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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价值哲学范文1
（西北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摘 要：单纯将价值观视作主客体之间的满足与需要是片面的、孤立的，是有失偏颇的，同时也导致了长期以来只重主体价值轻客体生态价值的倾向。因而，应切实把握好价值与主客体间的关系，准确协调主体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关系。本文立足于环境哲学视域，分析生态价值应有的地位，及其对人类价值的意义，并结合生态危机，探究生态危机下的生态价值与人类价值取向问题，促进主客体间的协调互益，开拓人与自然和谐共赢的新型生态环境之路。
关键词 ：环境哲学；生态价值；人类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B01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240-02
环境哲学是探寻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协调共存的智慧之思，是应对近年来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石。而生态价值又是其中的重要哲学范畴，其中，应将价值视作主客体间的协调性、互益性关系，注重主体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协调对等。明确生态环境在人类社会中的经济、文化、审美等多维度价值，同时，以生态危机为着眼点，将人与人的价值，生态价值与人类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合理协调，实现主体与客体之间协调共处，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共赢的良性局面。以环境哲学为中心对生态价值进行深入研究，对深化价值哲学的理论研究，树立正确的人类价值取向具有的重要意义。
一、价值的传统定义与生态价值地位
近年来，人类对环境肆意的破坏，关键诱因在于人类过于强调自身价值，对生态价值及其相关的内容不重视甚至持否定态度。而这些又与长期以来价值观念的模糊界定密不可分，将价值的定义为客体对主体的需求及满足，即客体对人这一主体的用处。换言之，有价值的就是能切合主体需求、且对主体有益有用的，反之则是无价值的。这种理论将客观事物的价值及价值大小，都归结于主体需求及其实际有用性，这种价值衡量方式存在几大不足之处。首先，用需要满足和实际有用性对价值进行定性，必然导致功利与实用主义色彩的弥漫，人类会为了获取更多的实用价值而对生态环境进行肆意的擭取，而丝毫不顾及生态环境本身的供给能力。其次，就满足需要和实际有用性而言，主体的需求总在动态发展，主体本身也是具有差异性的，在人类还未形成普适性的需求标准之前，客体价值也很难建立一个公认的价值准则。从主体的多样需求和客体的自身属性来看，要获得有益的东西，必存在一个有弊的东西。再者，就主体需要而言，也有远近、长短、实际与潜在之分，满足近期需要就会牺牲长远需求，所获得的价值也将是短暂的。而且对主体的满足，不仅要考虑现当代人，更要考虑下代人、未来人的需求。立足于主客体关系，会将现实的价值等同于当代人需求，但若以此为标准，则是对价值动态性与历史性的忽视，使得人类只关心眼前利益而忽视了长远价值，重视本身本国利益而忽视别人别国利益，从而导致为实现所谓价值而对生态环境肆无忌惮地进行破坏。
从价值的关系范畴来看，价值产生于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与活动中，主客体的价值也是相互依存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强调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坚持人类是价值的形成的来源，将人类价值置于自然价值之上，脱离了人的需要，外界生态环境也将失去自身价值。这种只注重主体自身价值的理论，脱离了客体实际，实质上是一种虚无缥缈、子虚乌有的价值。另一方面，非人类主义者强调以生态为中心，认为生态自然及人以外的任何存在都有其自身特有的价值。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环境伦理学则把人类道德提升至生态层面，不仅强调人的价值，同时注重外界生物及生态价值，这种观点相较于上述论点，更具哲学意义，更有利于人们理解价值关系。因此，就价值关系范畴而言，主客体是具有互补对等性的，不能片面的以任何一方为中心。
那么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是传统观念中的满足需要与实际有用性关系吗？笔者认为，并非如此，既然价值为主客体关系范畴，那么主体价值的实现必须建立在承认客体价值基础之上。这种主客体关系被称为价值的协调性、互益性关系。其主要表现在，价值的定量是主客体的相互协调与相互得益，若主体有益，那么客体则无益，反之亦然。通常而言，主客体互益性与价值呈正相关。基于这种互益性关系，价值应依附存在于主客体之上，而价值的实现体现于主客体共同的获益。人作为主体，要想在生态环境中获取价值，就应承认并尊重生态环境的价值，否则，人类价值将无从谈起。可以说，生态价值与人类主体价值存在相关性与一致性。从认识论角度出发，人类是有意识的存在物，而生态则是无意识的，更没有追求价值的意识，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生态环境的价值意义，因为生态环境是人类主体系统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是支撑着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客观系统，是帮助人类实现价值的基础和前提，因此，重视生态价值犹如重视人类自身价值一样重要。
二、生态价值对人类价值的影响
从主客体间的协调性、互益性来探究生态价值，便可明晰其与人类价值间的关系。生态价值指生态环境中的动植物、微生物与周遭环境的关系。而人也属于生态环境中的存在物，所以，对人类价值的研究也应置于生态环境之中。对二者系统化的研究，将二者充分的结合起来，有助于揭示生态价值对人类价值的作用与意义。
（一）保障人类社会的有序生存与发展
生态系统作为人类生存、生产、生活的基础环境，对人类生存发展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价值的作用，是人类价值存在的基础性条件。人类是生态环境长期作用下的产物，人类要想生存与生活，需从生态系统中源源不断地获得物质与能量，同时与生态系统之间进行循环式的物质能量输入输出，从而为自己的生存确定生物学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各项社会活动。所以，人是自然与社会属性的集合体。生态既提供了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同时又为人类精神、道德、社会等提供发展空间。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就是人的存在，而这些人的肉体组织又制约着其与自然生态间的关系，历史记载也应从这些自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变更出发。因而，不管人类多么伟大，也只是生态大系统中的子系统之一。人类的所有生产生活活动都应遵从、受制于整个生态系统。倘若生态环境被破坏，人类连最起码的生存都会出现问题，又怎能进步发展。
（二）为人类提供经济价值
人类经济价值依赖于人类的实践活动，通过发展生产力创造经济价值。生产力本就是实在具体的内容，并非是抽象无形的概念。同时生产力本是由主客体组成的系统，而生态系统则是这个客观系统的核心内容，直接影响着生产力的质与量，是生产力发展的先决条件和物质基础。劳动对象是人类生产发展正常进行的客观因素，劳动对象的好坏对生产力质与量同样起着直接性的作用，而生态环境又是极为重要的劳动对象。因此，良好的生态环境对生产力的持续健康高效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助力作用，是推动人类物质财富持续增长的关键所在。人类作为生态主体，在利用生态创造经济价值时，也彰显了自身价值。但是若在这一过程中打破了自身与生态间的平衡，势必会受到生态环境的报复，生态所提供的经济价值将不复存在，同时对人类健康也会造成严重影响。近年来的水污染、大气污染等严重影响着人类的健康与正常生活，而且破坏后的生态系统很难还原，生态破坏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难以评估。
（二）为人类提供文化价值
人类对生态的改造与呵护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属性，对生态系统的破坏无疑就是在糟蹋文化。文化在生态与社会的双重环境的交互作用下产生，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美学等既是社会意识内容，又是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社会存在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反映，生态环境是文化发展的载体和源头。良好的生态环境为人类提供健康优美的审美环境，陶冶人的精神情操，涤荡人的心绪气质，激发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引领人类树立积极健康的思想人格，是人类创造文化的源泉。因此，保护生态环境也是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生态危机下的人类价值取向
生态危机持续加剧，已经成为威胁到整个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原因。生态问题究其本质是人的问题，由于人类肆意妄为的生存、生产、实践方式，使得生态环境问题愈演愈烈，人类成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源头。鉴于此，人类应改变传统价值观，认真反思，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促进人、自然、社会的协调共存，和谐共处，以保障人类自身有序的生存发展。
在生态危机的大背景下，人类应明确主客体间的关系，充分尊重生态与人类价值，兼顾人类与生态之间的双向价值与利益，保障二者间的和谐共荣。以可持续发展为契机，以生态价值为基础，在追求现代人利益或价值的同时兼顾后代人的利益与价值，在追求本国人利益价值的同时兼顾别国利益价值，实现代际互益，保障人类生存的延续性。
全球性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了重重危机与挑战。因此，我们应充分重视生态价值，正确处理好人、社会、自然，本国与别国、当代人与后代人的价值关系，在环境哲学的视野下，正确认识生态价值、人类价值，树立正确积极的人类价值取向，用科技的、理性的态度处理生态危机，创建生态文明、和谐发展的新时代。
参考文献：
〔1〕余谋昌.环境哲学是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6，(4):48-51.
〔2〕庄穆.生态环境哲学之思:趋向、性质与意旨[J].哲学动态，2004，(5):17-20.
人的价值哲学范文2
关键词：儒学；人文精神；道德理性；人类文明
在探讨中国传统文化时，儒学人文思想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根据儒学人文思想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特点，更多地看到其强调人的群体性和塑造理想人格的方面，却忽略了它维护和发展个体的理性及人格尊严的一面。实际上，儒学既重人文，又尊理性，是高扬人文理性的哲学。儒学的这种品格是儒学思想长期发展的产物，它已经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和社会生活中积淀下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而今，正确看待这一传统，发掘儒学的这种文化内涵、道德伦理，对于推动现代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鉴此，本文试从政治哲学的视阈对儒学的人文理性及其当代价值进行解读，并请教于方家。
（一）
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学问，强调人与人的关系，重视现实的人与人生问题是其最根本的特质。作为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学，更是注重探讨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以及人的实现等问题。儒学的人文思想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中逐渐形成的。
儒学的人文思想奠基于孔子“仁”的学说。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仁”在《论语》中出现最多，但其内涵总离不开“人”，如人性、人道、人生价值、人际关系等。孔子主张“爱人”，其基本要求是尊重人，他要求通过“敬”即人格的尊重来凸现人不同于物的人文本质，“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孔子强调爱人、尊重人的仁道原则应以孝悌为基础，从家庭敬爱父母兄长做起，然后推己及人，由近及远，以至于达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的广大境地，由此定下了儒学重人文的基调。
孟子沿着孔子仁者爱人和能近取譬的思路向前推进人文思想。他强调人人都有“恻隐之心”、“不忍之心”（《孟子·公孙丑上》），即人类的同情心，这就是“性善论”的内容和成人之道。他还把仁爱从人推及于万物，进而发展为“仁政”学说。他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不忍人之政亦即所谓仁政。这样，从孔子的仁道到孟子的仁政，儒学人文思想便表现出一个深化的过程：它开始由一般的伦理要求，进一步提升为社会政治生活的准则。在孟子这里，儒学人文的价值取向已进一步趋向于定型。
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不仅是孔孟的主张，也是战国至汉唐儒者的共识。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董仲舒也说：“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适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礼之所为兴也。”（《春秋繁露·服制像》）万物的存在，不过仅仅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人具有高于万物的价值，“人之超然万物之上，而最为天下贵也”（《春秋繁露·天地阴阳》）。人的作用在于使天地所生所养的万物日臻完善，“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春秋繁露·立元神》）。唐中期韩愈对孔孟的仁者爱人更作了高度概括，提出“博爱之谓仁”（《原道》），可以说它是对孔孟泛爱说的人文思想的发展。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历史时期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学为了适应大一统的文化需要，从“天人感应”的角度，强调“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从而将儒家伦理神圣化，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孔孟儒学执著现实的人文思想路径，也使得儒学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但是，董仲舒所讲的“天人感应”是一种被人格意志化的自然与人之间的感应关系，他所精微论证的“天”仍是为了说明和解决现实的“人”的问题。有学者指出，董仲舒神学化的儒学中所透露出的是“要求君王实行儒家的道德理想，期望借助帝王推行儒家仁政以有助于人的实现这样一种向往”，即便是其后兴起的以名教与自然之辨为核心思想的魏晋玄学，也是“希望建构起一种无违于伦理名教，又能使每个人的自然之性得到充分伸展的理想模式”[1]67-68。虽然思维路向不同，但它们都是希望建立一种能尽量满足人性发展需要的理想的社会秩序，体现了儒学在特定时空下对现实的社会和人生所作的理论探索。
魏晋以后，特别是隋唐时期，佛、道二教风行，其间虽有韩愈等人极力捍卫儒家道统的努力，但社会上下对神的膜拜趋向渐渐使人自身的价值变得模糊，儒学的人文原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于是，对人自身价值的重新确认，便历史地提到理学的面前。从肯定人文价值出发，理学对仁的内涵作了更多的考察。如张载认为，宇宙是一个大家庭，天地如父母，养育万物，人类如儿女，因而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要求爱一切人如爱同胞手足一样，并进而扩大到“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正蒙·大心》）。他认为人的生命活动不仅有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意义，而且有调节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超道德意义，因此人生的最高理想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元学案·横渠学案上》）包含了人与宇宙、人与人的双重和谐。这种“民胞物与”的观念，上承韩愈的“博爱之谓仁”之说，再现了先秦儒学从亲子伦常关系向外辐射的思路，同时又使儒家的仁道原则获得了更为宽广的内涵，强化了儒学的人文精神。王阳明对这一观念也作过发挥：“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王文成公全书》卷2，《传习录中》）相对于先秦儒家较多地注重亲亲的基础而言，宋儒和明儒则更多地由家庭关系的泛化即民胞物与，而将仁道原则引向天下之人，使儒学的人文精神进一步获得了超越宗法亲缘关系的意义。
（二）
儒学人文思想，起自先秦，历经汉、魏晋、隋唐到宋元明清，延续不断。仁的发展过程，也是儒学理性原则指导下的对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人的实现等问题不断深入探索的过程。重人文，尊理性，是儒学的一贯品质。这里的“理性”，不仅指狭义的认知领域的逻辑思维，而且也指一种本体意义上的道德理性及其与这种道德理性相贯通的实践理性。道德理性是儒学理性的抽象形态，也可称之为观念性形态或理想形态，而实践理性则是抽象的具体，或称为道德理性主义的实践。
具体而言，道德理性是指儒学追求理想人格的主体的精神力量，它是以主体对天道的认识和体悟为前提，是主体靠理性认识掌握了“道”与“义”而形成的。理想人格是具体的，而“道”则是超越的、永恒的。
转贴于
作为一种本体意义的“道”，在先秦儒学里主要讲的是“人道”，即做人的最高准则。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道”、“天道”、“天命”等范畴，其真实的内容就是有相当普遍价值的道德伦理。后来孟子讲“性善”，认为“尽心、尽性、知天”，人类善的内在本质可与天道相通，故《礼记·中庸》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在宋儒那里，“道”范畴又被进一步形上化为宇宙的本体，其“天理”的一面又被直接突出。由此可见，儒学中的“道”兼具道德仁义和道理即天理的双重内涵，具有某种信仰色彩的超越层面。
儒学的道德理性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具体化为价值追求的目标和价值选择的标准。孔子主张为仕应该“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道的价值高于一切，甚至“朝闻道，夕死可矣”。荀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提出了“道高于君”、“从道不从君”的命题，指责那些只知“从君”却“不恤君之荣辱，不恤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者为“国贼”（《荀子·臣道》），主张儒者“虽穷困冻馁，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稷之大义”（《荀子·儒效》），儒者必须时刻以道自律，随时保持道的独立价值，从而也就保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
宋明理学家继承了传统儒学的弘道精神，并将其发展为以天理制约权势的道德人文走向。关于这一点，明学家吕坤曾作过较为详备的论述：“天地之间唯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之尊之又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既夺焉，而理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以恃以为存亡者也。”（《语·谈道》）人世间惟理即道与势最尊贵，其中理又尊于势，并且势之存在的合法性依据正在于理。而儒者的行为是应当遵循“理”这一最高准则的，故敢于且应当“任斯道之南面”而不屈于帝王之权势。儒学虽然主张儒者应当入仕辅佐人君，但绝不赞成作为人君的驯服工具。所以，儒学所谓的“理想人格”并非是某种纯然主观的东西，因为它有客观的基础和来源，这客观的基础和来源就是天道。这是一种人的理性自觉，这种主体的精神力量，我们称之为道德理性。
所谓实践理性，是指主体修身养性过程中以理智引导情感的自制力量，是以道德理性为导向，以体现和实现天道为特征的理性具体。从根本上说，儒家的实践理性，主要还是道德理性。为了论述方便，这里把“实践理性”区分出来单独论述，主要是为了分析儒家在理想人格概念中如何处理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关系的问题。
中国儒学很早就探讨了理性与、意志的关系问题。应当说，先秦儒学大都强调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要求培养知情意相结合的完美人格，孔子说：“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有了智慧、廉洁、勇敢和才艺，又用礼乐来美化，才是完善的人格；孟子讲人的善的本质包括仁义礼智四端，并说“可欲之谓善”、“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荀子也讲“不全不粹不足以为美”（《荀子·劝学》），含有要求人格全面发展的意思。关于“志”，儒学也十分重视。孔子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孟子则有“士尚志”和“持志”之说。不过，孔孟均强调“志向”，注意的是意志的坚韧品格。宋明理学对“志”和“意”作了区分。张载曾指出：“盖志意两言则志公而意私。”（《正蒙·中正》）明儒王夫之在注解《正蒙》时对此说作了进一步发挥：“意之所发或善或恶，因一时感动而成乎私；志则未有事而豫定者也。意发必见诸事，则非政刑所能正之；豫养于先，使其志驯习乎正，悦而安焉。则志定而意不纯，亦自觉而思改矣。”（《张子正蒙注·中正篇》)“志”是预定者，与“天下之公是”即天道、天理相联系，故为“公”；意即意见、动机，因一时的感动而产生，与个体的内在需求相联系，所以是“私”的。王夫之注意到“意”之所发有自主性特点，非政刑所能正之，故强调“教者尤以正志为本”，“志正而后可治其意”，而反对“无志而唯意之所为”，亦在其理想人格中贯彻了理性主义和自觉原则，而否定了意志的自由选择功能。这一点与先秦儒学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
可见，无论是先秦儒家还是宋明理学，在追求理想人格，体现和实现天道的过程中，都注重突出理性的价值和地位，而压制和排斥作为理想人格精神主体的非理性层面，进而逐步凸显了儒学的理性原则。
如果说道德理性表现为道德意识的自我认识和本体意义上的理想状态，那么实践理性则主要表现为实践经验的内心体验。二者在它们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和天道的汇合处达到一致，是知与行、理想与理性的统一，是“抽象”和“具体”、超越性和内在性的统一。正是这种理性精神使儒学摈弃了宗教神秘的玄想和狂热，使人们在日常伦理生活中以理智来引导情感，从而使儒学成为现实主义的人生哲学。中国历史上始终没有出现欧洲中世纪那样的神权统治人间的宗教化时期，实根源于儒学重人文、尊理性的价值取向。
（三）
如上所述，儒学对宇宙人生的洞察，对主体自觉精神的强调，对人类理性的反省，对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视，都有其独到之处。固然，儒学在历史上曾经被赋予了神学形式并不断得到政治上的强化，因而使得它的一些主要内容被异化为强制人们接受与遵守的道德戒命和外在规范，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儒学主体的理性自觉和自由选择，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维护了封建统治，扭曲了儒学注重人文的哲学形象。但是，由于儒学的形成深深植根于宗法血缘关系的伦理思想，其基本信仰是“仁”、“礼”、“孝悌”。更何况，儒学士大夫们不惜经受风险与磨难，在千锤百炼中极力寻求适合现世的儒学本身的发展途径与形式，这一过程实际又进一步弘扬了儒学人文主义的道德气质和理性精神。直到封建社会末期，儒学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而解体。现代社会已经改变了传统儒学赖以存在与生长的社会土壤，其存在形态与社会地位都随之发生了变化。此后，儒学则是作为历史文化遗产被研究、改造与利用。今天我们研究儒学，就是为了从传统儒学遗产中批判地吸收可取的、有益的思想资料，以重建人类新的精神文明。
特别应当指出，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具有二重性质，它既体现了进步与发展的历史趋势，又往往蕴含着负面的文化后果，后者在西方的工业社会已越来越严重地显露出来。由于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人被物化，道德失衡的现象十分严重。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蹈袭西方产业化道路之后，盲目地追求物质利益，因之导致了利益关系上的个体化趋向，个体原则空前突出。个体原则的注重诚然为主体创造性的发挥、个性的多样化，及竞争机制的引入等提供了活动空间，但由此而过分地划定个人权利界线，并以无情的竞争作为实现个体权力的方式，却很容易导向个人主义乃至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与普遍的商品化交互作用，使人与人之间只有契约、业务及竞争的关系，而缺乏超功利的、情感的联系纽带，其结果即是人际关系的疏离、淡漠，乃至紧张、冲突。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项调查表明：当代欧洲“十分之六的人认为，就他们所经历的十多年的经验而言，人们很少愿意彼此帮助。这是人们不相信他人的原因。一半以上的欧洲人表示，当他们同他人打交道时，从来都相当谨慎。”[2]125这种心态，正是植根于冷淡、紧张的现实人伦。相对于此，中国传统儒学偏重于道德人伦范围，即使是作为政治化儒学所倡导的带有封建性的“三纲五常”，也多少体现出对道德作用和协调人际关系的重视。儒学这种重视人伦以及追求崇高人生境界的价值取向，正有助于引导人体认自身的内在价值，避免一味向外逐利，并进而拒斥人的商品化。现代社会，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使人类的利益越来越趋向于一致性，一利俱利，一毁俱毁。人类越来越多地面临着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的矛盾、小集团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的矛盾。如果只追求个体利益、小集团利益的满足，那么，人类将有可能走向自我的毁灭。所以，我们应该借鉴儒学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理念，弘扬儒学的人文理性精神，从我做起，修身养性，立人、达人，推己及人、推恩及人，积极有效地防止异化，克服异化，使人们在理性情感上走出自我封闭的樊篱，走向宽容、和谐，使人们真正生活在仁爱的环境氛围和理性情感之中。
但是，在现在乃至未来，人类所赖以生存的地球的生态环境并不容乐观。现代文明的基本进路是征服与利用自然，它不断地打破人与自然的原始平衡，不断实现对自然的支配。这种原则虽然拒斥了对自然的宿命态度，为改造、利用自然奠定了价值观的基础，然而，它同时也引发了对自然的片面占有，由此造成了天人之间的紧张和随之而来的生态危机：资源的日益枯竭，环境的污染，土地沙漠化，某些物种的灭绝等等。这种全球性的问题使人类面临严重困境。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忧心忡忡地指出：“一种不停顿的杀戮生机勃勃事物的行为最终将导致全面性的破坏。”[3]121这并非危言耸听。事实上，天人之间的失衡，在今天确实使人类的存在受到了威胁。为此，人类必须以理性的自觉控制自己的活动，做到既合理地开发与利用自然资源，又能够积极地保护和建设人类生存环境。
儒学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保持天人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其人文精神也以自觉追求人的天性到德性的完满为归宿，这种道德理性主义无疑有助于抑制对自然对象的支配和征服意识，特别是宋明理学那种万物一体的天人观，确乎表现了一种博大的胸怀，超越了实际造成现代生存危机的狭隘的人类中心论。这既不同于西方文化传统注重人与自然的区分与对抗的思想，又不同于道家“无为”的自然观和佛教“一切皆空”、“无我”出世的虚幻主张，它坚持“尽性知天”、“生物成物”、“为天地立心”等，流露出强烈的宇宙意识、生态情感、人类责任心和积极入世的精神，对于合理地调整天人之间的平衡，同时又在总体上不断重建天与人的统一，确实可以成为一种内在的范导原则。
人类文明是全人类自古以来共同创造的文化成果，当今整合与重建人类文明仍是全人类所共同面对的时代课题。东西方各种不同的文化、信仰各异的多种宗教等等都会在整合与重建人类文明中做出自己的贡献。由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在共创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既表现出惊人相似的共同价值、共同理想，又各有自己对人生终极关怀的不同理解、不同追求，因而应该创造条件使不同文化展开对话，相互协调，以讨论发展一种“普世伦理”， “这种伦理必须是全球性的，只有某种西方人的共同伦理，或非洲人的共同伦理，或亚洲人的共同伦理等等，那肯定是不够的”[4]141-142。这是全人类的创新性文化活动，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需要，是人类为解决生态环境危机的生命呼唤，也是为了实现社会现代化或后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道德危机所凸显出来的历史重任。历史在革新中运动，文化在创造中发展。中国儒学的优秀文化遗产，必然在参与解决全球性的伦理问题上，在人类智慧的创造与积累中被更新的文化所吸取和弘扬，因为它有浓厚的人文理性追求，鲜明的道德伦理价值，易于沟通东西方文化，因而有更多的普世性和超越性，必将在人类未来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做出特殊的历史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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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价值哲学范文3
摘 要 目的：观察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对高血压病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签约的148名高血压病患者，采用问卷进行调查。结果：在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后，高血压病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生理功能、心理/精神、社会关系、治疗4个维度评分均较签约前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实施家庭医生责任制有利于改善高血压病患者的生活质量。
关键词 家庭医生责任制 高血压病 生活质量
中图分类号：R197.1/R54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33（2013）12-0050-02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family doctor
system service on the life quality of patients with hypertension
LIU Deqi， SHI Tingzhang， WU Ping
（Sichuanbeilu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of Hongkou District， Shanghai 200080， China）
高血压作为一种疾病，不仅危害健康，更是脑卒中、心脏病及肾脏疾病等致死、致残性疾病最重要的危险因素[1]。高血压病患者存在的问题不仅仅是血压，更多的是高血压带来的身体、心理、生活各方面的相关问题，与基本医疗的服务模式也有密切的联系。为探讨家庭医生制度对高血压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我们对社区高血压患者在家庭医生签约前后的生活质量进行对比分析，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2012年7月试签约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高血压病患者，根据自愿原则和对身体状况和服务体验有独立判断能力者，共入选148人。
1.2 方法
1.2.1 测评工具
参照糖尿病患者生存质量特异性量表（diabetes specific quality of life scale，DSQL），根据高血压病特点进行修改。共有4个维度，22个条目，包括：①生理功能（7个条目） 了解高血压引起的躯体不适情况、疾病对感官功能的影响以及并发症的影响；②心理/精神（8个条目） 了解高血压对患者心理总的影响、患者的不良心理问题以及对治疗疾病的信心；③社会关系（4个条目） 了解高血压对人际关系的损害程度，对经济、社会和家庭地位的影响；④治疗（3个条目） 了解患者对治疗的满意度、药物不良反应的影响以及生活方式的影响情况。每道题评分从1分至5分：1分代表无影响或担忧，总体满意；5分则表示影响很大，从不满意；得分越低说明糖尿病对其生活影响越小，生存质量越好。
由经过培训的护士担任调查员，在提供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前及提供服务8个月后分别对入选对象进行面对面调查，两次分别回收有效问卷量表148份，回收率为100.00%。
1.2.2 家庭医生服务的内容
①建立健康档案 入选的患者均建立健康档案，进行动态管理，记录就诊情况；②预约门诊 签约患者可预约门诊，方便就医；③上门诊疗 行动不便者，责任医生随叫随到，提供上门服务；④转诊 责任医生诊疗后，认为需进一步诊治者，责任医生联系转至上一级医院；⑤慢病管理 定期随访，记录病情变化；⑥健康宣教 定期发放宣教资料，对个体进行有针对性的健康指导；⑦咨询服务 患者有任何疑问可随时咨询责任家庭医生。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148人中男69人（46.62%），女79人（53.38%）；高血压病分级：1级106人（71.62%），2级34人（22.97%），3级8人（占5.41%）。在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过程中，提供预约门诊960余人次，上门诊疗350余人次，双向转诊13人次，接受电话咨询300余人次，满足了患者的基本医疗需求，血压控制率为97.30%。
2.2 患者生活质量及各维度前后对比
患者的生活质量以及生理功能维度、心理/精神维度、社会关系维度、治疗维度，在提供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后的得分较服务前明显下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1）。
3 讨论
世界卫生组织（WHO）将生活质量定义为：个体根据其所处的文化背景、价值系统对自身生活的主观感受，它受个体的目标、期望值、标准和个体的关注点等因素的影响[2]。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高血压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与此同时，患者对自身健康也日趋关注，高血压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不容小觑。
从此次的调查中可以看出，高血压病患者接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的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8个月后，生理功能、心理/精神、社会关系、治疗以及总的生活质量都得到了改善。
家庭医生责任制服务，即是由家庭医生负责对一定数量的人群开展疾病管理和健康管理[3]。本中心的家庭医生为高血压病患者建立疾病相关信息档案，随时掌握患者的病情，根据患者血压水平的变化，适时调整药物及其用法用量，血压控制率达97.30%，从而明显减轻了患者的躯体不适症状。同时，医生还跟进对患者的健康指导，帮助患者正确认识疾病本身及疾病对生活的影响，让患者客观看待疾病，解决疾病为患者带来的心理问题，进而减少疾病对患者造成的心理/精神影响及社会关系的损害。在家庭医生提供责任制服务的过程中，医生与患者的关系更加融洽，形成了良好的医患沟通方式，患者更加信赖医生，治疗的满意度也明显提高。在本次调查中，家庭医生提供的预约门诊、上门诊疗、电话咨询等服务满足了高血压病患者的基本医疗需求。
家庭医生责任制改善了基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提高了医疗服务水平，让患者病有所医、就医方便，满足了社区居民的需求。同时家庭医生对患者的疾病实行全程管理，患者的病情变化也可以随时掌握，有利于疾病的转归。在家庭医生与患者的互动模式中，患者对疾病的认识更加客观，对治疗的依从性也更加良好，当然生活质量也就能够得到改善。
开展家庭医生制服务是落实医改政策，也是承担居民健康“守门人”职责的现实要求[4]。随着医疗改革的深化，家庭医生必将成为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不断提升社区居民的健康素质，不断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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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价值哲学范文4
【关键词】 脐动脉收缩舒张比值；彩色多普勒；妊娠高血压综合征
Abstact Objective：To evaluate the value of monitoring pregnancy-induced hypertension syndrome(PIH) and predicting the condition of fetal in perinatal period by measuring fatal blood flow velocity kinetic indices of fetal umbilical artery with color Doppler ultrasonography.Methods: The blood flow velocity of fetal umbilical artery in 126 PIH and 50 normal controls was measured with color Doppler ultrasonography， and systolic/diastolic(S/D) and pulsitive index(PI) were examined.Results: the S/D and PI in PIH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S/D and PI in those with intrauterine growth retardation( IUGR)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ose without IUGR.at the same time S/D in perinatal period fetal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normal one.Conclusion: S/D and PI in PIH are higher than those in the normal group.So to study the fetal umbilical artery blood flow is very important in evaluating placenta and in calculating foetus.
Key words The ratio of umbilical artery systole to diastole；Color doppler flow image；Pregnancy-induced hypertension syndrome
妊娠期高血压是导致围产儿预后差、围产儿疾病以及死亡的主要原因。由于病因和发病机制至今尚未清楚，临床上缺乏有效的治疗措施，目前主要以对症治疗和终止妊娠为主，这常常导致部分病情严重的患儿临床疗效差，增加围产儿风险。本文通过应用彩色多普勒检测126例妊高征孕妇脐动脉血流动力学参数并加以分析，探讨脐动脉血流参数在了解胎盘功能以及预测围产儿预后的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以2003年9月至2006年10月在内蒙古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分娩的126例妊高征(PIN)孕妇为观察对象，其中伴有宫内发育迟缓（IUGR）者40例，不伴有IUGR者86例。随机抽取50例在内蒙古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分娩的正常孕妇做对照组。妊高征孕妇年龄23～39岁，平均28.6岁，孕周32～42周，平均38周；对照组孕妇年龄21～36岁，平均26.9岁，孕周32～41周，平均36.4周。两组年龄、孕周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所有检查距分娩日期3周时进行，每周一次，取平均值，并将126例妊高征者分成2组，S/D＜3者80例为A组，S/D≥3者46例为B组。
1.2 研究方法 采用GE公司Vivid 7超声仪，对胎儿脐血流进行检测，探头频率3.5MHz，取样容积小于2mm，取样线与血管走行之间的夹角小于60°，在获得连续5个以上满意血流频谱时冻结图像，测得胎儿脐动脉收缩末期最大血流速度和舒张末期最大血流速度之比S/D和搏动指数（PI）。
1.3 诊断标准 妊高征（PIH）、胎儿宫内发育迟缓（IUGR）、胎儿宫内窘迫诊断标准见周永昌主编的《超声医学》［1］。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软件包进行t检验、χ2检验以及确切概率法处理数据。
2 结果
2.1 三组间脐动脉血流参数的比较 伴有IUGR和不伴有IUGR的PIH组S/D值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表1 PIH不伴有IUGR与PIH伴有IUGR以及对照组脐动脉血流S/D、PI参数的比较（略）
*与对照组比较P
2.2 PIH组S/D值与围产儿预后的关系 常见的围产儿不良预后疾患IUGR、胎儿宫内窘迫、Apgar≤7分和低体重儿等S/D值，A、B两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见表2。
表2 PIH组S/D值与围产儿预后的关系（略）
*与A组比较P
3 讨论
正常妊娠时，随着胚胎的发育，胎盘绒毛分支及其内三级绒毛小动脉的数量和管径均增大，血流灌注增加［2］，脐动脉血流舒张末期流速增加更快，故S/D逐渐下降，对照组在32周以后，S/D值为2.21±0.31就说明了这一点。而PIN时，尤其重度PIN时，滋养细胞和胚胎的种植较浅，子宫肌层和蜕膜其它部分血管都发生急性动脉硬化，组织学可见绒毛毛细血管周围大量蛋白沉积，局灶性绒毛坏死、梗塞且有胎盘绒毛小动脉痉挛、水肿等，因而使其管腔直径缩小到正常妊娠时的一半，胎盘循环阻抗极度增高，使脐动脉舒张末期血流急剧减慢、停滞甚至返流时，S/D升高，有的为无限大，这必然使胎盘供血不足，影响胎儿的生长发育，严重者出现IUGR。PIN组中，随着妊高征升级，S/D逐渐增大，妊高征与对照组S/D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正常妊娠时，随着孕周增加，三级绒毛及其中细小动脉数也逐渐增多，胎盘血管阻抗降低，S/D和PI值也随之下降［3］，文献报道，脐血流增加或减少更多地依赖胎盘血管阻抗大小［4］，绒毛小动脉是阻抗的来源，当绒毛小动脉管径有微小改变时，循环阻抗即有明显增大，同时血流灌注量大大减少，胎盘功能减退，胎儿处于慢性缺氧状态，围产儿预后不良。妊高征时由于胎盘绒毛血管痉挛、水肿、血管狭窄，阻力增大，脐动脉舒张末期血流减少，胎盘功能减低，从而导致IUGR和胎儿宫内窘迫的发生［5］，同时妊高征时血液浓缩，导致微循环障碍，使胎盘组织缺血、缺氧甚至出现局部出血、坏死、梗塞使胎盘循环障碍［6］，胎儿脐血流阻力升高，因此妊高征时胎儿脐动脉血流阻力指标随孕周增加而逐渐升高［7］。本组研究表明PIH组的S/D、PI值明显高于正常妊娠对照组（P
参考文献
［1］ 周永昌.超声医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82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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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价值哲学范文5
[中图分类号] R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62（2017）09（a）-0107-02
Evaluation on Effect of Individual Nursing on the Blood Glucose Control， Complication and Gestational Outcomes of Patients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YU Yan-qiong
Department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Jinjiang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care Hospital， Jinjiang， Fujian Province， 362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research and analyze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 nursing on the blood glucose control， complication and gestational outcomes of patients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Methods 60 cases of patients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in our hospital from June 2014 to June 2016， were selected and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with 30 cases in each， the control group adopted the routine nursing， while the observation group adopted the individual nursing， and the blood glucose control and gestational outcome of complications were compared and observed. Results After intervention， the FPG， 2 hPBG， HbA1c level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obvious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incidence rate of complications in the control group wa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and the natural delivery rate of 30 case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obviously higher ht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53.33% vs 23.33%）， and the advanced abortion， premature， and cesarean section rate were obviously lower than those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P
[Key words] Individual nursing； Patients with gestational diabetes； Blood glucose control； Complication； Gestational outcome
在临床上妊娠糖尿病是一?N内合并症，会导致孕妇在妊娠期间增加相关并发症，影响孕妇妊娠，危害孕妇与胎儿健康[1-3]。据报道称妊娠糖尿病的发病率不断增加，畸形胎儿发生率与巨大胎儿发生率也在不断增加，同时还会增加围生儿死亡率。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治疗和预防妊娠糖尿病。临床研究表明，在妊娠糖尿病的临床治疗中，通常采用药物治疗和饮食控制的方式开展治疗。据报道称，有效的护理能够控制妊娠糖尿病患者血糖水平。随着医疗水平与护理服务质量的不断提升，个性化护理逐渐应用于妊娠糖尿病的临床护理中，护理效果理想。该次研究收集2014年6月―2016年6月期间该院收治的妊娠糖尿病患者60例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分析了个性化护理对妊娠糖尿病者血糖控制、并发症及妊娠结局的影响，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该院收治的妊娠糖尿病患者60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对照组孕妇年龄为24～34岁，初产妇17例，经产妇13例；观察组孕妇年龄为25～35岁，初产妇18例，经产妇12例；两组孕妇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接受常规护理，包括：简单的健康宣教、密切监测体征等[4-7]。观察组接受个性化护理，主要包括：①饮食干预，控制妊娠糖尿病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饮食控制，护理人员要对孕妇进行饮食干预，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防止餐后高血糖。②运动干预，根据孕妇情况为孕妇制定运动计划，避免剧烈运动，通常在餐后30 min散步30 min[8-10]。③并发症护理，妊娠糖尿病者容易感染并发症，护理人员要指导孕妇保持个人卫生，防止感染。
1.3 评价指标
观察记录两组孕妇干预后的血糖水平、并发症发生情况以及妊娠结局。
1.4 统计方法
使用SPSS 22.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用（x±s）表示，计数资料用[n（%）]表示，t用以检验计量资料，χ2用以检验计数资料，P
2 结果
2.1 血糖水平控制
观察组孕妇干预后的FPG、2 hPBG、HbA1c水平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2 孕妇妊娠并发症
对照组孕妇并发症发生率明显高于观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2.3 妊娠结局
观察组30例孕妇的自然分娩率（53.33%）明显高于对照组（23.33%），晚期流产、早产以及剖宫产率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临床研究表明，对早期确诊的妊娠糖尿病患者进行有效的护理干预能够有效的控制其血糖水平，影响妊娠结局[11]。个性化护理中的饮食护理干预能够控制患者饮食，将患者的体重增长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运动干预能够有效的降低血清胰岛素水平，同时还能够对患者的糖耐受情况进行改善，并发症护理，能够有效的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降低妊娠风险。因此，个性化护理效果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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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胎儿宫内窘迫；妊娠期高血压；应用价值
DOI：10.14163/ki.11-5547/r.2016.22.020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发生在临产期， 其主要为胎盘血氧交换减少， 母胎间营养供给不足， 临床表现为蛋白尿、高血压、水肿， 是妊娠期专有的疾病之一[1]。临床上， 胎儿宫内窘迫是导致围产儿死亡最重要的原因[2]。伴随医学的不断进步， 胎儿宫内窘迫已能在早期够检查出来， 彩色多普勒超声被应用于早期胎儿窘迫， 效果良好。作者研究了彩色多普勒超声在诊断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患者胎儿宫内窘迫中的临床价值， 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取2013年5月～2015年8月在本院进行检查的100例健康孕妇作为对照组， 另以同期在本院进行检查的患有高血压疾病且胎儿宫内窘迫的100例患者作为观察组。对照组年龄22～34岁， 平均年龄（25.4±11.5）岁；孕周37～40周， 平均孕周（38.7±1.2）周。对照组所选孕妇均为单胎、月经规律、妊娠期的各项检查记录完好。观察组年龄22～34岁， 平均年龄（26.4±11.2）岁；孕周38～41周， 平均孕周（39.0±1.3）周。观察组患者中无双胞胎等情况， 且其他情况亦正常。两组研究对象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方法 应用美国GE公司 VOLUSON E8型超声诊断仪。使用二维超声定位脐带位置， 选取最靠近胎盘的脐动脉， 使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进行诊断， 取样的容积为2 mm×2 mm， 逐渐调整脉冲多普勒取样线， 使其和血管的夹角在30°以内就能获取血流频谱图， 在获取稳定又连续的标准波后固定图像， 仪器自带的程序功能会测量RI、PI及S/D。在脱机上处理数据和图谱。保证行多普勒检查的为同一医生， 以保证测试结果的准确性。
1. 3 观察指标 比较两组胎儿大脑中动脉、脐动脉和肾动脉RI、PI及S/D， 并于新生儿出生后1 min， 评价羊水污染状况、婴儿胎心率、阿氏评分及新生儿异常情况， 新生儿1 min阿氏评分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 1 两组胎儿的大脑中动脉、脐动脉和肾动脉RI、PI及S/D比较 观察组脐动脉和肾动脉S/D、RI、PI均高于对照组（P
2. 2 两组新生儿相关指标比较 观察组新生儿1 min阿氏评分
3 讨论
孕妇由于患高血压， 体内的微小动脉血管供血量不足， 会影响胎儿的发育， 导致胎心出现变化[3]。特别是胎儿在缺氧严重时， 胎动活跃异常， 此时应当考虑是胎儿宫内窘迫所致。彩色多普勒超声可以从血流得动力学方向对患高血压的孕妇胎儿宫内窘迫做出正确、及时的判断。胎儿的脐动脉S/D比值可表现胎盘的功能现状及胎儿的血流情况， 随着孕周增加， 胎盘内的血液灌注量会慢慢增加， 则S/D比值随之减少。特别是在妊娠晚期， 若脐动脉S/D比值>3.0， 则胎儿可能已缺氧[4]。正常的胎儿其大脑中动脉的PI、RI和S/D会逐渐下降。但若是出现胎儿宫内缺氧， 母体会调节， 使脑、心等的血流量增加， 故胎儿宫内窘迫的大脑中动脉PI、RI和S/D均较正常妊娠胎儿高。胎儿肾动脉的PI、RI和S/D可以用来监测体循环阻力。若胎儿在宫内出现窘迫时， 则其肾血管的血流量会减少， 阻力则随之相应增加， 这会减少肾小球的滤过率， 使得尿量减少， 羊水减少， 从而使胎儿缺氧更为严重。所以， 肾动脉的血流量也可用于监测胎儿宫内早期的窘迫。本文使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来监测大脑中动脉、胎儿脐动脉和肾动脉RI、PI和S/D， 可较准确地检测出发生宫内窘迫的胎儿， 对确定分娩时机、挽救胎儿均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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