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范文1
摘 要：本文首先介绍了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其次分析美国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对我人民币汇率、资本流动、对外贸易、金融体系稳定性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影响，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非常规货币政策 量化宽松 政策措施
美国次贷危机开始，美联储为了维持金融系统、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改善融资环境，刺激经济复苏，大量采用非常规货币政策，运用资产负债表工具（包括量化宽松和扭转操作）与利率前瞻性指引等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对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和结构都产生巨大影响。
非常规货币政策最大的特征就是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简称QE），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指一国货币当局通过大量印钞、购买国债或企业债券等方式，向市场注入超额资金，旨在降低市场利率，刺激经济增长，该政策通常是在常规货币政策对经济刺激无效的情况下才被货币当局采用，即存在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实施的非常规的货币政策。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在长达 6年之久的时间里先后实施了四轮量化宽松 （QE）货币政策。遵循“紧盯经济形势 、相机而动”的基本策略，同时，采取了“首先稳定金融体系，其次应对通缩风险，最后促进经济复苏”的具体步骤。随着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开始考虑逐步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2013年12月，鉴于经济增长前景趋好，劳动力市场有所改善，美联储宣布缩减资产购买规模，开始启动退出程序，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策。2014年10月，美联储宣布自当月起，结束资产购买，正式退出QE，但保留了对未来联邦基金利率实施前瞻指引的政策，以引导市场预期。2015年12月16日，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宣布调高联邦基金利率25个基点，从而终结实施近七年的零利率政策。这是继2014年分步退出大规模购买资产计划之后，美联储推进货币政策正常化又一重大步骤，2016年12月15日，美联储宣布将基准利率调升25个基点，从0.25%-0.5%上调至 0.5%-0.75%。此外，自2016年10月起，美联储通过全额供应国债逆回购、定期存款便利和出售MBS等方式，缩减美联储资产负债表。
一、美国非常规货币政策的退出对我国的影响
（一）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
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于中国既是机会又是挑战。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一方面，会使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升值，即人民币面临贬值压力，加重我国资本外流的压力，甚至有引发泡沫破灭的风险。另一方面，有助于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并通过美国经济的复苏拉动我国的出口。美元是全球贵金属、能源和大宗商品交易的最主要的计价货币，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会通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这一渠道降低我国相关行业的进口成本并且减轻我国的输入型通胀压力。
（二）对资本流动的影响
在美联储退出QE并且走上逐步加息的轨道后，中、美之间的利差缺口将持续缩小甚至出现方向性逆转。在美元走强的背景下，之前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趋势逆转并引发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趋势，受此双重因素影响，之前短期国际资本持续流人我国的局面也会逆转，这必将逐步收紧我国金融市场的流动性。
另一个方面，只要短期国际资本不是大量、迅速地撤离并且引起我国境内金融动荡，那么客观上能起到促使我国居高不下的房地产价格回归合理水平、降低我国因流动性充裕而孕育的中长期通胀风险的积极作用。
（三）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期间我国对美国的出口大幅增加、对美国的进口却大幅下降，进出口总额出现了快速萎缩，相比于出口总额、我国的进口总额降幅更大，出现了衰退型顺差。在美国经济率先复苏的情况下，美国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美元流动性紧缩效应不利于其它国家经济的复苏，对于全球经济，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而言，QE的推行和退出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对它们产生较大的冲击。QE退出时， 这些国家面临着资本外逃、本币贬值、国内流动性紧张等问题。作为我国主要出口地的新兴市场一旦崩盘，出口将再次遭受重创，不仅导致人民币贬值压力加剧，也将重创国内出口企业。
（四）对我国金融体系的影响
美国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美元强势回归，引发国际资本回流美国，我国资本账户顺差快速下降，外汇储备亦有较大降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大宗商品和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吸引了大量投机资本，引发了一定程度的资产泡沫。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若热钱迅速从中国流出，将造成国内流动性趋紧，很可能导致中国资产价格大幅波动，给中国金融稳定埋下隐患。
（五）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影响
我国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因美国退出QE而受到某种牵制。世界金融史表明，没有一个国家的货币是在其主要竞争对手的货币币值稳定上升的过程中实现其世界货币地位的。英镑、美元等货币获得世界货币地位的历史过程，同时也就是英国、美国等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从而英镑、美元的现实表现优于其他货币的历史过程。美联储退出QE是美国经济的实质性复苏，若我国没有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本格局，那么，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及相关资产的动力自然减弱，人民币充当国际结算货币的适用范围和国际储备货币的进程也就受到严重限制。
二、我国应对美国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措施
（一）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证流动性适度充裕。央行应密切监测国内流动性 的整体状况，在坚持 “总量稳定、结构优化”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运用传统货币政策工具的同时，灵活运用 2013年以来创设的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 （MLF）和抵押补充贷款 （PSL）等政策工具，适时补充不同期限、不同领域的流动性。
（二）督促美国在货币政策操作上加强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沟通，建立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机制，确保平滑有序退出，以减轻QE退出对新兴市场国家和对我国的负面影响。此外，我国还应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政策协调，共同开发金融避险工具，合作建立风险救助机制。
（三）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防范异常资金流动风险。密切跟踪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及时分析评估境内外汇差、利差变化对我国涉外经济和外汇收支的影响，增强对形势变化的前瞻性和敏感性，并做好政策储备，避免出现异常资金大规模集中流动，实时掌握跨境资金流动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对违法违规资金的跨境流动依法予以查处。
（四）加快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积极推进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增加人民币的汇率弹性，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等经常项下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拓展人民币跨境投融资业务，推动人民币“走出去”，扩大人民币资本输出，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积极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签订货币互换条约，推动银行开展跨境人民币金融产品创新，促进人民币贸易投资便利化，减少由于发达国家货币政策调整对我国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魏海如.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J]. 市场周刊， 2017（2）：90-92.
[2] 贾林果. 次贷危机后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及退出机制分析――基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视角[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13， 34（3）：29-34.
[3] 王超， 陈乐一. 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影响与我国的对策[J]. 现代经济探讨， 2015， No.405（9）：40-44.
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范文2
1.扩大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背景下，中国政府为了应对危机、保持经济增长，中央政府推出四万亿元人民币投资救市计划。为了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政府放松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约束，扩大了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同时加大对“三农”、重点工程、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发展消费信贷。这一政策使2009年全年各项贷款新增9.5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4.69万亿元，并且这一规模在不断扩大。2.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作为国际贸易中主要结算货币的美元和欧元的汇率都经历了大幅波动，我国企业与很多贸易伙伴国企业均希望可以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来规避风险。2009年，我国在上海、广州、深圳、珠海以及东莞5个城市开展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通过推动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截至2013年底，我国跨境结算业务规模已经是当初试点时期的800多倍。根据汇丰银行预计，人民币在2015年将成为全球三大跨境贸易结算货币之一。3.新增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我国央行在2013年开始利用一种新型货币政策工具———常备借贷便利(StandingLendingFacility，简称SLF)，在银行系统的流动性出现短暂性波动时选择性运用。这种货币调控新工具的特点是由金融机构主动发起，与金融机构进行定向交易，交易对手覆盖范围广，主要为政策性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常备借贷便利主要以抵押方式发放，信用评级较高的债券、优质信贷资产等均可作为抵押品，有时也可采取信用借款等方式进行发放。这种政策工具期限一般为1～3个月，利率水平是根据货币政策调控需要、引导市场利率的需要等因素进行综合确定。
二、效果评价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人民银行采取的一系列非常规货币政策，包括近期使用的常备借贷便利政工具，对于我国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对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产生的效果进行评价。
(一)金融市场方面央行的货币政策非常规工具使基础货币大幅增加。投资在刺激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量的货币投放。政府取消对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限制，有利于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并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与此同时，在中央财政资金投放不到4千亿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投放达到了11万亿元规模。在银行借款主体结构中，地方政府融资贷款规模迅速扩张。截至2009年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平台贷款额达7.38万亿元，比2008年增加了近3万亿。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数据，到2013年6月末，我国政府性债务余额已经超过30万亿，其中全口径地方政府性债务共17.89万亿。这些新增信贷规模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可能成为银行业不良信贷资产的隐忧，盲目投资和资金的低利用率现象也会造成资源的相对短缺和供给的相对不足。我国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加快了我国经济复苏，带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我国自2013年初创设常备借贷便利以来，央行通过综合运用常备借贷便利工具来管理流动性，已收到了显著成效。在货币市场受到冲击出现短暂的波动时，通过利用常备借贷便利进行金融市场的调控，带动了实体经济发展，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可以得到央行提供的流动性支持，这也顺应国家对宏观调控的要求。在金融市场上利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有利于调节市场流动性的供给，有助于促进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从而可以防范金融风险。
(二)宏观经济方面据统计，200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逐步回升，政府出台的经济刺激政策有效地促进了国民经济发展。同期，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2010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11.1%，比2009年同期高出3.7个百分点，2013年我国在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的关键期，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依然保持7.7%的增长。说明通过使用非常规货币政策工具可以拉动经济的增长其重要作用是要避免出现通货紧缩。但随着我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快速恢复以及此前国家出台的扩张性政策，政府的四万亿投资以及银行系统信贷投放，我国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过剩现象，从2010年开始进入新一轮的通胀期，我国的CPI平均值为3.8%，2011年3月至10月这8个月的CPI都超过了5%。由以上数据可知，政府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对于减缓通缩压力的效果不明显。
随着政府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且主要集中在交通、水利、通信和城市公共事业等就业弹性较低的行业，刺激就业增长的效果也不显著。2008年，由于受到国内自然灾害频发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双重挑战，我国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尤其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企业用工需求减少，失业人数大幅增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结合的四万亿救市投资计划以及央行面对危机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在短期上没有缓解就业压力。
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范文3
在多箭频发仍未能命中目标之后，“安倍经济学”又射出了一支财政刺激之箭。
8月2日，日本内阁批准了规模28.1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包括13.5万亿日元的财政刺激措施。其中，新增直接财政开支只有7.5万亿日元，大部分为未来两年的支出。
除了财政刺激，日本央行在7月29日还公布了新的货币宽松政策，但是并未进一步下调负利率，也没有扩大国债购买规模，明显不及市场预期。
在美国东部时间8月2日，IMF也公布了日本的年度例行经济体检，即《第四条款磋商》。其别提到，由于私人消费不振和投资放缓，日本经济增长和通胀已经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与同样挣扎在经济困境中的欧元区一样，日本央行已经接连祭出量化宽松（QE）和负利率等非常规货币政策，但是刺激经济增长和通胀的效果仍然不彰。在瑞银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看来，这意味着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已经达到极限。
而在发达经济体实行多年QE并采取负利率之后，全球正在进入超低利率时代。自6月以来，发达经济体的长期国债收益率不断刷新纪录低点。在7月5日，美国10年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纪录下跌至1.38%和2.14%，被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称为“一个值得关注的时刻”（A remarkable financial moment）。
在发达经济体宽松政策接近极限并引发全球超低利率的时代，中国经济又应该如何面对自身在结构性改革和稳定增长之间的艰难平衡？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认为，在全球低增长和低通胀的环境下，中国应该坚持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调整、去杠杆和国企改革，而不应受到将非常规货币手段视为可替代选项的诱惑。
止不住的宽松
除了去年12月美联储加息一次，缓慢走上了加息轨道，近两年全球主要央行都行驶在宽松货币政策的快车道上。根据路透社的统计，今年二季度全球央行月均降息12次以上，5月更是达到16次，为去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去年初至今，降息的央行已达到54家。8月4日，英国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降至0.25%的纪录低点，成为第55家降息的央行。
在全球主要央行如此大规模“放水”的同时，欧洲央行从4月份起已经将QE规模扩大到每月800亿欧元，并将资产购买范围扩大到非银行企业债券。随后在6月8日，欧洲央行正式开启对欧盟内大公司的QE政策。根据其在7月18日首度公开的企业债持仓数据显示，欧洲央行已斥资104亿欧元购买了150多家公司发行的超过440只债券。
与欧洲大陆遥遥相望的日本，继2016年1月其央行意外宣布负利率政策之后，7月29日，行长黑田东彦领导的日本央行再次出乎市场意料地宣布维持政策利率在-0.1%，而没有进一步降息，并且维持国债购买规模不变。另外，将美元贷款计划规模从120亿美元扩大至240亿美元，每年ETF购买目标从3.3万亿日元提高至6万亿日元。
在这次明显不及市场宽松预期的政策宣布后，市场更加担忧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已经达到极限，几乎没有弹药可用。目前日本央行已经持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未偿还日本国债，截至5月底，其资产负债表与GDP之比已扩大到85%。
面对市场对货币政策达到极限的质疑，黑田东彦解释道：“日本央行尚未达到政策极限，负利率和量化宽松都没有到达极限。日本央行有空间进一步下调负利率。”而且他认为，负利率政策已经整体上压低了收益率曲线，并且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效果。
但事实是，日本的居民存款仍然很高，同时非金融企业对实体经济的投资意愿也没有被刺激起来。日本非金融企业已经持有包括现金在内的逾9.5万亿美元金融资产。
除了设想中的负利率对投资和消费的刺激没有起效，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梁红还向《财经》记者指出，与欧洲央行相比，日本央行还面临更槽糕的市场预期。相比2014年6月欧洲央行推出负利率时，QE尚未开始，货币政策还有很大空间的情形，日本央行在今年初宣布负利率时，货币宽松已经接近极限，市场担心其已经无计可施，被迫推出负利率。“现在日本央行面临的状况则更为窘迫，进一步降息、购买国债和ETF的空间都已经非常有限。”梁红说。日本央行目前持有的ETF已经占市场总量的一半，并且已经是日经225指数中90%成份股的前十大股东。
虽然也有研究者认为，现在评价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效果还为时尚早。欧洲智库Bruegel的研究员Gregory Claeys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与美国和英国较早实行QE相比，欧洲央行显然反应迟缓，“欧洲央行是在2015年初推出的QE政策，现在还难以评估其对通胀的影响”。
可是从目前的通胀数据来看，虽然欧元区CPI结束连续四个月负增长，在6月、7月分别达到0.1%和0.2%，但是仍远低于欧元区2%的通胀目标。日本情况更糟，CPI同比增速已从2月的0.3%下跌至6月的-0.4%。日本央行已一再推迟实现2%通胀目标的时间，其预计2016财年核心CPI为0.1%。
货币政策达到极限
目前，占全球经济总量四分之一的国家已经采用负利率政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已经达到极限了吗？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告诉《财经》记者，货币政策工具确实已经被大量使用，但是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政策工具已经被用尽，“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还可以通过扩大债券购买规模采取更多措施”。他建议日本央行继续扩大债券购买计划，并使财政和货币政策协同发挥效力。
8月2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日本内阁批准通过规模达28.1万亿日元的经济刺激方案，财政措施将包括7.5万亿日元的国家和地方预算支出，6万亿日元的财政投资和贷款。 在发达经济体实行多年QE并采取负利率之后，全球正在进入超低利率时代。
但是，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则对《财经》记者表示：“尽管非常规货币政策在金融危机最严重时被证明是有效的，但是已经无力在后危机时代继续帮助全球经济复苏，不论是日本、欧洲抑或是美国都是这样。原因在于，这些经济体目前受困于挥之不去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的痛苦。在很大程度上来说，大规模的货币政策刺激对这些经济体已经不起作用了。这样的状况很可能会持续到资产负债表修复之后。我认为，实施负利率政策恐怕也不会改变这种状况。”
瑞银集团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则用“孤注一掷”一词向《财经》记者形容负利率政策的实施：“常规货币手段和QE都已经被用尽了，现在实行负利率政策对通胀和经济增长的效果也很有限，这就说明货币政策的效用已经逐渐降低。可以说，采取负利率政策本身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在她看来，负利率政策对银行也产生了负作用，压缩了银行的利润空间，“银行在这种情况下更有可能会缩表，这样的话，希望用负利率来刺激银行放贷的目的就无法实现”。
政策分化收敛
在经历美联储大半年的“按兵不动”之后，市场对其在今年余下时间里是否会加息的猜测不断。而在其他主要经济体仍然要继续维持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同时，这样的政策分化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
美联储在7月的决议声明中也重申经济将保证循序渐进地加息。对于其所谓的“循序渐进地加息”，汪涛认为美联储目前的加息节奏相比此前，可以说是非常缓慢的，“所以主要央行的政策分化已经在市场的预期之中了，而且这种分化程度小于此前的预期”。瑞银认为，美联储很有可能在今年12月份加息1次，2017年加息1次-2次。
美国二季度GDP增速初值为1.2%，大幅低于市场预期。数据公布后市场预期美联储加息概率明显降低，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9月加息概率从26%降至22%，12月从45%降至39%。
梁红也认为，美联储今年会加息一次，同时欧洲央行将在四季度延长QE实施期限，日本央行将可能一直按兵不动。但是她也提醒会出现日本央行暗示实施“直升机撒钱”政策的超预期可能。她对《财经》记者说：“尽管不一定会在下半年推出，但只需相对明确的暗示，就已经足够给金融市场带来巨大的冲击了，日元可能会因此大幅贬值。”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出现较大幅度的升值，美元兑日元汇率已经从年初的1∶120贬值到1∶100左右，这也被市场广泛解读为非常规货币政策对汇率的效果也出现了极限。
日本央行将在9月全面评估其货币政策框架。汇丰银行亚洲经济研究联席主管Frederic Neumann认为，日本央行最有效的措施可能只剩下承诺为安倍政府的财政刺激计划承担额外债务。当然，这样也就离“直升机撒钱”只有一步之遥了。
在罗奇看来，低利率和低通胀都是全球经济持续缺乏增长动能的主要表现。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也很可能继续保持非常规状态并逐渐走向极端化，而且这种状况持续的时间可能会超出市场的预期。
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杰弗里・弗里登（Jeffry Frieden）则向《财经》记者指出一个他认为更重要的问题――在发达国家央行推行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多年后，我们能否避免陷入这一轮金融扩张导致的危机之中，这是值得担忧但还没有被广泛讨论的话题。
中国的货币宽松“悖论”
随着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达到极限，全球进入超低利率时代，中国的利率水平也在缓慢下行。中国央行在2014年实施了两次定向降准和一次非对称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2015年更是五次降准，累计降准2.5个百分点。2016年3月再次降准一次。
中国近期公布的金融数据也引发了关于“流动性陷阱”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
这番争论主要来自于M1和M2增速剪刀差扩大的现象。狭义货币M1的同比增速在2015年3月触及2.9%的低位后，一路飙升至今年6月的24.6%，创下六年来新高。而同时期的广义货币M2同比增速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初一直保持在13%-14%的区间范围，但是在今年整体呈现放缓趋势，6月持平于11.8%，也恰好回归到去年6月的11.8%增速水平。目前M1与M2增速之间的剪刀差已经扩大至2010年以来最大水平，导致M1在M2存量中的比重持续上升。
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在7月的一场公开活动中表示，这可能意味着货币政策陷入流动性陷阱，“就是说货币量再增加，利率也不会再下降，投资也不会再增加，这种现象可以被称为‘企业的流动性陷阱’”。
但是市场人士普遍不认同这样的说法。梁红对《财经》记者指出，以工业企业或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来衡量，企业投资回报率虽然在近期有所下滑，但仍远高于活期存款利率，所以不具备形成“流动性陷阱”的条件。同时，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也远高于活期存款利率，即使企业缺乏投资意愿，也应该会使用流动资金偿还债务。因此，“从投资和去杠杆的有限进展来看，似乎并不支持‘流动性陷阱’的假说。”
根据央行2016年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的数据显示，3月非金融企业及其他部门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5.3%，而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为1.5%。另据中金公司的研究测算，今年二季度民企贷款利率或已达到9.9%。
汪涛也认为，中国没有出现“流动性陷阱”。与其他国家持续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也无法刺激银行的放贷意愿不同，“中国的银行贷款仍然很多，而且影子信贷增长就更快了，所以中国并不存在印了钱无法贷出去的问题”。在她看来，这其实与中国事实上的“准财政政策”有关，“虽然实体经济企业可能不愿意再投资，但是地方政府和包括PPP在内的准政府机构还在搞建设，这背后是信贷或者说整个金融体系在支持。这样的机制下很难出现‘流动性陷阱’。”
一方面，中国经济正在这样的机制下寻求结构性改革和稳定增长之间的艰难平衡。另一方面，巴里・艾肯格林认为，中国此前采取的多种资本管制措施也隔离了一定的外部影响，有利于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不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干扰。
汪涛认为中国在结构性改革和稳定增长之间寻求平衡，宽松的货币政策是非常必要的。“虽然表面上听起来有些悖论，因为理论上认为去杠杆可能需要高利率。但其实，企业现在债务负担特别沉重，高利率会使企业无法偿还利息。而且中国实际上也不是通过高利率来淘汰过剩产能的，而是政府决策。”
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范文4
美国近期公布的各项数据显示制造业部门继续保持扩张态势，与此相应，就业市场继续呈现好转之势。继投资拉动后，上周的消费数据显示消费的复苏或将推动美国经济延续复苏。近期，从联储逐渐终止治理危机的一些非常规方案的行为来看，联储实质上已经悄然开始了退出之路。
制造业部门继续扩张
最近公布的3月份的里士满制造业指数回升至6，较上月上升4个单位。从历史数据来看，这一指数对工业增速有1个季度左右的领先，该指数的继续回升显示制造业部门继续保持扩张态势。工业部门的耐用品新增订单数量进一步增长，并保持了2009年2季度以来的回升态势，新增订单同比增速也已连续3个月保持正增长。
与制造业部门扩张相应，就业市场继续呈现积极变化态势。我们预计3月份美国失业率将会进一步下降，这将对市场产生新的刺激作用。
消费者支出增长或将推动美国经济延续复苏
继目前设备投资拉动后，消费的复苏将成为影响下半年美国经济进入可持续增长轨道的最重要因素，因其占GDP比重的70％。
由于就业和信贷市场出现一定好转，美国消费者信心得到恢复。2月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为73，6，其回升对拉动消费支出增长有一定正向作用。消费者支出增长，将带动美国零售销售继续回升。企业赢利上升、库存销售比下降，将使企业的生产和雇佣活动更为积极。
美国储蓄率维持在3，1％，为2008年10月以来最低，我们所乐见通过降低其国内降低消费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路径尚未出现。今后尚需观察就业市场好转后，美国储蓄率是否会出现系统性上升，长期看，过低的储蓄率可能促发美国国债收益率上行。
联储开始启动政策退出
3月25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众议院就美国目前的货币政策做了解释。他指出自危机以来美联储的政策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在从2008年初至2009年3季度这个阶段，联储是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来向被危机破坏的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从而稳定金融体系，重新使得整个金融体系恢复其正常功能。随着金融系统的逐渐好转，联储已开始逐步停止这类政策方案。伯南克特别强调了，现在终止第一阶段所采取的部分应急措施并不会导致家庭和企业所面临的金融环境的紧缩，因此不会导致货币政策的紧缩，也不能被认为是未来货币政策调整的信号。
第二类联储针对危机的政策主要包括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例如将短期利率降到0附近，通过大规模的购买国债、资产支持证券、政府债券等，公开市场操作提供额外的货币政策刺激，这些政策使得银行系统保持高流动性，并改善了抵押市场和其他私人借贷市场的境况，从而对长期私人借贷利率和利差产生了向下的压力。
虽然伯南克强调常规性的刺激经济政策仍将继续保持，但从联储逐渐终止治理危机的一些非常规方案的行为来看，联储实质上已经悄然开始了退出之路。从最近的一些政策调整来看，政策退出战略将是渐进的。灵活的。而且退出的次序是先退出治理金融体系的措施，然后等经济复苏进一步确认后，逐渐退出常规性的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
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范文5
夏天的最后一天开启了世界两大主要央行――美联储和日本银行的又一个徒劳的决策季。美联储什么都没做，这正是问题所在；日本银行的炼金术师们则抛出另一个无效的非常规政策。
美联储和日本银行所追求的策略与其经济很不幸地脱节了。此外，它们的最新动作更深一步地坐实了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和依赖资产的经济之间日益诡谲的传导机制。这一做法导致了2008年-2009年的金融危机，很可能为几年后的又一场危机奠定了基础。
央行行长的武器库里添加了不少新的强大工具，关于这些工具效果的争论，遮掩了经济增长萎靡的严峻现实。日本是明显的例子。其经济增长率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一直处于1%的增长轨迹，对一而再、再而三的大规模货币刺激都没有什么反应。
不管采取什么组合――先是ZIRP（20世界90年代末的零政策利率），然后是QQE（2013年日本银行行长黑田东彦实施的定性和量化宽松），现在是NIRP（负利率政策）――日本银行总是雷声大雨点小。自2012年底安倍晋三当选日本首相以来，日本真实GDP年增长率下滑至0.6%――比此前“失去的22年”（1991年2012年）0.9%的平均年增长率还要低――所谓的“安倍经济学”最大规模刺激已经惨败。
美联储也好不到哪去。自2009年三季度衰退结束以来，美国真实GDP平均只有2.1%。与日本一样，萎靡不振的美国经济复苏基本上对美联储的大规模非常规刺激无动于衷。
尽管经济增长始终疲软，但央行行长们仍认为他们的方针在起作用，因为这些方针完成了他们所说的“任务”。美联储说，美国失业率的大幅下降，就是经济正在靠近美联储所谓的“双重使命”目标之一的表面证据。
与看似稳固的就业增长并存的是产出萎靡，这揭示出了生产率的大幅放缓，也对美国长期增长潜力提出了严重质疑，也反映了成本和通胀压力的不断累积。对事实视而不见的人认为，美联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只有非常规货币工具才能阻挡大衰退演变为又一场大萧条。这与其说是可论证的结论，不如说是一个主观臆断。
政策牵引力对于日本和美国的实体经济基本上没什么显著作用，但资产市场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货币政策将利率压到最低，并大量注入流动性，导致股票和债券暴涨。
两国的新非常规货币政策显然没能解决资产市场和实体经济活动之间的脱节，这反映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严重后果，其中总需求被资产价格泡沫人为拉高，并在泡沫破裂时崩溃，导致过度负债的资产依赖型消费者（美国）和企业（日本）陷入长期萎靡。在此背景下，对零政策利率区间毫无反应并不奇怪。这与20世纪30年代的流动性陷阱惊人地相似，当时央行也是在做“推绳子”这样无济于事的事。
尤其令人沮丧的是，央行行长们拒绝直面现实。日本银行的最新动作表明，他们对金融工程的嗜好一如既往。而美联储再次证明，政策利率正常化再一次被推迟了。央行行长们早已用尽了常规武器，仍目光短浅地着眼于设计新工具，而不是坦白承认他们的旧工具在引起危机方面所起到的毁灭性作用。
非常规的货币政策范文6
关键词：金融危机；非常规货币政策；央行独立性
中图分类号：F83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92（2013）02-0021-05
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的金融危机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危机，危机的规模和持久对各国成熟的宏观管理框架提出了挑战。各国对于危机的应对均是即时而清晰的，但不同于往日的危机，这些常规措施均告失效。危机首先出在创新不断、监管不力的金融市场领域，这使得危机的传染性相当之高。各国必须投入大量资金来挽救自身的金融体系，与此同时，在经济繁荣期增加的刚性财政支出，加上新增的复苏刺激资金，又使得财政资源濒于枯竭，在此情况下，各国的中央银行似乎成了最后的“救世主”。但资产狂潮的消退又使得各银行充实资本金，完成去杠杆化成为首要任务，这必然会引起实质上的金融紧缩，破坏了许多国家货币政策传导的正常渠道，货币流通速度降低，基础货币数量和通胀之间的直接关系也发生变化，这使得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利率工具）近乎失效。其挽救经济的主要工具，就是非常规货币政策，量化宽松（OE）及其欧洲的银行版“长期再融资工具”（LTRO），在为金融市场注入大量资金的同时，也造成了通胀的系统性风险。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旧有的通胀管理目标，这对于央行政策独立性构成了一定挑战。
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概述
（一）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定义
中央银行处于一国金融体系的核心地位，是信用制度的枢纽，作为政府的银行、金融监管的银行，体现了其国家机关的性质，担负着调控宏观经济、管理其他金融经营活动、维护金融稳定的诸多职能，但其最核心的职能是稳定币值、管理通货。所谓中央银行独立性，一般就是指中央银行在履行制定与实施货币职能时的自主性独立性，即不受政府其他部门的影响、指挥或控制。
中央银行要求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首要原因就是因为其与政府在宏观治理方面存在目标差异。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比较多元，包括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对于这四大目标的权衡上，政府基于政治因素考虑，往往重在促进经济增长，确保充分就业。这使得政府在现实中更倾向于采取扩张政策，但货币经济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过度的货币扩张可能诱发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中央银行的宏观目标则首先是遵循货币经济自身运行规律，采取各政策工具以保持本国货币稳定。当中央银行的宏观政策目标和政府发生冲突时，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就会受到冲击。由此可见，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关键就是如何处理中央银行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追随政府的宏观政策，服务于政府的短期目标，还是与政府其他部门进行合作，共同保证宏观稳定，或是独立制定或是以立法形式固定政策目标（如德国央行，就以立法形式确定其反通胀目标）。
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具体表现，在北京举行的中央银行国际研讨会上，有如下表述：“必须独享货币发行权：发行货币根据经济的客观需要而不受财政透支的干扰；能独立解决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无须向财政部报告自己的工作；重大决策不是由某一部门或个人决策，而由中央银行理事会决定；享有充分的权力对金融系统进行监督和管理：拥有资金来源与运用的支配权而不依赖财政拨款”。
（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两个方面
货币政策独立性是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核心，其他方面包括组织人事上的独立性和财政上的独立性。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出台，必然要涉及货币政策目标的制定和以及具体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据此，费雪（Stanley Fischer）把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分为目标独立性和手段独立性两个方面。目标独立性指中央银行可自主地在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四大宏观经济目标中选择货币政策目标，手段独立性指政策目标选定后，中央银行可自主确定具体的货币政策工具和操作方式。
1.货币政策目标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就是中央银行在遵循货币经济自身运行规律基础上，通过实施具体货币政策操作，以一定传导机制影响到实体经济，所要达到的宏观政策目标。各国央行的最终政策目标不同，包括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的独立性即是指其拥有自主决定货币政策目标的权力，不必在制定政策时追随政府的财政政策目标。一般来说，中央银行独立性较高的国家都会规定各自央行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维护通货稳定或者物价稳定。现在各主要央行一般实行兼顾稳定性和灵活性的弹性通货膨胀目标制，即使通货膨胀率稳定在既定目标上下，同时使资源利用率维持在可持续水平。
2.货币政策工具的独立性。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需要具体的货币政策工具组合以调整货币供给量，进而调节宏观经济运行。货币政策工具包括针对所有市场的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如再贴现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和针对个别市场的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如证券市场的信用控制、不动产信用控制、消费者信用控制等），以及直接的信用控制（如利率最高限、信用配额等，和间接信用控制。如道义劝告、窗口指导等）。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手段的独立性，即是指其拥有自主动用具体货币政策手段以实现其政策目标的权力。具体到现实中，就是看中央银行在实际的货币操作中，是自主地选择具体的货币政策工具组合，还是需要得到政府方面的认可或批准。如果其拥有自，那么，就拥有货币政策手段独立性。
一般来说，与其他宏观政策不同，货币政策的实施及效果都依赖于市场机制，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理论，短期的相机决策虽然可以在不影响通胀带来暂时的经济扩张，但长期来看，货币是中性的。货币政策必须保证通货稳定以及通胀预期稳定，这样才能为宏观经济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所以，货币政策目标的独立性相对小一点会更好，这样其政策选择必须服务确定的目标，央行也难以推卸责任。但是货币政策工具与金融市场息息相关，这需要高度专业化的知识和经验，所以，货币政策手段的独立性必须够大，以免非专业的建议干扰了政策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二、主要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及其在危机中的表现
美欧日等西方主要经济体均是危机中的主要角色。其货币政策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危机的治理和经济的复苏，可以做为主要分析对象进行简单分析。
（一）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及其危机治理
美国的中央银行的职责由美国联邦储备系统（Federal Reserve System，简称Fed）负责履行，这个系统是根据《联邦储备法》（Federal Reserve Act）于1913年成立的。美联储主要由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储备银行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等组成。根据美联储章程，其政策目的是帮助消除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影响，并积极参与创造环境。促进高就业率、稳定物价、国民经济增长和不断提升的消费水平。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面对高通胀的压力，美联储的实际目标主要是抗击通胀，而在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更多的与政府合作，关注就业与金融市场稳定。
美联储号称世界上独立性最强的中央银行之一，其人事独立性、财政独立性、以及货币政策目标及工具的独立性均首屈一指。作为美国的中央银行，美联储直接对美国国会负责，除了在个别时期，美国总统得到国会授权后。能够对联储做出指令，除此之外，联储自主进行货币政策的决策和执行，任何部门对无权对其介入或干涉。其成员的任期跨越多届总统及国会任期，人事上的独立性有保障。财政独立是由其巨大的盈利保证的。主要归功于其对政府公债的所有权。但1979年的《联邦储备法修正案》，禁止联储直接从一级市场购入财政证券。包括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只能间接地在二级市场上买卖财政债券。在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可以根据自身目标和经济调节需要，自主决定存款准备金率、贴现利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里证券买卖的种类、数量和价格，以此控制货币供应量，并对政策结果进行负责。
需要说明的是，美联储的独立性是相对的，其职能被限定在政府既定的经济目标和政策的基本框架内。前任主席马丁倾向于将联邦储备系统描述成为“在政府范围内保持独立，而非脱离政府的机构”。尤其在危机之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操作更向政府目标靠拢，具有明显的货币一财政政策特征。
在危机发生初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操作是常规的利率工具。危机爆发后，美联储先将联邦基金基准利率（贴现率）降低0.5%，随后，美联储连续降息10次，将利息降至0-0.25%的利率水平，并将一直维持，直至就业市场实质改善。但金融危机导致旧有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失效，美联储的快速大幅降息没有阻止危机扩散加深。要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效果，美联储只能采取非常规货币政策，一般包括三种：（1）向存款机构的准备金付息。（2）公开利率目标等通货膨胀预期管理。（3）资产负债表操作。即进行资产购买和转换，扩张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或调整结构，向金融市场直接注入流动性。
对于稳定市场作用最大的就是其资产负债表操作。这主要是通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从2009年起至今。美国已经进行了4轮QE和一轮扭转操作，成功的稳定了金融市场，也阻止了实体经济进一步下滑，但同时也极大地扩张了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使得其规模已经突破3万亿美元的大关。QE3和QE4已经成为“开放式”量化宽松。未设定总规模和具体截止期，只是承诺购买MBS资产以及长期国债，直到劳动力市场明显好转为止。这种以设定硬性经济目标取代以前规定QE截止日期的做法，是根据芝加哥联储主席Evans最初提议而得名的“Evans规则”。即失业率跌落6.5%，通胀预期突破2.5%。
但这种非常规的货币政策也有不少弊端。其一是本轮危机的源头就在于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导致的信贷过度扩张和资产泡沫，本应通过收缩过程来矫正，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意味着金融失衡状态将得以延续。在4轮OE之后，美国的失业率依然在7%到8%的高位，但债务总额已突破16万亿，股市等风险市场也回到5年来的高位，看上去量化宽松的政策效果主要表现在风险资产之上，实质上只是一种财富的再分配，而没有带来经济的真正复苏。二是造成退出风险，长期的零利率政策可能造成经济结构的永久性变化，这使得今后的货币政策空间极大压缩。三是中央银行在金融危机中广泛行使的“最后贷款人”职能，虽然在短期内稳定了金融环境，但可能产生严重的道德风险，增强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TBTF）的信条，长期来看，不利于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稳定增长。
（二）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及其危机治理
1998年成立的欧洲中央银行是一个具有超然地位的中央银行，它不仅独立于各成员国政府，而且也不受欧盟理事会的制约，这一独立性受《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盟条约》）保证。《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最终目标是维持物价稳定。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这必须首先保证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决策过程不受任何干扰。其货币决策体系具有相当高的独立性。
相比较美联储的多重目标，欧央行的政策目标较明确，以维护物价稳定为主要目标，在此基础上可以兼顾经济发展。看似目标独立性小于美联储，但欧央行的目标已被明确规定，中央银行必须全力以赴达到目标，难以推卸责任。不过在金融危机压力下，欧洲央行的政策重点已发生转移，稳定金融市场逐渐取代币值稳定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
为了防止危机蔓延，重塑市场信心，欧债危机爆发后，欧央行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六方面：第一，扩大抵押担保资产的范围。接受评级较低的债和资产做为融资抵押品，降低了金融系统再融资的成本。第二，降息。欧央行自金融危机以来，持续降息，现已降至0.75%的历史低位。第三，购买证券操作。2009年6月起，ECB推出了两期资产担保债券购买计划（Covered Bond Purchase Programme。CBPP）。在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上购买得到资产池担保的债券，并持有至到期。2010年5月，ECB启动了证券市场购买计划（Securities Market Programme，SMP），购买重债国债券，以修复债券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功能，缓解重债国流动性短缺的困境。同时，为了进一步缓解债券市场的压力，欧洲央行在2012年9月推出了新项目“直接货币操作”（OMT），已经承诺会应符合要求的成员国请求购买求助国家的债券，但迄今并未有成员国提出申请。第四，以超低息贷款的形式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2011年12月。欧洲央行推出两轮总值1万亿欧元的3年期的长期再融资操作（Long—Term Refinancing Operation，LTRO）。此举有效地充实了银行系统的资本金，缓解了对银行流动性的担忧。第五，联手各国央行，进行货币互换，向欧洲银行体系提供外汇流动性，以缓解因资金流向美国等相对安全的地区而造成的外汇流动性短缺。第六。通过欧洲央行自有的TARGET-2系统，为重债国提供流动性。大量资金从德国央行等流向重债国央行，以弥补私人资本外逃所带来的资金缺口。
这些措施打破了欧洲央行之前恪守的以欧元币值稳定为目标、保持欧洲央行独立性的传统。尤其是3年期LTRO，极大地延长了还款期限，同时其抵押品要求为区内成员国国债资产，银行以此向欧洲央行申请贷款。虽然没有直接购买成员国国债，但实质上是欧洲央行为维持金融市场稳定，实施的银行版量化宽松。相比较美联储而言，受其单一政策目标约束，欧洲央行的独立性更强。也更注重对冲操作，但同样陷入了政治利益绑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困境。
（三）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及其危机治理
日本的中央银行——日本银行成立于明治时代，总部设在东京。日本银行的独立性相对较小，开始在大藏省的国家统制下。之后有所改进，《日本银行法》修订版于1997年面世，并于1998年4月施行。新法规定，日本银行的职责包括：（1）保持物价稳定，以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2）保证结算系统顺利、平衡运行，以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在提高政策独立性的同时，日本银行应具备“公开独立性”。即要做到及时向公众提供信息，公开政策制定细节等，以此保持货币政策制定的透明度，提高政策的公信力和执行效率。
尽管新的《日本银行法》极大提高了日本银行在的货币政策独立性，但改革并不彻底，政府对日本银行仍有实质的影响力。从立法上日本银行依然隶属于大藏省（财政部），接受大藏省的领导和监管。由此，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易受政府财政政策影响。比如新日本银行法规定日本银行应以市场利率认购政府债券，日本央行仍实质负担为政府赤字融资的任务。货币政策屈服于政府当局对经济增长的一味追求，对对汇率稳定的执着，丧失了独立性。
日本的危机来临较早，早在90年代初期就因泡沫破灭陷入经济停滞，为了对抗长期存在的通货紧缩提振不景气的经济。日本银行使用了低至0.1%的“零利率”政策，同时在2001年率先引入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由此。政策工具目标由银行间的无担保隔夜利率转向央行所有的金融机构的经常账户余额（Current Ac-count Balances，CAB），并将这一数字在5年内从6万亿日元增至35万亿日元。面对全球金融危机，日本银行加大了资产购买力度，最近，在新上台的安倍晋三的压力下，日本央行通过了更为积极的货币政策，以提高通胀率，将目标提高到2%，并且引入开放式资产购买措施，从2014年1月起，将每月购买2万亿日元的长期国债，以及10万亿日元的商业票据。这也引发了大家关于日本挑起新“货币战”的话题。但在结构化改革难以推进的前提下，单纯希望通过零利率和量化宽松等货币政策，很难实质上促进经济发展。
三、危机治理与央行独立性
从前文分析来看，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从来就不能独立于政府之外，做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部门，中央银行必须要兼顾其他宏观目标，低通胀只是目标之一，危机期间尤其如此。单纯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央行。如欧洲央行，在应对危机时明显犹豫不决、政策乏力。
在本次金融危机前，各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模式普遍采取央行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管理通胀预期，以维护金融系统稳定运行。在很大程度上，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目标一致。大家对于中央银行的工作的普遍认知即是。有一项政策目标即通胀率，有一种工具即利率政策，利用利率工具控制通胀目标就是货币政策。
然而。在金融危机中，中央银行政策制定面临了金融稳定和物价稳定目标的权衡问题，取得价格稳定的同时并不能保证金融稳定。单纯的利率工具和通胀目标制在经济高度虚拟化的发达国家是远远不够的。本轮危机的主要原因也不是错误的货币政策，主要是全球宏观经济失衡引发的实际利率走低和资产价格膨胀、金融过度创新导致的规制和监管缺位以及由此导致的金融系统过高的杠杆率、“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导致的风险系统性低估和信贷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