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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范文1
2012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下滑态势有所加剧。多项经济指标表现不尽如人意，各大国际机构纷纷下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全年GDP增长率“破8”的概率大幅上升。面对日益严峻的经济形势，许多市场人士认为宏观调控急需加码，以求在稳增长方面取得更大成效。但笔者以为，宏观调控再出重拳并非当务之急。
一方面，宏观调控进一步加码的政策空间并不大。就财政政策而言，当前欧债危机愈演愈烈，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染的背景下，财政巩固已成为全球主流趋势，若此时大幅增加财政支出将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道德风险和声誉风险。此外，虽然中国中央财政实力雄厚，但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性仍受到普遍质疑，以政府支出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的可行性较为有限。就货币政策而言，2012年8月，CPI同比增幅较上个月增长了0.2个百分点，短期通胀抬头的压力已初步显现。而长期看，人口红利的消失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将导致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食品价格上涨的可能性增大，全球流动性过剩格局不会轻易改变，中国长期通胀压力也在不断上升。在短期和长期通胀压力兼具的背景下，中国货币政策在宽松方向上大幅加力的可能性也不大。
另一方面，值得强调的是，宏观调控政策本身并非不给力，而是急需加强效果传导。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爆发后，中国宏观调控发力不小，但实体经济尚未扭转颓势。这既与复杂严峻的经济环境息息相关，也与宏观调控的微观传导颇有关联。作为宏观调控的理论源泉，传统凯恩斯主义在学术上的最大缺憾在于就宏观论宏观，近几十年来经济学领域的诸多努力集中于为传统宏观经济理论构建微观基础。但在笔者看来，宏观调控理论上的微观基础虽在不断夯实，但在现实中却并不牢固。宏观调控未能快速改变当前中国经济的失速态势，易被忽略的一个原因是，五种宏微观之间的博弈让宏观政策缺乏有效的微观基础。
其一，宏微观之间存在“囚徒博弈”。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其核心是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这种情况也体现在宏观调控的微观传导过程中。一些宏观政策出台的目标是符合集体理性的，但微观个体却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来调整个体行为，致使调整后的行为未必符合宏观政策本意。例如，2012年以来，监管部门大力整顿银行业不规范经营，其目的是规范行业行为，还利于民，减小融资成本，助推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虽然政策已取得成效，但从微观层面看，整顿不规范经营、不对称降息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在加大银行业竞争的同时，也大幅提升了大型企业的议价能力和话语权。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源是有限的，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部分金融机构被迫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对大型企业的业务维护上，中小企业得到的金融服务反而受到了相对挤占。
其二，宏微观之间存在“吃饭博弈”。换句话说，无论宏观调控政策如何阳春白雪，微观个体包括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是需要吃饭的。从宏观上看，中国经济长期吃饭靠转型，唯有转型才能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但从微观上看，地方经济短期吃饭难转型，为了转型而转型很容易滋生形象工程或风险隐患。微观中国，很多城市、县域存在产业集聚、经济结构单一的特征。如果恰巧这个单一的行业属于粗放增长的行业，属于转型压降的对象，那么地方政府将很难真正做实转型。特别是在当前地方政府的业绩评价体系下，以短期“自发降速”换取长期产业结构调整空间的现实激励并不大。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微观企业，一旦为转型而转型，往往会盲目追求多元化，将眼光投入到房地产、民间金融等面子足、见效快的时髦领域，而这种超出其自身风险控制能力的多元化可能会成为隐患酝酿的温床，甚至会对企业主业或地方支柱产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
其三，宏微观之间存在“弹簧博弈”，这种博弈就像压弹簧，此消彼长，不进则退。只有宏观调控不断施力，政策效果才会持续显现，若宏观调控不再施力，政策效果就不会继续叠加，而一旦宏观调控有所减力，往往会出现有违政策初衷的负向反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始终具有做大GDP、增加财政收入、提升地方品牌等多重诱惑，只要宏观层面对房市调控稍有放松，甚至只要有些许“不强调”的迹象，微观层面就有捂热房市的本能冲动。2012年5月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回暖很大程度上正是弹簧博弈发挥效力的体现。
其四，宏微观之间存在“边缘博弈”。宏观调控画了一个圈，而部分微观实体，包括地方政府和微观企业往往行走在宏观政策的边缘，或是在不断试探宏观调控的边缘区域，这种行为往往会带来诸多风险。例如，2011年中国民间融资市场经历了一波非理性繁荣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流动性紧张状态下的需求所致，另一方面也与民间融资市场政策监管的边界不清晰有关。宏观层面鼓励民间金融力量的稳健培育，但由于规范性的民间金融尚处于起步阶段，对民间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政策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这种初始阶段的监控薄弱为民间融资市场创造了行走于边缘的条件，表现为机构超速扩张和业务高杠杆运作，这种边缘博弈带来的非理性繁荣的风险在当前逐步显现，并还将不断释放。
其五，宏微观之间存在“专业博弈”。宏观层面凝聚着专业思维，充斥着专业人士；微观层面则缺乏足够的专业资源。这种“专业屏障”往往成为信息不对称下博弈均衡走向集体利益受损的重要壁垒。表现得过于专业的某些宏观政策，会带来三种非理性的微观反应：一是不加理解、教条主义地执行；二是不加思考、加重砝码地执行；三是不加重视、轻描淡写地执行。这三种做法最终都会导致宏观调控与预期目标相去甚远。这种专业博弈发展到极致，甚至会引发金融危机。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本质上也是专业博弈的结果，前者是金融机构利用专业优势过度开发房产业务、金融衍生品诱发的危机，后者则是政府部门利用专业优势过度透支社会财力诱发的危机。
宏微观之间的五种博弈令宏观调控的效果显现有所不足。笔者建议，针对囚徒博弈，宏观层需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微观效用最大化的可能选择，并辅之以相应的配套政策引导微观个体做出理性选择；针对吃饭博弈，宏观层需要将转型深层次细化，让每一个微观实体都有落实转型的具体指引；针对弹簧博弈，宏观层需要在重点调控方向上加强政策意图宣示和传导，防止不必要的负向反弹；针对边缘博弈，宏观层需要加强对球行为的专向管控，并明确新兴领域的政策边界；针对专业博弈，宏观层需要加强对宏观政策的通俗解释，并引导专业人士更多地向社会传导基本经济常识，减小专业性的信息不对称。
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范文2
总供给过剩凸显的是总需求不足，而这背后是收入分配如何制约经济增长的大问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会直接影响消费行为，因为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越来越低，穷人更想消费但是没有消费能力，启动内需总不能靠奢侈品拉动。
而统计数据公布之前，有些机构对2012年宏观经济增速的预测偏高，反映出过于乐观的预期。在总供给过剩和总需求不足的结构性问题下，这轮经济增速放缓不是周期性调整，而是长期趋势。
对应于“中等收入陷阱”，在“中等发展阶段陷阱”下，国家的整体要素生产力呈持续下降态势。过去拥有的传统比较优势快速消失，新的比较优势又没有建立起来，经济增速必然下降。历史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过中等发展阶段陷阱。东亚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是正面例子；而拉美国家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是反面例子。
中国传统的廉价劳动力优势、成本优势、环境资源的优势正在快速丧失，中国依靠人口红利持续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持续。但是科技创新比较优势还没有建立起来，难以支持更高的潜在增长水平。
所以基本判断是，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正在急剧发生变化。就算财政政策很宽松，货币政策很宽松，原有增长模式也很难持续。
宏观政策掣肘
宏观政策的边际效果显著下降。2012年宏观政策总体到底是宽松，还是紧？有些人认为2012年宏观政策偏紧，所以期望2013年货币政策更加宽松，甚至有人说2013年新增信贷增长应该达到9.0万亿元甚至9.5万亿元。
不审势则松紧皆误。实际上中国经济现在面临的根本挑战，是宏观政策的边际效果显著下降。2012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并不是很紧，而是相对宽松的。无论是从广义货币（M2）增长速度，还是信贷增速来看，都是比较宽松的。
但问题是狭义货币（M1）和流通中的现金（M0）相对紧，这反映在企业的资金周转速度大幅度放缓。M1和M0增速很低，反映经济活动效率下降，资金周转速度下降。而现在存在三角债情况，造成银行对放款相当谨慎。改善宏观政策的效率才是重要的问题，政策工具本身不是万能的，因为政策的效果确实在下降。
城镇化的逻辑
如何解决经济短期总需求不足、长期供给过剩的结构性问题，国家提出了城镇化战略。农业银行高度关注城镇化，专门组织了课题组研究，目标是先弄清楚城镇化的逻辑。可将其概括为两项任务、两项改革、两大动力和两大难点：
两项任务是农民的市民化和农业的现代化。农民市民化，大家说起来是解决8亿农村人口的问题。其中有4亿是过去30多年进城的人，但还没有享受到教育、社保和城市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精细化；还有2.8亿游离在城市当中的农民工，这2.8亿还没有落户成为市民；此外还有1.2亿未来待转移的农民。
两项改革是土地制度改革和户籍制度改革。从农业人口和农村人口比例来看，中国现在城镇化的水平，大约相当于美国1890年的水平。但是美国在1890～1920年代的农业和其他产业已经出现高度整合，都是三、四个大公司主导，产业高度规模化和集约化，中国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前提是两项改革，一是土地制度改革，要不要允许承包土地宅基地自由转让？二是户籍制度改革，城市户籍是否要继续限制乃至收紧？
两个动力是工业主导和投资拉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很难都去搞简单的服务业，所以城镇化还必须是工业主导，投资拉动。然而我们很多行业已经产能过剩，如果都发展新兴工业、高科技、技术密集型工业，可能又无法吸收劳动力。另一方面，城镇化就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如果投资拉动，投资的钱从哪儿来？
两个难点是农村土地自由流转和转移劳动力的充分就业。一是土地是否允许自由流转，农业如何集约化、现代化、规模化？二是大规模的人进城以后，靠什么产业来保证居民持续就业？
走向金融创新
要推进城镇化战略，必须解放思想，通过金融创新来解决问题，包括国债市场创新，中小企业融资创新，消费金融创新。
第一，创新国债市场，通过发行长期特种国债解决农村土地的自由流转。可以发行长期国债，譬如30年、50年乃至永久性国债，以国债去购买农民的土地。农民每年都有固定收益，国债可以分期流通。未来长期国债、市政债券和城投债、公司债，都应该大力鼓励发展。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曾经利用债券创新成功解决的城镇化的土地流转问题，他们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第二，创新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土地成功流转之后，农民进入城镇，需要有能够吸纳大量低水平劳动力的中小企业。在过去投资拉动的发展模式之下，中小企业融资是比较困难的。难点不在于宏观货币政策，而在于微观层次。银行机构与中小企业信息严重不对称。尤其在经济下行过程中，银行关注风险，势必对中小企业惜贷。
因此，首先需要改革监管政策，改变银行的激励机制，鼓励大型金融机构服务中小企业；同时也要加强对中小企业信息披露和监管，减少信贷双方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需要鼓励金融服务机构的多元化，引入一些新型的、非传统的金融服务机构解决有效市场不足的问题，鼓励多层次金融创新产品和融资工具为中小企业服务。
第三，大力鼓励个人消费金融，鼓励金融机构和银行更多地发放消费信贷。如果没有消费信贷的话，内需增长的长效机制不可能建立起来。20世纪初期，美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主要经验之一，就是在个人收入增长的条件下，企业家成功创造出个人消费金融模式，分期付款购买汽车、农用机械等等，拉动了美国国内经济结构的再平衡。
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范文3
人们带着经济触底、股市向好的希冀进入2012年，然而全年过半，经济仿佛仍处于痛苦的寻底过程，股市也一如既往地低迷。《新财富》梳理6家证券研究机构和33家公募基金的2012年中期观点后预计，2012下半年在宽松的宏观政策环境下，经济探底，通胀下行。在经济触底后将走向复苏还是持续放缓的问题上，机构则出现明显的阵营分化，招商证券、国泰君安为乐观派代表，中金公司、莫尼塔持谨慎态度。
宽松宏观政策环境受认同
2008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历经两个阶段，分别为刺激和紧缩阶段。同期的美国和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则保持宽松宏观政策基调。中国人民银行于2012年6月7日宣布降息，被认为是宏观政策由紧到松的第一步，中国再次进入了宽松政策周期。莫尼塔认为，全球主要国家再次在货币政策上一致放松，但与2008年全球同步放松不同，在本轮放松周期，各国普遍限制了财政手段的使用，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这就决定了接下来的政策环境和宏观经济变化与上一轮刺激政策后的不一致性。
作为资金的价格调节工具，降息周期启动十分重要。莫尼塔认为，这显示政策对两个问题已经形成共识：一是通胀中期下行更加确认，不再是一个核心矛盾；二是经济增速已经形成了中期放缓的趋势。这两个前提的确认使得接下来更多的政策放松成为可能，比如进一步放松信贷政策等。
招商证券则对2012下半年宏观政策环境更为乐观，认为宏观政策必然会更为积极和宽松。首先，中国宏观调控的逻辑向来是相机抉择；其次，目前就业问题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决策层需要更加关注稳增长；最后，从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取向积极是必然选择。
而在政策进一步放松的体现方式上，招商证券认为可能是投资、补贴和信贷三个方向。从关注就业的逻辑出发，稳定制造业和发挥重大基建项目对就业的推动力，需要政府稳定基建投资和增加财税对工业企业的补贴支持。当然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还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这方面信贷支持是关键。
相较之下，中金公司在对2012下半年宏观政策环境的预期上则明显要谨慎很多。其认为，政府对增长放缓的容忍度显著提高。面对增长动能下降的态势，政策已经加大逆周期操作，但伴随着潜在增长率放缓，政策刺激总需求的力度将受到限制。因此，政策的主调仍是“稳中求进”，预调微调力度较前期加大，但不会激进，同时注重调结构和稳增长的平衡，尤其是房地产调控政策不会显著放松。
莫尼塔也认为，尽管降息表明中国政策已经开始了明确的放松周期，但仅靠降息无法改变短期内放缓的趋势。目前尚不具备如2008年9月开始的连续降息的前提条件，后续是否继续降息需要观察。相比于调整降息，货币供给和信贷的增长对稳定实体经济将更加有效。
经济二季度或见底
经济何时见底一直是资本市场关注的核心问题，各家研究机构的年中报告也都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其中，以招商证券、国泰君安、中金公司等为代表的券商研究机构，均预测经济在2012年二季度见底，但对于经济见底后走势的观点则出现明显分歧。
以招商证券为代表的乐观派认为，政策积极背景下，经济在2012年二季度见底，经济增速回落至7.8%左右，下半年逐季回升，全年GDP增速预计为8.1%。另一方面，近期政策已转向稳增长，考虑到时滞，政策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将在2012下半年逐步显现。观察政策起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项目审批加快，财政资金下拨加快；第二阶段，信贷出现回升；第三阶段，有项目有资金之后，终端需求开始出现边际回升。
同样预测经济在二季度见底的国泰君安认为，未来出口、财政政策和信贷走势或将向好，成为带动中国经济走出底部的三大重要外生变量。下半年出口增速应能回升。目前财政政策已转积极，财政收支增速差与2009年类似，基建投资增速开始回升。而最为重要的是，经过两年的信贷紧缩之后，2012年信贷有望转向宽松。在信贷企稳的背景下，汽车、地产等下游需求将成为2012下半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不同于上述观点，莫尼塔则认为，新放松周期的开启并不意味着经济放缓的立即结束。即使全球各主要央行都加入了货币放松的行列，但当前可以观测到的更多是经济放缓的特征，而非经济改善的特征。中国尤其如此，经济持续放缓的首要原因在于潜在增长率的回落。
中金公司也认为，经济寻底过程复杂，受政策扶持，经济增长短期见底在即，但反弹幅度不大，主要反映潜在增长率放缓和房地产去泡沫化对需求刺激政策的制约。中长期看，中国经济增长将呈逐步放缓态势，如能深化改革，改善经济结构，将有助于控制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速度。
在中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问题上，不同机构间也出现较大分歧。国泰君安认为中西部地区仍有望引领未来中国经济持续较快增长。虽然东部经济减速，但在金融危机后中西部已成为经济增长龙头。目前中西部的城市化率、抚养比都有利于其增长，工业化进程仍将稳步推进。中西部城市化与工业化将支持未来5年中国经济保持7.5%左右的潜在增速。相反，莫尼塔则认为经济放缓，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蕴含着较大风险，2012下半年放缓可能会以中西部更快回落为特征。
通胀下行
对2012下半年通胀形势的预测，各机构似乎空前一致，且大部分机构预计通胀的全年低点将出现于2012年三季度。招商证券预计，受整体需求低迷影响，通胀水平将逐季下行，通胀走势在三季度达到最低点，四季度可能略有回升。预计全年CPI 同比增长2.7%。
莫尼塔认为，假设未来政策预调微调力度加大，中国经济如期在2012年三季度触底反弹，那么，全年通胀水平或在3%左右。然而，目前无论从工业品进口、工业增加值或是其各行业的微观调研来看，经济并没有筑底企稳的迹象，近期通胀不会出现明显的上行。
外部冲击有限是大概率事件
对于市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更多的机构认为外部冲击有限将是大概率事件，并将此作为分析预测的基础。国信证券认为，2012年下半年欧美经济中来自政治博弈的风险上升，从美国两党围绕财赤削减计划和总统大选的较量，到欧洲国家围绕债务危机解决之道的博弈将进入白热化。就美国经济而言，其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依然存在，需求在就业和信贷改善的推动下温和回升，将推动2012下半年美国经济增长逐季向上。“财政悬崖”可能拖累下半年GDP增长0.5个百分点。
另一个外部重要因素是欧债危机，其关乎全球经济的增长势头。中金公司认为，希腊将继续留在欧元区，西班牙银行危机暂获缓解，欧债危机可能在2012年三季度相对平静，但四季度西班牙的偿债高峰仍是一大考验。对欧债危机的解决，欧洲央行政策仅能治标；财政联盟虽能治本，却因为政治原因举步维艰。预计欧元区经济三季度触底，四季度开始复苏，2013年小幅增长。
对于外部冲击的影响，招商证券分析认为，综合考虑当前中国货币政策导向和欧元区银行体系状况，本轮外部冲击对国内流动性的负面影响有限，持续时间和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力度都会小于2011 下半年的全球“美元荒”时期。同时，政策进一步趋向积极的基调下，自上而下观察流动性进一步改善的趋势不变。
地产和证券行业关注度最高
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范文4
今年诺奖评选前夕，斯德哥尔摩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于9月3日至8日举行50周年学术庆典，邀请多位诺奖和克拉克奖得主出席，在全球性“大衰退”的背景下，针对影响今后全球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重大议题展开激辩。《财经国家周刊》作为内容合作伙伴，对论坛进行了全程跟踪报道，并专访了前后两任诺奖评委会主席。
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理论阐释、实证检验以及政策工具的探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核心，这不仅关系到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成熟，也关乎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并与经济运行中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纵观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乏意见交锋、观点对立，得益于此经济学才能迅速发展为社会科学。在“大衰退”成为“新常态”的背景下，国际顶尖的宏观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济济一堂，重拾对人、对制度、对政府角色的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或将驱动政策向教育和健康倾斜，对各国走出危机的结构性改革提出指导，并重新反思政府对于发展的作用。
人力资本与制度
1995年诺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认为，由于缺乏对人力资本实质的足够认识，长久以来经济学家低估了“人”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传统的增长理论过分强调了对于外生技术进步的讨论。
在卢卡斯看来，人力资本的积累其实是一种社会学习的过程。现实生活中，个体无论是接受教育还是参加工作，都可以通过努力学习以增加自己的人力资本。这种学习的过程不仅依赖个体自身的能力，同时还更多地依赖于个体与他人的交往，因而人力资本积累可以通过对社会学习的刻画来获得。通过模型参数校准，卢卡斯论证了“人力资本意味着一切”。进而提醒改革者，要实现良好的经济增长，除了需要考虑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所提及的技术创新外，更应重视人力资本的提高。
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制度经济学教授达龙?阿西莫格鲁教授提出另一种观点。“相比起其他因素，制度更可能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的因素。”这位2005年美国克拉克奖得主、诺奖有力竞争者认为，各国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的不同，源于更根本性的原因。以韩国和朝鲜为例，阿西莫格鲁论证了制度上的天壤之别，使得两个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都极为相似的国家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发展历程。
“制度实质上就是政治，不同的制度会导致不同的资源分配。”阿西莫格鲁认为最大的经济问题是政治，对于经济发展制度根源的研究，实际上是进行一系列制度的政治分析。
穷国能否赶超
“虽然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中存在诸多还难以解释的特征，但是两国经济腾飞的事实不容争辩。”“促使经济增长理论复苏的人”、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巴罗教授十分关注中国。其研究的“增长收敛”问题涉及一个重大命题：“穷国是否可以追上富国？”。
巴罗利用实证分析表明，如果将制度因素作为主要考量，那么经济增长将会呈现比较明显的收敛趋势。他认为，制度和人力资本等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副产品，它们随着经济发展自然演进，最终将会趋同，穷国应该有可以赶上富国的自信。但阿西莫格鲁则认为，制度等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是受到历史和文化等影响的，各国不可能趋同，要成功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依赖于重要的制度条件和发展战略。
数本经典宏观教科书的作者、诺奖得主热门保罗?罗默教授，强调了经济学研究和“媒体经济学家”、“政策专家”的不同之处：“研究者必须要能刻画清楚两种最重要的驱动力量——技术与制度”，他将后者称为神秘的“X因素”，认为对于经济增长的探讨，严谨而统一的数学语言不可或缺。一方面，这能要求经济学家定义并阐述清楚这些制度变量，以避免天马行空式的空谈；另一方面，数学推导可以有助于得到严谨确定的结论，以淘汰那些只做模糊预测的南郭先生。
如何评估政府政策
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女经济学家埃斯特?迪弗洛认为，早期的经济学主要集中在探究个人或家庭行为，而缺少对政府行为的关注。之后宏观经济研究中流行的“贫困陷阱”以及“人力资本”问题，都使得政府的作用得到凸显。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可得数据，因此政策评估方法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不断增强，同时也促使了政策评估本身的发展。
但今后政策评估也将面临诸多挑战。第一、许多人对政策评估的意义持不同意见，认为发展过程中，花费太多精力进行政策评估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发展是与一些长期因素相关，比如制度、宗教。而像制度这种重要变量，演进得非常缓慢，几乎不能靠设计对照试验来完成。
第二，许多政策往往是多项具体措施的集合，要将这些措施一个个分解是很难的，只是估计整个集合的作用意义不大，而且整体估计通常会导致高估各项措施的影响，因为他们之间可能会存在互补性。
第三，政策执行的好坏与政府管理者的质量有系统的正相关关系，所以在评估某项政策的同时，不仅要考虑其本身对经济中的个体带来的影响，还要考虑政策实施的决策和管理团队。
反思经济学体系
“如何看待当前微观基础和宏观政策之间联系的缺失？”、“是否有必要对进行补救？”、“如何进行补救？”，主持第三天专题讨论的前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主席托斯顿?佩尔森教授在讨论伊始，就提出了关系到经济学体系构建与重组的三个核心问题。
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范文5
6月2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组成立。6月8日，总理签署第526号国务院令，公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将灾后重建纳入法制化轨道。为了使重建从长计议，我们请来专家献计献策。
金是灾后重建中非常重要的问题。目前，汶川地震已经从拯救生命阶段，到了恢复重建阶段。这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在整体规划、资金投入、劳动力调配等方面，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如何从经济的角度考虑震后重建，《新财经》记者采访了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
让西部开发推倒重来
《新财经》：汶川大地震后，目前已进入恢复和重建阶段，您认为在重建过程中应首先考虑哪些因素？
左小蕾：我认为，重建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恢复，一定是有阶段性地进行。在前一阶段，要把该恢复的都恢复了，比如学校要恢复上课，企业要恢复生产，农民要抢种抢收等。这也是自救，是重建的一部分，让人们先恢复最基本的生活。
真正意义上的重建是一个长远的规划，要有前瞻性的思路。现在回头看当年唐山大地震后的重建，就是因为当时情况紧急，缺乏长远规划，也没有做整体思考，原计划重建需要三至五年完成，结果用了十年的时间。
所以，要从长计议，尽量减少以后的损失。由于四川地区是地震多发区，重建的过程中不能只是简单地把房子建起来。把工厂建起来，一定要考虑到当地的优势和劣势，及当地的经济布局及产业规划。
《新财经》：从您的角度看，灾后重建应从哪些方面入手？
左小蕾：现在大家也都在想办法，比如可以让银行、保险介入，这都没有问题。但一旦从恢复阶段到了重建阶段，就一定要市场化运作。比如现在提出的减免商品房银行按揭问题，这样的政策对于那些一次性付款买房的人就很不公平。类似这样的问题一定要考虑清楚，否则会留下很多后遗症。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提了很多年，但始终没有开发起来。这次地震刚好发生在那个地方。我觉得，这是一次推倒重来的机会，我们可以把西部大开发战略重新规划一番。与四川相邻的贵州、甘肃等省，经济水平在全国总是倒数第一、第二。之所以一直没有突破，我相信是有很多困难，与当地的产业发展劣势，比如布局、资源等有关系。如果震后重建能突破以前的布局，尽量发挥当地的优势，避开劣势，就会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突破。
这次地震使四川的磷矿开采受到了很大损失，产业布局面临调整。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在重建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到，要把经济问题与其他问题结合起来考虑，不能只从经济的角度去布局将来的规划。
《新财经》：让西部大开发推倒重来这个提法很新颖，您认为西部这些省份该如何协调？
左小蕾：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眼前我们面临着一方面要让受灾群众迅速恢复生产和生活，另一方面还要做长远考虑。作为长期的规划，我们需要多花点时间，一边恢复一边规划。比如贵州省，作为旅游产业可能会有些潜力，如果发展大工业，可能不太合适。当然，这要请专家来论证。
要对西部几个省进行综合规划，不要分隔开，你做你的，我做我的。避免出现地方保护主义。特别是基础设施，各省一定要有一个网络，要有相互交叉的地方，整体规划非常重要。西部的省份，要在统一规划下全力以赴，将资源整合起来，从整体发展的角度、从西部大开发的角度一起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百年大计。做得好，西部大开发战略会获得一个突破口；做得不好，就会重复以前的错误，带来更大的损失。
用市场机制解决资金问题
《新财经》：灾后重建需要大笔资金投入，现在的财政投入和捐助的资金能解决多大的问题？
左小蕾：对于受灾地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会有一些投入，已经投了100多亿元，来自社会的捐助也达400多亿元。这是灾区重建，特别是恢复阶段的主要资金来源。但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灾后重建的过程，不可能全部用财政和捐助的资金来完成，因为重建过程中很可能需要上千亿元的资金投入。前期的恢复阶段，可能主要靠财政投入和捐助的资金，因为这个阶段的投入是不产生盈利的，比如现在居住的临时用房将来都是要拆除的，不带来任何增值。再说，很多参与恢复的生产单位，都是带着感情、为了支援灾区的想法投入的，也符合捐助款项的目的。所以，前期的恢复阶段，主要以财政投入和捐助款项为主。
《新财经》：后期重建过程中的大笔资金该如何解决？
左小蕾：我认为，应该建立市场运作机制。将来在重建高速公路、污水系统、通讯系统、电力系统、供水系统、水利设施等方面，应该利用社会资本。当然，也不排除利用国际资本，如果民营资本具备竞争能力，也应该让他们参与。有一种投融资模式叫BOT（适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融资方式），这种方式的基本思路是这样：项目所在地政府授予一家或几家私人企业所组成的项目公司特许权利――就某项特定基础设施项目进行筹资建设，在约定的期限内经营管理，并通过项目经营收入偿还债务和获取投资回报。约定期满后，项目设施无偿转让给所在地政府。
这种模式在国外做得很多，在中国也有。成都就有一个污水处理厂，是亚洲开发银行邀请国外资本来做的。由于这种模式是由商业资本投资的，在经营的过程中收费可能比较高，但肯定不允许有暴利。BOT应该是灾后重建中可以运用的一种很好的模式，第一，可以带来资金，减轻了财政投入的压力。第二，可以带来技术，由于地震造成的破坏惨重，在重建过程中一定要考虑房子的抗震性、环保等等因素。通过重建我们可以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第三，可以学到先进的资金管理方式。由于引进的是国际资本，他们对资金管理的效率和使用都有一套非常规范的制度，这也避免了“修一条高速公路，就会倒一批干部”的贪污腐化现象的发生。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在约定期满后，以BOT模式投资的项目设施所有权归属国家。
《新财经》：重建过程中的资金需求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政策机制来聚集各方财力。
左小蕾：没错。由于重建过程中很多是基础设施，这些公共用品本来应该由政府投资，可政府总的财力毕竟有限。我们只看到中国每年增长了20%的税收，税收总额近5万亿元，但是，如果按13亿人口平均分摊，每人才3000元。何况很多地方都需要财政支出，政府一定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所以，灾后重建一定要调动社会资本，设立几种商业模式，让这些社会资本有动力去投资。这样，既可以在重建过程中优化资源配置，还会有一些制度的创新。
密切关注劳动力流动变化
《新财经》：我们知道，会有大批的劳动力参与灾区重建，解决劳动力会不会又是一个问题？
左小蕾：我通过看电视，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发现很多被救出来的是妇女、老人和小孩，很少看见有30岁左右的男人。我也在思考这种现象背后的经济学含义，这是否意味着那个地方劳动力短缺了呢？近一段时间，由于成本上升，沿海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由此，是不是发出了“刘易斯拐点”（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即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即将结束。按照吴敬琏的解释，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了）的信号？
中国的劳动力一直存在着过剩的问题，所谓“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应该是一个中长期问题。可是，通过这次救灾，我觉得这已经是个很直接的问题。由于重建过程中需要大批劳动力的投入，将面临劳动力回流问题。四川以及西部其他地区外出打工的人非常多，如果外出劳动力回流，是否意味着其他地区劳动力短缺呢？如果劳动力短缺，就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从而导致通货膨胀。
《新财经》：还有一种情况，一段时间以来，像珠三角等一些地区的大批工厂倒闭，也释放出很多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能不能去填补灾区重建所需的劳动力？
左小蕾：珠三角等沿海地区正在进行着产业结构调整，释放出很多劳动力。这些释放出的劳动力总量如果刚好填补灾后重建所需，那应该是最佳状态。如果释放出的劳动力多于重建所需的劳动力，就会出现失业率增加。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考虑政策调整的方向，汇率是否不应该调得太高，那样会促使更多的人失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关注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特别要关注劳动力流动的变化、政策调整产生的结构性失业比例和重建过程中劳动力的需求匹配情况。这一点非常重要。
《新财经》：由于灾区的很多企业都受到了毁灭性损失，很多受灾群众又成了失业人员，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左小蕾：地震前期我们有很多救灾物资是免费发放的，但在重建过程中，不可能一直免费供应下去。有一种方式叫“以工代赈”。就是当地的受灾老百姓参与灾后重建，以自己的劳动换取所需的物资。这种方式主要适合像乡村公路、水利设施等建设，与当地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工程也不是很大，技术性要求不高，只要有劳动力投入就可以。
过去，很多非政府组织在扶贫的时候会用这种方式，包括一些国际组织。国际粮农组织曾经在贵州省就这样做过。当时，他们把粮食发放给当地参与灾后修路的老百姓，以劳动换粮食。我相信，这种方式对于受灾群众来说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他们有自救的动力，在重建工作中，他们可以通过有效劳动，尽快走出灾难的阴影。
微观主体
不会影响宏观政策
《新财经》：这次地震灾害的损失应该是非常惨重的，对我国的经济会有一些影响。在宏观调控政策方面，会不会有一些调整？
左小蕾：我觉得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总是有一些误区。宏观调控是根据宏观指标来确定的，比如GDP的增长速度、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外贸顺差、通货膨胀，等等；这些都是宏观指标。宏观政策在调整过程中，对于某些微观主体、某些行业、某些企业，不一定都是正面的作用，总是有利有弊。这就需要某些微观主体，在宏观政策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必须学会自我调整。宏观政策调整不一定顾及到每一个微观主体，这就是经济的所谓灵活性。
所以，不能因为现在要救灾，需要大量资金，就去调整从紧的货币政策，这是非常不正确的思路。这种思路容易产生误导作用，尽管那么多人失去了生命，失去了房屋，但也只是局部问题。我们更多的是需要思考，重建后不再遭受更大的损失。但不能以局部的问题来改变整个宏观政策，这个误区应该消除。
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范文6
对于破解中国宏观经济难题，我的主张是货币宽松。凯恩斯曾说过，经济周期最好被当作是由资本边际效率的周期性变动所造成的。对危机的更加典型的而且往往是更具决定性的解释，从根本上说并不是利率的上升，而是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正是由于资本边际效率的崩溃，萧条状态才如此难以治理。在我看来，今天的经济形势非常严格地印证了他的这个主张。
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现状的判断，我一直认为，增速下行不是结构性的，而是趋势性的，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不会再出现。我们的生产价格指数PPI已经连续48个月为负，我们的上市公司资本回报率也一直在向下走。更重要的是，从2010年开始，我们所有的企业税前利润低于企业的利率利润，这肯定是有问题的。经济增速下行，目前的表征现象主要是产能过剩，但实际上却是中国企业面临的四大挑战，即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高税收以及高融资成本。针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问题，即便是废除《劳动法》，也很难解决。但是，对于人民币升值、高税收、高融资成本的问题，我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现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导向不应该是保增长，而应该是避免明斯基时刻，即避免资产价值的崩溃。
美国经历了两次大萧条，第一次发生在1929年，在此之前的几年时间，美国的股市在猛涨，房市也在猛涨。但是到了1929年，形势突然逆转，股市突然崩溃。后来人们反思认为，如果美国央行当时采取了正确的政策的话，美国大萧条不会那么严重，一直持续到1951年才复苏。在金本位的情况下，出现了泡沫，出现了杠杆，美国不是发货币，而是减货币，于是造成了大萧条。
而美国应对这次的金融危机，应该说伯南克的三次量化宽松起了很好的功效：虽然量化宽松导致金融市场波动不断，但是整个股市却在屡创新高；房地产市场虽然跌得比较严重，但现在已经开始复苏。通过这三次量化宽松，美国避免了1929年大萧条那样的冲击。
今天，中国经济的困难在于2008年4万亿振兴四大产业过程中，企业贷到的款到了还款期，但是大量的企业还不起，要破产。目前中国的企业负债严重，占GDP的160%，再加上产能过剩导致PPI连续48个月负增长，这就产生了帕廷金效应（指当货币数量或价格水平发生变化时，实际余额就要发生变化。实际余额的增加或减少被认为将增加或减少总需求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央行确实做了一些工作，去年进行了5次降准、6次降息。不过，我认为，这远远不够。到去年年底，我们的实际利率在上升，我们的基准利率为4.35%。全世界都是负利率，中国的利率却如此之高。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我主张发货币，但不主张政府再来个财政赤字，那还是投资拉动的旧思路。在我看来，利息就是货币市场供给需求的函数，货币多了，降准才能降息，才能减少企业的债务和利息负担。
避免明斯基效应才是中国经济的宏观政策的当务之急。所有宏观政策应该支持微观的救企业。降准也好，降息也好，货币贬值也好，或者是减税也好，都是为了让企业活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