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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规则范文1
财政政策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一旦出现经济衰退，扩张的财政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拉动经济的作用。但是，这也意味着经济资源会从私人部门流向公共部门，无疑会对私人消费产生影响。正因如此，财政政策扩张是否会影响私人消费以及如何影响一直为经济学的主流研究所关注。这个问题在中国尤为重要。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困扰中国政府及学者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内需不足，尤其是居民消费不足，而恰好政府的财政政策在这段时期内频繁使用刺激经济和拉动内需的调节手段。因此，研究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的影响在中国就显得更具现实意义。本文尝试从一个新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
已有文献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根据传统凯恩斯主义IS-LM模型的分析，财政支出扩张通常会导致产出和消费的增加。但是，由于其缺乏微观基础，所以随后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主要基于持久收入假说的框架。早期的研究发现，在价格弹性的新古典模型中，财政支出增加会挤出居民消费。基本的传导机制是，对于非生产性政府支出的增加，政府会通过当期和未来的税收进行融资，这就意味着居民当期及未来的收入下降，进而导致消费的下降(即负财富效应)(Aiyagari et al.，1992；Baxter & King，1993)。但是，通过施加不同的识别条件对数据进行SVAR分析，大多数经验研究并不支持新古典模型的结论，而是发现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有明显的挤入效应(Blanchard & Perotti, 2002; Mountford & Uhlig, 2004; Gali et al., 2007)。
为了与经验事实相一致，已有文献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能够缓解甚至抵消负财富效应，从而使财政政策挤入居民消费的机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文献将政府支出引入效用函数，突出了其与私人消费的互补性(Bouakez & Rebei，2007；Ganelli & Tervala，2010；杨子晖，2006)，或将政府支出引入企业的生产函数强调其生产性(Linnemann & Schabert，2005；王文甫和朱保华，2010)；第二类文献主要通过引入深度习惯，产生逆周期的成本加成的机制使财政政策扩张引致居民消费(Ravn et al.，2007)；第三类文献则通过引入居民的异质性产生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Gali et al.，2007；李永友和丛树海，2006)。但是，上述文献大多假定财政政策是外生的。
Leeper(1991)首先讨论财政政策规则，根据税收是否对政府债务做出反应，主要考察财政货币政策对物价水平的决定。随后，文献从经济周期的角度考察了财政政策规则。基于美国的情况，大多数文献认为利用规则形式所刻画的财政政策主要体现其自动稳定器功能，政府主动采用“逆周期”方式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微乎其微(Taylor，2000；Auerbach，2002)。目前，国内关于财政政策规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贾俊雪和郭庆旺(2011)从增长的角度研究了财政规则对政府债务的影响，发现不同的规则对政府债务规模存在明显的不同影响。贾俊雪(2012)基于1992-2009年的季度数据发现，我国税收存在对宏观经济走势和政府债务规模系统性的反应，且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政策态势。总体上讲，上述大多数研究的重点考察对象为税收政策规则，主要从自动稳定器的角度去理解财政政策规则，将政策工具对目标变量的反应参数用于衡量自动稳定器功能的大小，而将政府购买性支出作为外生过程给定。但是，对财政政策规则性质的讨论取决于所考察的政策工具。本文的分析表明，上述讨论无法很好地用来评估我国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实际效果。①
本文着重从财政支出的角度考察当政府主动对经济进行调节时，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将政府的购买性支出设定为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反应函数，强调政府调节经济的主动性，并考察随着财政支出刺激经济强度的变化，居民消费将如何反应。本文之所以从这一视角考察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基于中国的财政实践。
从理论上讲，财政政策通过两种方式影响经济及居民消费：自动稳定器和相机抉择。②尽管从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来看，财政自动稳定器功能更为直接，但是其作用的发挥依赖于一国税收制度的累进性。Taylor(2000)通过对美国的情况进行研究发现，由于其税制的累进性较强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财政政策主要通过自动稳定器功能发挥作用，政府主动调节经济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是，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从总体上讲，我国税收体系的累进性很弱。这是因为以增值税为代表的商品课税在税收体系中占据了主体地位，这些税种大多采用比例税率，几乎不存在累进性。同时，在我国的所得税中，除了针对工资薪金所得采用了累进税率之外，个人所得税的其他税目以及企业所得税也均采用比例税率，累进性同样非常微弱。所有这些就决定了财政政策无法通过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对经济进行自动调节(项怀诚，2001；金人庆，2005；谢旭人，2008)。也正是考虑到这种实际情况，伴随着分税制改革的推进，中央财政收入的增加，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财政政策日益成为政府主动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工具，并逐步表现出对经济系统性的反馈：1998年政府实施了扩大政府支出规模的积极财政政策，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不利影响；随着2003年之后经济的逐渐过热，积极财政政策逐步转型为稳健财政政策，政府对财政支出规模进行了有效控制；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在2008年第四季度经济增速出现明显下滑，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再次采用了积极财政政策，推出了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从这个意义上讲，根据经济形势，主动调节财政购买性支出规模已经成为我国政府使用财政政策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方式之一。③因此，如果我们要考察我国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那么就必须将政府主动地对经济进行反应这一要素纳入到分析框架之中。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本文将以产出和通货膨胀为反应变量的财政支出规则引入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中，讨论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我们需要强调一下本文与已有文献的区别。尽管从建模方法上讲，本文也采用了与文献类似的做法，利用规则或反应函数(reaction function)刻画财政支出对经济的反馈。但是，由于政策规则的经济含义最终依赖于所研究的政策工具，所以在经济理解和分析重点方面，两者存在明显区别：那些以税收或政府转移性支出 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献，自然应该将其理解为财政的自动稳定器功能。由于政府购买性支出的变化不可能代表财政自动稳定器功能，所以当我们将政府购买性支出设定为产出的反应函数以刻画政府主动对经济的系统性反应时，仍然照搬文献中的分析视角和理解显然有失妥当。基于此，本文与已有文献存在两个方面的差别：在模型设定上，将滞后期的产出作为目标变量以考虑政策时滞等因素。更为重要的是，本文从政府主动调节经济的角度，重点考察财政政策调节经济力度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而已有文献则基于自动稳定器的理解，将相关政策工具对目标变量的反应参数视作给定。
本文首先在理论上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第一，通过对一个具有价格粘性的DSGE模型进行数值实验，对比外生财政政策与财政政策规则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差别；第二，通过在一个高度简化的代表人模型中求出居民消费的解析解(closed form solution)，非常清晰地展示了以规则形式出现的财政政策影响居民消费的核心机制。
分析结果表明，在引入财政支出规则后，财政政策会通过两条途径影响居民消费。第一条途径是现有文献中讨论的财富效应，即财政支出增加会导致税收增加，通过减少居民未来的预期收入挤出消费。第二条途径则是本文所发现的财政支出规则的预期效应。当政府采用盯住产出等变量的财政支出规则时，一旦产出下降，居民预期政府将采用扩大财政支出的“逆周期”方式对经济进行调节，经济在未来可能出现复苏，由此会阻止居民未来收入的进一步下降，从而导致居民消费增加。不仅如此，财政支出规则的预期效应还取决于其对产出和通货膨胀(尤其是产出)的反应程度。当反应程度较小时，尽管居民预期到政府会采取提振经济的措施，但是提振的力度不足以阻止产出的进一步下降，其理性的反应就是减少消费。相反，一旦财政支出对产出的反应程度达到一定的临界值，居民预期到政府不仅会提振经济，而且提振经济的力度足以挽救经济的颓势，居民消费就会上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财政政策拉动经济的力度越大越好。分析表明，如果财政政策拉动经济的力度超出了一定限度，那么过分增加的税收会有损于居民的未来收入，负财富效应的增强会抵消甚至超过预期效应，居民消费反而有可能下降。
为了尽可能清晰地考察上述在规则形式下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本文在分析的过程中抽象掉了文献中所讨论的财政政策有可能挤入居民消费的其他机制。正因如此，通过引入财政支出规则，本文所发现的其影响居民消费的预期效应不仅区别于既有文献中的其他机制，成为财政政策扩张挤入居民消费的又一重要原因，而且还突出了财政政策对居民预期的重要影响。
基于理论上的分析结果，我们在经验分析层面需要解决的两个相关问题是：(1)从中国的数据当中能否发现财政支出规则存在的经验证据？(2)中国的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会有怎样的影响？由于理论分析过程中突出了居民预期的作用，所以我们想从经验分析中评估这一作用的大小。本文基于中国1996Q1-2011Q4的季度数据，对这两个问题分别做出了解答：第一，在样本期内，财政支出对产出具有明显的负向反应，并且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发现短期内产出的变动有助于预测财政支出的变动，而财政支出变动对于预测产出的变动却没有什么帮助。第二，总体上讲，在样本期内，中国的财政支出扩张对居民消费有正向影响。此外，本文采用Blanchard et al.(1993)提出的回归分解法，利用估计得到的财政支出规则对财政支出变量加以分解，由此刻画预期在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影响中的作用。结果发现，财政支出规则部分对居民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规则的部分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为负，经验分析得出的结论与理论分析一致。
二、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理论模型④
我们在一个具有价格粘性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讨论政府财政政策规则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为了简化起见，本文的模型仅包括家庭、企业以及政府三个部门。
(一)居民
我们假设经济中存在一个存活无限期的代表性居民，通过选择消费、投资、劳动供给以及政府债券的持有量实现自己一生效用最大化。在进行优化选择的过程中，其收入来源包括：资本收益、劳动报酬、持有政府债券的收益、政府的转移支付以及从企业中得到的分红，因此其决策问题如下：
(四)参数校准⑧
为了求解和分析模型，我们需要对模型的相关参数进行校准。在校准的过程中，我们着重考虑两个因素：(1)保证模型存在唯一的稳定解；(2)尽可能与已有文献取值相一致，对于无法利用文献进行确定的参数，我们利用中国的宏观数据加以确定。此外，本文还通过贝叶斯方法估计了模型的参数，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在文中报告相关结果。
居民部门的参数包括｛β，γ，ε，δ｝。国内大多数文献对居民主观贴现率β和资本折旧率δ的取值较为一致，分别为0.98和0.025，这一数值对应于我国资本的季度收益率在2%左右，资本的年折旧率为10%(李春吉和孟晓宏，2006)，故本文也采用这两个数值。同时，我们取γ的基准值为1.5(林细细和龚六堂，2007)，并令ε等于2(Miao & Tao，2011)。
财政政策方面，根据“中经网数据库”，我们将转移支付与产出的比例Z/y设定为0.02，并将政府债务同产出的比重B/y设定为0.025作为基准值。⑨
三、模型求解与结果分析
给定模型的参数值，本文使用Uhlig(1999)的方法对模型进行求解。这部分主要讨论：(1)引入财政政策规则之后，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比较其与无规则情形的差异；(2)在一个高度简化的代表人模型中得到了居民消费函数的解析解(closed-form solution)，清晰地展示出财政政策规则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⑩
(一)引入规则形式后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讨论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影响的文献大多将财政政策设定为外生的过程。考虑到外生财政政策为财政政策规则的特殊情形(即反应参数为零)，一个十分自然的问题是：对于那些不考虑财政政策内生反应的模型，其对政策效应的分析是否会存在偏误，或是否会存在模型设定误差？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固定货币政策的类型，然后将外生财政政策与财政政策规则两种情形进行对比，检验两者之间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别。 我们首先令
从图1中我们能够发现，如果政府支出不对产出变动做出反应(=0)，那么当发生财政政策冲击时，居民消费会出现明显下降，然后缓慢地回到稳态水平，财政政策冲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比较持久。这种情况下，模型表现出了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即政府支出的增加将社会中的资源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最终导致居民消费的减少。(12)在引入政府购买性支出的反馈机制之后，居民消费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反应有所改变：如果政府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规则(｜｜＞1)，表明财政支出的反应程度要大于产出的变化程度，那么居民消费对财政政策冲击的反应为正，此时财政政策具有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如果政府采用消极的财政政策规则(｜｜＜1)，那么财政政策的“挤入效应”会更大。不过，这一结论并不具有一般性，当财政政策“消极”到一定程度时，其挤入效应会逐渐减弱并最终转化成挤出效应，原因将在下文中进行分析。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很清楚地看出，对财政政策的不同设定会在不同的方向和程度上影响居民消费。因此，若不考虑财政政策的内生反应将导致模型设定的偏误，其所得结论值得商榷。
为了更加全面地考察在给定货币政策的情况下，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如何随着其对产出反应程度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对取不同的数值，观察居民消费初始反应的变化。从图2中我们能够发现，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随着其反应程度的不断增强而增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当财政政策不对产出做出反应时(=0)，财政政策冲击会导致初始居民消费减少，当财政政策对产出反应程度的绝对值小于0.6时，减少的程度随着财政政策对产出反应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在=-0.6处，这种趋势发生逆转。随着财政政策反应程度的进一步增加，初始的居民消费开始增加，但是增加的幅度会随着财政支出反应程度的增强表现出递减的趋势。这种变化趋势不依赖货币政策的类型。这意味着“逆周期”的财政政策对产出的反应程度应该保持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反应程度过低会导致居民消费出现绝对量的下降，而反应程度过高则会使得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逐步减弱。
(二)传导机制分析
我们通过在一个高度简化的代表人模型中得到了居民消费函数的解析解，分析财政政策规则影响居民消费的核心传导机制。
在这个简单的模型中，我们抽象掉了价格粘性和企业的决策，假设仅存在一个代表性居民进行消费储蓄决策。政府会对居民征税并将收入用于开支，为了简化起见，假定政府满足平衡预算的要求。居民的决策问题为：
上式表明居民消费取决于持久收入，而持久收入由两部分构成：当期资产带来的收益和居民基于当期信息所预期的未来可支配收入的现值。此处值得强调的是，当期的信息集中不仅包含未来随机冲击的分布函数，而且还包含政府所采用财政政策的形式。换句话说，财政政策规则形式包含在了居民借以产生预期的信息集中。这一点对理解模型的机制非常重要。
从(3c)中能够很清楚地看到，给定随机冲击的实现值，在引入财政政策规则后，居民消费对财政政策的反应取决于两种效应：第一，(3c)式右边的第一项刻画了居民预期到政府按照财政政策规则行事时，由于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会导致未来产出增加，从而有可能导致消费增加。我们将财政政策规则通过影响居民对政策行为及未来收入的预期，最终导致消费的增加这一传导路径称为预期效应；第二，上式右边的第二项刻画了为了对更大规模的财政支出融资，政府会向居民增加税收，从而可能导致消费减少，即负财富效应。居民消费的最终变化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
显然，财政支出增量ΔG是政策反应参数φ[yG]的函数，且给定产出的变化，两者之间存在一一对应的线性关系。因此，当财政政策的反应程度增大时，ΔG会相应增加。但是，由于财政支出增量对产出的影响是非线性的，所以财政政策规则对消费的影响最终呈现非线性的关系。图3对这种关系进行了较为直观的描述。
这意味着财政政策对经济的拉动应该保持适当的程度。随着财政政策负财富效应的增强，过分加大财政政策对经济的刺激程度反而会导致居民消费的减少。
四、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经验分析(16)
本节基于中国1996Q1-2011Q4的季度数据从经验分析的角度考察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之所以选择这段时期作为样本期，主要是因为财政支出政策在该时期内表现较为活跃，为经验分析提供了足够的变化。
(一)数据来源及变量选取
本文用于经验分析的数据全部来自中经网宏观月度数据库。结合研究目的，财政政策方面所选择的变量有国家财政收入(Fiscal_rev)、国家财政支出(Fiscal_rev)、财政资金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Infra)。由于在我们的模型中没有区分政府级次，所以在选择财政收支指标的时候，也不进行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区分；衡量居民消费的变量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onsumption)；价格方面的变量有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以及61—90天的银行同业拆借利率(interest)，选取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主要用于计算通货膨胀率和将相关的名义变量转化成实际变量(17)，而选择61—90天的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则是为了在分析中控制货币政策。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在2001年之前统计资料中仅包含CPI的同比数据，而此后新增了对其环比数据的报告，所以我们以2001年1月为基期重新计算了样本期内的CPI。(18)我们还选取了国内生产总值(GDP)。除国内生产总值之外，其他变量的原始数据均为月度数据，因此我们分别对国家财政支出(Fiscal_exp)和居民消费(consumption)进行累加求得季度数据，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取几何平均数求得相应的季度数据。在此基础上，将名义变量转换成实际变量后取对数，并通过X-12的方法及HP滤波去除数据中的季节因素及趋势因素。
(二)估计财政政策规则(19)
我们对财政政策规则(2)式中的参数和进行估计。由于在(2)式中，相关的变量都是经过对数线性化之后产生的，所以为了与模型一致，我们必须对选取的变量进行变换。首先，由于财政的相关变量以及国内生产总值都是在取对数之后进行HP滤波处理的，所以得到的周期部分就对应于模型中对数线性化的变量。其次，注意到通货膨胀率不存在趋势，我们将其均值 理解为稳态值，并求解通货膨胀率相对于其稳态的变化率得到用于分析的变量。
估计结果表明：第一，无论采用哪个变量作为因变量或者采用何种模型设定，滞后一期的财政支出变量都是显著的，这说明政府采取的财政支出政策具有明显的连续性；第二，当模型采用不同的财政支出变量作为因变量时，估计的结果存在明显差异。当模型以总财政支出作为因变量时，无论是单独考虑国民生产总值或通货膨胀率的当期和滞后期，还是同时考虑国民生产总值及通货膨胀的当期和滞后期，其估计系数在统计上均不显著。但是，从统计上可以拒绝两者联合对财政政策没有影响的假设。当模型以财政基建支出作为因变量时，我们通过对不同的模型进行估计发现，财政基建支出对滞后一期的产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反应，而对通货膨胀的反应在统计上不显著。由于我们的估计结果为参数的下界，所以不会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影响；最后，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表明，短期内(1—4期)产出变动有助于预测财政支出的变动，而财政支出变动却无法用于预测产出的变动。
(三)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我们利用SVAR的方法研究财政政策对消费的影响。参照Blanchard & Perotti(2002)和Ramey(2012)的做法，估计模型的基本框架为：
我们采用Choleski分解来识别财政政策支出冲击。由于财政基建支出对产出会做出更明显的反应，所以我们在分析了财政总支出之后，进一步讨论财政基建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总体而言，经验分析的结果同前文的理论分析是一致的：当财政政策的反馈力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其对消费的正效应会抵消挤出效应，从而出现消费和产出上升的情况。
在引入财政支出规则之后，居民对财政政策的预期会对其消费产生较大影响，故此我们对预期的效果进行定量考察。基于Blanchard et al.(1993)的做法(20)，先利用相对较为稳健的回归分解法(regression-based decomposition)将财政支出变量划分为两部分：被预期到的部分(记为)和未被预期的部分(记为)，然后将这两个变量放入(4)式中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当财政支出的规则部分发生变化时，尽管财政扩张存在挤出效应，但是由于居民预期未来的产出和收入会增加，所以消费也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加。相反，财政支出的不规则部分发生变化时，由于其不对经济的变量做出反馈，所以挤出效应会显现出来，进而导致居民消费减少。
JEL Classification: E20, E60, H30
注释：
①限于篇幅，文中对文献的讨论非常简要。读者可向作者索要更为详细的文献综述。
②此处的相机抉择与文献中的含义并不一致。我们指的相机抉择与自动稳定器相对应，而文献中的相机抉择(discretion)主要指discretionary optimization，与承诺(commitment to a rule)相对应(Kydland & Prescott，1977)。这两对概念之间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只要存在政策对经济变量的系统性反应，均可以用规则加以刻画。
③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联邦政府也采用了扩大财政支出规模的救市政策，但是从资金的最终流向看，并未用于政府消费与投资，而是用于了减少地方政府债务(Taylor，2011)。
④限于篇幅，我们略去决策问题的一阶条件，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⑤为了避免财政自动稳定器功能对分析的影响，我们将相关的税收变量设定为外生过程。
⑥是我们主要进行讨论的参数，对也可以做类似的讨论，该参数的取值不会改变分析的结论。
⑦限于篇幅，我们略掉对竞争均衡的定义，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⑧限于篇幅，我们只是简要地讨论了参数的校准过程，更为详细的讨论可向作者索要。
⑨我们令该参数在(0.025，1)均匀取10个点，结果发现其对本文的分析结论没有影响。
⑩我们还分析在完整的DSGE模型中，财政政策规则对居民消费影响的传导机制，在基本的结论保持不变之外，我们还发现，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力度会对财政政策效果产生影响。
(11)φ[，π]＜1的情况与此类似，此处从略。
(12)教科书中对挤出效应的定义为政府支出的增加导致利率上升，从而减少私人投资。此处我们借用挤出效应这一概念来描述居民消费由于政府支出增加而下降的现象。
(13)简化起见，我们假设市场利率为常数。
(14)一个例子是，当一个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较低时，政府的财政投入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比较明显；但是如果政府支出继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致使出现过剩时，那么财政支出的拉动效应会明显减弱。
(15)即假定t+1期之后的经济回到了稳态水平。
(16)限于篇幅，我们没有报告这部分分析的技术细节、估计结果表格和脉冲响应图，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财政政策规则范文2
关键词：欧元区，财政政策，协调模式，财政约束
在一个拥有独立的国家里，当受到某种外部冲击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降低利率或汇率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同时，政府也可以利用转移支付和减税等财政政策来发挥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以减轻冲击造成的失业率上升和收入下降的负面影响。然而在欧洲货币联盟内部，应对非对称冲击的主要手段就只有财政政策协调了，即独立财政政策的趋同化，因此协调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欧盟一体化进程的顺利发展。
一、财政政策成功协调共同的政策目标及信誉保证
在欧洲经济与货币一体化联盟(EMU)发展中，存在统一货币政策与多个分散的财政政策相搭配的矛盾，使财政政策的协调显得尤为重要。政策协调主要强调各国政策之间适当的调整，在宏观领域涉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运作。这就使得政策协调成功与否，不仅涉及各国经济目标的差异程度，而且也与经济的预测、预算周期等因素密切相关。财政政策的协调与货币政策相比更为重要。为了使EMU下各国财政政策协调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一)各国政府有共同的协调意愿及共同可靠的经济预测与分析
为使协调财政顺利实现，区内各成员国首先必须有协调的意愿，这才有可能使各国政策制订者坐在一起进行谈判，否则协调无从谈起。这种协调意愿的产生，一方面在于协调能够给参与国带来利益，另一方面必须基于对未来经济状况有共同的经济预测和分析。
财政政策协调的产生，需要经历复杂的过程，首先根据本国经济状况提出协调的意向，经过谈判达成一致。而且，由于政策时滞，财政政策协调具体产生效果的时间至少在6个月甚至12个月之后。为了切实保重财政政策协调的效果，必须在进行财政政策协调时，对未来的经济状况有一个可靠的预测。在这个预测的基础上，政策制订者确定具体的协调手段和方式，弥补财政政策时滞效应较大的缺点，这也是财政政策协调与货币政策协调的不同点。货币政策调整相对比较方便，对经济产生影响的传导速度比较快，财政政策则不然。当然，对未来的经济状况有一个可靠的预测，与各国进行预测时依赖的经济模型有关。如果各国政府对经济模型的选择不同，其预测结果就会有很大的差异。所以，辨别经济模型的适合与否是十分必要的。否则势必会影响各国政府协调的愿望及对协调方式的选择，所以政府决策依靠的模型是未来预测的结果对财政政策协调成功与否有很大的影响。
(二)财政政策目标的趋同性
众所周知，一国的经济政策目标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但各国政策目标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一般根据本国的经济状况，会对这四个目标进行排序，因为这四个目标不可能同时实现，因此，政策目标上的协调包括两方面，即国家之上的政策目标协调，对于欧盟来说，各国必须在超国家层次，也就是各国必须在超国家层次对政策目标达到共识。首先要保证欧元的稳定，在这个共同的目标前提下，才有可能实现财政政策协调。此外，国家之间的政策目标要协调一致。欧洲一体化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其间经济政策的协调从行业协调深化到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使各国有更高程度的趋同。目前，欧元区各国经济目标大大接近，但由于历史、文化及经济结构的差异，使各国政府的目标偏好仍然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也会导致在协调谈判过程中出现冗长未果的现象。所以，有必要进行各种改革来使本国经济状况与其他国家更加接近，这样国内政策目标就易于一致，财政政策的协调也就易于达成。
(三)财政政策协调中各国的信誉是重要保证
在经济政策协调中，信誉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可以保证协议始终贯彻执行，达到协调的目标，为下次各国政府之间的协调奠定基础。这种信誉的保证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各国政府在协定的执行过程中遵守诺言，就可以达到帕累托效率，否则，如果一方违约而另一方以回到纳什均衡点来威胁，将使对方损失惨重。这就对参与国家有一种潜在的约束。
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协调之所以能够不断深化，主要在于各国政府在多次合作中已经拥有了很强的信誉积累。虽然在一些政策协调的谈判中，可能由于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使协调颇费周折，但一旦签订了协议，彼此就能信守，不会出现违约、失信的现象。共同农业政策的协调成功就是很好的例证。欧洲货币体系等协定都是制订后被坚决执行，若出现经济危机，就对体系进行调整。所以，信誉为协调的深化提供了保证。很显然，在EMU机制下，财政政策协调的成功也有赖于信誉的保证。信誉可以使欧洲中央银行保持较高的独立性，使货币政策保持动态的一致性，使私人预期具有理性，工资物价比较稳定，这就有利于财政政策协调时采取的一些措施更加有效，而且也增加了对未来经济预测可靠性的程度。所以，信誉是协调协调成功的重要保证。
二、协调的可能性分析
欧元区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调已经经历了一段时期。随着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的不断深入，需要在欧元区范围内采取共同的财政政策，并加强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同时协调各国的财政政策。从长期来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协调乃欧元区的必然趋势。
(一)集中财政政策协调可能性分析
区域一体化程度越高，成员国越多，集中政策协调的难度会越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现代国家调控宏观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工具，两者往往需要相互配合，才能发挥作用。
随着经济与货币联盟建设的不断深入，欧元区内，以价格稳定为主要目标的货币政策由独立的欧洲中央银行执行，需要一种相对集中的财政协调机制来应对不对称冲击。但现实情况却是，欧元区没有统一的财政部门，财政政策基本分散在成员国国内。财政领先下的斯塔尔伯格均衡是不大可能实现的，中央银行也不会对单一财政主体的行为进行反应，且随着一体化的深入，欧元区各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进一步的政策协调可谓难上加难，建立一种相对集中的协调机制比较困难；在欧洲货币联盟的设计上，《马约》也没有对集中财政做出任何制度安排，而欧盟财政预算仅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27%，离真正统一财政政策的目标还相去甚远。因此建立集中的财政政策协调将非常的困难。
(二)分散的财政政策协调可能性分析
在经货联盟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统一货币政策与多个分散的财政政策相搭配的矛盾，这使各成员国之间的财政政策协调显得尤为重要。欧元区各成员国间实施财政协调，就是运用财政政策对本国国民经济施加影响，以实现特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欧元区成员国之间实现财政协调成功与否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经济目标的差异程度、经济预测、预算周期等因素。
(三)共同的协调意愿
欧元区内各国首先必须有协调的意愿，才有可能进行谈判。否则协调无从谈起。欧元区各个参与国的基本经济情况并不一样，经济周期也不尽相同，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测肯定也不一致。各成员国加入欧元区的最初动机主要是为了各自的国家利益，因此，各成员国在财政协调过程中，收益的不均衡成为一个突出障碍。只有认识到协调能够给参与国带来利益，对未来经济状况有共同可靠的经济预测时，协调意愿才可能产生。
三、财政政策协调路径的探讨
(一)短期财政约束
由于欧元区分散的财政制度与统一的货币制度并不匹配，也远非最佳的制度选择，但成员国财政趋同标准的制定和实施，加强财政约束以替代相对集中的财政政策协调对确保欧洲央行单一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高效性以及最终实现欧元区内物价稳定的首要目标却是十分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加强财政约束有要求成员国严格恪守欧元区的相关财政纪律之意外，还有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修正财政约束或财政规则，加强财政规则与现实的适应性之意。通过实施财政约束，最终促使欧元区各国财政结构趋同，为在欧元区内实现统一的财政政策，建立统一的财政体制打下良好的基础。要在欧元区成功推行财政约束，有几点是不可忽视的：
1.把握好财政约束的弹性，保持好平衡
既不能采取过于宽松的财政规则，导致欧元区的成员国恣意使用财政政策，使约束形同虚设。也不能实施有悖于现实的、过于严苛的财政规则，致使成员国大范围触及规则的警戒线。
欧元区内应设立专门独立的委员会，客观评判财政约束的适应性，在不影响财政约束稳定性的情形下，根据实情进行相应修改。这是保持财政约束弹性的一个良方。一旦财政规则被确定下来，那就用铁的纪律来保障其实施。随意地破坏财政纪律，会导致欧元区信誉下降，不利于各成员国的财政趋同，还会降低公众对货币联盟的信心。
2.将“赤字许可证”引入《稳定与增长公约》，正向激励财政约束
根据科斯定理，只要产权界定明确，行为人之间的交易就能导致外部效应的有效配置。也就是说，如果产权界定明确，各种机制能允许人们进行适当的谈判的话，那么人们就能以他们交换生产和消费一般商品的权利的方式，交换他们产生外部效应的权利。如果在财政约束当中引入“可转让的赤字许可证”，每一个成员国都分配到了数量相当的若干财政赤字许可证，这些许可证可以自由转让。如果某一成员国的赤字超过了它所分配到的赤字配额，那么它必须购买额外的赤字许可证。这与《稳定与增长公约》中的规定有所不同，超过财政赤字限额的额外支出不是固定的，也就是罚金不是固定的，而是由市场决定的。如果其他成员国拥有足够的许可证，其价格就会很低廉，若是没有足够的许可证，其价格就会很昂贵。当许可证价格低廉时，一个成员国受到非对称冲击时，它可以只花相当低的成本运用财政政策抵消冲击的影响。不突破财政赤字规定的国家也可以为其稳健的行为得到回报，因为成员国可将用不上的许可证卖掉。
(二)长期协调路径从长期来看，欧元区必将出现单一财政体制的格局。不仅财政当局间要进行必要的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也要进行相应的协调，建立相对集中的财政政策体系，这样才会提高整个货币联盟的福利水平。目前欧元区各成员国经济情况的许多差异决定了财政协调一体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欧元区的财政协调向更高层次迈进应遵循持续渐进的原则：先从总量进行控制，在结构上容许各国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调节，逐渐过渡到对各成员国的总体财政政策予以控制和指导；先从加强各国财政政策协调入手，逐步过渡到财政一体化。
从加强各成员国财政政策协调开始，积极建立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协调机制，以切实保证财政政策协调的效果：在进行财政政策协调时，对未来的经济状况要有一个可靠的预测，政策制订者根据预测来确定各国具体的协调手段及方式，弥补财政政策的时滞效应；进行各种改革促使国家间政策目标的一致，保证各成员国之间财政政策协调的成功。
在向更高层次的财政政策协调递进时要注意：在欧元区范围内采取联合行动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欧洲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要给予相应的配合；当欧洲中央银行的利率处于很低的水平，货币政策面临失效的情况下，需要在欧元区，乃至欧盟范围内采取联合行动，促进经济增长；出现经济衰退，物价上升时，共同财政政策需配合货币政策稳定物价；经济出现过热时，为避免利率急剧上升，在欧元区范围内共同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在一部分国家经济过热和财政大量赢余的同时，另有部分国家可能出现经济衰退和严重财政赤字，为防止经济过热国家实行顺周期财政政策，也需要在欧元区内进行政策协调。争取在欧元区率先实现统一的财政政策，通过财政转移，重新配置资源，帮助成员国吸收不对称冲击的影响，从而缩小成员国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四、财政政策协调可供选择的模式
(一)财政联邦制是较为理想的政府组织形式
分散化的财政决策体系必将导致公共产品生产数量的不足分散化的决策体系下，每个地区在进行边际单位的公共产品生产决策时，往往仅仅考虑区内居民将从这一边际单位产品中获得收益如何，而不考虑这种公共产品编辑单位增加的整体社会收益。这就是说，欧盟的个体成员都有一种在尚未达到帕累托最优之前停止公共产品生产的动机。因此分散化的决策体系必将导致公共产品生产数量的不足。相对而言，在统一的财政政策体系下，公共决策者追求区内全体居民的福利最大化，整体区域内公共产品的边际价值就会得以实现。然而，分散化的财政也有其自身优点：可以实现公共产品多样性。地方政府可以针对本地区居民公共产品消费的特殊提供相应的地区性公共产品，以此适应各个地区居民的消费偏好。公共产品生产者的多样性还能够形成公共产品生产的创新动力和竞争压力，提供更大的技术进步的可能性，驱使生产者采取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
因此，统一的中央财政与分散化的地方财政两种方式都有着各自显著的优点与不足，从财政联邦制和次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旅行稳定经济，实现最适收入再分配及提供特定公共产品的三大基础职能，次中央政府提供满足各自管辖区居民偏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避免了公共产品消费方面的福利损失和技术浪费。所以，联邦财政制度从经济层面上来看，是理想的组织形式。
(二)统一管理与分散自主相结合财政体系
在财政政策协调的实际操作中，采取财政纪律、财政自治与财政合作相均衡的财政模式不失为一种基本思路，其中：财政纪律的核心是保持公共部门预算赤字及公债水平在长期内处于一种可持续的水平，以免对联盟整体的货币目标造成负面影响；财政自治是为了各国应付可能的非对称冲击，缓解因这种冲击造成的失业并进行经济与国民收入结构性调整预留必要的政策工具；财政合作则是统一大市场建设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为了在更广阔的领域为各成员国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此外，区域成员国之间、成员国与超国家机构之间必须畅通沟通渠道，运用正式和非正式方式多方位保证成员国的财政当局和央行保持紧密的联系，特别是注重为成员国财政部门了解区域货币政策搭建一个多层次、高效的沟通平台。
欧洲经济货币联盟采取的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宏观经济政策结构，即中央集权的货币政策和分权的财政政策。经济上的趋同使得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权的财政政策成为了可能。因此，在区域层面上应形成统一的财政规则，确保区域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性，在制度设计上体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和。
(三)财政的一体化模式
在这种财政协调形式下，各成员国财政政策目标的制定和手段的管理，都是财政一体化所形成的财政共同体当局的事物，并要求各成员国统一财政制度，表现为一种超国家的财政干预。这种方式很显然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有效地对付非对称冲击，而且可以与货币政策协调搭配，实现欧盟的经济目标，消除单一货币政策与12种分散财政政策协调不一致的矛盾。这种方式是最佳的选择。但如果变为现实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一方面由于欧盟仅仅实现了经济一体化，还没有实现政治一体化，国家仍然存在，民族利益与整体利益冲突的矛盾依然存在，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各国必须拥有一定的，否则国家名存实亡。而且，就目前从国际经济秩序及谱盟本身的发展状况来看，实现财政一体化无异于纸上谈兵。另一方面，如果实现财政一体化，就必须在欧盟内部效仿美国的财政联邦制，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最优分工，既实现了财政效率，又兼顾了社会的公平。而目前在一个12国的欧元区内，建立如此复杂、完备的一套财政体制，并非易事。不仅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还要使各国从政府官员到社会民众在心理上完全认可这套制度，所以，财政一体化模式从经济效果角度也许是最有的选择，但实践中实施起来则有些难度。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推进，欧元区各国财政政策在配合货币政策的实践中必然走向规范化、对称化，单一的货币政策和逐步统一的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将会继续带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由货币政策的统一到共同财政政策，这是欧盟国家和欧元区市场深化的内在要求，也是欧元区未来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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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规则范文3
这种分析方法的基本思路是，首先，假设政府集财政政策职能和货币政策职能于一身，政府的支出为外生性给定，政府通过税收、发行债券和货币获得收入。这样政府的财政政策就简化为税率和债券发行量的选择，货币政策就简化为货币发行量的选择。
然后，通过构造拉姆齐问题（Ramsey problem），利用拉姆齐均衡（Ramsey eqtlilibrium）来刻画最优税率、最优债券发行量和最优货币发行量的特征。最后，分析这些最优政策下的名义利率是否符合弗里德曼规则。这种方法的本质是利用“通货膨胀税”，把最优的货币发行量问题转化为一个最优税率问题。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弹性价格且市场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分析，二是市场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分析。
2.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最优政策分析。Schmitt -Grohe，et al.（2004a）首先讨论了弹性价格但市场为不完全竞争的最优政策问题。他们认为，名义利率相当于对垄断利润间接征税。如果政府能够把垄断利润全部征收，那么弗里德曼规则是最优的。但现实中政府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名义利率为正，并随经济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垄断的程度越高，名义利率越大。劳动收入的税率基本不变。通货膨胀的波动较大，但时间序列特征上自相关关系很弱。
Siu（2004）在现金商品-信贷商品的货币经济模型中引入不完全竞争和价格粘性分析了最优政策问题。他认为，由于存在价格粘性，通货膨胀的变化会引起资源配置的扭曲，带来经济效率的损失成本。
Schmitt—Grohe，et al.（2004b）在一个货币能降低交易成本的货币经济模型中，同样讨论了粘性价格和不完全竞争市场对最优政策的影响。虽然他们的模型与Siu的模型不同，但结论基本上相同。即，弗里德曼规则不再成立，通货膨胀的波动很小，政府债务和利率具有随机游走的动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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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于博弈理论的分析
这种分析方法的思路是，首先假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别由两个独立的部门执行。虽然财政当局和货币当局的目标都包含产出和价格，但二者的目标差异非常明显。这种差异表现为，一方面，在产出和价格的理想水平上，双方的看法不同；另一方面，在产出和价格的权衡上，双方也有所侧重。通常情况下，保守的货币当局不仅产出和价格的理想水平比财政当局低，而且在产出和价格的权衡方面，货币当局更注重价格。由于财政当局和货币当局的相对独立以及各自目标的差异，其行动选择对经济的影响就有多种可能。首先是双方是协调合作，还是各自行动。如果是各自行动，那么行动的类型是执行规则，还是相机抉择。如果是相机抉择，那么双方是同时行动，还是有先后顺序。如果有先后顺序，那么是财政当局先行，还是货币当局先行。对于这些不同的情况，通过构造适当的博弈模型，就可分析政策的最优性问题。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单个财政当局和单个货币当局的分析，另一是多个财政当局和单个货币当局的分析。显然，后者不仅要分析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的关系，还要分析多个财政当局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单个财政当局与单个货币当局的政策分析
Alesina，et al.（1987）首先利用博弈理论分别讨论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最优组合问题。在他们的分析中，货币当局选择通货膨胀、财政当局选择税率，双方在产出、通货膨胀的理想水平上相同，但在通货膨胀和产出的权衡方面存在差异。他们重点讨论了货币当局执行承诺与不执行承诺两种情况下，财政当局与货币当局的纳什均衡特征。Debelle，et al.（1994）则分析了货币当局与财政当局的纳什均衡和斯坦博格均衡。Baneriee（1997）则在博弈论模型的框架下，重点讨论了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
（二）多个财政当局与单个货币当局的政策分析
非合作的财政政策会使产出过低、通货膨胀过高。
但如果当局各方能够就产出和通货膨胀的理想水平达成一致，那么即使没有财政当局的政策协调以及货币当局的执行承诺，经济也会达到理想水平。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政策的共生性。
Uhlig（2003）虽然也得出了财政当局协调行动比不协调要好的结论，但他反对任何政策当局的协调行动。他认为，由于潜在财政赤字、免费搭车等原因，政策的协调难以成功。因此，应该从制度构建入手，严格财政当局和货币当局的政策规则，强化《稳定与增长条约》。为防范可能出现的金融危机，应建立强大的银行监管体系。
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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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规则范文4
科学理财，是指通过财政体制、财政政策、财政预算以及财政管理，全方位地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财政资金。科学理财是提高公共经济效能、有效发挥财政资金改善人民公共福利作用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理财对科学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要实现科学发展，就必须做到科学理财。
建立健全制度是实现科学理财的根本。通过科学理财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直接通过公共部门的职能活动，向居民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满足居民公共需要，改善居民公共福利，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二是通过财政政策引导企业和其他组织的经济行为，优化经济结构和地区布局，激励企业及其他组织更有效率地提供私人物品或参与提供公共物品。这两个渠道作用的充分发挥，都有赖于完善的制度。一是财政体制。它是界定公共经济各方面、各层次主体之间财政责任与权力划分的规则体系，包括财政供给范围的界定、财政责权横向和纵向的划分。财政体制科学与否，即财政供给范围界定得是否适中、财政责权横向和纵向划分得当不得当，不仅从根本上影响公共资源的配置和运行效率，而且影响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发挥和经济发展环境的优劣，进而影响科学发展。二是财政政策。它是国家运用财税手段解决经济社会问题的施政对策，其直接调节对象是公共经济，间接调节对象则是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生活。财政政策的调节目标、手段运用、支点选择、力度设置和出台时机等，都有是否科学的问题。如果缺乏科学性，财政政策就难以取得预期效果，就会影响科学发展。三是财政预算。它是国家配置公共资源的基本计划，也是落实财政政策的主要工具。财政预算科学与否，对科学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必须高度重视预算编制与执行，不断提高预算的科学性。四是财政管理机制。它是财政收入、支出、预算、监督各个环节管理方式、手段、措施的通称，与财政资金筹集、分配、运转和使用效率、效果的关系极大，直接影响公共经济效率，进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科学发展。必须高度重视财政管理体制和制度创新，保证以科学的体制和制度规范公共理财行为；必须认真实行财政管理责任制，并切实强化监督。
提高人的素质是实现科学理财的关键。实现科学理财的目标，对公共财政管理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公共财政管理者在处理财政问题时或在具体财政管理工作中，必须始终坚持以科学态度、科学精神进行科学决策和完成各项事务，综合运用各个领域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动态地设计制定财政体制、财政政策和财政管理机制，科学编制和有效执行财政预算，不断检视财政体制、财政政策、财政预算和财政管理机制对科学发展的效应，从而不断创新财政体制和财政管理机制，不断调适财政政策，不断改进和完善财政预算，进而使公共理财始终对科学发展最大限度地发挥促进作用。实现科学理财，尤其需要大力提高公共财政管理者特别是财政部门工作人员的素质。应通过考试、考察和民主选拔，让素质高的人掌管财权、从事财政工作；通过在职教育培训以及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公共财政管理者的素质不断得到提高。
财政政策规则范文5
一、文献综述与国际经验
在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下，经济体系的有效性将最终被其所提供的收入再分配和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所衡量。Richard Musgrave 认为：为达到福利最优，公共部门应执行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和价格稳定三大职能。无公共政策的竞争体系的收入分配取决于各种资源投入的所有制、价格及产出的整体结构，其最终导致福利最优仅仅是一种巧合。因此，为实现福利最优经济体系需要公共政策来实现在社会经济个体之间的收入再分配；同时公共部门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实现经济以稳定的价格保持高水平的产出和就业。 Musgrave的分析框架提供了在不同的财政体制下研究财政问题的理论出发点。
当地方政府运用财政政策来稳定各自经济时，政策的有效性将会受到制约。在开放经济中，当地方政府通过减税刺激经济时，由于个体部门可以从区域外购买商品和劳务，从而造成私人支出漏出，缩小了公共支出乘数，膨胀政策效应将会因此而受到削弱；当地方政府通过发行债券的形式融通资金时，该地区将承担外部债务，基于再支付规则和利率因素，实际收入会由区域内转移到区域外。而当中央政府发行债券融通资金时，由于资本的外部流动性通常小于内部流动性，这种内部债务的形式可以有效地刺激经济并避免了社会未来收入向外部的转移。同时，分散化的财政体系也不利于解决公平的收入再分配问题。在一个劳动力要素可以自由流动的大市场中，地方政府采取负收入税的形式来实现更为平等的收入再分配会造成富人移出而穷人移入的效应。更为平等的收入再分配过程是伴随着本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的下降实现的。理性的经济个体总是愿意选择自己能从中多受益而又不必为之做出贡献的负收入税项目，即存在着'搭便车'现象。在资源配置方面，尤其是在公共产品适当产出水平的提供方面，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体系也更为成功。分散化的决策体系下，每个地区在进行边际单位的公共产品生产决策时，往往仅仅考虑区内居民将从这一边际单位产品中获得收益如何，而不考虑这种公共产品边际单位增加的整体社会收益。Mancur Olson和Richard Zeckhauser 指出：这将导致'一个不充足的产出水平'，最终每个地区仅仅得到了任何公共产品利益的一部分，而付出了公共产品增加的全部成本。这就是说，联盟的个体成员都有一种在尚未达到帕累托最优之前停止公共产品生产的动机。因此，分散化的决策体系必将导致公共产品生产数量的不足。相对而言，在统一的财政政策体系下，公共决策者追求区内全体居民的福利最大化，整体区域内公共产品的边际价值就会得以实现。
分散化的地方财政体系在稳定经济、实现收入最优分配及提供足够的公共产品方面具有内在的局限性，然而分散化的地方财政也有对经济不可替代的贡献。我们知道即使在一个共同的大市场中，公共产品的消费也会因地区不同而具有差异性，如果所有的公共产品都由中央财政来提供，跨地区的公共项目将是趋于一致的，这显然并不符合对公共产品多样化的需求。地方政府可以针对本地区居民公共产品消费的特殊性来提供相应的地区性公共产品，以此适应各个地区居民的消费偏好。公共产品生产者的多样化还能够形成公共产品生产的创新动力和竞争压力，提供更大的技术进步的可能性，驱使生产者采取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此外，分散化的地方财政有利于实现更经济的公共决策机制，形成更为有效率的公共产出水平。如果一个地区需要通过征收地方税来为公共项目融资时，该项目收益与真实费用的对比关系可以避免不必要项目的实施；而当地方公共项目基金完全来自于中央财政时，该地区由于仅承担项目融资成本的很小份额，因而就有一种尽可能大地扩张地方公共服务水平的动机。因此，地方财政的存在可以在动态和静态两个方面提升公共产品提供的有效性。
统一的中央财政与分散化的地方财政两种形式都有着各自显著的优点与不足。财政联邦制是将这两种极端的形式结合起来的组织形式，是在极端的中央财政与极端的分散化财政之间的一种妥协。在联邦体系下同时存在着中央政府和次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履行稳定经济，实现最适收入的再分配及提供特定公共产品的三大基础职能，次中央政府提供满足各自管辖区居民偏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避免了公共产品消费方面的福利损失和技术浪费。建立一个理想的财政联邦制体系，就是要解决在中央层次上应该集中多大的公共预算，中央和和地方政府之间财政职能如何来进行恰当的划分的问题。
Kenen7则强调了高水平的财政一体化所带来的财政转移支付能力有利于平抑一体化所引致的地区差异，能够使经济更接近于理想化的最适宜货币区。
二、现行不对称结构的经济效应分析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不对称结构所产生的经济效应会对欧元区经济未来长远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矛盾不断发展和激化的过程将会推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逐步趋向对称化。
（一）财政政策成为促进区内经济增长的唯一重要因素，而在现行体制下，财政政策能力弱化，难以单独承担这一职责。
欧元运作和共同货币政策的执行，标志着欧洲一体化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一个经济区内，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有赖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协调配合，综合运用。对于货币政策在经济中的作用，经济学家们普遍接受了货币主义的观点：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能影响实际产出，而在长期则是中性的。因此，欧洲中央银行赋予价格稳定目标以绝对的优先权，促进长期的产出增长不是其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长期来看，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失效，但在短期内在对称性的政策框架下，各国仍能够结合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选择适当的货币政策工具来配合财政政策的执行，达到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由于欧元区目前还不是一个最优货币区，各成员国的经济周期也不尽相同，对货币政策的要求不一致，在货币区层次难于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来配合各自的财政政策；而在国家层次上由于货币政策的上交，使经济增长的任务只能由各国财政政策独立来完成。欧盟理事会8将未来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确定为：变欧盟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动态增长的知识主导型经济，保持能够带来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和社会凝聚力的可持续性的经济增长。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在现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对称结构下，财政政策成为欧盟经济增长战略中的唯一关键因素。
为保证各国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欧盟也做出了许多的努力。比如强调财政方面的规则确立及制度建设，来保证各国预算约束和财政的可持续性，以此来稳定宏观经济和价格。不可否认，规则确立和制度建设将会在一定的程度上提升公共部门的效率和财政政策的可预见性并通过对私人部门提供适当的激励来实现长期的增长。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各国财政能力实际上随着货币一体化的进展受到了削弱。各国税收规模随着铸币税收入的再分配、通胀税实施能力的丧失和各国税收竞争造成的收益下降而下降了；同时对各国的财政约束的增强也使各国财政政策真正可以作为的空间缩小。可见现行体制下，各国财政能力受到了削弱，在货币政策上交的前提下，让其单独完成促进经济增长的重任，看来是勉为其难的。
（二）现行不对称结构下，各国财政预算有超支的内在动因，从长期来看，将对《稳定与增长公约》的执行形成挑战。
各国财政指标虽受到《马约》规定的约束，但是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不对称的结构下，各国财政预算存在着超支的内在动机。欧洲中央银行的成立以及共同货币政策的实施，使各国财政政策的制定者不再担心自身的财政政策的实施会对本国的货币和物价的稳定造成不利影响；欧元区金融市场一体化的发展，使各国财政融资范围扩大，融资成本相对下降，各国财政融资的效率提高，这更加便利了各国政府以债务的形式融通资金；此外，在原来的财政体制下融资风险由各国政府独自承担，那时必须考虑自身的承受能力，而现在各国会转而依赖超国家的货币当局的支持，这就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在这种激励机制下，成员国财政政策会产生赤字倾向。为了避免这类道德风险问题的发生，欧盟在《过度赤字程序议定书》中规定对违规成员国实施金融制裁，要求违规成员国缴纳一定不付利息的存款，如两年内财政赤字情况没有得到好转，这笔存款就会转为罚金。但是，针对这一规定也有例外条款，如在一年中实际GDP下降2%或更多时，允许为期两年的暂时过度赤字，即使实际GDP下降不足2%但是超过了0.75%时，也可为过度赤字申请例外。《过度赤字程序议定书》中的免责与例外情况太多，处罚程序复杂繁琐，实质上实施的难度很大，对于成员国的过度赤字并没有很强的外部约束力量。
（三）各国财政政策实施成本将会产生外溢效应。
在货币政策上交的情况下，成员国为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主要依靠通过变动税率和政府支出的财政政策来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就业和国民收入。货币一体化放大了各国财政政策相互溢出的效应，内部汇率机制的消失、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财政政策的正负效应溢出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霍尔伍德，麦克唐纳9依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指出，货币区内，一国遭遇经济萧条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时，从商品市场来看，会使得本国的总需求增加，带动国内国民收入增长，同时，由于区内资源的自由流动，该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也拉动了其他国家的需求，短期超额需求使其他国家发生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从金融市场来看，该国的扩张政策表现为财政赤字，在金融市场上融通资金，会使得市场利率上升，带动整个货币区内的汇率出现非意愿性的上升，引起货币区出口竞争力下降。因此，货币区内，一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刺激本国产出增加，失业下降，但是也会引起其他成员国物价上升，货币区的汇率上升，出口下降的外溢效应。
（四）对抗不对称冲击时，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难以奏效。
欧洲货币联盟下的财政体制安排主要是为了配合欧洲中央银行推行共同货币政策，在区内维护价格稳定的需要。而反过来欧洲中央银行却不可能考虑个别国家财政政策状况而在货币政策上予以配合。也就是说，宏观政策不对称结构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是单向的，即各国有责任配合统一的欧洲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各国财政政策的运行不能危及欧元的稳定，但反向配合是不存在的。所以，对各成员国而言，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不对称结构的宏观层面不利之处在于：汇率政策工具的丧失与货币政策工具的让渡，使得国家层次上的决策机构在应对不对称冲击时，由于政策工具选择的约束而陷于不利地位，应对不对称冲击的能力下降。不可否认，随着货币区内贸易的发展和各国经济的趋同，一国源于区内因素出现局部冲击的可能性减少了。如果有不对称性冲击的话，那更可能是局部性、产业性的或是来自区域之外的。当发生不对称经济冲击时，区内贸易和投资就会成为经济危机在各国间的传播媒介。货币政策权利的上交使各国不能够很好的运用货币政策、汇率政策来对抗非对称的经济冲击，财政政策又受到财政纪律的严格限制，政策的自主性下降，可操作的空间减少。虽说欧盟的结构基金能向成员国提供的一定的财政支援，但在对抗不对称性冲击方面的作用是远远不够的。当冲击较大时，各国财政政策" 将难以为继，欧洲中央银行又将奉行中立的政策，在极端的情况下，这必然会造成一些危机国家不得已而选择退出欧洲货币联盟。
（五）在税制和税种协调统一尚未完全实现的情况下，各国财政政策的竞争会导致公共产品供应不足。
欧元运行的微观经济效应使得区内资源要素的流动性进一步加强，信息更加充分。经济个体可以依据个人偏好通过自由流动的方式在区内选择不同的公共产品供给及各人纳税的水平。各成员国面临着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对税源的竞争压力。在目前区内的税制和税率尚未完全统一的情况下，为了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各国当局有实行低税率的倾向，这将导致货币区内某些税种的税率低于理想水平，造成区内公共产品的供应能力不足。
因此欧元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对称结构的内在矛盾是深刻的，也是无法仅靠各国政策的功能性协调就能够就克服的。欧元区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欧元区各国的凝聚力最终要靠更为合理的制度安排来得以保证。货币政策统一之后，财政政策逐渐趋于统一，这既符合一体化发展的历史逻辑，又是欧元区市场深化的内在要求。
三、对称化的路径分析：由渐进到由需求引致的制度创新
经济政治一体化是欧盟各国所追求的长远目标。货币一体化标志着这一过程进入实质阶段。在欧元运作的初期，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化的财政政策的不对称结构是欧元区各国政治妥协的结果。从理论上分析并不是一种最优的制度选择。在这种运作模式下，隐含着许多潜在的矛盾和危机。财政政策走向与货币政策对称化将是欧元区未来财政体制发展的方向。从实现的路径上来看，这将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各国财政权力逐渐弱化，超国家的联盟层次上的财政能力逐渐加强，经政策趋同到由需求引致的制度创新而最终形成欧元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对称格局。欧盟一体化程度也将随之而继续得以深化。
在目前分散化的财政体制框架之下，虽然中央层次所能集中的财力非常有限，但种种迹象表明：欧洲货币联盟也并没有坐视现行不对称结构对欧元区经济的不良影响，相反各国也在积极寻求财政政策的协调与趋同。《马约》和《稳定增长公约》所确立的共同财政纪律本身就是区内各国财政政策渐近和趋同的一种具体体现。欧元区各国在赤字的危害性和实行可持续的预算政策必要性方面达成共识，共同财政纪律作为政策的趋同无疑有利于各国财政状况的改善。从中长期效应来看，对稳定欧元和各成员国未来长期经济增长非常有利。除共同财政纪律之外，欧元区各国继共同关税之后，也在积极的寻求税种和税率的协调和统一，以避免各国在税收方面的恶性竞争，这些努力也是财政政策趋同的另一种表现。当然这些渐进和趋同距离真正意义上的统一财政政策仍相距甚远。欧元运行两年以来，所幸国际经济形势较为平稳，区内各国没有发生严重的不对称性经济冲击，这使得不对称的现行体制之下潜在的矛盾没有被激化。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各国执行各自的财政政策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问题能不能得到解决关系到欧元区未来经济的稳定发展和货币一体化的走向。毋庸置疑，各国财政方面仍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状态如何在没有中央财政支持的条件下趋于平衡？各国能不能始终保持中性的财政政策从而实现欧元区内低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继续财政约束便利货币政策达到价格稳定目标的同时，成员国如何解决好本国的经济周期波动问题及应对不对称经济冲击？ 面对欧元区人口老龄化问题，成员国财政政策如何进一步稳固和进行结构调整？如何加强各国间的政策合作？仅仅依靠共同财政纪律和各国政策的功能性协调并不能使这些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这些问题最终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只能依赖于共同财政政策的制度创新。
制度变迁是用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替代另一种制度的过程。制度经济学派认为，制度的变迁有两种实现路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和强制型制度创新。在制度结构的体系中，某项制度构建发生了变化会导致对其他的制度构建服务的内在需求，这是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的重要因素。需求诱致型路径强调市场力量对不均衡的现行制度的自发突破和对改造的准备，当这种突破与改造的准备积累到一定水平时，就促成了以制度创新的形式将有关的成果法律化10.货币一体化对于欧元区各国来讲，只是经济体制发生了局部的变化而已，区内许多相关的制度要素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这意味着欧洲货币联盟作为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仍存在许多制度不配套的地方，需要其他制度的创新与完善相配合。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对称是现行制度不配套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从本质上讲，区内共同财政政策的制度创新将会由内部需求诱致而形成，是市场一体化和货币一体化过程的必然结果。来自统一大市场的内部需求是制度创新的内在动力 ；来自外部的冲击将会是制度创新发展的助力。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欧盟研讨了进一步加强内部政治行动能力的问题，计划建立相应的决策机构，争取更大的财政支持。这说明欧盟在迈向政治统一方面又走出了重要一步。任何一种新制度都需要逐渐磨合和不断优化，经济乃至政治一体化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也需要逐步的完善和到位。这一进程的快慢及是否真正适应市场深化发展的需要将会直接影响欧洲一体化最终的成败。这一过程因应货币一体化而开始了，并将随着货币一体化的发展伴随着新制度的不断创新与确立而逐步走向深入。
制度变迁的科斯中性定理认为制度变迁既影响收益的产出（即效率与增长问题），又影响收益的分配（即公平问题）11.货币一体化在总体上增进了公共体的福利水平，但同时也导致了时间上和空间上各国政府收益不均，甚至导致个别厂商、产业和国家的福利损失。各国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成本和收益空间分配不均衡的根源在于各自的经济规模、发展水平、产业与贸易结构的差异性。具体来讲，各个国家经济的异质性，导致其从中央预算中得到的好处是不均衡的。如果一个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的话，它在共同体预算中就要担负更大的责任，而从中获得较少的利益，这些国家就不会积极地推动财政联盟的建立。但当某些成员国受到严重的非对称性经济冲击，不能靠自身财力来解决问题时，货币政策上交，财政政策受到约束的条件下，是忍受经济萧条还是放弃共同货币，这种两难选择必然导致其要求退出货币联盟的可能性。此时，其他成员国就会权衡成本和收益的，若让这些国家退出而导致的既得利益的损失大于维持其在货币联盟内的成本时，发达国家就会重新考虑中央预算的问题，愿意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这就是制度选择与制度构建的成本和收益的对比过程。共同财政政策将会以转移支付或再分配形式解决成本收益的公平分配问题，保证货币一体化制度的稳定和发展。
欧元的运作已使货币一体化的微观经济效率得到了初步的实现，在宏观层面也进一步加深了区内各国经济政策合作的相互依赖性。这些都为未来财政政策走向统一提供很好的外部环境。我们可以预见，财政政策走向统一只是一个制度创新的时间问题。反观这几年的运作，欧元区各国财政政策在配合货币政策的实践中也在积极寻求趋于协调一致，未来欧元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走向对称化是必然的趋势。统一的货币政策和逐步统一的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将会继续带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由货币统一到共同财政政策，再到政治一体化，应该是欧元区未来发展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Musgrave，R.（1959）：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 New York： Mcgraw-Hill， ch.1.
4. Goodhart，C.， S.Smith （1993）： Stabilization， Euopean Economy， No.5 1993.
5. Bayoumi，T.（1997）： Financial Intergration and Real Activity， Manchester， p.105.
6. Bank of England （1990）： 'The single marke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Europe's monetary arrangements'， Quarterly Bulletin 30，No.1，p.67， for a critical discussion.
8. ECB， Monthly Bulletin （2001，8）： Fiscal Policies and Economic Growth.
9. Kenen， P.（1969）： 'The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 An Eclectic View in Mundell，R.& Swoboda， A'， From Monetary Problems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财政政策规则范文6
关键词: 预算平衡;总体经济平衡;法律促进;促进型经济法
一、问题的提出
预算平衡或称财政稳健是各国财政宪法和法律中最重要的基本原则,然而,近一个世纪以来,关于预算平衡的合宪性和合法性的讨论却从未停息。一般认为,财政收支平衡的预算案看起来似乎更合理、更合法、更合乎道德,然而,现实却往往并非这么简单。仅以美国2010年的财政赤字和公债规模为例:“预算总额高达3.72万亿美元,其中,财政赤字在西方国家,预算赤字与财政赤字的概念基本一致,但是,我国目前仍存在大量预算外甚至体制外收支项目,预算收支的范围要比财政收支的范围小一些,使用财政赤字的概念更能描绘我国的财政状况。预计达到1.56万亿,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6%和预算总额的41.9%”,“截至2010年6月1日,公债余额高达13万亿美元,占GDP的90%”[1]。财政收入不足以支持财政支出需要而产生的财政赤字和由此累积的公债规模失控问题,已成为困扰现代国家政府的共同治理难题。美国向来以迅速解决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难题见长,也总是能作出最有效的制度性回应,其预算立法的纷繁复杂程度也不亚于其他法律领域,还制定了专门的赤字削减型的预算平衡规则。比起账面上的收支平衡,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预算为什么不平衡?制度性成因何在?这么多规则为什么没有起作用,是规则本身不合理,还是规则的执行出了问题?
以全面统一的预算和对预算的有效监督为特征的现代预算制度建立于20世纪初,根源于法治财政和民主财政的要求,其初衷就是为了解决各国相继出现且日趋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以防范或化解财政风险甚至财政危机。然而,预算制度后来的实践并未如制度初创者所设想的那样:财政赤字随之逐渐削减或消除。美国自1776年建国起至今的联邦预算,有一半财年出现财政赤字,其成因可能是战争或经济衰退,有时也没有明显的理由。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使主张赤字财政政策的凯恩斯主义渐渐成为主流,政府干预经济的力度、广度和频度加大,也深刻地影响着美国的财政政策决策和财税立法。自1985财年至今,除了1998-2002财年出现财政盈余外,其余财年均出现财政赤字。平衡是预算的题中之义,“某种意义上,平衡预算可以视为对现代政府的财政权进行更全面的宪法约束的第一步。”[2]如果预算不需要保持平衡、财政赤字可以随意编列,就没有编制和执行预算案的必要了。传统预算平衡理论强调财政赤字只能出现在战争爆发或经济衰退年份,为何财政赤字频现?
除了美国,大多数OECD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也几乎每年都会出现财政赤字。其中,固然有各国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干预、通过编制赤字预算案来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和充分就业的因素,也跟各国预算过程的民主化、法治化,甚至说政治化、选举化的趋势有关。“不足为奇的是,财政责任的分工导致这些国家存在着经常性的财政赤字。花钱总比征税来得容易,没有什么有效的手段能够让财政政策的双方进行统筹安排。” [3]大多数国家的政府渐渐意识到财政赤字如此频繁再现,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而且,现实中的预算平衡并不那么容易做到。于是,很多政府想方设法重新平衡预算,特别是设计了很多方法来掩饰或加工预算数字,以回避真正削减财政赤字的困难:诸如玫瑰色的骗局(rosy scenarios)、短期行为(one-shots)、利用多个预算捣鬼(interbudget manipulation)、泡沫与支出时机的选择(bubbles and timing)、避重就轻(ducking the decision)、利用政府间体制作祟(play the intergovernmental system)和星号魔术(magic asterisk)等[4],但并未真正解决问题。
预算之所以需要平衡,财政赤字和公债规模失控之所以备受质疑,源于人们对其可能产生的法律问题的担心,及其可能破坏经济与社会稳定发展趋势的忧虑。“预算平衡的规范——无论作为价值判断或理想的典范,还是作为政治符号或预算原则——经常出现在有关美国联邦预算和财政政策的文献和公开争论中。” [5]预算本质上是极其重要的政治问题,关乎民主的实质,反映了政府在未来一年或更长时期内,打算做什么、正在做什么和做了些什么。预算的实质是配置稀有资源,意味着在潜在的财政支出目标之间进行选择,并得到可能取得的财政收入的支持。与静态的预算平衡相比,对预算为什么不平衡的追问以及使之重新趋于平衡的法律对策更加值得关注:“平衡预算的政治并不围绕着使预算得以平衡的日常决定而开展,它更多地涉及预算如何和为什么会不平衡,以及一旦预算不平衡的话,应如何使之重新获得平衡。”[6]赤字控制与预算平衡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为了实现预算平衡的目标,必须基于财政赤字的类型细分对其进行差异有序的法律控制,这远比强求形式上的财政收支平衡来得重要。对于财政赤字的差异性法律控制包括提升预算法治水平、优化财税收支法律体系以及设计跨年度预算案等,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提炼法律促进预算平衡之基本原理。
二、控制财政赤字:预算平衡之法律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