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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范文1
[关键词]：出土钱币 断代 社会现实 文化交流
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不论是考古学界还是钱币学界，对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研究都不多，尚无专文论及。出土钱币在考古学研究中的作用甚多，但笔者认为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
考古学断代的方法在史前和历史时期是不同的。历史时期考古学断代方法，除各时期考古通用之类型学、地层学外，还特别注重文字材料，如简牍、铭文、碑志等等。在我国，钱币用于考古断代，仅适用于历史时期。历史上的钱币均有各自的时代特征，这是利用钱币进行断代的理论前提。宋代以前，有布币、刀币、半两、五铢、开元通宝等钱币，一般无年号，但各种钱币的行用均有时间范围。如布币、刀币行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蚁鼻钱行用于战国时期，半两钱行用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时期。上述钱币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别，均各有其行用时间。如“八铢半两”为高后二年(公元前186年)所铸，“四铢半两”为汉文帝前元五年(前175年)所铸。其他如货泉、大泉五十等新莽钱币、蜀汉直百五铢、南朝宋孝建、景和等钱币，均有较明确的行用时间，不必一一列举。五铢钱，始铸于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年)，废止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是中国古代行用时间最长的货币，历时七百多年，被誉为“长寿钱”。经学界各代达人的努力，五铢钱的断代研究已经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尤值一提的是蒋若是先生《洛阳烧沟汉墓》一书。蒋氏利用大量的汉墓材料，结合文献记载将汉代五铢钱分成五型。虽然其中某些细节尚可商榷，但其基本结论经半世纪的考验，仍无大谬，受到学界的高度赞扬。在撰成《洛阳烧沟汉墓》几十年后蒋先生又完成《秦汉钱币研究一书，该书集蒋先生几十年研究秦汉钱币的心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外，北京大学吴荣曾先生撰有《五铢钱与墓葬断代》一文，对磨郭钱、五铢小钱的断代进行了深入研究，颇有说服力。今日，两汉五铢的断代已经不存在较大问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地方政权并立，因此，货币的发行混乱不堪，多数货币行用不久即颁行新币人们可能认为，这个时期币制如此混乱，断代研究可能会很难，其实恰好相反。原因很简单，每种钱币行用的时间不长，正好更准确的表明了该钱币的所属时间。如梁四柱五铢，钱面上下各有二星，颇具特征。又如南朝宋文帝铸重达八铢之五铢钱，世称“当两五铢”。这些钱币的时代特征明显，于断代十分有利。隋五铢外郭特宽、钱色泛白、“五”字旁有一竖，特征鲜明，易于判别，且行用时间较短，故断代价值较高。“开元通宝”钱也是一种长寿钱，始铸于唐武德四年(621年)，一直作为主币沿用至五代十国时期甚至清代农民政权也曾铸行此钱。唐、五代所行“开元通宝”品种达数十种，其区别主要体现在字形变化上。目前学术界已能大致区别出不同时代之“开元通宝”。
宋代以来，年号钱盛行，往往每次改年号，都要发行新的年号钱，此已为学界常识，不必多言。年号钱的发行为考古断代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使断代能更为精确。仅举一例：广西贺州博物馆2002年在对临贺故城进行维修时，发现一座出土“元丰通宝”的墓葬打破红色砖墙的情况，从而判断出红色墙砖的时代在北宋元丰年间以前。后来再结合文献记载的时期曾对城墙进行过较大工程的情况推测该段城墙为南汉所修。这样的例子在考古工作中屡见不鲜，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出土钱币为历史时期考古断代带来了极大便利，成为考古学断代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二、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时的注意事项
虽然利用出土钱币进行考古断代作用巨大，但在具体操作时有一些注意事项，否则可能得出错误结论。第一要注意的是晚期地层、遗迹、墓葬等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从理论上看，晚期单位(地层遗迹、墓葬等)可以包含早期遗物，而早期单位不可能包含晚期遗物。因此，在晚期单位出土早期钱币的情况是不奇怪的，也是常见的。第二要注意的是钱币的行用时间下限。一种钱币的颁行时间是其行用时间的上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其时代下限却难以确定，因为颁行新币后原来的钱币并没有立即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新币共同流通，有时流通时间还甚长，这在五铢、开元通宝等长寿钱身上体现特别明显。笔者在研究三峡地区秦汉墓时发现：秦半两、汉初榆荚半两、文帝四铢半两等半两钱均沿用至西汉中期，武帝五铢沿用至东汉中期，昭宣五铢沿用至东汉晚期。出人意料的是，新莽的货泉和大泉五十也有沿用至东汉晚期的情况。管维良先生曾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四十批墓葬和窖藏中的出土的钱币进行分析统计。结果如下：三国吴的六批材料中汉五铢钱在所有出土钱币中所占比例最低为33％，最高为100％，绝大多数时候为90％以上。两晋的十六批材料中有十四批出土汉五铢，所占比例最少为33％，最高为100％，有7批。绝大多数为90％以上。南朝5例，分别为100％、8％、100％、95％以上、66％。北齐6例，仅一例出土钱币3枚，其中汉五铢2枚。值得一提的是上述统计中，出土钱币较多墓葬中汉五铢的数量均在90％以上，可见，当时流通的主要货币应该是汉五铢，只是到北齐前后，汉代五铢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笔者认为，各种钱币的实际行用时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在上面两种情况下，如果仅仅依靠钱币进行断代就有可能会拔高时代，造成断代失误。为此，须坚持两个原则：其一，在出土不同时代钱币的情况下，应以时代最晚材料作为断代标准；其二，钱币材料要与其他材料，如地层关系、墓葬形制、器物、碑志、铭文等等结合分析。须知，钱币材料仅是断代的一个手段，不是唯一的手段，我们既要重视出土钱币在考古断代中的作用，但又不能过分夸大。
三、研究社会现实
钱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是财富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观念支下，不管高下贫富，人们都要往墓中放置一些钱币，这些钱币有的是流通的实用币，也有的是非流通的冥币。从随葬钱币的情况可以窥探当时社会现实，如社会盛衰、贫富分化、丧葬意识等等。
钱币是社会盛衰的一面镜子，但利用出土钱币进行社会盛衰研究，需要较多地依赖历史文献、社会背景来进行研究。因此，本文不打算在这方面多作论述。
墓葬中随葬钱币的多少可以反映社会上贫富分化的程度。以三峡地区秦汉墓为例，西汉早期的11座墓葬中，其中2座没有出土任何钱币，其余9座分别出土5枚、6枚、16枚、58枚、63枚、80枚、87枚、113枚、173枚，共5l4枚，这11座墓平均每座约47枚。西汉武昭时期墓葬共27座，其中没有出土任何钱币的有9座，出土情况不详的有3座，除此以外的15座墓葬，出土钱币最少的是2枚，最多的是1042枚，总数约2200枚，除去不详的3座，其余44座平均约50枚。从上述数据看，各墓之间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最少的连1枚钱币也没有，最多的达到上千枚。据研究，出土1000余枚钱币的墓葬可能是郡守一级官员或其家人的墓葬。虽然由于保存状况的不同，有的墓葬出土钱币数与实际随葬数有一定差距，但由于纳人统计的墓葬数量较多，上述结论应当还是可信的。
为显示孝道，加上相信人死后还会在另一个世界生活，仍然需要人世间的一切，因此，古人们往往不惜花费巨资，为死去的亲人打造一个类似于生前的世界，即所谓“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汉代是一个崇尚厚葬的时代。西汉时期的《盐铁论》“散不足”篇有云：“古者，不封不树，反虞祭于寝，无坛宇之居，庙堂之位。及其后，则封之，庶人之坟半仞，其高可隐。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恩。”时人王符也指出：“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橘梓梗楠，良田造茔，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
一个墓葬是否厚葬，可通过陵墓大小、随葬品多寡精粗等方面体现。钱币是非常重要的一种随葬品，也是体现是否厚葬的一面窗口。以洛阳烧沟汉墓为例。该墓地的墓葬全为中小型墓，即便如此，225座墓葬共出土钱币11265枚，平均每墓出土钱币约50枚¨。当然，这只是考古出土的，如考虑到历史上被盗和自然破坏，其数目将更大。为让读者对50枚钱有个明晰的印象，我们可以简单地看看当时人们的赋税和生活状况。西汉的人头税分算赋和口赋两种，前者课于成年人，后者是未成年人。算赋在西汉多时每人120钱，少时为40钱，口赋为23钱。东汉时继承了西汉的算赋和口赋。因此，50钱相当于算赋的41．7%-125％，相当于口赋的2倍多。这个数据应该说是比较多的。
我们再看看当时人们在算赋和口赋下的生活状况。《汉书贡禹传》云：“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困重，至于生子辄杀。”赋税的沉重，引起了人民的赤贫化，进而导致社会极大动荡。每座墓葬同样平均出土50枚钱币的三峡地区情况又是如何呢?东汉晚期三峡地区流行一首谣谚：“狗吠何喧喧，有吏来在门。披衣出门应，府记欲得钱。语穷乞请期，吏怒反见尤。旋步顾家中，家中无可与。思往邻家贷，邻人已言匮。钱钱何难得，令我独憔悴。”在活人生活尚且如此困顿的情况下，人们还情愿拿出这么多的钱币来为死人随葬，可见厚葬风气之盛。
四、研究经济文化交流
中国在历史上多数时间都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从未中断。钱币作为支付、贮藏的手段，是贸易时不可或缺之物。因此在中国境内出土了不少外国钱币，如波斯萨珊朝银币、东罗马和阿拉伯的金币以及日本钱币等等，在国外也出土过不少我国古钱币，尤其是唐宋以来的钱币。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异国钱币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力见证。出土的异国钱币是研究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手段。学术界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丰硕。如夏鼐先生在上世纪50～70年表了一系列文章，收集统计了当时出土和收藏的波斯萨珊朝银币、阿拉伯金币、东罗马金币等，并对其背景进行了探讨。近年来，康柳硕先生《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拜占庭金币综述》《从中国境内出土发现的古代外国钱币看丝绸之路上东西方钱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和罗丰先生的《中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等文章也是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作。前几年出版的戴建兵、王晓岚《中外货币文化交流研究》是这方面研究的一本专著。
国外学者也有不少研究文章，如法国F蒂埃里c莫里森的《简述在中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等。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上述外国钱币在新疆出土最多，这跟文献记载相符合。《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从新疆到关中的丝绸之路沿线均有外国钱币发现，甚至在洛阳也有部分出土。据夏鼐先生统计，萨珊朝银币在中国已经出土2000枚以上，分属十几位王在位时期，时间跨度从4世纪至8世纪。在国外也有不少中国钱币出土，如日本就曾大量出土中国的五铢钱、货泉以及后代的历朝钱币。有的地方出土数量很大，如宝冢市堂坂遗址出土了10万多枚，而山口市大内遗址出土的则有250公斤。另外在越南、朝鲜等地也曾出土过中国的古钱币，散见于国内外的报道中，此不赘述。利用出土的异国钱币固然是研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但并非唯一手段。笔者认为，中外古代由于受他国影响而铸造出的钱币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例如，古代中国的周边国家，如朝鲜、日本、越南、泰国等国在历史上都曾仿照中国铸造圆形方孔钱。如日本曾仿铸南唐的“唐国通宝”“至道元宝”越南曾仿铸“开元通宝”“元占通宝”“天禧通宝”“至道元宝”“元符通宝”等等。此外，在丝绸之路沿线如新疆、中亚等地出土的一些钱币带有明显的东西方货币文化交融的特点。如：古于阗国铸造的汉二体钱(俗称“和田马钱”)、古龟兹国铸造的汉龟二体钱、回鹘钱、察合台钱币等都属此类。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是近年来的一个学术热点，中国境内出土的外国钱币、国外出土的中国钱币以及能体现相互之间货币文化交流的钱币材料都是有力的历史见证，对它们的深入研究，必将推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古钱币研究正方兴未艾，越来越走向深入，与考古学的结合也日益紧密。
参考文献：
[1]蒋若是．秦汉钱币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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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文化研究的几大方向和课题：
1、古蜀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根据中外学术界关于文明时代的界定，城市、文字(符号)、金属器，是文明社会形成的三大物质文化要素，在三星堆文化中均可得到明确反映。古蜀国家形态、政治组织、政权结构、王权与神权的关系、社会分层等研究，对于认识古蜀文明的进化程度、文化进化的动力和社会运作机制等一系列重大课题，至关重要。
2、三星堆文明与中原文明和周边文明的关系。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上说，三星堆文化已初步显示出与中原二里头文化(夏文化)和殷墟文化(商文化)的一些密切联系，也隐含着更多的一些区域文化因素，如长江中下游，以及滇、越等文化色彩。
通过对这些因素所占比重、变异程度、地位和作用等研究，同时通过对其他区域中的三星堆文化因素的相关研究，将对古蜀文化与中国古代其他区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以及中原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对古蜀文化的演进所起作用等，得出更深入的认识。
3、巴蜀文化与西亚、南亚和东南亚文明的关系。这个方向是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新方向，具有国际意义。当前的研究成果，是根据考古资料和文化形态，文化因素集结、功能及其空间分布等方面的研究，初步对巴蜀文化与古印度和中、西亚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早在商周时代就存在某种形式的文化交流。
4、封闭与开放。三星堆文明研究向考古学家提出了一个需要重新认识的课题：内陆文化是否必然与封闭性、落后性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
研究难点：
研究三星堆文化是中国考古学，也是中国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课题。但由于三星堆文化面貌的神奇和文化渊源的扑朔迷离，也为学者的认识和研究带来了巨大困难。
其难之一，是三星堆祭祀坑内各种奇诡怪异的神像和形象从未见于著录，没有现成的巴蜀文献记载可资对照，至今学者还不得不主要借助于有关中原文化典籍的知识来认识和探索三星堆遗物及其风貌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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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择题。（每小题2分，共26分）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答案 1、下列有关“贞观之治”出现的原因，不正确的是（ ） A．唐太宗注重吸取隋亡的教训，轻徭薄赋，重视发展生产B．唐太宗善于选拔贤才，虚心纳谏，政治比较清明C．唐太宗注意“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 D．唐太宗把地方州、郡、县三级改为州县两级2、完善科举制的关键人物是（ ） ①隋文帝 ②隋炀帝 ③唐太宗 ④武则天 ⑤唐玄宗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③④⑤ D．④⑤①3、下面评述武则天的不正确的一项是（ ） A．她是我国历的女皇帝 B．继续推行唐太宗发展生产的政策C．人称她的统治“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D．她破格提拔重用了张玄素、魏征4、有关玄奘西游和鉴真东渡的评说，你认为正确的是（ ）①都是唐朝的高僧 ②都为完成使命历尽千辛万苦 ③都有一种顽强的毅力和百折不挠的精神 ④都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③④ D．①③④5、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的是（ ） A．杨坚 B．杨广 C．李渊 D．李世民6、下列表述中不能说明莫高窟堪称世界的艺术宝库之一的一项是（ ） A．大部分洞窟是隋唐时期开凿的 B．有大量精美的壁画C．有无数生动形象的彩色塑像 D．窟内保存了极为珍贵的大量佛经、文书等7、与唐朝“和同为一家”的民族是（ ） A．突厥 B．回纥 C．南诏 D．藏族8、唐代与颜真卿齐名的书法家是（ ） A．王羲之 B．欧阳询 C．柳公权 D．苏轼9、唐朝文化繁荣的根本原因是（ ） A．前代基础 B．唐朝社会经济的发展 C．人民创造 D．中外经济文化交流10、；“黄袍加身”和“杯酒释兵权”的故事主人公是（ ） A．石守信 B．赵构 C．赵匡胤 D．赵光权11、宋诗里的“邸店如云屯”形容兴旺的（ ）A．旅店业 B．餐饮业 C．娱乐业 D．酒店业12、经济重心南移完成于（ ） A．五代十国时期 B．北宋前期 C．北宋后期 D．南宋时期13、宋代称盛行燃放鞭炮、穿新衣、往来拜年的节日为（ ） A．元旦 B．元宵节 C．端午节 D．中秋节二、非选择题。（共24分）14、（13分）识读下图，回答问题：
（1）请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为图片内容设计一张名片。（5分）知识卡片名称： 设计建造者： 建造时间： 特点： 地位： （2）该桥的设计巧妙在什么地方？欧洲出现类似的桥比它晚了多少年？（2分） （3）图二这部经卷的名称是什么？从图中文字记载中得知其雕印于868年，应是公元几世纪？推算一下它是哪个朝代？（3分）
（4）图二反映了我国哪一方面的科技成就？（1分）
（5）隋唐时期的科技成就，说明隋唐文化在中国封建文化的地位如何？在当时的世界处于什么样的地位？（2分）
15、（11分）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国以民为本，民衣食是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 —— 元世祖材料二： 图一隋朝运河图 图二元朝运河图材料三：自封建变成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1）材料一反映了元世祖的什么思想？请你简要叙述能够体现他这 种思想的具体做法。（4分） （2）结合材料二说说元朝运河与隋朝大运河有什么不同？从图二可以看出元朝除运河外，还开辟了哪一运输路线？这两条运输路 线的共同作用是什么？（3分） （3）从材料三可以看出元朝实行怎样的政治制度来实现对全国的有效管辖？（2分）（4）指出元朝设立哪一专门机构管理有关事务？产生了什么影响？（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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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样才能将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清晰明了完整简洁地呈现出来，让学生明确而又不给他们增加额外的负担呢？这就要求我们除了熟悉教材，还要明确《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即《课标》）和《全国新课标高考历史考试大纲》即（《考纲》）的要求，这样才能突出重点、详略得当。下面就以中国古代史为例，对高三一轮复习策略加以说明。
首先，给学生一个清晰的时间脉络（可以表格、示意图、数轴等方式），如夏朝（约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商朝（约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周朝（约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56年，分为西周、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战国），秦朝（公元前221-公元前206年），两汉（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东汉公元25-220年），三国（220-280年魏、蜀、吴三国鼎立），两晋（265-420年分为西晋，东晋、南北朝为386-581年），隋朝（581-618年），唐朝（618-907年），五代（907-960年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宋朝（960年-1279年，其中1127年-1279年为南宋），元朝（1271年-1368年），明朝（1368-1644年），清朝（1644-1912年），以数轴的方式呈现更清晰直观。
这样既可以突出历史学科的时序（历史学科的最大特点），明确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也可让学生能够自觉地将学到的相关内容串联起来，将那些像珍珠一样散落的孤立的知识点串到时间这根金线上，形成一根长长的项链，即我们所说的“线索”，进而找出一些制度、政策等历史现象间的传承关系，揭示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和规律性，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其次，明确阶段特征：如先秦阶段是原始社会的出现与发展及解体、奴隶社会的形成（夏）、发展（商）、鼎盛（西周）和瓦解（春秋）以及封建社会的确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是封建社会形成和初步发展的历史时期，也是当时社会政治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社会经济上从停滞倒退状态到初步恢复发展的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阶段是封建国家大分裂、民族大融合时期，也是江南经济大开发并开始赶上北方的历史时期；隋唐时期阶段特征是国家统一、政局相对稳定，封建经济继续发展、显现繁荣景象，各民族联系加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科技文化世界领先、全面辉煌；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封建经济的继续发展和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加强；明清（以前）时期的特征一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二是封建制度渐趋衰落。
再次，结合《课标》和《考纲》要求突出重点，在每一阶段复习之前先将这两部分比较列出，让学生能够知道哪些是必须掌握的，哪些是不需要掌握的。《课标》（此部分详见《课标》）要求与《考纲》（此部分详见《考纲》）中中国古代部分内容相结合。
第四，提升部分。中国古代史通常按政治、经济、民族关系、对外关系、文化五大部分来梳理，且之间互为因果。以唐代经济繁荣的原因为例，唐代经济繁荣的原因有：（1）国家统一，政局稳定；（2）统治者推行重视经济发展的政策；（3）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4）对外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5）文化科技发达；（6）人民的辛勤劳动；（7）前代良好的经济基础；先秦部分可以渗透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形态演变的根本原因等理论。以商鞅变法为例，由于生产力发展――铁犁牛耕，导致生产关系变化――赋税制度及阶级关系，推动商鞅变法――社会形态演变即封建制度确立，商鞅变法与秦统一中国建立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建立间的关系；又如，明清时期作为我国封建社会衰落阶段，在政治（内阁、军机处设立）、经济（资本主义萌芽与海禁、闭关政策）、文化（反封建文学作品、总结性科技著作）方面的反映。
第五，结合世界史部分，建立横向联系。为减轻学生负担，以中西联系密切之处为节点。如公元前六世纪前期至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古代希腊民主制度形成（梭伦改革、克利斯提尼改革）与发展（伯利克里改革）。古罗马《十二铜表法》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宗法分封制开始遭破坏、各国改革变法改革；希腊工商业发展与中国井田制遭破坏、土地私有制确立、铁犁牛耕小农经济形成、私商取代官商；古希腊智者学派、苏格拉底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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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文化差异对企业在国际贸易交往中的影响
(1)语言文字的差异对国际贸易合作的影响。语言是文化的根本,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特殊的文化内涵。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各国语言的相互碰撞,相互转化,成为达成交易的必经途径。但在国际贸易实践中,由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语言内涵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果语言转换的不合理,或贸易谈判中出现误解,就会阻碍国际贸易合作。国际贸易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交际形式,语言的合理转换在国际贸易中极为重要。从本质上来说,同一事物、同一词句、同一现象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可能被赋予了不同的语境、寓意和文化含义,进而产生跨语言交流障碍。
(2)价值观念的差异对国际贸易交往的影响。在我国,儒家的正统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人们习惯于用道德约束的力量来制约日常的生产生活,在西方国家则习惯于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这种价值观念上的差别,表现在国家贸易交往中就是各国处理纠纷的方式差异。因此,在国家贸易往来中,要特别注重不同国家之间价值观的差异。在对外贸易合作中,中国人解决问题所使用方式更偏向于人情的角度,而西方人则偏向于以法律规则为基准。因此,在进行国际商务交往和谈判时,谈判时间的选择、谈判技巧的运用、谈判过程的把握、谈判结果的商定等等方面都有着千差万别,要顺利推动国际贸易的进行,就要有的放矢,加强沟通交流,努力取得合作共赢的效果。
(3)历史文化、风俗、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不同国家的文化风俗都是在各自的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形成的,文化风俗的外在体现常常是对于同一事物的不同理解和反应。在中外国际贸易中,不同国籍的人在决策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态度存在差异。在国家贸易中,从产品的设计研发,到市场的开发建设、广告推销等等方面,都要结合不同国家内部国民所受的传统教育的影响,来研发不同的产品,采取不同的营销策略,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国际贸易更深层次的进行。
二、应对国际贸易文化差异的对策
(1)促进国际贸易环境法制化与规范化。健全的法律体系,是规范国际贸易交往活动的基础。特别是在现有的文化差异对国际贸易交往带来的不利影响下,更要探索建立健全国际统一的法律纠纷解决体系,不断用法律来规范和制约国际贸易交往活动,使国际贸易双方都能接受和理解,尽量减少文化差异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相关组织和机构应建立完善、简明、公正和透明的对外经济贸易制度,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决策机制。规范世贸组织纠纷解决的措施和条件,实行无差别对待,不能搞贸易歧视和贸易封锁,建立正常的国家贸易交往的环境,使各国经营者都处在统一的制度平台上,受到相同的外部约束,避免因道德等非规范化约束产生难以把握的影响。同时,各国进行的机构改革也应向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的机构设置靠拢,使经营者易于理解和适应相应的管理。世界贸易组织与其他世界性经济组织要尽可能放宽对落后国家知识产权贸易中的有关保护条款,免除对发展中国家服务、纺织品和农产品出口的种种限制,使落后国家尽可能获得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并取得比较收益和创汇的机会。同时,通过技术转移和投资带去先进的文化理念,促进世界各国走向文化融合,并在此基础上真正实现全球的无壁垒贸易。
(2)通过多种方式推进国际贸易的跨文化融合。消除文化差异对贸易不利影响的最有效办法是推动世界文化的融合,形成一种协调配合,相互尊重的多元文化综合体,使文化差异对贸易的不利影响消失并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因此,相关组织和机构应建立国际性的文化交流组织和文化交流中心,进行多层次、多形式的文化展示和交流,培养推进文化融合的跨文化管理人才,了解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消费习惯、生活方式、制度法规等,以消除观念、习惯、语言和艺术鉴赏等方面的贸易阻碍,通过文化融合促进国际贸易的自由化发展。同时,企业在进行对外贸易活动时应制定与当地文化融合的营销策略,创造当地人接受又有吸引力的情境,然后是在整个经营设计过程中注意配合文化环境要求进行创新,既要创造出适合销售国文化的产品,又要使定价的方式和程度为之接受,还要找到适合当地习惯的渠道,采取购买对象乐意接受的宣传方式,才能达到破除壁垒的目的。
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范文6
关键字：孔子学院；全球化；文化传播；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快。在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大众传播媒体的共同推动下，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发生交流和融合。面对这一趋势，各国在努力发展自身经济、政治、文化的同时，民族情感、民族意识和心理认同等文化特性也日益加强，弘扬传统文化已提上日程。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的终极关怀、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理想、中庸的处世态度及以人为本精神。其精髓是“和”。作为以语言为载体的中国文化国际推广机构，孔子学院的兴建与发展正是以“和谐”为文化内核。肩负着“立足语言。侧重文化，通过语言传播文化”这一使命向世界展示积极包容的中国形象。
一、全球化语境下的语言推广与文化传播
语言是一种交流、传递信息的工具，但并不仅限于此，它还直接反应出本民族的特点甚至哲学思想。尼采认为，语法结构决定着人们的世界观；海德格尔更进一步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作为文化的载体，语言是整个文化体系中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它与文化的其他部分不可分割。民族文化是文化的核心，自古以来就存在多样性，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人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历史观、价值观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把世界文化分为16种。历经发展演变，剩下了比较重要的五种文明，即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东欧和俄罗斯的东正教文明，北非和中东等地的伊斯兰文明、印度次大陆的印度教文明、中国和东亚的儒家文明。然而，随着英语的扩张，英语国家将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核心文化不断输入世界各国家和民族。对他国社会文化产生巨大的隐性影响与深层次渗透。从而进一步影响他国自身的民族与文化意识。到目前为止的全球化进程，始终是以西方世界尤其是以美国为主导的，特别是文化的全球化，某种程度上就是西方国家的法律规则、国家制度、哲学思想与价值观念在世界各地的推行。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预言，“文化全球化”的后果是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取代世界上各个民旗的传统文化。由此看来，传统文化的保留、传承、发展和现代化问题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它与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一样，必须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重视。
目前。以民族国家为后盾的各种传统文化也正借助全球化走向世界，从而使文化全球化具有双向流动和多向流动的性质，语言的国际推广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大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英、法、西、德、俄、日、韩等都为传播本国语言、提高本国语言国际地位，扩大本国语言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进行了大量投入和不懈努力。各国在其语言推广机构的章程中都明确规定了组织的使命与宗旨，旗帜鲜明地将推广本国语言和传播本国文化确定为组织的主要使命和根本宗旨。如英国文化委员会、法国法语联盟、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国际俄罗斯语言和文学教师协会等等。推广本国语言。让本国人民所创造的优秀文化被全人类分享，这本身就是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大贡献，另一方面，他国对本国文化的了解和接纳能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和信任，共同创造和谐的交流环境。每一种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这种独特的世界观可以认为是一个民族对世界的独特看法，语言的传播就是一种潜在的价值观输出。
二、孔子学院的发展现状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提高，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日益广泛和深入，汉语在全世界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教育机构和民众的重视，全世界掀起了“汉语热”的浪潮。中同教育都和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现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于2002年开始酝酿在海外设立语言推广机构。2004年11月。韩国首尔孔子学院挂牌成立，它是全世界首家正式挂牌的孔子学院。
孔子学院是中外合作建立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功能定位是对外汉语教学和中国文化教学，语言与文化教学并重，使之成为沟通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的桥梁和纽带。它所提供的服务包括：开展汉语教学；培训汉语教师，提供汉语教学资源；开展汉语考试(HSK)和汉语教师资格认证；提供中国教育、文化等信息咨询；开展中外语言文化交流活动。目前，孔子学院的设立模式有三种，分别是：设在北京的总部直接投资、总部与国外机构合作、总部授权特许经营。截至2010年10月，各国已建证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堂。共计691所。分布在9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已有30国81所，欧洲31国105所，美洲12国103所，非洲16国21所，大洋洲2国12所。对照2009年数据来看，孔子学院数目增长最快的是美洲。其次是欧洲。
结合各国家与地区的实际情况和需求特点，孔子学院开设的课程也有所不同，主要有以下几个主要部分：首先是汉语，其次是中国历史和文化思想；同时也向学习者提供儒学、道学、中国地理、社会习俗、传统和现代的生活方式、商业等课程；另外还有一些实用课程。比如书法、中医、曲艺、国画、武术，中国茶道、美食等。在传播渠道方面，除了常规课堂，还开通了广播孔子学院、黄河电视孔子学院和网络孔子学院，充分利用电子网络媒介。为各国学习者提供多层次的在线课程，拓展教学资源。总体来看，孔子学院正以强劲的势头快速发展。
三、孔子学院的文化传播价值
上个世纪80年代末，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的概念。软实力(softpowor)是能够影响他国意愿的无形的精神力量，它是通过吸引力而非威逼利诱达到目的一种能力，包括一个国家对外政策、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文化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以中国天人合一的终极关怀、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理想、中庸的处世态度以及以人为本精神等传统文化来打造国家软实力，合乎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利益。通过汉语言和传统文化精髓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孔子学院在中国传统文化全球化的战略中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1.扩大中国影响力，建立积极包容的国家形象
在全球文化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扩大汉语的传播范围、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提高汉语在国际交流中的地位。是扩大中国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综合国力
不断提高的同时，重视并适时加快汉语国际化的推广进程，传播中华文明，有利于增强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认识与认同，进一步建立积极包容的国家形象。
2.打造全球文化品牌，提升国家软实力
面对风靡世界的美国电影、日本漫画、韩国连续剧等文化产品，中国必须寻找能够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走向世界。在《日本的综合国力》一书中，作者指出：没有文化含量巨大的商业品牌和向全球辐射的文化传播能力，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活动能力就成了一句空话。孔子学院作为一个“走出去”的符号。其非营利性教育机构的性质，具有打造高信任度全球超级品牌的优势条件。在孔子学院的长期发展和管理目标中，制定科学有效的品牌管理战略，为其树立明晰的品牌形象，充分重视其品牌价值并发挥潜在角色作用。对于国家软实力提升有着重要意义。
3.带动相关文化产业链，促进国家经济发展
孔子学院的建立和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外同学习者学习和使用汉语并增加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一方面可以带动相关文化产业链，成为经济的新增长点；另一方面，随着对中国的了解和理解，有利于增加彼此的信任，降低成本，进一步扩大中外的变流与合作，这将给中国带来难以估量的间接收益。文化不仅是一种精神要素，它本身也为国家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4.加强文化交流与融合，增强民族凝聚力
汉语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也是维系中华民族的共同感情的文化特征和文化纽带，这对于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凝聚力和民族精神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孔子学院的教学与文化交流过程中，各种文化活动如戏剧、民间艺术展览、文学经典等走出国门，不仅使中国的优秀文化在世界广泛范围内传播，同时也增强了海外华人、华侨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
