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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缩性财政政策范文1
1. 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与不足
积极财政政策名曰积极，实际上就是一种扩张性财政政策。按照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增加个人和政府购买能力来刺激消费从而直接增加总需求，并间接扩大就业机会的政策。它通常的操作规则是增发国债、扩大赤字、增加政府支出、减免税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调整经常性支出结构等手段。从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内容来看，主要是通过发行国债、增加赤字、增加政府投资、支持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拉动经济增长。任何政策的实施，都是一把双刃剑，积极的财政政策也不例外。作为政策掌控当局来说，如何在政策实施中尽量扩大其正面效应，减少其负面效应，显得尤为重要，但问题是有些政策在实施之前很难预料到其负面效应，而且有些负面效应只有在政策实施后才能切身体会到，这就增加了政策操作当局的抉择难度。
1.1 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
1.1.3 推动了产业结构和区域生产力布局的调整。一是通过税收减免及财政贴息等政策支持符合产業政策方向的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了经济结构优化。二是结合西部大开发战略，从基础设施项目和生态环境建设入手，对中西部落后地区制定了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支付力度，从而带动了中西部经济的发展能力。
1.1.4 改善了投资环境，为扩大民间投资和吸引外资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1.1.5 支持了国有企业改革，加大了国有企业技改的力度。
1.1.6 考验了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把握经济全局和驾驭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我国在完善市场经济的道路上，政府在经济发展的不同周期，如何适时地运用宏观调控手段，把握经济发展的走向上进行了有益和大胆地尝试。
6年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在取得重大成效时，其负面效应也在扩大，主要表现在：
尽管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但我们要说，在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内需不足，国内经济增长低迷的情形下，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是适时的、积极的，是值得肯定的，成绩是第一位的，而且被6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实践所证明是有效的，积极财政政策功不可没。
2. 当前我国财政政策：积极乎？中性乎？
正是基于对积极财政政策负面效应的认识，积极财政政策能否继续的话题便进入了学者和调控决策者的视野之中，由此便有了积极财政政策“淡出”之说。任何政策的实施都是有条件和阶段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也不例外。正如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当时是适时的必要的一样，积极财政政策在现阶段的淡出也是必要的，符合我国经济发展要求。但问题是积极财政政策淡出后，应该以什么样的财政政策取而代之便成了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按一般的逻辑常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退出，随之而来的便是：要么紧缩性财政政策，要么中性财政政策。但从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客观现状以及财政政策运用的情形来看，还很难说哪" 一种政策占有主导地位，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由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决定的。实际情况是积极财政政策似乎还在积极，由此决定了我国目前的财政政策既非完全中性更非完全紧缩，尽管理论界呼唤中性财政政策的声音在日渐高涨，但情势不遂人愿。
2.3 财政政策完全中性难。 正是基于人们对积极财政政策负面效应以及当前经济调控任务的认识，中性财政政策便应运而生，且呼声在日渐高涨。与紧缩性的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有所不同，所谓中性财政政策就其本义讲，就是财政收支保持平衡，不对社会总需求产生扩张或紧缩的影响。而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来看，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说法，因为现实中的财政收支不可能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平衡，也很难在现实操作中做到既对经济生活不刺激又不抑制，所以中性只不过是财政政策追求的一个目标或者是致力于实现的一种境界。而现实的中国国情更是应证着这一说法。撇开如前所述的积极财政政策彻底言退难和财政政策一边倒难不说，事实上这些因素都在根本上制约着财政政策的完全中性化。单就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现状而言，尽管对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形势在判断上不一，有说总量过热，有说结构过热，但从我国各行业在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着部分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引致经济过热和部分行业需要加强和支持发展的过冷现象这一事实来看，财政政策难以中性。再从近期政府各部门出台的一系列调控措施来看，有反通胀的，又有防通缩的，这有别于以往单纯的反通胀或防通缩的财政政策，这似乎又与中性财政政策既不扩张又不紧缩的本来含义相悖。而让中性财政政策既须兼容反通胀又防通缩的双重目标更是难上加难。
由此我们说：既然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呼声渐涨的中性财政政策的跟进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更何况完全意义上中性财政政策能否实现？能走多远？在我国能有多大的适用空间？还有待我们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来验证。但适应积极财政政策逐步退出的走向，来描述我们目前的财政政策，也就是给我国目前财政政策的走向一个称谓，中性财政政策不妨可以一提，但似嫌牵强。我倒觉得把我国目前财政政策的定位说成是：“收缩中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更确切一些。这样既体现出了积极财政政策正在“淡出”，也体现出了积极财政政策还在积极的现实情况，同时它还表明收缩是第一位的、是前提，扩张是第二位的，说具体一点就是：积极财政政策虽然在积极，但其主导思想和走向上是在收缩、转向的。
3. 转型中的积极财政政策调整对策
我们在积极财政政策继续发力的同时，在政策实施的具体操作上做如何的调整和安排，才能使政策的积极性继续保持，消极因素得到抑制呢？才能体现出政策主导思想上的收缩性和转向性呢？
3.1 积极财政政策应推进经济内生增长，实现经济和财政可持续发展。 积极财政政策应逐步从应急性的、以解决短期问题为主要目的、较为单一的目标选择中淡出，逐步转向以健全经济内生增长长效机制为主，兼顾解决短期和中长期发展的政策方面，着力点应进一步聚拢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上。要注重通过各种政策的实施，推进经济内生增长，提高微观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实现经济和财政可持续发展。
3.2 逐步缩小国债发行规模，优化国债资金投向与结构。 鉴于积极财政政策实施6年来的负面效应和经济增长对积极财政政策的严重依赖性，以及当前结构性经济过热的调控现状，今后国债的发行数量应适当缩减，规模不宜扩大；其次，在国债资金规模压缩之后，在具体国债资金投向上应做重大调整。一是应确保在建重点工程项目的后续投入，并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坚决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二是切实强化社会公共性开支，诸如科技、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三是向特定区域倾斜，诸如向农村倾斜，向中西部特别是" 西部地区倾斜；四是积极促进特大型骨干企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基本目标的实现。五是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国家应增加对农村公共品投资，解决农村公共投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问题，以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六是应保证支持重大改革事项方面的需要支出［2］ .
3.3 合理界定政府职能范围，改变财政支出包揽过多的局面，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逐步淡出创造适宜的空间。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政府投资应从经营性项目或企业可以承担的项目中退出来，主要投入公益性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领域。而长期以来，我国财政支出“越位”的问题尚未彻底解决，诸如一些应由市场或民间投资的经营性项目，政府也参与其中；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一直由财政承担；政府机构臃肿，行政经费支出过大；对事业单位的财政经费供给不规范等等，使得财政包揽过多，负担过重，支出规模过于庞大。由此也导致了政府在公益性的公共项目支出方面投入不足或“缺位”。因此，我们在控制压缩财政支出总规模的同时，实行有保有控的内部支出结构调整，这就要求我们以区别对待的思维安排好各种财政支出的进退，或向某些项目倾斜，或适当压缩某些项目支出，或严格控制某些项目支出，从而为积极财政政策逐步淡出创造适宜的运作空间。
3.4 围绕提高政府投资的有效性，积极推动公共项目投资创新。 公共项目的投资来源不能仅靠财政资金，投资来源要多元化，这就需要加快公共项目投资的制度创新、方式创新，引入市场机制，提高政府投资的有效性和带动性。可以采取包括政府投资、企业经营，政府补贴、企业投资经营，政府特许经营、特许项目收费、企业投资经营等多种方式，广泛吸收社会资金投资公共领域，加快公共设施的发展。
3.5 实行结构性的减税，促进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增长。 减税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手段之一。能起到刺激投资和消费，拉动国内需求的作用，既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也有利于启动民间投资，带动最终消费。具体措施有：
3.5.1 积极推进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税制改革，刺激投资需求。首先应将我国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由于生产型增值税对购买的固定资产不允许扣除，使其扣除范围较小，税基较高，不利于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而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由于其扣除范围大，税基小，从而有利于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刺激民间投资，促进经济发展；其次，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按照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原则，减轻内资企业的税负，使各类企业在公平税负的基础上开展竞争。
3.5.2 改进消费税。一是适当扩大征收范围，二是根据经济发展和消费结构的变化情况，对税率明显偏高的部分应税品目适当降低税率水平，对需要加大调节力度的应税品目适当提高税率水平，形成更为合理的税目覆盖面、税率结构和税负水平。
3.5.3 完善个人所得税，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现今个人所得税800元的起征点，对部分地区已经失去了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功能，应在充分考虑家庭总体生活、消费水平以及地区收入与消费差异的前提下，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扩大扣除范围，并加大对高收入者的征收力度，严格控制高收入者偷漏税现象，调节收入差距，提高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阶层的居民消费能力。 3.5.4 减免农业税，统一城乡税制，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广大农民的整体消费能力。 3.5.5 完善出口退税机制，逐步取消退税指标的分配管理办法，实行全额退税，鼓励企业扩大出口［3］。
3.6 拓宽民间投融资渠道，全面启动民间资本。为使民间投资真正激活，首先要取消或减少那些限制民间资本进入的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在基础设施、金融领域、传统的垄断行业、公共领域等领域的进入，真正降低民间资本的准入门槛，使其不断扩大投资领域，形成公平竞争的局面；其次，利用财政资金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针对中小企业规模小、风险大、监管难度大，各种金融机构缺乏对其融资积极性的现实情况，可以考虑从财政资金中拿出一部分专门用于鼓励中小企业技术的创新，并可通过事先签订协议的方式，逐步偿还借款，以调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最后，继续加大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力度，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增强合法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
参考文献：
收缩性财政政策范文2
中国真实GDP在2006年一季度的增长率为10.4％，各主要板块――固定投资、净出口与消费――都表现了强劲势头。但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仅仅上升了0.8％，通胀率似乎离危险区仍很遥远；局部地区出现劳工短缺，但乡村剩余劳力数以亿计，中国劳工市场整体上供过于求的局面仍未根本性改观；国际收支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继续保持着双盈余。
高增长与低通胀的组合，是各国政府孜孜以求的目标，能实现这种组合的经济体屈指可数。中国自2000年起，也进入了这个准理想境界――真实GDP平均年增长9％以上，只经历了温和的通胀，年度CPI增长率被控制在4％以下。中国经济是否从此进入长久欣荣稳定的绿洲？
中国现在具备了有利的基本条件，有助于维持高成长低通胀的局面。除了高国民储蓄率，中国经济的结构更加多元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表现为非国有企业在GDP中的份额显著上升，大多数产品与服务的价格由政府管制改为市场供需决定，进出口贸易/GDP的比重也大大提高。农村剩余劳力向城市和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大规模转移，在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抑制了工资成本的急剧增加。财政与金融改革也在制度上强化了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除了利率、准备金率、贴现率等货币政策工具，政府现在也可以真正地运用税收和支出政策来调节总需求。
但是，中国经济仍有脆弱因素，随时可能触发通胀，危及经济持续增长。
首先，GDP增长的主要动力是要素投入的迅猛增长，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生产率的增长对GDP的贡献相对较低。传统制造业与房地产业是固定投资的主体，对价格不断上扬的进口原材料和石化能源依存度很高。这种增长模式更易使通胀压力抬头。
其次，企业与家庭融资主要依靠银行信贷。一季度信贷增长1.26万亿元，增幅达14％，而这是在信贷/GDP达到180％的高峰上发生的。经验表明，银行主宰的金融体系在资源配置的效率、对周期性冲击的反应速度与调整能力都远逊于资本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
第三，虽然与历史上任一经济周期比，中国目前在制度上更有可能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调节宏观经济，但由于对固定汇率的执着，货币政策并不能运用自如，削弱了央行对货币供应与总信贷的控制调节能力。同时，在宏观经济出现失衡时，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习惯性思维往往引导政府本能地优先使用行政力量，容易出现一刀切、急刹车和矫枉过正等不良后果，甚至“硬着陆”风险。这意味着，通胀一旦死灰复燃，治理成本将非常高昂。
鉴于此，央行提高贷款利率以抑制过大的信贷需求和通胀压力，非常明智。但有意见却对此质疑，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更大风险是通缩而非通胀，不能采取收缩性宏观调控，包括加息和人民币升值。其根据有二：一是目前通胀率低于2％，离零点警戒线太近；二是固定资产投资是推动中国GDP成长的主要动力，加息容易造成产能过剩，演变成未来通缩。
通胀与通缩，风险孰大孰小？在目前的经济周期阶段与国内外环境下，中国的通胀风险远远大于通缩风险。全球经济正在经历同步性成长，GDP增长率在2006年与2007年预计将继续处于或接近于历史高峰。中国近来的实际GDP增长率已接近甚至可能超过潜在增长率。如果经济不能适度降温，通胀压力迟早会产生。
目前公布的CPI增长率极有可能低估了真实的通胀。近年来原材料与能源价格的持续飙升，人民币汇率未动所加剧的贸易条件的恶化，都几乎没有反映到最终产品与服务的价格中。其中可能有政府政策（比如汽油价格的管制与补贴）的影响，有市场竞争激烈的因素，但也有官方通胀的测量问题。有理由怀疑，近年来中国教育、医疗等服务价格的上涨，以及房地产价格上涨所隐含的租金成本上升，是否合理地反映到CPI的变化中？即使按CPI度量的产品和服务价格水平能奇迹般地继续保持稳定，房地产等资产价格膨胀的风险还是不可低估。政策制定者和投资者都不应为公布的低通胀率所迷惑。
至于产能过剩，归根结底是过度投资形成的。除了地方政府追求政绩而产生的投资冲动，过多的流动性与过低的资本成本是导致固定投资过快的根本原因。由于担心未来可能的“产能过剩”引发通缩，而未能及时收紧货币政策，就可能更加刺激投资，某些行业甚至可能产生投资泡沫，加剧“产能过剩”的风险。因此，抑制总体经济过热与防止某些行业“产能过剩”并不矛盾。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产生了一些混淆的认识，指望产业政策来引导资本流向，甚至以为产业政策可以从根本上替代反周期的宏观经济稳定政策。
事实上，中国的电力与钢铁等行业历来受政府计划和产业政策的影响最大，但也最常经历交替出现的短缺或过剩。即使出现了产能过剩，也可通过公司并购、产业整合、淘汰经营不善的企业，在保持需求稳定上升的同时，减少过剩产能。
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上升扩张的周期，担心中国发生日本式的通缩，有杞人忧天之嫌。广义货币（M2）和总信贷的成长速度过快，如果综合考虑汇率和利率等因素，中国的总体金融条件在经济活动高峰加速时还继续趋于宽松。经济内在的变化因素已在孕育通货膨胀，松弛的政策条件进一步提供了通胀的催化剂。中国有必要采取一揽子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预防潜在通胀风险，引导经济平稳运行。
其中，货币政策毫无疑问应当处于核心地位。央行最近的加息行动不应视为孤立的，更不能视为最后一着。中国在可预见的期间（12个-18个月），至少还有100个-150个基点的升息空间。当前几乎所有央行都在实行政策收紧。中国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幅度，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这不仅是保证央行调整利率和有效抑制信贷膨胀的前提，而且人民币适度升值有助于缓和国际市场能源与原材料价格飙升给中国带来的进口通胀压力。
收缩性财政政策范文3
关键词：宏现调控；政府失灵；主流宏现经济政策；经济泡沫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活动中起基础性作用，以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同时，在总量平衡、结构调整和长期发展战略方面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崭期时期，宏观经济调控将面临新的挑战。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如何防止“政府失灵”问题
所谓“政府失灵”是指政府干预经济不当，未能有效克服市场失灵，却阻碍和限制了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从而导致经济关系扭曲，市场缺陷和混乱加重，以致社会资源最优配置难以实现（刘俊奇，1999）。具体地说，“政府失灵”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其一，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达不到预期目标；其二，政府干预虽达到了预期目标但成本高昂；其三，干预活动达到预期目标且效率较高但引发了负效应。
析“政府失灵”的成因很多，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1.政府对经济的认识难以完全符合经济规律，即使一定时期抓住了规律，然而规律本身是发展变化的，因而不可能穷尽。进而，政府的决策不可能完全正确；2.政府角色错位。即政府未能恪守其“增进市场论”的基本角色，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过大，超出了矫正市场失灵、维护市场机制顺畅运行的合理界限；3.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是依靠市场主体的驱利动机来实现政府调控目标的。而政府干预的目标、手段可能与市场机制运行的要求、微观主体的目标和情况相冲突。因而，宏观调控的效果不能由政府来完全左右；4.政府的组织机构、运行机制不可能完全统一和协调，因而可能导致政策的制定、执行的非科学化和非理性化；5.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政策的不恰当可能导致“寻租活动‘的大量存在，从而扭曲了经济关系，障碍资源的合理配置。
我国这几年：“政府失灵”的例子主要有：关闭产权交易中心，取消场外交易，上市指标搞行政切块分配；贷款权上收，城市合作银行合并，农村合作基金的撤并；允许甚至鼓励行业自律价格的存在；恢复对粮棉收购的管制；物价持续走低；民间投资和消费启而不动等。
当前，我国“政府失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角色错位时常出现，往往干预过度，破坏了市场机制运作的合理界限。这是由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影响还在发挥作用；二是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难以达到预期目标。这主要是由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已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还不能充分把握其运行规律。如何克服这两大问题，是我国近期防止“政府失灵”的主要任务。
二、如何实施主流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转变
关于当前宏观经济中的困境即物价持续下跌（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成因，人们已阐述得很充分了。笔者认为理论界从整体上已达成了共识，只是角度可能不同，在此不再复述（参阅江勇、熊正栋，1999；戴培昆，1999）。
但是人们对当前“有效需求不足”局面的性质判断，笔者不敢苟同。如“经济发展新阶段一个主要的标志就是所谓阶段性有效需求不足”（参见张晓晶，2000），另如1998年有一种“V”型理论认为经济会迅速上升等等，这些把我国当前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看作是阶段性的，即使他们也可能意识到这种局面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存在。然而，我们的观点是：“有效需求不足”是体制改革的结果，搞市场经济就要长期面对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更进一步地说，“有效需求不足”是市场经济的共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例外。
同时，买方市场的形成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我国的主要矛盾已转移。我国的主要矛盾依然是生产力水平的落后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因为“有效需求不足”隐含着人们有需求但没有足够的支付能力（这与存款的多少并不等同）。因此，在经济转轨时期，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仍然是如何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不仅仅指总量增长，而且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增长质量和增长效益。而要提高增长质量和增长效益，退回到原有体制是不可行的，这已为我国的实践所证明；唯一的出路是深化体制改革，加强宏观调控。而通过深化体制改革，通过市场经济的完善来实现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增长效益与质量的不断提高，就必须不断扩大“有效需求”。于是，我国的主流宏观经济政策由过去的以收缩性为基本特征的宏观经济政策转变为以扩张性为基本特征的宏观经济政策（关于过去的主流宏观经济政策可参见吴晓求，1998）。
然而，政府在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约束下的宏观调控力度不足，手段选择和效果还很不理想。如1998年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投资以拉动内需，确实起了一些作用。但从1999年上半年国有经济增幅下降的事实表明，这次宏观调控只是启动了国有经济的短期增长；虽然1999年财政政策、收入政策着眼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参见陈淮，2000），注意了短期政策与中长期发展相结合，但由于体制性约束，效果一时难以体现。由于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退出机制的缺乏，银行体制改革滞后，投融资体制的扭曲，使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低下。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的是更积极有效的制度选择与安排，可这是需要时间的。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过程中，宏观调控的效果越来越受到微观主体运行机制的制约：宏观调控的实施是通过微观主体的驱利动机来实现的，而不能由宏观调控主体直接决定；宏观调控的效果如何，决定于宏观调控的方向是否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运行机制相适应。这样，实现主流宏观经济政策有效转变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培育市场主体和规范市场运行机制，二是使宏观调控的作用力与市场经济微观主体运行机制相适应。
三、如何防止宏观经济政策失效
当前宏观调控领域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有效需求不足”；二是经济开放度日益加大。这两大问题都对宏观经济政策提出了挑战。在前一部分中，我们阐释了我国主流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变，并指出，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受微观主体运行机制的制约，这是防止宏观经济政策失效的一个方面。同时，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还受其自身特点的限制。
（一）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对宏观调控有效性的限制
1、财政政策。
（1）财政政策的扩张限度有限（参见张晓晶，2000）。财政扩张的限度一般用债务负担率（即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单看狭义债务负担率（主要指国家财政统借统还的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中国则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1998年还不到10％（发达国家几乎都在50％以上，欧盟的标准是60％）。但考虑到“中国特色”，政府实际的债务负担还应包括部分地方政府、公共部门或国有企业的国外借款以及银行不良贷款。这样，1997年底我国最大债务负担率已接近50- 60％。按我们的观点，当前社会保障体系的大量“空帐”也应计在政府债务之内，这样政府实际债务负担率已不低，增发国债的空间已十分有限。同时，1991年至1998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14.6％、13.1％、12.6％、11.2％、10.7％、10.9％、11.6％、12.4％，基本上逐年减少，近两年略有回升，但升幅不大。这样，通过国家财政支配的资源就很有限了。
（2）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效果十分有限。近两年，国家采取增发国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1998年发行3891亿元，1999年发行3415亿元。但在政策运作上将财政投资按计划分割到各省、区、直辖市，再由地方分割到各项目。这种按老办法搞财政拨款，很容易出现新的重复建设：“长官项目”、高收入低产出、胡花乱用等问题。结果，1998年底，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达19.5％，而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基本为0（其中：集体经济投资下降了3.5％，个体经济投资增长6.1％），从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只有14.1％。并且只影响国有经济，对非国有经济影响微弱。另外，最近财政部对1998年1000亿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72个重点项目进行检查，发现已有20个项目的大量资金被挪用和乱用，10个项目属于“三边工程”。同时，虽然1999年中央财政提供的技改贴息从1998年的7亿元猛增到90亿元，力图通过“四两拨千斤”的方式有效地起到财政资金带动投资需求扩张的目的，但考虑到中国的资金分配格局和信贷结构，这些技改贴息资金恐怕绝大部分又流向国有经济。然而当前国有经济缺乏活力和效益，非国有经济是最具活力的和效益的，因此，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效果十分有限。
2.货币政策。
（1）M2的增长率还可适当提高。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正相关（米什金，1998）；我国学者的研究表明：在中国，高通货膨胀总伴有M2的过快增长（王大用，1996）。如在1988年和1989年的高通胀之前，有1986年至1987年M2的过量供应；在1993至1995年的高通胀之前，有1990至1992年M2的过量供应，且1994年通胀高峰时M2供应加速，使得本次通胀的时间延长。但是近几年，我国M2的增长一直在下降，且当前我国仍处于通货紧缩时期，因而M2的增长率可适当提高，但不能过高。
（2）信贷萎缩限制了货币扩张。自1996年以来，我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长率逐年下降，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信贷萎缩”现象（樊钢，1999）。造成信贷萎缩的原因主要是：一方面国有银行由于坏帐积累不愿再向一些国企贷款；又不能、不愿向非国企贷款（存在信贷歧视）；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非国有的中小金融机构不愿向非国有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于是，存贷差不断加大。另外，资本市场融资对于广大非国有经济来说机会甚小。同时，物价持续下跌，使实际利率居高不下，企业对投资预期不乐观，企业投资需求不旺。因此，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降息、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增加货币供应）等，不能启动民间投资（我所指的民间投资是指除政府财政直接投资以外的一切投资）达不到预期的扩张效应，因而也不能有力地扩大“有效需求”。
（二）开放性经济对宏观调控有效性的挑战
经济的开放必然会对国内宏观政策的有效性产生影响，这是Mundell、Fleming模型的基本结论。根据此模型，在利率降低、汇率稳定的情况下，会引起资本外流，国际收支状况恶化；这主要是因为套利活动的存在。同时，在资本有限流动、汇率固定的情况下，财政扩张导致总需求增加，相应净进口增加，引起贸易余额出现逆差；但随时间推移，贸易逆差将导致货币供给下降，直到总需求回复到初始水平。一般而言，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和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三个目标只能实现其中的两个而不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这就是所谓的“三元悖论”。目前，中国选择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而对资本流动进行管理。一旦资本流动得不到完全的管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会打折扣（张晓晶，2000）。
四、如何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背景下防止“经济泡沫”的产生
所有的“经济泡沫”都产生于“虚假繁荣”，而“虚假繁荣”，总是有一定的真实繁荣作基础的。可以想象随着我国加入WTO的开放度的进一步提高，我国将迎来又一个国民经济迅速发展时期，因而为“经济泡沫”的产生提供了真实基础。同时，所有的“泡沫‘都是资本过度追逐利润的结果，开放经济和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使资本逐利竞争更加激烈；这为”经济泡沫“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我国”经济泡沫“的产生有以下两大可能途径：
（一）国际资本（尤其是国际短期资本）大量进入中国股市、房地产领域。东南亚经济危机、日本“泡沫经济”都是在国内经济一派繁荣的背景下发生的。大量国际资本涌入，促使东道国经济进一步繁荣，而房地产、股市行情日渐高涨，“经济泡沫”日渐积累，直到破灭。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开放度的提高，加上中国广阔市场的吸引、政策鼓励、政局稳定等，肯定会使外国资本投资掀起一个新。这对如何引导外资流向并进一步防止“经济泡沫”的产生是一个考验。
收缩性财政政策范文4
关键词：金融发展；投资；门槛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1.053
1前言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此后，我国中央决策层面对严峻的世界经济形式，制定了“四万亿计划”。政府一方面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用以扩大内需，另一方面也实施着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了金融、信贷等的发展力度。“四万亿计划”使投资规模快速扩大，但是投资“质量”有待商榷。投资“质量”是关于投资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问题。传统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业发展能够使储蓄率以及投资效率得到提高，从而对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以及经济发展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通过将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对地区投资进行研究，以发掘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投资质量的影响。
2研究综述
经济发展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驾马车”的拉动。投资则起到辅扩大内需的作用。“三驾马车”之中，政府于经济调控最常用的是“投资”，通过投资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20世纪70年代，Ronakl Mckimio指出：金融机构发展程度与国家经济水平间关系紧密，且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地区金融水平低下，使经济发展受到抑制。Levine也认为金融发展对于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提升投资效率具有促进作用。Bencivenga （1995）认为：金融市场使投资成本降低，有利于投资效率的提升。潘文卿（2003）也发现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投资效率呈不均衡发展现象，且金融发展与资本配置呈现弱相关关系。蒋晨达（2009）通过对中国工业投资以及资本配置效率研究发现，投资对经济增长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各个行业的投资效率各有差异，这种差异难以用金融发展水平进行直接解释。王永剑（2012）通过对金融发展与资本配置效率间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作用针对不同的区域差距较大。李青原（2013）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促进实体资本配置效率提升，对工业经济发展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通过前人的研究可以发现，金融业的发展可以用过提高资本投资效率进而影响经济发展，但由于中国地区之间的差异，导致这种影响呈现出不均匀的分布。金融业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促进资本积累和改善资本的配置效率来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因此，地区之间参差不齐的金融发展水平，导致了其投资效率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3方法简介
本文依据相关理论拟建立如下方程：
lnY=β1lnC+β2lnEX+β3lnI（lnjr
其中，lnY表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替代；lnC表示消费，在方程中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表示；lnEX表示出口，用出口总额表示；lnI表示投资，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lnjr为金融实力，用金融相关比率（FIR）进行表示。模型中将金融实力作为门槛变量。
本文选择1989―2012年间29个省份（排除澳门、香港、台湾及，将重庆与四川合并）进行分析。指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及各省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并对数据进行了标准处理。
4门槛模型回归结果与分析
首先进行门槛值的显著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1。
从检验结果可知金融发展水平门槛效应显著，有三个门槛值，分别为：一门槛值=6.201、二门槛值=7299、三门槛值=8.489。其次通过系数回归计算出门槛模型的具体参数。回归结果见表2。
从回归结果可知，三个门槛值将数据划分为四个部分，每一部分因为其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对投资产生相应的门槛效应。在方程中，消费、出口贸易对各省经济发展影响显著。当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小于6201时，投资对于地区经济作用程度为0.168；当金融发展水平介于6.201～7.299时，投资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程度为0.188，相比于上一门槛值提高11.8%；金融发展水平介于7.2990～8.489时，投资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程度提升为0.202；当金融水平突破第三门槛值的时候，投资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程度再次提升为0.206。
5结论与政策启示
5.1研究结论
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越过一定门槛值后，会出现地区投资对经济发展作用水平跃升。金融发展水平门槛效应对投资的作用呈现递减增强趋势。主要因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具有更好的潜能使原本不合理的资金投入向更有效率领域。而一旦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突破一定程度以后，金融业对于地区投资进一步优化就会受到约束，投资效率提升也受到限制。
5.2政策启示
首先，要促进各个地区现有的金融体系功能的完善，促进股票、银行体系以及债券市场的协调发展。功能完善的金融体系是金融功能充分发挥的前提，如果金融体系功能残缺，那么对于投资的配置效率当然也会大打折扣，资本功能的发挥也会受到影响。同时，政府也要发挥其正确的作用，促进金融市场向法律规范化、市场竞争化以及产权多样化方向转变。对于金融机构中不良资产进行剥离，促进股票、银行、债券市场的协调发展，不断改善融资环境。其次，要逐步消除地方金融抑制，并构建预防政府强力干预的银行机制。最后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资本向中小企业流动，积极稳妥促进非国有银行贷款与投资行为。
参考文献
[1]郭霏.山东省金融发展与区域投资效率相关性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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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鸿业.宏观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4]R.I. McKinnon.Money and captial in econmic development[M].Washington 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3，（4）：5657.
[5]Levine，R.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7，（35）：688726.
[6]Bencivenga V.R.，Bruce D. Smith，Ross M. Starr.Transaction Costs，Technological Choice，and Endogenous Growth[J].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1995，（1）：153177.
[7]潘文卿，张伟.中国资本配置效率与金融发展相关性研究[J].管理世界，2003，（08）：1623.
[8]蒋晨达.金融发展与中国资本配置效率相关性研究19992007[D].上海：复旦大学，2009.
收缩性财政政策范文5
关键词：经济危机；宏观政策；消费者心理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3-0074-02
一、“经济惯性”存在的缺陷
由美国而始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影响仍在深入,世界各国为应对危机尽施浑身解数。
广大遭受次贷危机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国家的经济领域正在呈现出一种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之间的角力。应当承认这种宏观调控逆市而动的反向操作，自上世纪三十年代“凯恩斯革命”始，就被认为是完全正确乃至天经地义的。不同的是最初人们认为经济形式多取决于一种类似于经济公式化的完全客观的规律，而近些年来人们考察经济形式及采取应对措施时，加入了“消费者心理”这一参考因素。
早期，人们认为采取一定的宏观政策，理论上讲，经济就一定会按照预期的方向运行(至少是有像该方向运行的趋势)。这就好比一个简单的物理学模型，一个物体在惯性（比如经济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一种力的完全作用下）作用下保持运动状态（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保持经济运行方向的不变）不变。而在另一个方向完全相反的力（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宏观调空）的作用下，一定会在该方向上减小速度，或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运行。施力者希望籍第二种力，能控制物体在一维空间（可以理解为只有前后两个方向的同一条直线上）运动的速度和方向。
但是很可惜，我们的经济形式具有客观性，但又不是完全公式化的客观性，更不是在一维空间静态运行。
二、主管消费者心理因素的用作
我国过去一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因此，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我们还存在着许多认识上的不足。若用天生制度缺陷的“看得见的手”，去干预尚在发育之中、调节机制尚不健全的“市场经济”，这就是我国目前宏观调控的难点所在。因此，我国目前的宏观调控不仅要求有更高超的调控技巧，而且需要对宏观调控体系本身不断地进行改进和完善。由于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里，对经济的调节大多是由市场机制来完成的，但是由于我国自身特殊因素，目前的宏观调控政策却有诸多难点与缺陷。其具体情况主要体现在：主观性的消费者心理因素对经济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述物理学模型的缺陷是，如果把实验放在一个球面上，相反方向的力就有可能把物体沿球面的切线推出去而不是沿原路返回。这个例子意在告诉人们我们所说的传统模型有它存在的条件和制约这些规律发挥效力的外部因素。翻译成经济学语言，就是，我们的宏观调控手段是通过消费者心理对经济的预期而间接对市场起作用的。缺失了消费者心理这一环节，“看的见的手”就失去了它的工具。
近些年来人们从危机中总结教训，逐步在评估经济态势时加入了消费者心理这一量化因素。但是对于影响消费者心理的因素似乎考虑的仍显呆板。而传统的宏观调控手段在面对当代的经济问题时；特别是在本次全球经济危机中的表现，尚不令人满意。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不是力度不足就是“枉杀无辜”；显然缺乏针对性！
以利率这一金融杠杆为例，传统的经济学观点认为，在经济过热时，通过提高利率，实行收缩性的金融政策；进而达到影响消费者心理的目的。然而，面对高涨的经济形势，和空前的经济热情，投资者在股市，楼市和其他投资领域的收益预期要远高于银行利息提高所带来的收益。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提高利率，减征利息税不但难以釜底抽薪，甚至不能扬汤止沸。而另一个金融调空工具，银行准备金率的提高则是一把危险的“牛刀”，它在抑制对相关过热行业放贷的同时，也卡紧了广大急需资金支持的中小企业的脖子。这对经济的健康发展显然是不利的，也不是决策者所期望看到的。
我国的货币政策从1994年提出适度从紧，到去年下半年转为适当放松，这是政府在市场需求不旺，启动难度较大的背景下扩大内需的又一个重要举措。一般说来，中央银行调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存贷款利率，以增加货币投放，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可以起到刺激投资的作用。同样道理，在经济下行时，为刺激经济发展，各国广泛采取降息策略。这对于贷款企业自然是好消息，但对于广大消费者则未必能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原因在于消费者的心理是主观的，它具有自主判断的特点。经济学理论中常常将消费者假定为所谓的“理性消费者”既往往对经济调控举措采取决策者所希望的正面回应；而事实则是在经济陷入衰退时，随着降息举措的不断推出，消费者会感到经济形式的日益严峻，出于避险的需要，消费者会节制消费，而将资金存入银行。于是就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消费者买涨不买跌，利息下降而存款不降（正如1997年金融危机后，我们所经历的一样。）。这句
话的进一步意思是，降息的作用没有显现。
三、结论
以上所阐述的观点中只在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事实不断证明，一刀切的模式越来越不适应纷繁复杂的当代经济生活。从上面的前一个例子中可以看出，贷款利率，准备金率的上调确实能够对货币回笼起到立杆见影的效果，但是由此而来的负面效应是广大吸收了大量劳动力，并且深度依靠信贷支持的中小企业则处境艰难。所以宏观调空的手段方式应在更贴近实际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不得不承认，在金融工具的运用上，发展中国家金融创新能力不够，所以应当在考虑全面影响的同时，更要有针对性。
第二，我们在运用经济理论解决经济问题，特别是采取宏观调控熨平经济波动的时候，消费者心理会对宏观经济举措，特别是对有关刺激消费的措施会有重要影响，消费者心理，不仅是企业营销所考虑的事情，同样也应被行政当局作为一种危机公关的手段，与经济政策共同发挥对整体经济的调控作用。“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变则通，不变则不通。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距今已有200多年了；卡尔.马克思发表《资本论》距今已经有150多年了；“凯恩斯革命”至今已过去了大半个世纪.......哲学中事物不断发展的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学理论与宏观调控的方式、手段，只有与时俱进，才能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自去年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从原来的适度从紧，开始转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的货币政策。从实际经济运行的状况来看，尽管宏观经济政策的这种适时调整，对刺激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已经发挥了良好的作用，但勿庸讳言，目前这种政策调整所显现出来的效果，与政府当初调整政策的预期目标仍还有一段距离。因此，下一步如何进一步调整策略，实现政府的预期，是当前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而重大的课题。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