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范文1
（一）作用机制不同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为调控社会供求总量的工具，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调节社会供求总量中通过不同的途径和作用来表现。它们之间互相协调。1）财政政策作用于社会经济采取直接方式，而对于供求总量采取间接方式，货币政策则供应总量是直接的，间接对社会经济产生影响。2）从财政政策调控看，财政首先是起到调节社会经济结构的作用。运用税收政策、财政贴息等形式起到控制和缓和社会需求总量的作用，但是货币政策对社会经济的调节，是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来控制货币的总量。与财政政策在机制上有所不同。
（二）作用方向不同
从消费需求的情况看，社会消费需求是通过财政支出构成的，财政政策在社会消费层次形成中起到了决定的作用。而货币政策主要是通过工资基金的管理和监督和现金投放等方式进行调控，以间接方式影响人们的消费需求。从投资需求的形成看，虽然财政和银行都向生产过程供应资金，但两者有着不同的侧重，财政政策侧重调整产业结构，使国民经济结构趋向合理化，而倾向货币政策则侧重于调整总是和产业结构。
（三）对社会总需求有着不同的功效
财政赤字和财政盈余分别起扩张需求和紧缩需求的作用，但财政从根本上讲不会创造任何的需求。要创造需求、货币必须通过银行来实现。所以，贷款方式引起财政的扩张与紧缩。而从更深次看，银行有着自我的约束机制，可能自行调控扩张与紧缩来约束需求，从这个角度看，银行贷款是扩大需求和缩小需求的关键。
（四）在时效性方面的不同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时效方面有着很大的不同，是两种时效性不同的政策调控方式，财政政策以行政政策介入，促进经济的增长。货币政策通过经济方式介入，通过银行信贷，促进经济的增长。财政政策适合于短期使用，在在对付经济衰退起到积极的效应，但只适合在较短时间内采取。而货币政策适合于长期调控，在控制经济过热与社会经济产生通货膨胀时起到积极的效应。因此发挥两者的长处，协调配合，取长补短，发挥合力的作用。
（五）政策功能存在不同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政策功能方面有着不同的侧重。在处理公平性和效率性有着明显的不同。财政政策要求行政方式通过税收的调节，社会保障手段的介入，来控制人群收入差距的扩大，由于行业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存在一定的差距，如果不加调控，必然出现贫富差距扩大化，社会矛盾尖锐化，长期将出现社会的不稳定。货币政策使银行以盈利为目标的贷款投向，通过信贷的投放，吸引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产品向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面投放，最终促进社会的繁荣。因此说，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着各自的功能的长处，不能互相取代，只有相互协调配合，最终形成全力，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
1政策工具的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银行配套贷款中起到协调的作用。在财政投资中，国家发行的债券和中央银行的调控促进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结合。2政策时效的协调。财政效应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两个互相协调的机制。在微观调控领域，货币政策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可以起到抑制经济过热，有效调控通货膨胀的发生有着长效机制。但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却表现不足。财政政策以行政干预为手段，在拉动内需，促进产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都有明显的效应。但财政政策的不当处理，常会引起财政赤字、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等一些严重的后果，所以，财政政策只适合作为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的外力因素，只可作短期使用，长期不太适宜。3财政功能的协调。不违背银行经营的初衷基础上，可以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鼓励以货币拉动经济的发展，减少财政政策给银行运营带来的信贷“危机”的发生。财政政策的投资范围应与货币政策有所区别，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整体发展规划项目以财政政策，国家投资为主。而一些开发项目、高新技术等以货币政策，银行贷款形式为主。两者协调，有针对性的进行投资，使国家资源趋于合理化。4调控主体、层次、方式的协调。货币政策包括两个层次：宏观与中观层次。宏观层次是指货币政策通过对货币保有率、利率等方面的影响，起到调控社会总供求、就业、收入等宏观经济变量；中观层次是指贷款政策，通过积极调整贷款数量和结构，有效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范文2
穿过历史的骨头抚摸当下，冰冷的危机恰恰对应着火热的欲望，失衡的现实恰恰对应着自负的理论，欧债危机的爆发和升级，看上去很突然，感觉上有些偶然，实际上却是一种无奈的必然。从经济学诞生那一刻起，其与生俱来的浪漫和逐步放大的贪婪不可避免地将现实世界导向一池萍碎的夜黄昏。
爱因斯坦说：“科学是部剧本”。经济学的剧本，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神秘的浪漫，而剧本的主角，名叫“均衡”。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从没有真正提及过“均衡”，但正是他第一次将均衡思想引入了经济分析，而这也成为古典主义经济学区别于原始经济理论，进入“科学时代”的一个标志。
斯密的均衡思想散见于他的名著《国富论》、《道德情操论》和其他论文之中，这位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用详尽又略显干涩的语言表达了均衡的内涵：“经济系统的引力中心”。它指任何经济过程都自然趋近的一种终极状态，经济系统任何时间都被吸引朝向经济运行的均衡水平。主角登场之后，经济学的故事总是围绕着均衡展开，当代经济学的辉煌、精美、诱人和极其博杂繁复的理论大厦，几乎完全是建立在均衡概念和均衡分析之上的。
但“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醉人的浪漫往往被无情的灾难所摧残。尽管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均衡”是什么，但经济学家让人们相信，“看不见的手”会自发引致市场“均衡”，直到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全球，经济学家们才开始怀疑，所谓均衡，也许不是那么唾手可得，而是需要人为的努力。
这种怀疑直接引致了几十年的争论，政府是否需要运用宏观政策来帮助“看不见的手”实现经济世界的美丽均衡？尽管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各执一词，但毫无疑问的是，力主政策干预的凯恩斯占据了上风，就像曼昆总结的那样：“我们不能因为人体具有‘自我恢复’功能，就否认医疗必要性的存在，并对医疗技术的发展漠不关心”。从此之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变成了改变甚至重塑经济世界的利器，现代宏观经济学也在大萧条的现实废墟和凯恩斯的思想创新中建立并成长起来。
事实上，自大萧条以来，现实经济世界里政策调控的使用日趋频繁，熟稔于此之后，费尔普斯等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到“凯恩斯在《通论》中虽然主张进行干预，却没有充分考虑改变经济政策的影响”。和浪漫一样，均衡实际上十分复杂而难以两全。如果将政策目标定位于代表内部均衡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代表外部均衡的国际收支平衡，那么单一政策往往难以促成内外均衡的同时实现。这种尴尬的“米德冲突”让人们意识到，政策工具需要更加丰富一些，政策配合也需要更加紧密一些。
于是乎，经济学家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之上。欧元之父蒙代尔由此提出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政策指派法则，即“将财政政策指派给内部均衡，将货币政策指派给外部均衡”，理论上看，这种隔离式的指派似乎能够有效解决政策影响力的冲突，但实际上，这种理想化的指派却埋下了极大的隐患。
人们一直忽略了一点，力主政策调控的凯恩斯主义诞生于经济危机之中，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接受“看得见的手”干预经济，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深度衰退中对重回经济繁荣的迫切渴望。某种程度上看，作为经济学历史上最负盛名的理论创新，凯恩斯主义中夹杂着贪婪的种子，而伴随着其后政府力量的不断壮大，贪婪的种子悄然生根、发芽，并不断成长。这种理论骨子里的贪婪在政策风格上有两种体现：一是对财政政策的偏爱，二是对增长偏好的倾斜。
更令人遗憾的是，政策搭配本可以实现对这种贪婪的抑制，但经济学家们却并未将注意力集中于此，人们谈论政策搭配，本质上是为了实现“更加协调、内外均衡的增长”，而不是为了“约束过强的欲望和制衡过强的力量”。前美联储主席威廉・麦克切尼・马丁曾经有言：“政策制定者的工作是在宴会正进行时拿走盛满酒的酒杯”，然而，实际上政府对此总是意兴阑珊，即便具有独立性的中央银行对通胀嫉恶如仇，偶尔大弹紧缩反调，但在绝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地方，财政政策的“GDP崇拜”和“冲动本能”总是难以遏制、显露无遗。更重要的是，隔离式的政策指派进一步切断了政策间的相互约束和相互抑制，跛行的政策组合让“看得见的手”一步步滑向失控的边缘。
经济学对均衡的浪漫情怀和对增长的潜在贪婪，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赤字化”增长的历史潮流，这一模式的难以为继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债务危机的爆发。而欧洲之所以成为债务危机的重灾区，过度的福利政策、老朽的人口结构和僵化的税收政策仅仅是浅因。深层原因则在于，其政策搭配的“跛行”程度尤甚，财政非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的对立，既给了欧洲各国更大程度透支财政潜力的搭便车激励，又使得货币政策的约束力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政策组合上的参差不齐给贪婪以更大空间，进而诱使欧洲债务风险从隐性走向显性，并最终行至崩溃。
数据不会撒谎。1992～2010年，欧元区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仅为1.62%，大幅低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长率，这种萎靡让欧洲各国政府的增长需求、赤字倾向更趋强烈，期间欧元区财政赤字的GDP占比均值高达3.24%，让《马约》3%赤字上限的约束在十年时间里形同虚设。甚至在产出缺口大于零，即明显产能过剩的2006～2008年，欧元区财政状况依旧表现为入不敷出，表明其赤字倾向已然深入骨髓。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范文3
1.（2012·浙江文综卷·26）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浙江民营企业加大海外投资力度，尤其是一批龙头企业从2011年开始集体发力参与国际并购，有的还把工厂开设到欧美国家。浙江民营企业上述举措的意义在于
①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③加快产业转移，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 ④创新利用外资方式，形成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经济全球化、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意义。材料中参与国际并购、到欧美国家办厂，这是我国企业积极适应经济全球化要求，主动“走出去”的表现。经济全球化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拓展了企业发展空间；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化经营，既有利于培育国际知名品牌，也有利于防范国际风险。故本题选①②组合。解答本题主要围绕经济全球化、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意义进行选择，还要注意不能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混为一谈。创新利用外资方式、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优势，这些都与我国实施的“引进来”战略有关。另外，材料与产业转移无关。故③④不选。
2.（2012·安徽文综卷·1）2012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下列选项中符合这一要求且表述正确的是
A.运用经济手段——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略微调低为7.5%
B.运用行政手段——调整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C.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规范并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
D.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落实和完善支持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区别，以及经济手段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区别。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是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和计划，通过对经济利益的调整来影响和调节经济活动的措施；行政手段是国家采用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规定等措施来调节和管理经济的手段。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略微调低为7.5%，是国家通过计划调节经济的表现，故A符合题意。调整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运用的是经济手段中的货币政策，不是行政手段，故B不选。财政政策是指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政策，一般与税收有关；而货币政策是指货币供应量、利率、信贷等方面的政策，一般与银行有关。规范并引导民间融资，这与货币有关，故属于货币政策而非财政政策，故C不选。落实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这属于财政政策，故D不选。
3.（2011·广东文综卷·26）某企业某年利润1.2亿元，称之为私人收益，但污染造成附近居民的经济损失约0.4亿元，这样社会收益约0.8亿元。由于政府新颁布了环境保护条例，在同样情况下，该企业为避免可能面临的0.4亿元罚款，投入0.2亿元解决了污染问题，此时的社会收益为1.0亿元。这一过程表明
A.法律法规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
B.污染是公共物品，必须由政府治理
C.市场在政府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D.市场调节具有滞后性的弊端
解析：企业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市场竞争的必然要求，也是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表现。但在市场竞争中，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市场主体有时会做出违法违规、道德缺失、损害社会利益的事，造成资源浪费，故需要国家强有力的宏观调控。材料反映的就是国家通过法律手段对企业行为进行调节。故本题选C。解答本题还要明确以下知识点：①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是计划和市场。故A不选。②什么是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指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物品。显然污染不是公共物品，应由企业和政府共同治理。故B不选。③区别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和滞后性。简单讲，市场调节的自发性主要表现为市场主体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而做坏事；滞后性是指市场调节是事后调节，因此市场主体可能会做错事，但不是做坏事。材料体现的是市场调节的自发性而非滞后性，故D不选。
4.[2012·山东文综卷·30（1）]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将中国与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下图为2001年和2011年中国出口商品情况图。
注：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在出口商品中所占比重，2001年为17.5%，2011年为28.9%。
材料二 2012年国家采取一系列经济措施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发展：支持企业培育自主品牌；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出口；完善进口政策，搭建更多的进口促进平台等等。同时，国家进一步营造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健全制约和监督机制，提高政府服务水平。
材料一反映了哪些经济信息？运用《经济生活》知识，分析材料二中国家为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发展采取的经济措施有何意义。
解析：解答图表题，主要是通过数字的比较得出相关结论，一般是通过纵比看成绩，通过横比看不足。对本题中的图表主要是通过纵比看成绩。注意，有几个比较的项目，答案一般就有几点。解答第二个问题，首先要审清设问，设问的立足点是“经济措施”，设问的类型是“意义类”；然后阅读材料，找出经济措施，最关键的是能结合具体措施，有针对性地调动有关《经济生活》知识进行解读；最后运用“意义类”试题的答题方法组织答案，通常使用“有利于”的表述方法。
参考答案：与2001年相比，2011年我国出口商品总额大幅增长，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明显增长，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所占比重明显上升。
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有利于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促进进出口贸易平衡发展，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范文4
关键词:宏观调控;投资;消费;比较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392(2009)增-0018-03
一、两次宏观调控政策的比较
(一)相同之处
1. 从外部环境看,都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1997年以后,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爆发危机国家的货币大幅度贬值,为维护国内经济稳定以及保证香港经济繁荣,中央政府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政策,在客观上形成外部通货膨胀与内部通货紧缩的反差。这种反差不仅表现在出口商品和劳务价格的相对上涨,而且表现在国内商品和劳务价格的相对下跌,形成通货紧缩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新旧体制转轨造成人们对于未来前景的不确定。中国经济增长率(以GDP增长率衡量)从1993年的l3.5%回落到1997年8.8%的水平,平均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这时被认为还处于比较适宜的区间,但惯性下滑并未停止。1998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仅为7%,与全年8%的增长目标形成明显差距。同时,物价水平持续负增长,l-7月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0.4%,商品零售价格下降2.2%。
当前,受全球金融危机和人民币升值双重影响,外部需求持续下降。数据显示,自2008年11月出口增速开始出现负增长,同比下降2.2%,此后出口下降幅度不断扩大,12月同比下降2.8%,2009年1月同比下降17.5%,2月份同比下降25.7%。
2. 从内部环境看,都是我国经济周期性调整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四个“热”:房地产热,开发区热,集资热,股票热;二是四个“紧张”:交通运输紧张,能源紧张,原材料紧张,资金紧张;三是一个“乱”:经济秩序混乱,特别是金融秩序。为了确保经济的健康发展,1993年6月24日,中央决定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于支持原有经济增长方式的因素已基本消失,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即出口的支持因素尚在形成之中,因而导致经济自发增长的能力减弱,内在收缩力度加大,通货紧缩迹象明显。同时,1998年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企业连续多年亏损,出现了大量“下岗分流”人员,失业压力增大,金融机构不良贷款大幅增长,金融体系也非常脆弱。
从经济运行的周期性规律看,我国此轮从2003年以来的经济增长在2007年第二季度已达到峰值,从第三季度开始步入周期下降阶段。2008年四个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6%、10.1%、9.0%、6.8%,2009年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下滑至6.1%。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也分别在当年第三季度和第二季度达到波峰后,进入周期性回调状态。
3. 从政策措施看,采取了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为贯彻扩大内需的政策,1997年以来的七年间,我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在充分发挥财政政策作用的同时,也注重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国债项目的银行配套贷款达1.32亿元,为国债投资的2倍;另外,从1998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还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消费信贷的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消费需求。除了信贷支持外,连续三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同时,通过国家财政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提高了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充分发挥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互协调与配合的作用。
在美国次贷危机演化为金融危机并迅速向欧洲甚至全球蔓延,可能给全球实体经济带来较大负面冲击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财政政策来看,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落实这些措施的投资额到2010年底约需4万亿元人民币。并多次调整部分行业出口退税率,2008年以来累计调高了半数以上出口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并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这有助于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减轻企业负担约1200亿元。就货币政策来看,中国人民银行四次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连续五次下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取消了实行将近一年的商业银行信贷额度控制。同时,4万亿元的刺激计划带动了银行迅速的信贷投放。2009年上半年信贷投放7.36万亿元,超过2008年全年4万亿的投放总额。
4. 从风险防范看,都强调注重防范金融风险。1998年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在设施扩大内需政策的同时,要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1997年至1999年,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商业银行在支持经济增长的同时,金融风险或金融隐患还没有消除。1998、1999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还在上升。直到2001年,在实施扩大内需政策的3年后,金融风险才开始下降。
2008年11月10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的省区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会议上强调,在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增长力度的同时,各类金融企业要切实加强基础管理、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
(二)不同点
1. 从政策出台的背景来看,目前外部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冲击更大。从外部环境来看,本轮遭遇的是结构性危机,而不是周期性危机;是一次全球性危机,而不是局部性危机;本轮危机是最近十年全球经济模式的一种反思,美国只消费,中国只储蓄和投资,这样一种搭配的经济模式,造成全球经济越来越失衡,越来越严重,最后只能以一种危机的方式来调节,而且危机覆盖面广,冲击大,G3经济体整体衰退。而1997年是一个局部危机,主要是亚洲及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危机,并未形成全球性的危机,美国和欧元区经济还处于景气上升周期。
从经济结构来看,与98年我国的经济结构依赖于消费和投资相比,现在更趋于依赖投资和出口。当时出口占GDP比重仅为20%多,但目前,出口占到我国GDP比重的40%,对外依存度高达70%,所以这次全球性的危机对中国的冲击远远大于上一次。
2. 调控的经济体制基础和发展阶段不同。亚洲金融危机时,我国处于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型、但尚未“基本转型”的过程中。1998年我国人均GDP只有821美元,经济总体实力还处于相对较弱的阶段,GDP总值仅达到84402亿元。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危机的发生对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倒逼”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为有效应对危机及国内经济下滑和需求不足的状况,我国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启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制度改革,促进了公众的被动式消费需求,形成了巨大的新型消费增长点。
本轮宏观调控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之后的第一次宏观调控,经济基础较为雄厚,我国人均GDP2008年达到3000美元以上,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达2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抵御风险能力更强。虽然,通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释放消费需求的体制基础已经不存在。然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仍不完善,同时在经济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转型与变化时,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和消费结构升级以及更大的资源与环境压力,这同样可以释放出公众消费需求。
3. 从政策实施的力度来看,本轮刺激政策力度更大。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一种扩张和中性政策的搭配。1998年,当时政府发行4000-5000亿元的国债,带动了大概两万多亿元的投资规模。而此次实行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扩张”,将在2010年底之前安排4万亿元的投资,2008年第四季度中央就安排投资1000亿元,追加政策性银行2008年度贷款规模1000亿元,鼓励商业银行发放中央投资项目配套贷款, 2009年1-6月,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7.3万亿元以上,超过了上年全年的信贷总量。这一投资力度是很大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十分明显。
4. 从调控方向看,本轮调控更注重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优化。十大扩大内需措施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中央决定,实施增值税转型,鼓励企业技术改造,各地也纷纷出台了鼓励措施;各金融机构正在加大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合理扩大信贷规模,加大对重点工程、“三农”、中小企业和技术改造、兼并重组的信贷支持。和谐社会的建设更是需要推动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及医疗、教育、社保体制的改革与投资。所有这些与市场压力下的企业自主调整结合起来,成为推动中国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真正动力,
5. 从调控重点看,把注重改善民生作为扩大内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经济实现内需驱动型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1997、1998年主要投资方向是基建,公路和机场,这次主体虽然也是基础设施建设,但改善民生被放在突出的位置,为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奠定基础: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大对廉租房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快棚户区改造工程等;加大农村沼气、饮水安全工程和农村公路建设力度,进一步完善农村电网等;加快建设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和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等。
6. 从金融风险防范来看,商业银行更加注意自主防范风险。1998年,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刚刚向商业化、市场化方向改革,在支持国家和地方扩大内需上一些项目上往往没有太多的自主性,风险防范意识不强。统计数据显示,仅工行、中行、建行和交行等四家国有银行,从2004年6月至2006年6月就先后采取各自不同的方式,将共计11861亿元的不良资产进行了二次剥离。
现在占银行业资产大部分的商业银行已经上市(上市银行已达14家),银行经营管理要受到股东和投资者利益的约束,即银行的每一笔贷款都要考虑防范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要考虑安全性和流动性。特别是在落实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政策上,商业银行作为企业和项目的贷款人及其监督方,为了保障自身资产的质量和安全,必须加强信贷资金使用和运用的监督管理,以保障资金合规使用。
二、98年宏观调控政策的经验与启示
(一)保增长必须立足于转变增长方式,扩大有效需求
保增长的实质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即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不能从出口导向型转向投资拉动型。要根本的启动内需、扩大最终消费,核心措施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尤其是提高中、低档收入的居民生活水平。只有居民收入普遍提高了,才能提高居民的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从根本上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
(二) 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自动稳定器和相机抉择的功能
自动稳定器和相机抉择政策是财政政策的两个部分,也是政府应对衰退的两道防线。就财政政策中的自动稳定器部分而言,由于收入一侧的所得税和开支一侧的失业保险补偿占GDP的比重较小,以及对地方政府举债的限制造成在1998年开始的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在经济下滑时所发挥的“托”总需求方面的作用有限。在相机抉择政策方面,由于政府干预经济的工具匮乏,真正能使用的工具是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基础设施开支,无法有效、及时和低成本的促进经济复苏。同时,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要求注重对时机的把握,强调政策实施的实效性及政策的适度性。
自1998年以来,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器部分的安排并没有重大改变,相机抉择的政策工具亦没有增加。因此,要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创造新的财政政策工具,减少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并快速有效、低成本地应对经济下滑。
(三)要避免积极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挤出效应
积极的财政政策,伴随大量的公共投资,带来就业的稳定,有助于消费回升,从而有效带动相关行业的投资回升。但公共投资的扩大意味着财政赤字的扩大,而且大量的基础设施投入往往伴随着垄断权力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对民间投资形成排斥,并不断从比例不断降低的国民收入中抽取垄断利润,导致消费需求日益萎缩。从98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来看,对调动民间投资的作用有限,没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几年来,主要靠发行国债、扩大公共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政策实施后期,在一定程度上挤出民间借贷能力和民间投资及消费。因此,要采取有效措施有效约束财政资金的使用,并积极启动民间投资,最大限度减少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
(四)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
一个国家的内需是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有着直接和深刻的联系,有效启动内需要实施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是由于货币政策目标更多的是追求币值稳定,如果靠货币政策来启动内需,等于对社会收“货币税”,对公众的财富和自我保障形成冲击,从而使公众产生负面预期,不敢投资和消费。与此同时,频繁使用货币政策,往往会出现通胀与通缩交替出现的不良循环。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则负有更多启动经济的功能,因此货币政策要在有利于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下,适时适度调整。
(五)必须积极激发实体经济内在活力,引导其自主投资
实践证明,经济增长不仅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外在推力,更需要微观活力的激发。因此,要改善微观措施,大力扶持中小企业,加强企业技术改造,增强企业的投资信心和投资能力,快速形成新的增长点。
三、当前扩大内需应把握的几个问题及政策建议
(一)应提高公共投资质量,减小公共投资的挤出效应
一是要努力创造有利于民间投资的环境,将其纳入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一些行业的准入标准要放低一些,通信、交通等基础设施领域要适度地放开。二是对于重点民营企业及其重点项目,除资金支持外,还应在项目运行的有关制度、投资管理等方面给予指导。三是要拓宽融资思路。在投资方式上,要推动信托基金、产业基金发展,扩大民间投资渠道,把民间资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如在企业发展的初期实行税收优惠;实行贷款援助,成立民营企业融资担保公司;建立风险基金;政府为民营企业提供公平的融资环境等。另外,应当大力发展中小型的金融机构,为民营企业提供服务。可以通过推动小型直接、间接融资渠道的发展来加以促进。
(二)找准突破口,提高消费能力,扩大投资乘数效应
一是应从源头上解决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两大问题。促进消费是提高投资乘数的关键。目前我国消费不足的最大症结是巨大的农民群体消费水平低下。而提高农民消费水平,首先就必须想办法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这就要求重点解决农业技术水平的提升、农产品结构的优化以及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引导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其次,要破解农民消费的“硬件瓶颈”―基础设施落后,就必须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农村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多方面创造条件,使农村更多地区通水、通路、通电话、通广播,释放农民消费潜力。最后,要破解农民消费的“软件瓶颈”―公共服务体制不完善,就要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探索新型养老模式,建立农村最低救济制度,消除农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此外,还应加强农村综合服务体系建设,解决农民买难、用难、维修难的问题,促进农民消费积极性的提高。
二是政府要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可以通过大力推动廉租房、保障性住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采取税费优惠进一步鼓励和支持住房消费、引导开发商积极促销等措施促进房地产消费的稳定增长。
(三)改革货币政策调控机制,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
依靠资金成本的变化来调节、改革信贷结构,加快利率的市场化步伐,可以考虑在扩大现有的商业银行信贷浮动利率定价自的基础上,有选择性地放开一些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并使用贴息贷款等方式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加快企业债券和股票市场等金融市场的发展步伐。改变目前的货币对冲办法,不过多地依靠准备金调整而主要依靠央行票据的办法对冲外汇储备的增长。有步骤地构造利率和汇率的联动机制,实现货币市场和汇率市场之间的传递。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范文5
一、引言
自从我国强调运用经济手段调节宏观经济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调节经济的主要工具之一。2010年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明显好转，但财政政策没有与货币政策一起“双退出”，因为四万亿财政刺激政策的效果尚待巩固，一些投资项目仍在进行中。尤其在外部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内部经济复苏还有一定的不稳定性，需要总体积极的经济政策，而在货币政策转向的背景下，需要积极财政政策对冲货币政策转向的压力。
在此背景下精准测算财政政策乘数，对于我国下一步经济政策选择、经济形势预测具有重要意义。我国财政政策效应的研究有一些成果，其共同特点是：都是利用IS-LM模型来测算。[1][2]IS-LM模型是同时考虑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均衡，是宏观经济学中的基本模型和核心模型，应用这种模型测算财政支出乘数从理论上是一个大的进步。IS-LM模型中的IS曲线表示产品市场均衡时收入和利率的组合，LM曲线表示货币市场均衡时收入和利率的组合。
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M为实际货币供应量，P为价格，CG为政府支出，E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T为税率，d(·)为居民消费函数，x(·)为出口函数，m(·)为进口函数。
假设税率T和货币供应量M为外生变量，将IS和LM曲线结合起来，可得到产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同时达到均衡时的产出和利率值。对(1)、(2)式全微分，将两式联立，用矩阵表示为：
(4)式是利用IS-LM均衡计算出来的财政支出乘数，也就是利用产品市场均衡和货币市场均衡计算的财政支出乘数。我们可以发现应用IS-LM模型没有考虑价格市场、国际收支市场、劳动力市场均衡对财政政策的影响，因而有非常大的局限性。
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和财政政策乘数的理论分析
(一)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理论框架
宏观经济均衡是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在总量与结构之间的基本平衡，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和充分就业，各种资源的利用程度反映宏观经济运行质量的高低。宏观经济模型考虑产品、就业、价格、货币需求、利率的市场均衡，主要用以下六个函数表示：
(5)式是“产出——物价”菲利普斯曲线，指的是物价上涨率和“现实产出水平对潜在产出水平的偏离”呈现正相关关系。这一“偏离”表明一定时期内社会总供给的缺口和物价上涨之间的压力。在这里，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各种资源正常地充分利用时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在现实中，表现为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期，随着需求的扩张，现实经济产出对潜在经济产出偏离上升，物价上涨率随之上升；在经济回落期，随着需求的收缩，现实经济产出对潜在经济产出的偏离下降时，物价上涨率随之下降。(6)式表示劳动市场均衡，和古典经济学的工资决定劳动力供给不同，现实中劳动力供给、经济生产和物价决定工资，因而(6)式表示需求决定工资。(7)式是货币市场均衡函数，也就是LM曲线。(8)式表示国际收支均衡函数，就是所谓的BP曲线。(9)式表示产品市场均衡，也就是IS曲线。(10)式是生产函数。
在(10)式中代入(6)式的L，假设CG、T、M为外生变量，对Y、P、W、R和E微分，得到以下矩阵：
(11)式是在标准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基础上，在价格市场均衡、劳动力市场均衡、产品市场均衡、货币市场均衡、国际市场均衡的前提下，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价格、工资、利率和汇率变化推导的矩阵方程，(11)式是计算我国财政政策乘数的基础。
(二)货币供应量、汇率一定的场合下的财政政策乘数的理论推导
现实中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是调节宏观经济的两大重要手段，两者总是被同时使用，但是为了计算的简单，我们控制货币供应量和汇率的变化，也就是说，在本文宏观经济计量模型中，把M(货币供应量)和E(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视为外生变量，在此前提下分析财政支出的效果。假设ΔCG=1、ΔE=ΔT=ΔM=0，以矩阵(11)为基础，计算财政支出政策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得出在货币供应量、汇率一定的场合下财政政策乘数：
三、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的主要内容、特点和结构
(一)模型特点和主要内容
本文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吸取以往研究的经验，构建吻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具体特点如下：第一以分析财政政策为重点的宏观经济模型。模型侧重于财政政策的变化会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以及如何产生影响，模型对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进行了描述。第二是建立在国民核算体系下的需求导向型宏观经济计量模型。[3]第三选择了中国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区间。数据样本为1980-2007年年度数据，在该段时间内中国已经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的各组成部分已进入市场经济的角色，数据相对稳定。第四采纳了动态建模理论，通过交替运用理论与数据信息，不仅对经济理论的适用性进行深入探讨，同时也利用现实数据寻找实际经济运行规律。为此，我们以现代经济学理论为指导，同时较好地兼顾了中国经济转轨的特点，从最广泛的影响因素入手，本着“检验、检验、再检验”的原则，从“一般到特殊”逐步简化，模型设计简洁，操作规范，减少了变量过程的随意性。
(二)模型结构
本文的宏观模型是一个小规模的需求导向型的宏观经济模型，产出由需求决定。模型涵盖了宏观经济模型分析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共分为需求、供给、收入、财政、价格五个模块，由10个行为方程、19个恒等式组成，共包括33个内生变量和10个外生变量(限于篇幅，略)。图1为模型结构示意图。
注：阴影部分为外生变量。
图1 模型结构示意图
四、我国财政政策乘数测算
本文重点考查的是财政支出乘数，也就是财政支出变化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变化的倍数。从财政政策乘数的作用机理来说(见图2)：当财政通过增加财政投资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需要进行政府采购和雇用劳动者来从事生产，从而拉动政府消费和企业收入、居民收入的提高，企业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将促进居民消费和投资，最终带动经济增长①。
图2 财政支出乘数
具体步骤如下：假设2003-2007年期间连续一次性追加1单位财政支出。宏观经济计量模型运行结果(限于篇幅，具体过程略)显示第一年(2003年)财政支出乘数是1.883，并在其后四年 (2004-2007)对GDP有影响，其乘数分别为0.47、0.291、0.136、0.011。如果从2003-2007年期间连续每年追加1单位财政支出，财政支出乘数分别为1.883、2.497、2.903、3.017、3.025。这表明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乘数是连续上升。
五、四万亿投资政策效应测算
四万亿投资结构见表1，我们可以看到四万亿主要用于政府消费(文教卫生)和政府投资(住房、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因为四万亿投资计划开始于2008年年底，其经济效果将在2009年开始，因此我们假设两个投资方案：A方案，2009-2010年每年追加2万亿投资；B方案，2009-2011年每年追加1.333万亿投资。两个方案对2009-2014年经济影响为(具体计算过程略)：如果实施A方案(2009-2010年每年追加2万亿投资)，2009年将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加33185亿元，政府消费增加9313亿元，居民消费增加9016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增加29718亿元，进口增加2077亿美元，出口减少266亿美元。其作用将持续影响到今后几年，到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共增加101602亿元，政府消费共增加20776亿元，居民消费共增加35868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共增加91433亿元，进口总额共增加7122亿美元，出口总额共减少1434亿美元。
如果实施B方案(2009-2011年，每年平均投资1.33万亿元)，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加22097亿元，政府消费增加6211亿元，居民消费增加6038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增加19728亿元，进口增加1377亿美元，出口减少181亿美元。其作用将持续影响到今后几年，到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共增加94691亿元，政府消费共增加20496亿元，居民消费共增加33936亿元，固定资产形成共增加83819亿元，进口总额共增加6928亿美元，出口总额共减少1395亿美元。
从模拟结果可以看出，我国在2008年10月采用的四万亿刺激方案对于“保增长”是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是经济调节的一个有效工具，从实施时间分布来看，两年计划和三年计划的经济效果不会有太大区别。同时，我们也验证了政府投资不仅提高政府消费也拉动内需。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财政纷纷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危机时最有效的措施莫过于财政政策。因为企业和家庭在“危机”面前，倾向于采取储蓄、调整和解雇雇员等的措施，对于家庭和企业来说这也许是正确的选择，但对于整体经济来说，这些措施会使经济形势进入停滞不前的恶性循环。所以当经济出现停滞的兆头时，即使财政政策乘数较低，大多数国家还是会动用财政政策。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即使很多人指责“公共投资效率太低”，但财政政策仍然是有力的经济干预手段。[4]财政政策的影响不仅在于当年，还要看到2年后、3年后，甚至5年后对经济的影响。
本文利用宏观经济计量模型推导出财政政策乘数，并从实证角度估计我国财政政策乘数大约在1.88，且目前阶段财政政策乘数呈上升趋势。本文还测算了四万亿财政刺激方案的经济效应，发现财政政策是调节总需求的重要杠杆，这对我国当前加强宏观调控、扩大经济增长具有以下的政策含义：
1.在社会总需求持续小于总供给的情况下，公共投资大幅度增加会直接提高总需求，缓解供求矛盾。这就是常说的公共投资能成倍地创造收入(乘数效应)，从而增加总需求的“需求效应”。同时，公共投资通过增加经济中的资本存量，提高经济生产潜能，从而具有“供给效应”。[2]
2.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交通和城市基础设施这些部门作为公共投资的重点不仅推动结构调整，还为今后的经济持续增长奠定基础。同时，公共投资通过在西部落后地区、四川受灾地区的公共工程建设，带动西部地区的投资，为我国地区经济均衡发展，调整经济结构打下基础。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表明越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益越大。
3.增加公共投资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政府虽然可以通过税收和一次性转移支付等措施来缓解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状况，但往往受政治和社会因素的限制，提高收入取决于整体经济形势②。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区别范文6
第一，今年强调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针对性，主要体现在要处理好促进经济持续平稳发展、调整经济结构与管理好通胀预期之间的辩证关系，央行据此要进一步明确货币政策的取向及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
首先，货币政策取向要有明确的针对性。一方面。当前经济处在“保增长、防通胀”的矛盾之中，且防通胀现已转化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从货币政策目标的角度分析，经济增长与币值稳定之间矛盾已越来越突出，物价上涨也已成为经济运行中的基本矛盾之一。因此，当前货币政策的重点目标应是有针对性地防范通胀。
其次，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也要有针对性和目的性。在现行银行管理体制下，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及货币乘数扩大导致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较快，表明信贷规模依然是央行调控货币供应量的最有力手段。一旦放松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宏观政策，就会唤醒商业银行的“天然”的信贷冲动。银行体系的流动性会迅速转化为市场流动性。针对这一情况，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也应当目的指向明确，更有针对性。一方面，货币政策工具要有针对性地运用。针对货币政策目标的重点的变化，央行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三大货币政策工具要做到“有效搭配”，有放有收，有松有紧。在保证货币供应总体需求情况下，有针对性地使用政策工具来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与此同时，央行还需要不断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如向市场投放或回收流动性的政策工具，保持货币政策操作的活力和有效性。
第二，今年强调实施稳健货币政策的灵活性，主要体现在如何管理好流动性，使信贷资金更多流向实体经济，以及货币政策如何加强其结构与作用、如何实现其与财政等其他政策之间的松紧搭配。历史经验显示，中国的货币供应所呈现的“前高后低”规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运行与资金供给之间的现实需求。但是，这一规律不仅压缩了货币政策的运作空间，还可能导致产生货币信贷的“倒逼机制”。去年前10个月货币信贷供应已经超过全年90％目标，就体现了这一“倒逼”。因此，要避免这一情况，就必须保持信贷货币供应的灵活性，以此稳定全年货币信贷供应节奏，逐步改变目前货币信贷供应呈现过度季节性及“前高后低”的规律。另外，货币政策应该有一定的反预期特点。保证货币信贷政策调控余地和政策的灵活性，以此改变市场的“预期”。
还有，迄今我国的货币政策强调总量政策调节的功能与作用。如何加强货币政策的结构与作用，即强调“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货币、信贷和利率等结构性政策，这将改变以往货币信贷政策面临总量调控过度、结构调整不利的困境。
另外，货币政策的灵活性又体现在如何加强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上，以此提高宏观政策的合力效应。例如，当前货币政策回归“稳健”，但财政政策基调仍为“积极”。因此，明年在强化货币政策的“防通胀”重要性时，需要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在“保增长”方面的政策协调作用。
从货币政策角度观察宏观政策的协调性，一是在加强货币信贷总量调控的同时，还应加大政策的引导作用。力图保持货币信贷的合理平稳增长，均衡信贷资金的投放进度，以避免信贷投放的大起大落，影响经济的稳定运行；二是要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在总量调节与结构调整方面的协调与结合。其中。央行要加强对流动性的分析与预测，灵活调节资金供求，确保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充足，以满足实体经济对资金的需求。同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还应当“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政策的交叉效应，形成宏观经济政策的合力，以取得宏观调控的最佳效果。
每年的“两会”都有许多值得期待的地方。
从总理日前同网友在线交流的丰富内容来看，作为超级新兴经济体的总理，其面对的棘手执政难题，显然不比美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政府首脑少。对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更为关心的是既有权利与福利水平的稳步提升问题；而对于综合福利指数尚在低位徘徊的中国民众来说，他们既自豪于国家经济规模的持续扩大以及在国际政经舞台上日益自信的表现，也更关心微观个体的福利水平能否随着国力和财力的增强而同步提高。当下，无论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就业和收入差距问题，还是民怨日益集中的高房价问题，都不是单单通过启动个别领域的改革就能破解的，而是聚积了诸多深层矛盾以及复杂利益的高难度命题。以亿万民众高度关注的高房价问题来看，其显性的原因在于供求关系紧张、投机炒作、市场秩序混乱等等；进一步的原因是定价机制扭曲，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中国经济未能战略转型从而导致经济增长对房地产业的高度依赖。因此，高房价的治本之策。既需要中央政府下定决心彻底整顿市场秩序，规制地方政府行为，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也需要通过相关改革破除某些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事实上的“串谋”；还离不开整个经济的战略转型，逐步降低房地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
另一方面，过去三十年里，政府承担的大部分职能是经济建设。应当说，政府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成就举世公认。近期国际上热炒的所谓“中国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中国有别于西方主流经济发展路径内在机理的探索。如今，西方正在紧张地注视着中国经济在各个方面的日趋强大，对中国政府的经济治理水平也从过去的不大在意转为格外关注。不过，尽管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政府越来越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在国家财力可以支撑配套改革的情况下，实现民生福祉与经济规模的同步提高，以让普通民众真正享受经济发展成果。过去，为了做大财富蛋糕，广大百姓可以配合“全民补贴生产”的特定时期制度安排，但当国家已经积累相当的财力，初步具备建立健全社保体系的基本物质条件之后，如果依然维持低水准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有效制止收入分配格局的不公平倾斜，不能改变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较少以及民众消费的产品高度市场化的格局，则不仅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型，亦很难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可与尊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