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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范文1
[关键词]安徽省；低碳经济；经济效率；DEA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27-0143-02
经历了20余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GDP排名世界第二，GDP增长速度世界第一。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是建立在对资源的高消耗、环境的高污染的基础上，资源和环境容量是有限的，这样的发展方式并不是长久之计。中国迫切需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实现中国经济在更长时期内的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低碳经济的发展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是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基本特征的发展模式。实施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有利于摆脱仅仅依靠资源消耗的线性增长拉动模式，有效缓解工业生产对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状况，是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必然选择。判断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状况则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效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和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区域低碳经济的发展也有助于推动国家低碳经济的进步，实现可持续发展。
1 安徽省低碳经济发展现状
安徽省作为我国重要的人口与生态资源大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能源消耗总量也逐年上升。2005―2012年，安徽省GDP由5350.17亿元增长到17212.05亿元，年均增长18.17%；能源消耗总量由6215.42万吨增长到10947.05万吨，年均增长8.42%；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由1.216吨标准煤/万元下降到0.722吨标准煤/万元，年均下降7.18%。这些数据表明安徽省依然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以工业为主，经济发展过程中过分依赖煤炭资源，同时也可以看出，安徽省的低碳经济发展基础已经初具规模。因此，本文以安徽省为研究对象，通过DEA模型对2012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低碳经济效率进行横向的评价研究，旨在进一步提高安徽省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
2 安徽省区域低碳经济效率评价
2.1 指标体系构建与数据来源
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准确评价安徽省区域低碳经济效率的关键。本文在充分参考了学术界现有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安徽省低碳经济发展现状进行了深入分析，选取能够衡量区域低碳经济效率的评价指标，综合运用DEA方法对安徽省区域低碳经济效率进行评价分析。其中，选取了各地区的能源消费量、就业人员数、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3个指标作为投入指标，选取了碳生产率作为产出指标，构建了安徽省区域低碳经济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在上述选择指标中，各地区的就业人员数、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等指标数据均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年鉴2013》，各地区的能源消费总量、碳生产率的数据则由《安徽省统计年鉴2013》中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指标的数据经过计算得出。
2.2 实证结果与分析
根据2012年安徽省区域低碳经济投入产出指标数据，使用DEAP2.1软件进行求解，得出安徽省16地市的低碳经济效率值，具体结果见下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安徽省各地市的低碳经济效率值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根据上表，分别从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三个方面来分析：
从综合效率来看，2012年安徽省16地市的综合效率均值为0.463，说明安徽省整体低碳经济水平不高。其中，黄山的综合效率值为1，处于较高水平，这是由于黄山的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较为发达，经济发展更多依靠第三产业，碳排放量非常低；合肥、淮北、蚌埠、阜阳、淮南、滁州、六安、马鞍山、芜湖、宣城、池州、安庆等地区的综合效率值均低于0.5，处于较低水平；亳州、宿州、铜陵等地区的综合效率值均高于0.7，低碳经济发展较为良好。综合效率较低的城市中，合肥、阜阳、马鞍山、芜湖等地区的经济总量均处于安徽省前列，而综合效率较高的城市中亳州、宿州等地区的经济总量均处于安徽省的中下游水平。由此可见，低碳经济效率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并非完全一致，地区的产业结构，资源的利用效率等因素也至关重要。
从纯技术效率的角度来看，亳州、铜陵、池州、黄山的纯技术效率值为1，表明投入资源的使用效率较高；合肥、宿州、蚌埠、滁州、六安、芜湖、安庆等地区的纯技术效率值均高于0.6，表明投入资源的使用效率较为良好；其他地区的纯技术效率则处于较低水平。对于纯技术效率较高的地区，低碳经济的发展效率主要受规模的制约，应致力于提高规模效率。对于纯技术效率较低的地区，其发展低碳经济的重点应集中于以技术进步推动节能减排，提高投入产出比例。
从规模效率的角度来看，合肥、蚌埠、滁州、芜湖、宣城、池州等地区规模效率较低，处于规模不经济状态；淮北、亳州、宿州、阜阳、铜陵、黄山等地区规模效率较高，但仍未达到最优状态；其他地区的规模效率处于中等水平。其中，亳州、宿州、铜陵、池州处于规模效率递增阶段，应加大资源、人员投入，改善低碳经济效率水平；除黄山外的其余地区均处于规模效率递减阶段，应适当缩减规模，通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
3 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数据的统计处理和结果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安徽省整体的低碳经济效率不高，各地市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为了提高安徽省整体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根据各地市自身区域特点，提出以下发展建议：
第一，调整优化产业结构，着力发展低碳产业。由实证结果分析可知，各地区低碳经济效率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并非完全一致，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合理的产业结构也是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因此，应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适当降低第二产业的比重，尤其是高耗能产业的比重；增加第三产业所占比重，着力发展低碳产业。
第二，加强技术创新能力，提高低碳技术水平。安徽省大部分地区的纯技术效率都偏低，低碳经济的发展受制于技术的欠缺。因此应充分利用大型企业和科研院所的技术研发能力，加强技术创新能力，不断进行产业和技术升级，发展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减少碳排放量。
第三，因地制宜，合理资源配置，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对于处于规模递增阶段的地区，必须进一步加大资源投入，扩大产业规模，争取实现规模经济；对于处于规模递减阶段的地区，由于存在投入冗余，应适当缩减规模，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在此过程中，政府应发挥导向作用，通过制定相关法规和政策措施，加强区域协作，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
此外，还可以通过开发新能源，推动能源结构的改革；建立碳基金，搭建低碳技术研发平台，促进低碳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征收碳排放税，通过政府宏观调控控制碳排放等方式进一步提高安徽省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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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范文2
[关键词] 公平分配；效率分配；和谐度；综合评判
公平与效率，是人类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又很难解决的一对矛盾。这一矛盾的双方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其所内生的问题也是不同的。从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进程来看，改革开放之初，人民生活水平极其低下，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我们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高度重视经济效率的提高，这是具有重要的战略眼光的。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一系列社会问题由此引发。这就迫切需要我们从公平与效率的内在逻辑关系中，进一步高度重视和切实解决社会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矛盾问题，尽快提升社会收入分配效率与公平的和谐水平。否则，经济效率就不可能在整体上得以持续提高。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社会收入分配效率与公平是否和谐？社会收入分配效率与公平和谐程度性态怎样？以往人们大多只是根据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或基尼系数水平来进行判断，没有将经济效率与价值分配进行匹配比较和关联分析，既缺乏科学性，又缺乏判断操作上的准确性和可行性，其判断结果的置信度和说服力极低。本文试图以产出与分配增长协调度、劳动效率与收入分配协调度、生产要素报酬和谐度、层际分配和谐度四个层面的有机整合为切入点和推进路径，就社会收入分配效率与公平和谐程度的综合评价体系进行深度探讨。
1.社会收入分配和谐度的涵义和特征
1.1 稳定与发展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也是公平与效率的集中体现。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是社会收入分配这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在这一对矛盾统一体中，只有效率提高到一定的程度产生了剩余物品之后才出现公平问题，越是在不发达的阶段就越不公平，公平的最终实现要以效率的巨大提高为物质基础；分配公平能够使各个阶层的劳动者更加充分地发挥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能够促使社会稳定发展，从而全面促进劳动效率的持续提高。同时，公平与效率之间又存在此长彼消的矛盾性，效率对公平的物质基础作用是以一定的效率分配度为条件的，分配过度偏重于效率，将不利于社会稳定，也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健康发展；公平对效率的促进作用是以一定的公平分配度为条件的，分配过度偏重于公平，将不利于各种生产要素运营效率的持续提高，从而阻碍生产力的更快发展。因此，在社会收入分配中，应当致力研究解决公平分配与效率分配之间的和谐统一问题，以更有效地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高效发展和社会生活秩序的安全稳定。
研究解决公平分配与效率分配之间的和谐统一问题是一大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然而，其关键环节之一在于科学合理地评价和反映公平分配与效率分配之间的和谐程度（下文简称为社会收入分配和谐度）。
1.2 所谓社会收入分配和谐度，是指一个特定区域范围内报告期公平分配与效率分配之间所结成的相互联系、相互适应、协调运行的良好状态关系的程度。公平分配与效率分配和谐度越大，表示公平分配与效率分配越和谐；公平分配与效率分配和谐度越小，则表示公平分配与效率分配越不和谐。
1.3 社会收入分配和谐度作为一个经济范畴，其运动变化具有5个特性。
1.3.1 综合性。社会收入分配和谐度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它是人类社会生产经营等活动所面临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关系实现形式、经济社会制度、法律体系、宏观分配价值与政策取向等诸多方面的综合反映。
1.3.2 整体性。它是人类社会生产经营等活动中所面临的与其生存和发展高度相关的经济发展、生产要素产出水平、社会财富分配等诸多方面关联和协调关系优劣程度的多层面、多角度、全方位的总体评价。
1.3.3 层次性。它是由多层次构成的，既包括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模和效率水平、生产要素的规模和效率水平，也包括生产要素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布状况、社会成员对收入分配差距的承受力水平，还包括分配公平与经济效率互动的规模和结构水平。
1.3.4 过程性。它贯穿于分配公平与经济效率互动运行的全过程，即这一运动过程中的每一个时点都存在着分配公平与经济效率和谐运行程度问题。
1.3.5 运动性。它是运动变化的，即随着分配公平与经济效率互动运行时空的位移变化，与之相并行交替的分配公平与经济效率互动协调关系及其质量优劣水平的也随之发生变化，既有可能变好或更好，也有可能变差或更差。
2.社会收入分配和谐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2.1社会收入分配和谐度通过统计指标来反映，而统计指标的设置又必须服从于分配公平与经济效率和谐运动变化的特殊规律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究竟应该选取哪些指标，建立什么样的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才能既有利于计量评价，又有助于严密监测和科学决策，是一个值得深入研讨的现实课题。我以为，综合评价分配公平与经济效率和谐运行水平的指标体系，应当遵循以下6项原则：
2.1.1 客观性。设置的评价指标能够真实地反映出分配公平与经济效率和谐程度运动变化状况的现实特征。
2.1.2 完备性。从整体出发，多角度、全方位地反映分配公平与经济效率和谐运行水平，包括空间完备性和时间完备性，空间完备性是指评价指标体系要成系统，应包括分配公平与经济效率和谐运行关系的主要方面；时间完备性是指评价指标体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不仅要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出分配公平与经济效率和谐水平运行现状，更要反映出分配公平与经济效率和谐运行水平运行态势。
2.1.3 科学性。指标体系中的每一个指标都应具有确定的、科学的深刻内涵。应该根据分配公平与经济效率和谐运行的内在联系，选择含义准确、便于理解、易于合成计算及分析的具体、可靠和实用的指标，以客观、公正、全面、科学地反映分配公平与经济效率和谐运行关系的本质和规律性。应当具有清晰的层次结构，由局部到整体，由复杂到简明，在科学分析和定量计算的基础上，最终形成对分配公平与经济效率和谐运行水平的直观结论。
2.1.4 系统性。社会收入分配和谐度是一个由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指标和指标系统并不是一个静止和绝对概念，而是一个相对的、不断动态发展变化的概念。因此，在选择和确定具体指标来构建指标系统时，要综合考虑分配公平与经济效率和谐程度的整体性、动态性和系统性，既要选择反映和衡量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发展状况的指标，又要包含反映各个系统相互协调指标；既要有反映和描述分配公平与经济效率和谐运行系统状况的静态指标，又要有反映和衡量系统质量改善和提升的动态指标。
2.1.5 可比性。评价指标既便于进行纵向比较，也要便于进行横向比较；既要可用以进行时序比较分析，也可用来进行不同区域之间的比较分析。这就要求在选择指标时，必须考虑到指标的延续性、综合性和关联性，同时考虑支撑分析和预测的可能性；准确地分析和研究统计资料及其含义，参考统计年鉴和其他相关年鉴及文献，选用范围和口径相对一致的相对指标和平均指标。
2.1.6 实用性。评价社会收入分配和谐度指标体系应该简单明了，所要求的数据资料能够及时、正确、完整地取得，计量评价上要简便易行。指标数据的选择、获得、计算或换算，必须立足于现有统计年鉴或文献资料，至少容易获得、计算或换算，并采取国际认可或国内通行的统计口径，指标的含义必须十分明确，便于有效地进行定量的分析和评价。
2.2 根根据和谐度的特殊规律性及综合评价指标的设置原则，综合评价和反映社会收入分配和谐度的指标体系，应包括效率与公平两大领域的四个层面（产出与分配增长协调度、劳动效率与收入分配协调度、生产要素报酬和谐度、层际分配和谐度）及其若干分支项目的和谐指数系统（见表1）。
表1
社会收入分配和谐度评价指标体系表
目标层
产出与分配
准则层
增长协调度
指标层
GDP总量增长率（正指标）
社会分配和谐度
社会成员收入增长弹性系数（适中指标）
劳动效率
社会成员人均收入增长率（正指标）
与收入分
社会成员人均收入弹性系数（适中指标）
配协调度
收入分配与劳动生产率基本匹配价值比率（正指标）
生产要
资本报酬弹性系数（适中指标）
素报酬
劳动报酬弹性系数（适中指标）
和谐度
资本与劳动报酬弹性差异系数（适中指标）
层际
基尼系数（适中指标）
分配和谐度
公务员收入占比指数（逆指标）
非公务员与公务员人均收入总量差异系数（适中指标）
非公务员与公务员人均收入增量差异系数（适中指标）
城市与乡村居民人均收入总量差异系数（适中指标）
企业员工系列与公务员系列报名招聘率差异系数（适中指标）
城乡贫困人口占比（逆指标）
上表中，各准则层及其诸指标的经济意义定义如下：
2.2.1 产出与分配增长协调度。该准则层旨在从国民财富的创造与分配的协调关系角度，考察和反映社会分配的和谐程度。可以采用GDP总量增长率、社会成员收入增长弹性系数等2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和反映。
2.2.1.1 GDP总量增长率。它是指一个区域报告期国内生产总值比基期（如上一个报告期）的增长百分比，反映一个区域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其计算公式为：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报告期国内生产总值/基期国内生产总值－1）×100％ ————（1）
公式（1）的经济意义在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数值越大，越有利于公平分配的物质基础更加厚实，相对地越有利于产出与分配增长之间的关系协调；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数值越小，公平分配的物质基础将越薄弱，相对地协调产出与分配增长关系的难度将越大。
; 2.2.1.2 社会成员收入增长弹性系数。它是指一个区域报告期社会成员收入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比例系数，反映一个区域社会成员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关系。其计算公式为：
社会成员收入增长弹性系数＝报告期社会成员收入增长率/报告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2）
公式（2）的经济意义在于：社会成员收入增长弹性系数＝1，说明社会成员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产出与分配增长相互协调；社会成员收入增长弹性系数＞1，说明社会成员收入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若差距较大，则国民收入超分配程度较严重，相对地产出与分配增长之间较不协调；社会成员收入增长弹性系数＜1，说明社会成员收入增长速度慢于经济增长，若差距较大，则不利于调动广大社会成员的生产积极性，相对地产出与分配增长之间也较不和谐。
2.2.2 劳动效率与收入分配协调度。该准则层旨在从劳动效率与收入分配的协调关系角度，考察与反映社会分配的和谐程度。可以采用社会成员人均收入增长率、社会成员人均收入弹性系数、收入分配与劳动生产率基本匹配价值比率等3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和反映
2.2.2.1 社会成员人均收入增长率。它是指一个区域报告期全员人均收入比基期（如上一个报告期）的增长百分比，反映一个区域全体社会成员人均收入的提高水平。其计算公式为：
社会成员人均收入增长率＝（报告期全员人均收入/基期全员人均收入－1）×100％ ————（3）
其中，全员人均收入＝全部社会成员可支配收入总量/整个区域总人数。
公式（3）的经济意义在于：社会成员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数值越大，越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广大社会成员的生产积极性，相对地越有利于劳动效率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协调；社会成员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数值越小，越不利于广大社会成员的生产积极性的进一步调动，相对地协调劳动效率与收入分配关系的难度将越大
2.2.2.2 社会成员人均收入弹性系数。它是指一个区域报告期社会成员人均收入增长率与全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比率系数，反映一个区域社会成员人均收入增长与其创造国民财富增长之间的协调关系。其计算公式为：
社会成员人均收入弹性系数＝报告期社会成员人均收入增长率/全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4）
公式（4）的经济意义在于：社会成员人均收入弹性系数＝1，说明社会成员人均收入增长与人均经济产出增长同步，劳动效率与收入分配相互协调；社会成员人均收入弹性系数＞1，说明社会成员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快于人均经济产出增长，若差距较大，则国民收入超分配程度较严重，相对地劳动效率与收入分配之间较不协调；社会成员人均收入弹性系数＜1，说明社会成员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慢于人均经济产出增长，若差距较大，则不利于调动广大社会成员的生产积极性，相对地劳动效率与收入分配之间也较不和谐。
2.2.2.3 收入分配与劳动生产率基本匹配价值比率。它是指一个区域报告期用来与劳动生产率挂钩分配的社会财富占当期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总值的百分比，反映收入分配与劳动效率之间的协调关系。其计算公式为：
收入分配与劳动生产率基本匹配价值比率＝报告期用来与劳动生产率挂钩分配的社会财富/报告期所创造的社会财富总值×100％————（5）
公式（5）的经济意义在于：收入分配与劳动生产率基本匹配价值比率的数值越大，说明社会财富分配中按劳动生产率挂钩分配的程度越高，越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广大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相对地劳动效率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协调程度也越高；收入分配与劳动生产率基本匹配价值比率的数值越小，说明社会财富分配中按劳动生产率挂钩分配的程度越低，越不利于进一步调动广大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相对地劳动效率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协调程度也越低。
2.2.3 生产要素报酬和谐度。该准则层旨在从各种生产要素报酬之间的协调关系角度，考察与反映社会分配的评价和反映和谐程度。可以采用资本报酬弹性系数、劳动报酬弹性系数、劳动与资本报酬弹性差异系数等3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和反映
2.2.3.1 资本报酬弹性系数。它是指一个区域报告期全体社会成员的资本报酬收入（包括股金分红收入、存款利息收入、借贷利息净收入、证券市场净收入）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比率系数，反映一个区域全体社会成员的资本报酬收入增长与其创造国民财富增长之间的协调关系。其计算公式为：
资本报酬弹性系数＝报告期全部社会成员的资本报酬收入增长率/报告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6）
公式（6）的经济意义在于：资本报酬弹性系数＝1，说明社会成员资本报酬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财富产出与资本报酬分配增长相互协调；资本报酬弹性系数＞1，说明社会成员资本报酬收入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若差距较大，则国民收入超分配程度较严重，相对地财富产出与资本报酬分配增长之间较不协调；资本报酬弹性系数＜1，说明社会成员资本报酬收入增长速度慢于经济增长，若差距较大，则不利于调动广大社会成员的投资和储蓄积极性，相对地财富产出与资本报酬分配增长之间也较不和谐。
2.2.3.2 劳动报酬弹性系数。它是指一个区域报告期它是指一个区域报告期全部社会成员的劳动报酬收入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比率系数，反映一个区域全体社会成员的劳动报酬收入增长与其创造国民财富增长之间的协调关系。其计算公式为：
劳动报酬弹性系数＝报告期全部社会成员的劳动报酬收入增长率/报告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7）
公式（7）的经济意义在于：劳动报酬弹性系数＝1，说明社会成员劳动报酬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财富产出与劳动报酬分配增长相互协调；劳动报酬弹性系数＞1，说明社会成员劳动报酬收入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若差距较大，则国民收入超分配程度较严重，相对地财富产出与劳动报酬分配增长之间较不协调；劳动报酬弹性系数＜1，说明社会成员劳动报酬收入增长速度慢于经济增长，若差距较大，则不利于调动广大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相对地财富产出与劳动报酬分配增长之间也较不和谐。
2.2.3.3 劳动与资本报酬弹性差异系数。它是指一个区域报告期劳动报酬弹性系数与资本报酬弹性系数的差异百分比，反映劳动报酬增长与资本报酬增长之间的协调关系。其计算公式为：
劳动与资本报酬弹性差异系数＝（报告期劳动报酬弹性系数/报告期资本报酬弹性系数－1 ）×100％ ————（8）
公式（8）的经济意义在于：劳动与资本报酬弹性差异系数＝0，说明社会成员劳动报酬收入增长弹性与资本报酬增长弹性同等一致，劳动报酬分配增长与资本报酬分配增长相互协调；劳动与资本报酬弹性差异系数＞0，说明社会成员劳动报酬收入增长弹性大于资本报酬增长弹性，若差距较大，则在有利于调动广大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的同时，挫伤了广大社会成员的投资和储蓄积极性，相对地劳动报酬分配增长与资本报酬分配增长之间较不协调；劳动与资本报酬弹性差异系数＜0，说明社会成员劳动报酬收入增长弹性小于资本报酬增长弹性，若差距较大，则在有利于调动广大社会成员的投资和储蓄积极性的同时，挫伤了广大社会成员的劳动积极性，相对地劳动报酬分配增长与资本报酬分配增长之间也较不和谐。
2.2.4 层际分配和谐度。该准则层旨在从各层级收入水平之间的协调关系和分部状态角度，考察与反映社会分配的和谐程度。可以采用基尼系数、公务员收入占比、非公务员与公务员人均收入总量差异系数、非公务员与公务员人均收入增量差异率、城市与乡村居民人均收入总量差异率、企业员工系列与公务员系列报名招聘率差异率、城乡贫困人口占比等7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和反映。
2.2.4.1 基尼系数。它是指一个区域报告期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反映社会成员内部收入分配的差异状况。其计算公式为：
k
G≈（2/104）∑（Yi－yi）Xi__ ————（9）
i=1
式中G表示基尼系数，Yi表示人口累进百分数，yi表示收入累进百分数，Xi_表示第i组人口累进百分数，i＝1，2，3……k。
公式（9）的经济意义在于：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介于0～1之间。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高度不平均。
2.2.4.2 公务员收入占比。它是指一个区域报告期全体公务员的全部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比率，反映一个区域所创造的国民财富中有多少份额用于公务员的收入分配。其计算公式为：
公务员收入占比＝报告期用于公务员收入分配的国内生产总值总量/报告期国内生产总值总量×100% ————（10）
公式（10）的经济意义在于：公务员收入占比的数值越大，意味着分配给非公务员的社会财富相对越少，越不利于促进人力资源向社会财富直接创造领域流动和集约，越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说明层际之间收入分配越不和谐；公务员收入占比的数值越小，意味着分配给非公务员的社会财富相对越多，越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源向社会财富直接创造领域流动和集约，越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说明层际之间收入分配越和谐。
2.2.4.3 非公务员与公务员人均收入总量差异系数。它是指一个区域报告期全体非公务员人均收入总量与全体公务员人均收入总量的差异百分比，反映非公务员人均收入与公务员人均收入之间的协调关系。其计算公式为：
非公务员与公务员人均收入总量差异率＝（报告期非公务员人均收入总量/报告期公务员人均收入总量－1）×100％ ————（11）
公式（11）的经济意义在于：非公务员与公务员人均收入总量差异率＝0，说明非公务员人均收入总量与公务员人均收入总量之间无差异，非公务员人均收入水平与公务员人均收入水平相互协调一致；非公务员与公务员人均收入总量差异率＞0，说明非公务员人均收入水平高于公务员人均收入水平，差距较大，意味着分配给非公务员的社会财富较多于公务员，较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源向社会财富直接创造领域流动和集约，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说明层际之间收入分配较和谐，但差距不宜过大。非公务员与公务员人均收入总量差异率＜0，说明非公务员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公务员人均收入水平，差距越大，越不利于促进人力资源向社会财富直接创造领域流动和集约，越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说明层际之间收入分配越不和谐（我国目前经济领域中大批科技人员、业务骨干上岸争当公务员，其实是一种急需认真反思和解决的非常反常现象）。
2.2.4.4 非公务员与公务员人均收入增量差异率。它是指一个区域报告期全体非公务员人均收入增量与全体公务员人均收入增量的差异百分比，反映非公务员人均收入增长与公务员人均收入增长之间的协调关系。其计算公式为：
非公务员与公务员人均收入增量差异率＝（报告期非公务员人均收入增量/报告期公务员人均收入增量－1）×100％ ————（12）
公式（12）的经济意义在于：非公务员与公务员人均收入增量差异率＝0，说明非公务员人均收入增量与公务员人均收入增量之间无差异，非公务员人均收入增长水平与公务员人均收入增长水平相互协调一致；非公务员与公务员人均收入增量差异率＞0，说明非公务员人均收入增量大于公务员人均收入增量，差距较大，意味着分配给非公务员的社会财富增量较多于公务员，较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源向社会财富直接创造领域流动和集约，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说明层际之间收入分配较和谐，但差距不宜过大。非公务员与公务员人均收入增量差异率＜0，说明非公务员人均收入增量小于公务员人均收入增量，差距越大，越不利于促进人力资源向社会财富直接创造领域流动和集约，越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说明层际之间收入分配越不和谐。
2.2.4.5 城市与乡村居民人均收入总量差异率。它是指一个区域报告期全体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总量与全体乡村居民人均收入总量的差异百分比，反映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与乡村居民人均收入之间的协调关系。其计算公式为：
城市与乡村居民人均收入总量差异率＝（报告期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总量/报告期乡村居民人均收入总量－1）×100％ ————（13）
公式（13）的经济意义在于：城市与乡村居民人均收入总量差异率＝0，说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总量与全体乡村居民人均收入总量之间无差异，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与全体乡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相互协调一致；城市与乡村居民人均收入总量差异率＞0，说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水平高于乡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差距较大，意味着分配给城市居民的社会财富较多于乡村居民，较有利于促进社会成员向城市流动和集约，有利于加速城市化建设、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和帮助农村居民进程增收，说明层际之间收入分配较和谐，但差距不宜过大。城市与乡村居民人均收入总量差异率＜0，说明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低于乡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差距越大，越不利于促进社会成员向城市流动和集约，有利于加速城市化建设、提高整体经济效率，越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说明层际之间收入分配越不和谐。
2.2.4.6 企业员工系列与公务员系列报名招聘率差异率。它是指一个区域报告期企业员工系列报名招聘率与公务员系列报名招聘率之差异百分比，反映生产流通服务等领域员工与国家公务员的社会地位、劳动强度、经济报酬等方面的综合协调关系。其计算公式为：
企业员工系列与公务员系列招聘报名率差异率＝（企业员工系列报名招聘率/公务员系列报名招聘率－1）×100％ ———
（14）
其中，报名招聘率＝招聘总人数/报名总人数×100％。
公式（13）的经济意义在于：企业员工系列与公务员系列招聘报名率差异率＝0，说明社会成员对从事企业员工系列工作的偏好度与从事公务员系列工作的偏好度之间无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企业员工系列的收入分配水平与公务员系列的收入分配水平相互协调一致。企业员工系列与公务员系列招聘报名率差异率＞0，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企业员工系列人均收入水平高于公务员系列人均收入水平，若差距较大，则较有利于促进人力资源向企业流动和集约，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说明层际之间收入分配较和谐，但差距不宜过大。企业员工系列与公务员系列招聘报名率差异率＜0，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企业员工系列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公务员系列人均收入水平，若差距越大，则越不利于促进人力资源向企业流动和集约，越不利于提高经济效率，说明层际之间收入分配越不和谐。
2.2.4.7 城乡贫困人口占比。它是指一个区域报告期城乡贫困人口数量占全部人口数量的百分比，反映处于贫困线以下城市和乡村人口的严重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城乡贫困人口占比＝报告期城乡贫困人口数量/报告期城乡全部人口数量×100% ————（15）
公式（13）的经济意义在于：城乡贫困人口占比的数值越高，说明城乡贫困人口的覆盖面越大，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大，层际之间收入分配也就越不和谐。城乡贫困人口占比的数值越低，说明城乡贫困人口的覆盖面越小，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也就越小，层际之间收入分配也就越和谐。
3. 社会收入分配和谐度的综合评价方法
3.1 社会收入分配和谐度的评价指标权重
确定指标权重就是对各指标的重要性进行评价，指标越重要，其权重就越大。权重一般要进行归一化处理，使之介于0与1之间，各指标权重之和等于1。主观赋权法是一类根据人们主观上对各指标的重视程度来决定权重的方法，主要有两两评分法、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客观赋权法就是依据各指标标准化后的数据，按照一定的规律或规则进行自动赋权的方法，主要有主成分析法、熵值法、多目标规划法等。这里主要采用层次分析法。
设n个评价u1，u2，…，u4的相对重要程度依次为ω1，ω2，…，
n
ωn，0＜ωi＜1，i＝1，2，…，n，且∑ωi＝1，则称ω＝（ω1，ω2，…，
i=1
ωn）T为u个评价指标u1，u2，…，un的权重向量。
为了确定n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向量，由评判者（多人背靠背的方式）将n个评价指标进行两两对比，建立判断矩阵＝（aij）n×n，aij是评价指标ui与uj对于评价社会分配公平与效率和谐程度之重要性的比例标度，其取值按下列各种情况处理：
若ui与uj同等重要，则取aij＝1；
若ui比uj稍微重要，则取aij＝2；
若ui比uj较明显重要，则取aij＝3；
若ui比uj明显重要，则取aij＝4；
若ui比uj很明显重要，则取aij＝5；
若ui比uj非常明显重要，则取aij＝6；
若ui比uj极端明显重要，则取aij＝7。
显然，判断矩阵u满足aij＝1/ aij，aij＞0，i，j＝1，2，…，n。
当判断者的判断确实真正反映各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时，矩阵U满足aik·akj＝aij，i，j，k＝1，2，…，n，此时称U为完全一致性矩阵。将U的任意一列归一化后则为所求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向量ω，
n
n
n
n
n
如取A的第一列归一化得ω＝[a11/（∑ ai1），a21/（∑ ai1） ，…，an1 /（∑ ai1） ]
i=1
i=1
i=1
3.2 社会收入分配和谐度的分指标达标系数值的量化计算
计算社会收入分配和谐度的四个层面（产出与分配增长协调度U1、劳动效率与收入分配协调度U2、生产要素报酬和谐度U3、人际分配和谐度U4）共15个分指标的达标系数值。
根据评价指标产出与分配增长协调度U1的2个分指标U11，U12的达标系数值h1i（1≤i≤2），其方法为：
若U1i为正指标（其值越大越好的指标），记U1i的基准值（即取U1i所有可能取值中之最大值）为U01i，则h1i＝U1i/U01i；
若U1i为逆指标（其值越小越好的指标），此时U1i的基准值U01i取U1i所有可能取值中之最小值，则h1i＝2－U1i/ U01i；
若U1i为适中指标，取值越靠近其最优取值U01i（称为U1i的基准值）越好，则h1i＝∣1－（U1i－U 01i）/ U 01i∣。
为防止个别指标特好或特差，导致评判结果的不合理性，特别约定0≤h1i≤1。
同理，可以计算出劳动效率与收入分配协调度U2的3个分指标的达标系数值h2i（1≤i≤3）、生产要素报酬和谐度U3的3个分指标的达标系数值h3i（1≤i≤3）、人际分配和谐度U4的7个分指标的达标系数值h4i（1≤i≤7）。0≤h2i≤1，0≤h3i≤1，0≤h4i≤1。
3.3 社会收入分配和谐度四个层面得分系数的量化计算
采用通常的加权合成评价法，分别计算出经济与生态和谐发展的四个层面评价指标（产出与分配增长协调度、劳动效率与收入分配协调度、生产要素报酬和谐度、层际分配和谐度）的得分系数。
3.3.1产出与分配增长协调度层面的得分系数h1。
mi
h1= ∑ω1i h1i
（1≤i≤2）
j=1
式中，h1表示产出与分配增长协调度层面的得分系数，ω1i表示产出与分配增长协调度层面的2个分指标中第i个指标的权重，h1i表示产出与分配增长协调度层面的2个分指标中第i个指标的权重达标系数值，0≤h1≤1。
3.3.2劳动效率与收入分配协调度层面的得分系数h2。
mi
h2= ∑ω2i h2i
（1≤i≤3）
j=1
式中，h2表示劳动效率与收入分配协调度层面的得分系数，ω2i表示劳动效率与收入分配协调度层面的3个分指标中第i个指标的权重，h2i表示劳动效率与收入分配协调度层面的3个分指标中第i个指标的权重达标系数值，0≤h2≤1。
3.3.3生产要素报酬和谐度层面的得分系数h3。
mi
h3= ∑ω3i h3i
（1≤i≤3）
j=1
式中，h3表示生产要素报酬和谐度层面的得分系数，ω3i表示生产要素报酬和谐度层面的3个分指标中第i个指标的权重，h3i表示生产要素报酬和谐度层面的3个分指标中第i个指标的权重达标系数值，0≤h3≤1。
3.3.4层际分配和谐度层面的得分系数h4。
mi
h4= ∑ ω4i h4i
（1≤i≤7）
j=1
式中，h4表示层际分配和谐度层面的得分系数，ω4i表示层际分配和谐度层面的3个分指标中第i个指标的权重，h4i表示层际分配和谐度层面的3个分指标中第i个指标的达标系数值， 0≤h4≤1。
3.4 社会收入分配和谐度的综合指数计算与分级
前面所述的4个层面产出与分配增长协调度、劳动效率与收入分配协调度、生产要素报酬和谐度、人际分配和谐度的评价指标体系，从4个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反映有关社会分配和谐度整体的状态特征。如果要总括揭示和反映社会分配和谐度整体的运行状况，还需合理设置各项指标的比较标准，将各项指标与比较标准进行对比，并将结果进行综合。在此基础上，运用综合指数构建社会分配和谐度整体状态的评判模型，即：
h＝ω1h1+ω2h2+ω3h3+ω4(1－h4)
其中，h表示社会分配和谐度的综合指数；ω1，ω2，ω3，ω4依次表示产出与分配增长协调度、劳动效率与收入分配协调度、生产要素报酬和谐度、人际分配和谐度的权重系数，且ω1＋ω2＋ω3＋ω4＝1；h1，h2，h3，h4依次表示产出与分配增长协调度、劳动效率与收入分配协调度、生产要素报酬和谐度、人际分配和谐度的得分系数。社会分配和谐度综合指数h的数值越大，表明效率分配与公平分配的和谐状态相对越好，越有利于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和谐统一；社会分配和谐度综合指数h的数值越小，表明效率分配与公平分配的和谐状态相对越差，越不利于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的和谐统一。
为了便利地将社会分配和谐度状态的综合指数应用于综合评判和管理决策，有必要根据综合指数，对社会分配和谐度状态的等级进行粗分处理。可以将社会分配和谐度状态划分为7级：综合指数h＝1（通常不会出现），则效率分配与公平分配处于完全和谐的状态；综合指数h∈[0.85，1]，则效率分配与公平分配处于很和谐的状态；综合指数h∈[0.70，0.85]，则效率分配与公平分配处于较和谐的状态；综合指数h∈[0.60，0.70]，则效率分配与公平分配处于基本和谐的状态；综合指数h∈[0.45，0.60]，则效率分配与公平分配处于较不和谐的状态；综合指数h∈[0.30，0.45]，则效率分配与公平分配处于很不和谐的状态；综合指数h∈[0，0.30]，则效率分配与公平分配处于完全不和谐的状态。
4. 社会收入分配和谐度运行性态的综合评判方法
所谓效率分配与公平分配和谐度运行性态，是指效率分配与公平分配和谐度在运动变化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量变状态之特征。效率分配与公平分配和谐运行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具有运动变化之特征。社会收入分配和谐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随地都在运动变化着的。那么，一个区域效率分配与公平分配的和谐程度究竟是向好的或更好的方向运动变化，还是向差的或更差的方向运动变化，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判断？我认为，应该建立判断社会收入分配和谐度运行性态的数学模型，据此来进行定量评判。
判断社会收入分配和谐度运行过程中量变状态的特征，具有以下数学模型：
P＝ht/ h0 式中，P表示社会收入分配和谐度的综合指数；ht表示报告期的社会收入分配和谐度，h0表示基期的社会收入分配和谐度。
公式的经济意义是：当P＝1时，表明社会收入分配和谐度在运行中其程度没有变化；当P＞1时，表明社会收入分配和谐度在运行中其性态从差的（或较好的）向着好的（或更好的）方向运动变化；当P＜1时，表明在运行中其性态从好的（或较差的）向着差的（或更差的）方向运动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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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范文3
关键词：税收效率；超税负担；经济效率；税收效率演进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9)01-0069-05
对效率的研究构成了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内容，萨缪尔森甚至说：“效率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也许是唯一中心问题)”。亚当・斯密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一直非常关注税收效率问题，税收效率原则成为税收原则中的一个最基本原则之一。近年来我国税收总量增长迅速，平均增长幅度甚至超出GDP的增幅，税收活动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税收效率问题引起了财税理论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如何建立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税收理念，通过税收政策向各类群体提供优质公共品，是科学发展观下税收效率研究的重要内容。目前，理论界对税收效率还存在种种认识误区，将税收效率扩大到经济效率的范畴或者将税收效率狭义地理解为税收征管效率。基于此，本文拟对税收效率发展思想和理论前沿进行系统梳理和介绍，在此基础上提出当前税收效率研究的着力点和努力方向。
一、经济效率是税收效率的理论前提
税收作为国家以强制力实施的收入再分配的手段，在其发展演变中也一直存在着公平和效率的权衡。对税收效率的最初探究是从人们追求经济效率开始的。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分配的效率，对经济效率的理解有不同的解读。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最早提出了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这个效率概念，帕累托最优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这就是帕累托改进或帕累托最优化。要实现帕累托效率，必须满足生产者最优、消费者最优和产品组合最优的条件。阿瑟・奥肯从投入一产出的角度分析效率的含义，他说：“对于经济学家来说，犹如工程师一样，效率意味着从既定的投人中获得最大的产出。”“如果一个社会能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寻求到一种能生产出更多产品的新方法并且不减少其他产品，那么它的效率就有所提高”。无论是帕累托还是阿・奥肯，他们对效率的解释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其实，效率不能仅局限于经济领域，社会制度同样具有效率高低之分。
经济效率主要针对社会生产的初次分配，税收效率则主要针对社会生产的再分配环节。布坎南认为，“凡是高效率的东西也就是所有潜在有关各方对它同意的东西，不管是公然的还是含蓄的同意”。具体说，“如果没有判断资源使用的客观标准用来衡量结果并作为间接检验交换过程功效的方法，那么只要交换保持公开，只要看不到强迫和欺诈，在这种情况中达到的同意，根据定义可以归类为高效率的。”布坎南对效率是从“各方是否同意”角度进行解读的，他实际上谈到的是一个制度的效率，或称为制度效率，从而将效率的外延由传统的经济领域拓展到了社会制度的领域。
因此，经济效率是分析税收效率的基础和理论前提，将经济效率概念引入到税收领域后，经济效率的外延有了很大的扩充，税收效率可以界定为政府对私人部门的征税所引起的对资源配置以及社会制度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税收所引致的收入再分配产生的各种成本与效益的比较。税收效率分析的目的在于分析税收活动对经济影响、税收征管和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影响。
二、税收效率思想的产生与萌芽
税收效率理论的产生是随着西方财政实践的发展而逐步发展的。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前，税收的作用仅仅是为国家干预提供资金，还没有形成系统的税收效率理论；资本主义日益发展壮大以后，随着市场和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大，税收效率理论也逐步建立起来。
英国晚期重商主义者托马斯・曼在其代表作《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中将税收原则概括为三条，即交换原则、节约原则和民主原则。托马斯・曼的税收三原则中，交换原则和节约原则都强调资源政府配置的有效性，是对税收效率的概括。到了16世纪后半叶，随着法国社会的发展，反对重商轻农，提倡经济自由和个人主义的思潮兴起，重农主义的代表魁奈认为，税收的征收应该实行单一的土地税，他认为只有土地才能创造国民财富，对土地征税对国家最为有利，对农民而言税负最轻。此外，他还认为税收负担要适度，税收增加部分要与国民收入增长成比例。魁奈对税种和税收规模的观点是资本主义学者对税收效率问题早期探讨。
产业革命以后，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英国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威廉・配第在《赋税论》中提出征税的便利原则和确实原则，他认为人民不愿意纳税是因为“强迫人民在一定时期用货币缴纳税款，而不允许人民在最适宜的季节用实物缴纳”，“征收权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后来，亚当・斯密在《国赋论》中，将税收原则概括为四条，其中确实原则、便利原则和最少征收费原则，这是对税收效率的第一次系统阐述，标志着早期西方税收效率思想的正式形成。他认为“征收费最少”应该是“一切赋税的征收，须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所收入的。”，后来的学者将他的这一思想进一步归纳为税收对纳税人的超税负担、税收遵行费用和税务行政费用三原则。亚当・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派中，萨伊从宏观税负和税率角度对税收效率进行研究，认为税收是社会财富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的强制性转移，如果这部分社会财富被政府部门消耗了，就使社会受害。从赋税有害论出发，萨伊主张减税，赋税应该在最小程度上妨害再生产，并实现最适合税率。西斯蒙第则认为，税收效率体现在负担轻、手续简便和自觉缴纳性强等方面。早期学者对税收效率的探讨为后来税收效率理论奠定了基础。
三、20世纪以来税收效率思想演进
进入20世纪以后，税收效率思想在经济效率基础上得到全面发展，公共部门经济学者在税收经济效率、税收超税负担、税收征管效率和税收制度效率等方面全面发展了税收效率理论。
(一)税收经济效率由国家干预走向适度干预
税收经济效率体现为税收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大规模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及其自动调整机能受到了挑战，凯恩斯学派主张政府干预的观点逐渐获得西方各国的认同。凯恩斯学派认为税收
是政府调节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宏观政策手段，税收具有自动稳定器作用和相机抉择的功能。包括税收理论在内的凯恩斯宏观调控理论是西方国家在战后相当长时期内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基本理论。在这一时期，税收效率主要侧重研究税收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调节作用，在效率与公平的权衡中，效率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
但是，税收经济效率思想并非一成不变的，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渐走出“滞涨”，西方税制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税收效率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改变了凯恩斯以来税收积极干预经济思想，主张税收对经济的“适度”干预，美国税制中大量存在的减免税条款也得到了简化，这也反映了政府降低税收对经济社会生活干预的政策意图。通过减税不仅可以刺激消费和投资，而且可以减少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减少税收对资源配置的扭曲，体现了税收效率思想由国家干预走向适度干预的变化。
(二)超税负担分析由理论走向实证
超税负担是纳税人在缴纳税款之外蒙受损失的负担，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他们在缴纳税款的同时，还要承担由于歪曲选择而带来的损失。对超税负担问题的分析采用最多的是微观经济分析中的均衡分析模型。该分析模型最初只提供了一个纯理论分析范式，其后学者对超税负担分析逐渐由理论走向实证方面。哈伯格应用该均衡分析模型估计，美国1961年在420亿美元的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收入中的超税负担每年将近有10亿美元。哈伯格模型提供了对超税负担测算的规范分析框架，但其单一消费者(即单一消费者可以“代表”所有消费者的消费偏好)的假设过于苛刻。
布坎南通过公共选择模型来研究在个人投票人之间如何分配税收负担的问题，结论是，在民主决策过程中不论采用怎样的投票方法，公共支出效率都取决于集体选择。布坎南模型的运用需要我们知道那些影响需求的公共品需求弹性信息，在其研究中忽略了超税负担的影响。Thomas s.M.对布坎南模型中暗含的税收制度的扭曲性进行了研究，在充分考虑了超税负担的影响后提出了一个新的公共选择研究模型。他认为，由于税收制度的扭曲作用，集体提供也会导致在私人品提供的无效性。
Richard R.H.应用一个不完全的均衡模型对美国一些商品税的超税负担进行了估计，研究发现，典型商品间的替代效应的存在是造成税收效率损失的主要根源，一般商品税税率越高，而且对商品的税收豁免越多时，税收效率越低。对于进项税而言，价格缺乏弹性的商品有利于提高税收效率，减少进项税造成的超税负担。Richard R.H.还运用一些具体的商品数据估计出美国商品税产生的超税负担大致在17％～30％范围内。Tom Lahti考察了税收效率激励对芬兰信息投资活动产生的影响，认为较高的税收效率首先可以提高投资者的税后收益。对税收成本的效率估计需要考察潜在投资者的数量，但由于数据的缺乏，Tom Lahti的报告以现有的投资者数量来对全部的税收效率情况进行估计，而全部投资者的数量可能远不止这些现有的投资者数量，因此其对税收效率对信息投资活动激励作用的估计可能偏低。
(三)税收征管效率研究中的成本一效益分析
税收征管效率涉及税收行政效率和税收遵行费用的研究。税收行政效率的研究把税务行政行为看作为一个投入一产出过程，因而可以借用生产函数理论来对税收征管行为进行研究。税收行政费用包括筹集某种税收公共部门所花费的全部成本，包括税务人员的工资和福利支出，办公经费支出，办税人员的差旅支出等。税收遵行费用研究则是从纳税人角度对税收征管效率进行的研究，相比税务征管费用，税收遵行费用在实际研究中其计量困难得多。
在美国，对税收征管效率研究的侧重由原来偏重税收经济效率转向税收经济效率和税收行政效率并重，但据穆斯格雷夫估计，税收遵行费用比税务行政费用大若干倍。
美国2002年共征收了20 927.5亿美元的税收收入，而每百元征税成本仅为0.39美元，为1954年以来新低。Jason C，Niels V.和Milagros P.对加拿大税收成本中的超税负担、税收遵行效率和税收行政效率进行了研究。对效率成本的测算他们采用传统的货币测算方法，即以每征收1元税收收入所带来的成本计量(marginal efficiency cost，简称MEC)测算。对美国和加拿大的研究表明，消费税和工薪税的税收效率成本低于资本利得税的税收效率成本。不同的税种的税收效率成本差别很大。消费税的边际效率成本为0.07(MEC=0.07)，而资本利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MEC分别是0.92和0.84。在税收遵行效率和税收行政效率方面，不同税种问的税收遵行效率和税收行政效率仍有不同，但它们之间这方面的差距远小于税收效率成本在不同税种间的差距。
在分税制改革以来，由于国、地两套税务机构分立，我国税收征税成本率不断上升，由分税制前的3.12％上升到20世纪末期的8％。庞大的税务成本支出造成了机构臃肿，税务行政效率低下，加大了纳税人的负担。钱淑萍实证研究了我国人均征税额和征税人员数量间的数量关系，研究表明，随着税务人员数量的增加，人均征税额也逐渐增加，但到一定的数值以后，人均征税额逐渐下降，说明税务机构必须配备一定的税务人员，才能保证税务机构的正常运转，税收收入才能足额上缴。具体地，当人员增加到120人时，人均征税额达到最高点，此时征收效率最高。周建军，王韬运用Cobb―Donglas生产函数对我国税收收入和税收投入关系进行了研究0。通过OLS估计，二人得出我国全国范围内的税收收入效率表达式为Y=0.01542K0.77608 L0.16963，模型数据表明，提高税收行政效率最有效的途径是提高税务行政费用投入，如采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等。在实际经济环境中，税收收入的影响因素比较复杂，除了税收行政费用投入和税务人员投入外，还与一国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税制因索有较大关系，这些变量随时间和地区不同发生很大的变化，仅以某年的数据得出我国税收行政效率问题的相关结论从理论上是不可靠的。
(四)税收制度效率方面注重对社会环境影响的研究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认识到了市场存在的种种缺陷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早期制度经济学的奠基者凡勃伦把制度归结为在人们的主观心理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和习惯，制度不是组织结构，制度本身就是由大多数人普遍接受的固定的思维习惯所组成的。康芒斯认为经济关系的本质是“交易”，社会是由无数种交易所组成的一种有机的组织。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的利益冲突只有依靠法律制度才能解决。所有权构成了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他还特别重视国家和法律的作用，提出了以国家和法律机构作为一切交易契约的公正的仲裁人，依靠法律来管理经济的主张。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
物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游戏的规则，或更正式地说是人为设计形成人们之间相互交易的约束。制度是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如行为规范，习俗，自愿遵守的行为准则)、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如规则，法律，宪法)及它们的实施机制所构成的
制度经济学派对制度的研究对于研究税收制度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制度是管理国家和社会的“规则”，而这个“规则”影响绩效评估正是税收效率研究所要关注的重点。具体而言，税收的制度效率是指税收在社会公平、道德伦理、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效率。现代社会中，税收已经不仅仅是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被赋予了更多的职能，税收在收入分配、经济稳定发展以及促进社会道德伦理建设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通过对部分奢侈品和不可再生资源征收消费税和资源税可以引导人们健康的消费习惯，培养社会节约资源、爱护环境等良好的社会风气。总之，税收对社会分配公平、经济协调发展以及社会良好风气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范文4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评估标准生产力
公共政策是以政府为主的公共机构为确保社会朝着政治系统所确定、承诺的正确方向发展，通过广泛参与和连续的抉择以及具体实施而产生效果的途径，利用公共资源达到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平衡、协调社会公众利益目的的公共管理活动过程。这一概念表述了公共政策的主体、手段、目的，尤其突出其目的性。
公共政策的目的性表现在公共政策的成败上，这就使政策评估在公共政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缺少政策评估，一项政策就不能称之为政策。公共政策评估如何进行，即公共政策评估都有哪些标准，以此对公共政策成败做出判断，本文试就其作些探讨。
一、公共政策评估概念的界定
尽管目前对政策评估的研究很多，但对于政策评估的概念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被绝大多数学者接受和普遍认同的定义。
陈振明认为，所谓公共政策评估，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益、效率及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政治行为，目的在于取得有关这些方面的信息。林水波、张世贤认为，政策评价是“有系统地应用各种社会研究程序，收集有关资讯，用以论断政策概念与设计是否周全完整，知悉政策实际执行情形、遭遇的困难，又无偏离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会干预政策的效用”。
以上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别对政策评估进行界定，综合各方观点，本文倾向于这样的界定：公共政策评估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过程的效果、效益、效率和公众回应加以判断，评定并由此决定政策变迁的活动。
二、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
邓恩在《公共政策分析导论》中将评估标准分为六类：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应性和适宜性。我国台湾学者林水波、张世贤在《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评价标准由八个方面：投入工作量、绩效、效率、充足性、公平性、适当性、执行力、社会发展总指标。张国庆在《现代公共政策学导论》中提出政策评估的首要标准和次要标准的概念。针对公共政策及其活动全过程的各个环节的结果的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的标准应该包括下列标准。
1.政策的目标标准
评价一项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是看政策执行后能否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其所确定的目标。那么，在评估政策时，把制定公共政策时所要达到的标准或目标同在一定时间限度内执行政策所达到的目标相比较来进行评价。如果公共政策在预期时间内取得的成就同制定政策所定的标准一致，那么，很明显这项公共政策是很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反之，没有达到所希望达到的目标，说明这项政策是不成功的。
2.政策的投入标准
一项政策从提出、列入议事日程、制定、执行等各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各种资源。这个标准要衡量一项政策所投入的各种资源的质量和数量，其实质就是从资源投入的角度来衡量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政策评估的成本问题。因此，投入成为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3.政策的公平、公正标准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有效增进与公平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公平性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特征和体现。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帕累托最优，就必须注意通过利益的再分配或补偿等方式给予那些受损的合法利益以合理的补偿，以体现和照顾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看是否体现的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是否体现和维护了最大数的利益。
4.政策的效率标准
经济学上讲究经济效率即投入和产出的关系，经济效率要求产出必须大于投入。政策的效率标准是衡量政策取得效果所耗费的政策资源的数量，通常体现在政策投入与政策效果之间的比率和关系。政策效率的高低往往反映出政策本身的优劣和政策的执行状况。
5.公民参与、回应政策的程度
由于公共政策主要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公民的参与与回应必不可少，而公民的参与和回应程度高低是衡量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一项公共政策不论关系到全体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政策对象认为满足了自己的利益，就会对这种政策有着积极的回应。反之，政策的回应程度就低。这也是评价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三、中国特色的评估标准
国内政策学者陈振明归纳出的政策评估的五个标准：生产力标准、效益标准、效率标准、公正标准和政策回应度。根据台湾学者吴尧峰先生对生产力评估标准的综合与整理，生产力标准的内涵体现了效率标准和绩效标准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也涵盖了政策评估的妥当性和回应度标准，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公共政策的本质功能上看，生产力标准是当今中国公共政策评估最根本和首要的标准，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生产力标准既是评价一个党、国家战略方针的根本标准，也是评估每一项政策的根本标准。一项政策的正确与错误、好与坏、进步与落后，归根结底取决于它有无或在多大程度上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生产力标准最能体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从公共政策的实质与功能上看，政府作为公共性的代表，它所依据的是社会公共利益，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来进行利益选择、利益综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实，达到持续不断的发展公共利益的目的。
再次，从现代公共政策环境来看，公众要求政府既是廉价的，又是有效的。为解决这一冲突，作为政府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主要手段的公共政策，它的首选价值就是提升政府机关的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回应公民社会对政府的需求，树立政府在公众之中的良好形象，这就决定了生产力标准在公共政策评估标准中的首要地位。
最后，生产力标准也涵盖和统率了公共政策评估的其他标准，如绩效标准，如何最有效达到预期政策目标；效率标准，是否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有效的产出；回应度标准，是否满足政策对象最迫切的需要。此外，生产力标准与公正标准也是统一的，公共政策越是符合公正标准，社会越是公平，每个人的贡献与所得越是一致，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便越高。从而越能促进政府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就越符合生产力标准。
参考文献:
[1]严强，王强.公共政策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林水波，张世贤.公共政策[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社公司，1995.
[4]邓恩.公共政策分析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范文5
关键词:公共政策 政策评估 标准 生产力
公共政策是以政府为主的公共机构为确保社会朝着政治系统所确定、承诺的正确方向发展，通过广泛参与和连续的抉择以及具体实施而产生效果的途径，利用公共资源达到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平衡、协调社会公众利益目的的公共管理活动过程。这一概念表述了公共政策的主体、手段、目的，尤其突出其目的性。
公共政策的目的性表现在公共政策的成败上，这就使政策评估在公共政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缺少政策评估，一项政策就不能称之为政策。公共政策评估如何进行，即公共政策评估都有哪些标准，以此对公共政策成败做出判断，本文试就其作些探讨。
一、公共政策评估概念的界定
尽管目前对政策评估的研究很多，但对于政策评估的概念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被绝大多数学者接受和普遍认同的定义。
陈振明认为，所谓公共政策评估，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益、效率及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政治行为，目的在于取得有关这些方面的信息。林水波、张世贤认为，政策评价是“有系统地应用各种社会研究程序，收集有关资讯，用以论断政策概念与设计是否周全完整，知悉政策实际执行情形、遭遇的困难，又无偏离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会干预政策的效用”。
以上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别对政策评估进行界定，综合各方观点，本文倾向于这样的界定：公共政策评估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过程的效果、效益、效率和公众回应加以判断，评定并由此决定政策变迁的活动。
二、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
邓恩在《公共政策分析导论》中将评估标准分为六类：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应性和适宜性。我国台湾学者林水波、张世贤在《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评价标准由八个方面：投入工作量、绩效、效率、充足性、公平性、适当性、执行力、社会发展总指标。张国庆在《现代公共政策学导论》中提出政策评估的首要标准和次要标准的概念。针对公共政策及其活动全过程的各个环节的结果的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的标准应该包括下列标准。
1.政策的目标标准
评价一项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是看政策执行后能否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其所确定的目标。那么，在评估政策时，把制定公共政策时所要达到的标准或目标同在一定时间限度内执行政策所达到的目标相比较来进行评价。如果公共政策在预期时间内取得的成就同制定政策所定的标准一致，那么，很明显这项公共政策是很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反之，没有达到所希望达到的目标，说明这项政策是不成功的。
2.政策的投入标准
一项政策从提出、列入议事日程、制定、执行等各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各种资源。这个标准要衡量一项政策所投入的各种资源的质量和数量，其实质就是从资源投入的角度来衡量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政策评估的成本问题。因此，投入成为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3.政策的公平、公正标准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有效增进与公平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公平性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特征和体现。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帕累托最优，就必须注意通过利益的再分配或补偿等方式给予那些受损的合法利益以合理的补偿，以体现和照顾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看是否体现的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是否体现和维护了最大数的利益。
4.政策的效率标准
经济学上讲究经济效率即投入和产出的关系，经济效率要求产出必须大于投入。政策的效率标准是衡量政策取得效果所耗费的政策资源的数量，通常体现在政策投入与政策效果之间的比率和关系。政策效率的高低往往反映出政策本身的优劣和政策的执行状况。
5.公民参与、回应政策的程度
由于公共政策主要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公民的参与与回应必不可少，而公民的参与和回应程度高低是衡量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一项公共政策不论关系到全体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政策对象认为满足了自己的利益，就会对这种政策有着积极的回应。反之，政策的回应程度就低。这也是评价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三、中国特色的评估标准
国内政策学者陈振明归纳出的政策评估的五个标准：生产力标准、效益标准、效率标准、公正标准和政策回应度。根据台湾学者吴尧峰先生对生产力评估标准的综合与整理，生产力标准的内涵体现了效率标准和绩效标准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也涵盖了政策评估的妥当性和回应度标准，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公共政策的本质功能上看，生产力标准是当今中国公共政策评估最根本和首要的标准，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生产力标准既是评价一个党、国家战略方针的根本标准，也是评估每一项政策的根本标准。一项政策的正确与错误、好与坏、进步与落后，归根结底取决于它有无或在多大程度上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生产力标准最能体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从公共政策的实质与功能上看，政府作为公共性的代表，它所依据的是社会公共利益，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来进行利益选择、利益综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实，达到持续不断的发展公共利益的目的。
再次，从现代公共政策环境来看，公众要求政府既是廉价的，又是有效的。为解决这一冲突，作为政府公共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主要手段的公共政策，它的首选价值就是提升政府机关的生产力，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回应公民社会对政府的需求，树立政府在公众之中的良好形象，这就决定了生产力标准在公共政策评估标准中的首要地位。
最后，生产力标准也涵盖和统率了公共政策评估的其他标准，如绩效标准，如何最有效达到预期政策目标；效率标准，是否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有效的产出；回应度标准，是否满足政策对象最迫切的需要。此外，生产力标准与公正标准也是统一的，公共政策越是符合公正标准，社会越是公平，每个人的贡献与所得越是一致，每个人的劳动积极性便越高。从而越能促进政府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就越符合生产力标准。
参考文献:
[1]严强，王强.公共政策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林水波，张世贤.公共政策[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社公司，1995.
判断经济效率的标准范文6
公共政策的目的性表现在公共政策的成败上，这就使政策评估在公共政策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缺少政策评估，一项政策就不能称之为政策。公共政策评估如何进行，即公共政策评估都有哪些标准，以此对公共政策成败做出判断，本文试就其作些探讨。
一、公共政策评估概念的界定
尽管目前对政策评估的研究很多，但对于政策评估的概念却没有一个统一的、被绝大多数学者接受和普遍认同的定义。
陈振明认为，所谓公共政策评估，是指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的效益、效率及价值进行判断的一种政治行为，目的在于取得有关这些方面的信息。林水波、张世贤认为，政策评价是“有系统地应用各种社会研究程序，收集有关资讯，用以论断政策概念与设计是否周全完整，知悉政策实际执行情形、遭遇的困难，又无偏离既定的政策方向；指明社会干预政策的效用”。
以上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分别对政策评估进行界定，综合各方观点，本文倾向于这样的界定：公共政策评估是依据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对政策过程的效果、效益、效率和公众回应加以判断，评定并由此决定政策变迁的活动。
二、公共政策评估的标准
邓恩在《公共政策分析导论》中将评估标准分为六类：效果、效率、充足性、公平性、回应性和适宜性。我国台湾学者林水波、张世贤在《公共政策》一书中认为评价标准由八个方面：投入工作量、绩效、效率、充足性、公平性、适当性、执行力、社会发展总指标。张国庆在《现代公共政策学导论》中提出政策评估的首要标准和次要标准的概念。针对公共政策及其活动全过程的各个环节的结果的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的标准应该包括下列标准。
1.政策的目标标准
评价一项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就是看政策执行后能否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其所确定的目标。那么，在评估政策时，把制定公共政策时所要达到的标准或目标同在一定时间限度内执行政策所达到的目标相比较来进行评价。如果公共政策在预期时间内取得的成就同制定政策所定的标准一致，那么，很明显这项公共政策是很成功的，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反之，没有达到所希望达到的目标，说明这项政策是不成功的。
2.政策的投入标准
一项政策从提出、列入议事日程、制定、执行等各个环节都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信息等各种资源。这个标准要衡量一项政策所投入的各种资源的质量和数量，其实质就是从资源投入的角度来衡量决策机构和执行机构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政策评估的成本问题。因此，投入成为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3.政策的公平、公正标准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有效增进与公平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公平性是公共政策的重要特征和体现。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帕累托最优，就必须注意通过利益的再分配或补偿等方式给予那些受损的合法利益以合理的补偿，以体现和照顾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看是否体现的政策的公平和公正，是否体现和维护了最大数的利益。
4.政策的效率标准
经济学上讲究经济效率即投入和产出的关系，经济效率要求产出必须大于投入。政策的效率标准是衡量政策取得效果所耗费的政策资源的数量，通常体现在政策投入与政策效果之间的比率和关系。政策效率的高低往往反映出政策本身的优劣和政策的执行状况。
5.公民参与、回应政策的程度
由于公共政策主要实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因此，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公民的参与与回应必不可少，而公民的参与和回应程度高低是衡量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一项公共政策不论关系到全体或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政策对象认为满足了自己的利益，就会对这种政策有着积极的回应。反之，政策的回应程度就低。这也是评价政策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三、中国特色的评估标准
国内政策学者陈振明归纳出的政策评估的五个标准：生产力标准、效益标准、效率标准、公正标准和政策回应度。根据台湾学者吴尧峰先生对生产力评估标准的综合与整理，生产力标准的内涵体现了效率标准和绩效标准的统一，在某种程度上也涵盖了政策评估的妥当性和回应度标准，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公共政策的本质功能上看，生产力标准是当今中国公共政策评估最根本和首要的标准，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生产力标准既是评价一个党、国家战略方针的根本标准，也是评估每一项政策的根本标准。一项政策的正确与错误、好与坏、进步与落后，归根结底取决于它有无或在多大程度上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生产力标准最能体现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和公共精神。从公共政策的实质与功能上看，政府作为公共性的代表，它所依据的是社会公共利益，通过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来进行利益选择、利益综合、利益分配、利益落实，达到持续不断的发展公共利益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