为稳定的增长，没有政府干预可以促进发展，或者增加福利。在这种方法下，国家唯一合法的角色就在于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明确的游戏规则，对于国外产品与要素实施完全的开放，保证私人企业的领导地位，提供诸如基本的人力资本，公共设施等基本的公共产品。在这些自由主义者看来，产业政策只会扭曲市场的调节资源配置时的运营机制，影响其效率，甚至对于社会总体的福利水平来说，会产生负的福利水平，因而是缺乏效力的。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最好的产业政策是根本没有任何产业政策。”
而在实践中，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制度可以追溯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中，也被WTO所倡导的新规则所应用，而且明显的反映在“华盛顿共识”之中。
二、支持产业政策的观点
汉密尔顿早在他的《制造业报告》中，就指出了市场机制对于创新产业的培育，对于创新投资的刺激都是不足的，他认为市场价格是在短期内调节需求与供给的平衡的重要而有效的信号，但是他们对于引导对于创新技术的投资，产品选择，或10年～15年内的生产规模方面的引导是不充分的。他还认为资本在供给创新生产时是任性而羞涩的，因此国家应该刺激那些小心而且精明的资本家的信心，帮助他们克服他们实践过程中的障碍。他的解释也为现代产业政策论者反驳新自由主义观点奠定了思想基础。
首先，他们批评了新自由主义者过于理想化的假设前提。斯蒂格里茨批评了新自由主义对于完全市场机制的假设，他指出: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完全的，然而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却存在市场失灵与不完全。既然市场自身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寻求政府通过一些合理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促进发展的政策来实施干预。
莱尔也强烈的批判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他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市场是有效的，保证市场运作的制度是存在并有效的，如果达不到最优，政府也无法提高效率(Lall，2003)。莱尔不相信自由市场能够达成动态竞争力，而更趋向于发挥政府的作用，以实现更有效的干预，不能过于依赖市场而忽视政府的作用。市场力量是强大的，但它并也是不完全的，用于保证市场更有效运作的制度常常是弱的，甚至是缺失的，因此必须利用政府来提升市场产出。莱尔承认过去一些产业化政策运作效果并不好，这就成为新自由主义者否认产业政策作用的理由。但是他认为过去的政策失灵不是被动的依赖市场不足的原因，而是提升政府能力的原因。政府有必要通过加强对于产业政策的研究，提高自身制定与执行产业政策的能力，消除政策失灵对于产业政策的执行效果的负面影响。
豪斯曼等则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指出产业政策对于调节由于存在协调失灵与信息外溢所导致的市场失灵的重要意义(Hausmann，2006)。所谓协调失灵是指市场是复杂的，以至市场中每一个人的收益都是取决于市场的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如果市场自身的力量不能促使不同参与者的行为协调一致，那么政府就应该执行产业政策，引导市场主体采取某一行为，甚至替代市场以直接执行某种投资行为。信息外溢则定义为在一个社会生产一种新产品过程中的成本结构的确定。比如一个人进行一种创新行为，如果他的行为容易让其他人所模仿，那么一旦创新失败，他将承担所有的成本，而一旦创新取得成功，就会有众多的模仿者出现，从而使得其个人的收益少于社会的收益，在这种状态下，一个社会的创新行为就难以出现，那么政府就必须采取行为来限制模仿者的出现或者补贴创新者，使其收入与社会收入相吻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最终将促使受保护的产业最终处于竞争的环境中，以提升该国的国有利益，纠正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的外部效应。他们通过森林的隐喻，阐述了一个国家如何推行产业政策以实现自身的发展。他指出产业政策不能指望无所不知的政府，而必须依赖信息表达机制。通过开放的体系、自组织和透明度三个重要方面的工作提高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考虑产业政策对于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作用也是解释产业政策有效性的重要理由。
索洛较早的从增长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产业政策对于市场失灵的纠正作用，他提出如果市场的力量自身无力使得资源快速的流向高增长产业，这就必须通过政府利用产业政策来引导资源从没落部门，快速流向新兴部门，以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
波特则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分析的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则应该通过产业政策来促使本国获得国家竞争优势，以实现自身的发展。波特所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是指一个国家使其企业或产业在一定的领域创造并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一个国家的产业能否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取决于该国的国家竞争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又是由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支持性产业与相关产业、公司的战略、结构和竞争等四组因素决定的。而政府则作为一种辅助因素，通过执行一定的产业政策来影响上述四组因素，从而建立一个拥有苛求的消费者，国内竞争，较强的供应商联系，以及好的公共设施的环境。
布兰德与斯宾塞开创性的把国际经济学纳入考虑产业政策在对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之中，他们运用博奕论作为分析工具，提出“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的概念，并指出产业政策可以在决定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充当战略性的角色。哲罗斯基和詹奎米恩提出通过与国际市场相联系，产业政策在决定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方面表现出重要的作用，产业政策影响着国内效率，生产率与技术改变，最终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随着科学技术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提升，产业政策也被一些学者视为促进创新行为的重要武器。泰森指出:尽管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创造财富与保持贸易平衡时作用相当，但他们在决定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能力的就业，工资，劳动技能，生产效率，研发等因素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却是不成比例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于经济的正的外部效应更大，然而其所需要花费的研发投入也更高，就必须依赖于国家利用产业政策鼓励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研发投入，促进其发展。
格申克龙则认为不发达国家相较工业化国家经济上的落后，导致其必须跳跃式发展现代化，资本密集型产业，然而它们由于私人部门较弱，资本不足，所有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去动员并分配资源，这就产生了对于产业政策的需要。园山晴已提出，在现代经济中，技术的发展需要共同之处的研发投入与更长的研发投入与获取投资回报之间的时间间隔，因此，对于私人部门来说，现代研发行为的风险大大增加，因此，这就必须依赖政府在促进研发中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政府可以直接参与一些基础性的研发行为，也可以通过提供补贴的方式推动私人部门的研发行为。切卡提出可以使得企业保持市场份额，增加收益的短期的保护政策，对于那些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来说是合理的，因为若非如此，他们将没有能力保持市场份额和收益，以支撑必要的研发成本，以保证国际竞争力。
尽管在西方理论经济学发展历程中，主张自由放任，反对产业政策理论的古典经济学派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但是正是由于看到市场失灵，以及制度建设对于经济发展与创新活动的制约作用，从而产生了主张充分发挥产业政策作用，补充市场功能的创新经济学派与演化经济学派。正是在这些学派的指导下，以西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日益重视产业政策理论在其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产业政策理论也逐渐发展成为现代西方理论经济学界的热门研究领域而得到广泛的重视。
三、支持产业政策理论的事实依据
在传统的观点中，美欧等发达国家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摇篮，他们孕育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并在长期的发展中推行了自由主义思想，注重市场机制的功能，减少政府对于经济的行政干预，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自由贸易。然而，事实上，同时欧美国家也是现代产业政策思想的诞生地，而且在其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产业政策始终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张夏准(Chang，2002)分析了欧美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的历史，指出，其实在欧美国家经济发展初期，他们也是充分运用了各种产业政策对于本国的幼稚产业进行扶持，对于本国市场进行保护，通过行政手段鼓励特定产业的发展，从而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而在经济思想方面，他们却成功的扮演为经济自由主义者，鼓励广大发展中国家，摒弃产业政策工具，推行自由开放政策，他们的目的其实是在于抽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追赶发达国家的梯子，从而维护其优势地位。
Bingham(1997)深入分析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指出其实自汉密尔顿开始，美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一直坚持运用多种产业政策手段，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他提出美国的产业政策在解决功能性问题，在自由贸易环境下发展美国的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政策，重建美国城市，保障国防建设，以及促进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方面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从事实了揭示了美国并非我们所设想的新自由主义的根据地，始终坚持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的一般观点，美国其实是综合运用产业政策的成功典范。
欧盟也是现代产业政策运用的成功典范，佩克尔曼针对整个欧盟范围内现代产业政策的框架设计与具体运用的历史透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欧盟的成立的历程以及现代欧盟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也无不显示出现代产业政策，尤其是突出教育与培训，旨在提升欧盟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能力建设政策在现代产业政策中的作用。2000年里斯本战略的提出，就从整体了确立了以后10年中，欧盟各国的产业政策发展的指导思想，明确“使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富竞争力的、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最具有活力的经济体，在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远大目标。
尽管上文中，比森和温斯坦对日本产业政策对其经济的飞速增长所起到的作用表示了怀疑，但是更多的经济学家，仍然是把日本的产业政策视为促进日本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莱尔、罗德里克、张夏准等经济学家都在各自的研究中充分肯定了产业政策对于日本，乃至其它亚洲高增长国家的经济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拉美经济于上世纪末期陷入危机一度成为众多经济自由主义者攻击产业政策的重要证据。针对拉美的经济危机，在世界银行、国家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以美国为首的拉美国家的主要债权国的支持下，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针对拉美国家开出了一系列症治药方，也就是“华盛顿共识”。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拉美国家推行了一系列经济自由化改革:减少政府预算赤字，防止通货膨胀;实行利率自由化;统一汇率，并通过货币贬值来推动非传统贸易增长;推行贸易自由化，以关税取代数量上的限制，消除非关税壁垒推行低关税;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取消各种障碍;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对企业的管制和对竞争的限制;确保资产所有权等。然而华盛顿共识在推出之初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但对于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没起到预期的作用，拉美国家仍然相继陷入经济危机之中。
随着“华盛顿共识”无力挽救处于困境中的拉美国家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近年来，众多国外经济学家纷纷批判“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化改革，指出尤其是自由贸易无法保证稳定的发展，而重拾产业政策武器，并研究了在拉美的经济环境下，如何构建有效的产业政策体系，以提升拉美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通过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的回顾，我们惊奇地发展，无论是主张自由主任的古典经济理论占统治地位的欧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还是上世纪末创造世界经济发展奇迹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者是自由化改革后重新推行经济建设工作的拉美国家或转型经济国家，产业政策都在其经济发展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角色。研究产业政策理论也将对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程中，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弥补市场调节功能的不足，推动社会创新活动发展，全面提升本国国际竞争力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
尽管目前在经济学领域，关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的争论仍然在继续，但是从目前而言，在“华盛顿共识”破灭之后，世界各国基本都已经认可了产业政策在现代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并将其直接体现于本国的经济建设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认可。
传统产业政策之所以受到广泛的攻击，其原因就在于其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往往更多的关注挑选赢家，限制市场范围或生产组织条件，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的方式来影响市场的作用机制，这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失灵，但却容易导致刺激不足，效率低下，寻租与腐败滋生，从而形成了政府失灵。这也成为经济自由主义者攻击产业政策的重要证据，从而支持了产业政策无效论。超级秘书网
而现代各国的产业政策设计已经不再拘泥于直接干预的手段，而更多的在经济自由化的背景下，在WTO规则许可的条件下，着眼于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创新能力的增强。在现代，如知识，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社会资本等无形资本在生产中的地位得到强化，在大规模生产系统中，研发与营销环节，而非生产环节成为最能创造价值的环节。这一阶段，创新与研发，区域集群中的企业之间的协作这两个领域在产业政策理论以及绝大多数政治行为中的地位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能力建设已经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
同时，现代的产业政策研究也将摆脱传统的静态思维模式，也更注重于促进产业部门的发展和实现企业面对竞争条件时的动态调整，比如通过创造比较优势来引导新的企业或部门的产生，实现对于现有产业的结构改变等，这也将极大的提升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新晨
从历史上来看，产业政策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中一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可能由于过多的政府干预而影响其效率，从而诱发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争论。但从总体来看，在知识与创新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的现代社会中，一个国家充分利用产业政策来加强其能力建设，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将成为其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范文5
关键词：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国有企业改制；内需不足
一、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
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由于其在理论、和政策这三个方面都提出了不同于西方传统经济学的观点和主张，被称为“凯恩斯革命”，并标志西方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创立。在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成了正统，并指导西方国家进入了从1950-60年代期间经济繁荣和失业率不高的“凯恩斯”。尽管，19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了经济史上从未有过的“滞胀”局面（按照凯恩斯理论，有效需求不足引起失业，过度需求则引起通货膨胀。所以，失业和通货膨胀这两者不可能成同方向发生。）曾一度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出了严重挑战。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宾(1990)所指出的，“70年代滞胀之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如同30年代大萧条之于古典派正统观念一样”。新自由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哈耶克甚至把1970年代的“滞胀”完全归咎于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错误论断和错误处方的后果。在凯恩斯的《通论》发表50周年之际，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曾经断言:“凯恩斯主义已经死亡。”然而，现在看来，不是凯恩斯主义已经死亡，而是新自由主义越来越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到1980年代末凯恩斯主义不仅在西方国家“官方经济学”中逐渐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基调，而且在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中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微观基础和总供给—总需求的框架，这与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愈来愈走进自由放任死胡同的新自由主义恰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吴先明，1997）。1990年代，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以后，采取了积极推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加强宏观调控，将减税改为增税，调整发展战略，增加对民用与开发的投资，其实质是凯恩斯主义（克林顿总统自称走的是介于凯恩斯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综观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主要内涵及政策主张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对于失业，凯恩斯认为除传统理论所说的“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外，还有“不自愿失业”，若不加救治，这类失业将引发自下而上的革命。因此，他改变了传统经济学强调物价稳定的战略目标，而主张把保证“充分就业”、消除经济危机和实现经济增长作为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其二，对于经济危机及失业根源问题，凯恩斯归结为由“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三大“心理”和货币所决定的“有效需求”不足，而一国的就业水平恰恰取决于“有效需求”。他认为总需求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总和，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足将导致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其三，对于如何实现就业均衡的问题，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存在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在自由放任的状态下，资本主义总是存在“有效需求”不足，不能达到充分就业。为此，就需要扩大政府机能，对经济进行干预。
可见，凯恩斯经济学的基础和核心就是“有效需求原理”。凯恩斯反复强调，“消费乃是一切经济活动之唯一目的，唯一对象。就业机会必受总需求量之限制”[1，P91]，这是凯恩斯就业理论的出发点。鉴于在自由放任的社会状态下，“非自愿失业”是长期存在的，而且单凭自发的供给和需求，或自发的储蓄和投资的均衡所决定的“有效需求”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决策来刺激消费、增加投资，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把增加和稳定就业的希望寄于增加和稳定投资上，但他不同意把投资完全委托私人资本家，而是主张实行“投资社会化”，由国家、政府来总揽。“仅仅依赖银行政策对利率的似乎还不足以达到最适度的投资量。故我觉得，要达到离充分就业不远的境界，其唯一办法，乃是投资这件事情，由社会来综揽” [1，p325一326]。
对国家总揽投资所需要的大量资金来源问题，凯恩斯提出以“举债支出”，即推行赤字财政政策来解决。与此相适应，他抛弃了传统自由经营论的货币数量论和物价稳定的理论，设计出一个“半通货膨胀”理论:在就业不足的前提下，增加货币数量可以扩大社会支付能力、压低利率，从而刺激消费、诱发投资，促使“有效需求”增加、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在保持货币工资不变的条件下，用提高物价的办法还可以消弥或缓解政府的债务压力。
自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实行的以增发长期建设国债（从1998年到2003年共计8000亿元，今年又发行1100亿元）、增加赤字、扩大公共投资为主要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实质也是凯恩斯主义，目的是针对当时的有效需求不足。当时推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原因之一，是基于实行的多项货币政策措施效果不显著、中国经济落入了“凯恩斯陷阱”之中的判断，实行赤字政策可以将经济拉出陷阱，然后再丢掉赤字“拐杖”（黄飞鸣，2003）。对此政策效果包括本人在内的许多学者曾做出过评价，详情请参阅黄飞鸣（2003）、刘尚希和赵全厚（2002）、马拴友（2002）以及刘国光（2002）和王美涵（2002）等。这里笔者不再赘述，而对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想从国有企业改革或改制的角度加以分析。二、国有改革（改制）的思想导向及评析
从扩大自主权和利润留成算起，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走过了近20 年的。如何评价这项改革的成效？中国学家的主流观点是，十几年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或者说是失败的。对中国经济学家来说，这种不成功可以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人所共知的事实，并被绝大多数政府官员、企业经理、以及普通民众所分享（张维迎，1997）。
罗先初(2004)认为从1990年代初开始，为优化和调整国有企业的产权体制，国家就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兼并、联合、重组、破产、承包、租赁、经理人和职工持股等，推进国有企业改制。但从国有企业改制的效果来看，因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在企业建立产权制度的，所以国有企业改制的目标还远没有实现。
这里我们应注意：国有企业“改革”与“改制”只差一个字，涵义却相反了。按照中央的方针，国企改革的本意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完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将国企搞活、搞好。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本来应当是形成足够有力的国有财产保值增值机制，在这个前提下以一系列的制度建设来保障职工权益，减缓改革对原国有企业职工福利的冲击。
而“国企改制”，是指我国对国有企业从产权制度入手进行的改革，是要改掉公有制，实行私有产权制度，将国企搞死，乃至消灭。请看近20年来的流行思潮的关注点：就是单纯强调其它所有制成分的企业，企图以此逐步缩小公有制企业的比重而使其消亡。对国有企业本身，它先是鼓吹“放权让利” ，后是大力推进“产权交易”、不同所有制混合经营，最近几年则以“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和“改制”为旗号，公然将国有企业逐出中国经济活动的舞台，实行少数人掠夺全国人民财富的权贵私有化。
最初的所谓“放权让利”，将企业的一切大权都让给厂长或经理一个人，不对其资金运作进行任何监督。结果是方便了国有企业的少数经理人员大肆进行在职消费，任意挥霍企业资金，甚至侵吞公有财产，不但造成了先于收入两极分化的消费两极分化，为上的财产两极分化提供了土壤，而且使国有企业的财务运作陷入混乱，经营状况越来越坏。许多暴富者由此而掘到所谓的“第一桶金”，而大批的国有企业则因此而衰败。
由于至今为止我国没有形成有效的国有财产保值增值机制，1990年代以来兴起的国有企业办“混合所有制企业”和“产权交易”的浪潮，实际上就变成了少数特权人物转移资金以侵吞国有资本的手段。此后掀起了两场运动：“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等于不准国有企业继续经营，“改制”则更是明目张胆地实行私有化，而且基本上是以向少数特权人物白送国有财产的方式实行权贵私有化，让少数人放手掠夺全国人民的财产。张维迎（1997）认为经过十几年的改革，中国国有企业事实上在相当程度上已被个人以各种形式所“占有”。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把这种事实上的占有变成上的“所有”。就是十多年来这两个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不仅将许多国有企业送上了绝路，而且在一极喂养出了一个有惊人财富的暴富阶层，在另一极断送了大部分国有企业职工的生路，使他们坠入了贫困的深渊。
这里笔者无意于更多的评判国有企业“改革”或改制的是与非，仅想谈谈由此所造成的有效需求的不足问题。
三、国企改制与内需不足
有效需求的不足包括投资需求不足和消费需求不足两个方面。
（一）国企改制造成的投资需求的不足。根据凯恩斯，总需求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总和，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足将导致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因此，主张政府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决策来刺激消费、增加投资，实现充分就业。国有企业改制政策之一是其“退出竞争性行业”。诚如这一政策主张者所言，国有企业几十年来一直使用着投资资金的最大部分，且常常带来投资过度和经济过热。但是正因为如此，国有企业就一直构成了投资需求的主要源泉。非国有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当然也热衷于通过银行贷款而造成投资需求，但是由于它们自有资金极为有限，商业化经营后的银行害怕坏账风险而不敢多贷款，因而从资金上限制了它们的投资需求。在这样的环境下推行“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的政策，等于强行下了一道“不要向国有企业投资”的禁令，只能导致投资需求大幅度减少，造成投资需求不足。
在当代经济自由主义的时髦理论中，本来就不承认“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的差别。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行业都是“竞争性行业”，而“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就等于国有企业从一切行业退出，等于消灭国有企业。在这样一片“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的鼓噪声中，许多地方政府一刀切地强行要“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行业”，甚至本来生存得不错的国有企业也强迫其“退出”（这有历以宁“靓女先嫁”理论的作支持）。由于对这些还能经营的企业不能通过关闭来强制其“退出”，地方官员们就强迫其“改制”即私有化。这不仅造成了极大的分配不公平，而且造成了许多混乱和职工失业，也妨碍了资金的融通和投资需求的扩大。
在主流的理论思潮里，由于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清晰，认为其必然亏损，进而认为向国有企业投资会增加国家的风险，因此而主张不向国有企业投资。不说这种论调在理论上是否站得住，就是在实践经验上也并非一定如此。在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20年过程中，许多国有企业有良好的业绩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就是在这20多年中完全新建的国有企业，有许多也经营得极其成功。范例之一就是宝山钢铁公司和大连的华录录像机生产公司。它们的经营成功表明，只要有足够的投资规模和严格而的管理，向国有企业的大规模投资是可以有利可图的。在当前投资资金过剩（从2003年银行存差额近5万亿元人民币，城乡居民存款11万亿元人民币反映出来）而投资机会不足的环境下，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宝钢等国有企业的成功经验，加大国家对竞争性行业的投资，解决投资需求不足和下岗就业问题。
（二）国企改制引起的消费需求不足
近十几年的国有企业改制，使企业的管理层与一般员工之间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平等进一步加剧，造成两极分化。一方面是，企业管理层少数人掠夺全国人民财富的权贵私有化、国有资产流入私人腰包；另一方面是由于国企的几千万员工剥离（1998—2002年，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达2700多万人，见2003年政府工作报告）。这种“剥离”，不仅意味着原国有企业的员工因失去工作和收入而“下岗”，也不仅意味着他们按西方国家的定义陷入失业境地，更主要的是意味着他们失去了任何社会保障，落入了被国家和社会完全抛弃的地位——他们往往被迫以几万元甚至几千元就“买断”了工龄，从此政府就摆脱了向他们提供养老金的义务，这在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社会保障资金严重不足，使这些被“剥离”的原国有企业员工在将来可能得不到养老保障。
笔者认为造成我国社会保障资金严重不足也是起因于国有企业改制。十多年来“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和“改制”两个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不仅将许多国有企业送上了不归路，而且在一极喂养出了一个有惊人财富的暴富阶层，在另一极断送了大部分国有企业职工的生路，使他们坠入了贫困的深渊。国企改革20多年来，国有企业职工的人数一直没有增加，最近几年还大幅度地减少国有企业职工，使领取养老金的退休人员越来越多，这不能不增加每个在职职工负担的领取养老金人数；又由于每个国有企业职工创造的增加值相对于社会平均水平增加缓慢，而他们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只能来自于这个增加值扣除工资以后的余额，这就使每个国有企业职工能够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相对于社会平均水平越来越低；再加上1990年代某些部门和企业大幅度提高了退休人员的养老费，在当前实行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障体制下，造成社会保障资金缺口越来越大。
20多年来的国企“改革”方案都想尽量减少有权享受社会保障的职工人数，而无权享受社会保障的职工也没有义务缴纳社会保障费，这使我们面临社会保障资金来源越来越少的尴尬。因为至今为止社会保障资金的主要来源还是国有企业。那些消灭国有企业的政策更是会使我们马上面临得不到社会保障资金的困境。以“改制”的名义廉价“出售”国有企业，在“出售”的招牌下白送国有财产给少数个人。这样造成的国有财产流失不仅加剧了分配的不平等，而且减少了未来可以出售以弥补社会保障基金不足的国有财产。
根据乘数原理，积极财政政策政府投资的作用效果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相关，只有增加就业、增加居民收入、稳定居民对未来收支增长的预期，使边际消费倾向增大和稳定，才能发挥财政投资支出的乘数效应。然而，国企改制人员剥离，不但没有扩大就业规模，相反失业率逐年提高，城镇登记失业率2001年3.6%，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2002年为4%，2003年为4.5%，加上隐蔽性的失业，中国失业率已经相当高。根据奥肯定律，失业率的上升会导致实际GDP的下降，美国的经验数据是失业率每上升1%实际GDP下降2%。此外，就业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制度以及粮棉流通体制等各项改革，加大了居民对未来收入和支出增长不确定的预期，根据袁志刚等（1999）的，对未来收支的不确定性是居民增加储蓄、减少消费的主要原因，城乡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严重下降，财政投资的乘数效应微乎其微，扩大消费需求的目标难以实现。而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的权重最大（约占60％左右），经济增长根本驱动力是最终消费。从中国目前经济状况，是需求总量不足，特别是消费需求不足，边际消费倾向低，消费量增长慢，致使投资乘数变小，加速系数也变小，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发挥不出来，这也使经济增长的目标也难以实现。
四、简短结语
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及其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在1950、60年代的西方国家曾独领近30年，“滞胀”的出现也曾使其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挤出了西方国家“官方经济学”的舞台。但吸收融合了自由主义的成果并建立了微观基础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崛起、又使凯恩斯主义在近十几年来得以复兴，重新占领了西方国家主流经济的宝座，也成了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理论基石。中国自1998年以来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发行特别建设国债，搞政府主导的公共投资，即所谓的赤字财政策来扩大国内需求、带动经济增长，就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中国近些年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因素引起的。笔者从国有企业改制的角度来分析，认为十多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推行的国有企业名为改革实为“改制”是中国内需不足的根源，国企改制直接带来投资需求的减少，造成投资需求不足；国企改制大量原国企人员下岗失业，收入锐减，保障降低，又导致居民储蓄增加、消费减少，造成消费需求不足，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效果。因此笔者建议国有企业改制应慎重，国有企业改革应调整方向，回到使国有财产保值增值，并保障处于弱势的广大职工权益的轨道上来。
这样论述，笔者无意于否决国有企业改革或是阻碍国企改革的进程（当然也阻碍不了），但对国企改革的方向应须做出调整，基于产权改革的所谓国企“改制”必须调整，应关注工人阶级的利益，保障职工权益，减少改革对原国有企业职工福利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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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范文6
关键词：凯恩斯主义 全球金融危机 新自由主义 救市
一、凯恩斯主义理论
（一）凯恩斯主义的三种形态
1、正统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是基于凯恩斯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宏观经济学的统称，它本身就存在各种形态。凯恩斯《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1926）和《通论》（1936）奠定了这种思想传统的基础。这种传统的核心思想在于：（1）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基本诊断是：我们生存于其中的经济社会，其显著缺点乃在于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以及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2）要修补制度的这些缺陷，政府就必须终结自由放任主义，采取积极的行动。这类行动的核心包括两个部分：运用积极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进行总需求管理，使经济走向充分就业的均衡；运用收入再分配政策，降低财富和收入的严重不均等程度以扩大有效需求。
由这种思想所引发的凯恩斯革命，诞生出正统凯恩斯主义。它以IS～LM模型作为凯恩斯理论的规范表达方式，曾在上世纪50～60年代统治着西方宏观经济学，并且对工业化社会在这一时期的政策有着巨大的良好影响，以至于有不少学者把二战后1950～1973年期间发达国家所享有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凯恩斯主义稳定化政策的直接结果。这确实是工业化国家的黄金时代，通货膨胀和失业率较低，GDP增长率较高，经济周期得到控制。
2、新凯恩斯主义
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石油危机的冲击，以及随之而来的滞胀问题，彻底暴露出正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缺陷和在政策建议方面的无能。例如，1972～1982年期间，美国的年均通货膨胀率为8.7%，失业率7 %，而GDP增长率只有2.2%，理想的菲利普斯曲线也消失了。再加上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等在理论上的批判，到20世纪70年代，正统凯恩斯主义结束了它在学术界的统治地位。
然而，凯恩斯主义并没有就此消亡。在与货币主义、以理性预期学派和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争论过程中，凯恩斯主义在烈火中获得新生，形成所谓的新凯恩斯主义。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新凯恩斯主义成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明出新的分析工具AD～AS模型，可以解释滞胀现象。新凯恩斯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最重要贡献是：第一，使凯恩斯主义宏观理论的微观基础更加牢固，把各种价格和工资粘性的解释建立在个人理的基础上；第二，论证了市场的不完全性、信息的不对称性、交易成本的存在如何放大各种外部冲击对经济运行波动的影响；第三，细化总需求管理政策，把货币政策（只关注货币、利率等政策变量）拓展到金融政策，细化财政政策，把作为总需求政策组成部分的再分配政策和作为总供给政策组成部分的税收激励等区别开来。
3、后凯恩斯主义
同时，与正统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同时并存的，还有一些凯恩斯主义者，他们对凯恩斯传统的重点和核心思想的理解不同于正统凯恩斯主义，被称为后凯恩斯主义。它又分为欧洲阵营和美国阵营。前者比较重视凯恩斯所说的资本主义财富与所得之分配有欠公平合理这一缺陷；后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不确定性以及货币金融对经济体的影响和作用方面。但是，后凯恩斯主义就是在其活跃的时期也处于学术边缘的地位，仅仅对欧洲国家的实践有微小的影响。
（二）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主义
凯恩斯革命的成功曾经使古典传统失去其在经济学中的风光地位。但20世纪70年代之后，古典传统又以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的身份重新焕发出其学术魅力。与新凯恩斯主义不同，新古典主义试图通过建构一种从下到上的方式来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一套微观基础，其模型是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和市场连续出清这三个基本假说的有机组合。
经过长期的争论 ，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之间达到了某些共识 ，并共享主流的地位。其主要包括：（1）信奉自由市场制度及其两个基石，即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和自由竞争的原则，并且都坚持有效率的自由市场必须以法治为制度基础；（2）信奉自由市场具有一种内在的均衡和效率的机制；（3）新凯恩斯主义接受了新古典主义的2/3的假说，只是拒绝了市场连续出清的假设。而两者的分歧主要在于：第一，新古典主义认为，经济波动并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存在缺陷的证明，而是个人最优化决策的产物，是价格机制发挥作用在宏观上的表现形式；而新凯恩斯主义坚持认为，经济周期现象表明了某种重大的市场缺陷，要恢复到均衡，需要一个较长的调整过渡期。第二，新古典主义认为 ，政府不应试图用稳定政策来消除经济波动，这类政策努力不仅不可能达到所期望的政策目标，甚至会加剧经济的波动，从而减少社会的福利；而新凯恩斯主义则坚持认为，这类政策对于降低经济的波动是必不可少的。
二、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
2008年金融危机从美国爆发并迅速蔓延到全球，带给国际社会深刻反思，连西方大国舆论都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和价值观进行重新审视，并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的现实和未来价值。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世界宣称要把社会主义扔进垃圾堆，认为世界历史已经终结。在这两种舆论反差中，国际社会不断地搜寻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
总所周知，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10多年中，美国经济的运行相当稳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步入一高双低的良好态势，即实际GDP增长率高，而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因此，在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经济之所以出现这种稳定状态，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良好的经济政策，具体说，就是宏观上的格林斯潘主义和微观上的里根主义。
但是，危机爆发之后经济学家对此次危机的思想根源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相互推脱责任。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执政时期的美国政府干预市场运行是导致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危机再次证明“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这次危机标志着以自由放任为特征的“里根主义”彻底破产。
要对这种相互指责的状态做出实事求是的解析，就必须分析支配近20多年美国政策的经济思想基础。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政策已经转换为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并用的政策形态。
（一）格林斯潘的新凯恩斯主义政策
金融危机发生之前，许多经济学家曾经把美国经济的相对稳定归功于格林斯潘。正是他关于利率和货币供给的决策，使美国经济保持在合适的轨道上，避免了深度的衰退和通货膨胀的失控。在这一点上，美联储尽到了职责，也符合凯恩斯主义如何熨平经济波动的政策思想。
具体说，为刺激经济增长，1991～1999年间美联储把联邦基金利率从7%一度降至3 %。利率的大幅下调刺激美国企业不断增大设备投资，形成美国二战后最长的经济扩张期（即新经济）。2000年，美国纳斯达克股市泡沫破裂，为刺激总需求，美联储由加息周期转为减息周期。但是，正是这一轮的低利率政策迅速刺激了美国房市的高度繁荣，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推高房价。这使得美国众多的金融机构对于房地产市场的预期过分乐观，贷款条件不断放松，以至于没有任何信用记录的低收入者也可以获得房贷，从而最终给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
若说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只在于美国自身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是从经济泡沫的培育过程看，格林斯潘一直使用有意含混不清的相机抉择货币政策来调节经济。这种做法使得其理论立场也不甚清晰，人们常用“新货币主义”来指称这种货币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混合体，其实这正是新凯恩斯主义的本质。
（二）里根主义的新古典主义政策
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权掀起新自由主义政策潮流，形成“里根主义”。这种“里根主义”的核心思想其实是新古典主义政策思想的核心，即小政府和经济自由化。小政府要求减少政府财政支出，经济自由化认为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应尽量取消对市场行为的约束。在美国的实践中，其后的克林顿和布什政府基本上都遵循着里根主义，这类政策对最近20多年美国的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美国过于相信自由市场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调整能力，在金融领域也大力推行自由化，主观上造成了金融监管的缺失和松懈。也就是说，以自由为核心的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的漏洞和监管手段的不足使金融体系的风险逐步积累也是导致此次危机的重要原因。
三、 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救市方案与实质
（一）主要经济体的救市方案
1、美国救市方案
为阻止金融危机进一步深化，美国国会参议院于2008年9月通过了政府提出的7000亿美元救市计划。 美国国会众院否决了7000亿美元救市法案。现救市方案总额增至8500亿，10月3日在众议院投票获得通过。美国财政部和联储联手推出的救市方案，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发行国债收购主要金融机构手中的不良资产，挽救金融企业日益恶化的资产负债表，加强其资金的流动性和偿付能力，达到稳定金融体系的目的。美国本轮的救市计划事实上是想通过斩断金融崩溃中的关键链条来达到阻止危机进一步蔓延的做法 ，这是面对金融危机所能做出的最优选择。这符合新凯恩斯主义债务型通货紧缩假说的精神。
2、欧元区国家救市方案
欧元区15国首脑于2008年10月12日在巴黎召开欧元区首次峰会并推出联合救市计划，以共同应对当前金融危机。此项计划的要点是：债务担保，欧元区成员国2009年年底前为银行5年期以下的新债务提供担保，以帮助增强投资者对收回投资及其回报的信心，降低银行借贷难度；银行资本重组，欧元区国家政府承诺以资本重组和其他“相应手段”救助陷入危机的大型金融机构；政府控股，政府可以购买优先股的方式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直接注资；会计规则，政府将寻求改变“按市值计价”的会计规则，防止银行因金融危机冲击而标价过低，从而加剧市场恐慌气氛。
3、中国救市方案
国务院总理2008年11月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措施。会议确定了当前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为加快建设进度，会议决定今年四季度先增加安排中央投资1000亿元，明年灾后重建基金提前安排200亿元，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总规模达到4000亿元。会议要求，扩大投资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
（二）救市方案的新凯恩斯主义本质
凯恩斯革命本来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历史环境中产生的。在这种意义上，凯恩斯主义带有危机经济学或克鲁格曼所说的“萧条经济学”的性质。在新凯恩斯主义者看来 ，以上那些做法是理所当然的。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克鲁格曼的观点： 我们要以不惜一切代价扭转形势的精神来应对当前的危机，如果我们做得还不够，那就加大力度，改变方法，直到信贷开始流动，实体经济开始恢复。
因此，对于应对这场危机克鲁格曼提出的具体方案是：“首要的任务是金融救助以避免金融瘫痪，而要实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注入更多的资金，注入资金的系统应该包括传统银行和影子银行系统。如果注入资金效果不显著，可以对金融体系实施全面的暂时国有化。其次，即使信贷市场复苏了，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威胁仍然存在，必须采取素来高效的老药方――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措施”。最后 ，在经济呈现出恢复之势，则必须转向预防性的措施，改革金融体系以防止危机再次爆发。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救市政策方案开启的是危机管理机制，或者说各国的救市政策在本质上属于一种应急政策。
四、基本结论
（一）凯恩斯主义是以需求导向型为主的经济模型
凯恩斯革命带来的永久性政策影响就是总需求管理政策的提出和不断完善。只要是这类政策，就必然带有凯恩斯主义的性质。因此，二战以来凯恩斯主义对政府政策的影响从来就没有消失过，只不过是在不同时代影响实践政策的凯恩斯主义形态不同。同时，所有形态的凯恩斯主义都是自由制度的拥护者，它们反对的只是放任自由主义形式的市场制度。
（二）各经济体救市方案是一种凯恩斯主义式的应急政策
此次金融危机在西方社会引发了关于资本主义未来模式的争论。主流媒体中出现一种主张反对市场经济的思潮，认为美国不得不干预经济，甚至于采取某些 国有化政策。这其实是把政府救市行动等同于国有化，进而等同于社会主义，是对自由市场制度的误解。危机时期西方国家采取一些类似国有化的措施，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并不会无限期地直接管理经济，而会在危机过后又重新私有化，并放松某些应急的管制措施。
西方基本经济制度的核心是以财产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原则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它不会因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而改变，但具体管理体制却会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在西方社会历史和现实中的自由市场制度从来都不是纯粹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市场要受到大量的治理制度和政府政策的影响，而是根据经济实际运行的时代要求，不同时代的政府管制的范围和干预的程度也不同。
（三）要正确认识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有效性
救市政策不应该阻碍正常的经济调整，更不应该保护那些原本就应抛弃的落后的生产力部分。明智的经济政策既要考虑到短期的效应，也要考虑到那些必须预见到的效应――长期影响。总需求管理政策，运用得当可以抑制经济的波动幅度；而运用失当，它就会给经济埋下巨大的隐患。没有一种经济能够保持永远繁荣，波动是市场经济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有助于处理繁荣时期所积累的问题。但是，每当经济面临衰退之时政策当局总是热心于扩张性的总需求政策，使繁荣人为地延续下去。这种政策，虽然在短期中有助于降低失业率和维持暂时的表面繁荣，但在长期中却容易使经济体滋生出各种经济泡沫，阻碍经济结构的正常调整。因此，以新凯恩斯主义为信条的政策执行者对总需求管理政策也应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对人们用一系列的短期目标管理长期经济的智慧持慎重态度。
（四）新凯恩斯主义的发展方向
新古典主义在学术上居于显赫的地位，但在宏观政策的实践方面却一直是凯恩斯主义或其变体居于支配地位。而新凯恩斯主义者虽然对宏观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其本身却没有形成一种统一的理论框架。全球金融危机，一方面使凯恩斯主义者更谨慎地审视自由市场制度本身存在的内在缺陷；另一方面也会使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对政府干预行为的怀疑程度降低。借助此次金融危机，由于双方都是在微观基础上进行宏观政策的争论，而微观经济学是比较成熟。因此，凯恩斯主义可以强化其学术地位，并加快这两种主义走向新的综合，使得双方的差距不断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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