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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范文1
关键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总需求；总供求；三元悖论
中图分类号：F81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4-0-01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当代各国政府调节宏观经济最主要的两种手段，两大政策各有特点，了解它们的作用机制，深入研究它们的协调机制有着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如何摆正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协调配合使用两大政策，达到宏观调控目标，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本文的结构是第一部分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差异，第二部分具体分析两大政策的协调问题，第三部分指出本文分析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分析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第四部分总结全文。
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差异
财政政策是指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而规定的财政工作的指导原则，通过财政支出与税收政策来调节总需求。货币政策是指政府或中央银行为影响经济动所采取的措施，尤其指控制货币供给以及调控利率的各项措施。
两大政策调节的领域不同。财政政策调节的对象是财政收支，主要通过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来实现对国民经济的调节。货币政策主要从流通领域出发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
两大政策对收入分配，利率，产出的影响不同。财政政策通过转移支付和税收等各种政策可以直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货币政策直接调节货币供应量。
表1：两大政策对收入和利率的影响
两大政策的效应时滞不同。从扰动出现到经济政策产生作用的每个阶段都存在时滞。这些时滞可以分为两种时间层次：外部时滞，即政策行为对经济影响的时间；内部时滞，即着手制定政策所花费的时间。
表2：两大政策的时滞效应
两大政策调节的主体不同。财政政策由政府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控制。
二、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差异表明，只有将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常见的配合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双松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其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刺激投资，促进经济增长； 消极效应是往往产生财政赤字并诱发通货膨胀。
双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此种组合方式的积极效应是可以强烈地抑制总需求，控制通货膨胀； 其消极效应是容易造成经济萎缩。
松的财政政策与紧的货币政策。这种组合方式可以在不提高产出的前提下，提高利率，抑制通货膨胀。
紧的财政政策与松的货币政策可以在不降低产出的前提下，降低利率。
表3：两大政策的组合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的分析的一个隐含假设就是不存在流动性陷阱，货币需求曲线既不是垂直的，也不是水平的，而是向右上方倾斜。
三、进一步分析
上文主要分析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及其差异，探讨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和配合模式，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短期分析假定价格不变，内生变量是利率和收入（决定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同时均衡时的收入和利率），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作为外生变量，影响总需求。只有在短期内，产出和利率在货币市场和商品市场才表现为固定的关系。从长期来看，这种关系不存在或者说不稳定。
第二，忽略了总供给对经济的影响。在考虑总供给的情况下，从短期来看，总供给曲线是水平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能提高总需求，导致产出增加。但从长期来看，供给曲线是垂直的，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能使价格水平上升，对产出没有影响。
第三，本文没有考虑开放经济的情况。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三元悖论原则是国际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论断。根据蒙代尔的三元悖论，一国的经济目标有三种：①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②汇率的稳定性；③资本的完全流动性。这三者，一国只能三选其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
表4：开放经济条件下两在政策的效果（资本自由流动下）
四、结论
从短期来看，扩张的财政政策提高计划产出，导致产出和利率的提高，而扩张的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导致产出提高，利率下降。
从政策时滞来看，财政政策内部时滞较长，而外部时滞较短。反之，货币政策内部时滞较短，外部时滞较长。因此，货币政策适合于对经济进行微调，财政政策在经济危机下往往比货币政策更有效。
在考虑总供给的情况下，两大政策都能扩大总需求，引起产出增长，价格上升。因此，当产出低于潜在产出时，两大政策都合适；如果经济已经处于充分就业，应当尽量少用两大政策。
在开放经济条件和固定汇率制度下，根据三元悖论，如果资本自由流动，财政政策完全有效，货币政策完全无效。
中国经济现在通货膨胀高，对外贸易失衡，根据本文的讨论，适合采用从紧的货币政策和从紧的财政政策，或者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前者会引起经济衰退，后者不会引起经济衰退。
参考文献：
[1]多恩布什，费希尔，斯塔兹.宏观经济学（第七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罗莫.高级宏观经济学（第二版）.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
[3]崔斐.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实施问题.中国商界，2010（9）.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范文2
关键词：方差分解 脉冲响应 货币政策效应 转轨时期货币政策特点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货币政策的改革和利率市场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然而改革的整个进程不能脱离我国的货币政策实践。本文力图从货币政策效应中，分析我国现阶段货币政策的特点，为我国货币政策改革所处阶段及特点提供数量上的依据。
二、计量检验
我们首先从Granger因果检验做起，由于我国常用的货币政策手段是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所以我们做利率和货币供应量对GDP的Granger因果检验，同时从实践来看，我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有很强的相关性，所以我们做财政支出GDP的Granger因果检验。为了防止伪回归，我们对各时间系列的单位根做检验。
(一)Granger因果及单位根检验
经检验，利率、货币供应量、财政支出都显著地Granger引起GDP。
经检验，Ingdp、Inml、Infinance、Inratio(gdp的对数,ml的对数，财政支出的对数以及利率的对数)都是I(1)过程，且存在着协整关系。
(二)建立包括Ingdp,inml,Infinance的，滞后三期的VAR系统
LNGDP=0.2104892954*LNMl(-1)＋0.3015000959*LNMI(-2)＋
(3.26) (0.27)
0.2330595224*LNMl(-3)-0.4970655566*LNGDP(-1)＋
(0.37) (-2.06)
0.08326675986*LNGDP(-2)-0.3935002847*LNGDP(-3)＋
(-0.35) (-0.09)
0.1607142731*LNFINANCE(-1)＋(12514499022*LNFINANCE(-2)-
(2.186) (1.671)
0.3063730264*LNFINANCE(-3)＋9.336098552
(0.711) (2.96)
从检验结果的各项指标来看，r2较高，F统计量较为显著，离差平方和也不大，并且残差的相关系数也不高，模型是可以接受的。
从各项系数来看，滞后一期的lnml对lngdp有正的影响，并且影响是显著的，滞后两期后效果不明显。说明货币政策从政策执行到效果产生有一期的时滞，货币增长能促进经济的增长，(与经济理论相符合)但这种效果持续时间不长。财政政策的作用是显著的，并且政策效果有着较长的持久性，但是二者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及贡献的大小我们无法衡量，必须做进一步的分析，通过做脉冲和反差分解来分析。
(三)脉冲反应：反应程度的衡量
从脉冲反应函数中可以看到：
1．从脉冲反应来看，货币政策开始有一个时滞，而后开始起作用，货币供应量增长1个百分点使得gdp增长在到第四期达到最大值，增长约0.04个百分点，然后慢慢的影响就接近0。以后货币供应量增长对gdp增长的影响成波动状态，并且幅度越来越小，趋向于0。
2．财政支出的影响是逐步增大的，财政支出增长1个百分点在第二期使得gdp增长0.15个百分点，第三期达到最大为0.23个百分点，后降为0。
3．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造成的波动更大，而且持续时间长，这可能以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有关。财政支出的扩大能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我国财政支出中基础设施的投入部分比例较大。而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有一定的依赖性，所以时滞比财政政策还要长。
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可以从一定程度衡量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gdp增长的短期效应，但是二者贡献率的大小，二者的地位无法衡量，这需要通过方差差分解来进行。
(四)方差分解：货币和财政政策的贡献率大小
方差分解是通过衡量系统中被解释变量的方差的变动中由各因素方差影响所占的比重来衡量各个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变动贡献的比重。所以通过建立包括tngdp、lnml、lnfinance的系统，并通过对lngdp的方差分解来衡量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贡献率大小。
从方差分解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
1．货币政策的效应与财政政策相比不够显著。这与我国货币政策执行的情况相吻合，我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比有效性不够显著，货币政策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仅为gdp增长的7％左右，而财政政策对gap增长的贡献率大约在15％左右。
2．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有较长的时滞，并且货币政策的时滞长于财政政策的时滞。这与前边脉冲相应函数的分析相一致。是由于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体现出来，基础设施、基础产业的发展才能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而我国的货币政策在和财政政策有较大的相关性，并有一定的依赖性，所以与财政政策相比货币政策有更长的时滞。
3．gdp的增长有很强的自生性。在gdp增长中近70％的部分没有被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所解释，说明gdp增长的自生性较强或者一些对gdp增长产生影响的变量没纳入模型。
(五)用同样的方法建立利率、货币供应量和GDP的VAR系统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构建由货币供应量，GDP利率组成的VAR系统，分析货币政策中利率政策和货币供应量政策之间的关系(三个时间系列都是一阶平稳过程，并且利率、货币供应量都与GDP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
同样我们做GDP关于利率、GDP关于货币供应量的脉冲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通过脉冲反应函数可以看出：
1．利率的上升使得GDP下降，这与理论相吻合，利率上升提高了企业成本，企业减少产出。
2．同时可以看到利率政策有一期的时滞，利率上升一个百分点，第三期GDP增长率下降了约0.18个百分点，第四期后利率政策的效果几乎就为零。
3．利率政策相比货币供应量政策撤果不显著，且持续时间较短。
从方差分解中可以看出：
1．利率发挥作用几乎没有时滞，第一期就影响到GDP的波动，但是对GDP的影响十分有限，仅占GDP波动的5％左右。
2．而货币政策的作用与前边的结论相类似，有三期左右的时滞，并且在第一期对GDP波动没有影响。
3．在我国货币供应量对GDP波动的作用明显强于利率对GDP波动的作用，利率对GDP波动的作用仅为货币供应量的30％左右，与美国的情况相反。
三、计量分析结论
(一)货币政策有效但效果有限
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可以得到货币供应量是GDP增长的原因，而GDP增长不是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原因。而且从宏观调控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经济稳定方面的作用。而引起人们对货币政策效应争议的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利率政策作用不显著，其次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有较强的相关性，对财政政策有一定的依赖性，作用效果远远低于财政政策，方差分解中仅有财政政策的50％。因此，在转轨经济中我们不能忽略货币政策的作用，另方面，要发挥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加强货币政策作用。
(二)转轨时期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是其发挥致用的重要内容
我们建立由GDP、财政支出、货币供应量的VAR模型，从方差分解中我们看到财政支出对GDP变动的贡献率为15％左右，而货币供应量变动对GDP变动的贡献仅为7％，也就是说，货币政策对GDP贡献仅为财政政策的50％，再从脉冲反应函数来看货币政策的时滞，比财政政策的更长，而引起gdp变化幅度小于财政政策。这与我国很长一段时期内奉行的财政包干制度有关，特别在计划经济下，企业的资金由财政供给，并以贷款的形式下拨溃币供应量增加，货币政策成为财政政策的附属。随着改革的深入，企业成为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但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性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存在。而1998年后货币政策的扩张贷款量的增长与财政支出的扩大，国债发行量的增长相配套，也使得货币政策对财政政策的依赖性大。因此，在转轨时期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需要与财政政策相配合效果才明显。
(三)利率政策效果不明显，以利率作为主要调控手段的时机还不成熟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范文3
【关键词】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协调 配合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谓是国家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政策手段。这些政策主要是通过实施扩张性或收缩性措施，来调整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它们及各有千秋，又要紧密联系，但是必须把握和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依据现实情境协调一致的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才能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快速发展。
我国现在通过两种重要渠道来调节货币，一是各类银行购买国债并通过财政开支向社会投放货币；二是银行贷款，这也是货币投放最主要的一条渠道。这里，财政增加向银行发放国债，就意味着银行增加货币投放；财政兑付向银行发放的国债，就意味着银行减少货币投放。也就是说，财政收支不仅也为社会货币的收付，体现为社会货币的再分配，而且财政向银行发放国债规模的大小就是调整货币供应总量的重要渠道。这也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紧密相关的重要表现。
一、政策协调配合因素
（一）国债
国债是协调配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个基本结合点，不仅是财政筹集资金的一种方式，而且为货币政策的调节市场提供了操作对象。国债对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制约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1年期国债是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主要工具，但是我国中短期国债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这会影响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互相协调发挥作用，影响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二是国债市场由交易所市场、银行间市场和柜台市场三个部分组成，也就是说投资者不能跨市场交易，这些条件也限制了国债的流动性。三是按照金融市场收益与风险对等的原则，国债利率在市场利率体系中是最低的，由于我国的利率机制缺乏弹性，不利于反映社会资金的供求状况从而影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
（二）财政投融资
财政投融资是指财政部门利用国家信用把社会闲散资金集中起来，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计划，在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前提下，通过直接或间接贷款方式来支持企事业单位发展生产和事业的一种资金活动。它是协调配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结合点，财政投融资具有调整和改善经济结构，促进经济有效增长，强化宏观调控能力的作用。但在目前，由于我国财政投融资与商业银行投融资二者没有明显的的范围，没有相关法律的约束，政策性金融机构为了追逐市场份额，纷纷向竞争性商业银行的金融业务领域渗透。一方面扩大了政府投资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遏制了民间资本的投资；另一方面，使得货币政策的调控难度加大，影响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性，并且加大了地方政府融资风险。
（三）外汇储备
目前我国外汇储备以惊人的速度不停增长。然而，这样做会带来很多问题。一方面，从目前来看，外汇占据的款项成为我国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这就造成我国资本市场资金流动性的问题。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被动收购外汇，迫使外汇储备增加的同时，人民币实际汇率与有效汇率的背离相驰程度越来越大，从而人民币面临短期升值和长期贬值的两难境地。
二、建议
由于以上几方面因素的共同制约，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大打折扣。所以应该针对这些因素提出建议：
（1）加强国债管理，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在国债管理方面的配合。第一，使国债品种多元化，并且进一步扩大短期国债的发行规模。第二，应逐步取消限制商业银行购买国债的条令，允许商业银行大规模地直接进入国债市场，打破国债市场的分割局面，建立统一的国债市场。第三，要逐步调整国债的利率结构，改变长期以来的国债利率高、银行储蓄存款及其它金融产品利率低的状况，增强国债利率弹性，加快实现利率市场化。
（2）推进财政投融资体系改革，构建科学合理的投融资框架体系。在财政投融资方面，应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来明确财政投资的原则、范围和领域。在科学的投融资体系内，财政投融资应加强公共福利的增长，不宜干扰和影响民间投资的选择和偏好，不宜进行风险性投资。为防范融资风险，还需要强化地方政府对投融资平台的管理，提高地方政府投融资效率。这些都是构建长期规划、统筹安排、规划有序和风险可控的投融资框架体系的内在要求。
（3）坚持汇率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增强财政与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国际收支经常项目、资本项目保持顺差。但是这种格局蕴藏着巨大的风险，为了防范这一风险，把国际收支和内外部经济调整平衡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要打破这种格局，必须坚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外汇管理制度。尽管这种做法在短期内会使我国面临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从而导致大量外汇流入，但从长远看，市场化的汇率形成机制会增加货币政策的主动性和独立性。从更进一步的角度来讲，应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扩大内需。通过以上方式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以减轻外汇占款的压力，从而减轻相关的制约因素，使货币政策得以有效实施，更好的与财政政策协调配合。
总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两大基本政策手段，既有不同的调节重点和手段，有着不同的调节影响和作用范围，又紧密联系、相互影响，必须正确认识和准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才能充分发挥二者应有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黄亚钧.宏观经济学第二版[M].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5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郭庆旺.积极财政政策及其与货币政策配合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范文4
财政支出的扩张在中国是一个长期趋势,如何把握好扩张度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面对欧债危机、世界实体经济衰退和国内经济下行压力,我国政府在2012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面对如何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的难题,有必要从全局着眼,从政府政策手段综合平衡协调的角度去考虑财政支出扩张性。财政支出扩张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考虑货币政策手段运用到什么程度,必须充分认识货币手段的主观目标和客观效应对财政支出扩张的影响程度,并基于此,来把握财政支出扩张度。
二 财政政策不是孤立的,应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
由于我国本轮经济的收缩期与世界经济的收缩期叠加在一起,又由于金融危机的作用导致了收缩的时间延长和幅度加大。使得当前我国面临的经济问题既有短期性的,又有中长期性的;既有总量方面的,又有结构方面的。面对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及政策传导机制的局限性,很显然,只采用一项经济政策绝不可能实现目的,更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难以独立承担起推进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重任。同时,不同的经济政策,其目标和实施的措施、手段以及工具又是不同的,其政策效果也是不同的,甚至有可能存在着某些矛盾。在综合运用各项经济政策时,需要处理好这些可能存在的矛盾,使各项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才能够治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达到既治标又治本,使中国经济运行实现良性循环的目的。
1.在储蓄动员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财政支出扩张和货币供给扩张是有内在协调性的。财政支出扩张刺激需求,扩张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发债实现储蓄动员;二是向中央借款,转而投入实体经济,增加总需求。货币供给扩张刺激需求,扩张也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发基础货币,二是通过降低利率实现储蓄动员,增加派生货币。显然,从结构角度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特别是在储蓄动员方面,在储蓄规模既定的条件下,两者的效应不可能同步、同等程度实现。同时启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两者都在“争夺”储蓄资源,都有可能引起基础货币供给扩张。在增发货币方面,理论上讲,两者可以同等程度放大,但问题是谁也无法承受由此引发的通货膨胀。因此,货币供给的扩张会对财政支出扩张客观上起到限制作用。贷款增长幅度反映的是间接融资的储蓄动员效应的放大程度。现在我国的储蓄动员由于股票市场低迷、严控企业发行,起主导作用且操作简便的就是银行信用扩张。对财政来说,贷款增长会压缩国债发行空间。对高利润追求的本性使得机构投资者不会过多持有国债,银行当然也乐于放款。所以,不能认为财政扩张支出时发行国债没有硬障碍。而且,货币供给扩张时,资本市场会被激活,大量资金会流入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另外,近年来我国居民资金来源结构已发生变化,消费信贷成为居民重大支出的资金来源。从今后趋势看,房价如果下调,购房者会借低利率之机介入房市,此时,房贷规模自然膨胀。这些因素,实际上都是储蓄动员,当然会压缩国债发行的空间,也会抬高国债发行成本。
因此,在全面启动增长上,货币政策显然有作用空间。货币政策的切入点是直接刺激市场投资需求,而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强化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货币供给扩张过程中,调低利率、放松贷款限制的直接效应是限制财政支出扩张。
2.财政政策具有结构特征,货币政策具有总量特征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都能对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但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强调资源配置的优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有结构特征。而货币政策的重点是调节社会需求总量,具有总量特征。只有财政和货币两种手段都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相互协调配合,才能把政府配置资源和市场配置资源结合起来,做到在有效刺激需求的同时兼顾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目标的实现。
财政政策通过变动收入和支出来调节经济结构。由于税负及支出规模的调整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政分配关系,并受国家财力的限制。因此,财政赤字或结余都不能太大,这使得财政政策对需求总量调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相反,财政政策对社会供求结构的调整作用要大得多。市场机制可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要付出一定的代价。为了减少资源浪费,需要政府运用财政政策进行干预。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节主要表现在:通过扩大或减少对某行业的财政投入,来“鼓励”或“抑制”该行业的发展。即使在支出总量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也可通过差别税率和收入政策,直接对某行业进行“扶持”或“限制”,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和调节经济结构的效果。
货币政策扩张的优势在于既可充分调动存量货币,又可直接增发基础货币,这对投资和消费的扩张具有无可比拟的诱惑性。其本质上是把更多的储蓄吸收过来注入到实体经济,反过来又使货币供应量按乘数效应增加。从总需求扩张诱导的角度看,利率下调对投资主体和消费主体的吸引力最强。我国现行制度基本不允许实施财政贷款,财政对投资的支持,要么是无偿拨款,要么是贴息,但这两者资金额都比较小,而且不可能大幅扩张,因为财政支出主要是保公共产品供给。货币供给扩张恰好打消了人们对财政资金的期望。现在刺激总需求,从引导全社会投资和消费角度看,冲击力最大的还是货币供给扩张。但货币政策调节社会供求结构和国民经济比例关系方面的作用相对有限。中央银行运用法定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利率、信贷规模、公开市场业务等各种工具来增加或减少货币供应量,从而达到调节社会总需求。可是,因为银行信贷资金是追求盈利的,其在带动资源配置方面要体现市场原则的基本要求,政府不能指望信贷资金能直接按照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投入预期收益率低的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产业。如果真有银行信贷资金做到了这一点,则其背后往往有财政的支持。
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经济结构矛盾和总量矛盾,必须根据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标的侧重点不同,要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财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货币政策直接作用于经济总量,间接作用于经济结构。
从财政政策调节看,对总供给的调节首先反映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节,如财政运用税收、贴息和投资政策,引导货币流向新兴产业和瓶颈产业,优化产业结构;对总需求的调节主要通过扩大或缩小财政支出,以结构调节为前提,以刺激和抑制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主要是通过中央银行投放货币和再贷款等手段控制基础货币量,通过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等控制基础货币乘数,以有效控制社会总需求。同时,中央银行在控制社会总需求的基础上也会对社会经济结构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
一般来说,运用财政政策启动经济较为直接、迅速,对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明显,往往起的立竿见影的效果,适用于公共性和难以取得直接回报的项目。货币政策需要通过商业银行以及整个金融体系间接作用于社会,其效果的显现通常存在着一定的时滞,适用于那些在比较短时间内能够得到直接回报的项目。同时,为提高国际竞争力所需的技术改造和为解决所需的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的发展, 主要不能靠财政手段,而要更多地依靠信贷手段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视其回报情况的不同,有的可用财政手段来启动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范文5
关键词:财政主导型制度；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自主性货币政策；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
中图分类号：F015；F82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6-0008-06
一、引言
1995年3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法》的颁布和实施，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货币制度改革。其改革动力源于对中国通货膨胀周期的深刻反思和向国外货币政策理论和实践的学习。当时，研究中国通货膨胀和产出增长周期的经济学家一致认为，货币创造的变动是通货膨胀周期的直接原因，而货币创造的变动是源于弥补财政赤字的需要（Deng，1994;Leroy，1994;Shahid，1994;World bank,1995）。因此，根据上述理论逻辑，似乎必有如下政策建议：若要保持价格水平稳定，中国人民银行必须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我们认为，尽管理论逻辑没错，但是综观对制度变革前通货膨胀周期的经验研究，我们发现，他们并不是以一个充分体现该逻辑并有着丰富内涵的跨期理论框架――财政主导型制度为基础的。
二、经过修正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及其检验框架
（一） Brandt等的基本逻辑及局限
Brandt等(2000)认为，非充分的经济分权和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就业增长的承诺之间的矛盾是导致通货膨胀周期的制度根源。他们的理由是：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允许非国有企业进入。但由于没有承诺的硬预算约束下的非国有企业相比有承诺的软预算约束下的国有企业有着明显的效率优势，因此，享有金融分权的国有银行就有激励把贷款贷给非国有企业，从而放大了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产出增长率缺口。这样，为了维持对国有企业就业增长的承诺，中央政府就必须给予国有企业转移支付。但是，由于财政分权导致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下降，而金融分权又剥夺了中央政府分配信贷资金给国有企业的权力，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求助于货币创造。正是货币创造直接导致了通货膨胀的增加。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之所以下降而出现通货膨胀周期，是因为对货币创造存在最大值的考虑和出于对恶性通货膨胀的担忧，中央政府不得不重新收回控制信贷资金配置的权力。货币创造减少，通货膨胀下降。我们认为：这个解释框架的最大局限在于没有意识到中央政府发行国债也是弥补转移支付的一种有效方式，因而也就忽视了中央政府在国债、信贷、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货币创造之间进行跨期选择的可能以及这种选择对通货膨胀周期的含义。另一个不可忽略的局限在于，没有对引起货币创造的因素进行彻底的分析就不能充分地解释通货膨胀周期。因为，除了给国有企业的转移支付会导致财政赤字外，还存在其它导致财政赤字的因素，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货币创造。综合以上考虑，我们认为，政府跨期预算方程才是解释通货膨胀周期的最有效工具。
（二）经过修正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及其检验框架
财政主导型制度首先由Sargent等(1981)提出，他们展示该制度的工具是政府跨期预算方程。经过简单推导，就有了如下有用的等式：政府上期期末的负债实际值等于基本盈余的现值和铸币税的现值之和。 其含义是，给定政府上期期末的负债实际值，跨期预算方程展示了如果基本盈余的现值减少，那么，铸币税的现值就必须增加以保证跨期预算方程成立。或者说，给定基本盈余的现值，如果货币当局试图降低今天的通货膨胀和铸币税，那么未来的通货膨胀和铸币税肯定要上升。但是，在解释中国通货膨胀周期时，为什么还需要对跨期预算方程进行修正呢？理由是前面所讨论的制度背景赋予了银行信贷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一种方式的合理性。经过变换，我们容易得出如下的经过修正的跨期预算方程：政府上期期末的负债实际值等于基本盈余加银行信贷的现值和铸币税的现值之和。 其含义是，给定政府上期期末的负债实际值，如果基本盈余和银行信贷的现值减少，那么，铸币税的现值就必须增加以保证跨期预算方程成立。或者说，给定基本盈余和银行信贷的现值，如果货币当局试图降低今天的通货膨胀和铸币税，那么未来的通货膨胀和铸币税肯定要上升。
从历史上看，通货膨胀是否是赤字的后果？既有文献专注于对赤字对货币增长的影响做经验估计。但是否存在财政主导性，正反两方面的证据都有（沃升，2004）。有一种反对此类实证文献的观点认为，将货币增长对赤字做简单回归，或者使用不加限制的VAR分析来评估格兰杰因果关系（即赤字是否含有对未来货币增长的预测信息），这都忽视了跨期预算平衡所蕴涵的关于税收、债务和铸币税长期行为的信息。跨期预算平衡表明，基本赤字和债务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赤字成分和债务存量之间的这种联系限制了开支、税收和铸币税的时间序列行为，而这表明对这些变量行为的实证建模应当采用向量误差纠正模型（VECM）。一个可借鉴的文献有Bohn(1991)。不过该文献考虑的是政府支出、政府收入（政府税收和铸币税之和）和上期期末实际债务之间而非赤字、铸币税和上期期末实际债务之间的协整关系，因此，就不能直接显示政府赤字和铸币税或通货膨胀的关系。考虑到实际需要，我们认为，只要构造经过银行信贷修正的赤字、铸币税和上期期末实际债务三变量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即VECM，并在此基础上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就可以检验经过修正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对中国1981―1994年期间通货膨胀周期的解释力。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选择1981年作为考察期的始点，是因为这一年是中央政府恢复发行国债年。
三、FTPL的经验合意性、检验策略及其制度变革的方向
（一）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FTPL）及其相关概念界定
第一种：Leeper意义上的FTPL
Leeper（1991，1993）认为，通货膨胀永远只是一种货币现象只在特定的条件下才成立，这个条件就是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组合（简称为AM/PF）。在近期，Davig等（2006a）对Leeper中的政策性质作出了如下具体的定义：积极型货币政策（active monetary policy）是指名义利率对通货膨胀的反应系数超过1，否则是被动型货币政策（passive monetary policy）;[JP]积极型财政政策（active fiscal policy）是指税收对债务的反应力度不足以支付实际利息成本，否则为被动型财政政策（passive fiscal policy）。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定义取决于Leeper的模型结构，对于不同的模型，政策性质的具体定义将会有所区别。在上述组合下，财政政策只是起到平衡政府现值预算约束的作用，对价格水平的决定不起任何作用；但是若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组合（简称为PM/AF），则通货膨胀不完全是一种货币现象。其中财政政策在价格水平的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而货币政策以非传统理论所预期的结果在起作用指紧缩性\扩张性货币政策所导致的未来高\低通货膨胀现象。这是一种传统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价格之迷”（Price Puzzle）（Davig ，et al，2006b）。，这就是Leeper意义上的FTPL。以上两个组合是在可使一个模型经济获得局部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的意义上定义的，又常被称为“政策诱导性均衡”（policyinduced equilibria）（Favero,et al，2005）。或许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一定义比下面的第二定义更加适用于政策分析。值得一提的是，还存在一种更为激进的观点，Creel等（2006）认为即使货币政策是积极的，积极型财政政策依然影响着价格水平，只不过是以爆炸性的方式在起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获得一个经过扩展的Leeper意义上的FTPL：只要财政政策是积极的，它都将在价格水平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
第二种：基于政府现值预算约束的定义
若认为政府现值预算约束不是约束，而是均衡条件常被表示成政府债务或政府负债（政府债务加基础货币存量）期初的名义值与价格水平的比值等于政府实际基本盈余加铸币税的现值。，则该理论就是FTPL或被称为非李嘉图制度（Woodford，1995；Canzoneri,et al,2001）。需要指出的是，FTPL成立的一个隐含前提是货币政策必须是自主的。Woodford（1996）认为，所谓自主的货币政策就是不直接对财量作出反应，而是直接对非财量作出反应。否则，货币政策就从属于财政政策，这样，现值预算约束完全可以通过当前或未来的铸币税来平衡，这就意味着通货膨胀依旧是一种货币现象Sargent 等（1981）曾对此情形加以探讨。。因此，沃升（2004）依然把它归为李嘉图制度的范畴即上文中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和下文中的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都属于李嘉图制度。。基于以上考虑，FTPL所探讨的正是自主性货币政策下的财政政策决定价格水平的机制（Woodford，1996， 2001）。当实际基本盈余外生变动时，政府现值预算约束得以实现的机制有三（Woodford,1996; Davig,et al,2006a）必须指出的是，他们仅在上述Leeper被动型货币政策的意义上给出FTPL的三个机制。我们给出的机制更具一般性。即也可在积极型货币政策意义上来探讨FTPL的三个机制。或许，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出第二定义比第一定义更具一般性。更详细的比较参见Woodford (1995)的注脚12和30。：其一，货币政策内生变动货币存量―创造铸币税，以使货币供给等于货币需求尽管在自主性货币政策的隐含假定下，Woodford(1996)量化了每个机制的相对重要性，并发现了第一机制不重要的证据。然而，我们不应试图以比较三个机制的相对重要性来怀疑财政政策在价格水平决定中的重要性，因为第一机制只是内生于由财政扰动所影响的价格水平，而不是相反，这一点受启发于Woodford(1995,2001)。；其二，财政冲击导致的不可预期性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可以减少（或增加）未清偿的政府负债的实际值；其三，政府债务应付实际利息成本的变动。
若认为政府现值预算约束是个必须满足的约束，则价格水平由自主性货币政策决定，而财政政策只是被动地满足这个约束，这种情形常被称为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Woodford，1995；Canzoneri,et al,2001）。
若从Leeper(1991,1993)政策搭配的角度理解，则上述的FTPL或非李嘉图制度可由两类搭配构成，第一类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第二类是积极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它们将分别实现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解和爆炸性理性预期均衡解。同样，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也可由两类搭配构成，第一类是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搭配，第二类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搭配。它们将分别实现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解和不可决定性理性预期均衡解（Leeper，1991，1993）。
经验上，只要真实世界中出现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和积极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中的一种，则FTPL将被证实，否则被证伪，此时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将被证实。
（二）FTPL的经验合意性
之所以认为FTPL而不是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具有经验合意性，是基于如下事实的逻辑推理：第一，1995―2006年是中央银行实行自主性货币政策时期，而FTPL所探讨的正是自主性货币政策下的财政政策决定价格水平的机制。这是FTPL成立的基本前提（Woodford，1996）。第二，1995―2006年是中央银行执行被动型货币政策时期，而使具有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解的FTPL成立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中央银行执行被动型货币政策（Leeper,1993;Woodford,1996）。1995―2006年是中央银行执行被动型货币政策时期的正式依据为：谢平等（2002）和蔡辉明（2005）认为在1992―2001年间中央银行执行的是被动型货币政策；樊明太（2004）给出了1992―2003年间以三大利率工具（银行间拆借利率、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估计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为被动型货币政策。第三，张茵等（2005）通过1985―2000年真实工业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两变量的SVAR发现，总需求的一个正向冲击也生成了通货紧缩现象。这与Kim(2003)识别FTPL的条件完全一致。下面将给出Kim的识别条件。第四，与制度成熟的美国相比，用FTPL解释中国宏观经济现象风险最小。Woodford（2001）、Cochrane（2006）和Davig等（2006a）认为，美国1979年之前的不稳定性通货膨胀，可以不用太阳黑子均衡来解释，建议用FTPL来解释。因为在积极型财政政策和被动型货币政策搭配下，可以实现惟一理性预期均衡解，而不必通过太阳黑子均衡去获取一个自我实现性预期均衡。其中用太阳黑子均衡（被动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的结果）解释那段历史的典型学者是Clarida等(2000)、Lubik等 (2004)。就中国而言，在主要以经济增长速度指标作为考核地方官员业绩的政治激励模式下，中国地方政府行为自然更多地表现为扩张冲动，进而倾向于选择积极型财政政策，而这正好满足Cochrane（2006）、Davig等（2006a）所期望FTPL成立的另一个极为重要的必要条件。再结合被动型货币政策，可以实现惟一理性预期均衡解，借以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宏观经济现象。但遗憾的是，中国学术界至今还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努力。
若以上基于事实的逻辑推理还不足以令人信服的话，下面基于正式检验策略所给出的正式经验证据，将强化我们的信念。
（三）检验策略与正式经验证据
方红生（2008b）认为局部制度模拟的视角是现有检验策略中最好的一种，这方面的代表性论文还有Sala(2004)和Kim(2003)。Sala（2004）的识别条件是，若在一个系统中一单位正向税收冲击造成了实际利率的显著正向反应，则该系统所依赖的政策搭配是积极型财政政策和被动型货币政策的搭配， FTPL从而被证实；若为显著负向反应或不显著反应，则该系统所依赖的的政策搭配是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搭配，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从而被证实。他所采用的实证方法是五变量VAR，其变量分别是实际GDP、实际财政收入、实际政府支出、实际联邦基金利率和实际政府债务；所用样本为美国1960年第1季度―2003年第2季度的季度数据。实证发现FTPL在1960―1979年具有适用性，而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在1990―2003年具有适用性。Kim(2003)的识别条件是，若一单位总需求的正向冲击或一单位总供给的负向冲击造成通货膨胀的逆转现象（reversal）（指先高于稳态然后低于稳态的现象），即先为通货膨胀时期后为通货紧缩时期。则该系统所依赖的政策搭配是积极型财政政策和被动型货币政策的搭配， FTPL从而被证实，否则为以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为基础的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他所采用的实证方法是两变量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其变量分别是产出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所用样本是美国1947年第1季度―2000年第4季度的季度数据。实证发现是，FTPL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最具有适用性，而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在1960―1982年和1983―2000年两个样本期间最具有适用性。虽然上述两位学者在他们共同的考察期内的发现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他们基本肯定了20世纪90年代是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最可能存在的时期。因此，同时采用以上两种方法是锁定制度类型所在时期最稳健的方法。
基于上述Sala（2004）的五变量VAR和Kim（2003）的两变量SVAR方法，方红生（2008a）发现了以下从不同角度支持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在中国适用的正式经验证据：（1）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实际利率对于一单位的实际税收正向冲击的反应为正；（2）不仅显著存在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交替脉冲反应过程，而且还显著存在产出扩张和衰退的交替脉冲反应过程。由于数据限制，我们的考察期间仅为1996年1月至2006年10月。
（四）第二次制度变革的方向
基于以下三点理由，我们认为，中国第二次制度变革方向是基于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的货币主导型李嘉图制度：第一，根据Kim(2003)的研究，在生成惟一理性预期稳定均衡解的政策搭配中，只有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才生成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并存的现象；第二，Woodford(2003)通过严密论证后发现，只有货币主导型李嘉图制度指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的搭配。才可实现价格水平稳定；第三，我们在经验上证实，中国现有的政策搭配模式是被动型货币政策与积极型财政政策的搭配。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认为，经过修正的财政主导型制度和价格水平决定的财政理论可以分别对1981―1994年和1995―2006年两个时期的通货膨胀史进行解释，其中前者源于对既有经济学文献的综合分析，后者源于以事实为基础的逻辑推理和最新正式经验研究。本文的一个重要现实政策含义是，要实现价格稳定和可持续经济增长，中国务必要进行第二次制度变革，其方向是以积极型货币政策与被动型财政政策搭配为基础的货币主导型的李嘉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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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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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关系范文6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我国的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这些变化突出表现在：（一）社会财力结构和社会积累职能日趋复杂化。具体 表现为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下降，以企业资金为主体的预算外资金 的急剧增长；（二）在社会财力的运用上，出现了控资来源的多渠化，投资决 策的多极化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三）社会财力的日趋流动化和社会资金融 通关系的广泛化、市场化。这些新变化，客观上提出了进一步加强财政政策与 货币政策的协调要求。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特征，要求财政和银行更多地使用经济手段调节经济的 运行。但财政杠杆较之金融杠杆作用的发挥，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为条件， 相互补充的。财政杠杆较之金融杠杆具有更强的控制性和时滞性，而金融杠杆 则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时效性，财政杠杆对调整产业结构更为有利，而金融杠 杆对调节企业行为更为有效；财政杠杆偏重于解决分配的公平问题，而金融杠 杆侧重于解决分配的效率问题。两种经济杠杆不能单打一，要综合运用，扬长 避短，以发挥交叉效应。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是由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所决定的
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两者都要求达到货币币值 的稳定，经济稳定增长，劳动者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以推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实现手段具有交叉性，财政 政策能否顺利实施并取得效果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 也是两大政策协调配合的客观基础。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需从以下几方面 入手：
1、坚持“量入为出”的财政政策和均衡性的货币政策，做到财政分配总规模 的大体平衡。
2、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包括：税收杠杆、补贴杠杆 、预算杠杆、公开市场业务和利率杠杆等。
3、加速包括金融市场、产权交易市场、生产资料市场等在内的市场建设，使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建立在市场行为之上。
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套模式
现阶段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套模式的最佳选择应是适度从紧的财政与货 币政策，即紧中略有松的财政政策和松中略紧的货币政策的组合。
（一）实行紧缩财政政策的依据是财政面临困难。当前财政所面临的困难主要 体现：（1）财政收支不平衡。1979—1995年，财政几乎年年出现赤 字2540亿元。据估计，这种收不抵支的财政状况今后仍将持续一段时间。 （2）财力分散。由于在国家与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上处理不当，财政收入 占gdp的比重逐年下降，1994年约11．8％，是历史上的最低点。特 别应当指出的是，虽然实行了分税制，但中央和地方分配关系仍未理顺，中央 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依然很低，1994年，这一比例仅为33％ ，而同期市场工业化国家这一比重多在70％—90％之间，相对而言，我国 属于“弱中央”的国家行列。（3）财政补贴过大。1993年财政的价格补 贴、亏损补贴分别为300亿元和400亿元，如此巨额的财政补贴已成为财 政的沉重负担。（4）债务规模大，依存度高。1995年，中央发行债务达 1350亿元，债务依存度为53％，1996年，中央已发行1950亿国 债，沉重的债务负担有可能导致中央财政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危机之中。（5 ）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现在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国有企业亏损，这说明，财政 收入的来源基础受到动摇。上述五个方面均表明财政陷入困境，如果不实行较 紧的财政政策，巨额赤字和巨额债务将使人民丧失对将来经济增长的信心，从 而导致财政危机和信用危机，进而对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
总需求不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供给方面，而供给方面则是由产业结构的不 合理造成的。紧中有松的财政政策可以对这种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进行灵活调节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的调查与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搞活是 通过税收和财政支出两大工具实现的。对于国家要优先发展的部门、行业或地 区，一方面，国家可以采取低税率、税收减免等措施来提高这些部门、行业或 地区的盈利水平或经济效益，引导人力、物力和财力流向这些部门、行业或地 区，从而增加相应产品的供给；反之，对于国家想要限制的部门、行业或不优 先发展的地区，可以采取高税率等措施来降低这些部门、行业或不优先发展的 地区，可以采取高税率等措施来降低这些部门、行业或地区的盈利水平或经济 效益，从而减少相应产品的供给，最终实现总供需平衡。另一方面，财政支出 本身就是社会总需求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财政资金在各部门、行政或地区的 倾斜投资或优化支出结构本身就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可见，财政支出在确保 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需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与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上都具有 很强的调节作用。
（二）实行松中略紧的货币政策的主要依据包括如下几点：
一是促进经济高速发展和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需要。我国经济仍存在着资金 不足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即要靠社会内部积累，也要积极吸收利用外资。 据调查，当前企业资金短缺，产品积压情况严重，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在这种 情况下，必须适当放松货币政策，通过降低存款准备率、利率、增加再贷款等 措施来增加整个社会的货币供给量，从而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尽管财政政策 也是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的有效手段，但由于财政政策调节的力度太大且直接 ，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也力不从心。货币政策的应用则可以发挥较好作用，避 免经济出现急剧波动的运行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