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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范文1
从政策周期来看，美国股市过去30年的历史经验表明，在较为宽松的财政政策下大盘股表现好于小盘股，在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小盘股要好于大盘股，
从投资者心理来看，随着投资者情绪从怀疑，信任到盲从，疯狂，市场风格也从小盘成长、小盘价值演绎到大盘成长，大盘价值。
A股市场上的风格转换，大小盘约3年转换一次、价值成长2年转换一次。目前市场风格转换至大盘的政策环境已经具备，投资者心理条件也趋于成熟。风格转换刚刚开始并将继续，看好金融，黄金，地产、航空建筑建材和工程机械等大盘蓝筹板块。
美国股票市场过去30年的风格转换
美国股市风格转换一直存在。根据VIctorcanto的统计数据，过去30年来，大小盘风格转换大约4―9年会转换次，价值与成长风格转换则比较快，在1977一]989年几乎每年转换一次，但1994年之后，价值与成长的转换时间延长，平均6年转换一次。
1975-1983年，小盘股表现好于大盘股，超额收益在6.6―33.6％；
1984―1990年，大盘股表现要好于小盘股，除1988年之外，超额收益在7.5-21.3％，
1991-1994年，小盘股表现好于大盘股，超额收益在1.815.7％：
1995―1998年，大盘股表现好于小盘股。超额收益在2.935.9％，
1999-2004年，小盘股表现好于大盘股，超额收益在6.3-15.6％。
风格转换的外在逻辑：政策周期
美国财政货币政策与风格转换
美国在1975―2004年间，政策的变动引发了五次风格转换。在较为宽松的财政政策下，大盘股表现好于小盘股，在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小盘股要好于大盘股，但在双紧的趋势下，大小盘风格转换效果并不显著。
第一次，1975-1983年财政、货币政策处于双紧的趋势，小盘略好于大盘。在此阶段，美国经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
卡特和里根总统从紧的货币政策，联邦基金利率从3％左右上升到20％左右，小盘股略好于大盘股，但是并不明显。
第二次，1984―1990年财政政策保持宽松、货币政策中性，从小盘转换到大盘。在此期间，里根进行大幅度的减税，联邦利率多数在10％以下，大盘股的年平均收益率为15％，大幅超过其他类的资产选择。
第三次，1991-1994年财政政-策趋紧、货币政策趋向宽松，从大盘转换到小盘。在此阶段，布什政府消除财政赤字、税率不断提高，联邦基金利率处于3％6％的较低水平，小盘股的年平均收益率为23％，好于其他类的资产选择。
第四次，1995-1998年财政政策趋松、货币政策中性，从小盘转换到大盘。在此阶段，克林顿加大对信息技术的投入，相关企业从美国银行贷款16000亿美元、发行6000亿美元的债券进行网络基础设施投资，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6％的中间水平，大盘股的平均年收益率为31％，要好于小盘股。
第五次，1999-2004年财政政策趋紧、货币政策趋向宽松，从大盘转换到小盘。在此阶段，美国经济出现大幅波动，小布什政府连续11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7％回落到1％以下的历史最低位，小盘股的平均年收益率为13％，要好于大盘股。(见图1)
风格转换与政策周期的敏感性强于经济周期
根据奥地利学派的理论，政府政策是导致经济周期性变动的根本原因。基于财政、货币政策的制定目标以及政策周期对风格转换的敏感性的分析，我们认为政策变换才是鉴别风格转换更加合理的指标。
财政货币政策的轮动与经济周期：从各国经济政策制定目标的角度看，财政政策偏重经济增长，而货币政策偏重对物价的控制。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变化下，一个新的、临时的经济环境出现，经济回归了一个新的均衡，沿着这个方向，CPI和GDP增长率的改变出现了一个可预测的模式。政策变化所带来的预期差，进而推动市场投资风格的转换：当观察到CDP、CPI同步上升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趋紧，由于货币政策要比财政政策时滞短，所以CPI的回落程度要明显快于GDP：当观察到CPI下降，GDP上升时，货币政策会趋缓、财政政策继续趋紧；当观察到CP上升、GDP下降时，货币政策再次趋紧、财政政策则恢复宽松，当观察到CP下降、GDP下降时，货币政策会再次趋缓、财政政策则继续保持宽松。
风格转换与政策周期的敏感性强于经济周期：基于预期引导，周期频率及传动路径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认为政策周期对风格转换的敏感性要强于经济周期。
从预期引导的角度，政策的短期变化虽然不能改变经济周期的走势，但却将成为预期差的来源。从周期频率的角度，货币政策的周期频率要快于经济周期，主要原因是除了经济周期本身以外，通胀还会受到诸如自然灾害，天气等预期之外的因素影响。从传导路径的角度，货币政策通过改变货币资金成本对小盘股价格影响较大，而财政政策则通过改变实体需求对大盘股价格影响较大。
风格转换的内在逻辑：投资者行为
从美国市场上投资者情绪的变化可以看出，投资者行为也是推动风格转换的重要条件。随着投资者情绪从怀疑、信任到盲从、疯狂，市场风格也逐步从小盘成长、小盘价值演绎到大盘成长、大盘价值。
美国投资者心理与股市风格转换密切相关：在投资者心理处于疑惑阶段时，小盘股表现逐渐好于大盘股，在投资者心理处于信任阶段时，大盘股表现逐渐好于小盘股。我们将纽交所综合指数与换手率进行拟合，发现19952002年间投资者心理与风格转换存在较高相关性，我们认为投资者心理是风格转换的条件。1995-1997年换手率与指数增速上升，大盘股表现好于小盘股；1998-2002年换手率增速减弱，指数增速下降，小盘股表现好于大盘股。
投资者行为与风格转换的阶段
风格转换过程中主要包含四种投资者心理：怀疑、信任。盲从与疯狂，而在这四种心理发生群体性效应时，呈现出四种不同的投资风格小盘成长小盘价值、大盘成长，大盘价值。
在怀疑阶段，规模小、流动性强及未来成长性好的小盘成长股成为投资者“实验品”，当上涨逐渐形成市场共识，投资者开始从怀疑走向信任，具有稳定回报、风险溢价低的小盘价值股逐渐获得市场新参与者的关注；随着赚钱效应的
累积，盲从的心态逐渐集聚，牛市的共识成为市场的风向标，热钱开始从四面八方涌入市场，投资风格从小盘股转向规模大、成长性好的大盘股；在最后的疯狂阶段，股票的虚拟价值与实体价值过度分离，资金开始从小盘股脱离，结构性分化使得投资者从过度疯狂回归到怀疑状态，市场最终重归风格转换的起点。
(见图2)
根据金融心理学的研究，我们采用指数与换手率的关系来判断投资者心理状况
1.换手率与指数同步下降，投资者心理处于怀疑阶段，
2.换手率上升、指数下降，投资者心理处于信任阶段，
3.换手率与指数同步上升，投资者心理处于盲从阶段，
4.换手率下降、指数上升，投资者心理处于疯狂阶段。
A股风格转换已至蓝筹延续修复之路
A股市场上的风格转换现象也是由来已久，大小盘约3年转换一次、价值成长2年转换次。目前市场风格转换至大盘的政策环境已经具备，投资者心理条件也趋于成熟。我们认为，风格转换刚刚开始并将继续，二季度将是大盘股的加仓良机，看好金融、黄金。地产，航空、建筑建材和工程机械等大盘蓝筹板块。
我国A股市场大小盘与价值成长风格转换不完全同步，但时间周期相差不多，大小盘大致3年转换一次、价值成长2年转换一次。
1.2001-2003年，A股处于弱-势，但从风格上仍然以大盘为主，超额收益在1％36％，
2.2004-2005年，A股处于弱势，小盘股表现要强于大盘股，超额收益在2％-4％，
3.2006-2007年，A股处于强势，大盘股表现好于小盘股，超额收益在12％一46％
4.2008-2010年，市场触底反弹，风格转换成小盘股，超额收益在12％-45％。
市场风格转换至大盘的政策环境已经具备
从去年四季度起，央行连续采用上调双率等措施，宣告货币政策已经由过度宽松回归稳健，但在经济低位回稳下财政政策仍然保持适度宽松，市场风格从小盘转换到大盘的政策环境已经具备。
同美国一样，我国政策的轮动与A股风格的转换相关性非常高：
1.趋向宽松的财政政策下，大盘股的表现要好于小盘股，比如2006-2007年；
2.趋向宽松的货币政策下，小盘股表现要强于大盘股，比如2008-2010年：
3.在宽松的财政政策下，价值型股票则表现更为强劲，比如2007-2008年；
4.在宽松的货币政策下，成长型股票更加具有优势，比如2009-2010年。
去年四季度起，央行连续采用上调双率等措施，宣告货币政策已经由过度宽松回归稳健。2010年10月份至今，央行连续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连续四次上调存贷款利率，以对冲吸收前期大量投放的流动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紧缩政策已经进入下半场，出于对冲到期票据新增外汇占款的考虑，存款准备金仍有上调空间，但是加息已近进入尾声。货币政策有望重归稳健，整体的流动性也将回归常态。
从财政政策来看，当前经济整体仍然处于低位复苏阶段，增长面临的不确定还有不少，以消费补贴、转移支付、保障房建设为主的消费刺激政策，以西部大开发，中部地区崛起为主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等政策还将持续实施。财政政策整体仍然保持较为宽松的局面。
综上，我们认为市场风格从小盘转换到大盘的政策环境已经具备。
投资者心理：怀疑――信任――盲从
同美国市场一样，我国股票市场上投资者行为的变化也与风格转换高度相关。
(见表)
从近两年风格转换的节奏上看，风格转换的时间窗口已经临近。进入2011年以来，指数和换手率回升，大盘股领先的投资者心理条件已经成熟。
1.2009年1月至2009年6月，指数上升、换手率下降，大盘股领先：
2.2009年7月至2010年7月，指数下降、换手率下降，小盘股领先；
3.2010年8月至2010年10月，指数上升，换手率上升，大盘股略领先，
4.2010年11月至2010年年底，换手率下降，指数下降，小盘股领先。
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范文2
2009年中国经济的回顾与分析
总体看,2009年世界经济体依然在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杀伤力中震荡。虽然部分国家的数据显示了经济触底的证据,但是从长期看,世界主要经济体将进入深度调整阶段,即使复苏,其过程也将是缓慢和艰难的。
就中国经济形势而言,全球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与艰难复苏给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2009年中国经济形势呈现出了以下主要特点:一是经济增长前低后高,快速企稳超过市场预期,从2008年年末至今,经济又有“V”型复苏的迹象;二是经济企稳回升主要靠投资拉动,消费出现可喜变化;三是商品价格水平低位徘徊,资产价格回升较快;四是失业情况总体得到改善,农民工就业形势迅速好转;五是出口低位维稳,初现复苏曙光;六是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在世界显著,为经济企稳回升奠定基础。
2009年中国经济之所以快速企稳回升,得益于我们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采取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从2008年11月开始,中央果断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出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10项措施,及时制定完善了一系列“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形成了系统完整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一揽子计划。具体而言,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推动投资快速增长;大规模减税、“家电下乡”及改善民生等政策刺激消费需求,效果显著;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证了市场流动性,刺激了信贷;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发展势头趋好。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还有一些需要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具体包括:经济企稳主要靠投资拉动,需求结构调整有待进一步深化;居民收入占总收入过低,劳动收入占比持续下降,未来消费增长前景堪忧;财政存在潜在压力;信贷违约、特别是地方政府贷款风险增加,银行系统将接受考验;产能过剩仍然突出,高耗能产业又有增加。
2010年中国经济的展望
我们认为,在保持现行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情况下,2010年中国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总体态势。具体来说:1、经济增长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预计全年GDP增速总体可达到9%左右;2、投资增速将持续保持高位,但较2009年将有所回落,预计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将会维持在20%以上的增速;3、消费保持较快增长,在拉动经济增长中将继续扮演较为稳定的角色,预计全年消费对GDP的拉动作用仍将是4个百分点左右;4、外贸形势将有所好转,将正向拉动经济增长,预计全年进口额同比增速可能达到13%左右,出口额同比增速将达到10%左右;5、工业生产增速将继续提高,结构更加均衡。工业生产行业结构也将随需求结构的变化而有所改观;6、物价形势总体保持平稳,生产资料和部分工业品价格上涨压力明显增大,预计CPI将会达到3%左右,PPI将会上涨到5%左右;7、信贷规模不会急剧缩减,货币流动性依然充裕,预计全年M2增速将会在18%左右,新增信贷规模将会在8万亿元左右。
对2010年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发展的政策建议
1、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心应立足于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坚持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应全面清理向城乡居民征收的各种税费;根据个人支出和消费水平的情况分阶段、分步骤地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由目前的2000元提高至3000元甚至更高;增加国民休假期,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改革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关系;用城市化带动消费增长。
2、宏观经济政策应适时做出调整,正确处理保持经济稳定较快增长、结构调整与管理好通胀预期的相互关系。宏观调控应有利于稳定增长、调整结构、扩大就业、预防通胀。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要根据经济形势的动态变化,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宜适时实施动态微调,真正做到“有保有压”:财政政策从扩投资转向促消费、惠民生,货币政策重点从增加信贷投放转向优化信贷结构。
3、把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实现内生性增长的根本举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主要应着重调整三大结构,实现三大转变:一是调整需求结构,由投资和出口需求为主转变为消费、投资和出口拉动,更多地发挥消费的作用。二是调整供给结构或产业结构,由主要靠第二产业拉动,向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继续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现代农业所占比重;推动工业由大变强,提高先进制造业所占比重;重点提高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和服务业就业比重,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三是调整要素结构,由过去那种过分依靠物质资源的消耗来实现经济增长,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来实现经济增长。
4、以深化和推进关键领域各项改革作为抵御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有力武器。医治体制问题的方法只有改革,改革必须抓住主要矛盾,深化关键领域的改革,解决对发展全局有着特殊重要性的问题。例如:加快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推进财税体制改革,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5、大力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以培育未来经济新的增长点。我国要想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占据战略制高点,必须兼顾自身优势和资源禀赋,着力加强自主创新,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重点发展信息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航空航天产业、海洋产业、环保产业等。
6、高度警惕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后可能积聚的财政和金融风险。具体来说,可能的风险点包括:银行资产充足率下降,信贷风险上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隐患巨大;财政赤字需要警惕。2010年,货币政策在继续保持适度宽松的总体基调的同时,应加强对通胀预期的管理,努力寻求信贷规模调整与信贷结构优化的平衡点,适时考虑退出策略,分步实施政策调整与转向。财政可持续性需要高度关注,需要制定长期平衡性策略。更重要的是关注地方财政支出的风险,降低系统性风险。
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范文3
我们预计，美联储会在2015年秋季加息，而且本轮升息会相对温和。未来几年内，美国的基准利率都将远低于1994-1995年和1998-2000年加息的“起点”，而且加息步伐将慢于最近三次加息周期。
美国的货币政策常态化并不等于货币紧缩。首先，与2013年年中QE退出预期升温时相比，本轮加息预期早已提前酝酿，已经将部分负面影响提前消化。其次，美联储正在丰富短端利率的管控工具，而基准利率只是工具之一，美联储通过“暗度陈仓”，来测试和调控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缓解单一基准利率工具对于经济信心的冲击。再次，2015年美联储的投票权由鸽派主导，有利于“外部政策刺激驱动”向“内生经济动力驱动”的顺利过渡。最后，随着美国经济自身动力的恢复，私人部门加杠杆的意愿将推动货币乘数回升，从而推动货币供应量的回升。本轮加息不会影响美国经济的复苏进程。
继二季度经济强劲增长后，三季度美国经济再超预期。三季度GDP环比折年率初值为3.5%，高于市场预期的3.0%，这主要源于私人消费和净出口的推动。但由于美国以外的经济体复苏动力偏弱，未来净出口对经济的支撑将会受到削弱。从动力上讲，美国消费需求将“接力”投资需求成为经济复苏的动力。我们预计，2014年和2015年美国GDP增速分别为2.2%和3.2%。
与美国货币政策逐渐退出相比，日本则再度加码QE。日本央行宣布，将每年基础货币的刺激目标由原来的60万亿到70万亿日元扩大至80万亿日元。
日本政府提升消费税、推升通胀的需求刺激效果，已经随着货币幻觉的消失而衰减。由于没有实际需求的支撑，日本近期通胀低于预期。在此背景下，我们认为，量化宽松、弱势日元对于私人部门投资需求和经济账户的改善作用较为有限。而且，在全球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下滑之时，日元贬值和日本核电危机“逆势”推升进口价格，输入型通胀不仅夸大了安倍经济学对物价的提振作用，而且挤压了居民的实际购买力，抑制消费需求。日本央行实施QE的负面效果大于正面作用。
在安倍第一、二支箭的正面效果衰减的同时，安倍第三支箭却低于预期。政府债务规模高企，导致财政刺激的增量规模有限，效果存疑。而结构性改革（例如提薪、鼓励妇女工作和大学生创业等），通常需要私人部门配合。从实际效果看，由于国内需求乏力，私人部门配合的积极性并不高。
日本GDP复苏乏力，加码第一、二支箭（财政扩张和量化宽松），将增加日本政府和央行的杠杆率，过度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正在积聚风险。预计日本2015财年，通胀率低于2%的目标值，GDP增速将回落至1%以内，如果债务风险和政治风险超预期，日本经济可能将再度陷入衰退。
欧洲的通缩压力则在加大。前期欧元走强、服务业复苏滞后是通胀低迷的主因。一方面，欧元区通胀与汇率同向变动，欧元对外升值则对内升值，欧元走强导致输入型通缩。
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范文4
这一担心不难理解：2013年美联储放出信号表示即将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时，由此产生的“缩减恐慌”在诸多新兴国家金融市场和经济中引发剧烈震荡。
人们担心，美国利率上升以及可能随之出现的美元价值继续上升，可能重创新兴市场的政府、金融机构、公司甚至家庭。过去几年，上述所有部门借入了数以万亿计的美元，如今，它们将面临自身债务实际本币价值的上升。与此同时，美国利率升高将进一步推高新兴市场国内利率，从而进一步增加债务偿付成本。
尽管美联储涨息的前景可能造成新兴国家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但爆发全面危机和灾难的风险不大。虽然2013年的缩减恐慌让市场措手不及，但美联储在今年涨息的意图已经明确表态了好几个月，不会再让市场措手不及。
此外，美联储涨息的时机和节奏可能会比此前几个周期更晚、更慢，将逐渐对美国经济增长稳健足以维持更高借贷成本的信号做出回应。更强劲的增长将有利于向美国出口商品和服务的新兴市场。
另一个不必恐慌的理由是，2013年许多脆弱新兴经济体的政策利率很低，而如今各国央行已大大收紧货币政策。许多新兴经济体政策利率接近或达到两位数，当局不再像2013年那样落后于形势。宽松的财政和信用政策也已经有所收紧，降低了大规模经常项目和财政赤字。此外，2013年货币、股票、大宗商品和债券价格均过高，而如今大部分新兴市场都已出现调整，没太大必要在美联储涨息后进一步进行大幅调整。
最重要的是，如今大部分新兴经济体的金融状况要比10年或20年前可靠得多。当时，金融脆弱性导致了货币、银行和债务危机。而如今，大部分新兴经济体采取了浮动汇率制，这意味着它们不会再轻易受到货币挂钩崩溃的冲击;并且它们也拥有足够的储备来抵御本币、政府债务和银行存款挤兑。
大部分新兴经济体的美元债务/本币债务之比也低于10年前，这有助于遏制因为本币贬值导致的债务负担增加。它们的金融体系也往往更加稳固，比当年遭遇银行业危机时拥有更多的资本和流动性。此外，大部分新兴经济体都不存在资不抵债的问题;尽管近几年来公私债务迅速增加，但其基点较低。
事实上，一些新兴经济体――主要是受中国减速影响的石油和大宗商品生产国――的严重金融问题与美联储的动作无关。将在今年出现衰退和高通胀的巴西，在美联储启动量化宽松和停止量化宽松时都怨声载道。但巴西的问题大部分都是自身造成的――是该国总统罗塞夫在首届任期中采取了宽松的货币、财政和信用政策的结果，这三大政策如今都必须收紧。
俄罗斯的麻烦也与美联储政策无关。其经济萎靡不振的原因是油价下跌和因其入侵乌克兰而遭受的国际制裁――该战争也将迫使乌克兰重组其外债，战争、严重衰退和货币贬值使得乌克兰外债变得不可持续。
简言之，美联储退出零政策利率，将给存在巨量内部和外部借贷需求、巨量美元标价存量债务以及宏观和政策脆弱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造成严重问题。中国经济的减速加上大宗商品超级周期的结束，将给新兴经济体带来更多阻力，大部分新兴经济体都还没有采取提振潜在增长所需要的结构改革。
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范文5
争论之一:
复苏之路是V形还是W形?
关于中国经济复苏的可能路径,在2009年上半年曾是争论的热点。进入2009年下半年,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V形反转。官方人士在各种场合也宣称,中国经济不会二次触底。
尽管如此,一些学者依然坚持认为,经济难以避免再次探底的命运。持此观点者,有李扬、余永定、许小年等。他们的理由主要是:尽管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保增长,但主要依靠投资的贡献。外需的贡献为负值,消费尽管保持稳中有升,但并未出现大幅的上升。而在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中,政府财政投资占绝对比重,社会投资未能充分拉动。也就是说,保增长的最大功臣是财政直接投资。由于美欧等出口对象国的市场复苏将非常缓慢,也就是说,外需在几年内会始终处于一个相对低的水平。那么,一旦财政投资难以为继,中国经济会再次下滑。金融危机后经济的二次探底,在1929年至1933年的大萧条和亚洲金融危机后均出现过。所以,中国当前的经济复苏仅是反弹而已,经济的真正复苏将是漫长的。
那么,中国经济会不会出现W形呢?这个问题,实质上是拷问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否是持续的、长期的。
笔者认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发展路径,关键在于三重增长动力能否顺利衔接。第一重动力是当前4万亿元的财政投资。在目前出口短期内很难恢复,消费难有大的提升的情况下,如果财政投资能够持续到2011年底,则可等待第二重动力的接力。第二重动力将是社会投资的拉动、汽车等耐用消费品市场和农村消费市场的开发。因此在2010至2011年应加快对垄断性行业的改革,加大对民营企业发展的扶持力度,激发社会资金的投资热情。大力发展汽车产业,促进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同时通过增加农民收入以及相关优惠措施的推出,开发农村消费市场,使之成为第一重动力的接力棒。如果第二重动力维持两年,到了2013年中期,出口市场明显好转,同时经过这些年对新的出口市场的开发与培育,出口将与第二重动力汇合起来,成为第三重动力,从而促进中国经济出现平稳快速、可持续发展的大好局面。
但是,如果政府不能在财政投资动力消失之前,将接力棒交到社会投资和新的消费动力手中,则经济增长速度将出现短暂的下滑,也就是所谓的二次探底。但可以肯定地说,即便是二次探底也并不可怕,中国经济蕴含着充足的发展潜力。
争论之二:
会不会出现通货膨胀?
这是一个迄今仍在激烈争论的话题。不少学者预言,2010年中国将再次出现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压力将再次降临,政府将不得不再次实行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政策。他们的理由主要是:首先,2009年全年接近10万亿元的天量信贷,使得市场中充满了过剩的流动性;其次,美国等发达国家一直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全世界沉浸在流动性的潮水之中,而热钱大举进入中国,将进一步增加人民币的供应;再次,2009年底粮油等粮食类商品和自来水、电、燃气等公用产品价格纷纷上调,这些将直接带来通货膨胀的压力。但认为中国在2010年不会出现通货膨胀的学者似乎更占优势。他们认为,总体来说,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将成为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由此中国在2010年不会有过大的通货膨胀压力,至多是温和的通货膨胀。高盛公布的预测数据认为,中国2009年全年通胀率会保持为负值,而2010年则可能在2%至3%之间。这也进一步支持了后者的判断。
笔者认为,大量的信贷供应并不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它还需要有强烈的诱因。一般来说,通货膨胀的诱因主要有三方面,即需求拉动、成本推动和通货膨胀预期。在2010年,中国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可能较2009年有提高,但总体而言,相对于较为普遍的产能过剩,需求仍处于不足的状态。在国外市场普遍复苏滞后的情况下,输入性的成本推动因素不会有大的影响。同时,通过采取适度收缩的经济政策,当前的通货膨胀预期也将得到有效的管理。粮食类产品价格不具有连续上涨的可能,公共类产品的价格上涨也是一次性的。也就是说,2010年中国很难出现3%以上的通货膨胀。
那么,过量的流动性如果不能体现在通货膨胀上,会体现在哪里呢?笔者认为,2010年中国可能出现新一轮的资产价格泡沫。2009年的房地产价格泡沫在2010年可能持续,而股票市场可能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2009年11月26日,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亚洲将可能出现严重的股票和房地产价格泡沫。李扬、巴曙松也表示,在当前国际市场流动性异常充裕和国内货币信贷大幅增长的情况下,国内资产泡沫形成的先决条件已经具备。未来价格的上涨可能不在CPI、PPI覆盖的传统领域,而是在资产价格的上涨。因此,政府应密切关注资产价格的走势,适度控制货币的供应量,通过结构性的信贷政策,如提高第二套房的首付成数等针对性措施,及时戳破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泡沫,保证实体经济的健康运行。
争论之三:宽松的财政
和货币政策如何退出?
尽管中国政府承诺2010年将维持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一旦经济复苏后,积极的经济政策应逐步退出。一些学者认为,尽管中央银行仍坚称要维持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持民心,在实际操作上,央行已经开始采取各种市场化措施对银根进行收紧。例如,从2009年9月份起,各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开始大幅缩减;从10月份起,央行加大了央行票据的发行力度以适度回笼货币;最近,央行又提高了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银监会等部门也加强了对商业银行前期各项贷款的风险评估以及对资金流向的检查。
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范文6
关键词：债务危机 财政赤字 公共债务
近期，美国的债务问题尤为引人注目。2011年4月18日，标准普尔将美国主权信用的前景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4月11日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警告称，美国的债务问题可能削弱全球金融体系稳定性。美国财政部称，到2011年5月16日，美国已经达到法定的14.29万亿美元债务上限。若国会在8月2日之前不提高举债上限，美国可能出现债务违约。美国债务危机似乎到了一触即发的时刻。美国是否真的会爆发债务危机，美国债务问题的前景究竟如何，我们还需要进行仔细的梳理。
一、美国公共债务现状概览
经济危机爆发后，为了使美国经济尽快地从危机中恢复，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刺激计划，导致美国政府公共债务快速攀升。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2009财年美国财政赤字1.42万亿美元，为GDP的9.9%；国债余额超过12万亿美元，为GDP的84%。2010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达到1.29万亿美元，占GDP的8.9%，国债余额超过13.4万亿美元，占GDP的92%。2011财年美国财政赤字预计将达1.65万亿美元，债务总额早在5月16日就已经达到14.29万亿美元上限。图1显示从2000年开始，美国国债的GDP占比不断攀升，至今已经突破二战以来的最高点，且仍有加速上涨之势。
与此同时，投资者对于美国政府主权债务违约的担忧也在升温。在信用衍生产品市场，美国信用违约掉期合同的价格近期在不断攀升。图2是美国政府债的一年、五年、十年期CDS的交易价格曲线。2011年5月以来，美国一年、五年和十年期的CDS价格均呈快速上升趋势，特别是一年期CDS，价格已经翻了一番。
二、美国债务问题前景分析
尽管美国已经触及债务“天花板”，美国国会至今尚未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但目前美国发生债务违约的可能性较小。其原因可从经济和政治角度分别加以考虑：
（一）经济原因
1、美国拥有健全的财政、货币政策体系
目前，学者们对于欧洲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大家普遍认为欧盟统一的货币政策和成员国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是爆发欧债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美国拥有健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体系，在应对危机中，财政和货币政策可以相互配合，发挥更好的效果。为应对危机造成的经济下滑，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措施，包括减免个人所得税、提高固定资产投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扣除标准以及提高新能源、节能减排、交通等方面的税收优惠等措施。同时增加公共支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设备完善以及新能源技术研发、失业补贴等。为配合上述财政政策，美联储实行了一系列扩张性货币政策，其中包括降低基准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及贴现率等低利率政策和为市场直接注入流动性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债务规模接近上限的情况下，美联储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一方面通过购买美国国债提高债券价格，降低收益率，另一方面利用通货膨胀减轻美国政府的债务负担，可谓“一石二鸟”。
2、美国的债务结构风险并不突出
如果从债务绝对规模角度看来， 美国无疑是全球第一。但是如果我们考察相对债务规模，即政府净债务占GDP的比重（称为净债务率），会发现美国的债务并不比其他国家更突出。日本的净债务比率远远超过美国， 但日本并未发生危机， 甚至日本公债一直被认为是稳健的。在债务危机爆发前，爱尔兰净债务率为20%；希腊为110%，然而这两个国家却都爆发了债务危机。可见净债务率并不能成为一国是否爆发债务危机的决定性因素， 政府对债务品种和期限的合理安排以及融资能力更为重要。
而在外资占总债务的比重方面， 美国也并非如想象的那么糟糕。 目前， 美国未到期国债中，由国内机构和个人持有的占比高达58.5%，海外私人投资者持有的占比为7.5%，海外官方持有的占比为36%，这一占比远低于多数新兴市场国家。
3、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在积极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降低美元计价资产的比例。但到目前为止，美元依然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其核心地位并未改变。美国政府发行的美元通过不平衡的贸易结构流到海外市场，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持有大量美元，需要有一个投资场所。且这类投资者并不追求投资回报率而是更看重投资的安全性。放眼全球，美国的国债市场是它们最好的选择，既有足够的容纳量、也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和稳定性。这客观上创造了对美国国债的强劲需求，为弥补巨额美国债务提供了资金支持。这也是美国巨额债务可以维持的重要理由之一。
（二）政治原因
目前对债务问题的讨论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之外，政治因素也占很大比重。美国2012大选临近，民主、共和两党都想利用债务问题为各自增加砝码。这也使得美国国会迟迟无法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然而，美国国会两党谁也不想背上触发“债务危机”的黑锅，只是想透过彼此的施压与博弈赢得更多的政治得分而已，并且处于保证和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考虑，相信两党会在提高美国政府的举债上限问题上达成一致。
虽然美国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很小，但美国的债务问题却不容忽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美国的债务问题，就必须增收节支以削减财政赤字。从目前看，美国政府在财政增收和节支方面都难有很大作为。对于增加收入，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增税。目前美国经济尚未完全恢复元气，失业率居高不下，在此时增税对经济恢复无疑是雪上加霜。至于节约开支，造成美国财政赤字的两大主因是庞大的社保开支和军费开支。社保开支涉及广大选民切身利益，被美国政治人物认为是不可触碰的“红线”。美国2012年大选即将临近，奥巴马政府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收缩社保开支。同时，未来20年内，战后“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一代人即将退休，政府用于医疗保险、社会保障的资金将急剧膨胀。而美国军费开支则历来受到利益集团和政治寡头的保护，短期内大幅削减几无可能。
结 语
尽管全球经济正在逐步从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中恢复，但美国债务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并导致经济重回衰退。我们应密切关注其动向，未雨绸缪，做好准备以应对可能发生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刘东亮.美国会陷入主权债务危机吗? [J]中国外汇，2011，(2)：48-4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