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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举例范文1
关键词：财政政策 税收 宏观调控
一、 财政政策的定义和目标
（一）定义
财政政策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情况，对我国经济发展进行的调控措施。该调控措施以提高就业水平、减轻经济波动、减轻通货膨胀及实现经济稳定增长为目的，通过调整政府支出、税收和借债水平或者政府收支等实现目标。言而总之，财政政策是系统化的财政措施。
（二）目标
1、加强人民民主政权
这是其最根本的目的。财政的本质就是为国家或政府职能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2、促进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协调发展
财政和经济就如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上层建筑主观能动的反映经济基础的状况，对经济基础的发展起着巨大作用。同样财政对确定分配关系、稳定物价、发展对外贸易等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另外，财政政策无论是对微观经济效益还是宏观经济效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3、促进社会事业的发展
我国社会事业的发展如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卫生、社会保障等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的。这就两者要同时发展，共同提高。
4、促进社会的公平分配
在中央、地方、部门、各种所有制企业、集体、个人及个体经营者之间的财政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来进行的。
二、 财政政策分类和工具
（一）财政政策的分类
根据财政政策调节经济周期的作用，财政政策可分为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
一些可以根据情况自动发生的经济波动不需要外包稳定政策是自动稳定政策。它可以直接经济状况的波动来产生调控作用。如税收和政府支出都是自动稳定政策。与自动稳定政策刚好相反，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则需要通过外部经济力量。
根据财政政策在国民经济方面的不同的功能，财政政策可以分为扩张性政策、紧缩性政策。
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指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赤字，如减税、增支，以增加社会总需求。相反，紧缩性财政政策，是指主要通过增税、减支进而减少赤字或增加盈余的财政分配方式，减少社会总需求。
（二）财政政策的工具
税收工具，税收作为国家主要的收入政策工具，具有强制性、无偿性等特征，因此也成为实施财政政策目标的一个重要手段。
公债工具，所谓的公债也是债券的一种，它的发行主体是国家或政府。作为发行主体，国家或政府以其信用为基础，向国内外举借债务来取得的收入。
经常项目支出工具，主要指政府对社会公共的支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是其主要部分。购买性支出，包括商品和劳务的购买，转移性支出包括社会福利支出和政府补贴。
三、财政政策与税收的关系
经过以上的分析，税收在财政政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在扩张性财政政策还是在紧张性财政政策中都有着很大的调节作用，税收作为财政收入的一部分，不仅是国家财政收支的基本来源和保证，也是政府执行社会职能的主要手段，它更是国家参与国民收入分配最主要、最规范的形式，不仅为社会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财力支持，更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杠杆。
税收在财政政策中的主要意义有以下几点：第一，税收可以调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关系，从而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平衡发展。第二，税收可以调节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增长。第三，税收可以调节收入，实现公平分配。
在宏观调控方面，税收是一种自动稳定政策，在税收体系，特别是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反应相当敏感的经济活动水平的变化。举例来说，如果政府预算平衡，税率无变化，经济低迷，国民产出将减少，税收收入会自动下降。税收乘数的大小与财政政策的大小有很大的关系，税收乘数表明的是税收的变动（包括税率、税收收入的变动）对国民产出（GNP）的影响程度。
其中b 为边际消费倾向。
税收乘数为负，税收和国家输出增加或减少为相反的方向；
政府增税时，国民产出减少，减少量为税收增量的b/（1-b）倍。假定边际消费倾向b为0.8，则税收乘数为-4。可见，如果政府采取了减税的政策，虽然可以减少收入，但将成倍提高社会有效需求，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
四、如何更好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举例范文2
2008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年份。面对重重挑战，中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物价得到有效控制，结构调整迈出重大步伐，人民群众得到新的实惠，成绩来之不易。但也应该看到，最近几个月工业增速大幅回落，投资、出口实际增速趋缓，扩大消费受到新的制约，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国际金融危机并未见底而继续蔓延，特别是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正在进一步加深，2009年我国发展的外部经济环境严峻。面对挑战，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就是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着力在保增长上下功夫。
全力以赴保增长
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这一重要决断的背后，显示了中央迎难而上，全力推进中国经济在较快轨道上健康运行的坚定决心。
要解决前进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必须加快发展。保持中国经济航船平稳较快运行，防止大的颠簸和起落，至关重要。经济增长速度太快、经济运行绷得太紧不行，不利于科学发展。但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太慢更不行，不利于改善民生、扩大就业、增加财政收入和缓解各方面的矛盾和压力。
实现保增长，必须做到“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措施要准、工作要实”。这就要求，要尽快采取措施，尽快见到效果。为此，去年四季度，中央先安排了1000亿元投资，希望能够尽快拉动经济增长。各地区、各部门也快速启动和实施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目前，1000亿元中央投资已大体落实到项目，这些项目在今后两年中大约需要4万亿元投资。据发展改革委测算，这些投资的实施，大体可以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
配合扩大内需的方针，会议提出，今年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要较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保障重点领域和重点建设支出。会议明确提出，把改善民生作为保增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继续加大对“三农”、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和救助力度。有关专家指出，把改善民生作为落脚点，表明国家正在努力改变以往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希望通过切实改善民生来拉动消费，从而使经济走上内需驱动型的良性发展轨道。但重视内需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外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为主和稳定外需相结合，进一步增强抵御外部经济风险能力。
事实上，为稳定外需，去年8月份以来，国家已3次调整出口退税率，以减轻出口企业税负。这表明，要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仍然要重视出口贸易，外需不能小看，国际市场不能丢。
做足“消费”这篇大文章
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出口能力已明显减弱。海关数据显示，去年11月我国进出口增速均大幅回落，特别是出口在近年来首次出现月度负增长，今后我国外贸形势将更加严峻。
在外部需求明显收缩的情况下，2009年中国经济必须要在内需上做足文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目前我国内需增长潜力较大，且长期没有得到充分释放，一直是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有专家举例称，当前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0％多，而美国却一直在70％左右。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很高的国家，居民储蓄超过了20万亿元，进一步扩大消费具有巨大市场潜力和发展空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刺激消费”方面提出了诸多措施：要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最终消费需求为重点，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要支持能够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带动中间需求的项目；大力促进农民消费，稳定住房消费和汽车消费，着力发展服务消费和旅游消费，不断增强最终消费能力。会议还明确了实行结构性减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在就业、社保、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持力度，这就为扩大内需消除了后顾之忧。
宏观调控继续“灵活审慎”
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离不开宏观政策的保驾护航。鉴于今年经济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继续实施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努力提高调控的科学性、时效性。
继中央在去年11月初确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后，此次会议在财政、货币政策方面进一步细化，提出的措施也更加具体，更有针对性。专家们指出，今年这两大宏观调控政策将持续发力，全力促进经济发展。
会议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了几个重点：“较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实行结构性减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公共投资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带动效应”。会议还强调政府投资带动私人投资的功能，提出“拓宽民间投资领域和渠道”，从而有效增强拉动经济增长的社会合力。
财政政策“调结构”，货币政策重在“调总量”。这次会议提出，要“发挥货币政策反周期调节和保障流动性供给的重要作用”，这意味着今年将继续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调节资金供求，积极发挥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需要强调的是，促进股市和房地产稳定健康发展，这也是今年宏观调控的着力方向。会议提出，要“增强投资者信心”、“发挥房地产在扩大内需中的积极作用”，从而凸显了股市和房市在促进经济增长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中国未来发展取决于科学发展
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深化改革开放，这是中央对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部署，也是对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长远规划。
会议指出，要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把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作为保增长的强大动力。
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经济复兴的根本保证。如今，在国内外经济形势极其严峻的形势下，结构调整更加紧迫。把国际金融危机对经济结构调整形成的压力转化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努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竞争优势，是今后发展的出路所在。
“虽然我们面临着保增长的繁重任务，但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大方向不能动摇。”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把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有机结合起来。要以增强发展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提高自主创新为目标，通过扩大最终消费需求，带动中间需求，有效吸收和消化国内生产能力，形成发展新优势。
“要使中国经济走出调整的格局，就要让短期刺激增长的政策、应急的政策和中长期经济转型、升级、结构调整一致起来，这就要求产业转型，从原来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向靠内需的带动，从原来比较多地强调低的资源价格的价格优势转向技术的升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室副主任巴曙松说。
“过去担心政府过分强调保增长，而忽略了进一步推进结构改革的必要性。但从目前措施来看，政府还是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中国社科院世经所所长余永定说。
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强调深化改革开放，提出要完善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抓住时机推出有利于实现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改革措施。
改革是强国之路，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活力源泉。回顾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取得巨大成就，造就了被国内外经济学界誉为百年以来最伟大的增长奇迹，其背后的发动机就是体制改革。如今在危机来临之时，改革又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经济学家指出，当前是结构调整的重大契机。如果没有改革拓路，这样的契机也将失去意义。因此，加快深化价格体制改革，推进公共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金融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对于扩大内需，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而也成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具体要求。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举例范文3
关键词 加息；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虽然出现过几次波动，但总体上都一直保持着较好较快的发展，成功实现持续多年的外贸“双顺差”，即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在去年年底，我国外汇储备突破万亿大关，外汇储备的增加，提高了人民币购买力，但由于人民币实行的是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加之人民币汇率自身弹性比较小等因素，使得外汇储备的增加给人民币的升值带来压力。与此同时，对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也增加，这就为大量的国际资本尤其是游资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创造了条件，增加外汇储备，迫使央行吐出更多基础货币，使得早已存在的流动性过剩表现得更加明显。所谓流动性过剩，也即通常所说的流通中的现金(M0)、狭义货币供应量(M1)、广义货币供应量(M2)等的过剩，更确切地讲，是指“高流动性资产过剩”，由于现金可以直接由于支付或清偿，认为是流动性最强的资产，“流动性过剩”就被称为“钱多了”。为了收缩过多的流动性和抑制今年下半年的通货膨胀，央行到目前为止已经运用了一些常用的货币工具，如9次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5次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发行特别国债和发行央行票据，本文就此作些政策效应的探讨。
二、加息分析
(一)加息背景
作者认为，今年上半年的加息主要是为了消除流动性过剩，减小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降低升值预期，而下半年的加息则主要是为了降低当前的通货膨胀预期并抑制通货膨胀，使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保持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增长区间。下表和下图分别是我国1-10月份的相对于去年同期的CPI增幅和CPI指数曲线图，如下：
从图表中，我们可以了解到1-10月份我国CPI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其中8月份高达6.5%，虽然经过9月份的加息，回落至6.2%，但是10月份又恢复至6.5%。据统计，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较去年同比上涨4.4%，增速分别高于今年的1-9月份的4.1%和1-8月份的3.9%，也明显高于我国政府今年设定的3%以内的调控目标，而按照国际惯例，当一国的CPI增幅超过3%时，就意味着发生了通货膨胀；而CPI低于1%时，则意味着发生了通货紧缩。因此，我国已经发生了通货膨胀，这一点下表中的统计数据可以解释，如下：
表中数据显示，我国一年期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的实际值为负，这是由于通货膨胀率大于名义利率的缘故。仔细分析，这次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食品和猪肉以及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引起的，仅从10月份来看，就比去年同月上涨17.6%，猪肉价格上涨54.9%。由于物价的不断攀升，原本就是负的存款利率不断下降，即使按照目前的加息水平，一年期存款实际利率仍为-2.18%，这已经连续近10个月处于实际负利率状态，负的实际利率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央行已经宣布了多次加息，至少要保证实际利率不为负数。
(二)加息机理
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在内)的目标最终都是为了追求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按照凯恩斯的说法，即实现无通货膨胀的充分就业状态。在我国，货币政策目标是为了寻求在物价稳定基础上的经济增长，这些年来，我国经济就像一列高速行驶的列车一直在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地得到提高，人均收入增加了，消费需求也随之增加了。但是，由于受我国社会传统风俗习惯的影响，人们把收入的大部分偏好于储蓄而把余下的小部分用作消费，这也是导致我国边际消费倾向β系数很小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仍是进出口和投资，投资活动生产出来的产品一部分在国内市场进行销售，用于满足国内的消费需求，另一部分则投放到国际市场。由于我国出口的产品主要集中于农副产品和纺织品，而它们的主要特点都是供给弹性比较小，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较小；相反，我国进口的则是那些技术含量高、供给弹性比较大的产品(如机电产品)，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较大。除此之外，由于我国是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先天赢得了比较成本优势，使得出口产品的价格要比生产同类产品的其他国家的价格低，从而增强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这也是我国外贸持续多年双顺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多年的外贸顺差即国际收支盈余，导致我国外汇储备增加和流动性过剩。
要收缩过剩的流动性，主要途径为打压商业银行的放贷冲动，控制信贷增长。一般来说，央行有“三大法宝”可以使用，即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利率和公开市场操作，它们的作用可以从下面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图中得到说明：
第一，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增加，贷款能力缩减，从而达到紧缩货币，减少投资，压缩货币供给量的目的。
第二，再贴现，央行提高再贴现率，以促进商业银行提高贴现率和贷款利率，导致企业利息负担加重，利润减少，从而抑制贷款需求，达到减少投资和货币供应量的目的；另一方面，提高存款利率，鼓励居民增加储蓄，把消费基金转化为生产基金，可以减小通货膨胀压力。
第三，公开市场业务，央行向商业银行或市场出售手中持有的有价证券，以减少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或居民、企业手中的现金和在商业银行的存款，从而达到减少市场货币供应量的目的。
在我国，中央银行除了继续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和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外，从今年3月18日开始上调一年期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至2.79%，抑制企业和居民对信贷的需求，从而减少通过信贷而创造出来的流动性。由于公开市场操作和提高过剩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可以从供给方面消除流动性过剩，而提高利率可以从需求方面消除流动性过剩。因此，央行在控制银行信贷增长和消除流动性过剩时，供给和需求两方面都要进行调控。
目前，央行实行不对称的加息做法，即存款利率加得多，贷款利率加得少，存款加息力度大于贷款，这将减小银行的存贷利差，缩减银行的盈利空间，打压银行的放贷冲动进而抑制企业过热的投资需求，使净出口增加势头趋缓，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我国外贸顺差，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曲线图得到说明：
浮动汇率制度下国际收支顺差的调整曲线图
由于我国持续多年的双顺差，因此，在图中表现为IS曲线与LM曲线的交点A位于国际收支曲线BP的上方。国际收支顺差意味着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升值，于是，我国商品相对于外国商品更加昂贵，出口减少，进口增加，净出口减少，从理论上讲，IS曲线和BP曲线移动都会不同程度地向左移动。但是，由于我国人民币实行的是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其弹性区间很小，所以IS曲线和BP曲线移动不是很明显或者位置不变。但是，通过央行加息，直接提高利率，一方面可以减少企业投资，使IS曲线发生移动，假设如图所示，移至IS’位置；另一方面缩小信贷规模，减少货币供给，使得LM曲线向左移动，假设如图所示移至图中LM’位置，由于利率提高，使社会总需求AD(包括进出口需求在内)发生改变，使得BP曲线移也发生移动至图中BP’位置，三条曲线恰好交于图中B点位置，此时，国内经济和国际收支都达到均衡。
如上所述，我国7月到9月的三次加息主要是针对不断上涨的CPI指数，抑制通货膨胀，保证银行存贷款利率为正数。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既有食品和猪肉价格以及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因素，也有过去宽松的信贷带来的滞后效应，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总之，这次通货膨胀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属于结构性通货膨胀。所谓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指在没有需求和成本推动的情况下，只是由于经济结构因素的变动而出现的一种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是由于生产率提高慢的部门要求工资增长向生产率提高快的部门看齐，结果使全社会工资增长率超过生产率增长速度，从而导致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形成通货膨胀。而央行的加息则可以向社会公众传递紧缩性货币政策的信号，一方面鼓励居民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另一方面通过商业银行的信贷渠道增加企业(尤其是生产效率低的企业)的投资成本，使其减少投资，从而达到降低社会总需求，减小物价水平上涨的幅度至正常水平，最终消除通货膨胀。
(三)加息效应
1.积极效应
在当前经济高速增长和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形势下，央行货币政策短期内收效不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6.5%，CPI数据已经出现了连续加速上涨的态势；2007年8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38.72万亿元，同比增长8.09%，增幅比上年末高1.15个百分点。同时，统计局数字还显示，1-8月份城乡固定资产投资66659亿元，同比增长26.7%。另外，9月11日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进出口额均创历史新高，外贸顺差也达到历史第二高位的249.8亿美元，以上数据表明我国经济仍处高位，似乎央行加息作用甚微。但是，连续加息政策可以表达央行反通货膨胀的坚定立场，对稳定通货膨胀预期起到积极作用，毕竟任何货币政策和政府调控措施都不是万灵药，加息当然也难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最终还是应该让市场发挥作用。举例而言，加息本身是化解通货膨胀的手段，而不会引起资产价格的上涨，股市的泡沫也不会因货币政策的紧缩而得到迅速的遏制，通胀推动了资金进入证券市场，其进入的资金不足储蓄水平的10%。但是，由它产生的财富效应却是后者的1-1.5倍，而且股民更多的资金是自有资金，而不是银行贷款，加息对普通股民而言，只能是一种宏观层面上的心理预期。因此，在当前平均通胀水平和实际利率为负的推动下，加息对股市的影响有限，股市和房市的泡沫或繁荣还将持续，这种累积效应达到一定的程度时才有所体现。
2.消极效应
在我国经济体系中，对利息变化缺乏敏感性的是国有企业，其在银行和资本市场都占有先天优势，对银行而言也是优质的客户资源。因此，加息导致的货币成本增加难以对这些市场主体发生效用。但是，那些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却置身于竞争充分的市场领域，原本利润就很薄，由于加息而导致经营成本上升使得今后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加息带来的另外一个负效应，则是由于次级抵押贷款风波，有专家预计美国近期将降低利率的可能性较大，而在人民币利率多次上调之后，将增大外资流入国内的冲动，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进一步加大。
三、政策建议
如前所述，我国此次通货膨胀主要属于结构性通货膨胀，这一点总理在今年前不久的一次记者采访中也谈到，这就为政府治理当前的通胀指明了方向。笔者认为，首先，我们必须对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特点有个清楚的认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症下药”，从根本上消除当前的通货膨胀。我国经济呈现的是一种“二元”结构类型，关于其特点，全国政协委员、上海社科院研究员瞿世镜曾这样讲到，我国经济结构大致面临七个失衡，分别是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城乡结构失衡、分配结构失衡、投资结构失衡、金融结构失衡、区域结构失衡和财政结构失衡。所谓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失衡，表现在就业结构调整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产业即通常所说的服务性行业发展严重不足；而城乡结构失衡则体现在，我国一级市场发育体系不全，生产要素流动性差，城乡差距在进一步拉大。至于其他几个失衡，主要体现在相关配套制度供给失衡严重，市场机制作用弱化，行政干预严重，这可能要归罪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前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政府干预经常代替市场调节对资源进行配置。所以，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这些也应该列入考虑范围。
其次，在具体实施时，我们可以多种工具搭配使用，既可以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搭配使用，例如央行分别在9月6日和9月7日日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12.5%和发行1510亿定向票据，9月10日财政部宣布2000亿元特别国债向社会公众发行，之后四天又决定发行300亿元特别国债；也可以是同种政策之内的搭配使用，例如央行在8月22日将一年期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上调至3.60%，9月6日又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至12.5%。总之，由于财政政策主要调节社会总供给，货币政策主要调节社会总需求。因此，政策实施时两种经济政策可以搭配使用。
四、小结
央行是否继续加息取决于各种因素，如果未来CPI还是高居不下，而且涨幅呈扩大趋势，那么央行极有可能继续加息而且配套使用其他一些调控措施如发行央行票据。但是，笔者认为，央行过去几次加息的累积效应迟早会显现出来，因为宏观经济的每个发展周期，必然伴随着利率的不断调整，无论是经济过热，还是经济萎缩，都需通过连续多次调整利率才能逐渐改变经济走向，在越过拐点(波峰或波谷)之后，往往又向相反方向调整利率。一般来说，在加息的过程中，尤其是前半段，很难明显感觉到市场在变化；到了后半段，就会感到物价增幅逐渐趋缓，越过拐点之后，价格则会下跌。而我国加息已经多次，基本上可以认为已经进入加息通道的后半程，物价水平将会下降，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也会慢慢得到解决。
总之，央行有能力通过各种政策手段使我国宏观经济恢复正常，朝一个持续、稳定和健康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朱新熔.金融学.中国金融出版社.
[2]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举例范文4
关键词：通货膨胀；货币供应；国际传导
中图分类号：F822.5
一、货币供应量对通胀解释力的变化
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率直接影响近期变弱。图1给出2000年以来的货币供应量（M2A）和通货膨胀率变化情况（M2A=M2+其他存款性公司对其他金融性公司负债未计入M2部分+存款型公司债券），蓝线表示货币供应量月同比增长率，红线表示CPI的月同比增长率。2008年6月以前，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率对通货膨胀率影响显著，2000年1月到2008年6月，按交叉相关系数的最大值算，货币同比领先通胀7个月，解释力达到70%～80%。然而，2009年货币同比增长率最高水平发生在1季度，到2010年4季度的高通胀有7个季度的时间差，关系显著异于前期。
总需求和通货膨胀率对货币弹性近年显著减小。在20世纪90年代，名义总需求对M2的弹性估计为1.7，特别在1994年的高通胀转变为1999年的通缩过程中，甚至通货膨胀率对M2增长率的弹性也大于1。总需求和通货膨胀对以货币数量变化为结果的宏观调控非常敏感，可谓宏观调控“四两拨千斤”。2011年以来宏观调控似乎变成了“千斤拨四两”。货币猛烈紧缩，总需求和通胀率变化相对比较小。1996年以来M2同比增长率最大值为2009年11月份的29.6%，2008年下半年以来CPI同比增长率最大值为2011年7月份的6.5%，即使认为这两者之间有因果关系，通货膨胀率对货币增长率的弹性也显著小于历史水平。
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的调整也无助于提高货币供应量对本轮通胀的解释力。2007年由于部分进入了股市的资金没有计入M2统计范围，所以直接用M2解释通胀效果不佳，但调整之后的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率解释力有显著提升。而今年以来，其他存款性公司负债未计入M2部分其实增长率更高，导致经调整的M2增长率甚至略高于M2，所以调整货币供应量口径对于解释本轮通胀率作用微弱。
二、通货膨胀率表现出国际传导
国内通货膨胀率和进口价格涨幅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图2给出了2000年以来的工业品生产价格和进口价格月度同比增长率变化情况，蓝色表示进口价格同比增长率，红色表示工业品生产价格同比增长率。图中可以看出两者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变化趋势一致。举例来说，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国内的成品油价格也上涨，铁矿石价格也如是。图3将消费者、生产者价格取均值，与进口价格同比增长率情况比较，结论和图2无区别。这两个物价指数与GDP平减指数的区别在于服务的计算，而服务在进口中占的比例很小，所以此处没有用GDP平减指数。
对这个相关性可能的一个解释是大国效应，即国内货币供给和名义投资增加，引起国内价格上升，同时导致进口需求和进口量增加，再引起进口价格上升。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么国内通胀和进口价格通胀都是由国内货币供给决定的。但这不能说明国内通胀和国际通胀之间有因果关系或者传导关系。甚至于即使进口价格变化领先于国内价格变化，也不能说明两者的传导或因果关系，只能说明“出口转内销”比“国内直销”的速度快。
从更多的数据分析来看，中国货币供给是决定大宗商品国际价格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主要因素。但世界其他经济的影响也很重要，不能说国内通胀与进口价格通胀的关系完全是通胀的出口转内销，即现象上的通胀国际传导是存在的。国际传导会使本国央行货币政策失去很大的独立性。
通胀国际传导的一个简单逻辑是，按一价定律，可贸易商品的国内外价格变化是接近一致的。在固定汇率情况下，国内外通货膨胀应当接近一致。而在浮动汇率情况下，有部分研究证实，大的通胀传导可以被屏蔽掉。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通胀率较低，而拉美国家由于发行了过量货币承受恶性通货膨胀，但拉美通胀不会传导到美国去。这是因为拉美通胀厉害后货币就贬值了。不过，对于比较小的通胀，浮动汇率也还是难以完全屏蔽的。
三、通货膨胀同时受货币供应量和国际传导影响
通货膨胀国际传导受本国货币供给影响。假设货币决定总需求，那么给定总供给和货币，即给定总供给和总需求，进口价格的相对上升必然导致不可贸易商品和服务价格的相对下降。就是说给定企业和家庭的总支出，一部分商品的价格上升了，在价格弹性小的情况下，这部分支出增加了，购买其他商品的支出必然减小，导致其他商品的价格下降，即国际传导对通胀无影响，通胀由当前货币量决定。例外的是，对家庭而言，如果进口商品的价格弹性很小，可能导致支出的变化，但这是由储蓄率变化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即使给定总供给，当前的货币不能决定当前的通胀。但在较长时期，储蓄相对变化的空间小，平均而言通货膨胀率还是由货币决定或者在很大程度上由货币决定。
通胀由货币供给和国际传导同时决定。考虑一个小国开放经济，有两种产品，一是国际交易成本为零的可贸易品，二是国际交易成本为无穷大的不可贸易商品。该国汇率固定在低估本币的水平上，同时关闭民间资本市场，政府无限量收购外汇。假如国外通货膨胀率上升，国内货币供给不变甚至减小，由于国外的商品价高，于是国内可贸易产品全部出口，没有进口，净出口增加，国内产品供给减小。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政府实行紧缩政策，但由于国内供给减小，仍然可能产生通胀，至少通胀对货币供给增长率的弹性小于1。通过这个渠道，产生了通胀的国际传导，但这传导是通过固定汇率和供给量的变化实现的。反之，货币供给较大幅度增加，伴随国外通货膨胀率降低，也可以通过净出口减小带来国内供给量上升，从而只导致较小幅度的通胀。
以我国为例来看货币供给和国际传导对通货膨胀的作用。我国汇率固定，可以预期在国内通胀低于国际时，顺差增大，国内供给减少；国内通胀高于国际时，顺差减小，甚至产生逆差，国内供给增加。图4给出了2000年以来货币供应量M3与国内供给量同比增长率的变化情况 。其中国内供给等于GDP减去货物出口加上货物进口，三者都按不变价计算，货物进出口为海关口径贸易量。其中，2000-2005年按2000年价格计算，2006-2011年按2005年价格计算。
图4显示，2004年下半年以前货币供应量对国内供给影响不大，但之后的影响越来越强。可能是因为中国进出口占世界其他经济GDP 比例近年来持续大幅度上升，因此国际传导作用越来越强。具体来看，2009年国内货币供给增加，但由于外需严重下滑，企业出口转内销，增加了国内供给，所以即使2009年货币量大幅增加，也没有通胀显现。2011年，国内货币政策紧缩，即内需减少，但外需走强，贸易顺差导致国内商品供给大幅减少。图5中，2011年2季度出口正常，进口减小，这个缺口就形成了国内供给的减少。因而虽然国内货币紧缩，但依然出现了通货膨胀。
四、对经济形势分析和宏观政策的含义
通货膨胀受到货币供给和国际传导双重影响这一事实对我国当前经济分析和政策制定有重要意义。如果接下来外部经济相当疲软但不发生短期的猛烈衰退，那么目前情况对中国非常有利，甚至可能出现一波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高增长。
外部经济的疲软首先有利于抑制商品价格，改善或相对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增加国内供给，为内需的较快增长提供资源条件。2010年3季度从实行紧缩转向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很快就引起了通胀上升，被迫再次紧缩。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那时的外部经济还比较强，美国还寄希望利用财政赤字迅速改变内需疲软的困难。而在全球经济较高增长的同时，商品价格也随之迅速上升。当前情况和那时不同，眼下外部经济比较弱，如果中国实行和2010年3季度相当的政策，并根据外部经济情况适时调整，结果会大有不同。另外也由于农产品价格上升，农业生产投入有所增加，目前农产品价格已经开始趋于平稳。
如果外部经济发生了近似2008年那样的猛烈衰退，中国可能出现一段时间的通货紧缩。这主要是由于现在对2009年的扩张政策有很多负面评价，因此难以再像之前那样在短期内猛烈扩张银行信贷。对2009年政策比较负面的评价主要来自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大量贷款可能产生较多坏账的担心，另外也有观点认为目前的通货膨胀在相当大程度上与当时的信贷扩张有关。不过后一点相对并不重要。因为，如果出现了通货紧缩，对通胀的担心很快就会减弱。
即使发生了一段时间的低增长和通货紧缩，在总体上和从稍长时间来看对中国其实是好事情。2008年以来进口额与GDP的比例平均为23.3%，进口价格跌10%意味着相当于GDP 2.3个百分点的净财富收入。2009年2季度的进口价格同比下跌了18.7%，3季度出口价格同比下跌8.5%，净得益是贸易条件改善约10%，财富增加了相当于2.3个百分点的GDP。2009年GDP同比增长率最低为1季度的6.5%，相对潜在增长损失约为2.5个百分点。但因为之前两年经济显著过热，本就该减慢增长速度。按年度数据算，2009年比上年贸易条件改善近10%，由此带来的国民收入增加超过GDP2个百分点，而GDP增长率减慢最多1个百分点。出现这个结果的原因是，GDP增长速度很快恢复而贸易条件恢复慢。从财富的角度看，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的好处更大。不过这是就社会总体而论的，不同社会群体的得益损失并不一样，而利润工资受到的影响差别就更大。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举例范文5
虽说时间飞速流逝着，
但我国宏观经济并未再
飞速增长，相反的，
国家信息中心
经济预测部首席经济师
祝宝良就认为，
我国现在更多的
是进入了弱复苏状态。
不知不觉地，2013已过半，虽说时间飞速流逝着，但我国宏观经济并未再飞速增长，相反的，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首席经济师祝宝良就认为，我国现在更多的是进入了弱复苏状态。
目前经济运行平稳
祝宝良就表示：宏观来看，2013年一季度经济增长7.7%，同比下降0.4个百分点。毋庸置疑的是我国经济增长潜力下降。1978-2012年，资本存量年均增长11.7%，拉动GDP增长6.1个百分点。劳动力年均增长2%，拉动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目前的中国正处在换届之年，民众对于改革的预期或大于对CPI的预期。短期内我国经济运行处于弱复苏阶段。按照每个五年规划的第三年，也就是今年的政府换届年，投资增长最快，1986-2012年间的投资增长21.5% ，换届年的平均投资增长达到了31%。目前，2013年1-5月，基础设施投资增长24.1%，同比提高19.5个点。 同时，企业减库存阶段基本结束。当下库存占GDP的比重在1%-4%之间。2012年降至2%左右，库存增加下降34.7%，下拉经济0.5个百分点。
2013年1-5月，工业增长9.4%，同比回落1.3个百分点。和2012年前三季度工业减速4.2个百分点相比，较为稳定，但发展方向不明。
当下出口增长与工业出货值增长有矛盾，主要反映在1-4月份。1-5月，出货值增长5.2%，其中5月份为3.5%。祝宝良就分析说，这其中就有不少牵扯到中国商业银行正通过不少创新途径来绕过监管，包括通过办理出口信用证等方法以新增更多实际贷款规模来增加利息收入、保证业绩增长的现象。同时，目前我国的QFII量还较小，从国外引进融资债务模式就遇到了法律方面的约束。
综合多方面数据可分析得出，1、就业状况总体良好，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居民消费价格温和，工业品价格下跌，经济增速略低于潜在经济增长。2、供给面和需求面都较为稳定，库存调整在波动中减慢。 3、自主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回升主要靠基础设施投资带动、房地产和库存周期性调整，制造业和民间投资增速减慢。4、价格上涨压力主要反映在房地产价格上涨上，投机性货币需求小，目前的流动性适度中偏松。
经济发展面临的几大挑战
对于未来，祝宝良更多地谈到了我国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阻止经济强劲发展的几大问题。
1、增长动力不足
祝宝良认为，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到的：“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产能相对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企业生产经营成本上升和创新能力不足问题并存；财政收入增速放缓和政府刚性支出增加的矛盾凸显；金融领域存在潜在风险；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这些情况依然存在，并且问题日益突出。
他强调说，我国目前面临着不少中期性问题，比如部分行业和企业产能过剩，如钢铁、有色、建材、化工、纺织、汽车等。举例而言：我国粗钢产能利用率为72%，水泥为72.7%、平板玻璃为68.3%、汽车为72%（自主品牌仅为58%），电解铝为72.2%；化工行业中聚氯乙烯约60%、甲醇约50%，造船、风电设备、多晶硅的利用率更低。落后产能占比15%-20%。面对如此情况，祝宝良就说：“钢铁需求量已经过剩，这不同于凯恩斯所讲的周期性问题可以在需求不足的情形下，投资拉一把就行。实际上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比较成熟的产业很容易出现一投就剩的问题。而这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地方政府的贪大、上项目的行为，不少企业（比如传统行业里钢厂，新兴产业里的光伏企业）甚至已经成为了地方政府的生命共同体，政府没有办法让它倒闭。这其中，也有无法否认的体制性问题。当下而言，对于落后产能进行强制性关闭的作用并不大，更多的是我国在国企的环保标准、生产要素标准等诸多方面必须进行改革，否则许多国有资产的残骸将在未来堆积成为外资的并购盛宴。不过就目前看来，国企改革困难重重。”
不仅如此，祝宝良还提到说：我国已经开始面临企业实际融资成本、物流成本、人工成本居高不下的局面，这些都造成我国增长动力不足的几大中期性因素。
2、金融风险显现
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越发地让人忧虑，现在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达到10.7万亿元。祝宝良就建议说当下中国并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或许让中央政府代替地方发债也是一个解决地方融资信誉问题的办法。同时，现在应该考虑将某些地方项目证券化。简单来说，如果再不考虑地方融资平台的搭建出路按照目前影子银行的规模估计达到15-17万亿元，或23万亿元（主要是委托贷款、信托贷款、民间金融等）已占到我国GDP50%的增长速度情况来看，就太晚了。当然，祝宝良表示说，我们可以按照每年15%的规模来清理融资平台，但是这就要求国有企业的改革要同步。
与之相关的银行不良贷款率连续三年上升，截至2012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1.07万亿元，不良贷款率为1.56%，同比下降0.22个百分点。商业银行整体加权平均资本充足率13.25%，同比上升0.54个百分点。这都是越发显性的金融风险，不得不值得我们警惕并进行密切监控。
3、房地产投资和房地产价格的两难局面
房价从去年11月就开始猛涨到今年5月才稍有滑落，然而北京房价降了其他几线城市却在跟涨。全国热议的房价问题确实复杂，它并不是一两个因素造成的，也不是短期可以调控到位的。祝宝良感叹说。按照价格上涨原因的计量经济分析可以看到对房屋的刚性需求占40%左右，这与23岁人口增长有关，包括城镇化率的提高。2003年就有一个需求峰值之后下降，现又攀高。不仅如此，投资投机和改善性因素占30%左右，与货币存量、收入增长有关，其中供给因素占30%左右。如何用财政手段进行调控，祝宝良就认为房产税从一方面来说确实会有一定的作用，但其毕竟是体制性税制建设，试点要有长期性，完全推出还要斟酌。
另外，地方财政和融资平台高度依赖土地和房地产，银行和民间信贷介入其中使其相关联问题复杂化，而且，目前看来，刚性购房需求暂缓释放不会消失，商品房供需矛盾延后而没有得到解决。
祝宝良说，即使国家推出了新“国五条”，但其在实践中存在逆调节效应。二手房个人所得税严格按照差价20%征收，将提高二手房交易成本，房地产市场供给减少，进一步推高新房价格。
4、短期资本流入加快加大外汇占款投放压力
内患不止，外忧加重。就目前来看，全球流动性宽裕，特别是日本大幅度放松货币，同时美国经济复苏，短期来看，我国将再面临资本流入加速。而这将加剧对国内货币政策的冲击，人民币即期汇率呈现升值压力同时助长影子银行业务，加大房地产泡沫，将国际问题转入形成国内矛盾。
经济继续弱复苏
就产成品库存（逆转）、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固定资产计划投资额、汽车产量、粗钢产量和美国大企业联合会先行指数经济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正在持续缓慢回升。2013年经济缓慢增长，二季度增长7.8%。预估全年7.8%左右。祝宝良预测说。
如今世界经济已进入低速增长新常态。祝宝良提到说，美国经济优势相对明显，现在看来已经把风险转移到其他国家。其劳动力市场灵活、页岩气技术、信息技术、低利率、设备利用率达到79%左右、房地产也已有复苏迹象。
与此同时，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第五年，欧盟却步入危机中心出不来，他认为，欧盟结构性问题突出，核心是解决不同国家劳动生产率差距（单位劳动成本要趋同，现在差距在20%左右）。
对于日本目前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和安倍晋三采用的“安倍经济学”，祝宝良持保守态度，但至少，日本对于经济的预期已经向好，这对于经济复苏很重要。另外，他提到日本老龄化问题严重，或成为日本的一大经济发展拖拽。
宏观调控政策取向
根据当前宏观调控政策需要把握的几个原则“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稳定短期政策，加快改革。” 祝宝良提出了七大建议。
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首先保持一定的财政赤字，优化支出结构。再就是实行结构性减税。小微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减税、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扩大区域和领域。以及支持民生、三农、淘汰落后产能、基础设施等建设。
同时，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1、货币信贷合理增长。广义货币增长14%，新增贷款9万亿元左右。2、优化信贷结构。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中小企业、“十二五”规划的基础设施项目、保障性住房、支持住房的自主性和改善性需求。3、提高直接融资比重。
要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和食品安全：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增加农业生产补贴，稳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加大粮食主产区投入和利益补偿力度。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水利、电网和危房改造、环境整治、农村公路、市场流通体系建设。
在优化经济结构上淘汰过剩产能：兼并重组、境外并购，淘汰过剩和落后产能。按不同行业的市场特征如完全垄断、寡头垄断（钢铁、有色）、垄断竞争（建材）解决同时加快发展服务业。
继续加大改革力度：首先要进行要素价格改革。包括利率市场化改革、煤电、成品油、天然气等资源性价格改革。同时减少投资审批，鼓励民营经济进入能源、铁路、金融等领域。再就是在石油、煤炭等方面进行资源税从价计征。另外就是收入分配改革。对房地产税继续进行试点工作的推进。研究进一步改革方案。以推动城镇化为目标，推动各项改革。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举例范文6
一、我们的利率政策究竟能走多远
真正意义上的第八次降息出现在2002年2月：1年期存款利率从2．25％降为1．98％，1年期贷款利率从5．85％降为5．3l％，准备金存款利率从2．07％下调到1．89％，20天、3个月、6个月和1年期再贷款利率分别从3．24％下调到2．7％、从3．5l％下调到2．97％、从3．69％下调到3．15％、从3．78％下调到3．24％。由此，我们可以把始于1996年5月以来的货币政策视为降息周期。
第八次降息是在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背景下做出的。按照中央银行的意图，此次降息是针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和消费物价连续数月下降而采取的一项措施，目的在于减轻企业借贷的利息支出，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进而促进生产经营发展。同时，存款利率下调幅度小于贷款利率，使得银行存贷款利率差异缩小，以鼓励商业银行改进经营管理，增强竞争能力。
但是，中央银行的第八次降息政策对分流储蓄，刺激投资的作用仍然有限。中央银行从2002年2月21日开始下调存贷款利率及其利差以后，3月份金融机构存款同比增长率下降到只有14．2％，贷款同比增长率则上升为13．5％，同比增长率差突然从2月份的4．4％下降到3月份的0．7％。然而自此之后，金融机构存贷款同比增长率差很快回升，在大约4％的水平波动，而不是维持在一个大大低于2002年2月同比增长率差的水平。这充分显示，第八次利率下调已经很难促使商业银行资金更多地实现从储蓄向投资的转化。
事实上，始于1996年5月的降息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宏观经济对利率下降的反应迟缓而微弱。可以断言，如果我国利率在现有水平之上继续降息，结果迟早会出现流动性陷阱。因此，进一步下调存贷款利率的空间非常有限，利率政策实际已经基本走到尽头。
就目前的利率水平而言，我们不能不说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已经很松。尽管我国的货币当局始终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实际上中央银行8次降息以来推行的是一种趋于扩张的货币政策。然而，困扰我国的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而我国中小企业数量已经占到全部企业数的90％以上，在工业产值中占60％左右，在实际利税上占40％左右，在就业人数中占75％左右，在新增业机会中占90％以上，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此外，我国从2001年9月开始，通货紧缩现象又断断续续出现，特别是在2002年3月以后，物价水平始终处于下降状态。既然所有这些现象不是因为利率过高造成，那么是否是因为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量不足造成的呢﹖
二、对中央银行货币供给适度性的考察
关于货币供给究竟是内生性的还是外生性的，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论。所谓货币供给的外生性是指当代世界各国无不建立起独享货币发行权的中央银行体制中，央银行既是信用货币的发行者，又是货币供应量的调节者。同时，货币供给量的变动也不完全受制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还受制于客观经济过程，即受经济社会中其他经济主体的货币收付行为的影响，所以货币供给同时又是一个内生变量。
首先，就货币供给数量看，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仿佛并不存在问题。从2002年8月份的统计数字看，广义货币M2余额为17．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5．5％，增幅比上年末提高1．1个百分点，是自2001年8月份以来增幅最高的年份，狭义货币M1余额为6．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6％，增幅比上年末高1．9个百分点。流通中现金M0余额1．57万元，同比增长9．3％，增幅比上年末高2．2个百分点。显然，广义货币增长被稳定在13—15％这一平稳区间，说明我国货币供给量指标具有外生性。
既然货币供给量是充分的，而货币又是通过金融中介输送到企业去的，那么为什么中小企业的资金普遍感到紧张呢﹖难道是大中型企业掌握了过多的资金吗﹖实际上，中央银行在货币发行保持M2适度平稳增长的过程中是遇到困难的，但是因为我国的外汇储备不断上升，借助于中央银行维持汇率水平的冲销操作，以外汇占款逐渐增多的形式，货币供给的预期目标才得以实现。据此，一些学者认为，中小企业之所以资金偏紧，是因为尽管我国货币供给连年增长，但是中央银行货币供给中用于海外增值的外汇储备资产在持续增长，国内信用中用于支持政府支出的部分又迅速增长，以及由于银行贷款存量中一部分已被不良资产所抵消等原因。观察从1998年到2001年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发现用于国外的资产总共增长了93．4％，而用于国内的资产仅仅增长了59．6％，并且从绝对额来看，2001年158302亿元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中竟有26425亿元未用于国内经济，而是以海外资产的形式流离在国外。
但是，上述将中小企业资金紧张归结为我国中央银行外汇占款迅速增加，因而货币供应总量用于国内信贷的货币量实际较少的分析是存在问题的。如果从中央银行资产负债平衡表来考察货币基数，应该是：
基础货币＝国外资产净额＋对政府债权＋对商业银权＋对其它金融机构债权＋其它有券－政府存款＋其它项目净额
货币供应量＝基础货币×货币乘数
而货币供应量同时取决于基础货币的数量和货币乘数，是两者的乘积。国外资产净额是基础货币的一部分，它是通过中央银行冲销行为转化为人民币，又是通过银行的贷款行为转化为货币供给的，它和其它形式的项目，如对政府债权、对商业银行债权、对其它金融机构债权和其它有价证券等形成货币供给的方式并没有差异，只不过其它几项无需再通过中央银行将其转化为本币罢了。考察企业资金是否紧张不能孤立地从基础货币及其构成考虑，而只能从货币供应量总量及其组成结构角度考察。所以，得出中央银行外汇占款过多是我国中小企业普遍感到资金紧张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
基于以上逻辑，对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的考察，是借助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平衡表进行的。在货币当局不允许商业银行资金进入股市的前提下，作为一个理性的商业银行，在没有风险的条件下，它将首先选择为企业提供贷款，其次它会选择购买国债，最后才会选择增加在中央银行的储备，因为商业银行在这三项上的投资收益率是依次递减的。问题在于，在银行对企业信用了解不够充分的条件下，企业的道德风险很高，它们对给企业贷款的预期收益率会相当低，可能低于国债利率甚至低于中央银行储备金利率。这样，商业银行就会把剩余资金用于国债、用于超额准备金。一旦变为中央银行的准备金，这部分资金就失去了存款创造功能。同时，与商业银行贷款相比，银行资金用于从中央银行购买国债，也加大了对经济的紧缩作用。所以中小企业资金紧张是因为银行惜贷，商业银行将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国债或中央银行储备金。
事实上，如果商业银行惜贷程度得到缓解，在货币基数不变的条件下，由于货币乘数得到扩大，我国的货币供给数量将得到进一步提高。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即使中央银行能够准确控制货币基数，实现对货币乘数的完全控制也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银行货币供给的整个过程应该被视为内生的。
三、短期货币政策的灵活多元化与长期金融结构改革
一短期货币政策的灵活多元化
1．降低准备金利率
当前，为了加强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仅仅依靠中央银行下调利率是不够的，必须执行灵活多变的货币政策。在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但是，国家经贸委的一份对部分城市1688户企业的调查显示，88％的企业认为信贷资金“供应紧张”或“非常紧张”。看来，解决中小企业的资金紧张问题应当成为当前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方面。
2002年8月，中央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中小企业信贷支持的指导意见》要求商业银行在坚持信贷原则的前提下，加大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力度，对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的中小企业，积极给予信贷支持，尽量满足这部分中小企业合理的流动资金需求。实际上，这一指导性意见只能是权益之计。商业银行惜贷是从自身利润最大化出发，是它们比较为企业提供贷款的风险和收益的结果。如果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硬让商业银行贷款给那些实际并不符合贷款条件的中小企业，一旦将来发生风险，贷款难以收回，就很难说清究竟这个指导意见又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带来多少呆坏帐。
因此，中央银行的最佳选择应该不是通过行政命令，而是通过市场手段，疏导商业银行向中小企业的贷款。由于2002年2月第八次降息几个月后存贷款同比增长率差重新徘徊在4％的水平，商业银行拥有大量闲散资金不能贷出，它们的选择只能是增加其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和国债。
存款储备金政策是传统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一般来说，经济出现过热的时候，金融机构贷出资金的倾向加大，由未来期资金无法偿还所导致的贷款风险也随之上升时，中央银行就会提升储备金利率，甚至是升高储备金率，为经济降温；反之，中央银行会考虑降低储备金利率乃至储备金率，以刺激银行的贷款行为。目前，我国中央银行法定准备金率为6％，但在此之外，商业银行却有4～6％的超额准备金，这意味着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10％到12％都存在中央银行准备金帐户上生息，而没有用于为企业提供贷款。中央银行已经在2002年2月将存款准备金利率从1999年6月10日的2．07％下调到1．89％，但是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率仍然在4％以上。因此，中央银行对下调准备金利率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事实上，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央银行是不为准备金支付利息的，因此银行下调准备金利率也是可以有国别参照的。（见表）
2．逐渐减少国债正回购
除了用于超额准备金，出于银行经营压力和金融市场投资品种单一，商业银行将大量资金用于国债。到2002年5月末，金融机构持有国债9367亿元不含财政对商业银行发行的2700亿元特别国债，比上年末增加1022亿元，增长12．2％；占国债市场总量的56．7％，较上年末上升3．3个百分点；占其资金总运用的比重为5．5％，比上年末上升0．3个百分点。其中，商业银行持有国债达8291亿元，比上年末增加936亿元，增长12．7％；占全部国债市场总量的50．2％，比上年末上升3．1个百分点；占其总资产运用的比重为6．3％，比上年末上升0．4个百分点。这表明，目前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持有大量国债、持有比重继续扩大的同时，已成为国债市场上最主要的投资人。
目前，国债已被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普遍用做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工具，通过国债买卖实现信用的扩张或收缩，以达到调节货币供应量的目的。而公开市场操作主要是通过债券回购这一交易方式来进行的。所谓“回购”，是指交易的一方卖方在卖出债券给另外一方买方的同时，买卖双方约定在未来某一指定日期以双方约定的价格，由卖方向买方买回相同数量的同品种债券的交易。其中，所谓正回购是指一级交易商作为债券卖方的回购，而反回购是指一级交易商作为债券买方的回购。因为正回购带有降低中央银行债券资产存量的含义，所以正回购意味着中央银行在紧缩货币；反之，中央银行也可以通过反回购扩张货币。
当前，出于对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引起的外汇储备不断上升造成货币增长过快的考虑，以及对商业银行持有国债的利率风险的考虑，中央银行从2002年6月25日起，到10月15日止，连续16次进行了正回购，已经将过低的债券利率调整到合理的位置，目前没有必要再做拉高引导。从中国经济的宏观面来看，我国从3月开始又出现通缩，而没有通胀压力。所以，为解决中小企业资金紧张而增加货币供给是有空间的，这实际也是货币政策应对财政政策力度应当逐渐减弱的一种配合。基于这样的逻辑，即使中央银行不能进行反回购，正回购行为也应该逐渐淡出。同时，这样做也有利于商业银行调整资产结构，减少手中国债持有量，促使其向企业贷款。
一旦储备金利率继续下调，并且购买国债的收益大大下降，商业银行就会出于利润最大化的选择，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显然，与中央银行通过行政命令迫使商业银行向企业提供贷款相比，实施上面的货币政策给商业银行带来的经营风险会更小。但是，这种对策仍然只是一种短期策略。因为一旦商业银行已经把资金贷给了所有预期贷款回报率较高的客户而不再存在优质客户以后，它的选择可能是把资金用于库存，而绝不会贷给预期贷款回报率为负的客户。所以，从长期来看，我们更需要对现有金融结构进行调整。
二长期金融结构改革
1．大量建立中小金融机构，向中小金融机构增资扩股
限于资金约束，中小金融机构不能向大型企业提供贷款。在放出每笔贷款之前，它们都可能会对自己的贷款对象——中小企业做深入细致的考察。而对大型商业银行来讲，它们既可以为大企业提供贷款，也可以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但是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道德风险更难于考察，即使中小企业实际拥有投资回报率很高的低风险项目，在大型商业银行看来，它们预期真实贷款收益率也会较低因为他们给企业不偿还贷款的可能性打了一个相对较大的权重。其次，商业银行每笔贷款的交易成本其实差别不大，而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比大型企业小得多，所以单位贷款的交易成本就显得非常高。举例来说，如果大企业一次贷款规模为1亿元，而1家小企业1次贷款250万元，那么，银行贷给小企业1亿元的交易成本大约是贷给大企业的40倍。
所以，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的长期对策是建立更多的中小金融机构。建立中小金融机构的一条思路是加快民间金融机构的建立，另外一条思路是对无效率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拆分。拆分的目的有两个，其中一条是增加中小金融机构的数量，第二是解决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就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现有规模而言，它们整体上市是非常困难的，拆分成为规模较小的地区性银行，将有助于通过股权结构的改变达到从根本上改变其银行治理结构的目的。第三条思路是对中小银行进行增资扩股。2001年11月28日，世界银行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与南京城市商业银行签订协议，将以2700万美元价格，收购该银行1．5％的股权。2002年，杭州城市商业银行“引入民营资本的计划年内可以完成，届时民资占比将超过50％”，而财政股份将下降到30％左右。所有这些对扩大中小银行资本金，缓解中小银行贷款难都有重大现实意义。而且，与中央银行向中小企业增加再贷款相比，风险会更低。
2．实现商业银行管理体制的扁平化
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实行五级管理制度，管理链条过长，信息传导不畅，基层银行只是储蓄银行，而没有贷款职能，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神经末梢”实际已被砍去。所以，只有从银行组织结构上下功夫，实现组织结构的扁平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很难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问题。例如，总行和一级分行应该承担更多的管理职能，在提升经营层次上发挥主导作用；将二级分行转变为基本核算单位，上收支行的管理职能，将支行发展成为区域业务和产品分销中心。
3．降低企业融资额外成本，建立完备的企业信用评级体系
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金融体系不发达，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偏少是造成我国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重要原因。但从问题的另外一方面来讲，贷款担保体系不够健全，中小企业融资成本过高。企业贷款不但需要支付银行利率，而且还要支付资产评估费、抵押登记费和公证费，以及担保机构收取的担保费和咨询费。举例来说，对于1笔100－1000万元的贷款，企业一般要支付贷款额度2．5－6‰的资产评估费，0．1－1‰的抵押登记费，0．2－0．3％的公证费。此外，贷款担保公司一般收取贷款额度的1．4－3．5％作为担保费用，还要外加0．3％的咨询费，使得企业不堪重负。
目前，虽然我国已经出现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但担保面窄，这不但体现在被担保企业的数量上，而且体现在担保品种上，仅仅局限于个人消费信贷、企业贴现和银行承兑汇票上，民营企业田定资产投资贷款担保微乎其微，流动资金贷款担保也不到10％，尚未实现市场化运作。而对于减轻中小企业融资额外负担问题来说，最为关键的是建立更多市场化运作的信贷担保公司，通过相互竞争，降低担保公司的收费价格，从而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虽然国外已经出现了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的实例，但将国债资金投入到担保公司当中仍然不是最优策略，因为这样做迟早会引发“问题担保”，不但不利于担保公司在竞争中降低运行成本，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可能变相造成银行和企业的第二次“债转股”。
此外，我国中小企业信用评级体系亟待完善。由于中小企业过去没有完善的信用评级，以致面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风险，银行驻足不前。同样道理，对于消费者而言，由于过去我国也没有相应的信用制度，所以在贷款过程中，无论银行还是消费者，都为确定个人资信程度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得贷款者融资成本加大。
4．完善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扩大利率浮动范围，实现利率市场化
为了防范金融风险，中央银行禁止银行资金进入股市。首先，必须看到，中央银行的这一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尽管有中国证监会的严格监管，但是我国股市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股票基本不分红，使得对中国股市进行长期投资的价值变低，而只具炒作价值。但是，随着我国股市向着健康方向发展，允许银行资金进入股市应该被人民银行重新列入议事日程。事实上，由于我国金融产品品种单一，资本市场不够活跃，造成商业银行资产单一，投资渠道狭窄，不利于商业银行改变经营绩效，降低不良资产比例。
区分于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主要的是为资金需求方提供短期融资场所。它主要由商业票据市场、同业拆解市场、短期国债市场和短期外汇市场构成。其中商业票据市场对于中小企业融资更具现实意义，因为票据融资方式与中小企业资金流动性强、金额小、周期短和频率高等特点相适应，降低了中小企业融资成本。目前，由于商业银行更倾向于把资金贷给大客户，而票据业务却具有能够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便利的天然优点，因此，票据业务的广泛开展就相当程度抵消了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抑制。当前，为加大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中央银行增加再贷款，指导商业银行增加对中小企业的信贷。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出于金融安全的考虑，又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的限制，从而削弱了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的积极性，使得票据业务大幅萎缩。因此，当务之急不是再对金融机构的票据业务加强监管，而是改革对银行承兑汇票签发实行比例控制的规定，转变为按照票据签发额与保证金差额的一定比例进行控制的制度，同时，要改变中小金融机构与国有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准入上受到歧视的窘境，以最终促进中小企业融资和经济发展。
其次，我国利率市场化的目标还远没实现。目前，我国唯一比较市场化的一个利率是银行间同业拆解市场。从统计数字来看，截止2002年7月，全国银行间同业拆解中心会员已经发展到660家，四大国有银行、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大多数城市商业银行都是该中心的成员，这对于调剂银行之间的头寸余缺具有重大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应该进一步降低同业拆解市场的准入资格，允许更多的中小金融机构加盟，特别是在我国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省份和地区，以最终加大金融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
与此同时，应该进一步扩大贷款利率的浮动范围，最终实现利率市场化。这样，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小银行就能够在权衡自身风险和收益的基础上，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提供更多的贷款，从而缓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金瓶颈。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拥有高收益项目的中小企业苦于无法得到银行贷款，愿意支付l0％的利率给银行，而且中小银行有权将贷款利率从中央银行规定的5．31％提高到l0％的话，中小银行就可能在同业拆解市场上从资金宽松的大银行手中获取更多的资金，贷给更多的企业；同时，大银行也解决了因为没有好的投资项目而使资金闲置的问题，并最终造成中小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双赢的结果。
5．小银行未必不存在大问题
是否将大银行拆分成小银行或者大量建立中小银行，银行惜贷的问题就迎刃而解，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随之畅通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主要由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12家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构成。按照一般逻辑，容易产生惜贷的应该是规模最大的4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其它银行惜贷程度应该相对较低。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借助上面的图线，我们可以得出我国各类商业银行存贷比高低的总体次序。存贷比最高的是其它银行11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其次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然后是城市信用合作社和城市商业银行，而处于最后一位的是农村商业银行，明显存在惜贷问题。
按照常理，城市信用合作社、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都是规模较小的商业金融机构，它们与中小企业的亲和力应该更强，容易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惜贷矛盾应该并不严重，但事实却正好相反。与此同时，虽然2002年l－7月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存贷比呈逐月下降趋势，但惜贷现象并不是所有商业银行中最严重的。
为什么商业银行在以利润最大化为核心的今天出现上述的存贷比格局呢﹖这主要可以通过商业银行的历史沿革、布局设点、业务种类和政策导向等方面进行解释。如果把城市商业和股份制商业银行进行对比，可以发现城市商业银行大都是从信用合作社转化而来，存在一定甚至巨额的呆坏帐，并且还有人员安置等历史包袱，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成立之初起点可以说是一清二白的，因此使得自身的拓展空间得以加大。其次，城市商业银行的业务开展受到了地域的限制，所以经济发达地区的商业银行往往大于不发达地区，效益也好于不发达地区；与此同时，股份制商业银行可以自由选择分支机构设点，例如，招商银行和中信实业银行尽量把支行设在了具有经济发达、信息畅通的优势地域。所以从总体来看，股份制商业银行更加容易将资金运用到对应的优势项目上去。再次，就业务种类和品种创新而言，城市商业银行也相对逊色，股份制商业银行通过开办“个人质押贷款”、“个人委托贷款”和“异地质押贷款”等等，吸引了更多的顾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