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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作用范文1
“新经济”将成为经济理论界和研究机构的新课题和学术前沿。原因有二。
第一，生产率的内生化问题一直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波动理论的核心问题。无论从理论上的熊彼特创新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和供给学派等宏观经济理论的演变来看，还是从实践中的信息经济、数字经济、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和目前的“新经济”，贯穿其中的主线之一，至少对经济学家而言，就是生产率的内生化及其度量问题。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是决定经济增长速度极限和经济周期微波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二，“新经济”的可持续性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政策含义。例如，即便存在增长的顶部、失业的底部或扩张的极限，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它们在哪里。因此，宏观调控的相机抉择有赖于把握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否则，与其自寻烦恼，还不如放弃陈旧的担忧，把自我牺牲性的先验性调整信条放在一边，顺其自然。对中国而言，实施宏观调控、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都涉及到生产率及相应的生产可能性边界问题。所以，“新经济”的发展对经济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必将促进我们进一步加强生产率问题研究，加强对内生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波动理论的研究。
“新经济”讨论对宏观经济政策具有积极意义。
1． 就财政政策而言，应该注意财政约束和财政政策相机抉择性的作用范围。财政约束在刺激私人投资、促进美国历史上时期最长的经济扩张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是维持美国经济动力（momentum）的重要政策之一。财政赤字在很长时间内被认为是影响美国经济的重要因素。在克林顿任期内，美国通过加强财政约束、偿还债务而使美国由过去多年的财政赤字扭转成为财政盈余。美国以往的问题在于，当预算不应该盈余时出现了盈余；美国的私人债务太高了。因此，一旦出现预算盈余，重要的是偿还公共债务。虽然偿还公共债务不仅会影响私人公司和家庭，而且会影响整个经济，但真正重要的是总储蓄率或总债务与财富的比率。美国国务院和国会明智地选择将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盈余分离出来，用于偿还公众持有的财政债券，这个行动对于维持美国近几年来经历的个人资本的快速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偿还债务不仅是美国已取得的成功和为什么本轮扩张看起来如此年轻的一个重要因素。减少赤字、转向盈余、开始偿还债务帮助美国拓宽了促进本轮生产率拉动型扩张的投资的空间。可以讲，美国“新经济”不仅仅是由于生产率回升本身，而且是由于它与严谨但不过度的财政政策和理智且果断的货币政策的相结合。这些都帮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创造了较好的工作机会。
2． 就货币政策而言，应该注意货币政策的利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强调货币政策目标是稳定货币和经济增长而非股票市场价格。就货币政策及其与“新经济”关系而言，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市场利率的变化是市场经济平衡机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利率工具及其传导机制，对于平衡储蓄和投资、保证低通货膨胀下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作用。美国90年代初突然涌现的技术创新提高了投资收益预期，这种预期投资盈利能力的上升会传递到利率，利率最终构成了在非通胀经济中平衡储蓄和投资过程的政策选择。美联储之所以调整联邦基金利率，是因为一些不适当的措施已经导致经济扩张的成本上升，这主要归咎于资本收益率的提高和一定规模的财富效应的增强。尽管看不到有任何理由说明生产率不能继续增长，但是，实现这一目标要求经济的不平衡不能上升到使经济扩张偏离其轨道的程度。只有平衡发展的经济繁荣才会无限地继续下去。 第二，货币政策目标应该针对宏观经济，应该针对临近的通货膨胀性失衡或通货紧缩性失衡，而不应该是资产价格，即便是资产价格孕育了经济失衡。美国有一些有说服力的证据表明，财富效应可能会给经济带来失衡的危险，但这并不意味着使金融市场和产品市场恢复平衡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要求货币政策以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撇开以资产价格水平为目标是否是政府的正当职能这种更深层次的问题不谈，以实现该目标为目的的货币政策成功的证据几乎没有。股权投资的风险主要来自于对未来收益及其贴现率的不确定性，很少来自作为中央银行主要工具的隔夜利率的变动。因而，即使鼓励短期利率的大幅波动以应对股票价格的变动，投资者恐怕也很难正确应对股权风险的幻觉。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强调了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新经济”的作用，认为即使是最快的计算机也不能撕破规则之书，消除对持续性的财政约束、警觉性货币政策和对未来前景现实预期的需求。
3． 就贸易政策而言，既要注意贸易政策及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又要注意相应的国际责任。美国的“新经济”，是伴随着近年来的经济全球化而发生的。因此，当人们企盼新经济时，应该把它理解为全球经济。美国维持其经济增长动力的战略性政策选择，在贸易政策方面，一个是促进国外市场对国内出口品开放政策，一个是促使国内未开发地区的市场对外开放政策。一方面，促进国外市场开放，推动了美国把高利润的信息技术产品推向国际市场。这有力地拉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为美国带来巨大利益。由于亚洲经济危机而促成的资金回流、商品廉价进口，抑制了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推动了“新经济”的发展和IT人才的流入。十年来，美国保持其市场开放，吸收了一定规模的贸易赤字。但是，克林顿政府充分利用美国的国际地位及在主要国际经济组织的主动权，通过协调国际政策，既为美国“新经济”构筑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也帮助使亚洲和墨西哥更快地复苏，因此，长期而言，也有益于美国经济。
4． 就教育政策而言，必须注意防范信息技术产生的数字化差距，在加强研究和开发的投资和激励、推进科学技术前沿的同时，着力解决信息技术等基础实施的建设和教育问题。教育对维持美国经济动力的重要性及其对“新经济”的贡献也值得予以重视。“投资于人”、“推进科学技术前沿”和“缩小数字化差异”是美国维持其经济增长动力战略的另外三个政策。这启示我们强调政府投资于教育和技术对“新经济”的作用。忽略教育，尤其忽略城市地区贫穷、低阶层人们的教育，不仅会导致经济削弱，而且会导致阶级差距。因此，必须使教育系统调整到适应新技术现实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必须确保全体大众都能够接受教育，这样才能使他们全面而持续的参与“新经济”时代。可以认为，没有任何领域比教育更能享受信息技术的利益；但是，信息技术进入教育领域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导致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数字化差异”。因此，需要扩大进入因特网的机会，在新技术方面培训教师，并提供税收激励以鼓励公司帮助跨越这一数字化差距。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作用范文2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新经济”正在重新瓜分全球市场，重新制定世界经济游戏规则，并且重新排定企业的座次。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不断加快，新经济也已经在中国出现，我国正在进入全球经济的大舞台。在这轮发展机遇面前，应充分认识发展信息产业的重要性，制定加快发展信息产业应相应政策和措施。
在我国信息技术将充分发挥主导作用。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必将更好地起到前导和统领的作用，渗透到各个领域。信息技术将促进工业、金融、办公、服务，使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等发生巨变，它将大大提高社会的运行速度和效益。信息科技已成为推动国家进步的强大动力和武器，它全面改造和提升了传统工业，使传统工业的面貌一新。如今，设计、制造和经营管理都已经或正在实现自动化、智能化、信息化，由电脑控制的机械和生产线代替或减少了劳动者的工作量，提高了效率。电脑技术的应用加速了产品的设计和生产过程，提高了产品质量，降低了成本，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社会财富积累加快和劳动者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随着积累的大量社会财富。疯狂地涌入到那些市场突然扩大的由旧生产部门的发展而引起的新兴产业部门，如计算机业、网络业和信息技术产业等，它们靠排挤掉旧有的传统工业来扩展。由于借助高科技而生产出异常高的利润就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些利润本身不仅形成加速积累的源泉，而且把不断新生的并正在寻找新的投资场所的很大一部分社会追加资本如风险投资基金等吸引到电脑、网络和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部门。如：上世纪末在“新经济”的刺激下，美国1990年后的股票指数一路上扬。在股市财富效应的支撑下，美国民众的消费倾向也直线攀升。1997年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下降为3.1%，1999年个人储蓄率进一步下降为负数，消费倾向已超过极限。2000年3-4月间，美国主要股票指数达到历史最高点。
新经济代表着未来方向，并且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进程。现在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几大特点: 一是主要靠工业来提高经济增长；二是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有所提高；三是从需求上看，经济增长主要靠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四是中西部经济增长的差距有所缩小；五是经济增长是以经济效益大幅度改善为基础的。总的来说，进入新经济时代我们面临艰巨任务,因为我国当前是处于工业化中期和信息化结合期，实现工业化仍是我国大多数地区所必须完成的。但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并不平衡，东部发达地区基本上呈现了工业化，新经济已在这些地方萌发，西部地区大开发已成为我国经济的热点，蕴藏着巨大的潜力。新经济可促进我国企业加快实现信息化、电子化、网络化。重新构造企业经营管理运作模式，做到升级和转型,提高企业竞争力。电子商务将为企业节约成本提升效率。作为交易平台,为传统企业扩大市场寻找全新商机发挥重要作用。网络打破了地域界限,正迅速演变成全球经济活动统一的新平台和神经系统。电子商务关系到社会转型时期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经济全球化、不断创新完善的金融市场、急剧增长的风险投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务实和稳健的宏观经济调控等都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此，计算机、通讯、网络、金融和高新技术产业本身的发展以及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成为度量一个国家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
我国发展信息技术的主要政策如下：
（一）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稳定物价是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减少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鼓励投资和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二）加快信息技术的应用步伐，改善信息技术应用环境，建立统一的电子商务。
（三）发展风险投资市场，风险投资作为创新型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对高成长性的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四）培养企业家精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基础，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1.鼓励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利用社会基金资助各种宣传和推广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的活动，加强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创建充满活力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2.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提高研发水平和产品开发能力，利用统一专利法保护创新企业的技术安全；3.放松政府对企业在开业和营业等方面的种种限制，优化企业发展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环境；4.提供企业国际化经营和多种形式的信息服务；5.发展包括电子商务、网络、信息、老龄服务、特色旅游、社区服务等在内的技术型、经济型和社会型等新型服务业。
（五）鼓励科技体系创新和技术成果的转化。创新是提高竞争力和促进就业的重要动力。
（六）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新经济时代知识成为企业的战略资产,作为知识承载者的人力资源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是企业的财富和资本,企业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在深刻理解人力资源创新理念的基础上,进行积极探索和大胆尝试,创造出适合本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作用范文3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学 集聚 劳动力流动 收入差距
克鲁格曼发表于1991年的"收益递增与经济地理"一文被视为空间经济学向主流经济学回归的标志，也是新经济地理学发展的开端。新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解释经济活动在空间集聚的原因与形成机理，并通过这种原因与机理的解释，探讨某一地区经济发展问题。本文对国内近年来涉及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文献进行梳理，试图探寻出我国对新经济地理学的最近研究进展。
1 集聚经济与产业集聚
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家将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哈里斯的市场势理论、缪尔达尔的因果循环积累效应纳入到了一个统一的框架，通过厂商层次上的报酬递增、运输费用、要素流动和相互作用分析，为传统的空间分析和区域科学分析产业空间集散提供了新的启发。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集聚经济是指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而造成的对企业生产效率的促进效应。产业集聚是指同类型或不同类型的 相关产业在一定地域的集中。
潘文卿研究表明存在随时间推移而增大的全域方位的正空间自相关性，且中国局域性的空间集聚将趋于明显。王晓轩，张璞，李文龙阐述了产业区聚集和扩散的历史形态，并分析了聚集的原因及其理论发展。郝寿义，范晓莉在FE 模型基础上引入企业异质性因素，研究不同经济主体的区位决策到空间集聚的内在机制，并用中国的经验数据验证了理论假说。
2012年，我国专家学者分别从吸引FDI、生产业专业化、多样化（王、市场潜能对服务业的集聚进行了研究，得出城市服务业集聚有利于吸引FDI、生产业专业化、多样化和集聚规模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市场潜能与城市服务业聚集程度呈正相关，城市市场潜能提高1% ，其服务业集聚程度提高0. 2% 左右等结论；
同时，丘兆逸分析并验证了国际垂直专业化集聚影响中国环境污染之间存在U 型关系，指出当前的国际垂直专业化集聚指数已经超过了拐点。何雄浪发展了多地区的资本创造模型，从理论与实证的角度分析地区资本收益、资本创造与产业空间分异的关系并解释了产业空间分异的产生机理。
2 区域经济差距
学者从新经济地理学空间的非均质性出发，探究了区域经济差距产生的原因：赵祥认为从市场一体化的程度看区域经济差距在长期内会经历四个阶段性变化，这些阶段性变化特征体现了产业集聚、扩散与区域经济差距变动之间的内在联系。许德友指出在控制了人力资本、市场化水平等因素后，市场获得是我国区域间城市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原因。李鼎，赵文哲尝试从公共支出的"需求效应"和"生产效应"两个角度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做出解释。
针对区域发展差距，郑长德认为降低创新成本的政策可以实现总体经济效率和空间公平。陈健生，李文宇指出本地市场效应在市场规模对空间经济结构的影响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大力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缩减经济距离，促进集聚经济，达到区域内趋同，将有助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3 城市经济集聚
经典的新经济地理框架是只包含居民（家庭）和企业的两主体模型，以往作为外生的（地方）政府的行为，也慢慢被学者纳入研究范围。
覃一冬研究发现中间产品投入、劳动里市场共享和技术溢出都显著影响我国城市经济集聚，但后两者则呈现离心力作用。钱学锋，黄玖立等检验了城市集聚经济和产业集聚经济与企业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认为通过集聚经济创造的集聚租来引导地方政府实现自发的税收协调机制在中国并不存在，提出应通过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使这种自发的协调机制成为中央政府通过地区间均等化转移支付制度进行协调之外的一种有益补充。
覃一冬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经济集聚机制，构建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演化的计量模型，通过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实证检验发现，经济地理因素、新经济地理因素与经济政策因素均显著影响城市人口规模分布。柯善咨，赵曜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资本流动模型分析了城市规模对资本积累的影响，通过检验得出结果：集聚效应导致大城市以更高的效率吸收资本，城市规模增长促进了资本深化。
4 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
张文武将异质性劳动力及地区内和地区间的多样化贸易成本同时引入空间经济模型，建立了一般均衡模型。分析结果表明，低成本约束的人力资本比高成本约束的普通劳动力流动更容易打破空间经济集聚和扩散的对称均衡，促使产业空间结构稳定地向人力资本丰富的地区集聚。
研究发现，新古典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两种研究范式在劳动力流动影响区域收入差距的内生作用机理、劳动力流动对区域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方面也各异，对待劳动力与区域之间的内在关系也不同。流入地的经济收入、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经济开放度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动力，劳动力流动与第三产业发展是相互作用的，从而引起劳动力在东部的聚集效应和在中西部的分散效应。地区间消费者偏好水平及区域房价差异决定了企业与劳动力的转移方向，进而诱发产业转移。
学者认为，地区间实际收入差距的形成是区域效应和集聚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且后者起主要作用。贸易自由化可能扩大或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这主要取决于地区相对产业份额以及本地与国外市场接近程度。同时，地区工资对市场潜力的弹性系数在0.75-0.77之间，临近高市场潜力的地区，工资水平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提高，但这种影响在地理范围上比较有限。谢长青，范剑勇通过实证分析说明外来人口变量对区域城市工资存在正向影响，即外来人口引致市场潜能增加并导致区域工资上升的价格效应。
5 企业与创新
企业是经济发展的核心主体，而现实经济活动中企业之间的差异是比较明显的，标准新经济地理学的假定忽略了企业的异质性，所以有的学者认为引入企业异质性是新新经济地理学的标志之一。
2012年以何雄浪为代表的学者在考虑异质效应的基础上，分析了企业生产规模、劳动生产率与本地市场需求的关系；影响地区企业效益的系列因素；从理论分析和数值模拟两个层面对企业异质性、规模报酬与劳动力空间流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研究表明：全国范围内，影响企业规模的因素依次为本地市场需求、劳动生产率、工业品价格指数与进出口总额，且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规模呈负相关。认为资本收益率、市场环境的完善、企业技术的进步和创新的增加、本地市场规模的扩大是影响资本流动的重要因素。地区间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的不同决定了企业与劳动力的转移方向，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与固定成本呈正向变动关系。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作用范文4
尽管经济学界对是否出现了新经济、什么是新经济以及新经济形成的原因还有不同的见解，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经济持续高增长、经济周期特征淡化、同时伴随着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是“新经济”的主要特征；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经济全球化、不断创新完善的金融市场特别是急剧增长的风险投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务实和稳健的宏观经济调控等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此，电脑、通讯、网络和金融化了高新技术产业本身的发展以及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成为度量一个国家（地区）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
在信息技术的生产和应用方面比美国落后是欧盟经济存在的弱点之一。为此，欧盟提出了一系列打造新经济的措施，力争在10年内赶上或超过美国，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和最有活力的新经济地区。
一、欧盟新经济的发展
过去十年来，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这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到2000年，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增加值达到493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3.6%上升到4.4%，年均增长15%左右，大大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2.5%的增长水平，自1995年以来平均每年推动欧盟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但和美国相比，欧盟仍相形见绌，1995年以来,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年均增长20%以上,到2000年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8.3%，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来自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从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说，1996-200年，欧盟只相当于美国1990-1995年的水平，相差近5年。各成员国的情况差别较大，爱尔兰、芬兰、瑞典、荷兰和英国等国家发展较快，其中爱尔兰的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超过美国，芬兰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美国。
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了生产率的发展。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除了资金和劳动的投入引起的增长外，其他的都叫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技术要素的增长率。测算表明，1995年以来，信息技术对欧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每年推动经济增长约0.2个百分点，相当于美国1990-1995年的水平。
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下跌使欧盟的通货膨胀率降低，20世纪80年代，硬件设备、软件和通讯服务的价格平均每年分别下降1.8%、0.3%和0.2%，90年代前半期，其分别下降3.3%、0.7%和0.7%，而到90年代后半期，其下降的速度分别达到10%、1.4%和1.3%。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使欧盟的通货膨胀率自1995年以来每年降低0.2个百分点。
新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信息技术产品的使用，计算机拥有量、上网人数、移动电话使用量、电子商务发展等是主要的指标。在这些领域，欧盟远不及美国，根据初步的估计，1999年，欧盟每100人均拥有计算机为20台，不到美国的二分之一；欧盟只有14%的人上网，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电子商务额约为170亿欧元，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只有人均移动通讯电话拥有量和美国持平。欧盟人均对信息技术产品的支出约为1600欧元，不及美国的一半。实证分析也表明，在欧盟，信息技术以外的部门没有因为利用信息技术而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总之，虽然，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推动了其经济的增长，但从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等看，欧盟要比美国落后5年。
二、欧盟新经济落后的原因
从传统的工业化进程和形成的经济结构看，欧盟与美国同属工业发达国家，区别不大，有的国家如德国甚至比美国的工业化进程更加明显。但为什么新经济首先出现在美国而不是欧盟。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应用中有比较优势；二是欧盟的经济体制僵化阻碍了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应用。
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了不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要素禀赋和专业化分工的作用。按照这一理论，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应用中建立了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拥有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鼓励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以及大量军工技术转为民用和军工产业的技术外溢等。人才优势是美国最主要的比较优势，美国的信息技术人员比例明显高于欧盟，在欧盟内部，芬兰、爱尔兰、瑞典等信息产业发展快的国家其受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教育的人员比例居于欧盟的前列。由于信息技术的网络效应和第一发起人效应，即使欧美在信息技术发展初期的差异很小，也可能由于研究与开发以及专业化生产的正反馈作用而使美国形成巨大的比较优势。欧美双边的信息技术贸易也说明了美国有比较优势，近几年来，欧盟从美国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占双边贸易的25%，而美国从欧盟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仅占双边贸易的6%。
经济体制差别的理论论证了欧盟僵化的经济体制束缚了新经济。首先是劳动力市场相对僵化。欧盟严格的解雇程序、高昂的解雇费用、最低工资限制、工作时间约束等各种就业保护措施和强大的工会势力使解雇工人的成本极高，抑制了企业利用节约劳动成本技术的积极性，减低了对信息技术产品的需求和应用。其次是金融体制不成熟，缺乏创新。美国实行的是股权资本主义，其发展的路径为：个人创业合伙制股份制，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风险投资在美国的出现和迅速膨胀被认为是一场金融革命和股权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它为一些极具发展潜力和成长前景但又有高风险的新兴科技企业提供投资，催生了一大批信息技术企业并使之迅速发展，英特尔和微软等都是通过风险投资而成长为富可敌国的科技巨头的。而欧盟国家多为银行债权资本主义，其储蓄大多流入资产雄厚的少数大企业，许多依赖于科技成果创立的新兴企业因其无形资产不能做为抵押品而无法得到银行贷款支持，银行也不会提供风险投资，从而限制了新兴产业的发展。此外，建立新企业的各种行政障碍、公共研究和私人研究严重分离等科研体制僵化也阻碍了信息技术的发展。
三、欧盟发展新经济的举措
虽然在新经济方面，欧盟落后于美国。但欧洲具备赶上来的机会和条件，一是欧美从事新经济的企业已相互兼并和投资；二是可以利用美国现有的经验和做法；三是欧元启动以后，欧洲的资本市场发展迅速，筹资越来越方便。但欧洲必须在经济结构改革和科教两个方面行动起来。去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提出了建立电子欧洲计划，并把该计划提高到和欧盟共同市场、经济货币联盟同样的高度，此外，还制定了金融服务行动计划、风险投资行动计划、欧洲研究区战略等各种计划，力争在2010年前赶上美国的水平。其发展信息技术的主要政策如下：
1．坚决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把物价稳定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减少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从而鼓励投资和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2．加快信息技术的应用步伐，改善信息技术应用环境。建立统一的电子商务法，实行统一的专利法。到2001年完全开放电信市场，2001年前欧盟境内所有学校上网，政府采购全部上网，加强网络培训，鼓励终生学习，。
3、发展风险投资市场。风险投资作为创新型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对高成长性的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与美国相比，风险投资在欧洲仍处于不发达阶段。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额达到了33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150%，其对软件、通信、因特网的投资达到180亿欧元；而欧洲的风险投资额仅为12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70%，其对软件、通信、因特网的投资为50亿欧元，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为此，欧盟提出了风险投资行动计划，主要措施为：加快欧盟内部一体化的步伐，使跨国金融活动更加便捷，专业投资人执行统一的结算规则，改善便于企业获得资金支持的金融条件，并斥资2.3亿欧元对企业获得贷款和风险投资等进行支持；成立7贤人委员会研究加快欧盟资本市场一体化政策。
4、培养企业家精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是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基础，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首先，鼓励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利用社会基金资助各种宣传和推广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的活动，加强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创建充满活力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其次，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提高研发水平和产品开发能力，利用统一专利法保护创新企业的技术安全；再次，放松政府对企业在开业和营业等方面的种种限制，优化企业发展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环境；第四，提供企业国际化经营和多种形式的信息服务；第五，发展包括电子商务、网络、信息、老龄服务、特色旅游、社区服务等在内的技术型、经济型和社会型等新型服务业。
5、鼓励科技体系创新和技术成果的转化。创新是提高竞争力和促进就业的重要动力。在创新能力方面，欧洲远远落后于美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1998年，欧盟15国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占其GDP的比重为1.8%，而美国为2.8%。同时，研究与开发力量分散，研发和成果商品化脱节，没有形成统一的科技市场。欧盟委员会已计划设立欧洲研究区，以减少研究力量的分散，鼓励研究单位和企业合作，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同时，放宽移民政策，吸引国外的技术人才。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作用范文5
关键词：马来西亚，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转型，
马来西亚是世界上典型的“中等收入陷阱”国家之一。自1977年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以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马来西亚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始终未能突破全球高收入水平分界线。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困扰下，马来西亚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自主创新能力缺失、人力资源发展迟缓、民主进程缓慢与腐败等问题凸显，“中等收入陷阱”日益成为束缚马来西亚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瓶颈。为了化解“中等收入陷阱”，2009年以来，以新总理纳吉布为首的新一届政府采取措施积极，力图重燃马来西亚经济活力，突破经济发展瓶颈。
一、马来西亚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
二战之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经过努力，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先后从低收入国家行列成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由于绝大多数国家在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过程中，经济增长仍然依赖原有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机制，增长陷入停滞状态，人均GNI难以突破，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根据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等收入陷阱”即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由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表现包括：国内收入分配结构失衡，贫富分化严重；产业结构未能成功转型升级，技术和知识贡献率很低；金融体系脆弱，抵抗外部市场波动能力差；城市化问题严重；民主进程缓慢；腐败滋长和权利寻租现象横行。世界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例子非常少，国际公认成功跨越的国家和地区仅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而大多数东亚国家和拉美国家至今都被困于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其中，马来西亚就是东亚地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
独立之后，马来西亚曾是东亚地区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之一，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甚至要比韩国更早一些。20世纪70年代马来西亚通过利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吸引外资和技术发展劳动密集性产业，迅速走向工业化。1977年马来西亚的人均GNI就已经达到1030美元，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同期韩国人均GNI为930美元，属于低收入国家。1995年马来西亚人均GNI为4010美元，经济发展进入中等偏上水平，开始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但由于收入分配结构失衡，金融体系脆弱等因素，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缓慢。1998-2010年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率只有2.07%。21 世纪初马来西亚进行了经济结构调整，但只实现了经济的温和增长。2000年马来西亚人均GNI为3420美元，只有同期韩国人均GNI的34.5%。 2010年马来西亚人均GNI为7760美元，位于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仍然徘徊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此时已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韩国人均GNI高达 19890美元，远远超过马来西亚。
二、马来西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分析
从世界上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案例中可以看出，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在于经济体经济发展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之后，能否成功转换经济增长动力机制，顺利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马来西亚现行经济发展中，收入分配结构、人力资源发展和政治体制等方面都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转型形成了极大的掣肘，不消除这些掣肘因素，马来西亚就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
（一）马来西亚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导致社会有效消费需求不足，致使国内经济转型乏力
从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看，一国经济起飞阶段，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当经济发展进入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之后，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下降，经济增长需要寻找新的驱动力，扩大内需成为支持经济增长新的突破口。因此投资率经历了先升后降的过程，整个变化过程类似一条马鞍型曲线，而消费率则经历了先降后升的演变过程，呈现出倒马鞍型曲线。比如，1970-1990年，韩国投资率从25.4%上升至37.5%左右，居民消费率从94.6%下降至 75.4%以下，1990-2010年，韩国投资率从37.5%下降到29.2%左右，居民消费率75.4%从上升到83.5%左右。从总体上看，亚洲 “四小”由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的过程中，都伴随着投资率的下降和消费率的上升。在这个过程中，居民消费率普遍达到70%以上。而 2000-2010年马来西亚居民消费率仅维持在60%左右，仍未达到亚洲“四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前消费率水平。此外，马来西亚居民消费结构也不尽合理，马来西亚食品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高达20%左右，而日韩食品消费支出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仅为13%左右，和日韩消费结构相比，马来西亚明显是一个生存型的消费结构。
马来西亚经济增长未能成功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很大程度是因为马来西亚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国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9年马来西亚基尼系数为0.462，已经远远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是亚洲财富分配最不均衡的国家之一。马来西亚15%最富有的阶层掌握了80%的社会财富，而85%的社会大众仅仅掌握了20%的社会财富。15%最富有阶层人均收入为36784美元，85%的社会大众人均收入为 1623美元，两个阶层的收入相差22.7倍。2009年仍有2.3%的马来西亚人生活在每天2美元的贫困线之下，3.8%的人口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之下，8.2%的农村人口生活在农村贫困线以下。这种社会分配不公现象容易激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是社会不稳的根源，威胁马来西亚经济平稳快速增长。近年来马来西亚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有向高收入群体倾斜的趋势，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例不断下降。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4-2009年马来西亚20%低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由6.5%下降至4.5%，60%中间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由48.8%下降至44.0%，而20%高收入群体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由44.8%上升至51.5%。和高收入者相比，中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中低收入者大部分收入用于消费，所以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上升所带来的消费增加不足于弥补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下降所带来的消费下降，结果导致马来西亚的中产阶级难以发展壮大，社会有效消费需求不足，马来西亚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缺乏驱动力。
（二）人力资源发展滞后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制约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马来西亚曾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吸引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迅速走向工业化。随着马来西亚经济发展，马来西亚国民收入水平得以提高，劳动力成本也随之上涨。在与中国、越南等低生产成本国家竞争中，马来西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其产业国际竞争力也随之下降。由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进口需求持续下降，马来西亚劳动密集型企业发展越来越困难。面对低成本国家的竞争和欧美国家的需求疲软，马来西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遇到了空前的挑战，由此马来西亚进入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以知识技术密集型工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阶段。
由于马来西亚大部分企业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生产，长期被锁定于加工制造等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在技术研发和品牌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缺乏比较优势，使得发展知识技术密集型行业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面临重重困难。目前马来西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面临的主要问题有：马来西亚人才外流现象严重，现行教育体制僵化过时，国内高端技术人才严重缺失。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11年居住和工作在国外的马来西亚人约为150万，占马来西亚总人口的5.3%。这些移民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工人和专业人才，因而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人才流失。虽然马来西亚对教育领域进行了大量投入，但马来西亚教育体制僵化过时，被马来西亚企业界批评教育内容严重脱离生产实际，产学脱钩严重，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无法为市场提供所需要的技术人才和专业人员。马来西亚现有人力资本已经到了极其短缺的地步，2006年马来西亚每一百万人中从事研发活动的研究员和技术员数量分别为372人和44人，远远低于日韩研发人员的比例，同期日本和韩国每一百万人中从事研发活动的研究员和技术员数量分别为5416人、584人和4187人、587人。2010年马来西亚美国电子工业（MAEI）称2009年下半年到2010年的第一季度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面临着工程师和技术员严重短缺，并且呼吁政府允许继续雇佣外籍员工来弥补劳动力的短缺。2010年马来西亚政府公开承认马来西亚拥有严重的人力资本赤字。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研发投入不足，企业自主创新动力匮乏，研发能力薄弱。根据世界竞争力年鉴，2009年马来西亚研发经费投入（R&D投入）约为11亿美元，只占马来西亚国内生产总值0.64%，远远低于其他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对RSLD的投入。2009年马来西亚获得美国专利和商标局（USPTO）授予的专利数仅为181件，同期新加坡和韩国获得的专利数分别为493件和 9566件。可以看出，马来西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薄弱，企业的技术自给率很低。马来西亚的高新技术多半是由外资和合资公司掌握，而本土企业维持经营多是依靠资源红利、人口红利和政策红利，而不是依靠技术和研发水平的提高。高端技术人才缺失和低下的研发能力严重损害了马来西亚移动产业价值链的动力，严重影响了马来西亚经济结构升级转换。
总体来说，马来西亚如今在低端产业和初级产品生产加工方面，面临着中国、越南等低成本国家的竞争，受到了这些新兴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低端挤出效应。在高端产业和高附加值产品生产上，马来西亚又难以在人力资本、产品质量、技术研发上和发达国家竞争。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瓶颈严重阻碍了马来西亚经济进一步增长，是马来西亚深陷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的原因。
（三）体制改革滞后和腐败问题制约马来西亚经济增长
战后马来西亚的政治进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战后到新经济政策实施前（1971年）；新经济政策实施（1971年）到改革运动兴起（1999 年）；改革运动兴起（1999年）至今。战后到1999年是马来西亚威权政体的形成阶段，1999年改革运动兴起标志着马来西亚威权政治开始面临转型压力。马来西亚曾通过威权政体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完成国民经济起飞。但当经济发展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之后，马来西亚仍继续沿用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腐败问题、权力寻租、市场行为扭曲现象大量浮现，严重阻碍了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同时，马来西亚的政治文化深受族群主义和种族文化影响。这种族群主义对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消极影响十分明显，因为这一主义追求自身族群利益，并适时凌驾于其他族群之上，这严重破坏马来西亚的社会民主和社会安定。比如，1971年颁布的新经济政策就带有明显的种族倾向，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原住民优先政策。依照新经济政策规定，银行贷款、商业经营许可和政府工程都要向马来人倾斜，并且提出了土著、非土著和外国人的经济比率调整目标。这项政策严重打击了马来西亚非马来资本的生产积极性，造成马来西亚大量私人资本出逃，严重影响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由于政府直接参与到微观经济运作上，导致马来西亚出现金钱政治。
由于马来西亚国内对权力缺乏坚强有效的监督机制，马来西亚权力泛化滥用现象严重。腐败掠夺和破坏马来西亚的公共财富，使马来西亚公众利益直接遭受损失。在国际透明组织公布的2011年全球腐败印象指数排名中，马来西亚腐败印象指数（CPI）为4.3，世界排名第60，这是1995年以来马来西亚贪污指数排位最差的一次。全球金融诚信组织称，马来西亚是除了中东和其他洲的一些石油输出国之外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据全球金融诚信组织统计，2000-2009年年间马来西亚人均外流赃款为5320美元。同时，在马来西亚权力作为要素流入市场，造成不公平竞争，恶化马来西亚整体经济环境，严重妨碍马来西亚私人资本增长。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001-2010年间马来西亚私人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10%左右。其中，2010马来西亚私人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值占GDP的10.3%，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私人部门投资水平的1／3，也是亚洲私人部门投资最低的国家之一。
（四）马来西亚工业化发展和城市化发展失衡，城市化问题凸显
马来西亚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过马来西亚工业化和经济发展速度，造成马来西亚过度城市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城市化进入高速发展阶段。1990年，马来西亚城市人口为906万，占马来西亚总人口比重为49.8%。2000年，马来西亚城市人口为145l万，占马来西亚总人口比重为62.0%，城市化水平比1990年提高了12.2个百分点。到了2010年，马来西亚城市人口高达2051万，占马来西亚总人口比重为72.2%，城市化水平比2000年提高了10.2个百分点。亚洲开发银行（ADB）预测2030年马来西亚城市化水平将达到77.6%。过度城市化导致马来西亚城市化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支撑，马来西亚城市化过程中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收入问题以及住房问题凸显。此外，过度城市化会导致城市发展与工业发展争夺资源，反过来制约了马来西亚工业化进程。 三、马来西亚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措施
在2020年成为先进国家的共同远景指导下，马来西亚采取一系列积极应对措施，试图为马来西亚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创造有利的制度条件。
（一）马来西亚推出经济、政治与社会转型方案
为了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经济结构转型，2009年以来马来西亚政府相继制定新经济模式方案、政府转型计划，提出一个马来西亚概念，试图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方面消除和清理影响马来西亚经济社会结构转换的因素。
在这一系列改革方案和措施中，最为系统的当属2010年3月马来西亚政府推出的新经济模式方案（NEM）。它集中体现了马来西亚新一届政府的基本施政方针和经济发展思路，并将成为指导未来10年马来西亚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纲领性文件。NEM的主体框架分为：三大发展优势、三个阶段目标、四种动力和八项战略改革措施。其中，三个阶段目标分别为：2020年人均GDP达到15000美元～20000美元；使所有人充分受益于国家财富增长；满足当代需求同时不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四种动力分别为：坚定的领导和政治意志力；动员人民群众形成改革合力；同步政策措施和行动的推动力；在政策执行中不断改进和提高政策的适应力。八项战略改革措施包括：重振私营部门活力、培养高素质人力资源、提高国内经济的竞争力、强化公共部门、实施透明和市场友好型的平权政策、知识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增长源泉和确保可持续发展。
2010年1月，马来西亚政府推出政府转型计划（GTP），GTP的宗旨及目标：公平对待所有族群，各族群权益将受到保护；以民为先，关注人民的需求；通过透明化与责任制，以绩效为先。该计划分为三个阶段：2010至2012年、2012年至2015年以及2015至2020年，主要包括了六个关键成果领域，即打击腐败，减低犯罪，减少贫困，提高教育，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城市公共交通领域。
2010年9月，马来西亚政府推出了一个马来西亚概念，一个马来西亚的宗旨是维护及巩固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的团结以面对各种危机及挑战，这预示着马来西亚政府将更注重民主和睦、民族团结和消除种族歧视，为新经济模式方案的实施提供良好的群众基础。
（二）重视人力资本发展，注重培养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鼓励技术研发
2010年，马来西亚政府在一个马来西亚概念、政府转型计划和新经济模式的基础上推出了第十个大马计划。第十个大马计划所提出的十大理念中，其中有四个理念是需要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作为支持的。新经济模式中提出的12个国家重点经济领域中，七个是高度依赖熟练劳动力的领域，如信息和通信技术、金融服务和电子电器产业。为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2020年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宏愿，建立一支受过教育、富有创造性和创新精神的劳动力队伍已迫在眉睫。马来西亚政府提出未来将重点提高马来西亚的劳动力质量。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将成为提高劳动力质量的重要办法。为了吸引外国人才和扭转马来西亚人才外流现象，2011年1月，马来西亚“人才公司”成立。该公司将与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共同筹划全国人才的蓝图，并且负责从学校教育到劳动力培训的所有人才问题。这一举措将提高马来西亚经济竞争力，帮助马来西亚向高收入国家转型。
马来西亚在科技创新和研发方面一直未能取得大的进展，自主创新能力薄弱制约着马来西亚经济转型。政府已经承诺将促进科技创新，鼓励研发和促进研发成果商品化。1992年马来西亚成立科技发展公司，科技发展公司的主要作用是促进马来西亚国内对新企业进行投资，并且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研发。 2009年科技发展公司拨款1.43亿马元给95家企业，同时用3.50亿马元参股50多家企业帮助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另外，马来西亚通过产业集群的方式鼓励技术创新和研发。2007年开始，马来西亚将生物技术、信息和通信技术、海洋和空间研究和科学技术服务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三）发挥私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步放宽对外国资本的限制
近年来，马来西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不断下降，马来西亚政府开始专注于为私人部门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发挥私人资本对马来西亚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由马华公会和战略分析与政策研究学会合办的华人经济大会上说：“私人部门对2020年远景规划的项目和投资是必不可少的，第十个大马计划每年6%的增长目标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来推动，其中大部分资金将来自于一个更加有活力的私营部门。”2001年至2010年间，马来西亚私人部门固定资本形成总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仅为10%左右，马来西亚寻求在未来10年实现私人投资翻一番。马来西亚政府智囊机构宣布政府核准的131个项目所需4440亿美元总投资，其中的60%将来自私人公司，32%来自于政府相关公司和8%来自于州。和过去10年政府投资主导社会总投资，私人投资仅占总投资10%左右的情况相比，这将在根本上改变马来西亚的投资格局。
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马来西亚近来放宽对外国投资的种种限制。2009年6月，马来西亚政府宣布不再要求上市公司拿出30%的股权出售给马来人，但这不适用于战略性产业如电信、供水和能源。上市公司仍有必要出售25%的股权给民众，而其中的一半必须出售给马来民众。政府允许股票经纪及单位信托公司外资持股由原来的49%上升至70%，基金管理公司外资持股可达100%。同时，马来西亚政府收回了马来西亚外国投资委员会（FIC）的大部分权力。马来西亚的外国投资委员会曾包揽马来西亚一切外资相关事务，经常无端对外国资本施加各种限制和阻拦，被外国投资者讽刺为马来西亚竞争力提升的障碍。为了鼓励外国投资，马来西亚政府还制定了一系列外商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并与40多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与大部分主要工业化国家签订投资保障协定。
参考文献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作用范文6
[关键词] 次贷危机 经济衰退 新经济
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抵押贷款公司――新世纪金融破产，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浮出水面。8月初，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公司申请破产保护。8月15日，美国最大抵押贷款公司全国金融公司股价开始暴跌。因房地产危机的出现，这些公司的住房不良贷款数额升高，银行要求追加保证金，导致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加大。于是，次贷危机迅速在美国乃至全球市场蔓延开来。是什么导致了次贷危机的产生，美国经济是否会出现衰退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和讨论的对象。
一、美国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
美国次贷的发放主要是在2001年后。在2002年到2005年间，次贷的规模由2000亿美元增加到6000亿美元；而从2005年到2007年间，其规模进一步膨胀了1倍，达到了1.1万亿美元左右，占到美国全部按揭贷款存量的近13%。为什么在2001年后美国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次贷？
美国在2000年到2001年出现本世纪首次经济衰退，为了缓解这次经济衰退，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挽救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增长的举措，其中心是“以降息为先导的较宽松的货币政策”。美联储不断地降息，使得低收入家庭能够承担起按揭贷款了，仅仅这一事件就给住房市场打开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加之随后的一系列金融创新终于打开了这道拦蓄洪水的闸门。
1.资产证券化成功开启次按市场大门。进入资产证券化的时代以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资产证券化给银行提供了更多的按揭贷款的资金来源，从而使获得按揭贷款更加容易。而这又促使银行不断降低按揭贷款发放的标准，一些原来被认为信用较低的低收入家庭得以进入按揭市场，资产证券化终于开启了次按市场的大门。
2.信用保险成功突破信用瓶颈。由于次按借款人普遍为中低收入家庭，所以即使把这些按揭贷款打包并以此发行了证券，也会因为这些证券达不到投资评级而很难销售出去。为此，华尔街又进行了一项金融创新――信用保险。对冲基金或投资银行通过信用保险对次按证券化中的贷款进行担保。这项创新是异常有效的。低利率、证券化和信用保险创造了一个强大的业务流。到了2004年，按揭银行几乎都改变了传统的认识。
3.众多实力机构进入围猎美次按市场。随着次按市场的大门被成功开启，除了美国银行以外，次按贷款提供者的数量不断增加。由于交易流程设计变得比信用分析更重要，一些新的玩家开始进入这个市场。在美国国内，有非银行的超级大公司进入这个市场，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等。在美国国外，有汇丰银行等，它们快速在美国设立了次按市场部并在任何价位上都狂吃市场份额。
由此可以看出，美国2001年以来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虽然成功的缓解了世纪初的经济衰退，也成了这次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源。
二、回顾世纪初的美国经济衰退
本世纪初，美国经济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进入衰退期，据资料显示，美国经济从2000年6月以后，增速逐渐减缓，主要经济指标开始恶化。就GDP的增长率而言，2000年第四季度猛降为1%，但全年仍高达5%；2001年第一季度增长率为1.3%，原估计为2%，第二季度的增长率只有0.7%。美国经济由盛转衰，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
1.外部原因主要是石油价格对美国经济的冲击。1998年，欧佩克原油每桶的平均价格为11.8美元；1999年，平均价格为每桶17.27美元，而2000年则上升到27.17美元，升幅高达57.3%。在汇率不变的情况下，每桶油价上涨10美元，影响经济增长率减少0.2个百分点。如此高的石油价格使美国经济运转的成本大幅度上升，这对美国整个工业体系和消费体系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
2.内部原因则是新经济弊端的出现和消费者支出的缩减。美国新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日益普及的互联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工作、生活的方式，也改变了经济运行的速度，经济学所谈的“乘数加速数”问题，也被信息网络化、服务化和全球化所放大，形成速度更大的“信息型加速数”。新经济为美国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信息型加速数”是一把双刃剑，随着流人新经济部门资金的增加，单位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必然下降，而边际收益率的下降又会造成人们对新经济部门赢利能力下降的悲观预期，两种因素复合作用，使得股市一路下坠。人们迅速调整投资计划，而且修正以前的投资行为，而“信息型加速数”会加快人们调整的节奏，使悲观预期蔓延开来，形成了市场上“逆向”的“过度反应”，导致价格飞速下跌，自1999年下半年以来美国股市缩水4.6万亿美元，相当于2000年GDP的50%。股市暴跌引起“负财富效应”，严重打击投资者的信心，经济进一步萎缩，新经济的弊端开始体现。
引起美国经济衰退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消费者支出大为缩减。美国经济在2000年之所以软而不衰，主要得益于一直强劲的消费者支出。但恐怖袭击以及随后而来的炭疽事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恐慌，广大消费者因担心未来而不得不捂紧了口袋。更主要的原因是失业率上升对就业群消费信心的打击，这首先来自于“优虑效应”。当仍拥有工作的人们看到自己的邻居、亲友中有人失业，他们就会下意识地担忧自己的饭碗不保或收人下跌，从而也节衣缩食，减少消费。实际上，就业群体的收人下跌，不再只是担忧，已经成为冷酷的现实，有统计表明，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消费者的工资收人增长速度一直比物价上涨速度高2.5%左右，而2001年以来这一比差却下降到1%以下。工资增长幅度的放慢，预示着消费将逐渐失去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三、新的经济衰退不可避免
相较于世纪初美国经济衰退时的美国状况，现在美国经济潜在的威胁更加不容乐观，新一轮的经济衰退将不可避免的出现，甚至形势更加严峻。
1.经济周期的必然规律。所有历史经验都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经济是在周期性波动中发展的，繁荣之后总会伴随着衰退和停滞，任何技术革命都不曾改变过这一规律。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美国和80年代的日本，人们都曾普遍相信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已经不复存在。但极度繁荣之后，随之而来的是衰退。在任何一种经济周期中，都必然存在着繁荣和衰退，这是社会发展的铁定规律。当新经济的技术经济模式建立，它对经济的边际贡献必然会递减，无论基本创新、技术体系革新都会趋于衰减，于是衰退就会到来。虽然经济周期的规律在世纪初的美国经济衰退中被美国政府一系列政策消弱和延缓，但仍然无法避免。
2.石油价格依然对美国经济造成冲击。本世纪初的美国经济衰退，对影响石油价格在2001年有所下降，但从2002年开始石油价格一直保持上扬态势。2002年～2007年石油价格分别是26.06、31.41、36.77、55、64、82美元，同比增长率分别是20.53%、17.06%、49.58%、16.36%、28.13%。虽然为了应对经济衰退，美国政府实施了新能源政策，但居高不下的石油价格仍然冲击着美国整个工业和消费体系。
3.消费者支出缩减将更加明显。美国知名经济学家哈里・S・登特曾经预测美国经济将在2008年以后无法避免地进入衰退期，其预测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将于2009年出现的美国的人口周期性衰退。据美国劳工部下属劳工统计局的消费数据显示，美国人一生的消费高峰期主要发生在46岁至50岁之间。然后在生命剩下的时间中消费将下降。而在美国最近一次“ 婴儿潮” 的高峰年是1961年，这一代人将在47岁进入高消费年岁达到最高点，而在那之后的岁月里人的消费能力急剧下降, 由此导致衰退的来临，时间正是2009年。今年1月14日至16日，美国《财富》杂志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七成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经济将于年内陷入衰退、或认为衰退已经来临，约有一半人在过去一年中已开始减少消费开。这就意味着本应2009年才会出现的周期性消费者支出缩减，由于次贷危机的爆发而提前到来，这对于美国消费型经济的打击无疑是十分巨大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经济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新一轮的经济衰退不可避免的出现。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如何应对这次经济衰退，美国还能象世纪初一样轻易的缓解和解决经济衰退带来的影响吗？哈里・S・登特曾在预测中指出，他估计的美国经济衰退时间大约从2009年或2010年开始，并一直将持续到2022年或2023年。他曾警告说：“这可能将是历史上最大的萧条，至少也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最大的一次萧条。”大萧条真的会出现吗？美国政府将如何应对？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1]黄继汇:次贷危机挥之不去 美国经济面临考验.中国证券报,2008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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