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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政策目的范文1
晓媚
经济政策能否同科技进步一样，在经济增长模型中作为一个参数？如果可以，这个参数能有多大的作用？也就是说，经济政策能够“制造”出多少或多长时间的经济繁荣？詹姆斯·托宾所著《通向繁荣的政策———凯恩斯主义论文集》中文版，包含了托宾先生12年里撰写的43篇以政策为导向的论文，体现了他的经济理论思想和政策主张，值得一读，它会给我们一些启迪。
宏观经济政策常常是大众传播媒介议论的中心。首先，所谓“宏观”，其实可能“微”到每个人，比如，收入政策，财政政策都可能导致“我的钱有多少要以税收的形式回归政府”；其次，制订政策者往往是权力者，而“权力总是吸引着忠告和批评”，这也恰恰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魅力。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常常引起热烈的争议，不仅因为经济复苏带给它的荣誉，也因为繁荣后的萧条带来的困惑。但是，无论如何，凯恩斯主义的宏观政策是值得研究的。
关于凯恩斯宏观政策的基本原则，托宾先生概括为：第一原则就是明确地用宏观经济政策工具去实现实际经济目标，特别是充分就业和国民总产出的实际增长；第二个原则，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是能动的，它能够对实际观察到的经济状况以及不同政策选择下发展道路的设计作出灵活的反应；第三个原则，凯恩斯主义希望确定协调一致的财政与货币政策，以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第四，凯恩斯主义者并没有乐观地认为，需求管理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市场，就足以实现名义和实际的双重目标，即同时获得充分就业和价格或通货膨胀的稳定。托宾先生希望并预期，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会出现新的理智的综合，以取代引起不和的争论和混乱的辩驳。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将在争论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
经济政策在时间选择上是有“幸运”因素的。某种经济政策是否会对经济运行发生效果，时间或曰“机遇”是很重要的，这也就是某种经济政策会成为“幸运儿”，严格地讲，应该是一组政策选择。政策选择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国际经济环境，主要经济强国的政策制约，经济波动周期，经济政策本身的时效和惯性，乃至选择或者挑选一种政策组合的能力，等等。而这些，往往会凝集在某一个时点上，这就是政策的时间选择。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确“制造”过繁荣，而幸运的是，它的时间选择。
宏观经济政策目的范文2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特别是美国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实力的相对接近，20国集团(G20)开始逐渐成为国际经济协调的重要力量。相比于7国集团(G7)，20国集团涵盖的经济体更具代表性，其集团领导的合法性以及处理全球问题的能力也有所提高。G20成立以来，在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稳定、促进贸易自由化以及全球经济的政策协调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当G20真正走向世界经济政策协调的中心以对全球经济政策加以协调时，却依然面临较大的合作困境。从多伦多峰会刺激和退出政策的分歧到伦敦峰会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再到首尔峰会汇率问题的互不相让，G20政策协调的困难暴露无遗，在涉及金融改革、贸易保护、政策刺激以及汇率制度选择等核心问题时，G20国家内部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本轮金融危机的出现是将G20推向全球经济政策协调核心位置的根本动力，因此，G20合作具有典型的危机推动型特征，会议的主题也多以应急性问题为主。一旦危机过去，伴随着共同利益的减少，不同国家在权力分配和利益争夺上的博弈将会进一步加剧。因此，G20长期内的合作与政策协调仍然离不开共同利益支持下各方利益的平衡，而不同国家产出变动与宏观政策效应的趋同则构成了G20进一步合作与协调的先决条件。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着重从经济基础层面探讨G20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困境和未来的演进方向。笔者在对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进行估算的基础上，从金融危机后G20国家实体经济产出损失的对称性以及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致性两个层面对G20国家的合作困境加以分析。笔者认为，虽然在金融危机发生的初期，全球实体经济的普遍衰退为G20的深化合作提供了内在动力，但无论从产出损失的角度看，还是从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出发，G20成员国内部非对称的特征都始终存在，而这一点，直接形成了当前G20政策协调与合作的现实困境。
二、金融危机下G20产出损失的非对称性
下面，笔者首先对金融危机所造成的产出损失进行估算，并从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层面对G20国家进一步合作的经济基础加以探讨。实际估算时，笔者分别从实际产出的增长率损失和绝对产出水平损失两个层面来对实际产出损失进行衡量。
对于实际产出增长率损失的估算，笔者主要参考荷和汉和克林格比(Hohohan and Klingebiel)以及克拉斯森斯、克林格比和莱温(Claessens, Klingebiel and Laeven)的计算方法[1][2]，通过考察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各个国家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变化，以危机前与危机后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差值来对本轮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加以衡量。其中，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增长率以每个国家2008—2009年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平均值表示，而金融危机前的经济增长率笔者则以一定时期内各国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均值表示。为了增强产出损失估计的稳健性，笔者选取2007年、2005—2007年、2003—2007年三个不同的时期为参考基期，以这些时期实际产出的平均增长率作为危机发生前相应国家的产出增长率。
同时，正如郝格斯等人(Hoggarth et al.)和博伊德等人(Boyd et al.)所指出的，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初始年份产出水平往往下滑较为严重，因此即便在产出增长率达到金融危机发生前水平的情况下，实际产出水平也往往低于危机前的产出水平。因此，单纯从产出增长率损失的角度来衡量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低估实际产出损失的大小。[3][4]对此，笔者在以实际产出增长率损失对金融危机的实体经济效应进行考察的同时，也引入对于绝对产出水平损失的分析。具体来说，笔者主要以实际产出相对于潜在产出的差值来对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绝对产出损失进行估算。潜在产出的测量主要是在假定不发生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按照金融危机发生前的产出增长率所可能实现的产出水平。而危机发生前的产出增长率仍然参考多个时期，以2007年之前1年、3年和5年产出增长率的均值来表示。
表1从产出增长率损失和绝对产出水平损失两个维度，基于金融危机发生前产出增长率的1年平均值、3年平均值和5年平均值，给出了金融危机发生后，G20国家实际产出的损失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发生后，在G20国家内部，实体经济产出损失的全面性和非对称性表现得非常明显。
一方面，在全球贸易、金融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国别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逐渐深化，产出波动的传递和影响也逐渐拓宽到全球经济层面。因此，本轮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具有非常显著的全球性特征。这一点，对于G20国家而言也不例外。从表1可以看出，在G20成员国中，无论以何种指标对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进行衡量，① G20国家的实体经济都在本轮金融危机中受到了负向冲击。除去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亚的产出损失相对较小外，其余G20国家的产出损失大部分都在3％以上。整体而言，G20国家产出增长率的平均损失在4％左右，而绝对产出损失的大小则在4.6％～5.0％之间。
另一方面，虽然从整体上来看，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几乎对每个G20国家都形成了负向冲击，但在本轮金融危机的产出效应呈现出全面性特征的同时，在G20国家内部，产出损失的非对称特征反映得依然非常明显。具体来说，就G20中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整体而言，虽然本轮金融危机起源于发达国家，但从实体经济所受到的冲击来看，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受到的冲击却相对较大，其平均的产出增长率损失大概比发达国家高出0.3个百分点到0.5个百分点，而绝对产出损失则高出了0.2个百分点到0.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新兴市场国家内部，产出损失的分化特征也比发达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对于G20中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这里既存在着产出损失相对较小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也有产出损失相对严重的阿根廷、墨西哥、俄罗斯和土耳其，产出增长率损失最大的俄罗斯和最小的印度尼西亚竟然有接近9％的差异。而与之相对应，发达经济体的产出损失虽然也存在一定的非对称特征，但却相对较为收敛，增长率损失大部分在3％～5％之间，绝对产出损失则在5％左右。G20内部非对称的产出损失特征，在反映了不同国家初始经济条件巨大差异的同时，也为G20的进一步合作带来了新的困难。
事实上，如果我们参考1973—1975年经济危机的产出损失时，当前G20国家产出损失的分化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以3年平均方式计算出 的产出增长率损失和绝对产出损失为例，在1973—1975年的危机中，7国集团的产出增长率损失为4.24％，绝对产出损失则为5.64％，② 比本次美国金融危机中G20发达国家的平均产出损失略高，但标准差却只有1.37％和2.72％，不但低于当前G20国家2.26％和2.73％的标准差，更是大大低于G20国家中新兴市场国家产出损失的标准差(见表2)。这进一步说明了在当前全球经济的治理框架下，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内部较大的分化特征，相对于20世纪G7国家而言，G20国家在现实合作上的困境更为明显。同时应注意，不但在产出损失上G20国家的分化特征明显，就危机发生前的经济条件而言，当前G20国家的经济差异特征也更为突出。表2计算了不同类型国家在两次危机发生前初始经济条件的差异状况，③ 从中可以看出，与产出损失相一致，在危机发生前的初始经济条件上，20世纪70年代G7国家的外部经济变量收敛特征也更为显著，经常项目平衡、对外贸易开放水平和金融开放水平的标准差都相对较小，分别只有0.70％、31.31％和43.61％，均远低于当前G20国家外部初始经济条件的标准差。较小的初始条件差异不但导致了产出损失的相对收敛，也为G7国家政策效应的一致性提供了保证。而这一点，既是G7国家逐渐走上全球经济治理核心地位的经济基础，也说明了当前G20国家深化合作的现实困难。
三、金融危机后G20的政策效应差异——一个内生分组视角
在前一部分的分析中，笔者从产出损失分化的角度探讨了G20国家政策协调的经济基础，认为虽然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全面冲击为不同国家的经济政策协调提供了内在动力，并使得G20逐渐取代G7成为世界经济政策协调的核心力量，但从产出损失分化的角度看，其政策协调的经济基础仍不稳固。在接下来的分析中，笔者将视角转向政府政策层面，探讨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在减少产出损失方面的效应大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即便产出损失在不同国家间存在着国别差异，但是如果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在力度和效应上存在一致性，这些国家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建立仍然值得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初始经济条件的差异直接决定了一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的一致性与否。因此，在分析不同国家经济政策效应差异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对这些国家的初始经济条件进行考察。进一步说，我们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初始经济条件进行分组，以决定哪些国家是“同一类”国家，并对不同类别国家的经济政策效应进行考察。
(一)分析方法及数据说明
实际分析时，笔者不再采用简单地以经济发展阶段和所属地区等外生指标为依据的分组方法，而是采用汉森(Hansen)所提出的非线性的门槛回归方法(threshold regression)[5]，在对样本国家进行内生分组的基础上，对不同的前提条件组合下、金融危机后各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差异进行探讨。
具体的模型如下：
Y＝C＋β×POLICY＋e (1)
式中，Y代表金融危机后各国的产出损失情况；POLICY为政策变量，实际分析时，笔者进一步将其区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别以金融危机发生前后政府支出和货币供给增长率的变化值表示。由于不同政策变量的产出效应依赖于一系列前提条件，所以我们需要对回归过程中的门槛值进行考察。如果前提条件变量中有门槛值的存在，则式(1)可以写成如下的形式：
就说明有门槛值的存在。笔者的工作就是对门槛值的存在进行考察并对其大小进行估计。同时在此基础上，依据各变量的门槛值，对样本国家进行内生分组，分析不同“类别”国家的政策变量对产出变化的影响。实际分析时，笔者主要考察4个门槛变量，分别为贸易开放度(TO)、金融开放度(FO)、经常项目平衡(CA)和汇率弹性(ER)。其中，贸易开放度以一国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金融开放度则参考莱恩和米尔斯—范瑞提(Lane and Milesi-Ferretti)的研究[6]，以一国金融资产和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经常账户平衡则以经常账户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汇率弹性变量笔者以每个国家2002—2007年实际有效汇率波动的标准差来加以表征。实际分析时，为了消除短期波动因素的影响，除去汇率波动变量外，其余3个变量均为2005—2007年相应经济变量的平均值形式。金融开放的数据来自External Wealth of Nations Mark II数据库，其余变量均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具体分析时，首先需要对门槛值的大小进行识别。根据汉森(Hansen)提供的算法[5]，门槛值γ的估计值就是使得回归残差平方和最小的γ值。④
由于在零假设下，门槛值是无法识别的，因此普通的LM检验的分布是非标准的，其显著性水平无法从标准的表中直接给出。对此笔者必须采用“自举法”(bootstrap)来获得其渐进分布。
(二)样本内生分组结果
笔者首先根据由2007年的产出增长率为基准所计算出的增长率损失指标，对91个样本国家进行“自举法”的估计。
首先，针对整个样本进行第一轮分组。观察“自举法”所生成的bootstrap P值，发现CA和ER这两个变量门槛值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基于TO的分组生成的P值虽然较小，但仍然大于基于FO分组的P值。FO分组的P值接近于零，因此参考汉森(Hansen)的研究[5]，笔者以P值最小的FO作为样本第一轮分组的核心条件变量。同时进一步对FO的门槛值进行估计，发现其门槛值的大小为155％。因此，笔者以155％的金融开放水平为基准，将整个样本分为高金融开放和低金融开放两组国家，前者包含49个样本，后者则有42个样本。
其次，针对金融开放水平较低的49个国家，笔者采用相同的方法对“门槛效应”的存在进行第二轮的检验。4个变量“自举法”估计的P值分别为0.007(CA)，0.093(TO)，0.591(FO)和0.024(ER)，说明在这些金融开放水平较低的国家，经常账户平衡又构成了另一个核心门槛变量。对其估计的结果表明，其门槛值为0.964％。因此，笔者进一步将这些金融开放水平较低的国家再一次分为经常账户顺差较大的33个国家和经常账户顺差较小(逆差较大)的16个国家。由于第二组国家的样本数较小，因此笔者不再对其进行进一步分组。对第一个子样本进行第三轮检验的结果表明，在低经常账户顺差—低金融开放的33个国家里，贸易开放程度在6.1％的 显著性水平上有门槛效应的存在，相应的门槛值为66.92％。因此，笔者再将这些样本分为包括13个低贸易开放和20个高贸易开放的两类国家。
此外，依照同样的逻辑，笔者针对初始产出水平较高的42个国家，进行了第二轮以及第三轮“门槛效应”存在的检验，又进一步将这42个国家按照贸易开放度和经常账户平衡状况分为3个子样本。具体的分组结果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与传统的外生分组结果不同，在考虑政策效应门槛条件存在的情况下，笔者对G20的内生分组结果更为具体。而从宏观经济政策效应一致性的角度来看，与产出损失的非对称性特征相类似，在G20内部，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分化特征也非常明显。具体来说，印度、土耳其和墨西哥由于其外部经济条件较为相似，其宏观政策的效应大小和方向较为一致，而中国、韩国和巴西等国家虽然同为发展中国家，但由于其较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则被分在了另一个高贸易依存、低金融开放的组别中。此外，虽然发达国家整体上具有高金融开放和低贸易依赖的特征，但其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状况的差异仍然将8个发达国家进一步区分为贸易顺差组的加拿大、日本和德国，以及贸易逆差组的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等。
需要提及的是，内生分组的结果在反映了G20国家初始经济条件巨大差异的同时，也彰显了G20内部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差异，而在产出损失不对称的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分化特征则进一步导致G20未来政策协调以及经济合作难度的加大。G20国家未来政策协调成功的关键仍然在于国内初始经济条件趋同下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致性。而从区分G20国家“类别”的条件看，由于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状况和对外开放程度是较为核心的指标，因此在发达国家对外开放水平整体较高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可能会以政策协调的一致性为由，进一步要求发展中国家提升整体的对外贸易和金融开放水平。同时，由于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的方向和大小既是不同国家在当前国际分工体系中分工地位存在差异的外在反映，也决定了一国的利益实现机制和利益实现水平的高低。因此，在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状况成为影响G20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对外部失衡状况的调整既是G20国家未来政策协调成功与否的关键，也是G20国家未来利益纷争的焦点所在。这一点，在巴黎峰会上已经初步得以体现。
(三)不同内生分组国家政策效应的差异
为了进一步对G20内部不同“类别”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具体差异进行考察，在完成对样本数据的内生分组之后，接下来我们重点考察不同“类别”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金融危机后一国产出损失的影响。分析时仍采用经怀特异方差调整后的最小二乘估计，结果见表4。⑤
从表4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组别内，金融危机后一国所采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无论在系数大小还是在统计显著性水平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具体来说，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整体来看，相对于低金融开放程度的组别而言，在金融开放程度较高的第4组、第5组和第6组，无论是财政政策变量还是货币政策变量在统计上大都不显著，不同组别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差异更多地体现在变量符号的相对大小上，显著性水平并未呈现根本不同。这说明在金融开放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在抑制产出下降方面几乎没有发生作用。究其原因，这可能与开放条件下政策的溢出效应有关，即在对外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较高的贸易开放度和金融开放度漏出了国内相应宏观政策的效应，使得一国产出变动的情况对本国宏观经济政策行为的敏感性降低。
2.在金融开放程度较低的组别下，外部经常账户平衡情况成为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核心初始经济变量。从表4可以看出，在第1组和第2组国家中，货币政策变量的符号为负，并在统计上非常显著，而财政政策变量的统计显著性则不明显。而在第3组中，情况恰恰相反，财政政策变量在统计上显著为负，而货币政策变量的符号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说明，在那些经常项目顺差较大的国家，财政政策在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产出负向冲击时更为有效，而在那些经常项目顺差较小(逆差较大)的国家，货币政策在抑制产出下降方面的效应则更为显著。究其缘由，这可能与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方面，在一国存在较大的经常项目赤字的情况下，其财政政策的运用空间将受到较大限制，在面临产出下降的冲击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加剧内外平衡政策的冲突，而此时扩张性货币政策的运用则有利于实现产出增长和外部平衡的双重目标。另一方面，在经常项目逆差的情况下，资本项目顺差下外部资本的流入对一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虽然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下利率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进一步吸引资本的流入，可以部分抵消掉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但在对外金融开放程度整体较低的背景下，这样的一种作用机制却受到了较大限制，而此时货币政策扩张下低利率水平的负面影响则被进一步缩小了。
3.第1组和第2组的国家均具有低金融开放水平以及较大的经常项目逆差的特征，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外贸易开放水平上。而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应来看，处于这两个组别的国家其财政政策变量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而货币政策变量的系数则均在统计上显著为负，只是系数的相对大小有所不同而已。整体上看，无论以何种指标衡量，第1组国家货币政策的效应都要大于第2组国家。这一点，进一步论证了笔者之前所提到的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即较高的贸易开放水平可能较大地漏出了一国内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
(四)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检验——绝对产出层面
在就宏观经济政策在减少产出增长率损失的影响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接下来继续对不同前提条件下，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果在减少危机造成的绝对产出的效应进行探讨，以对上述的实证分析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的实证结果见表5。⑥
从表5可以看出，在以绝对产出损失替代增长率损失指标时，实证分析的结果与表4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了本文实证分析的稳健性。也就是说，在本文的样本国家中，由于每个国家初始经济条件的差异，不同“类别”的国家其宏观经济政策的产出效应也存在着较大不同。当一国对外金融开放水平较高时，由于开放条件下溢出效应的存在，一 国产出变动无论对财政政策还是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都大大降低，此时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产出效应相对有限。而当一国的金融开放水平低于一定的门槛时，一国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的状况又进一步影响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相对大小。对于经常项目顺差较大的国家而言，财政政策在抑制产出下降方面的效应可能更为显著，而对于经常项目逆差较大的国家而言，在应对产出下降时，货币政策的扩张可能是较好的选择。与此同时，即便在那些金融开放水平较低、经常项目逆差较大的国家内部，由于不同国家贸易开放水平的不同，其货币政策的效应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只不过，相比于产出损失的增长率指标，当使用绝对产出损失指标时，这种差异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而已。
(五)小结：从G20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差异看G20的合作前景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与产出损失的分化特征类似，G20在政策协调上的进一步深化合作也缺乏宏观经济政策效应一致性的基础。此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就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而言，虽然发达国家外部经常项目的平衡状况存在差异，但在对外金融开放水平整体较高的背景下，其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分化特征并不明显。也就是说，相比于发展中国家，从宏观经济政策效应一致性的角度考虑，发达国家更易于形成合力。这一点，进一步佐证了笔者产出损失层面的分析结论。同时，如果进一步考虑开放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溢出，在未来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较为缓慢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在要求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之外，还有可能会通过贸易保护以及汇率手段等方式来减少其本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挤出效应。这些因素加上不同国家围绕外部经济失衡的利益纷争，势必会形成G20国家进一步政策协调和经济合作的黯淡前景。
四、结论
本文主要从经济基础层面对当前G20合作的现实困境加以解释，通过对金融危机后G20国家实体经济产出损失的考察以及内生分组视角下对不同“类别”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分析，笔者发现，当前G20国家政策合作的现实经济基础无论在产出损失的对称性方面还是在政策效应的一致性方面都存在典型的分化特征，而这直接带来了当前G20国家进一步深化合作的现实困境。
同时，由于对外开放水平和外部经济失衡特征是影响一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主要因素，因此在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G20中的发达国家可能会以政策协调为名，要求新兴市场国家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而为了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效应，各种贸易保护和汇率手段的运用也有可能频繁出现。此外，鉴于外部经济失衡状况在一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和利益实现上的重要地位，在未来G20的进一步合作中，外部经济失衡的调整必然会成为G20国家利益博弈的焦点所在。
最后，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由于相对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在G20内部的分化特征更为明显，而分歧加大下共同利益的减少势必会进一步弱化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意愿。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虽然金融危机后G20的地位有所提升，但在一定意义上这只是发达国家应对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的主动调整，其整体设计和制度框架仍然是符合发达国家现实利益的。在世界经济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世界经济政策协调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局面不会发生根本改变，而经济权力向发展中国家的让渡和转移也需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才能得以实现。
［收稿日期］2011－11－02
注释：
① 在个别指标衡量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亚的产出损失时，并没有发现这两个国家的实际产出受到了较大的冲击。
② 出于一致性的考虑，这里的产出损失主要考察的是1974—1975年的短期产出损失，具体的计算方法同上文。
③ 这里的初始经济条件指的是危机发生前相应经济变量的3年平均值，具体的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见下文。
④ 这里的残差平方和指的是假定门槛值已知情况下的回归残差平方和，实际分析时，笔者采用格点搜索的方法对每一个可能的门槛值都进行了考察。
宏观经济政策目的范文3
一、高职宏观经济学教学应选取的内容
（一）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内容
宏观经济学包括宏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计量模型。
1.宏观经济理论包括：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消费函数理论、投资理论、货币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理论、开放经济理论。
2.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经济政策目标、经济政策工具、经济政策机制、经济政策效应与运用。
3.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包括根据各派理论所建立的不同模型。这些模型可用于理论验证、经济预测、政策制定，以及政策效应检验。
（二）高职宏观经济学教学应选取的内容
根据高职学生的理解能力与实际我们应选取1、2两部分内容，第3部分可以不涉及。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国民收入核算、经济增长、经济周期波动、失业、通货膨胀等方面。
1.首先要讲清楚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特别是有关国民收入的几个概念如GDP（国内生产总值）等。
2.其次要讲清楚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如国民收入核算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总需求与总供给模型、通货膨胀与失业理论、长期经济增长理论。
3.第三对一些宏观经济政策作一些基本的介绍。如财政政策的作用，货币政策及其工具等。
二、目前高职宏观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宏观经济学的理论高度抽象、广泛而庞杂，学生缺乏学习兴趣。宏观经济学这些理论不仅内容抽象而且前后连贯性强，如果对于某一知识点不能很好地掌握就会影响到后续理论的学习。而在教学任务重，教学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学生要掌握如此抽象复杂的理论知识确有难度。同时，宏观经济学的学习中，使用了大量的模型，与现实经济的联系不够紧密，内容难懂不好学，学生容易失去学习兴趣。
（二）教学方式以理论讲授为主，没有将理论与实践有效地结合起来。当前宏观经济学案例分析、课堂讨论基本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没有将专业理论与经济实践有效地结合起来，导致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难度增加，学生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缺乏学习兴趣。这种教学方式使得教学效果低下，往往会导致学生为了应对考试而学习，对理论知识一知半解，结果学生在学习经济学课程以后，不具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知道如何去解释众多的社会宏观经济现象和问题。
（三）宏观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宏观经济的实践缺乏有效的结合。目前，宏观经济学的教材大多是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基础上编写的，研究的多是西方国家的经济问题。但是，以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为前提的经济学理论与我国的国情、市场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人们的观念和行为方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同时，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中，由于教学内容陈旧、教师教学能力有限等多種原因，没有将宏观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宏观经济的实践进行有效的结合。因此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容易感到枯燥乏味、难以掌握、很难将所学原理与我国的经济实践较好地结合起来。
三、改进高职宏观经济学教学的对策建议
（一）明确教学目标，合理设计课堂讲授内容。当前宏观经济学教学内容广泛而庞杂，而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课时一般都比较少。在教学课时有限的情况下，要根据高职院校特点及学生的实际学习能力，合理制定课程的教学目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设计教学内容，确定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对于一些在其他课程中要讲到的知识或选读材料，如宏观经济学部分中的国际经济的基本知识及国际经济部门的作用等章节，与《国际金融》和《国际贸易》等课程的相关内容是重复的，那么这些知识点可以让学生课后自学或留到以后课程再学。
（二）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兴趣。（1）推广宏观经济学案例教学。案例教学就是按照一定的教学目的，选取代表性案例，让学生通过对案例的认真阅读与分析及集体讨论，教师给以指引和点评，以培养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方法和过程，也是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应用能力的有效方式。通过案例分析，可以活跃课堂教学氛围，提高学习兴趣，让学生从消极、被动地接受知识变成积极、主动地学习知识。案例教学中关键的问题就是要选择、收集高水平、代表性的经济学案例，要选择学生感兴趣的案例和学生有能力分析讨论的案例，尽可能使用现实而生动的本土化的案例教材，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2）开展课堂研讨。对于一些学生比较熟悉的、比较感兴趣的内容，可以采用讨论式教学。通过课堂研讨、辩论的教学方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灵活运用所学专业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讲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时，我们可以先让学生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在课堂讨论当前我国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以及通货膨胀对我国劳动者、企业主等阶层的影响。最后由老师进行总结发言，分析讨论的结果，并对该专题进行更深入的陈述。
（三）将宏观经济学部分的教学与中国经济实践有效结合。宏观经济学的魅力就在于能够分析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经济问题，是和国民经济运行息息相关的，经济形势分析、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也成为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在教学过程中，要理论联系实际，要强化理论产生的现实基础，逐步改变偏重理论教学的局面，更要重视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实际应用价值，可以引导学生对通货膨胀、就业问题、人民币汇率变化、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增长、供给侧改革等近年来的热点问题进行思考和讨论，提高学生独立分析经济现象的能力。这样使得教学环节和社会热点问题相结合，开阔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学习宏观经济理论的兴趣。
总之，我们在高职宏观经济学的教学过程中通过选取适当的内容、改进教学方法来提升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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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慧：宏观经济学多元化教学模式的改革与探索[J].长春大学学报，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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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经济增长看作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的话，那么一切微观宏观经济政策都可以看作是这场战争的排兵布阵。毫无疑问，任何战争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最大程度地获取战争的胜利。无论是过去一年来占主调的从紧货币政策，还是刚刚出现松动的“双率下调”，其目的无非只有一个，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同时又不至于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前三季度即将过去，我国的经济增长仍然维持在两位数的增长水平。CPI也在向人们的理想期望慢慢靠近。专家分析，到今年年底有可能降至月度3%的低值。可以说，在今年3/4的时间中，我们的经济在逆境中拼搏，在匍匐中爬坡，已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既然2008年已经过半，2009年自然不会遥远，这种阶段性的胜利并不能让我们国家放松警惕。随之而来的宏观经济政策微调的“一保一控”的到来以及刚刚实施的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双下调就是中央政府对于经济的清醒认识和正确应对。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不能对经济运行中的各种消极因素加以忽略。
以百年投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美林证券被收购为表象的前所未有的国际金融危机，一日上升16美元多的国际原油，我国经济同比增长幅度的减缓迹象……，在如此之多的消极因素下，我们的经济如何逆境前行保持增长？可以想见，在国际经济环境普遍看衰的背景下，在全球经济蝴蝶效应日益明显的情况下，我国要做到独善其身有多么艰难。
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让我们从这种逆境中突围，继续保持快速稳定的经济发展速度？
专家预言，在今年第四季度，我们经济的主要增长推动力将依靠三驾马车中的消费，扩大内需将极大地凸显它在经济增长中的巨大效用。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是我们应对经济困难的必由之路。当国际原油价格飙升的时候，我们依靠财政的坚强后盾对炼油进行补贴，以个别央企亏损的代价来应对短暂危机，进而再对油价进行适时调整并与国际逐步接轨；当CPI居高不下的时候，我们用从紧的货币政策以及中央强大的调控能力，促使物价不过快飞涨，并逐渐回落至平稳水平；当中小企业面临着百年一遇的困境时，央行又开始调整双率，以期释放资金来让其度过难关……总之，多种措施交替显效的宏观调控，是我们经济得以渡过难关取得发展的坚强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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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改革实施背景
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是经济类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主要内容是在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上，介绍国民经济核算和决定理论、IS-LM模型及其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效果及其运用，AD-AS模型及其运用，通货膨胀与失业理论的运用、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等理论。这门课理论性很强，从宏观经济的两部门、三部门、四部门逐步展开，运用定量的手段、从实证分析的角度，以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为主体、弗里德曼理论为辅助。每天国内外的新闻财经报道中都会多少涉及某一个或几个方面，每个家庭、企业和政府每天都会多多少少地运用宏观经济学中的某一方面或几个方面的理论进行决策，使决策的机会成本最小。这些理论在历年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体现，例如，2004年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他们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宏观经济研究的两个关键领域：经济政策在时间上应该保持连贯性;影响商业周期的主要因素是供应方而不是需求方。他们的理论不仅广泛运用于经济分析，还影响了许多国家的货币政策。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以表彰他在加深人们对于通货膨胀和失业预期关系的理解方面所作的贡献。2011年美国人托马斯·萨金特和克里斯托弗·西姆斯以政策手段及其经济影响研究获得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萨金特和西姆斯“开发多种方法，用以回答……问题，即经济政策与诸如国内生产总值(GDP)、通货膨胀、就业和投资之类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联”。
鉴于这门课的理论性太强、又很深奥，和现实经济问题结合很紧密，如果学生没有一定的阅读财经类新闻的习惯、也没有参与社会实践的经历，就很难学懂这门课。但是这门课又是经济类专业学生打开思维的窗口、培养学生创新意识、主动参与现实经济生活的阶梯。另外，三本院校经济类专业的学生数学基础相对较差，自我约束能力较差，针对这门课，基本没有自学能力。同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一些老师对其中的理论的理解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能照本宣科，要么引用一些经济事例，既提高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又达不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二、改革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
1、改革指导思想
为主动适应高等教育发展新形势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应用型、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需要，提升教学质量，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次教学改革，注重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和对社会宏观经济现象的思考能力，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实施教学内容的改革，深入开展互动式、讨论式、参与式、启发式和案例式等教学方法，科学合理运用多媒体等教学手段，注重学生的过程性学习评价与考核。通过对经济学课程教学进行改革，不仅能促进学习过这门课的学生的后续相关课程的学习，还会给学生今后的社会经济生活奠定一定的基础。
2、改革基本思路
针对教学内容改革。根据宏观经济学课程目标，精选教材内容，教学内容反映学科精髓，重点突出，难点突破。选取当前的国内外经济事例，解释和运用经济理论分析。
针对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在启发式和案例教学的基础上，采用讨论和探究式教学方法引导学生全员参与教学内容，吸引学生对所学的理论进行深入思考。教学手段是以多媒体为教学工具、以课堂练习和提问为形式、以课后查阅和准备为依托，组织好每一节教学。
针对课堂教学和课后辅导改革。课堂教学以设问为引导，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主动性和集中注意力，多叫已经开小差或干其他事情的学生，对答对的适当给予登记，作为考核学生学习这门课的一个方面，对答错的，不进行任何处置，只是将学生的注意力拉回课堂。针对每次课的教学重点，设置课堂练习，叫两名学生在讲台上完成，依据完成情况，给予登记，达到对所学的重点内容强化的目的。课后辅导以课堂教学重点内容为核心，布置经济现象的查阅、尝试实践任务，然后在课堂上分享和完善。对正确完成的学生给予登记，对于完成差的学生，进行一对一地交流，了解存在的问题，给予及时改正。
针对过程性学习评价和考核改革。考勤以课堂回答问题和抽查为主，参照班级学生的考勤结果，作为学生参与这门课程的一个环节的考核。课后作业完成情况，一方面作为辅导差生的依据，另一方面为作业考核的依据。中期可以针对班级学生的学习情况，结合所学的经济理论，设置小论文、热点经济问题讨论和调查报告等形式，检验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作为考核的一个方面。期末可以根据所有班级学生的学习情况、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要求，设置大作业或闭卷考试，作为考核的一个方面。
三、改革实施情况
1、教学目标的调整
教学以学生的学为目标。为了满足不同类型班级、不同时间段的教学，参照三本以上经济学方面的课本和相关经济报刊，依据教学日历，做好每一节课的教案。然后针对每一节教案，对多媒体课件进行调整。上课时，针对不同班级、不同时间段，相同的教学内容，采用不同的教学内容顺序或方法、手段。例如，对于8B1113单班、女生出勤率高、男生自由散漫的特点，对于需要记录和标识的知识点，会常关注男生是否做到要求，对于需要理解、运用的知识，会对女生进行提问、调动她们对该课关注和思考。对于7—8节的课，会采用不同的教学内容顺序和教学手段。例如，先将学生的思想全部拉回到课堂中来，给学生讲大量有关这节课的日常经济现象，让学生带着问题听这节课的内容，然后又带着问题对这节课内容进行复习。处理课后作业，不只是讲解答案，而是针对学生的不同答案进行讲解，对于做得很差的学生，课后一一谈话，询问对讲解内容掌握情况，同时给出学习这门课的要求和建议。
2、教学内容、方法及手段的调整
对教学内容的调整。针对所教改的班级8B1111-13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所以根据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在经济学的教学中，突出四部门(即国外部门)的相关内容教学。然后，还会根据往届学生对经济学知识的学习和掌握程度，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例如，对经济学中的国民收入的基本公式，不进行单独章节教学，而是在讲解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时，需要说明经济均衡或稳定模型，才对此内容进行补充讲解。最后，会根据这届学生曾经学习过哪些课程，没有学习过哪些课程，对经济学的相关内容进行详细讲解或粗略讲解或学生自学为主的调整。例如，鉴于学生已经学习过《经济学(微观部分)》、《基础会计》，笔者会对收入法核算国民收入粗略讲解，对折旧、投资等概念对比讲解。学生正在学习《货币银行学》，没有学习《财政学》，笔者会先讲解第十六章《宏观经济政策实践》，后讲第十五章《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对教学方法及手段的调整。加大问题和启发式教学方法，上课时，没有采用直接看课件的教学方法，而是对将要讲解的内容，先给学生设问，以问题的形式，引导学生全员参与教学内容，吸引学生对所学的理论深入思考。例如：讲解凯恩斯的消费定义时，先让学生看“凯恩斯认为消费是随着收入增加、消费也会增加，但是消费不及收入增加的多”。提问学生此概念与自己的消费或听到的消费是否一致，你对此概念是否会产生怀疑错误的想法等等，然后参照我国统计年鉴—— 按收入等级分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2010年)，让学生从统计年鉴中，对比平均每人可支配收入和平均每人消费性支出，得出“随着收入增加、消费也会增加，但是消费不及收入增加的多”。另外，在课堂教学中，引入大量的事例，注重经济学的实际应用。一方面让学生课前准备一些事例，例如，讲解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的投机动机和凯恩斯陷阱时，让学生先查阅有关股票市场，然后对学生查阅的内容在课堂讲解，对此进行评价。而且每节课也会准备大量的相关事例。针对国贸专业的学生课时较长(54学时)的情况，学完宏观经济政策及其运用，结合当年的热点经济问题进行课堂讨论。先对学生进行分组，每组的组长随机抽取提前准备好的题目，然后依据此查阅相关资料，大概两周后，各自组织人员讲解，老师和其他同学提问，组员回答等形式，对宏观经济政策在现实中的运用进一步加深认识。
3、过程性考核评价的实施
以往大学课程考试平时成绩部分仅由考勤、作业和老师的印象分组成，随机因素太大，对一部分学生不公，也不能及时发现学生学习这门课存在的问题。因而对学生的平时学习这门课，采用过程性考核。过程性考核就是在这门课一开始，就给每个学生建立这门课学习的档案袋，其中有这个学生出勤情况、作业完成情况、课堂表现情况(对老师的提问回答记录和课堂练习)。合班课90人，要求每个学生至少三次回答问题的记录，单班课45人，要求每个学生至少五次回答问题的记录，其中，黑板上的课堂练习分数等于两次回答问题的分数，从期末的考勤表看，每个班都有80%的学生完成这项考核。针对学生在学习这门课中的不良表现，就会及时和学生沟通和交流，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时给予解决。期末，以每个学生的学习这门课的档案袋为依据，给予学生相应的平时成绩，这就会使平时学生的成绩能体现公平、合理，更具有信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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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联立方程 宏观经济 IS―LM曲线
一、引言
上个世纪，宏观经济学随着凯恩斯理论的提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在此之后，很多的学者致力于完善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学说，其中希克斯（Hicks, 1937）和汉森（Hansen, 1949）以IS-LM模型来解释宏观经济的运作方式，大大加强了凯恩斯理论的解释力。虽然IS-LM模型也受到了很多经济学家的批评，但是直至今日其依然是一个有着较为完善逻辑体系的宏观经济模型，并得到广泛应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宏观经济理论在我国所产生的影响也愈来愈大。本文试图以凯恩斯理论以及IS-LM模型为理论基础，并吸取其他相关理论的理念，尝试构建能够描述我国宏观经济运作情况的简易模型，并利用我国历年相关实证数据，通过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来获得一个能够描述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实证模型。
二、文献综述
通过建立联立方程模型来描述一国的宏观经济情况，在这方面已有很多的学者做出了相关的研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克莱因联立方程系统。克莱因（Lawrence Robert Klein 1950）以美国1920年～1941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建立了旨在分析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经济发展的小型宏观计量经济模型。该模型所采用的变量数相对不多，但在宏观计量经济模型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学者刘玉红、高铁梅、陶艺（2006）在《中国转轨时期宏观经济政策传导机制及政策效应的模拟分析》一文中借鉴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和其他经济理论，并结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建立了适应中国经济特点的宏观经济联立方程模型，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分析我国经济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效应大小。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有效性较弱。宁晓青、谢静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与经济波动的实证研究》一文中选取l985―2003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联立方程模型的分析方法，建立了我国宏观经济的模型。并认为影响我国经济波动的关键政策并不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而是消费政策、投资政策和外贸政策。
三、宏观经济理论基础
1.消费理论
一个国家的居民消费由什么来决定？凯恩斯提出了绝对收入假说(Absolute Income Hypothesis), 其观点有别于古典经济学对于消费的认识，认为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不是利率，而是收入。之后杜森贝里(Duesenberry 1951)提出了相对收入假说(Relative Income Hypothesis)，认为居民消费存在“示范作用”和“棘轮作用”。“示范作用”使得人们收入提高时，平均消费倾向并不一定会下降，而“棘轮作用”使得消费的变动相对于收入的变动要稳定。 在此之后莫迪利安尼和弗里德曼分别提出了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这两个理论强调人们会从整个人生的角度来衡量自己的收入，从而来决定当期的消费。不过无论何种理论，都认为居民对于未来收入状况的预期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本期的收入状况的影响。
2.投资理论和货币需求理论
长期以来，克拉克（Clark,1917）的加速原理和凯恩斯的投资函数一直是分析投资的核心理论。古典经济理论认为，作为资本需求的投资和作为资本供给的储蓄在资本市场上通过利率的调节达到平衡，因此投资被认为是利率的函数。凯恩斯基本接受了这一思想，认为是否要对新的实物资本进行投资，取决于这些新投资的预期利润率与为购买这些资产而必须借进的款项所要求的利率的比较。因此，在决定投资的因素中，利率是首要因素。这里利率是指是实际利率。由克拉克提出并经萨缪尔森(Samuelson, 1939)等人发展的加速原理(Acceleration Principle)率先对古典投资理论发起了挑战。加速原理认为投资不是利率的函数，而主要是由产出的变化所决定。其函数表达式如下：
(3.1)
式3.1中δ, θ为常数，δ代表资本折旧率, It代表投资，Yt和Yt-1分别代表当其和前期产出。
在货币需求理论上凯恩斯认为对于货币的总需求是人们对货币的交易需求，预防需求和投机需求的总和。其中货币的交易需求和预防需求决定于收入，而货币的投机需求决定于利率。因此对于货币的总需求函数可描述为：
(3.2)
式3.2中，等式左边代表了真实货币供应量，k, h为常数，Y代表收入，R代表利率。
四、计量模型假设与数据收集
本文所采用的宏观计量模型是以IS-LM模型为基础，并对其中的投资函数作了一些改进，吸收了克拉克的加速原理的思想。假设模型具体如下：
方程中的α，β，d，λ，k，h 为系数项，Y, C, I ,R, M, P, G, NX,为变量。其中各个变量的定义如下表：
在投资函数4.1.2式中，加入了收入变动的因素。凯恩斯与克拉克分别强调利率和收入因素是决定投资的唯一主要因素。而本文将利率和收入因素同时放入投资函数。笔者认为在我国，投资同时受到利率和收入状况的影响，其中一部分的投资来自于一些专门的金融机构以及一些私人的投资机构，这些资金对于利率较为敏感，利率降低将会释放出较多的投资。另一部分的投资来自于一般的企业，企业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商品生产的能力，这样的投资往往受到该企业收入（利润）状况的影响，收入越多，企业对于未来的预期会更高，同时也更有能力进行投资。同时由于企业当年的投资计划往往在前一年就已制定计划，所以在投资策划时前一期的收入变动情况(θ・Yt-1-λ・ Yt-2)会更多的影响到本期的企业投资。
根据IS-LM模型中的相关变量，本文收集了中国1992年到2005年的相关数据。所选变量为：国内生产总值(Y), 消费支出(C), 政府支出(G), 投资(I), 进出口(NX)的相关数据来自于按支出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构成，货币供应量为年底余额，包括货币和准货币。本文所采用的利率为历年一年期贷款利率，各年的利率以年底利率计算。
由于原始数据没有排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因此本文以历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指数换算出历年的通过膨胀率。并以此计算出排除通胀因素的各变量的数值。处理后的数据是以1978年的人民币价值为基数计算的。
五、模型检验和联立方程模型的估计
本文首先对联立方程模型进行识别，认为方程为过度识别。之后对排除通胀后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采用扩充迪基-富勒（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来判断数据的平稳性。采用的分析工具为Eviews 5.0。经过ADF检验。各变量在1% 5% 和10%的显著水平下，都接受原假设，即认为各个变量数据存在单位根，是不平稳的。然后采用扩充恩格尔-葛兰杰检验来判断各方程的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结果显示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模型中的四个方程式都通过了扩充恩格尔-葛兰杰检验，即各方程内的变量具有协整关系。
本文采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来估计联立模型结构参数。 得到如下参数估计结果：
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到，系数а, β, d, θ, λ, k, h都通过了假设检验。消费，投资和货币需求函数的R2分别达到了0.97, 0.98和0.99。可见方程的拟合结果是比较理想的。由此可以得到如下的我国宏观经济简易联立方程模型。
通过对模型中内生变量进行模拟从而获得的模拟值，并与各内生变量真实值进行对比也可以看到，模型的拟合度较好。篇幅关系下文仅列出收入变量的拟合值与真实值的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模拟值依然是以1978年的人民币价值计算的。
六、结论
本文以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以IS-LM模型为基本框架，采用联立方程的方法计算了一个能简要反映我国宏观经济运作状况的模型。
其中式5.1.1代表我国的消费函数，经过分析，可以看到收入确实对消费有影响。我国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45。式5.1.2为我国的投资函数，模型假设我国的投资不仅受到利率的影响，也受到收入的影响。经过分析，发现利率和收入对投资都有影响。利率与投资负相关，收入增长与投资正相关。从投资方程中可以看到收入的变动对投资有放大的效应。即收入每增加一单位，投资将增加2.15个单位，反之亦然。式5.1.3为我国的货币需求函数。函数表明我国的货币需求既受到收入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利率的影响，收入与货币需求正相关，与利率负相关。 将估算的宏观经济模型进行转化，可求得财政政策乘数和货币政策乘数分别为1.43和0.12。
由此可见，从对我国1992年～2005年的数据分析，可以认为对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财政政策较之于货币政策更为有效，政府支出每增加一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1.43个单位。而货币供给增加一个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0.12个单位。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在我国利率对于货币需求的影响要远大于其对于投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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