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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渔业监管范文1
健康企业是一种生存状态，也是企业立身境界管理的目标，它追求的是企业的良性循环，这就要求企业在经营管理中能够很好地融合科学管理及法家之道。
立身境界管理与健康企业
古往今来，中国人十分讲究安身立命。安身，即容身；立命，即精神有所寄托。安身立命，就是指生活有着落，精神有寄托。
显然，安身立命不仅表明一个人应该具备基本的物质保障，而且表明这个人应该是一个精神充实的人。一个人如果不能安身立命，就谈不上其他更大的成功。所以自古至今，安身立命就成为每一位有志之士的人生境界与生活追求。换句话说，安身立命之人也就是我们今天社会价值系统中的成功人士。把企业视为一个生命体，其要想发展壮大也需要安身立命，而首先应做到的便是安身，也就是立身。因此，立身境界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本境界。
所谓立身境界管理，就是保持企业的良性循环，追求企业健康。健康企业说着容易做着难，但是，只要企业遵循市场及行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就可能赢得健康。无论对个人还是企业，健康是基本的生存条件，如果没有健康一切都将成为空谈。从进化论的观点看，生物进化与企业生命进化有相通之处，生物进化规律、生物生命周期与企业进化规律、企业生命周期也应有共通之处。所谓“中小企业三年一小关，五年一大关”，说的就是中小企业生命周期较短及抗风险能力较弱这一企业生命规律。
什么是健康企业？健康企业是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经营目标，也是一种管理境界。在现实中，企业可能已经处于亚健康状态，而它们却往往意识不到。古往今来，渴望健康甚至长生不老成为无数人的梦想。实际上，人只有遵循自然规律，企业也只有遵循市场规律才能赢得健康。假如用人的生命现象来比喻企业，就像一个人呱呱坠地之后由于遗传因素及父母呵护，小时候往往很少得病，过了三岁甚至更大，病反而变多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体给予的抵抗力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在逐渐走向社会并学习独立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身体机能很可能会下降。企业也是这样，前期由于各方面的资源比较充足，企业对竞争环境的应对比较容易；而后期则由于资源不足特别是竞争环境的改变，可能让企业盲目追求做大做强，致使很多企业个子高了并不结实，体格大了只是虚胖。这种亚健康状态容易导致疾病的发生，也是企业健康成长的隐形杀手。
科学管理与企业制度建设
科学管理，指的是现代科学管理，它是集古典管理思想之大成，在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基础上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迅速发展起来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科学的管理思想、管理方法与科学的制度建设是辩证统一、缺一不可的。
从总体上看，中国企业在自身发展上仍然存在很多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曾经风光无限、名噪一时的企业正在不断倒下。真正做强做大，走向国际舞台，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企业，在中国企业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小。更重要的是，长期受传统文化及民族心理积淀的影响，大多数企业缺乏良好的制度理念、制度氛围及严谨科学的制度传统，而不是缺乏制度规章本身。在很多企业，成文的规章制度不仅装订成册发到班组及员工手中，许多重要的制度口号更是涂刷在厂区，悬挂在办公楼，甚至贴上办公室的大小墙壁，但是，规章制度形同虚设的状况仍十分严重。
更加普遍的情况是，拒不执行规章，违背企业制度的恰恰是企业制度的制定者，也是企业的最高领导者。在他们看来，制度是人制定的，是为人服务的，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一个大活人不能被那些条条框框憋死！于是，很多企业的规章制度形同虚设，而且朝令夕改，如同儿戏。中国企业的大多数管理者特别是最高管理者，往往认为制度是为管理他人而制定的，这就决定了他们绝不会用制度来约束自己。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思想，用得好就是灵活，就是权变，用不好就是见风使舵，就是阴谋诡计。中国人思想意识深处根深蒂固的尊卑贵贱、远近亲疏、爱有差别等观念，恰恰是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
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思维方式，很难脱离甚至从根本上消除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这就决定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传统文化对市场经济的巨大阻力与尖锐挑战。本来，对现代科学管理，特别是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面性仍然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由于传统文化的巨大惯性和不良影响，加之全球化时代更加残酷的竞争，就使得很多中国企业为了生存而做事不谋久远，急功近利，甚至善走捷径、投机取巧，在经营管理上热衷于传统文化糟粕而不能自拔。
观察近年来企业界的“国学热”，研究“中国式管理”的种种主张，在市场中发挥主要影响而备受企业界欢迎的，多数情况下恰恰不是传统文化的积极面，而是历史的糟粕。其中，既反映出新的时展、社会趋势与历史文化传承之间的矛盾，也反映出市场经济、法制观念与民族文化融合所产生的阻力。
“忠”和“义”，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伦理观念。但是中国人讲究忠、义是因对象而言的，对亲近的人讲忠、对熟悉的人讲义；对不亲的人则可以不讲忠，对疏远的人也可以不讲义。因此，中国人理解的“诚信”，只不过是义的表现形式而已。同理，中国人的诚信，也只有建立在血缘宗亲、熟人关系之上，才会产生真正的社会价值。显然，中国人的这种忠义观念和诚信思维，深深打上了儒家纲常伦理的烙印。这种伦理传统使中国构成了一个亲族社会和熟人网络，所有的道义都是先在亲族血缘中发挥作用，然后才是“推己及人”。所以，中国人做事首先考虑的是熟人圈子，这种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所谓“熟人好办事”，人们做任何事首先想到的是人脉关系，认为人脉就是金钱，是成功的前提条件。这种传统观念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行为，也是这种长期的文化心理积淀导致了中国人对制度的排斥，对规矩的轻视，进而演变为对法律的挑战。这也是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因人们的思想观念不能与时俱进而导致一系列无视法纪、为所欲为的行为不断激增，社会矛盾更加凸显的内在原因。
西方的诚信观念、法制意识与我国有着根本区别。中国人的诚信是建立在伦理文化基础之上的，而西方的诚信准则则是建立在契约精神与平等观念基础之上的。这两种诚信的根本差别在于，中国人的诚信讲的是道义责任，而西方的诚信则要求彼此承担契约及法律责任；中国传统的道义责任靠的是自我约束和道德自律，这种道德约束及道义责任往往可以推脱或变通，而西方的契约精神、法律责任则是对权利义务关系的承诺、兑现与保障。
面对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传承，完全和全面否定自己民族的道德精神与伦理传统，显然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反过来，完全寄望于以传统的伦理纲常来支撑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更是一种自欺欺人和历史倒退。因此，最好的模式就是中西结合，而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惯性与深远影响，在社会思想文化及市场经济建设中更加注重法治精神，更加强调制度建设是十分明智的行为。
实际上，中西融合、兼收并蓄并不是对立的，在社会经济、文化的转型期，那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想是不可取的。因此，面对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当前更加复杂的社会状况，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互并用而着重强调依法治国，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企业来说，把制度管理与文化激励结合起来，更加强调制度建设，加速形成自身良好的制度文化氛围，使科学管理发挥应有的市场价值，就成了当前我国企业界重要的战略目标。
法家之道与企业制度管理
今天，西方管理科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更高阶段，但对于很多中国企业来说，科学管理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毕竟，中国的改革开放时间只有30多年，而大多数企业，特别是为数众多的民营企业，它们成长的历史更短，其中很多企业尤其是新创企业的主要问题在于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像这样需要强调短期目标与结果导向的企业，其管理的核心在于业绩，而提升业绩的主要方法是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并重，甚至必须更加强调物质激励。因此，企业的制度、薪酬等在经营管理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在这样的企业推广更高级的管理模式，既不现实，也难以奏效。
所以，科学管理、行为科学管理为中国多数企业的管理提供了极大的用武之地。实际上，科学管理的思想与方法在中国古已有之，比如法家之道就十分强调制度和平等，也十分讲究方法，只是在历史上，特别是自汉武帝之后由于儒家文化的强势地位而使法家思想受到了排斥。今天，企业在实施西方科学管理的同时，注重吸收法家之道的有益营养，特别是在企业管理中重视制度建设，使中西管理模式相互打通融合，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教。法家看到，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管子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捕鱼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捕鱼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继承了老师荀子的思想, 认为人性本恶，提出了人性自利的观点, 认为人的一切行为的出发点都是个人利益，“欲利之心不除，其身之忧也”。
西方法制社会的基础在于遏制人性中恶的部分，发扬善的部分，其基础在于“人性自私”的假设，即个人为了自身利益会不顾他人和社会的需要，所以必须用法制来约束个人在追求私利的同时满足社会的整体需要。法家的核心思想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因此，法家的人性本恶的思想与西方的“经济人”假设具有很大的共通性，人性的自私本质也正是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法家管理以“法”，即管理制度为核心，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相互结合。法家明确主张“法治”，反对“人治”，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规则，而绝不能依靠管理者的主观判断或个人好恶。法家相信，如果坚守法制，哪怕是平庸普通的人也能成功地进行管理；若抛开法制，才能卓著的人也必然会面临失败。
可以说，法家的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重要启示。企业管理不能仅仅依靠员工的自觉自愿, 还必须依靠科学的制度建设与严谨的流程规范，诸如集权与分权、组织结构的设计、责权利的分配等。目前，企业制度建设已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企业要想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就必须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并严格依据规章制度来强化自身的执行能力。
所以，中国本土企业应从自身文化土壤与民族心理特点出发，针对企业的实际情况，取科学管理之长，扬法家思想之优，在市场运营中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努力夯实经营基础，壮大企业规模实力，将二者有机结合、融会贯通，无论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还是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都具有重要的市场价值。
（作者专著《境界管理：五重境界管理模式》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经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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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职业道德 现状 原因 措施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会计职业道德也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嬗变。诚然，会计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会计职业道德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破坏。
一、会计职业道德的概念
会计职业道德是指从事会计工作的人员应当遵循的职业道德标准。会计职业道德是对会计人员强化道德约束，防止和杜绝会计人员出现有违职业操守的不道德的工作行为。财政部1996年的《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中所规定的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内容为：敬业爱岗、熟悉法规、依法办事、客观公正、搞好服务、保守秘密。
二、中国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现阶段，中国会计职业道德的现状令人担忧。红光案、琼民源案、深原野案等等。这些案件反映出会计职业道德存在严重的滑坡。主要表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相当一部分会计人员违反实事求是、公正公平的道德原则；法律意识淡薄、缺乏法律常识；部分会计人员业务素质不达标，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差。
会计人员职业道德出现严重滑坡原因众多。从唯物主义来说，事物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是由它本身所固有的内部原因所引起的，又同一定的外部条件密不可分。
影响会计主体的外部因素有很多，例如社会环境、经济环境、物质环境、制度环境、精神环境等等。
（一）经济环境对会计制度的变革起着重要的作用。税收、财政、证券、银行贷款等经济政策的变化调整时时影响着会计人员的工作行为及职业道德。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与经济体制密不可分。
（二）“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的这句话道出了物质的重要性。笔者认为，良好的职业道德与丰富的物质条件是紧密相连的。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曾说：“德行和身体一样需要饮食、衣服、阳光、空气和住房……如果缺乏生活上的必需品，那么也就缺乏道德上的必要性。生活的基础也就是道德基础”。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与自身的物质条件有很大的关系，假若一个会计人员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那么想让他保持高尚的道德节操则是非常困难的。
（三）会计制度环境分析。一套完整的职业道德规则是每一个行业必备的。虽然我国在1996年颁布了《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但是仍旧是不完备的。必须进一步加强会计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完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等等。
（四）精神环境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今年来，拜金主义、自私享乐主义等腐朽观念盛行，这些对会计人员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总书记提出的“八荣八耻”对会计职业道德建设时非常重要的。
影响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的内部因素有会计内部体系、会计主体的性质、会计人员所在单位的性质等等。在此，笔者就不一一赘述了。
如何解决目前中国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缺失的问题，笔者认为，必须做到以下几个措施：
重塑会计职业道德需要坚持几个原则。会计职业道德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要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会计职业道德要遵循国际惯例，认真学习国外的合理、先进的会计职业道德规范，建立现代的会计职业道德体系。
建立现代的会计职业道德体系。其一、形成以自律为主他律为辅的约束机制。目前，我国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仍旧处于他律的初级阶段，若想建立现代会计制度，必须使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进步到自律的阶段，需要注意的是自律并不意味着放弃他律。只有自律与他律相结合，会计人员很好的坚持道德规范加之社会公众的强有力的监督，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道德环境。其二、努力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这里讲的素质不仅包括会计人员的道德素质，还包括会计人员的专业技术素质。一些会计人员缺乏基本的业务素质，甚至不了解会计准则，对会计制度模糊，专业技术能力非常差（如记账混乱、报表挤数等）。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极力避免的。其三、加强对会计人员的法制约束。“无规矩不成方圆”，执法机关必须加强执法力度，增强法律的威慑力，真正形成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律格局。另外，要加强宣传、学习，德治与法治相结合。“尤其要加强“道德立法”，即通过代表人民利益、体现国家意志的一整套完善的经济法律、法规、方针、政策，来给予所有会计主体以相同的道德判断、道德选择和道德评价的模式和能力。”提高会计行业的亲和力，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其四、完善会计职业道德奖惩机制，形成良好的奖惩激励制度。首先可以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建立会计职业道德监管组织，保证职业道德监管组织的权威性。另外可以建立会计人员的诚信档案。会计职业道德监管组织可以与税务、金融、工商、监察、检查机关、证交所等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联合建立会计诚信体系，对全国的会计人员进行注册登记，适时进行考核，实行淘汰制度。
现阶段，建设会计职业道德规范的趋势是不可逆的，必须要建立一套严格的、先进的、人性化的会计职业道德准则，以便规范会计行为，充分发挥会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当然，这一过程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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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新经济组织企业工会组织建设的重要意义
新经济组织企业职工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最大限度地把新经济组织企业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维护其合法权益，是落实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方针的具体体现，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客观需要。加强新经济组织企业工会组织建设，有利于建立稳定协调的劳动关系，提高职工队伍的技能素质，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促进企业和职工取得“双赢”。
为此，我们以*社区（街道）党工委、*街道办事处名义下发了《关于加强新经济组织企业工会组织建设的意见》文件，将组建工会组织与评选先进相结合。有关部门在开展评选先进企业、先进经营者活动时，应当事先听取街道总工会的意见。将新经济组织企业是否建立工会组织，是否支持工会开展工作，劳动关系是否稳定，作为评选的重要条件之一，促进新经济组织企业工会组织建设不断发展。
二、大力推进新经济组织企业工会组建工作
《*社区（街道）党工委、*街道办事处关于加强新经济组织企业工会组织建设的意见》明确规定凡依法注册登记，并已开业投产的新经济组织企业及公益服务等组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都必须依法建立工会组织。基本做到“企业组建的同时筹备成立工会组织，企业开业的同时工会开展工作，职工入厂的同时加入工会组织”。新经济组织（含公益服务等组织）企业职工在25人以上的，要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不足25人的，可以建立基层工会，选举主席主持工作。也可按区域、行业建立联合基层工会。企业女职工较多的，要建立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暂不具备网成立基层工会委员会的新经济组织企业，应成立工会小组，待条件成熟后建立基层工会委员会。*街道经济小区联合工会原则上覆盖20人以上的新经济组织工会小组；各居民区联合工会原则上覆盖20人以下的新经济组织工会小组。*街道公益服务联合工会原则上覆盖20人以上的公益服务组织工会小组。通过建立宽领域、多层次的组织平台，实现新经济组织企业工会组建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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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学生；就业压力；社会支持；关系；分析
随着教育改革进程的不断加深，我国高校毕业生数量逐渐增加，而经济市场对于大学生的吸收能力已经饱和，为大学生的就业带来了诸多压力。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就业群体，就业直接关系到未来的发展。基于此，文中主要对大学生就业压力与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一、研究主体与方法
1.主体对象。在全国范围内，自主选取6所教育高校，对院校内毕业生的就业情况进行分析，其中3所高校属于师范类院校，剩下的3所高校属于理工科院校。6所高校内包含310名大学生参与到调查活动中，共收到有效答复300份。330名大学生主要包含159名，女生151名。
2.调查方法。问卷调查法作为本次研究的主要方法，采用随机派发的形式，在6所高校内进行问卷调查，要求本次参与调查的学生现场填写问卷，并在学生填写完毕后将问卷进行回收。本次问卷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如：就业压力、社会支持等。
大学生就业压力问卷主要包含几下几个内容：职业素养、学生自我定位、目标等相关共50个问题，以选择的形式进行回答，要求被{查者依据实际调查情况，设置不同的分值，分数越高者其就业压力就越大。
社会支持五年问卷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内容：客观支持、对支持的看法、主观支持等。文中提出的前两者可以细化分为3个问题，后者则可以设置4-6个问题，不可以超过10个问题，要求被调查者结合自我真实情况进行作答，并在求解出问题的答案后，整合数据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将本次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情况与国家常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两者存在的数据差异，针对调查研究结果准确判断其是否可以达到正常水准，最终有效判定出当前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及社会支持情况。
3.统计方法。文章主要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 18.0对调查数据进行科学处理，计量则采用t进行验算，以p
二、调查结果
1.大学生就业压力与社会支持情况调查表。借助对比调查数据我们得出以下结果：
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当前高校大学生的就业压力比较大，且社会支持情况与全国常模进行对比数值较低，简单的说就是指没有事先预期的数值。
三、大学生就业压力与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
借助对被调查者家庭经济条件的调查分析，结合当前大学生就业压力与社会支持发展情况得出如下结果：
通过对表2 的数据分析，当前大学生的毕业就业情况与社会支持情况间的关系，与大学生的职业素养具有明显区别；与当前市场竞争存在一定区别。从表2我们得知，大学生就业压力与主客观支持间存在p
四、讨论
1.性别差异。据调查数据证实，男生女生个体在社会支持问卷的多个维度上不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与过去文献中给出的研究成果不一致。如：图舒的研究结果显示，高校毕业生男女生个体在社会支持方面存在诸多区别。传统理念中提出女性比较脆弱，需要被照顾，因此女性会获得更多的帮助。同时高校女生也比较乐意寻求他人的帮助，而男性则认为寻求他人帮助是自己能力不足的表现。而从本次调查研究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过去的研究结果是存在一些问题的。究其原因主要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市场对女生的要求变得越来越高，要求学生变得更加勇敢果断等，因此男女学生个体在社会支持上差异正在逐年缩短。
从本次调查研究结果中我们可以得知，高校毕业生中男生的就业焦虑要明显高于女性，运用专业的术语进行描述就是指男生更容易产生特质焦虑。其作为一个特殊的人格，具备较强的焦虑倾向。经过对高校毕业生的谈话调查得知，因为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等多个因素的影响，对于男生的社会期望值要远远超出女性，对于工作的要求也比较高，不仅需要有一个理想的薪资，也渴望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男生的焦虑值要远远超出女性的问题频发。
除此之外，高校毕业生中男女生在应对教育评价的态度也存在差异，对于男生的积极评价往往会低于女生。对于学生进行评价过程时，比较保守，男生则经常被认为自信的，因此男生女生在教育评价过程中是存在一定区别的。
2.学年区别。据现有调查数据结果现实，高校内毕业生所要承受的就业压力要高出一般大学生的8%。而此次研究的结果则与此数据相同。对于刚刚进入校园的学生的而言，对未来发展充满期待；而一些大三大四的学生随着生活经历的不断丰富，对于未来的期望会变得更加符合社会现实，加之毕业就业择业的临近，自己需要应对一系列的工作问题。因此刚刚入学的学生比高年级学生更加积极，焦虑问题也比较轻。
为了有效解决其问题，需要围绕发展市场经济为核心，在提升我国经济竞争力的基础上，缩小经济差距，使学生可以在相同发展背景下，公平竞争工作岗位。此举不仅可以有效减轻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也进一步缩减了学生家庭的经济压力。
五、结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我国大学生的工作压力不断增加，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因素有许多，而解决这一问题也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解决，科学制定问题解决方案，联合相关教育部门与政府，不断密切学生与市场间的关系，进而有效缩短两者间的距离，从根本上解决其学生的就业问题。
参考文献：
[1]邓维.女大学生就业心理压力及社会支持体系构建[D].重庆大学，2014.
[2]刘.大学生灵活就业与社会支持体系研究[D].武汉大学，2014.
智慧渔业监管范文5
[关键词]灰色关联分析 信息产业 先进制造业 互动融合
一、引言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把海西建设成为“东部沿海地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地”，这说明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定位已经由地方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工信部出台的《海峡西岸经济区先进制造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对新的五年福建省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做出了展望和规划。之后，工信部又与福建省人民政府签署了《关于支持推进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包括共同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先进制造业发展、加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和应用、促进信息基础设施先行发展等方面的内容。
近几年，福建省非常重视企业信息化的投入，对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力度很大。信息化与先进制造业融合时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B.V.CHOWDARY提出信息系统可以将制造流程的供应链各个环节整合，将IT技术运用到制造业可以节约时间和原材料成本。LIAO Kun和TU Qiang等指出在低不确定性环境下，制造业信息化对制造业的发展有大的正面作用，但对制造业产业间的关联作用不明显；在高不确定环境下，制造业信息化对制造业的发展作用小，但可以推动制造业产业间的互动。胥军运用后发优势、比较优势等理论，结合“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可行性、必然性等现实基础，对影响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的相关因素进行进一步分析。王晰巍等结合吉林省中小企业发展现状和信息产业建设情况，分析了信息产业与工业相结合的发展方向。郑大庆等结合互补性融合与替代性融合从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分析了信息化与先进制造业的6种融合类型。1
本文通过研究福建省信息产业与先进制造业关联和互动，研究信息产业对各个先进制造业带动的程度，将对福建省如何合理分配资源提升先进制造业信息化水平和竞争优势给出更为合理的建议，并可作为全国其他省份促进两业关联互动发展的参考。
二、相关模型介绍
三、实证研究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2011年福建省统计年鉴。为展现出最新的趋势，本文选取了2003-2010年福建省信息产业与8个先进制造业中代表行业的工业总产值，见表1。信息产业中，本文选择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简称通信设备业）作为代表。我们在石化产业中选择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简称石油加工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简称化工业）两个行业为代表；在装备制造业中选择通用设备制造业（简称通用设备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简称专用设备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简称交通运输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简称电气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简称仪器仪表业）为代表；在高新技术产业中选择医药制造业（简称医药业）为代表。
图1 福建省2003-2010年信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代表行业的工业总产值变化趋势图
福建省信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代表行业的工业总产值变化趋势图1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2003到2010年福建省的信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代表行业的工业总产值都强势增长，而信息产业的代表通信设备业工业总产值先于所有先进制造业代表行业工业总产值的增长，可以初步推测信息产业的发展推动了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表2 建省信息产业对先进制造业代表行业的灰色关联度降序排列
灰色关联分析的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在研究信息化和先进制造业的相互关系时，关注的重点在于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与各个先进制造业序列关联度的大小排序。因此，我们可以依据信息产业对各先进制造业的影响进行关联的排序，分析二者的同步变化程度，关联度越大，则同步变化程度越高。从表2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总体而言，通信设备业对其它八个行业的灰色关联系数均超过了0.6，这说明了通信设备业对这八个先进制造业行业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也说明了信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关联不可忽视。
这其中，通信设备业对于仪器仪表业推动作用最大，灰色关联系数为0.9552。信息化是仪器仪表企业进行现代化管理的重要手段。降低仪器仪表企业的运营成本，并同时提高仪器仪表的产品质量和仪器仪表企业的管理水平，增加企业的竞争力，信息化技术无疑是一个重要手段。
四、 政策建议
（1）促进两业互动融合
当前，福建正处在全面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要实现发展目标，关键靠实体经济，尤其是要使制造业得到充分发展。从当前我省先进制造业信息化发展状况总体水平上看，信息产业对促进先进制造业跨越式发展有重要的作用。信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有机融合和互动发展，不仅是调整产业结构，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途径。两业应从提高共用资产的利用率、降低交易成本、竞争性合作、创造新产品、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推动产业升级等方面入手，实现优势互补，达到融合的质变。
（2）提升先进制造业信息化水平
提升先进制造业的信息化水平是两业融合的核心。先进制造业通过信息化可降低成本，实现边际收益递增和规模报酬递增，并提升和带动传统制造业发展，从而加快福建省先进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升级。与此同时，新兴的信息产业也只有积累了大量的资本、知识等资源后，并依托于先进制造业的实体产品、销售网络，才能寻求进一步的扩散和发展。
（3）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合理布局资金投入
信息产业先于先进制造业发展，并能推动先进制造业跨越发展，所以加强信息产业的信息科技投入对于提高福建省的先进制造业乃至整个制造业的产出都有很大的帮助。政府可以根据信息化对先进制造业重要程度，结合先进制造业发展的特点，将有限的资金优先投入对信息化需求最强烈的部门，如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产业。信息产业和通用设备业的关联较小，影响力度不足，落后于其他行业，有可能成为福建经济良性发展的瓶颈，所以需要给予必要的资金和政策的扶持，以缩小与其它行业信息化水平的差距，提高福建省先进制造业信息化的总体水平。
作者简介：
李舒翔，男，（1987.11-），福建泉州人，福州大学管理学院，管理科学与工程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商务智能与数据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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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治社会学；防灾减灾；灾害评价；忧患意识
在政治社会学的当代视野里，我国的防灾减灾工作具有广泛的应用空间，它既关乎社会发展，又与社会稳定密切相关。这项工作包括灾害区划、灾情预测、灾情教育、防灾预案制定、防灾工程建设、应急反应机制建设、灾害发生后的社会力量动员、救灾的组织实施和灾后重建等内容。政治社会学强调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及其效果，使防灾的应急准备、实际救灾能力和灾后重建能力建设成为长期的、全面的思想、技术、组织准备和力量积蓄。本文的写作初衷是从这一新的视角审视灾害和人控制灾害意识的现实关系及处在灾害环境中的人的未来命运。
一、灾害的“族群”与灾害认知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更高的起点和水平上全面推进，人口和社会财富进一步增长，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更加广泛，同时，各种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和几率趋于增大，并成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现实的制约因素。从增强公民对各种灾害的忧患意识、强化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救护的多重视角考量，应强化对两大灾害系统的认识。
（一）深入了解和把握关涉自然灾害的基本理论和知识
目前理论界对自然灾害的分类研究，是我们强化对自然灾害认识的一个重要维度。
地质灾害。地震、火山爆发、山崩、滑坡、泥石流、地面沉陷等属于此类。地震是地球运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地球大规模、迅速地释放能量的结果。地震预测的实质在于对地壳运动状态进行深入的了解和科学的把握，对震前种种异常信息的捕捉和综合分析也是地震预测的重要辅助手段。［1］关于火山爆发，到目前为止，人类对它爆发的时间和原因很难做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和科学的预测。我国传统的治理滑坡的措施主要包括：排除地表和地下水，防止河水、水库对滑坡体坡脚的冲刷，改变滑坡体外形、设置抗滑建筑物，改善滑动带土质性质等。［2］有学者注意到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山体突变灾害多发生在雨季这一现象，把山体突变灾害从理论上抽象成材料科学平面上的一条裂缝。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从理论上找到了山体骤变灾害产生的条件、滑动的准则，而且以该理论为依据为预测这种灾害的发生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气象灾害。暴雨、洪涝、热带气旋、冰雹、雷电、龙卷风、干旱、酷热、低温、雪灾、霜冻等属于这类灾害。学者们普遍认为，多数气象灾害与人们面对自然显示出的傲慢和无节制地利用环境资源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智慧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人类如果能以爱心对待万物，与万物平等相处，世界将充满生机而又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生命智慧的形式不是“知识”而是“境界”，“境界”是心灵存在的方式，是存在与价值的统一，善待自然是人生的一种境界；境界又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3］人类生存是动态的，是生命创造与生命的延续与发展，友好地、理性地对待自然是减少气象灾害的基本途径。
生物灾害。病虫害、森林火灾、沙尘暴、急性传染病等属于这整理类灾害。生物灾害实际上是由自然界的生物失衡引起的。在政治社会学的视野里，人在发现、发明、掌握和运用科学技术解决实践中遇到问题的过程中，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水平和实践能力。一方面，科学技术是防治生物灾害、维护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革命和创新又使人类活动和追求的起点越来越高。人的本质力量在人类积累新知识、探索新规律、创立新学说、创造新方法的过程中不断增强，当然也就为防治生物灾害提供了更多的新手段和新方法。面对可能发生的生物灾害风险，社会政策更多需要考虑的是，以科技新手段预防和管理这些风险，强调多元、参与、平等、协商和互动。
天文灾害。天体撞击、太阳活动异常等属于这类灾害。对天文灾害的分析应有一个逻辑框架，这一框架必须以客观可见的天文灾害的定向变迁因素为基础，而不应过多涉及主观的、现时的愿望。换言之，天文灾害的客观性，不仅制约着对这种灾害的认识，也规定着人们治理这种灾害的能力，我们只能根据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天文事件来认识天文灾害。危机与行动主体对危机的快速反应是政治社会学中的重要主题，天体灾害的防控与现代高科技在这一领域的运用有着密切的关系，面对天体灾害所选择的手段是思维多样性、理论多样性和方法多样性的统一，这是应对天体灾害所应予以认真思考的问题。
其他自然灾害。雪崩、冰崩、海啸、鼠害等属于这一类。对其他自然灾害的强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认识自然灾害这种多“族群”实体并使之保持一个整体和互相关联的状态的视角：在一个统一的、正在进行更高水平小康社会建设的广大疆域内，将自然灾害实体看成一个整体，并时刻关注这个整体的另类，其社会效能显然要远远高于只关注其局部、大部抑或某些即使是危害极为严重的灾害个体。雪崩、冰崩与环境变暖有关，鼠灾与生物链的断裂有关，海啸与地球内部的运动有关。对这类灾害监控的关键是要组织人力、运用高科技手段对可能发生灾害的地区进行跟踪监控，注意搜集异常情形的信息并加以分析研究。
自然灾害主要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这类灾害一般都要经过潜伏期、爆发期、期、缓解期、消退期等五个阶段。防灾减灾的中心任务是，发现自然灾害在潜伏期的征兆，以最短的时间控制自然灾害爆发后的态势，缩短自然灾害对人们损害的持续期以及从自然灾害的突发性中吸取教训等。还须注意，自然灾害是自然界作用于人类的结果。自然的突变对人类产生巨大影响，人类反过来又要对灾害产生巨大的反作用。从政治社会学视野里考察防灾减灾工作，才能更有意识地、不断地强化这种反作用；逐步深入认识自然灾害的特点和规律，不断地跟踪、研究、形成具有创新价值的行之有效的对策，消除自然灾害可能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二）关涉人为灾害的基本理论和知识深入了解和把握
生态环境灾害。烟雾与大气污染、温室效应、水体污染、水土流失、气候异常、人口膨胀等属于此类。人类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活动超出了大自然的资源承受力和废弃物降解力，是导致生态环境灾害的最重要原因。人类在科技、经济和社会关系上协调不当，引起了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失衡，从而造成温室效应、热岛效应、环境污染等人为灾害。自然界是生命之源，应当把人与自然界看成是人的生命的整体，人与万物应是生命共同体，万物是“我”的朋友，不是与“我”对立的它者。所以在开发、规划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中，应从社会意识角度切入灾害和人的生活层面，重视对公民进行生态环境灾害宣传教育：要选择最有说服力的理论和事例，促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生态环境灾害进行现实体验，体会灾害给人们造成悲惨境遇的情景，逐步培养和强化人们人道主义的真诚思想、行为表达和对未来美好社会的追求。
工程事故灾害。岩土工程塌方、爆炸、人为火灾、核泄露、有害物失控（毒气、毒物、有害病菌等）、水库溃坝、房屋倒塌、交通事故等均属此类。人类对灾害的研究促进了材料科学的发展。在19世纪，钢铁材料在机器和建筑中广泛使用，曾经引发灾害事件，最典型的是19世纪中叶在欧洲多次发生火车车轴断裂造成车毁人亡。对这类灾害的研究，使材料科学理论和材料开发有了重大发展：一种新的试验方法和一个新的分支学科——金属疲劳（Fatigure）学应运而生。到目前，从对金属疲劳的研究又延伸到新的更为广阔的领域，扩展到了陶器、复合材料等方面。我们应该从中获得某种启示：既要从源头上查找工程事故灾害的原因，探讨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又要从设计、制造、加工、使用、监测等多方面堵塞漏洞，预防这类灾害的发生。
社会灾害。球迷骚乱、战争、集团械斗、人为放毒、车祸、海难、空难、毒气污染、社会暴力、动乱、金融风暴等属于此类。这些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发展成为特大恶性事件，就可能加剧社会系统的紊乱。政治社会学观点认为，从全局上避免社会灾害的发生，肯定了社会人作为个体的特殊性、意义和价值，实际上就是肯定了多数人；同时，要按照法治的要求社会灾害识别，界定社会灾害的主体，防止制造灾害的行为，以法治理，消除危害。治理社会灾害的道德和法律规范蕴涵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的规范如何论证和阐发，体现了国家和民族的能力和风格，我们要不断地提高对社会灾害的理论阐发能力和实际控制能力。
灾害的多元并存格局对防灾减灾工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为各种防灾减灾观念和方式的创新突破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新的技术条件下，科学家关注的社会问题的范围极其广泛，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科学家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与整个社会的利益结合起来。［4］政治社会学强调社会治理的政治性和相对平衡性，就此提出了一项现实而紧迫的任务：既要让人们从整体上认识各种灾害，进而为灾害治理夯实现实的基础，又要在科技和社会认知领域架起融通的桥梁，在灾害的范畴内保持概念的多元性和层次化，为当下我国的防灾减灾工作提供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以便更好地指导防灾减灾工作。
二、灾害的评价尺度
笔者认为，仅仅依据财产损失来确定灾害危害程度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应该根据人员和财产损失程度、对本地区造成损害与GDP的比例关系，社会影响大小等进行综合评价。具体地说，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予以注意：
（一）根据灾害造成损失的绝对数把灾害分成五类
根据灾害造成的损失对其进行分类，是一种对灾害的基本分级方法。这种方法对灾情的判断最为客观具体，可以直观地看出灾害造成的损失的大小。1.巨灾。死亡10000人以上，经济损失在1亿元人民币以上。2.大灾：死亡1000-10000人，经济损失在1000万-1亿元人民币。3.中灾：死亡在100-1000人之间，经济损失在100-1000万元人民币。4.小灾：死亡人数在10-100人之间，经济损失在10-100万元人民币。5.微灾：死亡＜10人，经济损失＜10万元人民币。［5］
（二）根据我国东中西部的差异对灾害损失进行评价
虽然以损失和伤亡数为指标，可以给人具体而深刻的印象，但单纯以绝对数划分等级，也不尽合理。在我国东部地区，1000万元不算大损失，而对于国内生产总值仅亿元的中西部的县市则是重大损失。所以在进行灾害损失评估时，首先应测算出其造成的经济损失的绝对数，第二步就是要看灾害损失对GDP总量所占的比重。自然灾害对GDP造成的损失超过35%的，为特重度影响区；对该地区GDP造成的损失在25%-35%之间的，为重度影响区；在15-25%之间的，为中度影响区；在10%-15%之间的，为轻度影响区；小于10%的，为微度影响区。［6］这种灾害评价目的是要考虑灾害给本地区带中国整理来的财产相对损失，对政府科学估算灾害损失和在多大程度上组织全社会力量赈灾具有重要意义。
（三）根据灾害给国家造成的不良影响进行评价
有些突发事件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它们给社会和国家带来了不良影响，有损于我国的政治形象或者伤害了民族大家庭的感情，给人民造成心理创伤，或者引起社会和民众的恐慌等等。这种影响就是灾害的社会危害和政治危害。由此可知，对灾害的评估不能限制在定量分析比较狭小的视野和范围内，必须尽可能地将主体的眼界放宽广些。这样，当灾害来临时，政府才能根据灾情进行科学的把握，以便决定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多大强度上进行社会动员，组织救援力量。
三、灾害的演变规律与忧患意识培育
政治社会学视野里的防灾减灾工作反映了一种崭新的灾害观，是灾害治理的一种新的理念。它要求人们，既要对灾害进行整体的、科学的把握，又要特别关注不同灾害的特殊性和独特的潜伏及爆发形式；既要强化人们对灾害的整体把握和科学防范意识，又要提高人们坚持以人为本，关爱生命的精神境界。
（一）骤变型灾害更要求人们强化忧患意识
地震、泥石流、山体滑坡和某些工程事故灾害，如岩土工程塌方、爆炸、人为火灾、核泄露、有害物失控（毒气、毒物、有害病菌等）、水库溃坝、房屋倒塌、交通事故等，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人们造成危害，有的危害后果极为惨重。这种突发型灾害，乍看起来好像猝不及防，事实上事先防范与疏于防范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南美的智利，在宪法里明确中央政府在处理灾难性事件中的责任。自1977年起，智利的学生每年都会参加三次地震演习。2005年，由于一个关于海啸的谣言，大批居民在凌晨时分逃离家园。在没有任何天灾的情况下，逃离时的混乱造成1人死亡和17人受伤。这种惨痛的教训增强了智利从国家到公民的防灾减灾意识。在这个国家里，所有建筑须符合非常严格的防灾标准，以保证能抵御地震和其他灾害的侵袭。如果你到了这个国家，就会有人告诉你，楼房承重墙在哪里，地震时应在楼房的什么地方避险。2010年2月27日，智利发生里氏8.8级强烈地震，只造成799人死亡。加勒比海岛国海地则是一个在历史上未曾发生过巨大灾难的国家，对灾害的忧患意识就不那么强烈。2010年1月12日，发生里氏7.3级大地震，造成27万人死亡。这充分说明，是否具有防灾减灾的忧患意识，是否针对骤变型灾害开展卓有成效的预防工作，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减灾效果。
骤变型灾害的发生通常缺少先兆，爆发是突然的，发生的过程历时较短，但破坏性很大，而且可能在一定的时间内重复爆发，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巨大损失。过程难以控制，但是人在极短的时间内是可以充分利用长期训练积累的经验和聪明才智的。政治社会学强调，对灾害的关注和认知要具有特殊的政治情感和命运体认，这“有助于减少社会上的挫败感，从而提高政治稳定性”。［7］这种从全社会强化人们对骤变型灾害的警惕的内在精神感受和忧患意识应该成为我们全社会的共识，要进行典型经验和教训教育，采取近距离的观察体验以深化人们亲身体验的心理感受。
（二）发展型灾害是渐进积累的结果
自然灾害中的暴雨、台风、洪水和社会灾害中的战争、集团械斗、人为放毒、车祸、海难等属于此类。与骤变型灾害相比，发展型灾害在爆发之前有一定的先兆，往往是某种灾害渐进积累的结果。这种灾害发展比较迅速，但是比骤变型灾害要缓慢一些，因而其过程具有一定的可控性。“每个人的主要生活内容都总是属于某一系统的，人们的共同活动的适当方式也就体现在社会生活体系中”。［8］面对发展型灾害，各主体承受感的强化是政治社会学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要使社会不同群体的思维和行动发生积极的变化，在全社会实现关注重心的下移，深化公民对人的生存和精神状态的认知，力争将发展型灾害控制在潜伏期和预备爆发期。
（三）持续型灾害表现为连续地对人类造成危害
旱灾、涝灾、传染病、生物病灾害等就是以持续性方式对人们造成危害的。灾害爆发后，持续的时间可几天、半年到几年。在中国千百年防灾减灾的历程中，由于受思想观念和技术条件的规约，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对持续型灾害的防治缺乏自觉的政治关怀和灾害意识。党坚持以人为本，才使防灾减灾工作真正成为为人民解除痛苦、维护社会稳定和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手段。我们必须懂得，在现实生活中，国家的政治法律只是为公民预防各种灾害提供间架，具体内容需要由各级政府和公民进行创造性填充。预防持续型灾害必须以创新观念为牵引，处理好政治法律的规定性和措施的创新性之间的关系。形式的规约对于内容的创新提供了保证并发挥激励作用，防灾减灾内容的变革则是创造力的源泉。要进一步培养和强化人们负责任的生活方式，引导人们积极主动地为社会承担防灾减灾义务并使之内化为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要积极地将防灾减灾的思想理论成果运用于实践中，以持之以恒的精神对持续型灾害进行防治。
（四）环境演变型灾害通过对环境造成危害危及人的生存
沙漠化、水土流失、冻土、海水入侵、地面下沉、海平面上涨、以及区域气候干旱化等环境灾害是以演变的方式对人类构成危害的。环境演变型灾害的发展是一种长期的自然过程，是自然环境演化再加上人类不当行为造成的结果。因其进程缓慢，不易引起人们的重视而采取有效措施，更何况有些措施需要人类共同合作才能完成。不过，这类灾害具有统计意义上的可预测、可预报性。如二氧化碳倍增可能引起全球气温升高1-3℃，这在理论上比较容易计算出来；它导致的区域干旱化和海平面上升的后果，人类也可以比较准确地加以测算。
我们要发挥政治社会学的学科整理优势，强化人们对灾害的强烈的关注和应有的问题意识。政治社会学提出了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却又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要根据人与灾害的矛盾焦点，更为广泛地、内在地触及民心民意，从中清理出那些具有价值或值得吸取的教训，渐进地推进各种措施的落实，把现实和历史、理论和价值统一起来。应设立科学的灾情防御标准，以便在灾害发生后，政府能够确定在多大程度上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进行救灾；还应强化全民族的防灾教育，使防灾知识教育以及实地演习走进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生存培训的基本内容。这样，当灾害发生时，灾区的政府和社会组织才能从容应对，企业、学校、社区才会更为积极地配合，而个人则有可能快速调节心理状态以适应突如其来的危急情势。
参考文献：
［1］焦双健等.城市防灾学［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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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蒙培元.追求生命的智慧［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14-15.
［4］邹农俭.社会学的视野［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92-493.
［5］原国家科委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中国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的进展［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9：60-140.
［6］高庆华等.中国自然灾害风险与区域安全性分析［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5：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