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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1
【关键词】国民经济核算理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马克思再生产理论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现已全面实施国际上统一的的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SNA体系，这意味着我国统计制度改革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与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和根本性的转变。与过去单纯的物质产品平衡体系即MPS体系相比较，SNA体系最大的优点是扩大了核算范围，把由原来的物质生产部门扩大到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使我国在国民经济核算方面实现了与世界的全面接轨。但是由于SNA体系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理论依据与我国原有核算体系的理论依据相冲突。随着SNA体系在我国的全面实施，理论界对我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依据到底是什么展开了讨论，这也促使我们必须对我国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基础进行重新思考和认识。
在当今的理论界存在着这样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劳动价值论是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真理，SNA核算体系和劳动价值论是对立的，劳动价值论不能作为SNA体系的理论基础。SNA核算体系对劳动价值论所作的拓展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坚持这种观点的人其实没有充分理解理论体系，把看成是一种狭隘的理论体系，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同时也削弱了劳动价值论在现实社会生产中的作用。
另一种观点认为：新的社会发展现实面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已经过时，SNA核算体系的理论基础应该是建立在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值论或要素价值论基础上的。然而，SNA核算体系较比MPS核算体系，只是在生产性劳动的范围上做了拓宽，将第三产业、服务行业都纳入到生产性劳动的范围，成为价值创造的源泉，这里只是涉及生产性劳动范围大小的问题，并不能说明效用价值论或是要素价值论在起作用。第三产业是否创造价值和资本、土地、自然力等能否创造价值不是一回事。SNA制度的合理性并非一定就能说明效用价值论或是要素价值论是正确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SNA体系可以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得到合理的解释和说明，只不过要对传统劳动价值论进行深化和扩展。传统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部门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服务行业属于非物质生产部门，不创造价值，它的收入来源于对物质生产部门所创造的价值的再分配，因此把服务行业排除在了价值创造源泉之外。
面对理论界的争议，其实我们只需要从新在认识一下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不难发现真理在那里。MPS核算体系的终结虽然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清楚的看到，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科学的揭示了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商品价值形成和增值关系，并为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衡量经济活动成果的基本方法，它在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基础理论地位是不可动摇的，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揭示了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其基本原理对于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民经济运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1.劳动价值论科学的论证了商品价值的转移、增值和可核算性
马克思指出：“只要使用价值是有目的地用来生产新的使用价值，制造被用掉的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成为制造新的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部分劳动时间从被用掉的生产资料转移到新产品上去。”这清楚说明了劳动消耗以及由此所决定的商品价值具有可转移性。明确各种商品价值的形成和转移关系，是进行国民经济核算的前提。
经济学对价值增值有两种定义，一种是广义增值，就是在生产资料价值的基础上通过活劳动创造新价值的过程。增加值相对于生产资料价值来说，就是产品价值减去生产资料价值的差额，具体表现为工资与利润之和。另一种是狭义增值又称价值增值，是在生产资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基础上通过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具体表为利润。而SNA中的增加值指的是广义的价值增值结果。根据商品价值具有的可增值性，设立一定的价值指标来记录在核算范围内消耗的生产要素价值和增加值，并从全部产品价值中扣除那些在核算范围之外形成并作为投入在核算范围内被消耗的产品价值，得到的增值部分就是在核算范围内形成的新价值，能够反映核算范围内的经济活动成果。
SNA核算体系中明确规定：“数量只有对单一的同质产品才可相加。不同产品的数量是不可公度的，也是不能相加的”。“价值用统一的货币单位表示，并且在不同产品中是可以公度和相加的”。这说明不同商品的数量不可公度，但是它们的价值可以公度。这与马克思对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数量特征分析结论完全吻合。马克思认为，商品价值的可公度性是由劳动的可公度性决定的，而马克思又把劳动视为人的生命活动，“一个人在24小时的自然日内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不论劳动的形式是什么样的，都要消耗人的生命力，那么所用掉的时间总会大于零。这是人们为生产各种商品并由自身所付出的最一般的代价，而且要在交换中得到等价补偿，从而实现各自的利益。尽管不同商品生产者的劳动存在个性差异，但是他们所消耗的生命时间具有共性，可以统一用时间单位来度量。
2.劳动价值论为国民经济核算提供了基本的方法和指标
在对商品价值结构的分析中，劳动价值论已经蕴涵了国民经济核算基本方法和指标：一般商品的价值由生产资料价值、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构成，其中生产资料价值包括固定资产价值和原材料价值。根据这种价值结构，从全部商品（包括服务）价值中减去原材料等中间消耗价值，剩余部分就是国内生产总值；从国内生产总值中减去固定资产折旧，剩余部分就是国内生产净值，即核算范围内全体劳动者的活劳动创造的新价值。从价值结构看，SNA中的国内生产净值相当于MPS中的国民收入。只要把MPS中的国民收入核算范围从物质生产部门扩展到第三产业，它在数量上就等于SNA中的国内生产净值。同国内生产总值相比，国内生产净值或国民收入能够更准确地反映经济活动成果，应当成为国民经济核算的中心指标。商品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决定，而劳动价值论又构成国民经济核算基础，所以社会劳动和价值总量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一致性的。但在现实中，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劳动质量是有差异的，不同国家的劳动质量也不一样。这种差异会直接影响价值总量。现行国民经济核算方法默认劳动质量提高引起的价值总量增长，但是对不同年份劳动总量的统计一般不进行质量折算，所以价值总量增长率和劳动总量增长率往往不一致。只要全面分析劳动质量和数量变化对价值总量的贡献，就能看到它们的一致变化，即社会劳动总量和价值总量长期保持同步增长。
3.马克思再生产理论为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揭示了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其基本原理对于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民经济运行仍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1）正确处理了外延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的关系
社会再生产的类型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社会主义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种类型。在建立社会主义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技术欠发达，在扩大再生产上往往采取外延扩大的形式，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经济落后的面貌，这样的外延扩大再生产为我国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的外延扩大再生产却始终未能得到改善，片面的搞外延扩大再生产，忽视了内涵扩大再生产，没有及时的由外延向内涵上转变，使我国成为典型的外延型扩大再生产的国家。为了全面提高社会再生产的经济效益，我国很快从“粗放型”的外延扩大再生产转向“集约型”的内涵扩大再生产，使内涵型的扩大再生产占据主导地位。按照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要求，我们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有利于市场公平竞争和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
（2）正确处理好了社会两大平衡关系及调整了产业结构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原理，揭示了社会资本运行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必须处理好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的比例平衡关系。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具体运用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关系原理，实质上就是要正确处理好农、轻、重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将农业和轻工业划分为第Ⅱ部类，将重工业划分为第Ⅰ部类，由于第Ⅰ部类是生产生产资料的，第Ⅱ部类是生产消费资料的，因此，除了两大部类内部各自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满足本部类内部交换外，第Ⅰ部类社会生产者所需消费资料，第Ⅱ部类社会生产这所需生产资料，则需要通过两大部类之间的相互交还才能得到满足。在简单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的平衡条件是：Ⅰ（V+M）=Ⅱ（C），也就是说，第Ⅰ部类所创造的新价值应等于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在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两大部类所需达到的平衡条件是：Ⅰ（V+M）>Ⅱ（C），也就是说，第Ⅰ部类所生产的新价值必须大于第Ⅱ部类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只有农业发展了才能为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的社会经济才能顺利的向前发展。因此，在经济建设中，必须做好规划，统筹资金的分配比例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在理论上将社会生产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而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我们是按照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服务业）来划分和组织生产的。由于第一和第三产业其最终产品主要是提供消费资料，而工业主要是提供生产资料，因此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基本上反映了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关系。所以，要使经济运行平稳高效就应协调好三大部门产业结构。根据我国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必须着力加强第一产业，调整和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做到：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农业种植结构；加快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产业结构要逐步走向高端化，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不断提高第三产业在三次产业中所占的比重；在深度结构上要使产业走向高加工化，不断提高高附加值加工工业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在技术结构上要走向高新技术化，不断增强高新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这样才能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3）合理说明了积累，消费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社会主义条件下扩大再生产同样需要“积累”。社会主义社会总产品的收入被称为国民收入，其最终用途可分为积累和消费两部分。积累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消费则是用于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二者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综合性比例关系。因此，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
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也是社会进步所必需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积累的源泉来自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产品价值。消费是满足劳动者各种需求所必需的，只有劳动者的需求得到了满足，才能提高其生产的积极性，创造出更多的国民收入，从而达到积累和消费的总量均增加的目的。从实质上说，积累和消费又是即对立又统一的。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如果用于积累的部分过多，势必导致消费部分相应减少，二者此消彼长。但积累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二者的根本目的又是一致的。积累率和消费率均取决于生产力水平和国民收入总量的大小。因此在当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背景下，更要根据经济发展情况，合理地安排好二者的比例关系意义重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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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2
一、发展的“钟形曲线”
战后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既有辉煌的成绩，也有痛苦的失败。根据战后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实绩，大致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为工业化的起步阶段，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为高速发展阶段，70年代后期以来为停滞—衰退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留下了一条“增长—衰退”的钟型曲线。这条钟型曲线集中反映了战后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基本状况，是我们研究与认识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规律时必须首先承认和尊重的基本前提。
第三世界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在1956—1960年为4.9%，1961—1965年为5.1%，1966—1970年为5.6%，1971—1975年间为6.6%，1976—1980年为4.5%，1980—1990年为2.6%，1990—1994年竟为–0.11%。第三世界国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前半期经历了高速发展的15年，这是奇迹般的15年。
但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陷入了停滞和衰退。80年代对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是“失去的十年”，对98个第三世界国家的统计表明：80年代中有10个发展中国家平均GDP出现了负增长，占总数的10.2%。90年代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更加严峻。在被统计的102个第三世界国家中有35个在1990至1994年间平均GDP出现了负增长，占总数的34.3%。（WorldBank，1996）最近，巴西全国经济开发银行公布的研究报告《80年代的巴西经济》(1999)中指出：从1990年至1999年的10年间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1.7%，比“失去的十年”的80年代的年增长率2.9%又进一步下降了。90年代对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将意味着又一个“失去的十年”。
从“奇迹的15年”到“失去的20年”，一条钟型曲线，赫然展现了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曲折与艰难，它也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需要深入思考和认真回答的问题——为什么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走过的是一条先增长，后衰退的道路？其中的规律性是什么？
二、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条件的转化
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发展受到了经济全球化及世界经济体系的制约。
在50年代前后，概括起来说，第三世界国家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一般具有三个有利因素：其一，具有发展工业、服务业的较广阔的国内市场空间；其二，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其三，具有较好的外部经济环境。正是这三个关键性的因素在第三世界工业化初期，对推动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第三世界战前的经济形态大多是落后的农业经济，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独立后实行工业化的初期，在外国资本进入的推动和市场需求的拉动下，工业和服务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其次，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初期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国内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进入工业化生产提供的高额利润率的支持。
第三，在工业化初期，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在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往来中，以极其低廉的自然资源、原材料换取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因此，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很强，客观上也有利于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初期发展。
但是，第三世界的工业化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运动也是当代资本国际循环的一部分。资本国际循环既有促进第三世界工业化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随着介入资本国际循环程度的加深，不利的因素逐渐导致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障碍。从内部结构看，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加入国际分工与资本国际循环后，经过近50年的发展，尽管在绝对意义上经济有所增长，但经济、社会结构并未随之得到优化，甚至遭到了劣化，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
——产业结构内部，农业、农村的衰退，造成工农业发展失调。在历史上，西方国家通过殖民化解决了早期工业化发展中的工、农业的结构性矛盾。但是，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第三世界国家却无法重复西方的作法，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主要是内向性的，大多具有剥夺农业和农民的性质，并最终导致了农业的衰退。当前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衰退主要表现在粮食危机上。战后初期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尚能保持粮食的自给自足，进入80年代后粮食紧缺日益加剧并发展为粮食危机，非洲大陆爆发了震惊世界的。90年代以来粮食危机依然没有明显缓解，甚至范围还有所扩大。联合国粮农组织曾对90个发展中国家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有70个国家的粮食状况趋于恶化。农业、农村的衰退导致国内市场发育缓慢甚至出现萎缩，反过来为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
——工业体系内部出现了“双重化”的结构分化趋势。这一现象在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要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突出。“出口导向”是许多拉美国家和部分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在70或80年代以来采取的主要发展战略，也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然而，过分依赖海外市场、特别是西方市场，却使本国和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内部出现了不均衡的变动。如韩国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经常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结果产生了国内生产结构双重化的效应，即导致了出口型产业的过度膨胀和内需产业的相对萎缩，为经济波动埋下了隐患。
以韩国的半导体业为例，80年代末在国际市场需求的刺激下，韩国企业大量投资半导体生产，并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助。但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半导体市场转向萧条，韩国庞大的半导体出口业顿时陷入困境。有人估计，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受此影响高达20%，与半导体业相关的金融机构也受到严重牵累。经济过度开放，过度依赖外资和海外市场，阻塞了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链的自然延伸，使产业发展空间趋于狭窄，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一旦国际市场上风吹草动，发展中国家就难免出现经济波动。
——社会结构分化，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是以所谓的“比较优势”加入国际经济的分工体系的，然而“垂直分工”依然是这一分工体系的结构特征。那么，发展中国家究竟有什么样的“比较优势”呢？说到底是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包括人力和自然资源。这也正是发达国家所需要的和看中的。这样的“优势”正好把发展中国家送入国际垂直分工的底部，在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不发达的发展”。
战后，第三世界国家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大都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分化，收入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199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文发展》报告指出：1965年至1980年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约为2亿，而1980年至1993年，这个数字上升为10亿。另据联合国拉美委员会的统计表明，60年代被视为工业化样板的拉丁美洲国家，70年代以来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一直在拉大，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现象均在发展。70年代初期，拥有社会总收入一半左右的富有阶层占总人口的10%，而到90年代初期占总人口5%的富人就拥有社会总收入的50%；另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比重从70年代初期的42%上升到目前的60%左右。墨西哥的最高和最低收入差距相差25倍。巴西50年代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相当于410雷亚尔，1992年最低工资标准降至70雷亚尔，巴西有11.6%的劳动者的月工资只达到这个标准。
80年代以来，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为基础的。1985年至1991年，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四国的制造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1.48%，比同期四国的第三产业平均增长率高3.5个百分点。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了大量西方资本，扩大了出口，但并没有带来本国技术水平的升级。虽然这些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虽在一定阶段内有所提高，但却付出了沉重代价——经济剩余大量向西方发达国家转移，进而加剧了本国的社会分化，最终损害本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以泰国为例，泰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谓不快，1989年至1995年是泰国经济增长的高峰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4%，危机前泰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2500美元。但泰国真正富有的只是占人口20%的高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在国民收入所占的比例高达55%，而最低收入的20%人口只拥有国民收入的4.6%。
社会分化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国内市场和内需产业的需求约束，造成了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有效需求不足，并进而使剩余资本大量转向金融、房地产投机。社会分化实际上是东南亚地区泡沫经济膨胀的深层原因。
——国际贸易环境恶化使第三世界工业化有利的外部条件日益减损。在工业化初期，发展中国家以极其廉价的原材料及粗加工产品与发达国家交换，自然“经济互补性”很强。但随着部分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加强、生产能力和产品档次一定程度的提高、技术含量一定程度的增长，对发达国家形成了压力。南北经济关系中互补性相对减弱，竞争性相对加强。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并使第三世界国家深受其害。以至于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今后不再会有新兴工业国家了，由于世界贸易环境的改变，依靠外向型经济走向工业化的道路已经不能通行。（Broad，1988）
农业衰退、工业结构“双重化”、社会分化和国际贸易环境恶化，构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陷阱。这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世界经济体系中一种特殊的发展现象。如果说第三世界面临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的话，我们认为：它具体的意味是“发展陷阱”有可能最终断送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三、第三世界工业化停滞可能的后果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之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地带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出现停滞与衰退，势必对于“中心”地带产生反馈，势必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乃至全球经济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对“中心”的反馈
第三世界工业化停滞对于西方和全球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个复杂的问题，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观察与深入的研究。根据80年代以来可以观察到的情况看，经过初步研究我们认为：在世界经济体系“”产生的问题与危机，可能将依以下三个步骤对于“中心”产生影响。
首先，在发生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普遍放慢甚至衰退的情况下，第三世界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场所、产品市场的作用下降。这一阶段“”表现出对于“中心”的经济重要性下降。这一趋势自80年代以来已经较为明显地出现。60~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一直在稳定增长，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是资本净流入地区。其中当时经济增长迅速的拉丁美洲国家吸引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第三世界直接投资的50%。进入80年代以后，特别是随着拉丁美洲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经济发展处于停滞、衰退状态，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迅速减少，并出现了资本回流现象。1984~1988年发达国家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减少了50%。发展中国家占西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比重中的份额，从60年代的20%，下降到80年代中期的10%。（陈雨露，1997）8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资本流向东南亚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增加，但1997年东南亚爆发危机以来又大幅度减少。在国际贸易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下降。8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5%左右，目前下降到20%左右。
其次，第三世界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投资场所和产品市场的作用下降，加剧了西方的资本和产品的过剩，对于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的“泡沫化”起了促进作用。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第三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实际经济物品的生产，而相形之下西方经济日益“泡沫化”，即在经济总量在继续以较高速度增长的情况下，实质性物质生产活动却在日益下降。
以美国为例，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实物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萎缩。以1967年的按人口平均的产出量为基数,1990年同1967年相比，按人口平均的资本货物的产出量，化肥下降了21%，建筑机械下降了46%，油田机械下降了67%，工业建筑下降了63%，海洋运输船只下降了5%；按人口平均的生活资料的消费量，纺织品下降了66%，鞋和皮革制品下降了70%，轿车的生产量下降了43%，住宅建设下降了13%，学校建筑下降了50%，医院建筑下降了17%；按人口平均的中间产品的产出量，水泥下降了73%，粗钢下降了43%，硫璜下降了89%，铜下降了95%，镍下降了98%，铝土矿下降了98.5%。(Larouche，1995)
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长期存在巨额贸易逆差。据美国统计摘要提供的资料，构成美国外贸巨额逆差的主要是矿物燃料和制成品的入超。其中矿物燃料的入超是美国外贸逆差中最大的一组产品，主要包括原油、石油制品和天然气等。90年代初这三项产品中的贸易入超均在450亿美元以上，1990年竟高达578亿美元。其次是制成品贸易的巨额入超，主要是运输工具及零部件、轻工类产品、电器类产品等等。上述情况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国民经济结构的转型，重点转向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毕竟也反映了在整体经济活动中实物生产下降的事实。
然而，与实物经济下降趋势形成鲜明对照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虚拟资本的急速扩张。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生产、贸易与金融的关系总的表现是国际贸易增长大大快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国际金融交易总额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国际贸易增长。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总额平均以每年23%的惊人速度增长。这实际上反映了世界范围内的实物生产增长迟缓，造成了严重的资本过剩。1997年东南亚金融—经济危机爆发后资本过剩和回流现象更加突出，过剩资本大量涌入国际金融市场，进而造成了西方资本货币市场的虚假繁荣。1998年美国证券工业协会的有关外国经济活动的报告显示：1998年流入美国证券市场的净资本达1920亿美元。(BusinessDaily，1998)
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3
关键字 设备管理；企业管理；生产；安全
【中图分类号】F713.5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3-8500（2013）01-0020-02
生产设备是企业组织生产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是构成生产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设备管理是工业企业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企业中，做好设备管理工作，不仅使企业的生产秩序正常，做到优质、高产、低消耗、低成本，预防各类事故，提高劳动生产率，保证安全生产，而且有助于提高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生产发展水平实现扩大再生产经营。
1设备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在现代管理阶段，由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企业的许多生产过程由机器设备逐步取代人的作用，因此生产开始受到设备影响，设备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了。工业企业管理包括计划管理、技术管理、生产管理、质量管理、设备管理和财务管理等。它们之间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要管好设备不仅要看它生产多少产品，产品的质量如何，取得多少利润，更要看设备是否处于完好状态。假如一个企业完全靠拼设备来取得高效率、高利润，那么这种高效率和高利润决不会持久。从长远看，其综合效益是差的，甚至可能造成设备的损坏和事故的发生。因此，国家对加强设备管理非常重视，把设备达标作为企业升级的一项重要内容。要求各级企业领导在企业目标管理中，都明确规定设备完好状态作为目标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许多管理体系认证都把设备管理作为审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建国以来已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对于现代化生产的基础设备而言，它的管理、使用、维修状况如何，将影响企业生产水平和经济效益，也将直接影响到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实现。设备是现代化生产的基础，设备管理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产能力、产品质量、能源消耗、生产成本和劳动生产率。要有计划、有步骤和有重点地对现有设备进行更新和技术改造，加强维修，使老设备的性能提高，寿命延长，保证企业能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为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工业企业产品的品种、数量、消耗、成本和利润等指标，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设备状况的制约。以产品成本为例，在产品成本中与设备有关的费用有折旧费、维修费；这些费用相对来说是固定不变的，产品产量愈多，单位产品分摊的上述费用也愈少。加强设备管理，提高设备的完好率和利用率，就可以增加产品产量，降低产品成本，企业可获得更多的利润，取得好的经济效益。
2设备管理在生产技术进步中的作用
20世纪60年代，我国许多先进企业在总结实行多年计划预修制的基础上，吸收三级保养的优点，创立了一种新的设备维修管理制度――计划保修制。其主要特点是：根据设备的结构特点和使用情况的不同，定时或定运行里程对设备施行规格不同的保养，并以此为基础制定设备的维修周期。这种制度突出了维护保养在设备管理与维修工作中的地位，打破了操作人员和维护人员之间分工的绝对化界限，有利于充分调动操作人员管好设备的积极性，使设备管理工作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之上。设备的技术状态对企业生产有直接影响。随着科学技术的进展，化工生产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程度愈来愈高，而且生产装置都是连续性的，设备状况完好程度，对整个连续生产线的影响更加明显。以工业管理工程、运筹学、质量管理、价值工程等一系列工程技术方法，管好、用好、修好、经营好机器设备。对同等技术的设备，认真进行价格、运转、维修费用、折旧、经济寿命等方面的计算和比较，把好经济效益关。建立和健全合理的管理体制，充分发挥人员、机器和备件的效益。研究设备的可靠性与维修性。无论是新设备设计，还是老设备改造，都必须重视设备的可靠性和维修性问题，因为提高可靠性和维修性可减少故障和维修作业时间，达到提高设备有效利用率的目的。以设备的一生为研究和管理对象，即运用系统工程的观点，把设备规划、设计、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维修、改造、折旧和报废一生的全过程作为研究和管理对象。促进设备工作循环过程的信息反馈。设备使用部门要把有关设备的运行记录和长期经验积累所发现的缺陷，提供给维修部门和设备制造厂家，以便他们综合掌握设备的技术状况，进行必要的改造或在新设备设计时进行改进。设备管理工作对技术进步和工业现代化起促进作用。这是因为新型劳动手段的出现，又进一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工艺、新材料的应用，新产品的发展都靠设备来保证。可见，提高设备管理的科学性，加强在用设备的技术改造和更新，力求设备每次修理和更新都使设备在技术上有不同程度的进步，对促进技术进步，实现工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3设备管理的发展趋势
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4
[关键词] 中国制造2025；中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B
被誉为工业4.0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已经来临。世界各工业强国都制定了相应的发展规划。美国的工业4.0是以信息产业为主的工业互联网；英国的工业4.0为制造2050规划；日本的工业4.0是智能化机器人计划；德国的工业4.0是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加互联网；中国的工业4.0是中国制造2025以互联网加制造业的发展规划。中国制造2025规划将用35年的时间，由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大体上分为三步走：到2025年，用十年时间，迈入制造业强国行列；到2035年，制造业整体上达到世界强国阵营中的中等水平；到2049年，也就是共和国百年华诞，其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业强国前列。
有人说工业4.0是最后一次工业革命，谁占领了工业4.0的发展制高点，谁将获得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领导权。笔者就中国制造2025时代中职教育如何发展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做以浅述。
一、中国中职教育的发展历程
中职教育的发展是伴随着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而发展的。自1897年德国形成了历史悠久的职业教育体系以来，世界各工业强国职业教育方兴未艾，蓬勃发展，促进了工业科技的进步，创造了历次工业革命辉煌。中国的职业教育同样是伴随着共和国工业化进程发展起来的。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下，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其间，在不同行业的援建项目有763个；科研中心97个；实验基地11个，在制造行业中国家援建项目就有206个，并每个项目中的职业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子项。各受援项目必备技工院校一所，似乎在当时成为定式，培养了数以万计的制造业人才，这些人才撑起了共和国制造业的脊梁。
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产生的负面影响，国民经济陷入了“小冰河”时期，工农业退步和调整，职业教育也进入了休整时期。
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经济经过调整再现生机。国家在西南西北两地投入2052.68亿元人民币，新建了制造企业1100个，投入知识分子、优秀技工、农民和官兵400万人。同时，新建企业必备技工院校或半工半读高中一所，各工业重镇兴建半工半读高中，其比例是普通高中的1/2。仅哈尔滨半工半读学校就有10所，这样，中国的职业教育涵盖高职教育、中职教育（中专、技校、半工半读学校）门类齐全的职教体系基本形成，促进了当时国民经济的发展。
1966年至1976年这十年期间，中国刚刚形成的职业教育体系，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口号下破碎了。由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末期至70年代初期人口高峰居高不下，形成适龄青少年就学高锋，无奈之下，把半工半读中学改成普通高中；把厂办技工院校改为子弟中学。中等教育形成一“普”独大的局面，严重地影响职业教育的发展。同时，也拉大了中国职业教育与先进工业国职业教育的距离。
改革开放后，中等教育结构上有了明显的改善。中职院校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全国建立和恢复了14206所中职院校；其中中专学校3789所；职业高中5652所；技工院校2882所；成人中专1883所。整合了职业教育集团927个。其中为制造业提供人才的职业教育集团约占职业教育集团总数40%。这为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实现提供人才支撑。
近十年来，中国的职业教育虽然有了“量”的发展，却没有出现“质”的飞跃，处于尴尬的“鸡胁”状态。不论选择高职还是中职教育的年青人，往往是普教独木桥上被挤下来的，当作无奈选择进入职业院校；另外，从政府的职业资格认证，到企业方的就业接收，还有社会对蓝领工人的认可程度等等，全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评价都是不理想的。
二、中国中等职业教育面临的挑战
职业教育本身是一个不断由市场信号去引导变化的领域，这就决定了职业教育必然不是几年的类似大学或高中教育可以完成的。人们希望有一种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通过这个平台获得必要的技能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是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谁能预测哪个专业是“万岁”专业？所以职业教育就是要适时创新，并提供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的技术技能支撑。
中国制造业起步较晚，和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的差距，且发展不均衡或者叫参差不齐。当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中国正处在“康乾”盛世的喜悦中；当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中国已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当第三次工业革命出现，中国正处在十年“斗、批、改”的运动洪流里。所以一、二、三次工业革命中国都没赶上，只有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今天，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代，迎头赶上，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现阶段中国处于工业2.0时代的占70%，处于工业3.0时代的占30%。因此，中国工业处在2.0阶段的要补课；处在3.0阶段的要追赶，处在4.0阶段的要面对。为了缩短中国制造业与发达国家制造业的距离，应推动制造业从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高技术船舶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环保装备、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以及高性能医疗器械、农业大型机械装备十大领域进行突破性的发展。
“中国制造2025”时代，工业生产将呈现前所未有的特征，实现工业生产的灵活性、极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重新定义技术、生产和人的关系。制造流程不再是一个企业的单独行为，而是朝着纵向集成迈进，使生产过程的上中下游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将充分利用端到端的工程数字化集成。人的作用不仅是技术与产品之间的中介，而更多地成为价格节点，将重新成为生产过程的中心。
“中国制造2025”时代，新材料和3D打印技术的应用，将带来制造业的新技术变革。实现由减材制造到增材制造的飞跃，可以说是制造业的一场具有颠覆性的革命。以往制造业生产过程大多采用冷加工和热处理的工艺属减材制造；而3D打印机则省略了这些传统工艺流程，直接一次成型缩短了生产流程和时间，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人将从生产线上解放出来，不再是生产线上的“螺丝钉”，员工将不再是简单的操作工，而是产品的设计者和智能生产系统的管理者。
“中国制造2025”时代，生产活动过程的动态性、小批量、个性化成为主流，跨学科能力成为工业“4.0”时代的人才特征，使一线的生产者同样需要这样的复合知识结构，未来的35年内，十大领域，都将需要大批量的高端技能型人才，这与传统的高端技能型人才不同的是，这些人才需有精湛的技艺技能，更应该有具备对智能网络系统高度运用的能力。
三、中等职业教育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创新
为了适应中国制造2025时代的到来，职业教育必须打破传统的办学模式。以往中等职业教育显现与当今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一是专业界限过于明显，不利于复合人才的培养。专业化程度较高，中等职业教育的专业和专业方向数以万计，培养专业人才的思路相对传统，原因就是工业生产的专业分工和岗位分工造成的。二是重显性技能轻隐性技能，难以适应生产方式的变革。重视可量化、可目测的显性技能，轻视解决问题、自主学习的隐性技能，显现出这些人才能力单一，后劲不足；三是相对封闭的办学形态，难以提供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的人才。职业教育是终身教育。如何创新培养人才的模式，有以下几方面考虑：
1.采用“互联网+职业教育”服务平台，通过“三通两平台”载体，构建“市、县、校、班、人”五级架构，打造以“课堂、移动、家庭”三位一体模式；形成“电脑、手机、平板、电视”四个终端。开放共享的职业教育精品资源、精品视频及专业教学资源库。
2.适应“机器换人”培养复合人才，打破专业界限、启动“专业+”模式。把一些带有技术、技能教育特色的“工场”引入校园，培养文化、智能、技术融为一体的专业性“工匠”人才。同时所培养的技能人才应具备的十个方面的素质：意义构建；社会智力；新思维与适应性思维；计算思维；跨文化竞争力；新媒体的读写能力；跨学科能力；设计理念书；认知负荷管理；虚拟协作能力。
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5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模式；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 F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3-0030-02
一、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背景
（一）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经济增长趋稳，经济约束条件也发生了变化。供给方面，多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进入快速上升期，主要依靠继续扩大要素投入量拉动经济增长已不现实。需求方面，国民经济均衡增长与消费需求增长的要求不协调，消费率长期偏低，而由于产业结构升级相对缓慢，投资需求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同时，国内经济各方面升级动力不足。首先，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达不到结构升级的需求；其次，我国产业结构上的“反效率”配置虽已开始扭转，但产业间的效率落差未能被充分利用；最后，产业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上升结构性扭曲。
（二）“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机遇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契机。首先，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产能将成为化解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新路径。例如，哈撒克斯坦政府提出了“光明大道”经济振兴计划，重点建设基础设施，这无疑会给目前我国处于产能过剩状态的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力等行业提供发展机遇。①其次，“一带一路”战略将扩大中国与沿线国家在不同行业及特定行业上下游之间的投资范围，通过共商共建各类产业园与集聚区探索新的投资合作模式，从而创造出我国与沿线国家间更多的利益交汇点。最后，向沿线国家转移传统制造业产业所带来的生产要素重组效应将加速推动我国制造业结构的升级。
（三）产业转型升级所面临的国外压力
其一，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政策所带来的压力。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开始推行以“本土先进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和“低碳经济”三大支点为基础的振兴战略，促使位于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开始向发达国家回流，加强了发达国家对全球高端产业价值链的垄断以及对发展中国家分工环节的控制。其二，随着我国逐渐丧失在土地和劳动力方面的相对价格优势，国际代工的重心开始向东南亚转移。这一趋势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一起构成了对中国制造的“两头挤压”，严重影响了我国原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基础。其三，新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即将爆发，欧美发达国家长期以来积累的研发优势使其更容易抢占制高点，从而建立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标准”，成为未来科技革新与产业革命红利的主要收益者。
二、我国制造业产业的现状
（一）全球价值链理论框架下对我国制造业的测度
随着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不断深化，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获得了融入全球经济、实现技术进步的契机；另一方面，也面临着价值链地位固化和贫困化增长的风险。邱斌等（2011）通过分析我国2009―2011年24个制造业行业的出口复杂度得出结论：全球化生产网络对价值链提升的积极影响在以半成品贸易为主的行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更为显著，但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作用并不明显。刘磊（2013）测算了我国制造业1992―2007年的垂直专业化指数，结果表明，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制造业国内技术含量的提升并没有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垂直专业化指数越高的行业，其国内技术含量越低。张艳辉（2010）通过分析1995―2007年长三角地区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相关数据，得出全球价值链的不平等地位将抑制落后区域的产业升级的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后，并未能充分利用其中的机遇，且已经开始面临来自价值链高端的产业升级压制。
（二）与生产产业的融合程度较低
欧美的装备制造业已然摆脱以产品为主的传统发展路径，进入“后工业时代”，依靠品牌经营及专业解决方案等非制造领域的优势占据全球高端市场。②而中国由于缺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较弱，还不能算是制造业强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需要与之相配套的生产业的投入。楚明钦（2014）基于OECD投入产出表的数据，对G7国家和印度、巴西、中国近年来生产业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装备制造业对生产业的需求要高于发达国家，但生产的投入却较低，这说明中国生产业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程度较低。李刚（2012）对上海的装备制造业进行了调查问卷分析认为，上海装备制造产业仍以大规模量产为主要特征，虽正在向依靠服务、综合竞争优势的较高阶段演进，但尚未进入创新引领的高级发展阶段。
三、我国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
（一）全球价值链模式的战略与启示
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如何通过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实施以“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为主要目标的转型升级战略，同时完成中国的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
首先，立足产品框架进行多点嵌入，促进区域整合与行业互动。制造企业可以从主价值链下的零部件子价值链或与主价值链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关联价值链入手，以迂回的方式攀升价值链。同时，将劳动密集型环节向中西部转移，东部地区则通过发展生产者服务业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攀升，利用产业转移延长和拉伸在国内的价值链，实现不同环节不同地区之间的协同互动，促进中国的产业升级。①
其次，重视本地市场，移植“高端”价值模块。当本地区具有足够的市场规模能够支撑起对高端环节的消费时，政府可以利用政府采购、渠道管制、反垄断等政策手段，或以开放市场为条件，要求跨国公司将高端价值模块或环节转移到本地区。这些模块将作为本地企业进行知识获取和吸收的跳板，培养所需的人才队伍，同时利用价值链的本土化优势，结合当地的技术平台，形成本地企业吸收和转移高端知识的桥梁。
再次，关注价值模块变迁，重视技术本地化。要密切关注全球价值链的演化趋势，积累模块内部和模块间的相关知识，寻找和把握价值链动态调整的机会，或是通过链主企业剥离的模块获取升级机会，或是在模块分离时利用技术创新和知识积累进行再造和重组。同时，注重产品开发，锻炼整合多种熟练技术使其应用于一个新产品构架的能力；改造进口产品和技术，以便更好地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
最后，利用大国优势，编织多元化国际网络。一方面，中国相对完备的国民经济体系有利于发挥行业之间的循环互动作用，另一方面，大国的经济环境为发挥规模经济提供充足的空间，促进了全球价值链模式下产业转移，同时规模经济的自我强化有利于形成进入壁垒。此外，中国也可以利用其国际上的地位，引导企业主动发展国际客户，向双向依赖关系方向转型。如此编织而成的多元化国际客户网络也能够为本地企业提供更多的向价值链高端跃升的通道。
（二）具体政策层面上的思考
首先，地方政府首先应打破行政壁垒，推行地方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构建自主价值体系的“雁行”模式和跨区域协同机制。一方面，积极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国内代工企业增加国内采购的比重，鼓励企业间的深层次合作，以提高本地区国内附加值比重；另一方面，加强省际之间的合作，以上海等一级城市作为“雁首”，负责与国外的一级分包企业直接对接，承接一揽子、综合化的外包服务，提供价值整合平台，形成资源整合和辐射效应。
其次，吸收和引进高溢出性和高关联性的生产业集群。国内经济较发达地区应将制造优势与人才优势相结合，率先发展高溢出性和高关联性生产集群。可利用上海等地的自由贸易区先行优势，降低服务业开放和贸易的壁垒，结合特殊政策，建立服务外包基地，实现高端生产业与高端制造业协同发展。同时，加强对服务业的监管，保障国家利益以及金融安全与产业安全。
再次，面向全球构建多层级生产网络的核心枢纽。由政府引导、企业出击，积极与发展中国家的开展合作，寻找价值实现的薄弱环节，发现新的价值驱动因素，形成有利于中国企业的价值链治理结构，实现产业的高端转移。沿海发达地区可以利用原有的中间枢纽地位实施深度嵌入战略，构建起服务全球价值链中枢系统运行的强大综合配套能力，包括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与之充分融合的生产体系。
最后，组建跨国技术战略联盟，开展深层次价值链合作。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实施税收优惠、提供引导资金、土地租金减免等措施，鼓励跨国公司与国内企业在研发设计、市场开发、品牌渠道方面发展战略联盟，以更为直接地获取有关技术和全球市场的变化信息；②注重在创新环境上提供便利的基础条件和健全的法律环境，如建立区域性公共技术平台、促进技术交流共享等。同时，加强人才吸引力度，建立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促进科技成果的合法转移、推广及商品化。
参考文献：
[1] 苏杭.“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制造业海外转移问题研究[J].国际贸易，2015，（3）.
[2] 邱斌，叶龙凤，孙少勤.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出口复杂度的分析[J].中国
工业经济，2012，（1）.
[3] 刘磊.垂直专业化、中间产品进口与制造业国内技术含量[J].当代经济科学，2013，（9）.
[4] 张艳辉.全球价值链下长三角产业升级的实证分析――以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例[J].上海经济研究，2010，（3）.
[5] 邵安菊.上海装备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的路径与对策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14，（4）.
[6] 楚明钦.生产与装备制造业融合程度的国际比较――基于OECD投入产出表的分析[J].国际经贸探索，2014，（2）.
[7] 李刚.上海装备制造业产业集聚发展的特征研究――基于一项调查问卷的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12，（11）.
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范文6
作者针对中哈旅游发展的差异性和互补性进行了问卷调查。在新疆发放问卷共计600份，回收有效问卷527份，利用相关数据分析，使对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两国旅游发展的差异性与互补性问题的评价更为客观。
一、中哈两国旅游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中国旅游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旅游业发展速度惊人。2012年比2003全年接待游客量增长131.08万人次，增长14%。旅游总收入占GDP的比值在10年内增长近一倍，旅游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截至2012年末，全国纳入统计范围的星级饭店11367家，全年平均客房出租率为59.5%，旅行社共有24944家，比上年末增长5.3%。
中国旅游业迅猛发展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一是法律制度尚不完善；二是产业结构不够合理；三是目前国内散客服务体系不完善；四是旅游安全问题迫在眉睫。
（二）哈萨克斯坦旅游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哈萨克斯坦旅游业发展在中亚地区处于领先水平，旅游业成为哈萨克斯坦7个优先发展的行业之一。2008年哈萨克斯坦出境旅游人数433万人， 2012年出境人数为906.6万人，增加了473.6万人。2008年哈萨克斯坦入境旅游人数411.7万人，到2012年又增加了204.6万人。
哈萨克斯坦旅游业在不断发展，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一是政局不稳定因素对哈萨克斯坦的旅游业发展影响很大；二是旅游服务及配套设施不完善；三是旅游人才短缺、从业人员素质较低；四是旅游接待服务水平较低。
二、中哈两国旅游差异性分析
（一）两国旅游地理环境的差异性
中国地处亚欧大陆的东南部，太平洋西岸，是一个海陆兼备国家。自南而北分布有赤道带、热带、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和寒温带等六个温度带，旅游气候资源极为丰富，在世界各国中无与伦比。境内既有东部长白山和东海岸的东亚景观，又有天山、阿尔泰山和伊犁、阿勒泰大草原的西部风情；既有内蒙古大草原和万里长城的北国风光，又有东南沿海风景各异的海滨旅游景区。中国全境多样性旅游地貌环境和南北方季节气候的反差，与哈萨克斯坦旅游地理环境形成明显的差异性。
哈萨克斯坦领土横跨亚欧两洲，是中亚地区的一个典型的内陆型国家，哈萨克草原旅游景观和亚欧民俗风情独特，但缺乏海滨景观和热带旅游风光。这与中国旅游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十分明显。
（二）两国旅游经济基础的差异性
中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亚国家的旅游业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旅游业专业人才缺乏，这些已成为中亚国家旅游业发展的瓶颈。哈萨克斯坦经过20年发展建设，国民经济体系逐步完善，经济快速发展，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800亿美元，增长率为7.3%。但由于在苏联时期形成的重工业、石油工业强，民用工业弱的国民经济畸形发展的状况尚未完全改变，其经济实力与中国经济实力相比具有巨大的差距，为发展旅游强国提供的经济基础和旅游物质条件较为薄弱，这与中国旅游经济基础有巨大的差异性。
（三）两国旅游资源品质和种类的差异性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旅游资源差异性表现在历史文物古迹旅游资源、自然景观旅游资源和民俗风情旅游资源等方面。新疆公众对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旅游资源差异性问题的看法与作者的观点基本相近。在回收的527份问卷中，对“你认为中国旅游资源与哈萨克斯坦旅游资源最大的区别（可选2项）”的7项选择中，选择民俗文化为467人，占比88.61%，自然景观为357人，占比67.74%，人文景观为265人，占比50.28%，这三项都超过回收问卷的半数以上。其余选择旅游设施占19%，海滨旅游资源占16%，娱乐休闲场所占11%，其他占13%。由此可见，多数人认为民俗文化、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是两国旅游资源最大的区别。
（四）两国特色旅游产品的差异性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本国游客特需的特色旅游产品具有差异性。中国游客特需的特色旅游产品主要有：佛教文化旅游产品，红色旅游产品，观光农业旅游产品，海滨旅游产品等，这方面的旅游产品在哈萨克斯坦较少。
哈萨克斯坦游客特需的特色旅游产品主要有：医疗保健旅游产品――全国有100多个医学旅游度假胜地，高山滑雪旅游产品――被称为“世界上最出色的滑冰场”、考古旅游产品――有9000多个考古和历史遗址，这方面的旅游产品与中国有一定的差异性。
三、中哈两国旅游互补性分析
（一）两国旅游客源市场的互补性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尤其是新疆与中亚的旅游资源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为双方合作提供了良好的资源条件。中国近年来接待外来游客数量逐年上涨，哈萨克斯坦作为中国客源国之一，2004-2007年哈萨克斯坦来华游客增长了47%。2017年中哈两国在哈萨克斯坦举办“中国旅游年”预期中哈两国将互为对方的重要客源市场。笔者通过对回收的527份调查问卷的分析，在回答是否愿意前往哈萨克斯坦旅游的问题时，回答非常想去的为83人，占15.8%，想去的为320人，占60.7%，两项合计占回收问卷总人数的76.5%；在回答到中亚五国旅游最想去的国家选项中，选择哈萨克斯坦为379人，占到71.92%，比值最高。对回答哈萨克斯坦能否成为中国的旅游客源国问题中，认为一定能成为中国客源国的为123人，占23.34%，认为可以成为的340人，占64.52%，两项合计占回收问卷总人数的87.86%。
由此可见，哈萨克斯坦是中国潜力巨大的客源市场且亟待开发。特别是中国高端休闲度假型旅游产品需要大量的哈萨克斯坦游客来参与和体验，通过中哈两国游客出入境旅游互动拉动中哈两国旅游业和商贸物流业的大发展。
（二）两国生态景观旅游的互补性
中哈两国生态景观旅游资源均很丰富，互补性也较强。中国海滨生态景观旅游和热带风光生态旅游产品是哈萨克斯坦游客所向往的，恰好弥补了哈萨克斯坦旅游在这方面的空白。
哈萨克斯坦具有一些独特的自然生态旅游景区和高质量的生态旅游产品，如，恰伦峡谷旅游风景区、卡拉吉耶洼地以及世界最大的麦迪奥山高山冬季运动综合体等；哈萨克斯坦的一些自然景观生态旅游景区，成为中国科考、探险和户外运动游客所向往和追求的特殊旅游产品，与中国生态景观旅游产品形成了较强的互补性。
（三）两国历史文化旅游的互补性
一是中国以农耕文化和佛教文化为主线的历史文化旅游产品体系，与哈萨克斯坦以游牧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为主线的旅游产品体系，既有差异性，也有互补性，可以满足两国游客对不同历史文化旅游产品的好奇心和需求。
二是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草原文化，有一定的差异性和互补性。中国草原文化包含蒙古草原文化、哈萨克草原文化、草原文化及其他少数民族草原文化在内的多元文化，保留了较浓厚的原生态民族特色。哈萨克斯坦草原文化民族相对单一，加之哈萨克民族现代化的特色，两者具有互补性。这为两国共同发展丝绸之路草原文化国际旅游提供了合作条件。
（四）两国特种休闲旅游的互补性
目前中国旅游主要是观光旅游及公务旅游，哈萨克斯坦则以购物旅游和休闲疗养旅游为主，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一是中国目前有众多中高档温带和热带度假休闲旅游景区，可以为哈萨克斯坦旅游者到中国享受高质量的度假休闲提供旅游产品。
二是旅游购物已成为哈萨克斯坦居民的特种旅游形式。笔者分析调查问卷发现，对于中国旅游资源对哈萨克斯坦游客最具吸引力的项目，回答为“商品购物市场”所占比例为41%，仅低于文物古迹。原因在于哈萨克斯坦国内民用工业体系尚不完善，他们需要经常以旅游签证的方式，就近到中国新疆的城市和市场采购商品。
关于中哈两国旅游互补性问题，笔者对回收的527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其中68人认为互补性很强，占13%，348人认为具有互补性，占总数的66.85%，两项合计占回收问卷总人数的79.85%。由此可见，对中哈旅游互补性问题，被调查问卷中多数人的意见与作者的理论分析结果基本一致。
四、结论
首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在旅游发展层次、旅游地理环境、旅游经济基础、旅游资源品质和种类、特色旅游产品等五个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其次，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在旅游客源市场、生态景观旅游、历史文化旅游、特种休闲旅游等四个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再次，充分利用中哈两国旅游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实施国际旅游合作发展战略，通过提升两国旅游产业，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融通两国民间人文感情交流，消除西方敌对势力散布的“中国”不良影响，能够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奠定广阔深厚的人文基础。在中哈政府的高层推动下，通过两国政府互办旅游年的新机制、新机遇，使中哈旅游合作乃至中国与中亚各国旅游合作长足发展，成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组成部分和最凸显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