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货币政策的具体政策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货币政策的具体政策范文1
自1998年我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以来，中央银行采取的一系列积极的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从现实情况看，其货币政策操作力度是相当大的，然而却与国内市场需求持续不旺、经济增长缓慢的政策实施效果形成了较大的反差。这究竟是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已经陷入了“流动性陷阱”，还是由于受客观经济新形势的影响，货币政策有效发挥存在时滞？一时间，人们禁不住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如果仅仅从近几年货币政策的表现就断言货币政策无效，似乎有失偏颇。因为从我国货币政策实践来看，1984年以前，我国的金融政策一直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控制下，因而谈不上有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确立为中央银行后，其职能和地位得到日益巩固和加强，货币政策也日渐成为其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加上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越来越明显，货币政策在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例如，1993-1996年，为治理因社会总需求过剩而引发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同时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因而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可以说，这是我国中央银行首次成功地运用货币政策来治理通货膨胀，其效果是显著的。1998年我国经济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为扩大国内需求、刺激经济增长，中央银行又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应该说，我国治理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效果也是有的，但发挥得不够，属于弱效应（这似乎验证了凯恩斯学派早已有过的解释：货币政策的紧缩功能强而扩张功能弱）。为此，国内许多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二、对我国货币政策弱效应的辩证分析
1998年以来的货币政策弱效应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原因是复杂的，必须辩证地加以分析。首先，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具有金融制度的二元结构、金融市场体系残缺与滞后、政府对金融业过度管制等金融特征，因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评价标准去衡量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因为西方国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分析是立足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体系完善、机制健全），而应更多地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分析框架。换言之，同样的货币政策，在西方国家能够带动经济的复苏，而在我国却可能无明显效果，或短期有效、长期无效。其次，以物价稳定作为最终目标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货币当局采取的货币政策，我国也不例外。但物价应稳定在什么范围之内，虽然国内学者做了大量的实证分析，然而至今还没有一个合理的量化标准。换言之，目前理论界认为的货币政策弱效应是基于不同的监控指标体系之上得出的结论。再者，从理论上说，货币政策的意义就在于货币当局通过改变一定的经济参数，达到影响实体经济活动的目的。因此，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目标的选定和传导机制的确定等内部制约因素以及经济开放度、现行汇率制度、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现状等外部影响因素，对货币政策有效发挥都有着制约性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1.内部因素的制约
（1）中央银行独立性与货币政策效应分析。中央银行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可以自主决定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程度。由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而中央银行自成立起就始终摆脱不了政府的影响，受制于政府的行为；中央银行自主选择货币政策的能力十分有限，独立性较弱。表现在：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既要考虑自身的目标偏好，又要考虑政府部门的目标偏好，因而形成了实为多重目标的单一目标——稳定货币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定位以及我国货币供应具有的内生性[1]与外生性“混合特征”，便明证了中央银行不能独立地随意控制货币供应量。而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基础货币变动都是中央银行意愿决定的，这里还存在着许多经济学家常提到的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过程。然而，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保持币值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是非常突出的，因此中央银行极有可能迫使自己在多重目标之间寻找平衡。这种弱的独立性，导致货币政策效果难以有效发挥。
（2）货币政策目标与货币政策效应分析。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主要有四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然而，从现实情况看，要完全实现这四个目标，达到宏观经济政策效果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四者之间存在着内在冲突，会严重削弱政策效果，因而西方许多国家的货币政策相继完成了从“多目标”到“单目标”的转变。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虽然也选定为单一目标，但这一目标实际上却包含着两层含义。由于必须考虑到经济增长的重大政治和社会意义，因而中央银行在兼顾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双重目标的同时，更偏重于经济增长。但在目前我国通货严重紧缩的情况下，究竟应该偏重于经济增长还是保持币值稳定，都会产生“囚徒困境”，[2]削弱货币政策效应。
（3）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货币政策效应分析。货币政策是不能直接影响实体经济的，而是要通过一定的中介来传导货币政策的意图。因此，从某些程度上说，货币政策的效果取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灵活、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就成为货币政策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我国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始于1998年，主要是以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为基础的，至今尚未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货币政策传导途径。具体表现在：
第一，凯恩斯学派的传统利率传导途径不符合我国国情。凯恩斯学派认为，利率是整个传导机制的核心，即决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畅通的关键因素是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然而，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基本上还是实行管制利率，利率的市场化程度很低，同时实体经济对利率弹性也呈现出非预期化特征。因此，用凯恩斯学派的利率传导途径来发挥我国货币政策的作用十分有限。
第二，货币学派的资产相对价格变动传导途径在我国缺乏金融市场支持。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认为，如果货币供应量增加到供过于求的状况，则货币资产的持有者会将多余的货币用于购买各种资产，从而增加产出。也就是说，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是通过公众多余的现金余额支出变动来影响支出和收入，从而达到国民收入的增加。这需要有充裕的货币以及完善的金融市场和丰富的金融资产的支持。而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完善，即使公众有能力也有愿望对其资产结构进行调整，也缺乏可供选择的金融资产。因此，用货币学派的资产相对价格变动传导途径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第三，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以托宾为代表的股票市场传导途径在我国存在现实阻滞。托宾的q理论认为，当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货币供应量上升，利率下降，促使股票价格上涨，q值相应上升，企业也相应增加投资，从而总产出增加。因此，货币政策通过股票市场传导的关键，取决于资本市场的规模、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以及金融市场各子市场间的一体化程度。而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还相当滞后，不仅规模偏小，而且还处于规范发展阶段；另外，我国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几乎完全被割裂，通过股票价格提高形成的财富效应和流动性效应也不是很明显。因此，通过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存在现实阻滞。
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主要通过信贷途径。但据李晓西等同志的研究报告，[3]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存在六方面问题：一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机构存在活力不足的问题；二是传导机制的客体即企业存在活力不足的问题；三是货币政策传导的路径过窄；四是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下降；五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动力和信号有失真问题；六是货币政策传导的环境不容乐观。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发挥。
2.外部因素的影响
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加快，我国货币政策有效发挥面临着许多新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具体包括：
（1）经济开放度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货币政策效应与经济开放度密切相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总需求和总供给与国际收支形成了一种紧密的联系，从而使经济运行方式和货币政策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即：货币政策对产出和物价水平的影响程度依赖于经济开放度；经济越开放，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越小，而对物价水平的影响越大。因此，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快，在货币政策实施和传导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国外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跨国银行的大量进入，跨国银行可从我国银行业手中抢占大量的业务和市场，影响资金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受到极大的影响；也使得我国现行的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被削弱，因而货币政策效应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2）现行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由于我国现行的钉住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弹性，因此无法及时地对外部冲击作出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果。具体表现在：第一，由于我国的汇率制度实际上是钉住美元的，因此会出现所谓的“储蓄、投资和通货紧缩”悖论，即越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通货紧缩的预期反而会增大；第二，钉住汇率降低了套利风险，会造成短期资本外逃，投资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受到阻滞；第三，钉住汇率无法及时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汇率变化，影响进出口增长，进而影响货币政策效应。
（3）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包括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和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就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来讲，金融创新使得货币供应量脱离了中介目标的基本要求，与中介目标的“三性”（可控性、可测性、相关性）差距拉大。因此货币供应量是否仍适合继续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成为现实问题。具体说来，金融创新使得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增强，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可控性降低；金融创新增加了货币供应定义和计量的难度，降低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可测性；金融创新改变了各层次货币总量的决定因素，削弱了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相关性。就货币政策工具来讲，金融创新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的作用效率，弱化了再贴现政策的操作效果。就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来讲，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传导途径有弱化作用。[4]
（4）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是畸形的，主要有二层含义：一是指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的非均衡发展；二是指资本市场本身的非规范发展。由于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的非均衡发展，尤其是股票市场的高收益，造成了虚拟货币需求猛增，相应降低了货币供应量对实体经济的刺激，削弱了货币政策效应；而资本市场的非规范发展，使得大量银行资金流入股市，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导致货币政策无法顺利传导致实体经济，同样削弱了货币政策效应。在当前中国股市的发展状态下，通过股市上扬促进经济增长只能是一个幻想。[5]
三、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对外开放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货币政策有效发挥受到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多。面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要求，我们必须对我国的货币政策作出适当的调整，尽可能地使货币政策效果达到最佳状态。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内部制约因素还是外部影响因素对货币政策的作用，最终都落在了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协调性等方面。以下就此提出调整对策：
1.我国加入WTO后，随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对外经济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经济的外部平衡开始成为我国货币政策制定中必须考虑的经济因素。因此，在强调稳定货币币值这一政策目标的同时，也应关注国际收支平衡，选择汇率目标区作为现阶段的汇率制度安排，这是我国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发挥的至关重要的方面。另外，为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应尽快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物价水平监控指标体系。
2.适时把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从总量性指标逐步过渡到价格性指标已是世界性的趋势，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利率弹性的增大，应适时把市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这既可消除金融创新对中介目标的不利影响，又可消除外资银行业务扩展对中介目标的不利影响。但在目前还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可采取渐进调整的策略：即把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中介目标，并将外汇存款和外资银行存款纳入货币供应量统计范围，同时参照短期利率指标，逐步过渡到以利率为单一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货币政策的具体政策范文2
一、货币政策概述
1.货币政策分类
按照货币政策的具体影响可以将货币政策划分为积极货币政策以及稳健货币政策，积极货币政策是指通过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的下井来释放大量的货币，增强市场流动性，从而刺进总产出的增加。文件货币政策则是指减少货币供应量，降低市场流动性，从而抑制经济过热情况的产生。一般来说，当经济增长幅度下滑，通缩情况明显的情况下，就需要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当经济过热的时候，则需要采用稳健的货币政策。
2.货币政策操作目标
从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来看，各个国家央行主要采用的货币政策主要包括短期利率、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基础货币等等，短期利率的上升可以灵活的调节货币量的供给以及需求，利率上升则回避回流银行，利率下降则货币从银行流出。银行存款准备金决定了银行可用资金的多少，如果国家提升存款准备金率，则银行可用资金减少，反之可用资金则会增加。基础货币也被称为高能货币，主要包括银行存款、流通中的货币、公众持有的现金等等，央行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来减少或者增加基础货币的数量，从而影响经济目标。
二、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目的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步入了新常态，具体表现就是经济增速下滑，经济结构优化、经济驱动要素改变，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货币政策适时调整，从而确保的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而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目标具有多重性，不仅仅包括经济稳定增长以及充分就业，还包括经济结构优化以及利率水平的稳定，具体阐述如下。
1.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稳增长目前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只有经济保持适度的增速，才能够实现充分就业、财富增加，目前我国经济增速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低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服从于经济增长目标的要求，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速将会保持在7%左右的水平，货币政策的设计要有助于这一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
2.促进社会充分就业
就业事关国计民生，只有充分就业，社会才能够稳定，因此货币政策需要考虑充分就业的问题，充分就业一般在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速情况下才能够实现，当经济增速下滑的时候，充分就业目标就很难实现充分就业。从这一角度来说，货币政策要考虑到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撑，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3.促进经济结构优化
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特征就是经济结构持续优化，这也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经济结构优化中，货币政策作用很大，货币政策需要向国家大力支持产业进行倾斜，举例而言，信贷投放要具有方向性，大力支持新兴产业、第三产业等等，实现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
4.稳定汇率水平
汇率是一个国家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稳定性，我国是一个贸易大国，外贸被誉为拉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由此可见每年进出口在拉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而汇率是否稳定将会直接影响进出口贸易，举例而言，如果人民币升值，则会导致进口的增加，出口的减少，反之则会带来出口增加，进口减少，因此货币政策需要注意汇率水平的稳定，保证对外贸易的稳定发展。
5.稳定物价
物价稳定是经济社会稳定运行的基础，积极的货币政策下，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导致通胀的产生，从而使得物价上涨，稳健货币政策下，则会带来一定的通缩，物价会出现下降。货币政策制定中需要考虑问价问题，避免物价波动幅度太大。很多时候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之间是相互冲突的，物价上涨会导致就业减少，因此在考虑各种目标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货币政策的无所适从。
上述各个目标虽然都是货币政策设计中需要考虑的内容，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些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某一时间段需要重点考虑稳定物价，某一阶段则需要重点考虑就业。
二、当前我国货币政策选择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遭遇到了很多的挑战，这些挑战需要采用更加灵活有效的货币政策来进行化解，从货币政策的类型来看，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内要采用积极的货币政策类型，进一步的刺激经济增长，确保经济增速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
1.降低存款利率
我国目前经济增速以及滑落到了2008年以来的最低位置的，制造业景气指数更是长期处于低位，这种情况下，需要进一步的降低存款利率，释放出来更多流动性。目前实体经济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大量的企业因为融资款或者融资成本太高而出现倒闭潮的情况，因此针对实体经济的苦难，国家要降低存款利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使得更多的资金从银行流出，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
2.降低存款准备金
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也是释放流动性的重要手段，我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一个低谷阶段的，在市场信息不足的情况下，仅仅是降低存款利率，货币政策力度依然不够，资金从银行的净流出依然不是很理想。加上目前存款准备金率相对较高，因此在货币政策方面还有很大的操作空间，需要通过降低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来让银行有更多的资金发放信贷。
3.稳定人民币汇率
最近一段时间我国人民币汇率不是很稳定，人民币汇率一改多年兑美元升值的趋势，人民币出现了大幅度的贬值情况，这说明了大量的外资正在从国内加速逃离，人民币正在被抛售。鉴于人民币汇率稳定的重要性，当务之急就是要动用我国雄厚的外汇储备来干预外汇市场，抛售美元，吸纳人民币，保持人民币币值的基本稳定，避免因为人民币发生大幅度贬值而带来的一系列金融危机。我国要在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同时，完善人民币汇率的报价机制，彻底改变人民币持续贬值的基础所在，提升国际市场对于人民币的信心。
货币政策的具体政策范文3
继中央银行提高独立性后，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正在成为一个国际趋势。根据IMF1999年提出的《货币与金融政策透明度良好做法准则》，货币政策透明度是指一种环境，即在易懂、容易获取和及时的基础上，让公众了解有关政策目标及其法律、制度和经济框架，政策制定及其原理，与货币和金融政策有关的数据和信息，以及机构的职责(钱小安,2002)。一般认为，提高政策透明度有利于增强中央银行政策的可信度，有助于引导公众形成合理预期，提高市场潜在的效率。
对货币政策透明度进行精确的评估较为困难，因为：一方面，由于透明度的含义十分宽泛，看法不尽一致，如IMF把透明度分为目标、知识和决策三个方面，Geraats(2002a)认为透明度分为政治、经济、程序、政策、操作五个方面，Hahn(2002)则把透明度归为目标、操作、认知三个方面；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的各层面透明度在模型中不易量化。
目前，国外文献中对货币政策透明度进行度量的研究大概分为四类：（1）对透明度的特征进行描述。如：Bernanke等(1999)通过对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案例分析，对货币政策透明度的特征进行了描述。Blinder等(2001)以一种非正式的讨论形式，对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日本银行、英格兰储备银行、新西兰储备银行的透明度进行研究，并做了详细的记录。（2）问卷调查法。如Fry等(2000)对94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进行了问卷调查，建立了一个“政策解释指数”，包括政策决策的解释、预测和前瞻性分析解释、公布的评估与研究结果的解释等三个方面。（3）指标评分法，即根据官方法律条文的信息披露，建立透明度指标体系，并评分。如DeHaan和Amtenbrink(2002)建立14个衡量中央银行透明度不同方面的指标，如公布通货膨胀预测、货币政策会议日程安排、会议备忘录、量化的政策目标等方面，并对10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进行评分。而Fracasso、Genberg和Wyplosz(2003)对20个采取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报告进行了评估，基于每份通货膨胀报告的说明性、专业性、完整性、表述方式，以及信息量等方面，对其进行了评分。（4）基于公众反应的市场指数。这种方法是通过研究该市场经济主体对政策信息的理解和预期来衡量一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透明度。如Howells和Mariscal(2002)将市场短期名义利率对中央银行政策利率目标告示的反应程度作为衡量指标。Ellingsen和Sǒderstrǒm(1999)、Cochrane和Piazzesi(2002)也分别利用债券利率和欧元存款利率作了类似的研究。Kia和Patron(2004)建立货币政策的动态透明度指数，选取货币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对市场利率产生影响的货币政策会议、新闻会等重要事件，通过研究事件日及其前后的市场利率水平与其长期稳定状况下的平均变动值之间的偏差，来间接衡量货币政策的透明度。
以上四种国外对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度量研究，目前运用最为广泛的是第三种类型的指标评分法。这种方法实质是把度量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思想和方法借鉴过来，因为关于中央银行独立性度量的研究较为成熟，所以这种方法也为各国货币当局广泛接受。而对于第四种类型的度量方法，就其本身来说，是一种更为市场化的科学度量法，它突破了根据官方法律条文的披露来建立指标体系的思路，从公众对央行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反应来间接地量化透明度。但是这种方法由于是以有效市场理论为前提，对市场的完全性和微观主体的反应程度都有较高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反过来又限制了其运用的范围和效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因为刚刚开始推进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建设，并且其金融市场一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管制，在这些管制下，公众对政策的反应能力也较为迟缓。另外，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完全性，公众能否根据既有信息对政策作出真实而理性的反应也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所以，对于这些国家，可以说，目前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市场指数法一定程度上较为超前。而学习和引入第三类指标评分法，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较强的参考借鉴价值，它可以直接告诉货币当局，目前应该从哪些具体的方面去积极主动地推进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建设。
二、透明度的度量
所谓指标评分法，即通过对货币政策透明度具体内涵的分析，建立一系列指标体系，针对各国中央银行的实际操作进行评分，加总后得到一个表示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具体数值。各种量化方法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指标体系中指标的选取和赋值方法的差异。在这里主要介绍近期Eijffinger和Geraats（2005）的具体研究，他们的量化方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以下简称E＆G指数）。
（一）理论基础
1．概念性框架。
Eijffinger和Geraats(2005)认为货币政策透明度是指中央银行对政策制定过程中相关信息的披露程度。它是一个与货币政策制定各方面相关的多层面的概念，因此，可以建立一个概念性框架来反映政策制定过程的不同阶段（如图1所示）。Eijffinger和Geraats根据各国中央银行实际披露信息的情况，从政治、经济、程序、政策和操作五个方面来进行度量（具体含义和指标见表1）。
2．模型的建立。
通过一个模型说明上述五个方面的特征。假设中央银行的损失函数为：
L=α(π-π*)2+β(y-y*)2(1)
其中：y是产出；y*为目标产出值；α和β分别反映央行在决策时对通胀缺口和产出缺口的偏好程度；π是通货膨胀；π*为中央银行公布的通货膨胀目标，它体现央行的政策透明度。
经济结构可以表示为总需求和总供给等式：
y=y-α(i-πe-r)+d(2)
π=πe+β(y-y)+s(3)
其中，i表示名义利率、πe表示通货膨胀预期、y为自然产出率、r为长期真实利率、d是总需求冲击、s是总供给冲击。
假设名义利率作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央银行基于泰勒规则来制定利率，或者说，在式（2）和式（3）的约束下最小化央行的损失函数式（1）。通过上述简化的模型可以把货币政策概念性框架的五个层面理论化，如在标准模型中：政策透明度意味着中央银行及时地公布关于其政策工具（即名义利率）的决定，以及通过α和β来表示央行的政策偏好；政治透明度意味着通货膨胀目标π*的对外公布；由于存在与政策工具有关的可控性误差和传导中的宏观经济波动（d和s），货币政策的执行变得复杂，操作透明度则意味着对外公布这些可控性误差和波动。货币,政策透明度-[飞诺网]
（二）透明度指数的建立和评估
1．指数的建立。
E＆G指数的设计是建立在前面货币政策透明度概念性框架的五个层面的基础上，其中每一个层面又分别包含3个子项问题，每一项的权重相同，并且满分均为1（对每个问题完全肯定得1分，完全否定为0分，其他情况为0.5分）。然后对这五项分指数进行加总得到一个总的数值，其最大值为15。表2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透明度进行了完整的描述。
2．评估结果。
利用上面的货币政策透明度指标体系，Eijffinger和Geraats对9个国家中央银行进行了实际评估，其中，有8家中央银行是国际金融市场上的主要参与者（以各国货币计算的2001年4月各国外汇市场交易总额来衡量），另外1家是新西兰储备银行（因为其从1990年采用通胀目标制以来，在货币政策透明度方面成效显著）。对表3、表4进行分析：纵向看，从1998年到2002年间，大多数中央银行货币政策透明度都有所提高；而横向看，2002年新西兰、瑞典和英国的货币政策透明最高，而澳大利亚、瑞士和日本的透明度较低，美国、加拿大和欧元区则居中。表5给出了2002年上述各国货币政策透明度指数的子项目得分情况，可以看出，样本中透明度最高的国家都是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但是这些国家中整体透明度仍存在差异，比如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总分在样本中相对较低。可以注意到，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国家的政治透明度都十分高，但实行通货膨胀目标制并不是高政治透明度的必要条件，比如欧元区的政治透明度也很高。并且，从表5中可以看到，各个国家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透明度各个层面的关注程度是不同的。例如，欧元区和美国的总分相当，但欧元区的政治透明度较高；而美联储则强调决策的及时公布、解释和政策倾向，因而其政策透明度较高。由于美国经济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表现良好，以及美联储享有较高的信誉，所以，金融市场一般认为美联储的透明度高于欧元区。
（三）实证检验
目前，有关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实证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检验透明度指数的经济绩效，即检验透明度程度对反映宏观经济水平的主要指标（如产出、通货膨胀等变量）的影响，以及检验透明度指数的各个层面的相对重要性，并且目前考察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由于不同学者的研究方法、数据来源和处理方式的不同，目前并没有一个完全一致的实证结果。但综合有关文献可以总结出几点较为一致的结论：（1）较高的政策透明度有利于降低通货膨胀水平。如Faust和Svensson（2001）的研究表明，提高透明度有利于降低通胀偏好、通胀波动水平，以及就业波动水平。Chortareas、Stasavage和Sterne(2002)通过8个国家的截面数据，发现对未来政策预测的较高透明度有利于降低平均通货膨胀水平。（2）较高的透明度有利于经济的稳定，而透明度与产出之间无必然联系。如Demertzis和Hallett(2003)研究了E＆G指数的经验相关性，结果表明中央银行透明度指数与平均通胀率和平均产出之间没有显著的统计上的相关性，即透明度变化对平均产出和通胀的影响不大。而透明度的各个层面对平均通胀水平和产出的影响方向不完全一致。重要的是，他们研究发现，透明度变化对经济稳定性产生较大影响，即透明度越高，产出和通胀的波动幅度越小。另外，Geraats和Eijffinger(2004)运用时间序列反映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动态变化，他们发现透明度指数的提高有利于降低短期名义利率。
还有一类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与货币政策有关的金融市场反应。如Clare和Courtenay(2001)、Kohn和Sack(2003)、Poole和Rasche(2003)、Swanson(2004)等，这些文献的共同之处在于，把较高的货币政策透明度与货币政策的较好预测性划等号。事实上，货币政策的可预测性与透明度是不相对应的，因为政策的可预测性不仅取决于透明度，还与外在的冲击是否存在有关。
三、简要评析
目前国外文献对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度量研究主要是运用透明度指数方法，但是这种方法本身存在一些缺点：
1．评估的方法存在问题。
目前在几乎所有的评价方法中，透明度指数的最终计算值都是指标体系中各指标得分的简单加总，即每个子项目都被赋予相同的权重，并且，在编制、分类以及权重的设定方面还包括许多主观判断。Eijffinger和Geraats(2005)也认为，这个加总的结果并不是对每个子项目的最好替代，因为它没有看到各个指标重要程度不同的差异，最理想的是通过实证来确立每一项的不同权重。他们认为透明度指数的最大价值不在于总的分数，而在于各个子项目所包含的丰富信息。在以后的改进中，可以使用“敏感性分析”方法来减少透明度指数设计中的主观判断因素，增强其准确性和客观性。
2．透明度指数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国货币政策的透明度水平。
因为，一方面，在实践与法律条文之间存在潜在的偏差，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并不会如公众所希望的那样，严格按照法律条文来执行货币政策，即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着不确定性；另一方面，透明度的衡量除了依靠政府公布的文件和对政策意图的公开外，还涉及一些难以公正量化的因素，如中央银行与政府间的非正式安排、银行重要人物的性格等因素。
3．不能反映国别差异。
Geraats（2002b）的研究发现，对于独立性程度不同的中央银行，提高透明度的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对于独立性较差的中央银行，提高透明度会由于政治干预而产生较差的效果。发展中国家的中央银行独立性较差，对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建设还刚起步。所以，对于通过设计透明度指标体系计算出的透明度指数，在进行国别检验时，应考虑不同国家的不同特征，以“相同发展类型”或者“具有相当经济发展程度”为标准进行划分。另外，各国在建立本国的货币政策透明度评估体系时，在指标总体结构上应与国际体系基本保持一致，但具体指标的权重则应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进行适当调整，使得指标体系具有更强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四、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的现状和对策
近年来，我国在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建设上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从1994年开始公布货币供应量数据；1999年中国人民银行成立货币政策委员会，对有关货币政策的重要措施、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等方面进行讨论并提出建议，每个季度召开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会后公布会议决议；2001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通过网站和报刊，按季度向公众《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内容包括货币信贷概况、货币政策操作、金融市场分析、宏观经济分析以及预测与展望等信息；为提高我国金融统计透明度，方便公众获取金融统计数据，中国人民银行从2004年起对外正式公布《中国人民银行2004年公布金融统计数据时间表》，根据该时间表，有关金融数据将在中国人民银行网页、《金融时报》、《中国人民银行季报》、《中国人民银行年报》、《金融年鉴》上公布。这些措施使得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仍存在许多不足，如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事实上，我国的货币政策面临多目标约束，如物价稳定、促进就业、确保经济增长、支持国有企业改革、配合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确保外汇储备不减少、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谢平，2000）；对外公布金融统计数据的完整性和及时性不够，对未来经济金融形势的预测等信息公布较少；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作用有限，并且每次季度会议后对外的新闻都是一些比较原则性的语言，不能很好地引导公众预期；政策执行过程还不够透明，像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季度会议，只公布决议而对整个过程并不公开，中央银行对制定政策所依据的经济数据不作说明等等。笔者对照E＆G货币政策透明度指标体系，尝试着对我国货币政策透明度进行打分，其分值大约在6-7分之间。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相比，其差距显而易见。
我们应该看到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国际趋势，参照发达国家透明度评估指标体系，特别是对照如E＆G指数的各个子项目，有重点地加强我国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建设。同时，我们应该关注国外出现的关于货币政策透明度的更新的、更市场化、科学化的度量方法，如市场指数法，努力提高我国金融市场的有效性和市场参与主体的反应灵敏度，以期增强市场对货币政策透明度提高的预期和反应能力。我国需从以下几方面进一步加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建设：
（一）建立健全有关法律和法规
1．明确规定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保持物价稳定，并对最终目标进行明确量化。明确授权中央银行独立地制定与实施货币政策。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中央银行的首要职能是通过独立的货币政策操作来维护物价稳定，既要对通货膨胀承担责任，又要对通货紧缩承担责任，从而彻底改变在制定与实施货币政策方面的随意性。
2．强化人民银行行长负责制，使之真正拥有货币政策的决策权，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授权的同时，必须对人民银行行长的任职资格、解职条件、任职年限等进行明确的规定，建立必要的绩效评估，对中央银行工作绩效的监督可以让人大、政府等部门承担。舆论经常公布中央银行的绩效，引入市场的约束。健全问责机制，做到权责要明晰、过失必追究。为了使问责制度化，必须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对责任追究的原则、程序、方式、公示制度作出明确规定。
（二）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公众的政策反应能力
人民银行应建立定期信息制度，规范信息披露的内容、方法、时间与形式；通过互联网、传统媒体向公众公开有关金融信息以及相关的工作程序，如季度货币政策报告及有关货币政策评论，加强中央银行与公众的信息交流，引导金融机构和公众的预期行为；增加预测性报告的实质内容，提高对未来经济金融形势预测的准确性，以使公众更好地把握货币政策的走向与宏观经济金融趋势，更好地引导市场预期，提高货币政策操作效果。
（三）加强和完善我国通货膨胀统计和金融统计
对价格指数进行更仔细的统计分析，如分析研究消费物价指数中的能源、食品、住房、衣着、医疗、交通等部分的变化对货币政策的短期冲击，考虑对外公布核心通货膨胀指标。另外，由于我国的经济周期变动与投资关系极大，还应密切关注涵盖投资品的批发价格指数。在金融统计方面，还存在如统计报表反映面太窄、报表缺乏合规性、统计指标设置重复、数据来源等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有关部门应尽快加强和改进金融统计，保证货币政策有一个准确的依据。
（四）增强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作用
新《人民银行法》已明确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应当在国家宏观调控、货币政策制定和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货币政策委员会目前还只是政策咨询议事机构，其作用发挥十分有限。所以应提高货币政策委员会的作用，任命一批具有较高专业知识造诣、丰富实际经济金融工作经验的人员，并增加行业或者经济区域的委员代表，以增强货币政策的实效性和科学性。将来条件成熟、把货币政策决策权划归人民银行时，应考虑适时把货币政策委员会从目前的政策咨询机构提升为决策机构。
（五）提高金融市场的有效性
发展和完善货币市场及其各子市场，增加市场主体和交易对象，进一步推进货币市场利率的市场化；尽快统一债券回购市场，增加上市债券品种，丰富债券期限结构，促进货币市场基准利率的形成；推动金融工具创新和交易方式的多样化，提高市场交易工具的流动性和市场的有效性；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强化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联动机制；增强投资者的风险意识和抗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
蔡志刚.2004.中央银行独立性与货币政策［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01-123.
金子财，杜胜.2005.货币政策透明度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J］.上海金融（2）.
穆良平，程均丽.2004.货币政策透明度制度兴起的背景分析［J］.金融研究（5）
魏永芬.2004.关于货币政策透明度问题的研究［J］.金融研究（10）.
货币政策的具体政策范文4
关键词:货币政策;协调失灵;政策转型
2012年以来，我国告别过去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放缓，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宏观经济面临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及债务积累等结构性问题，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为重要任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新形势下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也对货币政策提出更高要求。
一、我国货币政策调控的总体情况
过去十五年，我国货币政策的调控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2～2007年。由于我国国际收支长期以来是双顺差，所以基础货币的投放主要靠外汇占款。为对冲外汇占款的影响，加强通胀预期管理，实际上从2002年开始，我国首创央行票据，通过央行票据的投放回收基础外汇占款及基础货币，以减少流动性压力。同时，由于未充分实现利率市场化，央行通过制定存贷款管制利率以调节信贷需求和供给。总体看，在这一阶段，外汇占款和银行信贷构成我国货币投放的主要方式，我国货币政策呈现典型的数量型货币政策特征。［1］第二阶段:2007～2012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外汇占款逐渐出现负增长，基础货币投放也在减少，过去对冲基础货币的央行票据规模也逐渐减少。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央行票据的地位逐渐下降，在此期间我国央行更多地使用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和公开市场操作等传统货币政策工具调节商业银行流动性。同时，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利率调控在这一阶段的货币政策调控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在这一阶段中，我国进入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面临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也更为复杂。国际方面，美国经济复苏导致美联储加息和美元进入升值周期，这对人民币币值稳定形成较大压力。国内方面，为保持中高速经济增长，一方面货币政策要有所作为，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应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去杠杆”“去产能”等要求相适应，避免造成资产价格泡沫，加剧宏观经济金融风险。面对如此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货币政策的三大政策工具———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和公开市场操作并不能满足结构性调控的要求。尤其就存款准备金率调控而言，由于其规模庞大、影响范围广，往往被视为全面宽松(紧缩)的货币政策信号。因此，在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央行通过改造传统货币政策工具，打造了定向降息降准、常备借款便利(SLF)、中期借款便利(MLF)以及抵押补充贷款(PSL)等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通过不同的期限和利率，满足市场对流动性的需要。不仅如此，随着利率市场化的加速，我国取消了存贷款利率限制，银行间市场的利率品种也逐渐丰富，利率调控的货币政策体系初见雏形。自2013年以来，在货币政策工具创新的基础上，我国初步形成以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为上限、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为下限、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为核心的市场化利率体系。在确定“利率走廊”的上下限后，央行可通过基准利率影响存贷款等其他利率，从而通过影响金融中介的信贷行为间接调控宏观经济变量。
二、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中的协调失灵
虽然我国货币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取得较好成效，但也要注意到，面对纷繁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货币政策的协调失灵问题日益突出，不利于政策的有效实施。
(一)货币政策的目标手段冲突
从货币政策目标看，由于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我国货币政策目标除稳定物价和经济增长外，还肩负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的年度目标和推动金融业改革发展的动态目标。长期看，我国货币政策的各个目标大体一致，但短期看我国货币政策目标过多。如，在当前国内经济不确定性较强阶段，我国要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就要求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但若要保持经济增长目标，就要求中性偏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样，在内部目标中，经济增长和稳定物价目标在短期内也存在一定冲突，实际上我国货币政策往往更侧重实现经济增长和就业目标。根据丁伯根法则(TinbergensRule)，政策工具的数量或控制变量数至少要等于目标变量的数量，而且这些政策工具必须相互独立。［2］但需要指出的是，几乎所有货币政策工具都是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的衍生品，且考虑到利率和货币需求的内在联系，长期看所有货币政策工具几乎不存在异质性。因此，长期内多目标的货币政策必然带来一定冲突。在目前较为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传统降息降准的货币政策受到较大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央行不断创新货币政策工具，这在近年来我国的货币政策实践中都有所体现。自2013年起，中国人民银行先后设立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及中期借款便利(MLF)等工具对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货币政策对市场流动性的预调微调及短期利率引导的功能不断加强。这些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虽然没有形成“大水漫灌”的效果，但也造成银行间市场流动性过剩。如，MLF余额从不足1万亿元增加至2017年的接近4万亿元，PSL从6000多亿元上升至当前的2.1万亿元，逆回购余额当前也在6000亿元以上。这样，导致银行对央行的负债近三年也迅速飙升，且央行提供资金利率要低于市场利率，如7天期央行逆回购利率为2.35%，而相同期限的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近期都在2.6%以上，银行间回购利率则更高。而银行间市场流动性过剩，客观上造成金融机构利用其他渠道来增加杠杆及延长信贷链条。［3］
(二)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不协调
当前，金融去杠杆是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重要任务，而金融业高杠杆的原因，就在于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步调不一致及监管权限不同造成的监管漏洞。具体看，自2012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逐渐转为中性，但金融监管较为滞后，一方面造成对信贷投向施加严格管控;另一方面，在利率市场化和直接融资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表外影子银行业务发展迅速。在金融监管滞后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信贷受到约束，贷款不能直接投放到实体经济，迫使金融体系通过迂回的方式投放流动性。如，银行可通过向符合贷款投向规定的“过桥企业”放出一笔贷款，这家“过桥企业”再通过委托和信托贷款的方式把这笔款项转贷给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这样，虽然最终结果等同于银行给该企业放贷，但在计算社会融资总量时会产生两笔记录，即银行向“过桥企业”投放的贷款及“过桥企业”的委托和信托贷款。因此，同等社会融资总量的增加自然只能对应更低的实体经济增长。除监管滞后外，金融监管职权真空也会产生监管套利机会。由于金融监管的职能由“一行三会”分别行使，分业监管使金融业往往通过同业合作等方式规避监管。以债券市场同业存单和同业理财为例，在整个信用投放链条过程中，既涉及大中型商业银行，又涉及券商、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同时涉及银行间市场，在对其进行监管时就需要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和证监会协调，而金融市场的不断创新将在短期内造成监管真空，从而形成监管套利机会。此外，央行在执行货币调控和金融监管任务时也存在角色冲突。一方面，央行作为金融监管者，有责任化解金融系统风险。因此，在观察到流动性投放过快、资金空转嫌疑，且有部分银行通过银行间市场融资快速提升杠杆率后，央行应针对金融风险加以控制。而另一方面，央行不仅是金融监管者还是“最后贷款人”，是维护货币市场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央行应向市场上投放充足的流动性。可见，央行的最后贷款人和金融监管者的双重身份存在一定冲突，货币政策总量型工具和金融监管结构性工具的界限往往并不明确。
(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不协调
从理论层面看，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即FTPL模型)指出，在宏观调控政策执行过程中，财政政策往往被赋予主动角色，政府可自由设定预算盈余(赤字)，并不在每一时期都实现预算平衡;相比之下，货币政策则属于被动型，要根据财政预算来控制铸币税，从而实现财政平衡。该理论预言，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组合可避免流动性陷阱阶段货币政策的失灵，从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宏观经济目标，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从我国货币政策执行环境看，经过之前多次降息降准，不仅基准利率下降空间有限，同时受宏观环境不确定性增加的影响，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执行效果也大打折扣。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我国货币政策已接近流动性陷阱，进一步使用扩张性货币政策收效有限。同时，考虑到我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结构性问题，而货币政策本质上是总量型而非结构性政策，在此情况下，如若频繁使用传统的货币政策调控，不仅不会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目标，还会带来更大的风险和隐患。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实施以财政政策为主、货币政策为辅的宏观调控措施:一方面，通过财政政策来支持经济增长，实现增长目标，同时通过结构性的政策措施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目标;另一方面，货币政策则保持相对稳健，同时注意防范金融风险的爆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不协调还体现在货币政策执行的实践中。如，全口径政府收入的波动、财政支出集中于年末等现象，对我国货币政策稳定性和金融机构的流动性造成较大影响，使央行的货币政策执行陷入被动。再如，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及货币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建设，都需要国债政策等的配合，而国债在期限结构和品种上的缺乏则限制了货币政策的传导和执行。
(四)国内政策与国际政策不协调
从国际经济环境看，2012年以来美国经济形势不断好转，向好和对通胀的担忧使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并加息，尤其近期美联储“缩表”已提上日程，未来美联储不断削减其持有的庞大资产，必将导致资金回流美国和全球范围内流动性紧缩。［4］与美国相比，欧洲和日本的经济复苏则表现得更为缓慢和波折，但经过多年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后，欧洲和日本央行也将逐渐退出宽松政策，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相比美日欧主要经济体，我国货币政策面临的宏观环境更为不确定，这需要国内货币政策保持中性甚至偏宽松，否则将对国内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但由于国际货币环境偏紧缩，造成美元、欧元和日元等主要国际货币的升值趋势。从双边汇率看，人民币自2015年开始进入贬值通道，从2014年底的1美元兑6.11元人民币最低跌至6.95元人民币，跌幅达13.7%;2017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虽然止跌，但兑欧元和日元等其他货币的汇率不断下降，受此影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亦不断下跌。汇率的不稳定体现当前阶段货币政策的内外不协调。一方面，国内保增长目标要求货币政策中性偏松;另一方面，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和稳定汇率又要求货币政策紧缩。可见，当前阶段的货币政策越来越多地面临“三元悖论”的挑战。
三、我国应加强货币政策调控的政策协调
面对上述问题，我国未来的货币政策调控应注重政策协调，不仅要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手段间的协调，更要注重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财政政策的协调，并实现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一)注重货币政策目标手段协调
首先，不应将保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发达国家货币政策目标经历了由多目标向突出物价稳定目标转变的过程，相比之下，我国由于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目前尚不具备强调单一物价稳定目标的条件。但为了协调货币政策目标间的冲突，要简化货币政策目标，下调经济增速目标的重要性，保增长不应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具体看，由于在经济新常态下潜在增长率下滑，宏观调控的政策权衡空间缩小，高速经济增长不宜再成为货币政策追求的主要目标;货币政策调控应强调稳定和均衡目标，尤其应致力于稳定通货膨胀和实现内外部均衡。其次，弱化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重要性。货币供应量是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中介目标，但由于作为操作目标的基础货币和存款准备金与货币供应量息息相关，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的界限较为模糊。从货币政策调控的国际经验看，货币供应量目标已逐步淡化，［5］且在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基本完成、金融市场日益完善、社会融资结构多元化的背景下，货币供应量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程度会有所减弱。因此，建议降低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重要性，同时将汇率、利率、国际收支状况及资本市场变化等指标纳入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范畴。最后，转变货币调控方式，在操作目标方面突出利率机制的作用。未来，我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可由价格型指标和数量型指标兼顾转为更多向价格型指标过渡。
(二)促进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协调
我国金融监管宽松助推金融业高增长，同时其背后杠杆投资和期限错配的痕迹明显。为促进金融业稳步发展，并控制金融风险与实现金融业“去杠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应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构建完善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从当前“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看，央行具有货币发行、利率和汇率等宏观调控工具，但还需要加强对银行、证券和保险等金融机构内部风险的识别和监控;而从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角度看，这些机构拥有微观监管和一系列强有力的控制风险的手段和监控工具，但在宏观政策工具和手段方面还有所欠缺。因此，应进一步联合现有的金融监管机构，在涉及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上，既要有银监会对单个金融机构的审慎监管，还要针对跨市场、跨机构、跨行业风险，考虑不同金融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确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的范围，对具有系统性影响的金融机构制定严格的规则，同样也要有逆周期效应的央行利率政策和资本管制政策。
(三)推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协调
首先，应在较长时期内坚持“积极稳健配”。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对经济增长形成支撑，而在货币政策方面，应更加谨慎稳健，以避免总需求波动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并为推进全面改革培育相对较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尤其是我国经济在经历了近十年的“高增长、低通胀”发展后，面临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从经济增速转型的国际经验看，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经历了二战后长达20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期后，逐步陷入低增长阶段。为刺激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美国采取了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果不但没有起到预期效果，反而使美国经济在“滞胀”中越陷越深。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我国货币政策执行过程中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协调，以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降低宏观经济金融风险。其次，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分别针对总量和结构目标。就本质而言，货币政策是总量型调控，而财政政策则兼具总量和结构调控。因此，针对当前经济增长放缓和结构问题严峻的局面，宏观调控则应进一步区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角色。一方面，货币政策承担总量调控的任务，主要作用于总需求。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在总体宽松的同时，更要针对结构性调控目标，通过结构性减税等措施更有效地影响总需求和总供给。如，就当前经济环境而言，保增长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仅要立足于财政支出的大范围规模扩张，还要在保持适度财政收入增长的情况下，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社会公共产品的支出，保障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稳定当前宏观经济环境;并通过结构性减税引导社会资金流向，更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再次，构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制定部门的日常协调沟通机制。具体看，除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总体方向外，还应增强两大政策的制定程序和具体措施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加强与公众沟通。更为重要的是，应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的体制机制建设。如，财政部应进一步完善国库收付制度，避免财政存款的季节性波动对货币政策效果的不利影响;同时，进一步完善国债市场，不断丰富国债的品种和期限，为货币政策的执行提供更有力的工具。最后，防范财政风险向金融领域蔓延。在扩张性财政政策作用下，预计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财政赤字和政府负债率都将高位运行。因此，应重视防范财政风险向金融领域蔓延，从而引发系统性风险。在财政风险中，应高度重视地方财政风险。近年来，地方政府形成了“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建设融资机制，在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起到较大促进作用的同时，负面效应也不断凸显。为此，应建立财政风险监控与预警机制，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包括债务当年偿还情况、债务余额、偿债能力和债务风险指标等指标，以及时监控地方政府债务，防止地方政策债务风险向金融领域蔓延。
(四)加强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
首先，发挥国际组织的协调作用，增加我国在国际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美日欧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分化更加凸显了宏观调控国际协调的重要性。尤其在我国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为确保宏观调控保增长和调结构的总体目标，应充分利用G20、IMF等国际治理平台，在宏观调控方向和手段上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做好充分有效沟通，适时调整宏观调控政策以抵消外部冲击对我国宏观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此外，我国还应通过宏观调控国际协调沟通渠道，借鉴欧美国家的政策工具，以便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更加有效地实现宏观调控目标。其次，增强汇率弹性，稳定汇率预期。当前，经济全球化日益加剧，对货币政策而言，宏观调控措施的独立性日益受到国际经济环境和他国政策的影响。
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市场体系还不完善，金融体系更表现出脆弱性，货币政策往往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火墙”。因此，我国更应重视宏观调控尤其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尤为需要注意的是，全球金融一体化趋势客观上削弱了各国对资本账户的限制，从“三元悖论”的角度分析，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要求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或资本账户限制，在此情况下，为确保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必然需要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改革。目前，我国已将每日人民币兑美元的浮动范围增至2%，这标志着我国汇率形成机制向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更具弹性和市场驱动的汇率制度近一步靠拢，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随之增强。未来，我国货币政策转型需要更加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应促进人民币汇率向均衡水平进一步调整，以保证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
货币政策的具体政策范文5
股票市场和货币政策调控之间存在互动关系，而且越来越密切。股票市场的发展深刻影响着货币的供给需求、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调控目标，而货币政策通过货币供给变化、利率变化等调控手段也在影响着股票市场。在我国股市深刻变化的今天，对股票市场和货币政策调控的关系进行探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回顾
有关股票市场和货币政策调控的探究，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学者的关注。
(一)在有关股票市场和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关系方面
陆蓉(2003)通过构建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进行脉冲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度量了股票市场的货币政策效应，她认为货币政策目标能否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楚尔鸣(2005)进一步的实证分析表明，中国货币政策通过货币供给量功能于股票市场的效应明显，但传导过程中的“q”渠道和“财富效应”渠道等并没有充分发挥功能。宋宸刚、谭晓蓉(2001)还对股市泡沫的产生及其对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的影响作了分析，这个探究对当前股市或许具有现实意义。
具体深入到货币政策传导有效性方面，苟文均(2000)分析了资本市场有效传导货币政策的条件，探索了货币政策变革的基本方向。栾怡(2001)开始注重资本市场的发展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江其务(2001)、许祥秦(2001)在探究中国货币政策失效新问题时提到股票市场的因素，进而陈柳钦(2002)系统分析了资本市场发展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并重点阐明了我国资本市场有效传导货币政策的阻碍因素。刘志阳(2002)则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提出货币政策的股市传导机制模型并进行检验，得出结论摘要：货币政策和资本市场的相关度在逐步增强，这使得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了较大冲击；当局应对现有货币政策框架进行调整，重点是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利率取向和最终目标的股价参考。刘岭(2003)进一步通过分析不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讨论了QFII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许崇正(2003)则具体分析了中国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低效的原因，并且和陈建新(2003)提出了扭转中国股市传导货币政策低效的策略。
(二)在股票市场和货币政策调控目标的关系方面
1．和最终目标的关系探究。Borio.C(1994)认为在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中，央行没有理由去关注资产价格的波动。只有当资产价格波动影响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时，货币政策才应干预资本市场。而国内学者钱小安(1998)在探究了资产价格变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后指出，资产价格变化对货币需求的稳定性、货币政策的执行会产生较大的冲击，应在确定货币政策目标、运用货币政策等方面作出相应的调整。Friedman(2000)通过对美国股票价格在一个较长时期中对通货膨胀和产出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股票价格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就我国情况，谢平、焦瑾璞(2002)认为1999年下半年开始的货币政策机制紧缩效应和股票市场的关联在增强。央行为提高稳健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应当关注股票市场的发展。同期，易纲等人(2002)借助模型分析发现，货币数量和通货膨胀的关系不仅取决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而且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股市。当股市价格偏离稳态越来越远时，经济运行将是不平安的。因此，央行制定货币政策应同时考虑股市价格和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但是央行的根本目标仍是维护币值的稳定。较权威的中国人民银行探究局课题组(2002)的探究报告也认为对股市波动央行应关注但没必要盯住。
2．和中介目标的关系探究。货币需求方面摘要：Friedman(1988)认为股票市场通过财富效应、资产组合效应、交易效应和替代效应对货币需求产生影响。Friedman%26amp;McComac(1991)分析了美国和日本的股票价格和货币需求的关系，结果显示股票价格对货币需求具有负向影响。国内学者易行健等人(2004)实证检验了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对货币需求的影响，估计了包含股票市场成交额的季度货币需求函数，得出我国股票市场成交额减少了各个层次货币需求的结论。进而赵明勋(2005)实证检验了我国股票市场对货币需求的综合效应，结果表明股票市场的发展倾向于减少狭义和广义的货币需求，且对广义货币需求的影响小于对狭义货币需求的影响。
具体到股票二级市场，据石建民(2001)、高莉、樊卫东(2001)的实证探究表明，股票二级市场对货币需求具有统计显著性，为正相关关系。股票二级市场对M1需求的影响要大于对M2的影响。
货币供给方面摘要：周英章、孙坎坷(2002)对中国1993—2001年股市价格波动和货币供给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探究，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股市价格波动明显领先于货币供给量且对货币供给结构的稳定性构成较强的正向冲击，从而加大了央行货币调控的难度，削弱了宏观需求管理的有效性，故建议货币政策应密切关注股价波动。在股票价格对各层次的货币供给量影响方面，王维安、杨靖(2003)通过对中国1999～2002年的实证分析认为，股价变化引起的替代效应和转换效应是存在的，替代效应功能于短期，而转换效应会在一段时滞后显现。金德环、李胜利(2004)则进一步探究了中国股市价格和货币供给量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股市价格和M0、M2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它可以用货币供给量M0和M2来解释，但股价变化不是引起货币供给量变化的原因。
(三)在股票市场和利率手段的关系方面
Rigobon＆Sack(2001)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标准普尔500指数每升降5％就可能导致利率升降25个基本点，利率对股市波动的反应强烈。国内学者王军波、邓述慧(1999)通过分析央行利率政策对股票市场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发现利率政策在短期和长期上对股价波动幅度、股票成交量等都有显著的影响，只是对股票市场的短期影响有反常现象，而长期影响则是稳定的。但是高俊峰(2004)在分析利率政策对我国股市的短期和长期效应后，则认为我国利率政策对股市的短期效应非常明显，但长期效应和理论分析有出入。他认为长期效应还要受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的完善程度、相互间沟通程度以及长短期证券工具的丰富程度的制约，而这恰是我国的不足。具体到利率调整对股票交易量的影响方面，李敏、金光(2004)通过实证分析认为该影响存在时滞，这一时滞约在15到30天之间；而且利率调整不对股票交易量产生决定性影响。
三、二者的互动分析
股票市场和货币政策调控二者之间存在互动关系摘要：
(一)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
1．股票市场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货币政策股票市场传导的财富效应和资产负债表效应，它们所成立的前提是摘要：金融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是一体的，没有阻滞。也就是说，要具有充分发展的金融市场，这样的市场资金配置效率高，现实中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接近于此。
近两年我国股票市场成功地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实现了国有股和法人股的全流通，流通市值占GDP的比重迅速上升，股市规模进一步扩大，股市发展态势良好，这是有利因素。但种种制约因素使我国的证券市场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财富效应来响应央行货币政策的传导摘要：①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相互分割，一体化程度不高，货币和证券两种资产自身的联接效应以及两种资产价格的联接效应还有市场之间市场交易的非对称信息对称化效应不明显。②我国股票市场投机性太强，股票价格易纵，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造假，市场信用体系并不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急需完善。③市场规模尚需进一步扩大。
2．股票市场的发展对货币政策调控最终目标的影响。传统意义上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是维持物价稳定，促进经济增长。这种只关注实体经济价格水平，不顾及虚拟经济资产价格的目标取向，在货币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遭受到越来越多的尴尬和无奈。事实证实摘要：股票价格已不能再排除在货币政策视野范围之外。随着资本市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日益重要、流通市值占GDP比重日益提高以及股指和GDP的相关度日益加强，货币政策通过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和资产负债表效应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必然会日益加深，这其中作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股价波动对央行货币政策调控最终目标的完善已提出迫切要求。
3．股票市场的发展对货币政策调控中介目标的影响。我国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定为货币供给量，和其相应的操作手段是基础货币。货币供给量取决于基础货币投放的多少和货币乘数的大小。股票市场的发展将深刻影响货币供给量。因为伴随其发展，大量社会闲置资金将进人股市，银行、企业和居民的原有货币需求将发生变化，从而基础货币在他们之间的分配比例也将改变，这将影响基础货币的创造能力。而且由于股票价格的上涨，居民会减少现金持有，更多地进行证券投资，从而造成流通中现金漏损减少，货币乘数增大。股票市场的发展还将使居民、企业、机构投资者和商业银行通过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进行资金配置的互动加强，这将影响商业银行超额预备金的稳定性，从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执行效力。可行的解决方法是在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式上更多的采用利率手段，因为货币市场的利率变化将通过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和资产负债表效应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从而帮助央行实现货币政策意图。
(二)货币政策调控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货币政策调控对股票市场的影响，集中体现在股票价格的变动上。上文提及的货币政策的利率调控手段，实质上就是央行通过利率变化来改变货币和证券这两种资产的相对价格，从而吸引资金由货币市场流向资本市场，最终影响股票价格。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同样会对股票价格产生影响。当央行增加货币供给量时，居民手中持有的现金将增加，货币的边际收益下降，而就短期看居民出于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的货币需求变化不大，投机需求则会出现较大变化，于是股票价格将被推高。
四、政策建议
为了实现我国股票市场和货币政策调控的良好互动，政府应在如下三个方面调整完善政策摘要：
1．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关注股价波动
2006年来我国股市发展迅猛，资本市场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位置愈发重要，股指和GDP的相关度也在加强，这意味着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和资产负债表效应会日益明显。而央行将股票价格纳入货币政策视线将适逢时机。
2．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股票市场的深入发展将使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货币供给量越来越不具有可控性、可测性和相关性。利率手段将成为可行的目标取向。而这要求政府有力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形成合理的利率风险结构和期限结构，以有效联接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
货币政策的具体政策范文6
关键词：预期；货币政策；博弈
一、引言
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以及我国经济运行的周期性规律影响2008年下半年开始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进入下降周期，为了应对宏观经济下滑，中央政府启动了 4 万亿政府投资的积极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为适度宽松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无疑对稳定并合理引导公众预期、提振公众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减轻经济波动、实现经济平稳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以下将重点分析预期因素在货币政策有效性当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关于预期在经济体系当中的重要作用最早由瑞典学派发现，并最早在经济学层面上提出预期这一开拓性概念，他们认为对价格等变量的预期是企业家从事生产活动的重要依据，进而影响货币政策；新凯恩斯主义认为由于价格机制的不完美性，不但预料之中的货币政策对产业和经济周期有影响，预料之外的货币政策对总产出的影响更大；凯恩斯主义主张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通过影响公众预期，进而影响消费、投资和总产出；货币主义学派提出了适应性预期模型，认为公众根据过去的预测误差调整当期预测，通货膨胀预期一旦形成很难在短时间内扭转，因此货币主义学派主张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理性预期学派在理性预期、信息充分和市场完善的假设条件下论证了“货币政策无效性命题”，即公众能够预期到货币政策实施及其效果货币政策规则不影响实际产出。
二、预期的存在性使货币政策行为博弈化
事实上，我们知道货币政策从制定到实施再到最终发挥效用要经过若干个时滞，在这一系列时滞过程中贯穿着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虽然不同的货币经济学流派会对其传导机制有不同的理论见解，但是货币政策的具体传导过程是客观的，预期在传导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货币经济学派的理论都隐性或显性地使用了不同程度的预期假设，而这一假设具有现实意义上的合理性。本文认为，正是由于预期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重要性才使这一过程更像是一个完全或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过程，因为公众预期的存在使货币当局与代表性公众的决策顺序发生变化，无预期的货币政策模型必然是一个政府先行的动态博弈（在博弈树中，由于当局先行，代表性公众的两个决策结分别属于两个信息集），而有预期的策币政策模型是一个公众先行的动态模型（在博弈树中，由于代表性公众先行，货币当局的两个决策结分别属于两个信息集），所以此时货币当局做决策时不得不把公众的预期行为考虑进来，形成自己的反应函数或反应对应。
根据Kydland和Prescott（1977）提供的一个货币政策模型所得出的结论，如果政府在给定公众预期通货膨胀率条件下，选择实际通货膨胀率，会存在一个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动态博弈，他们的模型分析得出帕累托最优的通货膨胀率和产出率组合是动态不一致的，政府没有积极性坚持这一组合，而最终的动态一致性组合却是次优的。所以在这里，本文认为，由于预期的重要性，结构类似的货币政策博弈要长期化，政府要重视自己的声誉，言行一致，使公众形成“好”的预期，这样才能走出次优困境，形成帕累托最优的精炼均衡结果。鉴于预期使货币政策行为博弈化的重要性，以下给出一个简单的预期与货币政策效应博弈分析模型。
三、理性预期下货币政策效应的博弈均衡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方松（2004）设定模型推导了一期的货币政策博弈均衡。在模型中，中央银行的决策集包括零货币增长率与正货币增长率两个战略；公众的决策集包括预期通货膨胀率为负和预期通货膨胀率为正两种战略并根据不同战略做出不同的市场行为；事实上，对于中央银行来说，正货币增长率战略严格优于负货币增长率战略，故其选择正货币增长率为其最优策略；在理性预期假设下，公众迅速认识到中央银行会选择正的货币增长率，故其必然选择预期通货膨胀率为正作为其行动基础以使其效用最大化；该博弈模型的纳什均衡是中央银行选择正的货币增长率，公众选择正的通货膨胀率预期，均衡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只会影响通货膨胀率而真实产出不变。这一模型说明，当货币当局的行为精确无误地被公众预期到时，货币政策并不能增加实际产出，而是完全转化为物价上涨，这意味着在理性预期框架下公众对货币政策的预期具有强大的威力，预期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应受到充分的重视，加以引导，使其成为造福经济的工具，而不能使之随波主流，对经济造成负面的冲击。当然这一分析结果是由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加上理性预期的假设前提做出的，而实际经济体系复杂的多，更加适合用不完全动态博弈模型去拟合，而且现实的预期不会是理性预期，放松的假设是适应性预期，代表性公众不会犯系统性错误，而会根据实际情况修正自己的预期。但这些对模型的修正和完善都不会否认预期的重要性，货币政策注定无法忽视预期。
相关分析由黄有光（Ng，1986）给出，他在其原创理论综观经济学分析框架中提及到宏观经济可能面临的五种境况，其中提及到的一种是宏观经济的“预期奇境”，核心思想是代表性公众预期产出物价组合向量是多少，那实值的产出物价向量就会是多少，也就是说是代表性公众的预期，而不是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因子决定了宏观经济均衡。这同样说明，货币政策注定无法忽视预期。
四、货币政策预期的多重性
模型已简单的拟合了预期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这里本文想指出的是，预期因子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于其他宏观经济因子的独特性质，这就是其对每个实值金融经济学变量都会有一个预期值。实际利率对应其预期利率、实际货币余额对应其预期货币余额、实际汇率对应其预期汇率等等。所以预期因子在金融领域起着既重要又广泛的影响。预期在金融领域具有权重性和广泛性两重性质。此外，隐含在预期背后的是动机，是一个经济利益驱动机制，有什么样的预期也就有对应的行为动机。公众总是根据其对宏观经济因子的预期做成本收益分析，动态地做出有利于自己的最优选择，在与货币当局的博弈中保证自己的最大可得支付。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预期在经济利益驱动机制下每个参与方都试图使自己支付最大化，但最终的均衡可能是次优的，而非帕累托最优的。预期对货币政策可能产生正效应，也可能产生负效应，具体看如何引导和利用。
五、结论与启示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公众预期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因果联系，预期效应可能使政策成效与目标之间产生离差，事实上，货币当局可通过提高透明度、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及建立和维持声誉等方式合理引导预期向着有利于货币政策目标实现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 Lucas， R. E.， 1972. Expectations and the Neutrality of money.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