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理论与政策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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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理论与政策

财政理论与政策范文1

    财政政策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一旦出现经济衰退,扩张的财政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拉动经济的作用。但是,这也意味着经济资源会从私人部门流向公共部门,无疑会对私人消费产生影响。正因如此,财政政策扩张是否会影响私人消费以及如何影响一直为经济学的主流研究所关注。这个问题在中国尤为重要。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困扰中国政府及学者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内需不足,尤其是居民消费不足,而恰好政府的财政政策在这段时期内频繁使用刺激经济和拉动内需的调节手段。因此,研究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的影响在中国就显得更具现实意义。本文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

    已有文献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根据传统凯恩斯主义IS-LM模型的分析,财政支出扩张通常会导致产出和消费的增加。但是,由于其缺乏微观基础,所以随后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主要基于持久收入假说的框架。早期的研究发现,在价格弹性的新古典模型中,财政支出增加会挤出居民消费。基本的传导机制是,对于非生产性政府支出的增加,政府会通过当期和未来的税收进行融资,这就意味着居民当期及未来的收入下降,进而导致消费的下降(即负财富效应)(Aiyagari et al.,1992;Baxter & King,1993)。但是,通过施加不同的识别条件对数据进行SVAR分析,大多数经验研究并不支持新古典模型的结论,而是发现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明显的挤入效应(Blanchard & Perotti, 2002; Mountford & Uhlig, 2004; Gali et al., 2007)。

    为了与经验事实相一致,已有文献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能够缓解甚至抵消负财富效应,从而使财政政策挤入居民消费的机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文献将政府支出引入效用函数,突出了其与私人消费的互补性(Bouakez & Rebei,2007;Ganelli & Tervala,2010;杨子晖,2006),或将政府支出引入企业的生产函数强调其生产性(Linnemann & Schabert,2005;王文甫和朱保华,2010);第二类文献主要通过引入深度习惯,产生逆周期的成本加成的机制使财政政策扩张引致居民消费(Ravn et al.,2007);第三类文献则通过引入居民的异质性产生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Gali et al.,2007;李永友和丛树海,2006)。但是,上述文献大多假定财政政策是外生的。

    Leeper(1991)首先讨论财政政策规则,根据税收是否对政府债务做出反应,主要考察财政货币政策对物价水平的决定。随后,文献从经济周期的角度考察了财政政策规则。基于美国的情况,大多数文献认为利用规则形式所刻画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其自动稳定器功能,政府主动采用“逆周期”方式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微乎其微(Taylor,2000;Auerbach,2002)。目前,国内关于财政政策规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贾俊雪和郭庆旺(2011)从增长的角度研究了财政规则对政府债务的影响,发现不同的规则对政府债务规模存在明显的不同影响。贾俊雪(2012)基于1992-2009年的季度数据发现,我国税收存在对宏观经济走势和政府债务规模系统性的反应,且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政策态势。总体上讲,上述大多数研究的重点考察对象为税收政策规则,主要从自动稳定器的角度去理解财政政策规则,将政策工具对目标变量的反应参数用于衡量自动稳定器功能的大小,而将政府购买性支出作为外生过程给定。但是,对财政政策规则性质的讨论取决于所考察的政策工具。本文的分析表明,上述讨论无法很好地用来评估我国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实际效果。①

    本文着重从财政支出的角度考察当政府主动对经济进行调节时,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将政府的购买性支出设定为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反应函数,强调政府调节经济的主动性,并考察随着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强度的变化,居民消费将如何反应。本文之所以从这一视角考察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基于中国的财政实践。

    从理论上讲,财政政策通过两种方式影响经济及居民消费:自动稳定器和相机抉择。②尽管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来看,财政自动稳定器功能更为直接,但是其作用的发挥依赖于一国税收制度的累进性。Taylor(2000)通过对美国的情况进行研究发现,由于其税制的累进性较强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财政政策主要通过自动稳定器功能发挥作用,政府主动调节经济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是,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从总体上讲,我国税收体系的累进性很弱。这是因为以增值税为代表的商品课税在税收体系中占据了主体地位,这些税种大多采用比例税率,几乎不存在累进性。同时,在我国的所得税中,除了针对工资薪金所得采用了累进税率之外,个人所得税的其他税目以及企业所得税也均采用比例税率,累进性同样非常微弱。所有这些就决定了财政政策无法通过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对经济进行自动调节(项怀诚,2001;金人庆,2005;谢旭人,2008)。也正是考虑到这种实际情况,伴随着分税制改革的推进,中央财政收入的增加,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财政政策日益成为政府主动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并逐步表现出对经济系统性的反馈:1998年政府实施了扩大政府支出规模的积极财政政策,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随着2003年之后经济的逐渐过热,积极财政政策逐步转型为稳健财政政策,政府对财政支出规模进行了有效控制;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在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滑,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再次采用了积极财政政策,推出了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讲,根据经济形势,主动调节财政购买性支出规模已经成为我国政府使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方式之一。③因此,如果我们要考察我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那么就必须将政府主动地对经济进行反应这一要素纳入到分析框架之中。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本文将以产出和通货膨胀为反应变量的财政支出规则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中,讨论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我们需要强调一下本文与已有文献的区别。尽管从建模方法上讲,本文也采用了与文献类似的做法,利用规则或反应函数(reaction function)刻画财政支出对经济的反馈。但是,由于政策规则的经济含义最终依赖于所研究的政策工具,所以在经济理解和分析重点方面,两者存在明显区别:那些以税收或政府转移性支出 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献,自然应该将其理解为财政的自动稳定器功能。由于政府购买性支出的变化不可能代表财政自动稳定器功能,所以当我们将政府购买性支出设定为产出的反应函数以刻画政府主动对经济的系统性反应时,仍然照搬文献中的分析视角和理解显然有失妥当。基于此,本文与已有文献存在两个方面的差别:在模型设定上,将滞后期的产出作为目标变量以考虑政策时滞等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本文从政府主动调节经济的角度,重点考察财政政策调节经济力度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而已有文献则基于自动稳定器的理解,将相关政策工具对目标变量的反应参数视作给定。

    本文首先在理论上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第一,通过对一个具有价格粘性的DSGE模型进行数值实验,对比外生财政政策与财政政策规则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差别;第二,通过在一个高度简化的代表人模型中求出居民消费的解析解(closed form solution),非常清晰地展示了以规则形式出现的财政政策影响居民消费的核心机制。

    分析结果表明,在引入财政支出规则后,财政政策会通过两条途径影响居民消费。第一条途径是现有文献中讨论的财富效应,即财政支出增加会导致税收增加,通过减少居民未来的预期收入挤出消费。第二条途径则是本文所发现的财政支出规则的预期效应。当政府采用盯住产出等变量的财政支出规则时,一旦产出下降,居民预期政府将采用扩大财政支出的“逆周期”方式对经济进行调节,经济在未来可能出现复苏,由此会阻止居民未来收入的进一步下降,从而导致居民消费增加。不仅如此,财政支出规则的预期效应还取决于其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尤其是产出)的反应程度。当反应程度较小时,尽管居民预期到政府会采取提振经济的措施,但是提振的力度不足以阻止产出的进一步下降,其理性的反应就是减少消费。相反,一旦财政支出对产出的反应程度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居民预期到政府不仅会提振经济,而且提振经济的力度足以挽救经济的颓势,居民消费就会上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财政政策拉动经济的力度越大越好。分析表明,如果财政政策拉动经济的力度超出了一定限度,那么过分增加的税收会有损于居民的未来收入,负财富效应的增强会抵消甚至超过预期效应,居民消费反而有可能下降。

    为了尽可能清晰地考察上述在规则形式下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本文在分析的过程中抽象掉了文献中所讨论的财政政策有可能挤入居民消费的其他机制。正因如此,通过引入财政支出规则,本文所发现的其影响居民消费的预期效应不仅区别于既有文献中的其他机制,成为财政政策扩张挤入居民消费的又一重要原因,而且还突出了财政政策对居民预期的重要影响。

    基于理论上的分析结果,我们在经验分析层面需要解决的两个相关问题是:(1)从中国的数据当中能否发现财政支出规则存在的经验证据?(2)中国的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会有怎样的影响?由于理论分析过程中突出了居民预期的作用,所以我们想从经验分析中评估这一作用的大小。本文基于中国1996Q1-2011Q4的季度数据,对这两个问题分别做出了解答:第一,在样本期内,财政支出对产出具有明显的负向反应,并且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发现短期内产出的变动有助于预测财政支出的变动,而财政支出变动对于预测产出的变动却没有什么帮助。第二,总体上讲,在样本期内,中国的财政支出扩张对居民消费有正向影响。此外,本文采用Blanchard et al.(1993)提出的回归分解法,利用估计得到的财政支出规则对财政支出变量加以分解,由此刻画预期在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中的作用。结果发现,财政支出规则部分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规则的部分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为负,经验分析得出的结论与理论分析一致。

    二、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理论模型④

    我们在一个具有价格粘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讨论政府财政政策规则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为了简化起见,本文的模型仅包括家庭、企业以及政府三个部门。

    (一)居民

    我们假设经济中存在一个存活无限期的代表性居民,通过选择消费、投资、劳动供给以及政府债券的持有量实现自己一生效用最大化。在进行优化选择的过程中,其收入来源包括:资本收益、劳动报酬、持有政府债券的收益、政府的转移支付以及从企业中得到的分红,因此其决策问题如下:

    

    

    

    

    (四)参数校准⑧

    为了求解和分析模型,我们需要对模型的相关参数进行校准。在校准的过程中,我们着重考虑两个因素:(1)保证模型存在唯一的稳定解;(2)尽可能与已有文献取值相一致,对于无法利用文献进行确定的参数,我们利用中国的宏观数据加以确定。此外,本文还通过贝叶斯方法估计了模型的参数,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在文中报告相关结果。

    居民部门的参数包括{β,γ,ε,δ}。国内大多数文献对居民主观贴现率β和资本折旧率δ的取值较为一致,分别为0.98和0.025,这一数值对应于我国资本的季度收益率在2%左右,资本的年折旧率为10%(李春吉和孟晓宏,2006),故本文也采用这两个数值。同时,我们取γ的基准值为1.5(林细细和龚六堂,2007),并令ε等于2(Miao & Tao,2011)。

    

    财政政策方面,根据“中经网数据库”,我们将转移支付与产出的比例Z/y设定为0.02,并将政府债务同产出的比重B/y设定为0.025作为基准值。⑨

    三、模型求解与结果分析

    给定模型的参数值,本文使用Uhlig(1999)的方法对模型进行求解。这部分主要讨论:(1)引入财政政策规则之后,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比较其与无规则情形的差异;(2)在一个高度简化的代表人模型中得到了居民消费函数的解析解(closed-form solution),清晰地展示出财政政策规则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⑩

    (一)引入规则形式后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讨论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文献大多将财政政策设定为外生的过程。考虑到外生财政政策为财政政策规则的特殊情形(即反应参数为零),一个十分自然的问题是:对于那些不考虑财政政策内生反应的模型,其对政策效应的分析是否会存在偏误,或是否会存在模型设定误差?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固定货币政策的类型,然后将外生财政政策与财政政策规则两种情形进行对比,检验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别。 我们首先令

    

    从图1中我们能够发现,如果政府支出不对产出变动做出反应(=0),那么当发生财政政策冲击时,居民消费会出现明显下降,然后缓慢地回到稳态水平,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比较持久。这种情况下,模型表现出了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即政府支出的增加将社会中的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最终导致居民消费的减少。(12)在引入政府购买性支出的反馈机制之后,居民消费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反应有所改变:如果政府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规则(||>1),表明财政支出的反应程度要大于产出的变化程度,那么居民消费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反应为正,此时财政政策具有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如果政府采用消极的财政政策规则(||<1),那么财政政策的“挤入效应”会更大。不过,这一结论并不具有一般性,当财政政策“消极”到一定程度时,其挤入效应会逐渐减弱并最终转化成挤出效应,原因将在下文中进行分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很清楚地看出,对财政政策的不同设定会在不同的方向和程度上影响居民消费。因此,若不考虑财政政策的内生反应将导致模型设定的偏误,其所得结论值得商榷。

    

    为了更加全面地考察在给定货币政策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如何随着其对产出反应程度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对取不同的数值,观察居民消费初始反应的变化。从图2中我们能够发现,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随着其反应程度的不断增强而增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当财政政策不对产出做出反应时(=0),财政政策冲击会导致初始居民消费减少,当财政政策对产出反应程度的绝对值小于0.6时,减少的程度随着财政政策对产出反应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在=-0.6处,这种趋势发生逆转。随着财政政策反应程度的进一步增加,初始的居民消费开始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会随着财政支出反应程度的增强表现出递减的趋势。这种变化趋势不依赖货币政策的类型。这意味着“逆周期”的财政政策对产出的反应程度应该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反应程度过低会导致居民消费出现绝对量的下降,而反应程度过高则会使得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逐步减弱。

    (二)传导机制分析

    我们通过在一个高度简化的代表人模型中得到了居民消费函数的解析解,分析财政政策规则影响居民消费的核心传导机制。

    在这个简单的模型中,我们抽象掉了价格粘性和企业的决策,假设仅存在一个代表性居民进行消费储蓄决策。政府会对居民征税并将收入用于开支,为了简化起见,假定政府满足平衡预算的要求。居民的决策问题为:

    

    

    上式表明居民消费取决于持久收入,而持久收入由两部分构成:当期资产带来的收益和居民基于当期信息所预期的未来可支配收入的现值。此处值得强调的是,当期的信息集中不仅包含未来随机冲击的分布函数,而且还包含政府所采用财政政策的形式。换句话说,财政政策规则形式包含在了居民借以产生预期的信息集中。这一点对理解模型的机制非常重要。

    

    从(3c)中能够很清楚地看到,给定随机冲击的实现值,在引入财政政策规则后,居民消费对财政政策的反应取决于两种效应:第一,(3c)式右边的第一项刻画了居民预期到政府按照财政政策规则行事时,由于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会导致未来产出增加,从而有可能导致消费增加。我们将财政政策规则通过影响居民对政策行为及未来收入的预期,最终导致消费的增加这一传导路径称为预期效应;第二,上式右边的第二项刻画了为了对更大规模的财政支出融资,政府会向居民增加税收,从而可能导致消费减少,即负财富效应。居民消费的最终变化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

    显然,财政支出增量ΔG是政策反应参数φ[yG]的函数,且给定产出的变化,两者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线性关系。因此,当财政政策的反应程度增大时,ΔG会相应增加。但是,由于财政支出增量对产出的影响是非线性的,所以财政政策规则对消费的影响最终呈现非线性的关系。图3对这种关系进行了较为直观的描述。

    

    这意味着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拉动应该保持适当的程度。随着财政政策负财富效应的增强,过分加大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程度反而会导致居民消费的减少。

    四、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经验分析(16)

    本节基于中国1996Q1-2011Q4的季度数据从经验分析的角度考察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之所以选择这段时期作为样本期,主要是因为财政支出政策在该时期内表现较为活跃,为经验分析提供了足够的变化。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本文用于经验分析的数据全部来自中经网宏观月度数据库。结合研究目的,财政政策方面所选择的变量有国家财政收入(Fiscal_rev)、国家财政支出(Fiscal_rev)、财政资金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Infra)。由于在我们的模型中没有区分政府级次,所以在选择财政收支指标的时候,也不进行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区分;衡量居民消费的变量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onsumption);价格方面的变量有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以及61—90天的银行同业拆借利率(interest),选取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主要用于计算通货膨胀率和将相关的名义变量转化成实际变量(17),而选择61—90天的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则是为了在分析中控制货币政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2001年之前统计资料中仅包含CPI的同比数据,而此后新增了对其环比数据的报告,所以我们以2001年1月为基期重新计算了样本期内的CPI。(18)我们还选取了国内生产总值(GDP)。除国内生产总值之外,其他变量的原始数据均为月度数据,因此我们分别对国家财政支出(Fiscal_exp)和居民消费(consumption)进行累加求得季度数据,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取几何平均数求得相应的季度数据。在此基础上,将名义变量转换成实际变量后取对数,并通过X-12的方法及HP滤波去除数据中的季节因素及趋势因素。

    (二)估计财政政策规则(19)

    我们对财政政策规则(2)式中的参数和进行估计。由于在(2)式中,相关的变量都是经过对数线性化之后产生的,所以为了与模型一致,我们必须对选取的变量进行变换。首先,由于财政的相关变量以及国内生产总值都是在取对数之后进行HP滤波处理的,所以得到的周期部分就对应于模型中对数线性化的变量。其次,注意到通货膨胀率不存在趋势,我们将其均值 理解为稳态值,并求解通货膨胀率相对于其稳态的变化率得到用于分析的变量。

    估计结果表明:第一,无论采用哪个变量作为因变量或者采用何种模型设定,滞后一期的财政支出变量都是显著的,这说明政府采取的财政支出政策具有明显的连续性;第二,当模型采用不同的财政支出变量作为因变量时,估计的结果存在明显差异。当模型以总财政支出作为因变量时,无论是单独考虑国民生产总值或通货膨胀率的当期和滞后期,还是同时考虑国民生产总值及通货膨胀的当期和滞后期,其估计系数在统计上均不显著。但是,从统计上可以拒绝两者联合对财政政策没有影响的假设。当模型以财政基建支出作为因变量时,我们通过对不同的模型进行估计发现,财政基建支出对滞后一期的产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反应,而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在统计上不显著。由于我们的估计结果为参数的下界,所以不会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影响;最后,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表明,短期内(1—4期)产出变动有助于预测财政支出的变动,而财政支出变动却无法用于预测产出的变动。

    (三)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我们利用SVAR的方法研究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影响。参照Blanchard & Perotti(2002)和Ramey(2012)的做法,估计模型的基本框架为:

    

    我们采用Choleski分解来识别财政政策支出冲击。由于财政基建支出对产出会做出更明显的反应,所以我们在分析了财政总支出之后,进一步讨论财政基建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总体而言,经验分析的结果同前文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当财政政策的反馈力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其对消费的正效应会抵消挤出效应,从而出现消费和产出上升的情况。

    在引入财政支出规则之后,居民对财政政策的预期会对其消费产生较大影响,故此我们对预期的效果进行定量考察。基于Blanchard et al.(1993)的做法(20),先利用相对较为稳健的回归分解法(regression-based decomposition)将财政支出变量划分为两部分:被预期到的部分(记为)和未被预期的部分(记为),然后将这两个变量放入(4)式中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当财政支出的规则部分发生变化时,尽管财政扩张存在挤出效应,但是由于居民预期未来的产出和收入会增加,所以消费也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加。相反,财政支出的不规则部分发生变化时,由于其不对经济的变量做出反馈,所以挤出效应会显现出来,进而导致居民消费减少。

    JEL Classification: E20, E60, H30

    注释:

    ①限于篇幅,文中对文献的讨论非常简要。读者可向作者索要更为详细的文献综述。

    ②此处的相机抉择与文献中的含义并不一致。我们指的相机抉择与自动稳定器相对应,而文献中的相机抉择(discretion)主要指discretionary optimization,与承诺(commitment to a rule)相对应(Kydland & Prescott,1977)。这两对概念之间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只要存在政策对经济变量的系统性反应,均可以用规则加以刻画。

    ③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联邦政府也采用了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的救市政策,但是从资金的最终流向看,并未用于政府消费与投资,而是用于了减少地方政府债务(Taylor,2011)。

    ④限于篇幅,我们略去决策问题的一阶条件,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⑤为了避免财政自动稳定器功能对分析的影响,我们将相关的税收变量设定为外生过程。

    ⑥是我们主要进行讨论的参数,对也可以做类似的讨论,该参数的取值不会改变分析的结论。

    ⑦限于篇幅,我们略掉对竞争均衡的定义,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⑧限于篇幅,我们只是简要地讨论了参数的校准过程,更为详细的讨论可向作者索要。

    ⑨我们令该参数在(0.025,1)均匀取10个点,结果发现其对本文的分析结论没有影响。

    ⑩我们还分析在完整的DSGE模型中,财政政策规则对居民消费影响的传导机制,在基本的结论保持不变之外,我们还发现,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力度会对财政政策效果产生影响。

    (11)φ[,π]<1的情况与此类似,此处从略。

    (12)教科书中对挤出效应的定义为政府支出的增加导致利率上升,从而减少私人投资。此处我们借用挤出效应这一概念来描述居民消费由于政府支出增加而下降的现象。

    (13)简化起见,我们假设市场利率为常数。

    (14)一个例子是,当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较低时,政府的财政投入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比较明显;但是如果政府支出继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致使出现过剩时,那么财政支出的拉动效应会明显减弱。

    (15)即假定t+1期之后的经济回到了稳态水平。

    (16)限于篇幅,我们没有报告这部分分析的技术细节、估计结果表格和脉冲响应图,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财政理论与政策范文2

关键词:金融创新;财税政策;高新技术产业

一、前言

金融创新是指国家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为了更好地实现金融资产的安全性、盈利性和流动性目标,利用新的方法以及新的技术,让金融体系中的基本要素重新组合,从而推出新的服务、市场、工具和新的制度,创造一个新的高效运作的资金营运体系的过程。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金融创新和发展已逐渐成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近年来,金融创新的成果已经渗透到各个行业,帮助我国的大中小企业直接或者间接解决了融资问题,为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我国的金融创新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金融创新与财税政策的结合还存在着诸多问题。由于金融创新和财税政策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因此,研究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其背后的经济理论十分重要,本文着重从金融创新与财税政策的角度分析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状况和未来的发展趋势。

二、金融创新的现状分析

在我国,金融创新与发展对实体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需求层次也不断提高,特别是在金融业的全面开放与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外部金融机构广泛介入中国金融市场,将直接带来创新业务,竞争的加剧也将迫使国内金融机构加快创新步伐。同时,受国际金融发展趋势的影响,我国金融的金融局面将呈现宽松状态,同时,国际上的外部环境也会促进国内金融创新的发展,在众多因素的作用下,我国金融创新将进入一个发展期。

目前,外资金融企业已大量涌入中国市场,并广泛分布于沿海地区。他们在中国市场上已渗透到各个行业。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对外贸易的规模会迅速扩人。因此,随着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程度的迅速提高和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市场将成为中国未来金融市场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财税政策的作用原理

1.财税政策作用下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增加

如图(1)所示,横轴代表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纵轴代表成本或收益。由于高新技术产品存在溢出效应,所以高新技术投资的社会边际收益曲线(MSR)高于企业边际收益曲线(MPR)。其中,企业边际收益曲线(MPR0)与企业边际成本曲线(MC0)交与点H0确定了较低的投资水平(I0)。政府可以实施财政政策,比如通过政府补贴或政府购买等手段进行财政的转移支付,这样的财政政策可以提高高新技术企业的边际收益从而促进投资的增加,图(1)所示,政府的财政政策使得企业的边际收益曲线MPR0上移至MPR1,这时企业边际收益曲线(MPR1)与企业边际成本曲线(MC0)交与点H1确定了较高的投资水平(I1),在图形上表现为由投资水平I0沿着横轴向右移到I1处。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加后,通过投资乘数的扩大效应,最终能够使高新技术产业产出增加值远远大于投资增加的数额。

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通过减免税和降低税率的方法使得高新技术企业的成本下降,从而导致投资增加。如图(1)所示,税收的优惠政策会使得高新技术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向下移动,由原来的MC0移动到MC1处,此时边际成本曲线MC1与企业的边际收益曲线MPR1相交于E2点,从而确定了更高的投资水平。除此之外,企业成本的降低还会导致其产品利润的提高,从而会增加高新技术产品的供给量,进而会进一步加大高新技术产品的投资额度。

2.财税政策作用下高新技术产品的消费增长

财政政策刺激高新技术产品消费的增长和上文略有所同,其中政府购买可以起到直接刺激高新技术产品消费的作用,而财政补贴可以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高新技术产品的价格,进而促进高新技术产品消费增长。本部分重点介绍税收优惠政策如何刺激高新技术产品消费增长[6]。如图(2)所示,假设消费者可以选择高新技术产品或其他产品,未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之前,无差异曲线U′和预算线I′确定消费者均衡点为P1,这时消费者消费高新技术产品和其他产品的量分别为X1和Y1。在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之后,减免税或降低税率同样会使高新技术企业的生产成本下降,价格也会随之降低,因为高新技术产品属于正常品的范围之内,所以价格下降产生的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都会使消费者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量增加。在图形上表现为,财税政策的作用使得消费者均衡点由P1移动至P2,相应的消费者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量由X1增加到X2单位。

以上是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分析了财税政策可以通过刺激高新技术产品的消费和增加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于财税政策在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还需进一步分析。

四、结论

本文从金融创新和财税政策激励两个方面阐述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新方向,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较为迅速,为我国实体经济发展不断注入资金,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在这个行业里的企业,均属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这些企业大多处于成长阶段,而此时的金融改革与创新正好迎合了高新技术产业大量需求资金的缺口,与此同时,国家政府通过财税政策的调节与激励间接刺激了该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在双重的刺激下,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利好局面,本文从这两个方面进一步解释,旨在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方向。(作者单位:苏州大学东吴商学院)

参考文献:

[1] 任海玲,孙兴莲,邵笑冰,等.试论江苏省高新技术产业现状及发展对策[J].科技管理研究,2012(10):80-83.

财政理论与政策范文3

【关键词】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管理;问题;对策

一、财务预算管理对于行政事业单位的重要性分析

首先,行政事业单位加强预算管理有利于保护国有资产的安全。行政事业单位的工作开展不仅需要资金的支持,也离不了对物质的管理,而预算管理正是通过制定预算、监督管理对物质和资金的使用运行进行补充、更换和维护,通过对支出额度的严格控制不仅能防止个人和非法挪用单位财产的行为,更是降低单位资金浪费率,优化单位资产补充、配置和更换的有效手段。其次,行政事业单位加强预算管理有利于行政事业单位工作目标的实现。行政事业单位内部结构复杂,而预算管理和执行工作也是涉及部门多、范围广,且单位内部各部门都有其各自不同的职能,通过预算管理可以增进各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和配合,减少各部门在行使职能权利时的冲突和矛盾,并为指定目标达到相辅相成的效果,有效推动单位整体工作目标的实现。最后,行政事业单位加强预算管理有利于规范工作人员的日常工作行为。在一些单位内部,因思想腐败随意挪用资金或不严格执行预算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些行为造成单位资金的流失,降低了预算职能的作用发挥,更使政府的廉政作风大打折扣。而通过预算管理和对执行情况的监督考核,针对性的对各部门进行惩奖可以有效规范工作人员的工作行为,让单位全部职工自觉参与到单位的财务管理活动中来,促进单位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行政事业单位财务预算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1.行政事业单位财务预算管理意识欠缺

行政事业单位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拨款或补贴,不需要像其它企业一样自负盈亏,也正因为感觉钱来的很容易,从思想上就轻视财务预算管理及其作用。经费来自上级单位按预算拨付,如果没有合理的预算计划将导致预算与规划相脱节,不利于单位长远发展目标的实现。有些单位不重视预算工作,预算编制和执行工作流于形式,没有制定专业的预算制度、预算组织与预算执行目标等,更没有将项目预算和年度工作计划紧密结合,单位预算资金管理不到位,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就是思想意识的欠缺。

2.没有质量较高的预算编制

预算编制工作是进行单位财务预算管理的前提和基础,一项合理的预算编制对预算的执行、控制都有重要作用,预算编制是一项十分严谨的工作,编制不当直接影响财务预算结果。目前,一些单位还存在编制时间不合理,编制方法不正确,编制内容不够全面,较为简单,缺乏详细、科学的规划和充分的论证。

3.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经费问题

一些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人员职能较差,预算部门工作也不是很规范,经费预算支出和金额没有严格依据,还经常发生经费互相挤占、随意挪用经费等现象,导致预算经费没有得到合理使用,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同时,财务部门对经费的管理常常是事后核算,忽视了资金使用前的预测和使用中的控制,经费考核工作只是停留在表面。

4.预算资金管理不到位

一些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预算管理人员整体预算管理水平不高,如年龄偏大、专业知识更新慢、不能及时接受预算管理的系统学习、对先进的预算管理策略也缺乏了解、财务分析能力一般等,这些原因直接导致预算资金管理不到位,如专项资金管理不到位、财物预算管理往来款项的管理不健全、单位账务清理不及时等。

三、关于行政事业单位财务预算管理存在问题的几点建议

1.提高对单位财务预算管理的重视程度

思想决定行为,加强单位财务预算管理首先应要求单位领导树立正确的预算管理意识,重视预算管理工作,加强对预算的管理指导,有利于统筹安排单位的经费预算,也能很好的避开因决策失误导致的浪费。其次单位要重视预算管理意识的灌输,让单位员工摒弃过去轻视、无视、错误的思想意识,全面正确的认识财务预算管理的重要性,去除单位内部的腐败、懒散思想,加强廉政作风。最后要让单位所有员工认识到预算管理的核心地位,明白财务预算管理工作涉及到各部门与每位员工,并非只是财务部门的事,需要人人参与,共同努力才能很好的提高资源利用率和优化资源合理配置。

2.科学编制单位财务预算

预算编制是预算管理工作的基础环节,同时也是重要环节,预算编制不科学,直接导致预算执行和评价工作失去实际意义。一个单位的预算如果不能很好地反映单位职责、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计划,会造成一些方面资金预算不足,不能满足行政需要,而另一些方面则资金预算过大,形成大量结余,造成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不高。因此,各单位应不断提高预算编制的质量。预算编制前,应当对本单位的关键业绩指标进行分析,特别是现金流量、期间费用等的控制目标,贯彻先有预算、后有支出、无预算不支出的原则,根据单位当前的财务结构、管理性质、政府职能、发展内容等对财务预算与分配进行全面的考虑和参详,科学编制单位财务预算。此外,各预算执行单位应当认真组织实施,将预算指标层层分解,横向将预算指标分解为若干相互关联的因素,寻找影响预算目标的关键因素并加以控制;纵向将各项预算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到最终的岗位和个人,明确责任部门和最终责任人。

3.行政事业单位控制预算经费的几点思考

一是预算经费的编制应该建立在对行政事业单位经费支出水平充分调查的基础上,依据节约、有效的原则编制,充分了解预算编制的标准和关键,根据单位核定的人员编制、车辆编制、国家和地方有明文规定的考查学习事项编制经费预算,正确区分预算内核定支出和超预算支出,保护国有资产完整。二是要有一套完整的经费管理控制制度,经费有了合理的编制,单位应以经费预算为依据,将费用分解落实到各部门,按时间和工作进度对费用的支出进行控制,确保经费支出在预算之中。三是纪检、监察、财政、审计部门要加大监督力度,杜绝超标准、超范围的不合理支出,并对经费超支的原因进行分析,为制定相应对策和调整预算指标提供现实的证据。政府可建立完善的行政事业单位考评制度,制度要侧重对日常支出费用的控制与节约,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理处罚力度,对违法违纪的单位和个人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严肃处理。

4做好行政事业单位财务预算资金的管理

首先要强化资金管理、岗位职责等综合性的管理制度,从单位内部建立起有效的支出约束机制,做到有章可循,按制办事,以堵塞漏洞,节约资金,防止经费支出中的跑、冒、滴、漏,最大限度地提高各项资金的使用效益。其次,要增强资金支出的合理性与使用效率,对资金的使用进行良好的分配和规划,在预算编制时不仅要关注资金支出的总额控制,还要关注所有资金使用的结构控制,尽量细化资金结构,把有限的资金用到更加合理的地方,重视资金使用的合理性、科学性与实效性。最后各单位要清楚把握形势、把握全局,全力保障民生支出需要,全力确保行政正常运转,全力统筹预算内外财力,全力提高财政资金效率,全力提升预算管理水平,全力增强预算刚性约束,切实把财政资金用到促发展、惠民生、推动城市建设上。

5.提高财务预算的执行力和考核

除了上述问题,行政事业单位预算管理还存在财务预算执行力度严重缺乏和财务预算考核流于形式的问题,不利于单位预算管理工作的有效开展。为此,各单位应建立全面完善的财务预算考核机制和评价体系,考核是为了更加准确的把握财务预算管理的方向和内容,对结果进行分析和利用是财务预算管理方向与内容制定的重要参考资料,需要对评价结果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利用。此外,预算执行与控制直接影响财务预算管理的质量和效果,单位要确保各部门、各员工严格按预算编制执行,避免超标支出、资金流向不明、资金记述与实际不符等现象。

四、结束语

行政事业单位财务预算管理是单位开展各项工作的前提和费用支付的依据,是单位资金管理的重要部分。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财务预算管理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利于促进单位资产的合理配置,进一步规范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提高国有资产使用效益,为单位财务管理工作夯实基础。为此,各单位必须以合理、完善的预算编制为基础,以多项配套措施为依托,采取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相结合的多种监督管理手段,严格执行预算,以期做好单位财务预算管理工作。

参考文献:

财政理论与政策范文4

关键词:挤出效应;挤进效应;财政政策

当前,财政政策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杠之一。由于现行经济学教材对IS-LM模型理论的大规模普及,人们对财政政策的副作用“挤出效应”似乎有着较为充分的认识,而相比之下,财政政策影响经济的正面效应———“挤进效应”则往往容易被忽视。因此,本文对财政政策的两大效应理论的含义及其形成机理重新作出分析和甄别,并结合当前我国财政政策的实践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和建议将是十分必要的。

一、财政政策挤进效应与挤出效应的含义

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最早是由加拿大经济学家迈克尔·帕金在其所著的《经济学》一书中提出来的。帕金先生提出的挤进效应的概念为现代财政理论提供了一个观察问题的新视角。

根据帕金的阐述,所谓挤进效应是指政府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时,能够诱导民间消费和投资的增加,从而带动产出总量或就业总量增加的效应。比如,政府对公共事业增加投资会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引起私人投资成本的下降,产生企业的外在经济效应,因此,有可能诱导私人投资的增加,进而导致产出增加;再如,政府用财政资金为居民建立养老和医疗保障,可以形成人们对未来的良好预期,打消谨慎消费的念头,从而引起储蓄减少、消费和投资增加等一系列扩张性经济行为。

相比之下,挤出效应则有着迥然不同的形成机理。如果说挤进效应是由于政府支出行为的正的外部性导致的,那么,挤出效应则是政府支出行为形成对私人部门的负的外部性造成的,这种负的外部性是通过利率变量来传导的。一般由于私人部门的投资对利率很敏感,因此,在利率提高的情况下,私人投资的机会成本将增加,导致私人部门的投资积极性降低,投资量会减少。在IS-LM模型中,表现为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引起IS曲线向右移动,在LM曲线位置相对不变时,均衡点会向右上方移动,于是整个社会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提高了,根据投资函数的定义,私人投资就会下降。

需要指出的是,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不是通过以利率为中介变量来实现的。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一般只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采用,这时,利率水平往往已经很低,私人投资对利率的反应不敏感,在这种情况下,影响企业投资量的主要因素已经不仅仅是利率水平的高低,而更多的是来自总需求方面的因素,或者说,由于总需求不旺,形成企业部门的产品积压,进而产生私人部门的悲观性预期,此时,政府如若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增加总需求(包括内需和外需两部分),虽然有可能伴随着利率水平的提高产生潜在挤出效应的可能,但是随着需求的增大,企业外部的隐成本下降了,外在经济会使企业产生一定程度的利润空间,这样即使在利率提高或者说企业筹资成本提高时,企业也会增加自主性投资的,这是形成财政政策挤进效应的原因。

为了更好地发挥财政政策挤进效应的功能,政府的财政支出行为必须要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营运成本,为企业的生存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无疑对财政支出的方向定位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般来说,当财政政策在“瓶颈”产业上有所作为时,能够较好地发挥挤进效应的功能。比如在电力销售价格被限定时,电力供应可能会产生短缺,如果政府支出旨在改善电力能源的供给结构,那么,企业就有可能增加投资,否则,电力短缺将引起电价上涨,企业生产成本也因此上升,投资就会减少。

二、影响挤进效应和挤出效应的因素

1.影响挤进效应的因素

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一般随着市场发达程度的不同而不同。例如,同样数量的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影响能力,在我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会有很大差异,这与政府实际支出乘数的大小是有关系的。事实上,政府实际支出乘数的大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用来衡量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我们知道,假定一个地区的边际消费倾向为b,理论上政府支出乘数应为1 (1-b)。那么,实际支出乘数的大小与哪些因素有关呢?显然,与该地区的边际消费倾向b有关系,一般我国东部地区边际消费倾向比较大,故支出乘数就大;而西部地区边际消费倾向小,或者说边际储蓄倾向较大,故支出乘数就比较小,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支出乘数的产生过程来看。政府投资引起居民(要素所有者)收入的增加,而居民收入增加又引起消费的增加,形成第一轮挤进效应,消费的增加又引起另一部分生产或销售者的收入的增加,进而又引起消费的第二轮增加,也就是形成了第二轮挤进效应,……这样一直到第n轮。理论上,n应该是趋向于无穷大的,但实际上,如果市场容量不够大,市场不发达,那么这个链条就不可能无限制地派生下去,于是总的挤进效应就远远达不到1 (1-b)这样一个倍数关系所能反映的程度。故实际支出乘数就比较小,因而总的挤进效应是比较小的。

另外,财政政策的挤进效应还随着财政资金的来源不同而不同。一般说来,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资金来源有两个:一是税收;二是公债。按照李嘉图等价定理,政府的公债和税收这两种形式对经济的影响是相同的。但实际上,理论界对李嘉图等价定理是存有争议的。比如在经济萧条的时候,来源于公债的支出政策就比较有效,而来源于税收的支出政策可能会加剧经济的萧条。这说明资金来源在经济周期中的不同阶段对经济有着不同的影响力。再比如,二者对于经济效率的影响也不一样。我们知道,在一般情况下,税收会导致社会总体福利的净损失,而公债在经济萧条时,只要不对金融市场利率水平有太大的影响,一般是不会导致经济效率下降的。这是因为,在经济萧条时,私人投资(主要是直接投资)对利率变化反应不敏感,利率变化充其量只能影响到间接投资(证券投资)的规模,而对私人直接投资的影响不大。所以,在经济萧条时,公债资金的挤进效应比较大,税收资金的挤进效应则相对比较小。 2.影响挤出效应的因素

根据IS-LM模型的理论,影响挤出效应的因素有:支出乘数的大小、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货币需求对产出水平的敏感程度以及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等。其中,支出乘数、货币需求对产出水平的敏感程度及投资需求时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与挤出效应成正比,而货币需求对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则与挤出效应成反比。在这四因素中,支出乘数主要决定于边际消费倾向,而边际消费倾向一般较稳定,货币需求对产出水平的敏感程度主要取决于支付习惯,也较稳定,因而,影响挤出效应的决定性因素是货币需求及投资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

财政理论与政策范文5

财政学是一门重要的学科,主要是对国家主体形成财政分配关系,以及其发展演变规律进行研究。在经济学当中,财政学是一门应用性学科,研究国家取得社会生产份额中的一部分,将其应用于国家职能的实现,例如取得、使用和管理财政资金,以及由此体现的经济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当中的一个分支,财政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演变,逐渐形成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与科学内涵。在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中,应当注重其跨学科性的特点,综合各个相关领域,确保其良好的有效性和适应性。

一、财政学的基本概述

财政主要指的是国家财政,其主体是国家。政府部门通过收支活动,将一部分社会资源进行集中,对一些社会公共需求进行满足。财政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在筹集和使用资金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过程中,提供科学的管理方法、管理制度和理论基础。根据不同的财政分配主体,财政学主要可以分为资本主义国家财政、社会主义国家财政为对象的资本主义财政学、社会主义财政学。此外,还包括比较研究和分析各个国家不同财政制度的比较财政制度学。如果根据人类社会中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经济体制背景来进行划分,则主要可以分为市场财政学、计划财政学等[1]。在财政学当中,融合了经济学、行政学、理财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种学科的内容,具有很强的综合性。

二、财政学的理论基础

对于国家来说,财政是一种重要的宏观经济管理工具,在研究过程中,应当基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方面的相互作用。对于现代财政学来说,其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国家学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等。作为一种历史和经济性的概念,财政与国家之间,具有本质上的联系。财政职能是由国家职能所决定的。基于不同的国家性质、具体国情、发展阶段、实施政策等,各个国家为了更好的维护市场经济的稳定秩序,所采取的财政政策也是不同的。国家为了更好的实施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有效干预,确保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就需要对财政调节功能进行强化[2]。在财政学理论的发展进程当中,需要有选择性的吸收和借鉴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内容和经验,学习一些较为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理论基础。尤其是对于能够反映出市场经济发展变化规律的内容,更要给予充分的重视。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应当注意不能一味的照搬和挪用这些经验,应当充分认识到财政学理论自身的基础,掌握其实际的应用条件和产生背景。此外,在借鉴经验的过程中,还要充分的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明确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协调性和适应性。

三、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一)科学定位财政学

在对财政学进行科学定位的过程中,应当明确财政学具体的学科范围。在传统的经济学当中,认为政府具有消极的作用,因此对廉价政府和自由竞争较为推崇,这就导致了当时的财政学范围较为狭小。而在现代经济学当中,对于市场中存在的缺陷比较明确,认识到纯粹的自由竞争是不可能的。因此,对于政府调控经济运行的作用,以及公共品的提供等职能,应当进行强化,从而使财政学的范围得到了扩大[3]。其中,政府职能的强化,主要体现在出口退税、公共经济、关税壁垒、财政补贴,以及治理污染、建设基础设施、完善社会保障、稳定社会秩序等方面。在政府职能的不断强化中,财政学理论体系也逐渐朝着公共部门经济学的方向转变。

(二)借鉴先进财政学经验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中,由于需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在财政学体系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产生了一些相似于西方财政学的观点和理念。随着对我国现代财政学体系研究的不断深入,逐渐对西方一些较为先进的财政学内容和经验进行吸收和借鉴。对西方财政学经验的吸收和借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对于其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应当进行妥善的处理。其中难免会涉及到世界观、思想认识等方面的问题。例如边际分析方法关系的处理、劳动价值论与边际理论的处理、马克思理论再生产理论处理等问题,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此外,对于实践当中面临的问题,以及不同制度背景、历史条件下的各种问题,都需要不断探索良好的解决方法,从而使这些财政学经验能够真正的为我所用。

四、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

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的客观因素主要为市场缺陷,其核心概念使公共商品。在此背景下,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主要具有稳定经济、分配收入、配置资源等职能和作用。与之相匹配的,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微观财政学。

在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当中,微观财政学主要面对的是收入分配职能、财政资源配置职能等方面的内容,在确保公平和效率的前提下,详细的分析和研究收入分配、资源配置等受到财政收支组织结构的影响。针对我国当前的具体发展态势来看,在微观财政学当中,应当全面阐述经济效率、收入分配、资产管理等问题,基于社会主义市场条件,分析社会保障理论[4]。对于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理论、地区差别等,应当加以注重。同时要细致的分析税制结构、纳税原则等方面的发展趋势。

(二)宏观财政学。

在宏观财政学当中,主要是基于微观财政学,阐述分析国家在对经济发展进行干预和调节的过程中,如何利用国家财政政策对总需求的影响,从而更好的保证价格水平稳定和生产能力稳定,进而积极的影响经济增长。其中主要包括了财政杠杆的衡量标准、实际作用、概念定义等。同时,关于财政政策方面,对于其运用选择时效和内在适应性效用等问题,也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此外,还着重分析了在开放条件之下,财政政策的外向适应性问题,以及财政政策与其它政策之间的配合与比较问题。

(三)财政学职能。

在财政学职能当中,基于财政职能,对财政学基本理论进行了研究,同时分析了形成财政职能的理论基础。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政府通过行使财政职能,对公共商品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维持市场经济良好的发展秩序[5]。同时,对于稳定经济、分配收入、配置资源等职能的发挥,应当明确不同政府级别之间的行政划分。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进一步明确现代财政学理论体系,从而更好的为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

结论

财政理论与政策范文6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为了达到最佳配置生产要素的目的,以政府的名义通过谈判协商实现成员之间互利互惠及经济整合的制度性安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兴起,其背后隐含着多种因素,有着众多的目标,既有促进贸易、收入和投资的需要,又有实现增长和发展的要求;既有获取市场准入适应区域与全球化的意图,也有出于安全和民主的考虑。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同时也是我们所讨论的财政问题。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相伴而生并由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决定的。

遗憾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中却很少直接关注财政问题。以被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核心的关税同盟理论及其发展为例,维纳(Viner1Jacob)及其后继者们从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规模经济效应、竞争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投资效应等不同层面和角度,分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成员体、非成员体乃至整个世界的生产、消费、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等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的利益或损害。虽然该理论是从关税及其效应分析这一财政问题出发,而且后来约翰逊、库珀和马塞尔等人在1965年也直接将“公共产品”引入关税同盟的福利效应分析,并得出了关税同盟更能满足成员体政府对各种保护主义倾向的商业政策以及对工业化目标的偏好的结论(田青,2005),但总体看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模型基本上是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下的阐述,很少直接关注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也没有对区域经济一体化这一政府主导的利益追求和制度保障机制作出全面的阐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

总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是由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身所具有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性这一特征决定的,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存在,但却不被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所关注的重要现实问题。它不仅涉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效应这一基本问题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系统阐述,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财税制度协调及发展的研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直接影响着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国政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本身,而且还关系着区域经济体各成员国之间乃至非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利益和财政关系的协调;同时,将财政问题作为重要的变量引入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还可以更好地从政府经济活动的角度阐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政府主导性及其机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而且将直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持续协调发展。

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

一般而言,国际财政是伴随着国际经济活动的扩展和国家间经济依赖的日益加强而在财政关系领域形成的一种国际经济现象,是财政和国际经济相结合的产物。关于国际财政的定义(董勤发,1997),理论界至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从世界或全球角度来看的财政,即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是以世界性的公共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为后盾的;另一种观点是把国际财政看成是国际经济中的财政,是国家财政在国际经济中的延伸或变种,是国际经济中的国家财政活动,是不同国家的财政通过国际经济交往而相互联系在一起所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财政关系。与国家财政相比,国际财政具有一般财政的普遍性特征,但又有其自身固有的特殊性,即国际性、整体性、复杂性和协调性等特点(林品章,1995)。虽然在欧盟的财源筹集方式、国际税收合作组织研究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于1999年提出的对电子邮件开征“比特税”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世界财政或全球财政的影子,但在现代国家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超国家的全球权力机构或世界政府,国际财政就只能是国际环境下财政的作用问题。它主要表现为对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国家财税制度协调和财政利益分配,是国家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其本质是国家间的财政关系。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财政存在的客观前提在于国民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同样,国际财政的产生和存在,也有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首先,国际财政作为国际经济活动中财政问题的国际化,其基础是市场经济;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决定的国际市场失灵,就直接成为了国际财政存在的理论基础(董勤发,1997)。其次,基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利益目标追求,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并直接构成为各国政府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严重阻碍,因此,寻求和实现各国政府间的财政协调和合作,是国际财政存在的现实基础。

从国际财政产生和存在的理论和现实基础的角度出发,国际财政存在的意义就是矫正国际市场的失灵和实现各国财政的协调和合作。同时,又由于当前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世界权力机构,也就不可能有一个制定、颁布和执行国际课税和支出方案的“国际财政当局”,更不可能形成一个有效的世界范围内的全球财政制度。因此,国际财政只能采取多国财政合作的存在形式。根据合作的程度,国际上多国财政的合作方式大致分为财政协调(FiscalCoordina2tion)、财政同盟(FiscalUnion)和财政一体化(FiscalIntegration)。这三种基本合作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中,财政协调是以既有国家为基础的国际财政合作形式,是国际财政合作最初也是最重要的形式,它强调财政合作的自愿性和协商性,如现有的各种国际税收协定等;财政同盟更多地以部分国家的让渡为前提,它强调财政合作的一致性和强制性,往往是区域经济共同体中较高级的合作形式,如欧盟内部废除关税、统一增值税等;财政一体化则以国家财政的完全让渡或消失为条件,实行超国家财政干预,它是最高级的财政合作形式,但由于其缺乏现实性,所以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理想化的财政合作形式。而根据不同的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程度,国际财政研究在存在形式上又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一般而言,国际财政协调是当前国际财政最重要的存在形式也是研究的核心内容,国际财政研究的理论体系也主要是围绕着国际财政协调来展开。

三、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

伴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产生的财政问题,是国际经济活动中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研究的范畴。而通过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和框架的分析,我们找到了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也就是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实质上就成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问题。因此,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财政问题和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相结合的角度,我们可以构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框架,本质上就是要诠释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政府主导性和政府经济活动性的运行机制及意义,通过推进和实现区域内外各经济体的财政协调和财政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因此,循着从国家财政到国际财政的思路,借鉴马斯格雷夫等人对国际财政的理论体系的阐述,通过在传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中引入政府及其经济活动———财政这一变量,一种解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际财政研究的新视角和分析方法———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基本框架浮出了水面,②它大致由国际区域财政导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国际区域财政收入和国际区域财政政策等四部分构成。

国际区域财政导论主要阐述国际区域财政的含义、产生、研究范围及方法等内容。借鉴国际财政的定义,我们可以给国际区域财政做出这样的界定:它是指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财政问题,是国家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延伸和发展。换言之,国际区域财政就是国际财政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国家和国家间的财政关系,是我们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体———政府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层面的一种视角和分析框架。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也有着其深刻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区域经济一体化,本质上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制度安排,而由市场经济的市场性和开放性导致的市场失灵即国际区域市场失灵,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产生的理论基础。由于各国政府财税制度和政策安排的巨大差异而形成的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各经济体不断寻求财政协调与合作的努力,现实地演绎了国际区域财政的存在。总体看来,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性质依然是财政学和国际经济学的有机结合,研究范围也包含着财政协调、财政同盟和财政一体化三种形式,且它们不同程度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在研究方法上,国际区域财政也应遵循国际财政学的研究方法(董勤发,1997),即国家主义分析方法与世界主义分析方法的有机结合。

国际区域财政支出主要探讨国际区域财政支出的形式及其效应。具体而言,国际投资和国际援助是其存在的基本表现,前者类似于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后者则更多地具有政府转移支出的性质或类似于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的意义。国际投资的基本理论和效应分析,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综合国际经济学领域的国际投资和国家财政中的政府投资,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基本的分析区域财政支出中国际投资的框架。从现实来看,国际投资制度主要由各国家的投资制度、双边层次投资制度、区域层次的和多边层次的投资制度构成,且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并成为国际投资的阻碍,因此,要从制定更权威的、高度自由化的投资制度和高标准的国际投资保护制度及公正高效的争端解决制度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创新(柳剑平等,2005)。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援助在传统的国家财政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基本作用(郧文聚,2000),主要是缓和国际政治经济矛盾和促进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短期性、政治性和经济战略性的支出形式而存在。目前,除欧盟法中的国家援助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国家援助制度提供了基本法律框架外,国际援助特有的规律和运行规则总体上与作为国际区域财政支出形式的内容和要求是不相适应的。因此,要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各经济体之间收入的公平分配和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必须着力构建一个能有效协调区域财政关系的经常化、制度化的国际援助制度。

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主要研究国际税收、国际债务和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等问题及其经济影响。国际税收是国际财政大厦相对独立的体系和重要支撑,同样也是国际区域财政收入中最主要的内容。国际税收的研究,不仅表现在早期对国际税收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而且反映在当前对国际税收竞争、国际税收协调、国际税收合作与国际税收组织、贸易与税收摩擦、反吸收调查等领域的深入研究和扩展。由于受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发展水平和存在形式的制约,国际区域财政中的国际税收除国际税收协调这个核心以外,还涉及到国际税收同盟和一体化等表现形式,这在欧盟的统一关税、统一增值税和“自有财源”中可以得到初步的例证。也就是说,国际区域财政研究的国际税收,必须密切关注和分析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下国际税收的各种具体形式和效应。关于国际债务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在国际金融研究和国家财政的债务分析中找到较为完整的内容和体系。如何从现有的理论体系和框架出发,立足于促进区域经济稳定与发展,探讨区域国际债务的规模及效应和债务监控体系,构建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高效的国际债务运行机制和风险防范体系,就成为了国际区域财政框架中的国际债务研究的主要内容。此外,为了避免如联合国财政危机中的会费问题的尴尬,还应该积极研究关于区域国际组织的会费筹集方式,使区域国际组织能够高效正常运转,确保其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组织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