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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政策的经济功能范文1
一、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成功实践
财政政策一般分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和“自动（内在）稳定的财政政策”两大类。前者根据宏观经济不同情况和对总需求的不同影响，又分为扩张性（又称积极）、平衡性和紧缩性三种财政政策。其中平衡性（又称中性）财政政策通常指维持财政收支大体平衡，不影响总的社会需求状况，既不新增政府支出和增发国债或减税，人为地进行扩张；也不降低政府支出或增税，人为地制造紧缩。自动稳定器是指税收（主要是所得税等直接税）和政府部分支出（如失业保障与社会救助等转移支付）的自动稳定功能。中性财政政策与自动稳定器属于不同政策类型。前者是当局的积极行为，可以在不影响总需求情况下，对财政收支进行内部结构调整和对冲性政策组合；而后者是当局真正的“不作为”，让财税制度自动发挥平抑经济周期的作用。
在我国1993年和1998年两轮宏观调控措施中，“逆经济风向而动”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在熨平经济周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成功的经验。1993年到1997年主要是治理通货膨胀，实施适度从紧（即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国民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宏观经济运行形成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1998年以来主要是应对通货紧缩，实施积极（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增加财政赤字、扩大政府支出（特别是投资性支出）等来扩大需求，通过调整税收政策来刺激需求，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来改善居民消费心理预期。这对带动投资、刺激消费和促进增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有力促进了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200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并呈现加速发展态势。但另一方面，又存在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等问题。一是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增长过快，煤电油运供求紧张，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出现经济局部过热；同时，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连续多年减产，粮价逐步攀升，带动居民消费品价格的明显上升，通胀压力逐渐加重。二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能源、交通、农业、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许多薄弱环节，经济又并非全面过热。尽管及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避免了经济出现大波动；但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主要表现为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机制尚不稳固，固定资产投资反弹压力很大，能源、运输等瓶颈约束依然突出，物价上涨压力明显增加。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质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当通胀逐渐成为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压力时，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甚至易于形成逆向调节；不利于减缓通胀趋势，而且易于加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程度，加大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再加上目前投资规模很大，税收保持较快增长，也为调整财政政策取向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财政政策从2005年开始由“积极”转向“稳健”。这符合当前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宏观调控的客观需要，是又一次科学的相机抉择。
二、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成功基础
我国近几年来扩张性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方面呈现出的显著效应，与现行的固定汇率制度和非市场化的利率制度密切相关。
第一，现行的固定汇率制度安排是扩张性财政政策能够发挥显著增长效应的关键原因。实行增加政府购买或减税（如多次提高出口退税率）以扩大国内支出，促使汇率上升，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央行为维持固定汇率，需买进外汇以干预外汇市场，自动引起货币扩张。可见，在固定汇率制下，财政扩张的增长效应明显。相比之下，货币扩张的增长效应不太明显。央行增加货币供应量，导致汇率下降，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央行为维持固定汇率，需在外汇市场上出售外汇，回笼本国通货，自动引起货币供给减少，增长效应部分抵消。
第二，非市场化的利率制度确保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不因挤出效应的发生而受到削弱。所谓挤出效应，是指政府通过向企业、居民和商业银行借款来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使全社会对借贷资金的需求增加，从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对有限信贷资金的竞争，导致私人部门投资减少。这将使扩张性财政支出的效应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消。挤出效应的结论是基于充分就业假定状态下得出的。根据我国近几年的实践来看，挤出效应不太明显：
一是从增发国债对利率的影响来看。自1996年以来，我国名义利率多次下调，但实际利率是上升的，这并非财政扩张带来的结果。由于尚未实行名义利率的市场化，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影响名义利率的升降。实际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物价下降，而央行出于种种考虑没有及时随物价变动调整名义利率所致。进一步看，物价下降也不是财政扩张的结果，相反，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价下降。
二是从增发国债对借贷资金量的影响来看。增发国债没有与民间竞争有限的资金。近几年来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较高，存在较大的存贷差额。资金过剩主要是风险意识增强、企业投资收益较低、预期不好及产业政策调整的缘故，而这种过剩是在满足了政府借款需求之后的过剩。从实际经济运行看，民间投资主要受到民间资本的边际产出和公共投资影响，民间资本边际产出上升会引起民间投资规模增加。国债投资领域主要是基础设施等社会公共支出领域，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相反，基础设施建设还可改善民间投资的外部环境，提高民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推动民间投资。
三是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来看。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替代关系，即财政增加政府支出可能挤出居民消费。但要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具体分析：某些财政支出（如招待费）的确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公共设施支出则是私人消费的互补品。总体上看，我国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是互补关系，扩大政府支出对需求总体上具有扩张效应。
因此，在经济景气度较低、出现通货紧缩趋势，尤其是利率尚未市场化的前提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并不突出，政策的增长效应没有受到明显削弱，从而保证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三、 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稳定功能将日趋减弱
随着汇率制度和利率制度的变迁，在经济过热现象出现的情况下，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将日益减弱。
第一，随着我国现行的固定汇率制逐步转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将日益减弱。通过增加政府购买或减税以扩大国内支出，将使汇率上升，贸易余额减少，从而抵消财政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见，相对于固定汇率制度条件下，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将大大削弱。
第二，随着我国利率的市场化推进，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问题将日益凸显，势必影响政策的有效性。这已在近几年的实践中表现出来。一方面，在财政扩张的中后期，随着国债发行额和累积额的扩大，国债投资开始挤占部分民间贷款，使社会资金更多地储存在短期经济效益不明显的公共项目上，造成民间投资资金的紧张。另一方面，非公有制在全社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中扮演着愈益重要的作用，其投资增长速度已经远远高于其他类型投资主体。在此背景下，市场利率的传导与调节功能将进一步得到发挥。赤字财政所产生的挤出效应将日益明显，相应地，其所产生的增长效应将受到进一步削弱。
显然，鉴于目前宏观经济形势变化，财政政策由扩张性向中性转变是必需的；进一步看，在中性财政政策的基础上，公共财政功能和自动稳定功能也应受到足够重视，并通过财政政策的规则约束来实现，这也应体现在“稳健”含义之中。
四、财政政策的目标选择和功能归位
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履行政府职能的基本工具。在科学发展观视角下，财政政策目标至少包括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两个方面，既包括经济增长、结构调整、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等经济发展目标，也应包括促进经济公平（含收入分配、减少贫困、资源分布等）、社会公平（含公共服务、补偿机制、生活质量、发展机会等）、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等社会发展目标。经济发展目标是首要目标，核心是通过经济稳定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社会发展目标要依托经济协调发展，核心是明确财政的公共功能，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财政政策目标缺失是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我国财政政策基本上是“生产建设型财政”，对社会事业发展支持明显不足。一方面表现为政府对社会事业财政投入不足，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的供需矛盾尤为突出；另一方面表现为社会事业内部分配不合理。资源分配不均是财政政策目标取向不合理和GDP过度崇拜引发的。
财政政策规则缺失也是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的重要原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阶段，由于缺乏规则约束，一方面表现为公共财政功能“缺位”，如上所述；另一方面表现为财政作用范围“越位”，担负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功能过大，而担负经济增长“自动稳定器”的功能过弱，在宏观调控中直接用于经济冷却或经济加热的频率过高，其负面效应影响经济稳定。
显然，在经济发展的新时期，要通过健全财政政策的约束规则，“归位”财政公共功能，发挥“自动稳定器”作用。也就是财政政策从原来直接刺激或抑制经济增长的框架转向运用适当政策工具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是稳健财政政策的最终目标。
五、稳健财政政策是相机抉择与规则约束的有机结合
如何理解稳健财政政策的主要内涵和政策取向。
第一，包含“适度、避险、公平”三重主要内涵，公共财政功能和自动稳定功能必须得到体现。其政策核心是松紧适度，着力协调，放眼长远。具体是要注重把握“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
控制赤字，就是适当减少财政赤字，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同时继续保持一定的赤字和国债规模，以促进发展和保持一定宏观调控能力。
调整结构，就是要进一步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公共财政的要求，逐步完善公共财政框架，着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资金投向结构，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退出或减少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越位”投入；加大公共财政范畴“缺位”领域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如农业、就业和社会保障、环境和生态建设、公共卫生、教育、科技等薄弱环节，努力促进全面协调发展。
推进改革，就是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在继续安排部分国债项目投资、整合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保证一定规模中央财政投资的基础上，适当调减国债项目投资规模，腾出一部分财力，用于大力推进体制和制度改革创新。包括完善税制改革，推进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收入分配等改革。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
增收节支，就是在总体税负不增或略减的基础上，严格依法征税，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同时严格控制支出增长，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第二，包含相机抉择与规则约束有机结合的政策取向。
从理论上讲，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无外乎相机抉择和遵循规则两种。国内外都曾倾向于相机抉择的政策取向，由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导致当局政策不确定性和市场参与者行为与预期不确定性的相互强化，人为地制造和加剧了经济波动，丧失了公众对政策制定者的信任，严重影响了宏观调控的效果。由此，又倾向于遵循规则优于相机抉择的政策取向。但是，遵循规则需要成熟而稳定的市场体制和公众对市场的理性参与。然而，在我国，经济体制正处在变革之中，经济结构变化异常剧烈，整个社会仍然缺乏广泛达成妥协的能力，遵循规则的政策难以具备坚实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处于体制变革和市场建设时期的经济政策取向可能更需要相机抉择，以随时适应经济运行的变化而作出政策调整。因此，要把一定的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相结合，避免相机抉择的任意性和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
社会政策的经济功能范文2
关键字：政府采购 凯恩斯理论 政策功能
作者简介：吴阿莉（1976-），女，陕西乾县人，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生，研究方向：物流管理。
一、政府采购的历史沿革
政府采购是指各级政府为了开展日常或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在财政部门的监督下，以法定的方式、方法与程序，从市场上为政府部门或所属公共部门购买商品、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以满足政府的消费需求为己任，政府采购早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已经存在。1782年，英国政府废止了先前政府中实行的分散采购制度，设立了文具公用局，负责通过契约方式向市场采购所需的办公用品，后来发展为物资供应部，以专门负责采购政府各部门所需物资，这就是近代政府采购制度的发端。美国的政府采购最早可以追溯到独立战争，当时政府采购的领域主要是为军事部门采购战争所需的物资[1]。
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表现出生产能力过剩、有效需求不足、货币紧缩与普遍失业。凯恩斯在其1936年出版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指出，形成资本主义经济萧条的根源是由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所构成的总需求不足以实现充分就业。为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必须发挥政府作用，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充分就业[2]。在此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出现以后，伴随着政府干预国民经济活动以及市场失灵等情况，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出现。长期以来，政府采购政策成为各国政府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969年美国行政会议指出，政府采购是政府调节经济和社会的基本手段，它是政府解决贫困、种族歧视、环境破坏的有力武器[3]。政府采购不仅在国内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也成为各国对外贸易的重要阵地。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关于各国政府采购的协议，1996年1月1日正式生效。根据这项协议，各签署成员国和地区的政府及公营机构在对外采购时，必须将其他成员的货物、服务以及供应，视同本地的来源一样，以确保外来货品和供应商可以与本地货品和供应商进行公平竞争[4]。
二、政府采购的功能分析
从政府采购的发展历史来看，它最初是因满足政府消费需求而产生，发挥的是其作为采购活动的固有功能。凯恩斯经济理论诞生后，它更多发挥的是政府干预经济，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功能。
（一） 政府采购的固有功能
政府采购的固有功能即采购活动本身的功能，政府通过集中采购，购买到质优价廉的货物、工程和服务，从而节约资金，实现公共资金的合理分配与有效利用。现代政府采购制度之所以能节约财政资金、提高公共资金的利用率，主要缘于以下几方面：一是现代政府采购一般都要事前编制采购预算，而采购预算就可以减少政府采购的盲目性，并作到专款专用；二是集中统一的政府采购能够实现资源共享，减少重复采购和采购各环节上的浪费，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三是政府采购实行统一集中的采购，能够实现规模经济效益，从而降低采购成本，提高资金支出效率；四是政府采购制度使政府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通过竞争机制而直接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物美价廉的货物、工程或服务，从而能大幅度地节约财政资金，并减少资金流通环节，降低行政成本[5]。
（二） 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
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是指，政府在完成采购任务的同时，利用采购这一手段，通过执行采购政策来实现调节经济运行、保护环境等其他社会目标的能力。政府采购的政策是在人们发现了政府采购具有的固有功能之后，通过采购政策的规范、引导使其固有功能得到进一步发挥的结果[6]。现实经济生活中，国家实施经济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是财政政策，而政府采购制度和政策是财政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政府采购是国家用以干预经济的一种手段。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扩大内需，稳定经济发展
凯恩斯理论认为：总就业量决定于总需求；总需求由消费与投资需求两者组成；失业是由于总需求不足造成的。关于消费需求不足，凯恩斯把它归结为消费倾向递减。当人们收入增加时，消费也会随之增加，但消费的增长，始终赶不上收入的增长，使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低，导致社会的消费需求不足。而投资需求不足，则是由“资本效率递减”与“流动偏好”所致。所谓资本效率递减，实际上就是指资本家预期的投资利润率递减。对资本家而言，是否投资，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投资利润率；二是银行利率。如果前者高于后者，就会考虑投资，否则，就会考虑存钱赚取银行利息。因此，投资利润率持续下降，是投资普遍不足的根本原因。在消费需求已定的情况下，除非投资增加，人为地增加社会需求，否则就业是无法增加的。在现代国家经济生活中，政府往往采用扩大政府支出特别是政府采购的规模来拉动内需[7]。政府通过“国家购物”的方式，扩大政府支出，直接影响、拉动生产进而拉动经济增长。
2、实现政府结构调整意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是市场上最大的单一消费者，在发达国家，政府采购占GDP的15%以上[8]，该比例还将随着国家干预经济力度的增大而增大。政府采购的对象，从一般的商品、服务、工程、科研成果到军火等，政府采购无疑会对经济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政府通过控制采购的方向、数量、结构来调节国民经济的运行，除贯彻政府在总量调控方面的意图外，还可以贯彻政府在结构调整方面的政策意图，如调控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以及地区经济结构等[9]。
3、扶持中小企业
从世界发达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看，中小企业的大力发展是其经济腾飞的关键因素之一。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正是政府采购调控经济发展的直接体现。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中小企业因规模小，竞争力不强，处于弱势地位，通常难以拿到相应的采购合同。但是，中小企业也是纳税人，有权利享受到政府采购带来的商机。同时，中小企业是就业的主要渠道，对维护社会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应当给予必要的扶持。因此，政府采购可通过将一定限额以下的采购项目或适合中小企业承担的项目，适度向中小企业倾斜，或规定年度政府采购总额的一定比例留给小企业，起到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作用。
4、保护环境
政府采购政策与环境政策相结合，可以实现保护环境的目标[10]。政府采购要有利于促进产品制造环境的改善，并采购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产品。也就是说，政府采购不能采购制造环境不合格企业生产的产品，也不能采购不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产品。目的是通过将政府采购形成的商业机会向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企业或产品倾斜，以鼓励和支持环保企业的发展。
5、保护国内产业
参加《政府采购协议》，并不意味着政府采购中，外国的供应商就可轻而易举地进入。统计表明，美、日、加、西欧13万SDR(特别提款权)以上的政府采购中，外国产品所占的比重都不高，加拿大为20%，日本为16%，美国为9%，西欧只有1%。我国于2001年底正式成为WTO成员国时，曾在《加入WTO议定书》中承诺：“中国有意成为《政府采购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的参加方”，还承诺将在入世后2年内开始加入《协议》的谈判[11]。参加《协议》谈判后，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采购的宏观调控作用，在兼顾其他政策目标的同时，大力支持国内企业，提升企业竞争能力，培养一大批有竞争实力的国内企业，为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作贡献，有效保护国内产业。
毋庸置疑，政府采购作为一种有目的性、导向性、示范性的消费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引导生产和消费的经济杠杆。
三、我国通过政府采购调控经济的不足及改善建议
1、增强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意义的认识。西方国家比较成熟的政府采购目标往往是多元的、长期的，且具有效率性，能促进政府公务员廉洁守法，保护国内产业，促进政府实现特定的社会经济目标。而从我国试行政府采购的情况看，追求资金的节约是各地方政府的最大动因。这一动力为推动一项新制度的开展作前奏是必要的，但从长远看，财政资金的节省不应是政府采购的唯一目的。而应对政府采购的理解逐渐上升到新的高度，将其看成是一项宏观政策工具加以运用，包括，政府采购实施过程中对落后地区帮扶问题，发挥中小企业作用的问题，对国产品的保护问题，以及政府采购中的国家安全问题等等。
2、完善政府采购政策体制。政策功能的发挥需要有切实可行的采购政策来保证。制定一系列配套的、有很强操作性的采购政策就成为能否发挥政策功能、发挥好坏的关节点。但是，应当看到，我们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意义的认识，还没有真正落实到实际工作中。至今，有些相关政策和法规还没有出现。例如，政府采购法中强调了保护中小企业，但是，有关问题并没有通过规章制度落实到政府采购日常操作程序中[12]。因此，在进一步贯彻政府采购法的同时，应针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结合有关经济政策，制定出既能上下衔接、左右连贯又具有可操作性的采购政策，以确保采购政策功能的发挥、采购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3]朱少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操作实务大全.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02
[2]方福前.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慧聪网.2003年8月1日
[5]崔颖.政府采购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卫生经济［J］.2003年 22卷 12期
[6][12]贾康.要充分认识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新华网.2005-07-20
[7] 湛中乐/杨君佐.政府采购基本法律问题研究（下）.法制与社会发展［J］.2001年4期
[8]叶青，李毅.政府采购制度源流探析―兼论“政府集中采购”概念的使用.中国论文下载中心.2006-01-17
[9]政府采购宏观调控和政策功能分析[下].sei.省略
社会政策的经济功能范文3
Abstract： In the 1940 s， especially after entering the 80 s， although the concept of value engineering was used widely， but they have not given a clear and unified defini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economy policy value. The author firstly established the concept of the policy cost， function and value of national defense economic policy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put forward three kinds evaluation mode of the policy value， discussed the basic steps and methods of establishing national defense economic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model based on value engineering analysis， expla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l elements of the system and its determinants， and gave the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internal factor relationship of value engineering analysis. It provided innovative analysis tool for national defense economy policy value analysis.
关键词： 价值工程；政策评价；政策成本
Key words： value engineering；policy evaluation；policy cost
中图分类号：[F0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8-0001-02
0 引言
20世纪40年代，尤其是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国防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不断发展，价值工程的概念被广泛地运用于产权结构、关系、外部性问题、集体行动、寻租活动、政治制度等研究领域。尽管价值工程概念获得了广泛的应用，但迄今并未对政策价值概念给出清晰、统一的定义。有的学者认为，政策成本是事先安排协约和事后监督、维护协约的费用总和；与成本相对应的功能则是指执行协约的效益。这个定义仅把成本与协约关系相联系，影响了定义的普遍性。有的学者则认为政策成本是制度运行的成本。价值工程学是对政策价值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值得关注的是价值工程学强调成本与功能的联系。因为从价值的角度分析，国防经济政策评价中各个主体民意的表达或表达是一个关于政策价值评价的交流和信息传递的过程。
价值是否就是功能呢？对此，作者认为，国防经济政策价值中功能与价值存在联系，但这种功能不等同于价值。
1 国防经济政策的成本与功能：价值工程分析
对国防经济政策进行现代价值工程学层次上的深入分析，要具备两个条件：①具备统一的价值工程科学的实证化的方法论；②建立针对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评价标准。价值工程分析的意义在于为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研究提供现代价值工程学的方法论——价值工程分析。本文将探讨如何建立针对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工程分析。
国防经济政策价值中的功能与价值的联系是：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主体之间进行国防经济政策的参与权利交换（即交易）的许多行为将产生价值：①搜集有关国防经济政策价格（纳税额度）、国防经济政策供求的信息，了解主体的民意和所处的政治环境；②主体之间的协商与谈判；③主体之间形成关于经济社会的契约或协议；④监督国防经济政策的执行；⑤获得关于国防经济政策执行后果的信息；⑥保护居民的经济社会权，防止其受到侵犯所作的宣传。上述这些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活动所形成的费用大部分可归结于功能，但不是功能的全部，而且应当强调的是它们与主体的民意相联系。从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角度，可以给出政策价值概念的定义：政策价值是指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的政策市场中，通过主体进行民意表达或表达（即交流民意信息，协商或谈判等），实现其经济社会权利的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政策功能，其中包括关于国防经济政策的谈判、制定、监督执行和维护有关管制的政策功能。
2 观经济政策的价值评价：实证分析
2.1 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概念 针对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成本概念的界定，为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工程分析提供了前提。一般地讲，价值工程学经常以成本或者费用之和（总成本）与总功能（政策或制度功能）相比较说明经济过程的价值。这样的说明不准确，因为由交易活动所引起的功能，即交易功能未能得到独立的表达，而且没有直接将交易功能与成本进行比较。借助成本与国防经济政策价值之间的联系，针对国防经济政策价值，作者界定国防经济政策成本和国防经济政策功能的概念，以此为基础提出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概念。国防经济政策成本包括：①成本；②国防经济政策的提出、审议、制定、执行、监督和评价引起的直接支出；③相关政府人员的工资支出等。国防经济政策功能主要是指主体对于政策满意度的增加，或者政策政策成本期末比基期的减少数量。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指由于政策决策过程的优化而增加的功能与该过程运行所损耗的成本之间的比较。用公式表达是：MP=■
式中：MP指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PR指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功能，PC指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成本。
价值的概念体现了这样一个基本思想：把国防经济政策价值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政策形成（功能）过程，并通过对其中投入功能比较说明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
2.2 政策价值的评价标准与帕累托最优 国防经济政策价值容易受到很多不易观察或测量因素的影响，必须通过适当的评价标准指标替代或转换，才能准确地表达出这些评价标准指标对国防经济政策价值变化的贡献（或者影响）。实际上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作者在此进行的开拓性尝试，实际具有理论上的试错性。建立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评价标准，一般要使用一组评价标准指标或者多组评价标准指标。国防经济政策价值是主体、政策市场、行政决策机制开放程度、政治环境、政府偏好等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用公式表示是：∑CR=f（MF，PF，EF，OF，GF，NF）
式中：CR（Course result）——过程结果；MF——主体要素；PF——政策市场要素；EF——政治环境要素；OF——行政决策机制开放程度要素；GF——政府偏好要素；NF——其他要素。
结合以上公式，作者提出了如下6项评价标准指标：①主体结构状况指标；②政策市场供求稳定性状况指标；③行政决策机制开放程度指标；④政治环境公开性指标；⑤政府偏好合法性指标；⑥其他指标。这种方法适合于从宏观范围评价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而不适合于对国防经济政策价值作微观、具体的分析。对微观、具体的分析来说，这种方法所取的指标并非十分合适。
需要说明，在选择指标时往往因人而异，带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因此，首先要对选择哪些国防经济政策价值评价指标达成共识，否则就无法实际展开对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评价；其次，即使能够在选择国防经济政策价值评价指标上达成一致意见，如何对这些指标作综合评价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如各个指标之间如何排序，对各个指标应给出多大的“权数”等。在选择同样指标，但对指标排序和“权数”确定不同的情况下，对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总体评价便可能相差甚大。作者认为，使用帕累托最优标准评价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比较合适，因为国防经济政策价值变革和创新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最优标准可以为评价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提供一个单一而精确的尺度，虽然运用这一评价标准还需要进行理论上的深入探讨，但是在逻辑上是可行。
3 推论：关于政策价值评价的功能和价值进一步分析
在讨论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评价方法以前，有必要进一步对价值评价的功能和价值进行探讨。
在理论上追求一种完美的、面面俱到的评价标准是脱离实际的。前面讨论的政策价值的价值评价概念不会构成这样的标准。如果只是使用价值评价的一项标准（即使是前述的政策价值评价的帕累托最优标准），放弃或很少使用其他评价标准，自然会产生片面性或某种“缺点”。只要价值评价能够满足本文分析政策价值评价的特定要求，以这些片面性或缺点为代价就有其合理性。那么，本文对分析政策价值有什么特定要求呢？或者说，本文分析政策价值的着眼点在哪里呢？简单地说，本文把节约或价值评价改进作为分析政策价值问题的关键所在。本文强调对政策价值作微观、具体的分析，有时也需要有一些宏观和相对抽象的分析。正如前面的讨论所阐明的，政策价值的评价标准能够较好地适应这些要求。①
同时，作者也重视政策价值评价的可观察性、可评价性，以及应用这些标准作政策价值工程分析时的可操作性。这些要求将集中体现在对具体的价值评价方式的选择和设计上。与那些虽然逻辑上精确但不易评价，甚至不易观察的价值评价方式相比，本文更关注那些虽然逻辑上不很严格，但易于把握的价值评价方式。这一点正是本文在提出若干理论化的评价方式后，又提出了一些借助常识就可以作出判断的评价方式的原因所在。这样，虽然总体上说本文评价政策价值时采取的是单一的价值评价，但价值评价的方式则是复合的。需要说明，应用价值评价分析政策价值本质上是一个价值判断过程。例如，价值评价高的政策价值是“好”的、“优”的，价值评价低的政策价值是“不好”的、“劣”的。同时，作者对政策价值的评价分析是实证的，本文描述的是政策价值实现的价值状态，并不对这种价值本身的状态进行评价，以避免过多的规范性分析。可以说，规范性和实证性的统一是政策价值的评价分析的一个特色，虽然这不影响在实际分析时把二者相对分开。
4 结论
本文论证的逻辑基础是：不同类型的国防经济政策价值，其构成要素是相同的，只是构成要素的组合结构不同。在此基础上，构建了用于分析具体的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工程分析。国防经济政策的价值工程分析可以划分为主体、政策市场、政治环境、行政决策机制开放程度、政府偏好等多个要素子系统，多个子系统之间构成了多种结构关系。探讨了建立基于价值工程分析的国防经济政策程序模型的基本步骤与方法，对系统内部要素及其决定因素的关系作了典型性说明，并对价值工程分析内部要素关系进行了总体描述。这为国防经济政策价值分析提供了创新性的分析工具。结合成本探讨了如何建立针对国防经济政策价值的评价标准。作者建立了政策政策成本、功能和价值的概念；提出了政策价值的三种评价方式；指出在实际评价分析中借助那些不“规范”的，但易于观察和判断的评价方式，则可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注释：
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的有关论述.
参考文献：
[1]库桂生等著.中国国防经济史[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50-56.
社会政策的经济功能范文4
关键词：产业政策；全球化；能力建设；国际竞争力
产业政策理论已形成并发展了两个多世纪，随着古典经济学在经济领域主导地位的确立，产业政策曾一度被视为影响市场机制自由运行的障碍而饱受批判。然而上世纪末，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在解决拉美经济危机及转型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中无所作为，人们开始重新反思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希望通过产业政策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从而引导并促进各国的经济发展。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状况下，各国纷纷推行抵御金融危机影响的产业政策，使研究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业政策的意义更加重大。
一、传统意义上产业政策的产生及其特征
产业政策的实质是政府对产业活动的干预，即政府通过对相关产业推行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干预资源在产业内和产业间的配置，并使资源按照不同于市场机制引导下的配置方向重新配置，是解决经济、社会重大问题的综合性目标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的重要方式。传统产业政策的主要特点表现为挑选赢家、严密保护、直接干预三方面。在执行产业政策过程中，政府往往出于一定的政策目标考虑，针对特定产业乃至特定企业提供一定的政策支持。如，在对外贸易方面，为改善国际收支，政府往往会制定进口替代或出口导向战略，通过选择征收高额关税及推行非关税政策对本国市场实施严密保护。早期的产业政策帮助一些国家奠定了工业发展的基础，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由于在产业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对相关产业或企业产生较为明显的租金，导致政府及其机构出现普遍的寻租及政府工作效率低下等现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深陷危机中的拉美经济是最鲜明的例证。因此，传统意义的产业政策遭遇普遍的怀疑，这直接导致“华盛顿共识”的产生。
二、经济全球化形势对产业政策的新要求
经济全球化格局的形成导致以贸易保护为核心内容的传统产业政策理论的终结。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与关贸总协定的建立，促进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但日本、东亚、拉美等国仍制定一系列产业政策，针对外国产品的进口替代、跨国公司在本国的直接投资、本国资本项目的开放等方面设置种种限制，通过严密的贸易保护实现本国经济发展。然而，在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现代科技的推动下，随着全球经济相互融合的加速，全球商品市场、资本市场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欧盟、东盟等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的产生，在推动区域协作发展的基础上，打破了各国在贸易与投资方面所设置的限制。
现代国际贸易发展也摆脱了单纯以要素禀赋为标准的传统理论的束缚，转而考虑不同国家在新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与作用。从这方面来说，现代产业政策理论也必须克服传统的静态思维模式，而着眼于通过有效的产业政策，促进特定产业升级，实现特定企业面对国际竞争时的动态调整，从而通过创造动态比较优势，实现现有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而提升本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上世纪末，随着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的发展，知识、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社会资本等无形资本在生产中的地位日益得到强化，在大规模生产系统中，研发与营销等非生产环节成为最能创造价值的环节。在这阶段，创新与研发、区域集群中企业之间的协作这两方面在产业政策理论中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不断产生的各项新的要求，导致近几年西方经济学中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产生
三、现代产业政策的新特征
科学技术的发展及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使传统意义上的产业政策越来越不符合当前的经济形势。尤其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泛采用产业政策的拉美国家与东亚诸国先后陷入经济危机、货币危机的困境，这就把传统意义的产业政策推向灭亡。代表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不断推动新经济发展的策略，以欧盟为代表的区域合作组织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各项举措，也代表着现代意义上的产业政策的产生。与传统的产业政策相比，现代产业政策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新特征：
首先，现代产业政策把创新能力建设作为其核心内容，教育、培训与研发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理论的重要议题。随着创新经济学及演化经济理论的发展，现代经济学已摆脱传统的静态思维模式，而把创新科技发展视为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驱动力，通过推行公共教育与提高科研能力，促进产学研合作，加速创新成果商业化进程等，从而增强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保证经济的增长。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作用一方面体现在确立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加大教育等公共方面投入的力度，扶持一些外部效益较高的创新部门的发展，从而产生全社会性的创新浪潮，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在这方面，欧盟产生之初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就明确规划了欧盟各国发展教育与培训事业，随后的《博洛尼亚宣言》以在民族国家内建立“欧洲高等教育区”作为其行动的根本目的。“里斯本战略”的制定更是明确了欧盟各国要通过在创新能力建设方面的合作，最终确立欧盟各国在国际领域的整体创新竞争力，保证欧盟能在发展知识经济的基础上，实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克林顿政府围绕斯坦福大学等高校发展信息技术的新经济政策则更鲜明的揭示了能力建设在现代产业政策体系中的作用。
其次，现代产业政策打破了传统产业政策偏重于供给推动为主要手段的调节机制，而转向综合利用供需两端的政策实现其政策目标。传统的产业政策主要通过挑选赢家的机制，通过许可证、直接补贴、税收减免等方式，引导社会投资的方向，改变相关产业的供给结构与供给水平，从而实现对本国经济发展的方向调整。在传统产业政策阶段，政府采购固然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但其更多是满足政府自身的消费需要，缺乏明确的目的性。而在现代产业政策阶段，公共采购已成为各国政府推动创新、引导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各国政府可综合运用公共采购手段，消除创新主体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分担其创新成本，或利用公共采购创造一个自由市场无法在短期形成的需求规模，从而保障企业的创新行为能获得足够的经济利润，以刺激企业创造行为的发展，推动社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保持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增长。
更重要的是，政府利用其所占有的知识存量对某一方面技术的发展趋势作出一定的预期后，就可以明确向各市场主体，也就是公共采购活动的供应者提出其创新方案的具体功能、成本及质 量等多方面的要求，利用这些要求为企业的创新行为指明方向，引导企业的创新行为。这样，公共采购就可从需求的角度着手，起到引导创新行为的作用。据国外最新研究表明，在很长的时间内，在许多领域，公共采购比直接向企业提供研发补贴更能激发创新。在目前金融危机之时，各国政府纷纷通过公共采购刺激经济，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在这一时期，利用产业政策手段，从需求角度促进社会创新发展，提升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将有助于各国尽快摆脱危机所带来的困扰。
再次，现代产业政策更关注在WTO规则的限制下提升国际竞争力。在传统产业政策框架下，一个国家无论是采用进口替代战略，还是出口导向战略，都往往选择严密的措施对本国市场进行保护，鼓励出口产业的发展，改善本国的国际收支状况。随着二战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每个国家都通过紧密的商品贸易、要素流动和金融交易与其他国家联系起来。在这样的形势下，任何一个国家想独立存在已经不再可能。WTO的相关规则也限制关税、配额等传统产业政策工具的使用领域。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就必须在WTO及其他多边或双边协议的许可下，充分发挥全球市场的功能，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提高本国的国际竞争力，从而提升本国在国际价值链中的地位。
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集群及区域经济协调已成为推动地区经济迅猛发展的重要形式。在这方面，欧盟走在世界前列。欧洲的一体化使欧洲形成了一个统一市场，促进具有规模效应的技术交易。同时，欧盟范围内整体教育水平的提升与教育事业协作能力的加强、公共与私人部门研发行为资源共享性的增强、全欧洲层面金融体系的发展，共同促进了欧洲的经济增长。像欧盟这样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与国际产业分工，从而实现整体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也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的重要研究领域。
最后，在现代产业政策体系内，政府的角色已从传统的直接管制转向在健全市场功能的基础上，通过制定规则，为经济发展提供完善的制度环境。在传统产业政策模式下，政府管制的功能往往会使其行为获得巨额的租金，而一旦政府机构的委托机构没能得到合理设置，或缺乏足够的监管机制，就容易诱使普遍的寻租现象，从而降低政府行为的效率，破坏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也成为新自由主义攻击传统产业政策理论的主要理由。
现代产业政策体系并不否认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有效性，而且在一些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中，还必须依赖政府的引导，来完善市场功能，健全市场机制。在建立相对完善的市场机制后，政府的功能将更多的体现在通过指定具体的保障机制，来为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提供必要的环境保障。
在制度制定过程中，为避免寻租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必须强调对政府公共行为机制的有效监管机制，保证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另一方面，还要更加注重政府与各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从而在科学有效的政府运作机制的维护下，协调发挥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双重功能，最终保证社会资源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利用，推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发展。
社会政策的经济功能范文5
一、目前我国城乡个人所得税城乡个人所得税，是对我国居民的境内、外所得，以及非居民的境内所得征收的一种税。个人所得税在筹集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起着及其重要的作用，它有利于促进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保障社会安定团结。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以自然人为核心的社会财富流动和分配占整个社会财富流动和分配的比例必然会越来越大，形式会越来越多样化，个人所得税将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显示，个人所得税收人占税收收入总额的比重已由1994年的 1.6%迅速提升至2007年的6.44%，个人所得税已成为税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税制实施以后，我国个人所得税尽管在征管中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的不足以及有待进一步改进的地方。我国的个人所得税起步相对比较晚、还不是很成熟，随着国际税收竞争的加强和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城乡、行业、地区之间贫富差距的扩大，个人所得税在组织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时也面临着全面的改革。
二、城乡个人所得税的功能
税收职能由税收的本质所决定，是税收作为一个经济范畴所具有的内在功能，具体表现在税收的作用。税收的功能具有内在性、客观性和稳定性特征。税收的基本功能具体为组织财政收入功能、收入分配功能、资源配置与宏观调控功能。个人所得税作为一个重要的税收范畴，其基本功能同样为组织财政收人功能、收入分配功能、经济调节功能（或资源配置与宏观调控功能）。
1.城乡个人所得税的组织财政收入功能。个人所得税以个人所获取的各项所得为课税对象，只要有所得就可以课税，税基广阔，因此个人所得税便成为政府税收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2.城针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功能。市场经济是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但由于在分配上是按照要素的质量和多少进行分配，往往会造成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从而影响社会协调和稳定，进而损害效率。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公平的重要工具。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主要是通过累进税率进行的，在累进税率下随着个人收入的增加，个人所得税适用的边际税率不断提高，从而低收入者适用较低的税率征税，而对高收入者则按较高的税率征税。这有利于改变个人收入分配结构，缩小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
3.城针人所得税的经济调节功能。微观上，个人所得税对个人的劳动与闲暇、储蓄与投资、消费等的选择都会产生影响。宏观上，个人所得税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其一，自动稳定功能或“内在稳定器”功能，指个人所得税可以不经过税率的调整，即可与经济运行自行配合，并借这种作用对经济发生调节作用；其二，相机选择调节，在经济萧条或高涨时，采取与经济风向相逆的税收政策，对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扣除、优惠等进行调整，实行减税或增税的政策，从而使经济走出萧条或平抑经济的过度繁荣，保持经济的稳定。
社会政策的经济功能范文6
关键词： 商业性金融 政策性金融 互补性 效率 公平
党的十四大在分配问题上提出了“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该原则更加明确了效率与公平的对立统一性。从哲学层面上讲，效率与公平是两个判断社会进步的价值范畴。效率是指单位时间内个人、群众、社会创适的劳动价值和劳动成果。公平是指国家和社会对经济、政治利益的分配公道合理，差别不大。兼顾效率与公平就是既要效率，也要公平，两者同等重要，不分先后和轻重，将两者兼顾并重，并使之有机结合、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思想，在金融体系中，集中体现为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的互补性。商业性金融主要具有扶富的效率功能，政策性金融主要具有扶贫的公平功能。构建现代金融体系的过程中，应在理顺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促进两者平衡发展。
一、金融的基本分类：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
对于金融的定义，目前国内外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学者们对金融的定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虽然不尽相同，有的界定较窄，有的界定较宽，但他们基本上都包括了货币资金的融通，并从理论上都可以基本地分为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我们都知道，市场调节和政府干预是配置资源的两种基本手段；在现代金融体系中，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分别对应于这两种资源配置手段。商业性金融是市场调节、自由竞争、自负盈亏的金融，而政策性金融是与商业性金融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政策性金融是商业性金融市场失灵的条件下产生的。
所谓商业性金融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体按照市场的原则所从事的货币资金融通活动；所谓政策性金融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体尤其是政府为了弥补市场的缺陷，即“市场失灵”，以国家信用为基础、国家作为融资主体运用各种特殊的融资手段和融资渠道、为配合国家特定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而进行的特殊的资金融资行为。世界近二百个民族国家和经济体的金融机构，都是由商业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这样两大类所组成。各国立法当局也是严格将金融类法规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针对商业性金融的一般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及期货法；另一类是针对政策性金融的单一的特殊的开发银行法、农业发展银行法、进出口银行法、住房银行法、中小企业政策性银行法以及社会保障保险法和出口信用担保保险法等。
二、商业性金融扶富的效率功能
商业性金融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体按照市场的原则所从事的货币资金融通活动，具有商业性、营利性、竞争性等特征。商业性金融诞生于西欧资本主义初期阶段，一直以来都是为具有足量资金和信用的阶级或群体服务的。商业性金融如果不是为占有生产资料的富有的资产阶级服务，是不可能得以建立和发展下去的。商业性金融天生就是嫌贫爱富，它的趋利性使得它扶富，它的避险性使得它嫌贫。商业性金融发明至今，为提高人类社会的效率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作用。扶富的效率功能是商业性金融的重要作用。
(一)从金融资源配置主体与目标的角度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微观层面的金融资源配置中起着基础性主导作用的是商业性金融主体。商业性金融主体依照市场机制的正向选择是基础，并且是一个不断变化和调整的动态过程。在资源配置的目标上，金融资源微观(商业性金融)配置的效率目标是经济有效性。
(二)从业务经营宗旨的角度看。商业性金融机构以追求盈利或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在经济有效性目标的驱使下，商业性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中往往呈现出趋利性强的特点，按照市场法则和比较收益原则，其业务宗旨必然也必须着眼于每一项经营活动、每一笔业务都能盈利，即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因此商业性金融的来往客户都是资金能力比较强的。以商业银行发放贷款为例，由于富人的收入预期好、申请款额大、还债能力强、信用等级高，银行愿意将钱贷给这些人。相反，由于农民、工人等低收入者还债能力弱、信用等级低、抵押问题多，商业银行一般是不会贷给他们的。
(三)从运行机制的角度看。商业性金融一般没有融资项目选择的限制，只要有利可图就会积极主动去竞争。商业性金融以市场为导向，一般不会提供优惠利率，在融资中会较多考虑风险因素，追求安全性、流动性与盈利性“三性”的有机统一。在金融功能上，商业性金融通过接受活期存款而具备派生存款或信用创造的功能。
(四)从资产与负债结构的角度看。从负债结构看，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负债主要是各种期限的储蓄存款。从资产结构上看，商业性金融机构在信贷资产“盈利性、安全性、流动性”原则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约束下，主要从事风险低、期限短、流动性强而且能盈利的资产业务。可想而知，农业的低收入者是很难满足商业性金融结构的资产业务要求的。因此无法阻止这样的事实，商业性金融的资产业务一般都是面向城镇，其资金无论是来源还是流向也都是城镇，而不会是落后的农村和贫困的山区。
三、政策性金融扶贫的公平功能
政策性金融作为市场机制缺陷和不足的产物，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以成立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开发银行为标志，我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建立和发展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政策性金融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正初步显现。政策性金融是指在一国政府支持下，以国家信用为基础，运用各种特殊的融资手段，严格按照国家法规限定的业务范围、经营对象，以优惠性存贷利率，直接或间接为贯彻、配合国家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而进行的一种特殊性资金融通行为。政策性金融从国民经济全局要求出发，以支持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合理布局和均衡发展为目标，用金融行为实现政府意图。政策性金融具有政策性、优惠性、扶贫性、诱导性、补充性等特征。
政策性金融的扶贫功能是国家对商业性金融市场调节缺陷的弥补，主要体现在农业的政策性金融。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是指专门为农业提供中长期低利贷款，以贯彻和配合国家农业扶持和保护政策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如美国农民家计局、英国农业信贷公司、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德国农业抵押银行、日本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印度国家农业及农村开发银行、巴基斯坦农业开发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国际农业信贷联合会、亚洲太平洋地区农业信贷协会、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等等。这些金融机构多以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贯彻和配合国家振兴农业计划和农业保护政策为目的而设立，其资金多来源于政府拨款、发行以政府为担保的债券、吸收特定存款和向国内外市场借款，贷款和投资多用于支持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资金需要、改善农业结构、兴建农业基础设施、支持农产品价格、稳定和提高农民收入等。
农业政策性金融扶贫就是通过小额信贷的模式重点满足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生产型金融需求，以缓解长期困扰农户和金融机构双方的“贷款难”问题，推动造血式扶贫模式的发展，提升贫困人群自我发展能力，通过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创造更多的机会，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面貌，解决贫困人口生计问题。一是利用金融工具干预控制资金的趋利性流动，使适量的资金配置到社会效益高、比较经济效益差或相对在较长时期才能产出效益的弱质产业或欠发达地区，并给予一定的利率优惠。二是在一定时期内，集中资金支持基础产业、滞后产业的发展。三是运用银行信贷“有借有还，到期归还”的经营机制促进所支持的项目提高经济效益。
四、对称、平行与互补的关系
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关系本质上反映的是对于金融资源的政府调控和市场调控两者之间关系。一个注重效率，一个注重公平，两者互补统一方能实现金融和经济的稳步快速发展。因此，商业性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是一个国家和经济体中的不可或缺的完整两翼，二者相互对称，彼此平行、并列，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替代的，是平等协调合作的伙伴而非对立的或从属的或竞争的对手。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使一国的金融体系整体功能得以实现，具体表现在两者的法律地位平等，业务范围互补，存在业务委托关系以及当商业性金融从事的业务符合政府的经济政策意图时政策性金融就会给予支持。在当代各国经济金融体制中，只有同时存在这两翼，才是协调与均衡的，才是稳定和有效的，否则，就将会是扭曲的、非均衡的、不稳定的和低效的。长期以来，理论界与实际部门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两者混淆等同，这是影响中国政策性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将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混淆等同，也必然将国家对政策性金融机构的监督与对商业性金融机构与金融监管混为一谈，同时也造成了我国政策性金融发展严重的不协调与不均衡的一系列问题，如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总量与结构总体上还不协调均衡；国家资源配置宏观主体与微观配置主体、宏观目标社会合理性与微观目标经济有效性间不够协调均衡，赋予政策性金融的特殊宗旨、目标、任务与其拥有的资本与资金综合实力之间的不协调均衡等等。笔者建议，我国在构建现代金融体系的过程中，应注意在理顺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促进两者平衡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朝方、武海峰.论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的相互关系[j].商场现代化.2007(4)：27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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