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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政策范文1
伴随着财政分权改革，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与此同时，环境污染水平以及相应的环境群体性事件却仍居高不下。在学术界普遍关注这种鲜明对比现象的同时，我们是否更应该思考:中国在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环境问题究竟是世界性共有现象，还是蕴含着中国特有规律抑或中国特色?环境规制能否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环境外部性以及相应的市场失灵为政府进行环境规制提供了合理空间。环境规制一也由此成为了政府社会性规制的重要方面。然而，政府的环境规制并非完美，规制同样存在着外部性(李郁芳，李顶峰，2007 )。较早的文献以及部分最新文献对环境规制失灵进行了一定的研究。这些文献停留在从政企博弈或政企合谋的视角分析环境规制失灵。环境规制中的政企博弈侧重于说明: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规制的执行力度被企业机会主义行为所减弱;持政企合谋论观点的文献更关注于，政府与企业通过某种纽带使政府与企业处于利益共同体中，政企的共容利益使环境规制失灵。
二、环境规制中的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行为
环境规制的主体是政府，而作为公共部门的政府具有科层制结构的组织形态，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是不同层级的两个节点。既然政府规制是纠正环境外部性的相对完美形式。那么，从一般意义上讲，环境规制的主体由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承担更有效?一方面，从信息有效性与对称的角度看，由于较为接近辖区企业与公众，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信息优势，环境规制中不同行为主体的异质性偏好也能得到相对有效的显示;另一方面，环境规制中的地区外溢性是环境外部性的重要表现形式，这就决定了中央政府对跨地区间的环境规制行为应该承担监管与协调职能。否则，地方政府间的策略性行为可能产生环境治理中的囚徒困境因此，在一般情况下，环境规制的任务通常由中央政府委托给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中政府间委托链条得以形成。
然而，环境规制并非是政府间单向的委托过程，而是涉及到政府、企业以及公众的互动过程，存在非单纯的市场决策程序。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看，环境规制的实质是一个公共选择过程。以布坎南}Z} (Buchanan)为代表的公共选择理论进而成为木文研究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有力工具。布坎南以个人作为逻辑起点，以市场过程的思维研究政治过程与公共决策，完成了经济人范式与政治人范式的融合与统一，经济市场中的个人选择行为与政治市场中的公共选择行为纳入同一个分析模式。政治市场的主体同样符合理性经济人假设。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范式修正凯恩斯经济学把政治制度置于经济分析之外的理论局限。因此，环境规制行为在木质上既是经济活动又是政治活动。基于此考虑，木文沿用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以增进对政府环境规制行为木质的认识。
三、环境规制中的政治市场结构、利益主体与治理机制
环境规制行为源于政治市场结构及其运作机制。因为正如前文所述，环境规制并不仅仅是经济决策行为，更是一种政治决策过程，其必然会遵循一定的政治经济逻辑。当然，政治市场结构取决于制度结构。公共选择学派认为，政治市场存在三层结构，相继影响着政府的公共选择过程与公共政策。根据Peacock的研究，政治市场的三层结构包括初级政治市场、政策供给市场和政策执行市场。皮科克(Peacock)所论述的第一层结构为初级政治市场在初级政治市场上，政治家出信相关的公共政策给选民，而选民根据白身偏好与所购买的政策以及所享受的公共服务支付选票初级政治市场涉及根据选票如何显示偏好以及公众的投票权问题。在竞选压力下，政治家同样通过利益集团的支持以增加当选的概率，规制俘获由此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初级政治市场从总体上决定了公共政策的目标函数。政治市场结构的第二层表现为政策供给市场，政府官员(或者说官僚)向当选政治家提供政策选项和实施政策的手段，而政治家据此向地方政府官员提供财政预算。此时的地方政府官员成为政治企业家，类似于经济市场中的公司经理，其追求的目标为财政预算最人化，财政预算是实现地方政府官员各种混合利益的前提(尼斯坎南151，2004)。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家与政府官员实质上存在着委托关系。因此，必须警惕地方政府官员的机会主义倾向。政治家、利益集团与地方政府官员的铁三角关系初步得以形成第三层为政策执行市场，地方政府官员向选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而选民向政府缴纳相应的税收。这涉及到公众偏好能否满足并与税收相适应的问题。公共政策可能被有意或无意的扭曲执行，进而导致规制失灵等情况的发生。选民据此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具体执行做出反应。选民可以通过呼吁退出(voice-exit )甚至革命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Peacock所论述的政治市场结构的核心是政治家为当选的目的如何迎合公众偏好。这对于一个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具有很深远的影响，成为解释环境规制行为的重要切入点。
四、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规制失灵的制度解释
中国的制度结构决定了政治市场运行机制与相应的公共选择过程。从总体上审视，中国式分权的政府治理的核心是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政治结构的集权程度较高，表现为政治上的垂直管理，由上到下的人事任命权力与相对应的政绩考核;同级人民代表人会等机构不能对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约束与监管;公众对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约束力较弱。借鉴Peacock对政治市场的论述，木文认为中国的三层政治市场结构的运作机制是:首先，中央政府为了执政合法性的需要，通过实施公共政策(比如教育、医疗、环境等)提高公众福利，以获取公众对其执政的认可。
西方经济政策范文2
Textile and garment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industry for the economy of the Fuzhou City. In the concept of developing the economy of the western area of Taiwan Strait, how to develop the industry would advance the economy of the Fuzhou City greatly. The garment industry actuality of Fuzhou City was analyzed and some suggestions for its development were provided.
纺织服装业是抚州市的支柱产业之一,在《抚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曾明确提出要扶持纺织业等支柱产业逐步壮大。2009年5月14日,政府在《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提出要发挥闽浙赣等跨省区域协作组织的作用,建立更加紧密的区域合作机制。这都为抚州市的纺织服装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一、纺织服装业在抚州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抚州市位于江西东部,辖 10 县 1 区和 1 个经济开发区。在所辖区域中,除了临川区和金巢经济开发区外,南城、黎川、金溪、崇仁和东乡等 7 个县都以纺织服装业作为支柱产业。2007年全市共有规模以上纺织服装类企业 81 家,产值共计 442 176 万元。当年全市规模以上单位共 552 家,工业总产值 3 048 392 万元。无论从企业数目还是工业总产值的角度来看,纺织服装类企业都占规模以上企业总数的 14.5% 左右。
二、抚州市纺织服装业现状
纺织服装业的主要活动包括原料生产加工、成衣制造和产品销售,同时还需要技术、人力以及相关的产业政策等辅助要素作为支撑。原材料生产加工与当地自然条件关系密切,而成衣制造、产品销售以及相应的辅助要素则与当地的产业发展相关。
1.原材料生产和加工
2007年,抚州市棉花产量达 7 398 t,蚕茧产量达 1 785 t。从生产区域来看,每种原材料的生产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县。全市棉花的平均产量是 1.53 t/公顷(表 1),其中南城的棉花平均产量约为宜黄的 4 倍,差异显著;全市蚕茧生产区域的平均生产率是 0.52 t/公顷,生产率最低的是金溪,桑园面积为 1 342 公顷,比东乡的 1 206 公顷还多 10%,但生产蚕茧还不足金溪的一半。生产率最高的是南丰,虽然只有 2 公顷桑园,产量却达到 6 t。总体来说,棉花和蚕茧的各生产区域的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
从产地分布中可见,主产蚕茧的东乡、金溪、乐安与主产棉花的临川、崇仁、南城各成三足鼎立之势,棉花主产区较蚕茧主产区更为集中。其中,蚕茧的主要产区乐安、东乡也是主要的加工地点,加工地点与高产区基本吻合,全市 80% 左右的蚕丝都产自这两个县。
2007年,抚州市共产棉布 9 434 万m,其中南丰生产 119 万m,金溪 970 万m,临川 8 346 万m。棉花高产地崇仁在棉布加工方面未能占据一席之地,未能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
2.抚州市纺织服装产业结构分析
价值的增加和产业的发展相辅相成。如果将抚州市的纺织服装业看作一个整体,若想增加整体的价值,必须设法增加“价值链”中每个环节的附加值,进而促进产业进步。笔者已经分析了纺织服装业中原材料的生产和加工,接下来选取在国内纺织服装业有着显著地位且同属于海西经济区域的石狮市,借鉴其发展经验,分析抚州市纺织服装业的成衣制造和市场营销等其他环节。
历经 20 多年的发展,石狮市已经形成了相对完整的产业链,拥有一个庞大的服装产业集群,成为全国主要的纺织面料集散地、纺织服装生产基地和染整基地。成衣加工所需的拉链、商标、衬布等辅料都可以在当地进行生产和配套销售。而且,成衣生产在全市范围内存在明确的市场划分,相对专业的分工,既便于相互协助,又避免了整个市场的恶性竞争。相对完善的产业链和专业生产,带来了丰厚的回报。目前,石狮市已经拥有富贵鸟和七匹狼等自有品牌。2008年,石狮市有纺织企业 844 家,服装业 5 030 家,纺织服装业产值共计为 2 420 742.98 万元,占总产值的 49.44%。相形之下,抚州市2007年全市服装总产量 5 083 万件已算可观,但和石狮市年产 2 亿多件(套)相比,还相差甚远。
一般来说,规模经济的存在会形成一定的进入壁垒。如果行业内存在规模经济,将迫使新入企业选择较大规模进行生产。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抚州大多数纺织服装类的企业规模偏小,难以形成规模效益。产品成本偏高,缺乏竞争力,必然会削弱抚州纺织服装类企业的盈利能力,降低行业利润率,难以引入高层次人才和高新技术,导致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偏低。这又会进一步加剧利润率的降低。
此外,产品较低的科技含量造成进入壁垒低。如此恶性循环,使产品缺乏特色,产业整体竞争力降低。增强产业竞争力的另外一种方式是发挥产业集群优势,通过促进资源有效利用,进而降低成本。但抚州多数企业都各自为战,分散在全市各区县,不能发挥产业集群优势。目前除金巢开发区存在以明恒纺织、华艺服饰为龙头的纺织服装产业群外,大多数企业没有明显的分工合作,难以体现出规模效应和集群优势,不论是面辅料的生产,染印、成衣加工,都难见知名品牌和拳头产品。
从市场销售来看,经营者素质参差不齐,更主要的是主体市场的建设滞后于市场发展的需要,整个市场销售仍处于初始分散经营阶段,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程度低,缺乏现代商业基础要素。在全市的亿元商品市场中,共有豪德贸易广场、江西轻纺城等 5 个拥有服装鞋帽针纺织品销售店铺的销售市场,共计摊位 892 个,2007年总成交额 18 674 万元。这与石狮 18 条服装商业街和 8 座专业市场,120 亿的年销售额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3.资金和人才瓶颈
经济发展的两大要素是资金和劳动力。产业升级和市场建设都离不开资金。目前,抚州市纺织服装业的资金额并不充裕。抚州市外来资金主要源于浙江、福建、广东和江苏四个区域。2007年,纺织服装业共计使用资金 127 065 万元。这远不能与石狮市在海西两岸纺织服装博览会上累计 70 多亿的成交额相比,整个行业的竞争力也因资金的缺乏而难有提高。
从劳动力供给来说,抚州市作为内陆城市,并不缺乏普通劳动力。但是纺织服装业急需的高端设计人才,则相当匮乏。在纺织服装业的整个“价值链”中,服装设计是最容易产生高附加值的环节。在石狮,大部分骨干服装企业都建立了产品开发设计室和服装资讯馆,某些企业还高薪聘请了全国知名设计师作为公司首席设计师。抚州的纺织服装类企业由于企业规模小,资金困难,难以吸引和利用高层次人才,在生产设计方面缺乏足够的智力支持和保证。
三、提升抚州市纺织服装业竞争力的相关建议
针对抚州纺织服装业现状,结合海西经济区域的特殊性,笔者提出了以下建议。
1.提高原材料生产率,就地就近进行加工
《意见》中提到,应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结构优化升级。结合抚州的具体情况,可从提高原材料生产率和降低加工成本方面着手。首先应重点帮扶原料产量大户,加强各县区种植养殖生产的交流学习,努力推广先进种植养殖技术,促进棉花蚕茧等纺织原料的增产增收。其次应大力扶持资源产地的加工业,从原料本身出发,应用本身的资源优势,就地就近进行加工。这样有助于市场信息及时反馈给种植养殖户,便于生产调整。同时,还可以节省异地加工费用,降低加工成本,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促进当地就业。
2.优化产业结构,发挥产业集群优势
在全市范围内重新规划纺织服装业的产业发展,从产业划分、专业化分工和产业配套等方面进行资源配置。充分利用现有的优势,大力扶持纺织服装类龙头企业,将龙头企业的示范效应辐射到其他中小企业。鼓励企业间的兼并收购,整合资源配置;鼓励更多的纺织服装企业进入园区。对于各区县的工业园区,应积极规划引导企业在利用自身优势的同时注意市场划分,促进相互协作,避免彼此的恶性竞争。在技术方面,应鼓励各企业更新现有技术,发展高附加值产品。
3.加大政府引导力度,促进企业对外交流
从石狮市纺织服装产业的发展历程来看,政府在整个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意见》中提到将构建海峡西岸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这将为抚州市对外交流提供极大便利。抚州市政府可牵头引导抚州本土纺织服装类企业走出去,加强对外经济交流,促进经济共同发展,从产业发展的角度为纺织服装业的长期发展提供软硬件支持。从抚州市对外引资的数据看来,福建省是主要资金来源之一。根据《意见》,将建立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抚州市政府应充分利用发展海西经济区域的契机,加强区域内经济合作和交流,努力为企业提供和创造融资机会,帮助企业调整产品结构,提高纺织行业装备水平。在人才方面,政府可用技术支持的方式,聘请、委派专业技术人员深入企业,帮助企业迅速成长。对于有条件引进人才的企业,政府可在人才引进政策方面给予一定的帮助和优惠,帮助企业降低引进成本。企业自身也可以和各专业院校合作,通过委派员工深造学习,定向培养专业人才等方式获得合适的人才。
参考文献
[1] 迈克尔・波特. 竞争战略[M]. 陈晓悦,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1999:36 43.
[2] 抚州市统计局. 抚州市改革开放三十年[R]. 2007:195 218.
西方经济政策范文3
摘要：钻石理论主要通过影响生产率增长的关键因素，来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某种产业为什么会在国际上有较强的竞争力。把它应用到地方的竞争力上，是地方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最有效率的途径，是甄别政府产业政策优劣的方法，也是一种新的探索。
关键词 ：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竞争力；生产率
中央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只提出目标导向和原则性规定，并不明确界定具体目标、政策工具，赋予地方政府较大的剩余决策权。地方政府根据在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为导向，利用有效的经济理论制定具体政策，特别是制定产业政策要有科学依据。把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应用到产业政策中去，从而提升地方经济竞争力，这是一种新的探索和挑战。
一、钻石理论与地方经济发展
1.什么是钻石理论
钻石理又称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是由美国哈佛商学院著名的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于1990年提出的，用于分析一个国家如何形成整体优势，对提升地方竞争力也具有指导意义。
这个理论包含了4 个相互关联的重要因素：生产要素，互通有无的根本；需求条件，产业冲刺的动力；相关产业与支持产业，休戚与共的优势网络；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同业竞争，最后的三角习题。另外还包含两个角色，机会角色，可遇不可求；政府角色，干预与放任的平衡。
钻石理论揭示了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本质，即抓住了影响生产率和生产率增长的各因素，诸如，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科学技术、制度、竞争压力以及其他的社会和经济安排等。
2.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区别
长期以来，比较优势在人们心目中对分析地区或国家竞争力处于主流和主导地位，认为地区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劳动力、自然资源、金融资本等要素的投入。而全球化加速期的今天，这些初级投入要素的作用日趋弱化。纵观很多地区，国土面积的大小、资源的多少、劳动力的多少等已经主导不了地区的竞争力，这些因素与生产率大小没有直接的关系。而竞争优势理论则能够真正提升生产率的增长，是地区财富的源泉。
3.政府与企业
政府和企业在区域生产率提升上应该互相依赖，积极对话，消除障碍，降低不必要的成本，共同创造合适的投入要素、信息和基础设施。目前，很多地方都存在着公司与政府间紧张，不信任现象，以及政府家长式作风等，这些现象都不利于生产率的增长，增加企业的隐形成本。
4.钻石理论的应用
现代经济的增长是一个持续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产业多样化以及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政策的过程，钻石理论符合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要求。目前这个理论不仅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广泛地应用，也被用来研究如何提升省、市、县等区域的竞争力。还被用于集群理论、区域集团发展研究。根据中央的精神和当前经济形势，这些理论的探索和研究对提升地方的竞争力，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都具有实际意义，也为地方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指明方向。
二、产业政策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提升地区的生产力，特别是提高生产力的人力资源和资本，政府的政策也应该以创造产业发展的环境为目标。政策的制定也要具有收敛性作用，要针对影响生产率增长的关键要素去制定，从而能有效提升地方的竞争力。研究钻石理论体系及关键四要素，对产业政策的制定是有益的探索。也符合中央要求：“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竞相迸发”。
1.产业政策及其作用
现代经济社会中，企业和家庭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小的经济单位；整个国民经济又称为最大的经济单位；介于二者之间的经济单位是大小不同、数目繁多的，因具有某种同一属性而组合到一起的企业集合，又可按某一标准划分，这就是产业。产业是经济运行当中的一个重要层次，任何政府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产业的发展。政府的产业政策有如下作用：第一、以“看得见的手”在出现“市场失灵”时弥补市场的不足。第二、战时经济需要强有力的产业政策规制。第三、病态经济需要强有力的产业政策规制。第四、助发展中国家（地区）或经济后发国家（地区）实行超越战略。第五、提高一国（地区）企业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2.政策对生产要素的影响
生产要素一般包括熟练技术能力的人力资源、基础科学、经济信息和基础设施等，通常政府政策的出台多数表现一般领域，而竞争优势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却是高级的和专业的。比如专业化职业化人才培训计划、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大学针对产业相关领域的研究等等。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应更多地去激活出与产业直接相关的高级生产要素和专业生产要素。
3.政策对需求条件的影响
通过地方客户对产品质量的挑剔，倒逼企业努力提高生产技术，降低成本，满足客户的质量及个性化需求。质量的需求是企业进步内力，是企业走出去的优势所在。地方政府应该多重视对企业产品质量需求方面的政策制定，而非单纯追求需求总量。例如，政府采购时，应该扮演强势挑剔客户，刺激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提供先进的产品和服务。通过政策鼓励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
4.政策对相关产业与支持性产业的影响
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效率。同理,在竞争的压力下，所形成的产业协会、行会等团体促进了人才、信息和技术的交流与扩散，企业间的休戚与共的网络优势提升了整个地方产业的竞争力。政府就必须从整体进行把握，如媒体的宣传，进行产业整体规划等。必须认清只有产业相互联系才能创造竞争优势，不能过分偏向某一个企业或行业。
5.政策对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同业竞争的影响
一个管理良好的企业，在一个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中，没有任何外部补助或保护的情况下能够赚取正常的利润，则被视为是具有自生能力的，它是经济成功的隐藏要素。[2]政策所影响的第四个关键要素是企业本身。如政府要维护地方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鼓励企业完善治理结构，鼓励更多的企业走出去，通过劳动力市场推动个人目标的实现，弘扬企业家精神等等。通过本土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依照国际化的标准练好内功，才能扩展本土以外的业务。
三、如何甄别地方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处于由生产要素、投资导向阶段，步入创新导向阶段。在让市场在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中，政府应该起到间接、辅激励产业的发展，紧紧围绕提升生产率方面的关键因素制定产业政策，也就是紧紧围绕钻石理论的关键因素去制定。具体要通过以下方法去甄别产业政策的制定。
1.从事产业竞争的是企业，而非政府
竞争优势的创造和提升，最后必须反映在企业上，因为它们才是直接与外地对手较量的主角。即使最优秀的领导，他们也无从决定应该发展哪项产业、投资哪种技术，以及如何达到最适当的竞争优势。政府根本不可能以产业参与者的角色跟上市场变动的步伐，不恰当的政策只能扭曲市场的运行，降低地方的竞争优势。政府的政策影响往往是间接的、辅地。地方政策的制定者要做科学研究，不能靠家长式的管理去主观臆断决策。地方党委和政府应该围绕提升竞争力的关键要素，建立评估、考核领导干部机制。
2.优惠政策并非良策
当前，招商工作仍然是地方的重要工作。地方常常通过直接补贴、减免税收、土地优惠等政策，吸引外商投资。而大多企业仅仅从成本核算方面考虑，而非积极提升产品技术和质量。对企业的优惠的风气一旦形成，就很难遏制。比如落后地区每年都招来很多企业，落户的企业并不具有很好的自生能力，但是它们却囤积了很多的工业用地，以至于造成工业园区内大量的土地闲置。正确的优惠政策应当能够有效促进本地区产业竞争和提高产业生产率，如科技进步补贴，遵循先补助与产业集群紧密联系的专业化研究机构，再补助委托研究机构，其余补贴小规模企业以及大学研究机构。
3.竞争优势来自长久活力，而非短期获利
一个新公司成立之后，大约三四年可以迈入正轨；一个产业要形成优势，则需要10年或更长的时间。政府创造生产要素、制定鼓励政策、提升需求质量，来促进企业企业健康发展，有利于产业的形成，让地方经济更有活力，但这种做法见效慢。面对地方之间的激烈竞争、评比、考核，产业政策往往成为政府急救或短期获取效益的手段。抓大企业，而忽视小企业的存在；抓重点产业，而忽视其他相关产业的进步。这些错误的做法，不仅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使地方经济出现病态，难于洗心革面。
4.地方需要产业发展带动经济繁荣
通常具有充沛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了等地方，政府容易通过政策廉价或无偿提供给相关企业，造成企业或产业竞争力不稳定，生产力低下。真正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拥有较高的生产力水平，这种生产力的提升来自于稳定的技术进步、新产品的推陈出新、与客户联系密切的投资、活跃的团体组织、良好的地方竞争环境等等。因此，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基础，必须着眼于提升产业的竞争优势，并且督促企业落到实处。
5.产业的形成与政府政策并非密切关联
文献实例表明，至少一半以上的产业初期的形成，与政府无关。听命于政府的企业往往不能存活，不听命于政府的企业，往往对市场的感觉很好，自生能力强，发展的更成功。经验表明，任何企业或产业都应该有机会发展成功。每个政府心目中都有自己的重点产业，如果遵循竞争关键因素来激励产业，成功的几率可能就更大。
6.各种产业的分类不能反映出竞争优势的实质
基于现有文献资料研究，人们习惯把产业进行分门别类，因此出现了所谓的高科技产业或低科技产业、朝阳产业或夕阳产业、劳动密集型或知识（资本）密集型产业等说法。这种分类意味着某个范畴的产业优于另一个范畴的产业。尤其当产业被冠以高科技、朝阳产业、知识密集型等名词时，更是令人兴奋，这种区分甚至影响到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考虑。需要说明的是，只要产业有竞争力、市场有需求，就有它存在的价值；另外绝大多数产业现在可能是夕阳、成熟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一旦引进现代制造技术，使用新材料，采用新的设计和理念，加速创新，仍然能够保持旺盛的国际竞争优势。各种产业或各个产业环节，最重要的区别是生产力，政府的政策在于提供给任何产业都能够创新和提高生产力的环境。
7.政府应该坚持长期维护地方的竞争优势
许多企业乐于选择稳定，而不愿长期处于竞争的压力。当产业走上有利的经营轨道，地方企业和员工往往排斥外来有竞争的企业，寄望政府排斥外地的竞争者，降低地方的竞争。还有一种倾向是企业投资于不相干的产业，发展多元化经营，以逃避核心产业所面临的问题。面对这些情况，政府不能协助企业逃避他们必须面对的竞争挑战；政府不能把产业的效益好坏看做政府的政绩表现，讨好企业，助长企业的不思进取。
参考文献
[1]杨宏山.提升政策执行力的路径选择[J].理论视野,2014(4):49-51.
[2]林毅夫.繁荣的求索[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0-68.
[3]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131-184.
[4]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95-200.
【基金项目】亳州市委党校重点课题
西方经济政策范文4
关键词：纺织业；竞争；问题；策略
一、国际竞争力的理论、指标体系
它以市场经济理论为依据，运用系统科学的统计指标体系，从经济运行事后既然国和未来发展的潜能，包括决定经济运行的各种客观因素和体制、管理、政策及价值观念等主观因素，对一国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综合竞争能力作出系统、全面的反映和评价。指一个国家在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下，各国的竞争力相比较，其创造增加值和国民财富持续增长的能力。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理论界对于产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试图构建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二是对特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评价。研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目的不仅仅是客观描述产业国际竞争的实际结果，而且要发现决定或影响各国产业竞争优势的因素，从而揭示和论证各产业竞争优势的因果关系。由于国际竞争力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研究领域，涉及多个学科，分析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是一件复杂而困难的事情。很多学者通过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提出了多种指标、计量模型等测算方法，但无论从什么角度分析产业国际竞争力，其指标不外乎两类：一类是显示性指标，它说明国际竞争力的结果；另一类是分析性指标，它解释为什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原因。显示性指标，从某一个时点来看，显示一国某一特定行业国际竞争力的强弱标志显然是一国某种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份额，而且占有市场份额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这就是市场占有率和利润率两个指标。分析性指标，国际竞争力的分析性指标反映的是竞争力已经得到显示的解释变量或未实现的竞争潜力。这些指标所反映的变量因素可以决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结果，或者可以解释为什么各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会具有不同的竞争力或竞争结果。
二、纺织业现状
我国的纺织业存在两方面的现状，一是优势方面，再就是劣势的根本原因，从两方面来分析我国纺织业的现状。
首先，纺织业较有优势的方面，自然资源优势。我国在纺织纤维资源方面有天然的优势。棉花产量一直位于世界首位，占世界棉花产量的1/4左右。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茧丝生产国，蚕茧和厂丝产量要占到世界的70%以上。我国是麻类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有书麻、亚麻、剑麻等多种麻类纤维资源，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麻纺织品生产国。芒麻纤维占世界芒麻总产量的99%；另外，我国还有安哥拉兔毛、亚麻等被称为纺织品“瑰宝”的创造高附加值的珍贵天然纤维资源。同时，为了适应世界纺织原料结构由天然纤维转向化学纤维的趋势，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重点从天然纤维转向化学纤维。中国化纤产量居世界前4位。人力资源优势。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具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我国纺织服装业的迅速崛起主要归功于廉价劳动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劳动力成本方面具有极大优势。国内市场需求优势。经过二十世纪下半叶的快速发展，我国已形成了1个门类齐全的纺织工业体系。庞大的加工能力，不断进步的产业技术和企业机制，良好的外部配套能力和基础设施，这些为我国纺织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其次，劣势的原因，纺织业产品开发创新能力有待提高。关于创新能力这一点，波特不仅在竞争优势理论中四个基本要素中提出，而且在辅助要素中强调发明对于提升产业竞争优势的作用极为明显（波特1990）。对于中国纺织业来说，产品的开发能力与开发深度的差距是纺织业缺乏竞争优势的重要原因。中国纺织业升级速度缓慢。尽管中国纺织品出口在国际市场上连续多年保持较高水平，但发达国家已经在本国产业结构调整中，逐渐将其加工，低附加值的制造业外移到周边的一些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并由原来的以成衣出口为导向转向以纺织面料出口为主。发达国家主要从事技术及资本密集型纺织品的生产和出口，产品侧重于个性化，流行化，环保化以及高档化。而中国及其它发展中国家则主要生产出口中低档纺织品，因此中国纺织产品附加值一直偏低。而且中国劳动力成本占成品价值与其它国家相比较低，尤其是熟练劳动力附加值。
三、问题及对应策略
目前纺织行业遇到的最大困难有两个，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对纺织产品需求的负面影响，二是行业自身的创新能力不强。我国纺织行业一直在倡导提高企业创新能力，这也是各个行业面临的共同话题，但是这个问题对于纺织行业这样一个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优势的行业而言，显得更为突出。纺织行业企业要提高产品附加值，进一步提升品牌形象和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创新能力的提高。中国纺织工业协会这两年一直倡导行业要提高科技贡献率、品牌贡献率和管理水平，实际上也就是在强调提高创新能力。创新能力表现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和品牌创新。唯有提高了创新能力，作为我国传统支柱产业的纺织行业才能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高的产品附加值。国家政策的支持，期望国家在退税和棉花政策等方面给予该产业更多的帮助和扶持，包括给予最高的出口退税水平和实现零税率。可利用股权关系建起国内企业与著名企业的纽带，实现企业的国际化，推动实力较雄厚的企业发展，可以采用收购和兼并的方式在国外适宜地点投资办厂，这样既可以拓宽销售渠道，又能与当地相关企业形成利益同盟，减少贸易磨擦等。
参考文献：
【1】昂照，吴明录.国际竞争力【M】.北京：改革出版社，1992.
西方经济政策范文5
【关键词】简政放权 市场经济 普惠金融 政策建议
一、金融业简政放权基本情况
从2002年起，我国开始分批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限，简政放权速度越来越快，时间间隔越来越短，从以前的3年一次、2年一次逐步扩大到1年2次、1年3次。2002～2016年1季度期间，国家共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限15批次3046余项，其中金融业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12批次540项，金融业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占全国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的比例为17.73%。
从表1可以看出，金融业在所有12批次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中占比超过15%以上的就有9次，可以说金融业简政放权已成为国家简政放权的重要内容之一。进一步分析得知简政放权工作虽然有取消、下放、合并、减少、调整等多种表现形式，但金融业主要以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项目为主，而且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要远大于下放的行政审批事项，以取消项目形式实现放权的行政审批的占92.1%，下放6.8%，其他形式占比1.1%。大范高频率的简政放权，大幅降低了从事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创新门槛，将更多的选择权交给了市场自主性调解。
行政审批权限取消和下放后，金融管理部门从管理者变成了服务者，行政审批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等制度性的交易成本得到了最大限度的降低，激发了企业创新和产品创新的活力，特别是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既丰富了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形式，又为投资者和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和选择，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成为了社会经济新的增长点。
二、金融市场参与主体潜在风险分析
（一）市场自律机制不健全，自主调节能力不完善
我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还没有获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和承认，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不够成熟完善。根据1947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补充内容“全部或是实质上全部由国家垄断贸易并由国家规定国内价格的国家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可见行政和贸易垄断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重要标准，垄断程度越高，市场自律调节能力越弱，对价值规律越难做出正确判断，反映在经济结构上就会出现部分行业产能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以及地域发展不平衡。简政放权作为打破垄断的最有效手段之一，通过打破行政垄断和扫除制度障碍的方式解除束缚市场主体上的的绳索，从而激发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
2013年以来，国家陆续取消和下放了一批含金量很高的金融业行政审批项目（例如贷款卡核准和经营流通人民币审批等），这些行政审批项目取消后，市场自发性自律规则还没有充分的时间形成，部分市场主体对政府“看得见的手”放开后如何调整缺乏预见性，大多处于政策空窗期和适应期。但是简政放权本身作为一种经济信号，向投资者明确传达了国家促进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政策导向。在投资者理性、完善的市场准入、自律和退出机制前提下，市场主体发展繁荣并不会给市场和消费者带来风险，反而会刺激竞争，为投资者、消费者创造更多的财富和机遇。
但是在市场主体非理性的情况下可能超前预支政策效果。金融行政管理权限放开以后，投资者选择趋于非理性和多元化，市场上投资理财、P2P、股权众筹等公司纷纷设立，低风险、高收益的宣传席卷传媒和新媒体。与传统金融机构能够提供的较低存款利息和理财收益相比，投资者更容易受到互联网金融、股权众筹等高收益承诺的诱惑，对收益的关注甚至超过了对本金安全的考虑，逐步放大了互联网金融业务的收益价值，而忽视了互联网金融在资金安全方面的风险。
（二）市场风险传导不足，社会公众投资呈现盲从趋势
社会大众对各种经营范围中包含理财顾问、众筹投资、资本管理、财富管理、金融咨询等公司的发展容忍程度提高，这些公司通过网络渠道开展线上产品宣传和线下产品营销，高收益吸引了大量消费者投资。作为普通投资人，大家对风险的识别和判断主要是国家的行政审批程序，符合金融管理标准的主体可信度较高风险低，审批程序放宽以后，大批主体获得了市场注入资格。在金融创新和金融伪创新面前，投资者缺乏理性的判断，传媒界也经常宣传理财产品和造富神话，在非理性判断下，一些储户将资金从正规金融系统转移到缺乏资金安全防范措施线上产品，客观上将资金存在于风险之中，造成资金损失是大概率事件。一部分投资者被社会环境催眠，重视收益忽略风险，对风险投资抱有侥幸心理，对管理部门的风险提醒置之不理，风险判断失真，投资者与市场主体信息不对称，投资出现非理性趋势。
同时，与传统金融宣传手段相比，互联网金融平台运营者在宣传上也很有迷惑性，采取类似饥饿营销、会员推荐、社交平台互助等方式发展客户，通过赠送礼品、虚构投资项目、编造财富神话等方法运用新媒体广泛传播，部分平台还通过电视台、报刊杂志等营造信誉可靠地形象吸引投资人，通过精心包装持续催眠投资者，最终使投资者对资金安全放松了警惕，做出非理性判断。一些以前从事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形式的公司、集团以及个人打着金融创新或者金融新业态的名义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推广众筹、理财、融资、投资等产品吸引了大批投资者，这些被社会催眠的投资者开始重点关注资产收益，而对金融风险敏感度出现关注疲劳的趋势，非理性的投资者也引发了全民理财，大量资金游离于传统金融体系之外，个人信息被窃取以及资产风险隐蔽性更强，在投资泡沫破裂后投资者维权困难。
（三）法律制度设计不健全，消费者维权难度大
市场主体的繁荣掩盖了风险，一些原先被法律禁止的产品和服务形式开始披着互联网金融创新的外衣大行其道，由于法律制度不够健全，无法对此类产品进行风险评估，根据行政法的谦制原则，法律对市场主体和行为具有相对包容性，并不是所有的越界行为都能及时发现和规范。同时法律规制具有滞后性，法律规范的时间要晚于市场主体的行为。对市场主体来说，法无禁止即可为，但对于行政管理者来说，法无授权不可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立法原则导致市场主体自由程度高，而行政管理手段和措施则受到法律限制。目前，混业金融产品和市场主体越来越多，由于分业监管重叠、监管空白和监管不足的存在，增加了金融市场主体监管套利空间。“先照后证”制度将大多数的前置行政审批转变为后置行政备案，在极大限度的减少了市场主体的时间和机会成本的同时，也被个别市场参与者钻了制度的空子。
由于基层监管力量薄弱，导致个别互联网金融市场参与者在取得工商部门营业执照后怠于办理行政备案手续，相关行业管理部门不能准确掌握金融市场主体准入情况，工商部门也对金融业务缺乏管理权限，市场准入与市场管理衔接不足，市场主体无法控制风险传导，风险集聚效应加剧。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规则，投资者和消费者在面对线上理财骗局时，缺乏有效的举证能力和证据保管意识，投资消费选择时重投机轻风险，个别投资者投资失败后因为举证不足而无法立案，证据意识淡薄和契约精神涣散使得投资者承担着较多的道德约束，法律手段维权难度较大。
三、政策建议
（一）完善顶层法律框架制度设计，逐步规范市场主体行为
互联网金融作为新生事物，目前还只是停留在学术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层面，没有纳入现行法律制度管理框架，央行等十部委联合的《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虽然从宏观监管层面肯定了互联网金融发展，但是由于没有法律规范作为上位法支撑，无法对市场主体形成强有力的法律约束力。互联网金融法律地位不明确，行政管理缺乏法律依据支持，市场准入退出和行业自律不够规范，将会影响其可持续性健康发展。为保障市场主体、投资者、消费者、监管者合法权利，厘定各方行为边界，建议从立法层面统筹考虑建立统一的互联网金融法律制度规范体系，梳理分散在各监管机构之间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将金融行业内已达成广泛共识的管理理念和监管原则、行为模式、经营业务范围、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信息披露责任义务、违法行为及法律责任等整合形成一部基础性的互联网金融单行条例或者法规，从法律上确定其市场地位及监管规则，明确限定互联网金融内涵和外延，划清互联网金融与民间集资、非法融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界限，有助于界定是非和定纷止争，将互联网金融纳入法治轨道管理。同时，根据互联网金融基础性法律原则，推动对现行法律法规进行立法或司法解释，及时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金融法律法规制度，重点对《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进行修订，将其明确为互联网金融市场主体退出机制的法律底线，对于违反基础性管理制度的市场主体将由相关部门进行立案查处和取缔，最终将互联网金融纳入现行法律制度管理框架。
（二）推动市场自律机制建设，提高监管融合深度
与传统金融经营方式相比，互联网金融具有业务虚拟化、服务多元化，对象标签化以及扩散大众化的特征，同时兼具跨地域、跨市场、跨行业属性，目前“一行三会”单一分业的金融监管模式不能有效监管，监管权分散也削弱了法律法规的执行力。互联网金融作为金融改革的前沿阵地，在一些产品和服务上突破了分业监管界限，混业产品层出不穷，传统的分业监管模式无法全面覆盖互联网金融主体和表现形式，监管多头政出多门导致效率不高，社会认可程度低。建议结合互联网金融阶段性发展特征，进一步整合监管资源，明确监管主体和监管原则，并对市场主体进行分类分级管理，明确将发展模式较为成熟的互联网金融主体纳入混业试点，加强监管协调，进一步完善行业自律机制，探索建立“监管+自律”相结合的互联网金融业务经营信息披露平台，明确市场主体的信息披露义务，提高监管信息互通和衔接工作效率，主动公开监管业务中的风险点，加快推进互联网金融市场主体和参与者的实名认证进程，尽快组织实施互联网金融主体机构信用评级，通过信用等级向社会公众传导风险信号，引导消费者合理配置资金。通过市场手段约束经营主体，督促市场主体提高风险防范意识，主动向投资者公示项目真实性情况，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以市场手段实现优胜劣汰。
（三）积极发展普惠金融，优先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
互联网金融作为新生事物，发展中遇到的参与主体参差不齐、价值规律明显滞后、市场失灵、外部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和困难是暂时的，全面规范还需要较长的时间。建议相关部门、地方政府增强政策包容性，清理整顿措施要遵守谦抑原则，以损害最小化的方式开展识别、管理和规范，互联网金融清理整顿工作不搞“一刀切”，深刻领会国家清理整顿的目的是规范管理和风险防范，而不是全面否定和取缔，将保护投资者、消费者合法利益作为清理整顿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于具有真实项目背景的市场主体进行规范，不能以行政强制手段影响行业正常发展。客观看待市场主体的融资现象和手段，既对资金风险保持高度警惕性，同时也要考虑民间融资合理性，不能将投资者、消费者的合法收入片面认定为市场主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集资诈骗的资金进行处理和打击，保障人民群众的投资自由和资金安全。针对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趋势，积极完善监管手段，探索依托互联网技术建立全国统一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网络咨询投诉服务平台，受理投资者和消费者投诉咨询，积极组织普惠金融教育活动，引导投资者和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投资理财观念，提高电子证据保存意识，对身边的高息理财和非法集资现象保持警惕，远离和高息理财陷阱，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制定理财计划，理性看待投Y风险，逐步提高消费者的风险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参考文献
[1]谢平，邹传伟.互联网金融模式研究[J].金融研究，2012（12）.
[2]闫真宇.关于当前互联网金融风险的若干思考[J].浙江金融，2013（12）.
西方经济政策范文6
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8.1%，居民消费价格上涨3.8%；工业生产平稳增长，结构调整积极推进，农业生产形势较好，夏收作物长势好于常年；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财政金融平稳运行，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增长14.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现金收入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分别增长9.8%和12.7%。总的来看，我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经济增速处于合理区间；宏观调控政策具有较大回旋余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107995亿元，同比增长8.1%；公共财政收入29976.25亿元，同比增14.7%；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9.8%。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连续五个季度下降。一季度，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10799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1%。
【解读】一季度GDP的增长速度为8.1%，出乎不少人的意料，此前，多家机构均预测增速在8.3%~8.5%之间。这也创下2009年二季度以来新低。从数据看，GDP同比增长速度连续5个季度下降。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表示，今年定的目标是增速7.5%，因此无论从自身目标还是从世界范围看都是比较高的增速。国民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继续保持了适度较快增长。
城镇居民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6796元同比增14%。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7382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796元，同比名义增长14.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8%。
【解读】居民收入增速比去年要快，这是好的现象。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了回落，但还是处在适度较快增长的区间。就城镇居民收入来讲，去年以来政府出台了不少增加工资、提高收入标准方面的措施，这对今年一季度还有滞后的影响，个税起征点的上调，也利于居民收入的增加。
尽管一季度居民收入增速较快，但是从今后一个时期来看，城乡居民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的难度加大，尤其是农村居民，农产品价格不可能老是按照前两年的速度涨，农民工的工资率也不可能按照近几年10%以上的速度增加。中国经济是否存在滞胀？一季度GDP增速8.1%，CPI上涨3.8%，CPI的抬头和GDP的回落超过预期，有些经济学家担忧中国经济可能会进入滞胀时代。现在既不存在滞也不存在涨。今后一个时期，经济保持适度较快增长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