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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缩的经济政策范文1
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V”型曲线的右端,诸多宏观经济指标都呈加快上升势头。面对这种情况,经济政策转型需积极应对国际挑战,审慎处理国内关系,推动宏观经济政策首先从刺激转向稳健,进而到紧缩。
应对三大国际挑战
从国际形势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将面临三大挑战。
首先,在这次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的产业结构已经明显不能适应国际市场供求格局的新变化。在金融危机之前,原有的世界供求格局中,美欧发达国家生产并出口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大量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则大量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高科技产品。
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以往的供求格局,在去杠杆化作用下,美欧国家纷纷改变高负债的消费方式,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由此不断压缩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需求。同时,为了改变长期贸易赤字,这些国家还加大了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力度。
这种变化从两方面给中国带来了压力。一方面中国业已形成的以外需为目标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短期甚至长期内要稳定增加出口越来越困难,因为中国生产了太多世界发达国家目前要减少甚至停止购买的产品;另一方面,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政府鼓励发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产业也遇到来自美欧等发达国家的挑战。
在危机中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越南、印尼、洪都拉斯等利用比中国更低的成本优势,开始向美欧等发达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大有替代中国之势。因此,中国产业结构调整遇到“高端”排挤和“低端”挤出效应。
其次,世界经济回暖后,由于大宗商品特别是资源性产品涨价,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成本有进一步提高的风险。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世界各大经济体纷纷采取刺激性的货币政策,向市场大量注入流动性。
随着世界经济的回暖,这些流动性正沿着产业链不断向实体经济传递,最终必将引起石油、铁矿石、铜、铝、大豆、植物油等大宗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快速上涨。中国是资源短缺型国家,在经济发展方式没有实质性转变之前,经济增长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性产品。
大宗资源性产品涨价,会明显增加中国的投入成本,给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带来更大的压力。
再次,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使中国经济政策转型面临考验。在金融危机爆发时,美欧经济下滑,他们需要中国的合作与帮助,对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相对宽容。
随着世界经济的回暖与复苏,美欧发达国家国内需求上升,经常账户得到改善,势必会采取多种方式加强贸易保护,由此将提高中国的出口阻力。就目前而言,发达国家对中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包括,反倾销、反补贴、特殊保障条款和技术壁垒,还有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
面对不断加强的贸易保护,我们企图延续危机前以及危机中所实行的政策安排,恐怕越来越难。
比如,针对美元贬值,中国面临两难选择,如果选择紧随美元贬值,不但会使中国既有的外汇储备相应贬值和蒸发,而且还将遭到世界许多经济体的强烈反应,他们会采取更加强烈的措施限制中国产品的出口;如果较大幅度实行人民币升值,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短期内将受到很大打击,直接影响数以百万计的劳动力就业。
谨慎处理国内关系
从国内形势看,当前中国经济政策转型面临四大关系需要谨慎处理。
第一,流动性过剩控制与既有投资刺激计划的关系。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3万多亿元,但M2(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加了13.05万亿元,贷款发放了9.63万亿元。按道理,实施适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回收多余的资金是正确的,也是应该的。
但是,既有的4万亿投资计划怎么进一步落实,是中国经济政策转型遇到的难题。如果紧缩过快、过紧,势必会形成半拉子工程、烂尾工程,造成许多不良贷款。
第二,以政府投资打头的经济增长与以民间投资和社会消费为主体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了应对金融危机,政府出台以投资打头的经济刺激计划,这个计划有效地替代了外需下滑,实现了经济的较高增长。
正常的经济增长不能过久、过强地依赖政府推动,必须依靠市场力量,让民间投资和社会消费成为增长的主体。问题是,危机过后,政府何时退出,民间投资和社会消费何时能及时、有效地接替政府去推进经济增长,这是我们急需处理的新课题。
第三,保平稳增长与防通胀的关系。十七届四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要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很显然,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就必须有适度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在经济增长还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过快、过强、过密的收缩经济政策,势必为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带来困难。
相反,防止通胀,是要实行适度紧缩的财政货币政策,面对CPI、PPI已经由负变正、通胀预期正在形成的态势,如果过慢、过弱收缩经济政策,通胀程度势必会从轻度转化为中度甚至重度。
第四,短期经济增长与长期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一般而言,短期增长与长期增长之间既是相辅相成的,又是矛盾的。因为,当短期增长中的许多因子恰好是促进长期增长中所需要的元素,此时每个短期经济增长相加组成长期的经济增长。但是,当短期增长中许多因子是不利于未来增长的元素的,此时短期增长将抑制长期增长。
中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为了追求短期经济总量增长,盲目增加投资,结果造成产能进一步过剩,甚至上了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项目,这不利于长期增长。在经济政策转型过程中,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组合,才能使短期增长与长期增长相吻合,这是本次金融危机过后需要注意的重要问题之一。
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如何转型需要选择。
是从强刺激政策首先转向稳健政策,还是直接转向紧缩政策;是采取强紧缩还是弱紧缩政策;还有,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搭配上,是同时收紧财政和货币政策,还是先紧缩一个方面,都需要科学考虑。
当前,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快车道,但还面临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宏观经济政策应首先从刺激转向稳健,进而到紧缩;即使是采取紧缩政策,密度不要过高、力度也不要过大。在政策转向过程中,最好先采取单边政策选择,然后在经济全面持续过热时再采取双边紧缩政策选择。
紧缩的经济政策范文2
[关键词] 通货膨胀；通货紧缩；治理；政策措施
[中图分类号] F230 [文献标识码] B
近些年来，通货膨胀在一些国家多次发生，破坏了国家经济的正常运行秩序，将经济拖入了危机的泥潭。各国政府都将治理通货膨胀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首要政策，因此，必须结合各国政府对通货膨胀的实践，分析反通货膨胀的政策效应。与通货膨胀相反，通货紧缩也是物价总水平失衡的另一种表现，总需求的萎缩造成商品和劳务价格的普遍下降，使企业的债务负担加重，失业增加，消费需求萎缩，经济被拖入萧条与衰退的境地。
一、通货膨胀的成因分析与治理政策措施
（一）通货膨胀的成因分析
通货膨胀表现为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它是纸币流通条件下的一种货币贬值，在不兑换的信用货币制度下，通货膨胀才开始成为商品经济社会中的经常性和普遍性的现象。它破坏物价总水平的稳定，使商品市场和劳务市场中相对价格的波动程度加大，使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因素增加。
治理通货膨胀必须分析通货膨胀的成因。通货膨胀按其产生原因的性质，可分为内生性的通货膨胀和外生性的通货膨胀。前者是由经济体系内部的因素造成的，即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后者是政府采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造成的货币供求失衡而带来的，也称为货币冲击引发的通货膨胀。反通货膨胀的重点在于治理由总需求和总供给失衡或货币失衡引起的通货膨胀。解决了这些问题，就能从根本上治理通货膨胀。所以，追求宏观经济总量均衡，即总供求均衡和货币均衡是反通货膨胀政策总体目标。
（二）治理通货膨胀的措施
1.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
一是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出售政府债券，减少流通中的货币存量。二是提高再贴现率，使银行借款成本上升，减少非借入性基础货币投放，进而影响市场利率，市场利率的上升使企业和消费者个人的借款成本增加，以抑制过旺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在利率管制的国家，货币当局一般会直接提高利率以紧缩信贷。三是提高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缩小货币乘数，通过减少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抑制其货币创造能力。四是收回再贷款或压缩再贷款规模。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效果较好。紧缩性财政政策是削减政府支出，使总需求下降；或增加税收，抑制企业的投资冲动。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是通过降低总需求以减缓通货膨胀压力的，但是它同时减少了对劳动的需求，产生了更多的失业，又使工资增加的压力减小，使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发生的可能性减小，因此，以降低总需求为目的的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可有效的反通货膨胀。
2.紧缩性的收入政策
紧缩性的收入政策也是一些国家治理通货膨胀的重要手段，紧缩收入能抑制过快增长的消费支出，也会起到抑制总需求的作用。主要包括以下措施：
一是确定工资一物价指导线。“指导线”是政府在一定年份内允许货币收入增长的目标数值线，政府根据它相应地采取控制各行业工资增长率的措施。二是管制或冻结工资。这是一种强行把职工工资总额或增长率固定在一定水平上的措施。三是运用税收手段。通过对工资增加过多和过快的企业或行业的工资超额增长比率征收特别所得税的办法抑制收入增长速度。
3.价格管理
价格管理一般是通过法律形式进行的，为了控制垄断高价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美国政府通过公用事业委员会对公用事业的价格进行管理。全面的物价管制一般伴随着工资的管制。从管制的范围上讲，物价管制分为全面的物价管制和局部的物价管制；从形式上讲，物价管制分为行政性调控和物价冻结。其中，全面的物价、工资管制和全面的物价、工资冻结是物价管制的极端形式。物价管制能有效地控制物价总水平的大幅上涨，同时会对经济的正常运行产生负作用。物价管制是人为地压低商品价格，商品的短缺仍然存在，若取消物价管制，价格会出现“补偿性”的猛涨。所以，物价管制仅为治理通货膨胀的应急手段，不可长期运用。
4.有效供给政策
有效供给政策也被一些国家用于治理通货膨胀，此政策通过增加有效供给缩小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差距，以实现平抑物价的目的。主要的有效供给政策为产业政策，它是政府通过一定的经济政策措施促使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部门之间有选择的重点配置以调节供给结构的经济政策。此政策适用的条件是通货膨胀是由有效供给不足导致的总供求缺口引发的。此措施改善了供给结构，增加了社会有效供给，效果较好，而此方法却见效较慢。
5.指数化政策
指数化政策的含义是收入指数化，它是按物价变动情况自动调整收入的分配方案。指数化的范围包括工资、政府债券和其他货币性收入。实施办法是使各种收入按物价指数滑动或根据物价指数对各种收入进行调整。其效果：一是可消除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的动机，收入指数化剥夺了政府从通货膨胀中获得的收益。二是能抵消和缓解物价上涨对个人收入水平和现有生活水平的影响，克服通货膨胀导致的分配不公；能借此稳定通货膨胀环境下的微观主体的行为，防范抢购商品、贮物保值等使通货膨胀加剧的现象。此方法对面临世界性通货膨胀的中小国家有积极意义。
6.改变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
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是适应性的还是非适应性的，一般影响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例如，政府的高就业目标使政府在总供给下降的过程中要刺激总需求的上升，这种适应性的政策会出现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企业员工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使他们不断要求增加工资。相反，如果政府采取非适应性的政策，企业员工就不会产生通货膨胀预期，也不可能提出增加工资的要求，产生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的可能就会降低。
二、通货紧缩的成因分析与治理的政策措施
（一）通货紧缩的判别标准及负面影响
在经济运行实践中，判断一段时期是否出现通货紧缩：一是通货膨胀率是否由正转负；二是物价的持续下降是否经历了一段时限，例如我国以一年为界，通货紧缩以其发生的期限长短为界可分为轻度通货紧缩、中度通货紧缩和严重通货紧缩。
通货紧缩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使商品和劳务的价格降低，因这种价格下降并非是技术进步、效率提高造成的成本下降，必然减少经营部门的收入并减少从业人员的收入；企业被迫缩小经营规模，大量从业人员失业；收入增长变缓，消费水平下降，消费的萎缩又使物价下降。通货紧缩的发展使人们对经济发展的预期变坏，民间投资萎缩虽然物价下降能使名义收入水平不变的人们从中得到一些实惠，而收入下降的预期使消费者不愿进行当期消费，经济不景气的预期使企业失去投资意愿，严重的通货紧缩会使经济陷入衰退。
（二）反通货缓缩的政策目标
政府反通货紧缩的目标一般是刺激总需求、增加有效供给和保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货币供给量。通货紧缩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总量的不平衡，总需求萎缩造成物价总水平降低，货币供给总量下降；货币供给结构中强流动性部分的紧缩也造成物价水平的下跌；产品结构性供给过剩也会造成物价水平的下降。有的制度性的因素也影响消费需求水平，例如收入制度、福利制度和教育制度改革的不确定性，使人们预防性货币需求动机增强，减少当期消费。
（三）反通货紧缩的措施
1.扩张性货币政策
要通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再贴现利率、进行公开市场购买等方式增加货币供给量。在实行利率管制的国家，中央银行要直接下调存贷款利率，刺激企业投资和人们对耐用消费品的消费需求。在通货紧缩时期，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效果不佳，其主要原因是人们对经济不景气的预期抑制了企业的投资动机和消费者的消费需求，经济不景气抑制了银行的贷款增加，各方因素均阻碍总需求的增长，使经济很难走出通货紧缩的困境。
2.扩张性财政政策
政府通过进行一些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能在相当程度上拉动固定资产投资，带动相关产业的投资需求，同时能还可增加就业和部分人的收入，促进消费需求。政府应通过减税的方式鼓励企业投资，减税能增加企业的可用资金，减少由于财务困难陷入破产的企业数量，也可防范由于企业破产而出现的失业。政府应通过增加转移支付的方式增加一部分人的收入，这是刺激消费需求的重要途径。
3.调整产业政策
政府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压缩供给过剩的产品生产以抑制此产业的扩张，支持适销对路的、技术含量高和附加值高产品的生产，可以优化产业结构，对重点产业要给予优惠政策，解决因结构性供给过剩导致的消费需求下降和投资需求下降，抑制通货紧缩的持续。
4.价格管理政策
政府要对一些行业的产品或服务的价格进行直接或间接管制，如：禁止某些产品的不正当价格竞争，对违反规定者依法罚款或通过道德教育让厂家放弃降价促销等做法。此政策仅可在短期内奏效，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参 考 文 献]
[1]刘庆华，等.正确判断和认识通货紧缩[J].市场与发展，2000
[2]赵全新.通货紧缩的内涵界定[J].价格辑刊，2003（8）
紧缩的经济政策范文3
《华盛顿宣言》中，除了声明不提高贸易投资壁垒、不出台违反WTO规则的出口促进措施等之外，特别强调了宏观政策协调的重要性。各国同意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合作，采取措施刺激国内需求，以恢复经济增长，并承诺由各国财政部排出行动时间表。于是，我们看到了2009年财政和货币的全球性大扩张，其中包括中国的4万亿元计划。同时，也看到了全球性大扩张促使世界经济迅速走出衰退深渊，实现了2010年世界经济的大幅度反弹。
在小布什主持第1次G20首脑峰会的10天以前，奥巴马被选举为美国总统。G20首脑峰会并没有因为美国总统换了人而不再举行，今年6月中旬，马上就要在墨西哥举行第7次峰会。在2009年9月第3次首脑峰会上，奥巴马主持通过了一份《匹兹堡宣言》，将G20设定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首要论坛，并强化宏观政策的协调机制，出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框架”，要求各国进行宏观政策互评。
近期，宏观政策协调机制似乎又在起作用，各国央行纷纷降息，全球货币大扩张再一次出现。这次的全球货币扩张，实际上从去年底就已经开始。先是美联储在2011年9月出台“扭曲操作”，实行一种新型的货币宽松政策；接下来是巴西降息，并且从2011年9月到2012年5月连续7次降息；中国则从2011年11月到2012年5月3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然后是欧洲中央银行在2012年12月和2012年2月实行两轮长期再融资操作，为欧元区注入流动性；还有印度在2012年1月和3月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并在4月开始降息，澳大利亚央行在2012年5月和6月两次降息，等等。
然而，这一轮看似同步的全球货币大扩张，并非各国宏观政策协调的结果，而是全球经济增长下行，各国根据国内宏观经济形势，自发决定宏观政策的结果。
宏观政策协调其实是非常难以实现的。当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方向一致时，即使没有协调，也能实现政策同步。只有当各国宏观政策方向不一致时，政策协调才有必要。比如有些国家要货币扩张，有些要紧缩。由于紧缩会提高利率，降低总需求，因而扩张的国家担心资本流出和外需下降，降低扩张效果；而紧缩的国家则担心资本流入抵消紧缩效果。这种情况下，宏观政策协调就会很有必要了。但正是在这种时候，宏观政策协调会非常困难，因为需要有些国家付出代价。美国在第1次G20首脑峰会中，为了联手新兴经济体实行扩张政策以应对危机，就付出了代价。美国承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增加新兴国家的代表权，只是代表权调整方案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
宏观政策协调机制也并非总是有效的。就在《匹兹堡宣言》之后不久，巴西、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相继退出刺激政策，与此同时，欧洲和美国继续执行扩张性政策，美国还在2010年出台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美国的量化宽松被认为引发了全球流动性泛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新兴经济体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招致了新兴经济体的强烈批评，巴西还为此加强了资本项目管制，防止资本过度流入。
紧缩的经济政策范文4
中国经济出现显著通胀、经济决策者开始着手宏观调控，已经一年有余。这一年间，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政治、自然、社会、国际多起大事交替发生一政府换届、冰雪灾害、汶川地震、奥运召开――人们和政府的注意力也随之不断变换。时至今日，中国的经济增长已明显放缓，虽然从6.3％的CPI数据看通胀下调了，PPI却创出10％的新高，经济的内在压力依然不小。国际环境也使人们对未来经济的预期愈发扑朔迷离：美国金融危机此起彼伏，美国、欧洲、日本等地经济滑入衰退，越南、印度等国已经开始面对恶性通胀。世界经济在经历长时间的繁荣后，逐步陷入了艰难的滞胀时代。
面对如此复杂局面，中国经济政策应走向何方，是继续集中精力稳定价格，还是拯救明显放缓的经济?已经相当紧缩的货币政策是继续收紧，还是开始放松?人民币是否应继续升值?中国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度过十年以来经济最为困难的时期?宏观政策的走向，对此次涉险至关重要。分析现今通货膨胀的总需求与总供给本源，笔者认为，对症下药的政策组合应该是继续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同时实行以减税为主的宽松的财政政策。
通胀压力同时来自总需求和总供给
要找到最为合适的政策组合，首先要分析导致目前经济问题的深层原因。中国当前所面对的问题，主要来自迅速启动的通货膨胀和2007年的经济过热，以及由美国次贷危机而引发的历史罕见的金融危机，加之全球经济可能进入的大规模萧条状态。其根本症结则在于过快增长的物价可能导致的恶性通胀。如本专栏之前所述，由多种原因催生的中国通胀，形成了一个完美风暴，从粮食开始一触即发，而其压力一段时间以来同时来自总需求和总供给。
从总需求方面看，中国经济于2003年走出通缩，开始了本轮历史罕见的高速增长。由于一直没有什么通胀迹象，因此，国内的货币政策长期处于比较宽松的状态。从国际环境方面，人民币兑美元长期实行固定汇率，经济基本面的发展早已使人民币处于低估状态。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FDI、财务投资者、直接或变相的组合投资资金进入国内，这也胁迫中国保持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自美联储拯救互联网泡沫开始，由于美国经济一直也没有通胀迹象，美联储也实行了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这直接导致了现在的全球性金融信用危机。
从总供给方面看，压力主要来自国内外原材料和人力成本的上升。从商品价格看，石油价格直到最近回调之前，一直快速上升，其他原材料如铁矿石、煤炭等价格也迅速提高。这主要是世界经济快速增长拉动需求的结果，而原材料与能源的产能提高往往需要一个较长的延时，同时，金融市场的过度炒作也在推波助澜。国内人力与其他因素如环保等造成的成本上升，则要追溯到本届政府从2003年以来实行的社会政策，很多可持续发展、节能减排政策的出台，是造福于整个国家的，然而短期内反映在经济面上则是提高了生产成本。特别是2007年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更是形成了一次性大幅度人力成本的上升，同时，伴以人民币升值、海外经济动荡，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企业经受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打击。虽说这也正是多年来我们梦寐以求的产业升级的契机，但经济蜕变的痛苦正在考验着政府与企业。
以减税降低企业成本压力
针对显然的总需求问题，央行多次提高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特别是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了惊人的17％。同时，人民币兑美元自2005年也已经升值了差不多20％。放眼整个经济，货币政策已经相对比较紧缩了。政府另一个稳定价格的主要手段是价格管制，这使得很多商品与服务价格被人为压低了，偏离了市场价格。这种人为的价格管制给政府财政造成了巨大压力。虽说这在表面上控制了价格，但也严重干扰了市场供需平衡。人为的压价会造成供给更加减少，需求更加旺盛，最后会使市场萎缩。现在的燃油、电力等供应不足，正是这种政策的直接后果。价格管制政策虽说可能会在短期之内稳定通胀预期，但对根本解决通胀问题于事无补。这在世界经济史中已不断被证明。令人高兴的是，政府已经开始向理顺价格机制方向靠近。
笔者认为，针对通胀的需求与供给的源头，政策也要力图治本。到现在为止，很多政策一直还是针对总需求的紧缩货币政策。近来实行的放缓人民币升值的措施，除了针对进出口行业，也还是局限于货币政策。而针对人们非常担心的经济增长快速放缓的对策，假如还只是停留在放松货币政策上，恐怕会使经济政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针对总供给成本提高过快的问题，恐怕最佳的对策莫过于实行以减税为主、宽松的财政政策。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生产与服务企业面对急速上升的劳动力、原材料等成本，只有提高价格，否则只能关门倒闭。这就是在通胀环境下，虽说信用紧张、需求收缩，价格依然会上升的原因。如果以减税替代补贴，则会全面减小企业的成本压力，在紧缩货币政策的夹击下，企业自然也就不会继续提高价格。经过一段时间后，价格体系将会失去上行的惯性，价格体系也就会稳定下来。
紧缩的经济政策范文5
关键词：R&D投资；货币政策；管理层风险倾向；管理层风险认知
一、 引言
将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和企业产出结合起来的研究是财务会计学领域的一个受关注较少的研究方向。经济学注重对经济总投入与总产出之间关系的研究，但是，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政策实施对象--微观企业的行为反应与应对，国家或政府通过一定的政策工具或中介变量来调节宏观经济的运行，以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这一系列的政策工具作用于微观企业时，企业是否按照政策的预期进行行为反应呢？这对于政策的制定实施与改进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货币政策按照意图划分可以分为紧缩货币政策和扩张货币政策，从20世纪90年代起，货币政策成为我国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紧缩货币政策的目的主要是压制投资过热或盲目投资，而扩张性货币政策目的是扩大企业投资。货币政策通过中介变量是否作用于微观企业并达到政策目的，是我们研究的焦点，那么货币政策对企业R&D投入是否有影响，其作用机制是怎样的了？
二、 文献综述与假说提出
1.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企业融资环境。货币政策信用传导机制的提出源于引入信息非对称性引起信用市场的不完全性理论，其有两个表现形式：一是银行信贷渠道，又称狭义信贷渠道；二是资产负债表渠道，又称广义信贷渠道。根据以上两种传导机制，货币政策作用于微观企业主要是通过影响企业的融资环境及融资成本，具体来说，紧缩的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渠道提高了利率，依赖于银行借贷的企业融资成本增大，管理层改变企业的融资决策，进而影响了投资决策（如R&D投资决策），通过信贷渠道，理性的银行减少了企业信贷，因此总体上企业贷款难度增大。宽松的货币政策则降低了贷款利率，企业获得贷款变得容易，因而也有更多的资金进行投资。国内外学者对货币政策与企业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Kashyap等（1993）指出，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减少贷款供给，进而影响企业投资。靳庆鲁等（2012）的研究中首先考察了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减少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我们提出研究假设1：
H1：货币政策从紧时，企业R&D投资力度减小。
在我国特殊的转轨经济背景下，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具有很高的非独立性，由于有限的信息和不完全的信贷市场，银行倾向于稀缺的信贷资金分配给“值得信赖”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夏德仁、张奇，1999），即我国金融机构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存在信贷配给歧视。当货币政策从紧时，银行信贷资源总量减少，由于非国有企业受到信贷歧视和其他政策障碍，因此获得成长所需资金（包括研发资金）的能力较弱。饶品贵和姜国华（2010）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在货币政策紧缩阶段受到的冲击更大，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在紧缩阶段获得的银行贷款要显著的少得多，因此，对于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造成一定的约束，由此，提出研究假设2：
H2：货币政策从紧时，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R&D投资力度减小得更多。
2. 管理层风险偏爱、货币政策与R&D投资决策。唐清泉和甄丽明（2009）通过公式推导得到了管理层风险偏爱及其薪酬激励对R&D投资决策影响的理论框架，管理层R&D投入力度会受到管理层风险偏爱的影响。R&D项目的外部不确定性（投资前景、融资环境）加大了R&D的投资风险，R&D投资决策的制定者会综合评估风险后做出决定。
风险偏爱可以从风险倾向和风险认知两个维度来刻画（Sitkin & Weingart，1995；）。刘运国和刘雯（2007）以我国2001年～2004年披露了R&D支出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上市公司的高管任期与R&D支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R&D支出同高管任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年龄段不同的高管，任期内对R&D支出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表明了管理层风险倾向对R&D投入起到一定的作用。
货币政策的调控对微观主体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政策的改变使得企业面临的信息环境发生了变化（饶品贵、姜国华，2011），具体来说，紧缩货币政策（Tightening Monetary Policy）增加了企业面临的市场不确定性程度，因而加大了企业价值的波动性，管理层会根据这一信息来调整自己的风险认知，改变对未来的预期，进而改变企业行为（包括R&D投资力度），根据以上分析，我们提出研究假设3和4：
H3：管理层风险倾向与R&D投资力度正相关；
H4：货币政策改变了管理层的风险认知，进而影响了R&D投资力度。
三、 研究设计
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从2006年到2011年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剔除掉其中的ST、*ST公司；剔除在海内外交叉上市的公司；剔除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类公司；剔除R&D数据缺失或为零的公司，最终得到1 213个观测。R&D投资数据主要通过阅读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报表附注、公开信息披露报告等方式手工搜集，其他财务数据则全部来自于WIND与CSMAR数据库。
2. 关键变量定义。
（1）研发投资强度（RDI），本文用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代表企业研发投资强度；（2）货币政策（MP），虚拟变量，若处于2006年、2007年和2011年则为1，代表货币政策适度从紧/稳健；若处于2008年和2009年，则为0，代表货币政策适度宽松；（3）产权属性（Holder），虚拟变量，若为非国有企业则为1，国有企业为0；（4）管理层风险倾向（RiskPro），具体包括个体特征（高管团队的平均年龄、平均任期和平均上任时间）、惯（上一年度从企业财务风险指标，包括上一年的流动比例和资产负债率、营业周期）和团体异质性（高管团队年龄的异质性），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管理层风险倾向指标；（5）管理层风险认知（Riskrec），具体包括外部董事的监管（本年度董事会会议次数）、外部竞争程度（HH指数）和企业发展潜力（Tobin Q），综合构建管理层风险认知指标；（6）潜在投资机会（ROE），采用净利润与净资产的比值，比值越高，反映企业的获利能力越强，潜在投资机会越大；（7）企业规模（SIZE），用企业的销售收入表示；（8）股权激励（Opinc），虚拟变量，反映企业股权激励状况，即当企业股权激励方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已经实施取1，否则取0；（9）税收减免（TAX），虚拟变量，享受税收减免则为1，不享受则为0；（10）资产负债率（Lev），企业的负债比上总资产；（11）市场化进程（MKT），企业经营所在地的市场化进程，取自樊纲等编著的市场化指数；（13）行业特征（IND），按照证监会2001版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的规定对公司所处行业进行分类，当样本属于某一行业时，其取值为1否则为0。
结合以上理论分析，我们分别构建以下三个回归模型：
RDIi，t=？琢0+？琢1MP+？琢2RiskProi，t+？琢3ROEi，t+？琢4Sizei，t+？琢5Opinci，t+？琢6TAXi，t+？琢7Levi，t+？琢8MKTi，t+？琢9INDi，t+？酌i，t（1）
RDIi，t=？琢0+？琢1MP+？琢2RiskProi，t+？琢3Holderi，t+？琢4MP*Holder+？琢5ROEi，t+？琢6Sizei，t+？琢7Opinci，t+？琢8TAXi，t+？琢9Levi，t+？琢10MKTi，t+？琢11INDi，t+？酌i，t（2）
RDIi，t=？琢0+？琢1MP+？琢2RiskProi，t+？琢3Holderi，t+？琢4MP*Holderi，t+？琢5ROEi，t+？琢6Sizei，t+？琢7Opinci，t+？琢8TAXi，t+？琢9Levi，t+？琢10MKTi，t+？琢11INDi，t+？酌i，t（3）
四、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1. 相关性分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表明：解释变量MP与因变量RDI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解释变量Riskpro与因变量RDI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这与我们的预期一致，也初步印证了假设1和假设3，即货币政策从紧时，企业R&D投资力度减小；管理层风险倾向与R&D投资力度正相关。解释变量Holder与因变量RDI在10%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解释变量Riskrec与因变量RDI负相关，但不显著。控制变量Size、Roe、Opinc分别与因变量RDI在10%，10%，5%上显著正相关；Lev在5%水平上与因变量RDI显著负相关；而TAX、MKT变量则与因变量RDI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2. 多元回归分析。从表1可见，在控制行业变量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变量（MP）在三个模型中都与R&D投资强度显著负相关，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紧缩的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渠道提高了利率，企业贷款难度增大，理性的银行减少了企业信贷，依赖于银行借贷的企业融资成本增大，管理层改变企业的融资决策，进而影响了投资决策（如R&D投资决策），即在货币政策紧缩时降低公司R&D投资，假设1得到验证。模型2中，Holder变量与R&D投资之间正相关但不显著，而MP*Holder与R&D投资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非国有企业在货币政策紧缩阶段受到的冲击更大，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在紧缩阶段获得的银行贷款显著减少，因此，非国有企业在货币政策趋紧时，消减了公司的研发投入，假设2得到验证。三个模型中管理层风险倾向变量（RiskPro）都与公司R&D投资间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说明管理层风险倾向越高，公司R&D投资越大，即管理层风险倾向与R&D投资力度正相关，假设3得到验证。模型3中，管理层风险认知变量（RiskRec）与公司R&D投资负相关但不显著，MP*RiskRe交乘项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紧缩的货币政策增加了企业面临的市场不确定性程度，加大了企业价值的波动性，管理层会根据这一信息来调整自己的风险认知，改变对未来的预期，进而改变企业行为（包括R&D投资力度），因此在货币政策紧缩时，管理层会更高的估计未来的潜在风险，对风险会更谨慎，因而做出更为保守的R&D投资决策，假设4得到验证。三个模型中企业投资机会变量（ROE）都与R&D投资在10%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说明当面临好的投资机会时，公司便会加大R&D投资力度。公司股权激励变量（Opinc）与R&D投资在5%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高管持股有助于企业开展研发投资活动，实施股权激励显著地提升了企业研发投资的积极性。除了模型3外，税收优惠变量（TAX）与R&D投资显著正相关，表明政府对高新科技企业实施税收优惠能够促进这些企业的研发投入。财务风险变量（Lev）与公司R&D投资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负债率高的企业倾向于降低R&D投资规模。企业规模（Size）和市场化水平（MKT）变量都与R&D投资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表明企业规模大小，企业经营所在地市场化程度对企业R&D没有显著影响。
模型1、模型2、模型3的F值分别为9.37，13.64，11.57，说明回归模型变量之间关系较好，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模型整体的显著性较好。三个模型中，虽然调整的R2都低于0.2，但总体上还处于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模型的解释力较好。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紧紧围绕中国新兴市场制度背景，结合A股上市公司2006年～2011年间的R&D投资数据，从企业这一微观主体入手，研究了宏观经济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及其作用机理问题。结果表明：（1）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政策能够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具体表现为货币政策从紧时，企业会降低自身的R&D投资强度，并且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R&D投资强度减小得更多；（2）管理层风险倾向与企业R&D投资正相关，即管理层越偏好风险，企业的研发投入则越大；（3）货币政策影响管理层的风险认知，改变其对未来的预期，进而影响企业的R&D投资强度。
我们的研究揭示了宏观经济政策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幅度与作用机理问题，为国家和政府制定相关宏观经济政策推动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政策制定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相关政策。相关实证检验结果也有利于我们更好、更深入的理解在新兴市场背景下，货币政策影响企业融资和管理层认知，进而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机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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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全球经济波动背景下R&D投资决策行为心理效应与政策诱导”（项目号：70972112）。
紧缩的经济政策范文6
【关键字】宏观经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对一个国家来讲，它的宏观经济目标包括促进经济增长，维持物价稳定，降低失业率和促进国际收支平衡。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政府在宏观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无论是出于协调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还是出于稳定物价、扩大就业的需要以及参与国际竞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政府干预经济或参与经济在世界大多数国家早已成为现实。
一、政府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
市场经济自发性、盲目性与滞后性的天然缺陷使市场失灵在所难免。高效的政府调控是市场正常运作的必要保障。因而，现代市场经济应该是市场调节与政府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
政府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宏观政策的选择与应用上。宏观经济政策是指国家或政府为了增进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改进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达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有意识、有计划地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来制定解决经济问题的指导原则和措施。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收入分配政策和对外经济政策等。
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一）财政政策
1.财政政策的含义
财政政策是政府为了达到一定的宏观调控目标，对税收、政府购买、政府转移支付进行调整以影响总需求，进而影响国民收入和产出的政策措施。财政政策包括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简单地说，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增支减收，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是增收减支。
2.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
以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为例，它发挥作用的传导过程是：当政府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时，可以通过减税，增加政府支出（如增加政府购买或增加转移支付），以及增加投资津贴来实现。假设增加政府购买，政府购买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增加了总支出（Y = C+I+G+X-M， G，Y）；而当产品市场均衡时，总收入应该等于总支出，由此，总收入也增加。因此，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可以引起国民收入增加。而政策实施同时也会产生反作用：当国民收入增加时，人们对货币的交易预防需求随之增加，在货币市场均衡的条件下，投机需求就必须减少，而投机需求与利率是负相关的关系，因此利率上升；利率作为投资的成本，导致私人投资下降；而私人投资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带动总支出的减少，从而引起国民收入的下降（G， L=k*Y-h*i， Y， L，i，I，Y）。政府购买增加导致私人投资减少的作用，在经济学中被称为“挤出效应”。同理，政府运用另外两个工具，即税收和转移支付，其变化会引起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变化，从而影响消费，而消费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又影响了整个支出与收入。当然它们在实施的过程中同样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而反作用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
3.财政政策的决定因素与实施效果
财政政策的决定因素与IS和LM线密切相关。在IS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LM线越平缓，财政政策越明显；反之，LM线越陡峭，财政政策越不明显。在LM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IS线越平缓，财政政策越不明显；反之，IS线越陡峭，财政政策越明显。而在特殊情况下，在古典主义极端情形下（长期，LM线为竖直的直线时），财政政策完全无效；在凯恩斯主义极端情形下（短期，LM线为水平的直线时），财政政策完全有效。
挤出效应也是影响财政政策的因素之一。当挤出效应效果大时，货币政策不明显；挤出效应小，则效果明显。挤出效应体现在图形上就是IS与LM线的斜率，IS线平缓，LM线陡峭，代表着较为显著的挤出效应。因而挤出效应对财政政策效果的影响在本质上仍可归结为IS和LM线的问题。
（二）货币政策
1.货币政策的含义。货币政策是政府为达到一定的宏观调控目标，通过中央银行对货币供给量进行调整来改变利率，进而影响国民收入与产出的政策措施。货币政策也分为两种：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简单地说，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是增加货币供给量（放松银根），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是减少货币供给量（紧缩银根）。具体实施时，央行可以通过调整（再）贴现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来实现。
2.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为例，货币政策对国民收入的传导作用是：当央行扩大货币供给量，利率就会随之下降，以利率为成本的投资便会增长，从而拉动总支出，使总收入增加（Ms，i，I，Y）。与财政政策相似，货币政策的实施同样具有反作用：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导致人们手中的钱增多，从而交易预防需求增加，交易预防需求与收入是正相关的，因此货币需求也增加，货币需求的增加，又使得利率上升，利率的上升导致私人投资下降，私人投资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带动总之出的减少，从而引起国民收入的下降（L= k*Y-h*i，L，i，I，Y）。
3.货币政策的决定因素与实施效果
货币政策的决定因素同样取决于IS与LM线。在IS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LM线越平缓，货币政策越不明显；反之，LM线越陡峭，货币政策越明显。在LM线斜率不变的情况下，IS线越平缓，货币政策越明显；反之，IS线越陡峭，货币政策越不明显。而在特殊情况下，在古典主义极端情形下（长期，IS线为水平的直线时），货币政策完全有效；在凯恩斯主义极端情形下（短期，IS线为竖直的直线时），货币政策完全无效。
综上，从直观角度讲，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与IS线及LM线的斜率密切相关。一般情况下，若一国IS曲线比较陡峭，而LM曲线比较平坦，则财政政策效果好；若IS曲线平坦，而LM曲线陡峭，则货币政策效果好。
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产生的一些实践性的问题
总的来说，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实施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然而在执行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实践性问题：
1.执行政策的时机问题。从理论上讲，执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逆经济风向行事”，即在经济低迷时一般执行扩张性的政策，在经济过热时实施紧缩性的政策。而实际执行过程中，即前面所述的传导过程，在实际经济中真正发挥作用是需要时间的。也就是说，从政府意识到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到制定政策再到实施政策及政策发挥效果，其间存在时滞。每个国家都有经济低谷与高峰交替的经济周期现象，如果在经济低谷时执行了扩张性的政策，而政策时滞时间长，经济已经向高峰迈进的时候才充分发挥作用，那么扩张性的政策将推动经济的过热，这违背了政策实施的初衷。因此，准确地预测好时滞，把握好政策实行的时机，非常重要。
2.执行政策的综合运用问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综合运用往往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过度使用其中一种而忽略另一种的作用。如片面强调财政政策，通过过多的政府支出来调节经济，忽视相应的货币政策的运用，往往会造成人为的经济失衡。
3.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施的微观基础不够健全。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政策的传导机制的作用发挥缓慢，政策的不确定性比较大。
4.金融市场不够健全，利率机制的调节作用有限。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监管水平低，政策的实施效果有时会大打折扣。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如货币政策效果会因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而变化，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难以避免等。
四、提高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效果的建议
1.政府尽可能的提高决策的效率，减少各环节占用的时间，尽量减少时滞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提高经济调控的效果。
2.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更有助于发挥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仅依靠其中之一是不全面的。比如，在一般萧条的时候，政府会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如增加政府购买或减税来增加国民可支配收入，拉动经济，同时会采取较为温和的货币政策甚至是紧缩的货币政策来防止政府拉动经济可能带来的通胀。
3.改善微观基础。健康的微观经济主体能够减少政策实施的不确定性，使政策效果更为充分地发挥。因此，要提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就必须重视和充分发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容的微观运行机制，强化它作为市场主体的性质和功能。同时要优化经济结构，无论对于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而言，其效应的形成机理都是在一定经济结构内，通过最初政策变量的改变与其他变量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如果经济结构不合理，即使是适当的财政、货币政策也不能发挥应有的效果。因此，要促进传统部门的产品升级换代，促进新兴产业部门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4. 完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是货币政策以及政策传导和发生作用的重要条件，培育健全的金融市场，是实施有效地财政、货币政策的前提和内容之一。在前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实施的传导机制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货币市场上诸多因素如利率等对于政策实施效果有着显著影响。完善金融市场，逐步实现市场化的利率机制，让利率真正成为资金的“价格”，充分发挥调节作用，对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要注重开发金融产品，鼓励和引导各种金融机构进行产品创新和有利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制度创新，提高金融市场监管水平，使金融市场向着完善、稳定的方向发展，保障政策实施的健康环境。
5. 提高、刺激消费的有效性。财政政策的实施中，消费作为总支出的一部分拉动国民收入的作用不容小觑，要提高政策的有效性，就要使刺激消费的作用更加充分。而人们最终是否会增加消费，取决于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因此，要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来增加他们的消费能力，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这些是加强消费刺激作用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当前，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偏低，储蓄倾向偏高，与我国教育、医疗、养老、失业扶助、贫困救济以及住房制度改革都有密切关系。人们紧缩即期消费，为未来储蓄，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造成的结果。必须加快建设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建立和完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医疗、就业扶助、贫困救济和养老保障等方面的政策，提高政府对这些方面的支持力度，扩大城乡居民的受益范围，消除消费者的后顾之忧，这样才会有更多的资金流入消费领域。
总之，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人类选择了市场，但市场机制的发展必然以高效的政府管理为依托。政府在宏观经济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必须要引起各国的高度重视与思考。
参考文献：
[1]曼昆，《经济学原理》第三版，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